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简史（外语翻译版）续

Eros

冷战（六）：70年代缓和的兴盛和消退

　到60年代后期，苏联的内外政策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从而迫使苏联不得不设法密切与美国的关系。首先，苏联的经济停滞不前。50年代，苏联国民生产总值 (GDP)增长6%以上，但到了60年代末，却回落到4%以下。在不改革体制的情况下，提高生产率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从西方进口技术并扩大与西方的贸易。第二，苏联与中国的关系日益紧张，这是使莫斯科谋求与西方缓和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第五章我们已经看到，60年代初的中苏分裂到1969年差一点酿成一场战争。对莫斯科来说，最关键的是要阻止中国与西方发生关系，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与西方自谋缓和。
　　促使苏联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的第三个因素是出于避免一场核对抗的需要。在这里，走向缓和的动力不是因为出现了问题，恰恰相反是因为取得了成就——到 60年代后期，在战略核均势方面，苏联已经与美国基本上旗鼓相当。举例来说，到1971年，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为1300枚，已超过美国1054枚的总数。美国虽然在许多其他武器方面仍然独占鳌头，但是昔日核优势的绝对地位已风光不再了。于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怪事出现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第一次有可能坐下来就真正的军备问题进行谈判。而以往在军备控制上所作的多次努力终归失败是因为美国总想把苏联的军力永远冻结在一个对苏不利的水平上。
　　到60年代后期，美国也同样准备实施缓和政策。尼克松在1969年1月他的就职演说中宣布：“在经过一个时期的对抗之后，我们正进入一个谈判的年代。”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有点出乎意料，作为一个强硬的***人士，尼克松毕竟在国内已经奠定了他的政治生涯，何故在对外政策上却把缓和放在了一个令人注目的位置上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从国际体系的一系列变化中去寻找它的来龙去脉。
　　当时尼克松政府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结束越战而又保持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同时在国内再也听不到对遏制政策的一片赞扬声的情况下继续与苏联竞争？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呼吁“从哲学上深化美国的对外政策”，他的意思是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国际秩序进行政策调整。基辛格说，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过于关注在一个相当孤立的地区——越南——取得胜利，却牺牲了全球力量均衡的利益。当今的世界正在从华盛顿与莫斯科两极均势格局转为五大经济和战略中心即美国、苏联、西欧、日本与中国共享的多极均势格局。
　　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观点意味着在对外政策上将淡化意识形态的作用，并承认军事实力在世界事务中不总是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就像40年代的乔治•凯南那样，基辛格谋求对苏联施加影响。对美国人来说，缓和不表示遏制政策的结束，相反，用J•I•加迪斯的话来说，“这是让遏制政策现代化以重新焕发活力的一种手段。”如果认为莫斯科与华盛顿都是用同一种思路去理解缓和的，那就错了。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美国是把缓和看作是惩戒苏联军事力量的一种手段，而苏联是把缓和看作扩展力量的一个绝妙良机。
　　在1972年至1974年间莫斯科和华盛顿一共举行过四次首脑会谈，从而把缓和推向了顶峰。军控问题是缓和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尼克松与基辛格坚持认为核武器够用就行了，不必追求优势，因而，华盛顿的核武器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60年代中，苏联已经发展了它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美苏双方现在既担心军备竞赛将付出高昂代价，又担心谁都无法在某一特定领域内占据决定性的领先地位。开始于1969年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是为了控制军备而不是为了裁军。在两个超级大国都可以用自己的核武器完全彻底地摧毁对方的年代里，双方所使用的战略就是威慑战略，军备控制是保持威慑的稳定性，使其免受威胁的一种方法，这种威慑的稳定性是伴随着武器的发展而产生的。
