历史上的今天---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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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5月7日
护国军政府设立军务院


1916年5月7日，已独立的滇、黔、桂、粤四省都督以护国军军政府名义宣布，为统一对袁军事和筹划建国方案计，特暂设一军务院，直隶大总统，指挥全国军事，筹办善后庶政。院置抚军若干人，用合议制裁决庶政。其对外交涉，对内命令，皆以本院名义行之，俟国务院成立时，本院即裁撤。 军务院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成立，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任抚军副长，梁启超任政务委员长。正式宣布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5月9日通告各国公使、领使：“以后除地方商民交涉，照例仍由各该省军民长官与各国驻近该地各官厅就近办理外，其中央外交事务，一概改由军务院办理。”从内外两方面否定了袁世凯政府的合法地位。 11日，军务院发布第二号布告，宣布“此次举义之真精神，一言蔽之曰：拥护约法而已”。号召“各省国会议员迅速筹备集会程序及地点，俾一切问题得以解决，各种法定机关得以成立”。次日，针对冯国璋否定“约法”的谬论，梁启超再次声明：“约法”者，民国之生命也。项城毁之，国人争之。国人以爱护“约法”，故不惜糜顶踵以为之殉。项城虽自绝于“约法”．而“约法”未尝因此而损其毫末也。项城所以失去总统资格，全因其犯“约法”上之谋叛罪、并非“约法”消灭，总统名义消灭，而彼之资格随而消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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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7日
日本向佳木斯武装移民

1935年5月7日，日本拓务省根据关东军的移民方案，制定了《关于满洲农业移民根本方策文件》，确定移民计划的根本方针为：自1936年起，在15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10万户，同时，日本拓务省在国内设立了“满洲移住协会”，负责宣传以及对移民的募集和训练工作。后关东军和满铁在中国东北设立了“满洲拓植株式会社”，负责安置日本移民。

第三次移民结束后，关东军曾针对移民由于东北人民抗日武装的袭击而产生的“屯垦病”，于1934年11月26日至12月6日召开了第一次移民会议。会议强调向中国东北大量移民的“国策意义”，并通过了关东军的“满洲农业移民方策案”，规定“日本向海外移民，以满洲为重点”。会后，关东军制定了各种详细的移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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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月7日
毛泽东、刘少奇作报告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

1937年5月7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上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他指出：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


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去做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资产阶级抗日派和我们建立同盟，也还等待我们的进一步工作。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需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样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巩固及其任务的完成，民主共和国在中国的实现，丝毫也不能离开这一争取群众的努力。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不能离开这一争取群众的努力。那我们的革命就能够迅速地完成。我们的努力将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

刘少奇在报告中论述了“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主张。刘少奇指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已经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党的政治影响在全国群众中迅速增长着，而且党在组织上领导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国内和平的实现，民主政治的实行，将使中国走向真正的统一。

他在分析了今后国共合作客观和主观的条件之后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具有极优越的条件来获取最后的胜利。但领导权并不是天生地属于中国共产党，资产阶级及整个第三营垒的人，也在用尽一切力量来争取领导权。

关于共产党如何来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刘少奇提出：

（一）在我们前进的时候，工作必须十分地艺术。应该完全地抛弃虚荣、夸大、空谈的作风，不要故意去刺激资产阶级的警觉性。要进行切实的工作，不要企图用吹牛皮来吓退敌人。

（二）应该善于保持自己的纯洁。

（三）要大批训练军事、政治干部。红军要成为干部学校，并使苏区全民皆兵。

（四）在党内与群众中加强国际形势教育。

（五）必须在政治上、原则上、理论上加强对于国民党及各派批评，加强对群众的共产主义精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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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7日
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二战结束

1945年5月7日，今天早晨，整个欧洲获得了解放。凌晨2点41分，德国按盟国的要求，在一个仪式上宣布投降。除了捷克斯洛伐克战场之外，所有战场都安静了下来。


投降书是在兰斯的一所很小的红色教学楼里签署的。这座不起眼的建筑一直是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总部。然而，艾森豪威尔却没有亲眼看到签字仪式，参谋长沃尔特-贝德尔-史密斯中将在场。苏联、法国和大不列颠都出席了签字仪式，德国代表是约德尔-古斯塔夫将军和汉斯-弗里德堡海军上将。

尽管投降条件还没有公开发表，但人们认为，必须解除所有德军的武装，战犯要接受盟国政府的裁决。囚禁在盟国中的战俘将做为劳动力重建备受蹂躏的欧洲各城市。盟国有可能分割德国，以迎合波兰和苏联的要求。但这只有在具有广泛意义的和平会议之后才能实现，而这个会议可能要在几年之后才能召开。在此期间还可能出现一些临时性的调整。