　　计算机化的制导系统一旦与带有多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联系起来，就可以摧毁敌方的陆基洲际导弹。反弹道导弹是一种保卫城市免遭攻击的防御性武器，因而，它打破了50、60年代作为威慑基础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旧教义。最后，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的发展使得战略平衡岌岌可危。带有一个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弹头的导弹可以同时向多个不同的目标分别发射十多枚核武器。
　　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于1972年结束，此次谈判没能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一个全面协议，但是却签署了两项临时协定。第一项是关于在5年内不发展进攻性战略武器发射架的协定(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限制在1054枚，苏联限制在1618枚；美国的潜艇发射弹道导弹限制在656枚，苏联限制在740 枚；远程炸弹的数量美国为455枚，苏联为140枚)。第二项协定规定双方可部署两个反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每个系统所配备的导弹发射器不得多于100 个。
　　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因没有对美苏提出足够严厉的限制措施而广受批评。比如，反弹道导弹系统只限制双方各拥有两个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每个系统不得带有100个以上的导弹发射器而已。其中的一个系统用来保卫各自的首都(莫斯科或华盛顿)，另一个系统用来保卫主要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场。但事实证明，哪一方都没打算在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允许的范围外再建造一个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此外，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被说成是“严重的失败”，因为它没有把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的发展问题包括在内，所以美国和苏联都先后继续部署此种武器。不过，莫斯科和华盛顿达成一项武器协定的本身毕竟是谈判的一个成就，第一阶段谈判也开始了使军控制度化的进程，确定了苏美两国的核平等地位，从而使这两个核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趋于缓和。
　　欧洲的缓和与超级大国之间的缓和虽然紧密相关，但起源不同——欧洲的缓和主要源自于联邦德国而不是美国。1969年10月，社会民主党联合自由民主党首次赢得联邦议会的多数席位，威利•勃兰特成为新总理，这标志着联邦德国政策向左转，也标志着联邦德国政策即将与下台的基督教民主党严厉的***政策分道扬镳。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寻求消除两个德国国家之间的屏障，进而总体上促进东西欧之间更合乎人情的接触和经济联系。勃兰特相信，哈尔斯坦主义——声称凡承认民主德国的国家，联邦德国一概不予承认——所起到的效果不是孤立民主德国，恰恰孤立了联邦德国本身。对苏联来说，欧洲缓和的主要目的是赢得西方对德国分裂和对东欧领土现状的承认。
　　 1970年8月，苏联与联邦德国签署了《莫斯科条约》，这个条约几乎就是一个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和平条约。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未曾签订过正式的和平条约以结束德国和西方盟国之间的战争状态。按照这个条约，联邦德国确认德意志民族分裂为两个国家的现状，正式接受战前德国东部土地已划归波兰和苏联的现实。这一条约是勃列日涅夫的胜利，因为苏联在德国的地位得到了西方的承认，从而开创了一个欧洲缓和的时代。
　　柏林问题在四国签署的《柏林条约》(1972年)中已经解决，莫斯科承认联邦共和国可以与西柏林保持并发展一种特殊的纽带关系，这是勃兰特东方政策的胜利。苏联承认柏林的现状，从此再也不会要求西柏林成为一个独立的城市或者威胁联邦德国把通往民主德国的所有通道交给民主德国。1972年12月，在联邦德国尚未在外交上正式承认民主德国的情况下，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签署了《基础条约》，接受在德国土地上存在着两个德国国家的现实。
　　威利• 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对缓和欧洲心脏地带的紧张局势影响颇大。但是，苏联却急于解决德国问题以外的其他问题，寻求西方承认东欧各国的合法地位并接受该地区的现状。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产生的不是一纸和平条约，而是一份意向宣言，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赫尔辛基协议》。《赫尔辛基协议》中最有争议的一个部分就是呼吁签字国尊重人权的所谓“三个篮子”。