瑞典边境的纳粹军队在朝奥斯陆靠近，准备投降。挪威的纳粹军队也同意采取同样行动，尽管一位指挥宫抵制说：“我们并没有被击败，我们仍拥有强大的力量”。布拉格的德军在黄昏时分仍在顽抗，但最终也会放下武器。 与德国战争终于结束了，美国人民欢庆这一天的到来。然而，罗斯福总统的逝世又使整个美国沉浸在悲痛之中。也没有人忘记太平洋战争还在继续。

而欧洲对胜利的反响则更为压抑。老百姓蜷缩在那曾经是他们家园的废墟之中，疲惫不堪，无力庆祝战争的结束。大概只有在都柏林才能看到喧闹的庆祝活动，三一学院的学生们爬到房顶，插上英国和其它盟国国家的国旗，他们高唱着“统治吧，大不列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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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7日
英国和法国从叙利亚撤军

大1946年5月7日，英国和法国通告联合国他们已经比原计划提前15天从叙利亚撤军。这样，使黎巴嫩政府满意的撤军形势出现了。黎巴嫩人已得到保证，除少部分扫尾部队外，英国在6月底以前，法国在8月31日以前将撤出他们的军队。撤军命令是在两个中东国家提出官方抗议后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决议做出的。 苏联否决了这项决议，因为他们认为决议的措辞不够强硬。简言之，苏联是想要英国和法国的军队撤出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领土。而与此同时，联合国也要求苏联从伊朗撤军。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有可能抵制即将召开的安理会会议，他坚持认为联合国的这一要求是不合法的，因为苏伊之间已签署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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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5月7日
中国抗议美国残杀战俘

1952年5月7日，在朝鲜停战谈判期间，美国和南朝鲜方面，对朝中战俘人员进行了多次屠杀。1952年2月18日，美国方面在巨济岛第62号俘虏营对朝中战俘进行屠杀，其中75人被打死，139人被打伤；3月13日，美军又对朝中战俘进行了一次屠杀；3月20日，美国方面又在朝鲜釜山战俘营进行了一起屠杀朝中被俘人员的大血案，有86人被打死打伤。出于反抗，朝中战俘5月7日扣留了美方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并对美方提出了抗议。对于美军及南朝鲜军队残酷屠杀战俘和对战俘实行非人道待遇一事，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方面提出了严重抗议。扣留杜德事件发生后，联合国军部司令李奇微公然声称要用武力屠杀朝中被俘人员。为此，在5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会上，朝中方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向美方提出严重警告，并斥责美方企图强行扣押朝中方被俘人员的行为。5月1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坚决反对美方违反人道的“自愿遣返”和强迫甄别的血腥政策，全力支持我方被俘人员的正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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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5月7日
奠边府战役胜利

1954年5月7日，越南人民取得奠边府战役胜利。 1953年，越南取得抗法战争的一系列胜利。为了挽回败局，法军总司令纳瓦尔制定“纳瓦尔计划”，企图集中机动兵力，在18个月内夺回军事主动权。11月，法军空投5千多伞兵，占领奠边府，集结重兵，建立集团，作为进犯解放区的据点。12月，越军发动攻势，解放莱州并包围奠边府。越南劳动党中央决定在奠边府打一场具有决定性的战役。

1954年3月13日，越南人民军向奠边府发起攻击。经过55昼夜的战斗，5月7日解放奠边府，全歼守敌1.6万多人，活捉法军司令官戴卡斯特利，拔除法国殖民军在越南西北部的最后堡垒，粉碎了“纳瓦尔计划”。在1953--1954年冬春战役中，越军共歼敌11万人，迫使法国于1954年7月27日签订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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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7日
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 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在指示中还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它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办学的方针，造成了教育制度和教学秩序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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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7日
我军先后击落26架美军飞机

1966年至1970年，先后有26架入侵中国领空的美国军用战斗机、侦察机被击落。被击落的还有进入大陆上空的台湾当局军用战斗机、侦察机、水上飞机各一架。图为美空军主力机种之一。1967年5月7日入侵中国领空的一架该型号飞机，被中国空军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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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5月7日
《华盛顿邮报》因披露水门事件而钦誉全国

1973年5月7日，《华盛顿邮报》以其调查水门事件的报道为公众服务而荣获普利策奖。这一事件是1972年6月有人企图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安装窃听器而引起的，到4月为止它已酿成全国性的大丑闻。《邮报》接受了这份奖赏，但这一系列调查报道的荣誉应归功于首都编辑部的两位记者——29岁的卡尔·伯恩斯坦和30岁的鲍博·伍德沃德。

这两位年轻记者被指定调查华盛顿水门大楼民主党办公室被人闯入的事件以及5名被捕的嫌疑犯。开始时，此案似乎像一般的盗窃案。

当他们根据一份未经证实的、被称做“深喉”的消息来源继续调查下去时，发现有一个共和党情报网，一笔秘密资金以及与行政当局官员有关系的若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