　　由于1968年发生了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赫尔辛基会议的批评者感到很难同意《赫尔辛基协议》的许多条款，勃列日涅夫主义却竭力为侵捷事件以及东欧集团国家不光彩的人权记录辩解。看来，西方除了从苏联那里得到保证行为良好的含糊不清的承诺以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当东欧集团政府在处理人权问题上没有任何实质性进步的时候，西方立即出现了一股不信任缓和的情绪，这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会看到。
　　缓和本身充满着很多矛盾，无论是华盛顿还是莫斯科都不想承认这一点。莫斯科只想得到西方在军控、贸易和中亚问题上的合作，而不打算接受其他地区的现状。苏联意图把它的影响扩展到第三世界去，在那里，缓和遇到了挑战。
　　第一次真正的挑战来自1973年10月赎罪日期间叙利亚和埃及袭击以色列而引发的中东战争。正巧苏联在此之前把它的军事人员撤出埃及，人们于是怀疑苏联早就得知此事。而仅在数月前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刚签署了一项协议，规定各方必须把可能发生危及世界和平的任何冲突通报对方。诚然，那场危机没有演变成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对缓和的信任产生了动摇。
　　造成缓和趋于消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70年代苏联在非洲奉行积极进取的政策。1975年，葡萄牙一个最大也是最富裕的殖民地安哥拉在争取独立的浪潮中因内战而分裂，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之所以稳操胜券，正是因为它得到了苏联大量的军事援助(以坦克、飞机和火箭发射器的形式)和1.2万多名古巴作战部队的支援。共产党如此大规模地对非洲进行军事干涉，这是第一次，这在美国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1974年8月在尼克松之后继任的福特总统禁止在他的政治词汇中出现“缓和”这个词。苏联和古巴在1977年再次干涉非洲事务，这次它们支持埃塞俄比亚把索马里赶出欧加登地区。苏联卷入的规模之大引起了华盛顿的警觉，再加上苏联在其他地区的作为，更使人感到好像莫斯科正忙于在一条辽阔的战线上进行一场地缘政治的攻势。举例来说，1975年苏联军队曾帮助北越战胜了南越；1979年，北也门也是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战胜了南也门。卡特总统的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把苏联的地缘政治攻势称为“危机的弧光”，但是人们不太清楚莫斯科究竟是出于一种宏大的设想才这样做，还是仅仅对互不相关的地区争端作出机会主义的反应而已。然而，无论如何，美国在越战后对到国外冒险所表现的厌恶情绪被苏联充分地利用了。
　　苏联和古巴卷入非洲之角事务的行动激起了美国国内舆论对卡特总统对外政策的批评，指责他没有与苏联展开更为激烈的竞赛。在越战和水门事件后形成的一片反战***的声浪中，南方的民主党人吉米•卡特于1977年上台执政。但是卡特的自由主义主张在美国政策较长时期向右转的过程中只是一个短暂的空白期。赞成恢复传统的冷战政策的冲力已在70年代后期蕴酿成型，缓和是这一趋势的受害者。
　　缓和趋于消亡的另一个因素来自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在1979年，谈判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确定双方的导弹发射器(洲际弹道导弹和潜艇发射弹道导弹)以及重型轰炸机的总额不得超过2400 枚(架)的水平，同时也对为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配套的导弹发射器数量规定了一个最高限额。尽管各方都没能从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得到有决定意义的好处，然而，美国却越来越担心苏联正主要在洲际弹道导弹的重量和数量上谋求战略优势。1979年，当一个苏联作战旅在古巴被发现后，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条约，这就为军控与缓和划上了句号。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这给缓和以最后的致命一击。卡特总统以略带夸张的口吻将苏联的入侵描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世界和平的最大的一次威胁”。苏联的行为是出于企图把它的影响明目张胆地扩张到波斯湾地区的战略计划呢，还是仅仅对一个地区局势作出的反应，尚不得而知。但重要的是这场入侵所带来的后果。
　　苏联对于阻止一个***的伊斯兰共和国出现在它的边界上是有极大兴趣的。正因为如此，苏联向阿富汗派出了一支 8万人的部队以武力去维持刚被它建立起来的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政府。入侵规模之大使美国大为吃惊，它促使卡特政府重新实施传统的遏制战略。但是，回到冷战的理论和政策的不是1981年罗纳德•里根的共和党政府，而是在总统任期内最后一年的卡特政府。
　　华盛顿和莫斯科对缓和的期望各不相同。尼克松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安全顾问，后来成为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明确无误地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认为，对美国来说，缓和意味着苏美之间的竞赛必须有个规范，两大国在发展军备和第三世界的问题上应提倡合作。基辛格对缓和的看法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个再也不存在无可争辩的军事优势的世界上，美国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
　　苏联希望通过缓和去控制军备竞赛，增强与西方的贸易联系，让西方承认它作为一个同等超级大国的现状。苏联在品尝了几十年军事劣势的苦头后，终于获得了核平等地位，现在它想行使一下反映这一新地位的权力。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这意味着它要在第三世界中扩大它的影响，而正是这个过程使缓和之路走到了尽头。
　　当罗纳德•里根1981年1月当选总统的时候，缓和被认为是一个失败而被一笔勾销，莫斯科也因它的消亡而备受指责。然而，这是一个失败吗？与美国的政治家相比，那时某些历史学家却用一种较为同情的目光看待缓和，比如，J•L•加迪斯就认为，对缓和的指责首先是建立在对什么是缓和的一种误解之上的。他认为，缓和既不是企图结束军备竞赛，也不是消弥苏美在第三世界的争夺，缓和更不是为苏联的改革提供一种有用的手段，尽管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一些议论。缓和的目的倒是与苏联共同努力防止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分歧不断演变为险象丛生的危机。
　　平心而论，缓和确实取得过一些成果。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条约限制了某些战略武器的发展；柏林这个冷战中的痼疾被欧洲的缓和所消除；在中东，苏联的力量被大大削弱，苏联在经济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离不开西方。也许，一个最为重要的成果就是华盛顿结束了把目光只盯着被基辛格称为“大洲上的一个小半岛”的越南的不能自拔的困境，而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举足轻重的全球性问题上来。
　　当然，以华盛顿的观点，缓和在三个主要方面没有达到它的目的：即联动、军事均衡和人权。联动的目的是试图用一系列正负强化的手段去改变苏联的行为。之所以失败，一部分原因是美国并不清楚究竟要从苏联那里得到什么，造成这一失误的主要原因是总统与国会的权力分离：经常被反对党控制的国会否决总统签署的协定。比如，杰克逊参议员要求苏联在取得贷款和最惠国地位之前增加苏联犹太移民，结果招致1972年的苏美贸易协定付之东流。而此前尼克松政府已向苏联递话，使其相信签署贸易协定是报答苏联在柏林、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东和越南问题上的合作。
　　缓和没有达到真正军事均衡的目的。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目标是决不让苏联人在某些战略武器方面占优势。恰恰相反，尼克松政府希望在不受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定限制的领域(如B-1轰炸机、三叉戟潜艇和MX 巡航导弹)寻求军事集结，但是越战的噩梦使国会大砍所有军费，因此，在某些战略武器方面，美国落后于苏联。为此，有人怪罪于缓和，事实上，正是国会内的反战情绪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第三方面的失败在人权。最常听到的对缓和的指责之一是缓和忽视了对外政策中的道德性。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对外政策被指责为把稳定和秩序置于正义和道德之上。诚然，他们两人确实喜欢悄悄行动，比如，与中国的谈判和关于军备控制的会谈就是如此，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没能说服国会和公众了解他们这种战略的妙处。但是他们却错误地大谈缓和，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莫过于1975年关于人权问题的《赫尔辛基协议》，这一协议使西方以为苏联集团在人权领域的作为已有了改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冷战（七）：里根、戈尔巴乔夫和冷战的结束

　 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当选标志着美国政策的一大变化，他上任时苏美关系正处于20年来的最低谷。里根毫不留情地痛斥美国70年代的对外政策，他对缓和以及军备控制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三个话题上：第一，华盛顿决无可能与一个极权国家保持稳定关系；第二，苏联打着军控(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 的幌子实际上已取得了领先于西方的军事优势；第三，美国军事优势的丧失并非不可避免，相反，美国恢复其军事“安全限度”是可能的。
　　里根是一位充满自信的政治家，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的对抗是他的本能。1983年他斥责苏联是一个“罪恶帝国”，所幸的是，这一对抗态度并没有演化成对抗政策。1982年被任命为国务卿的乔治•舒尔茨要求与莫斯科一起对军备实行控制，里根本人在发表苏联是“罪恶帝国”讲话仅一年后也表示：“我们准备与苏联进行建设性谈判。”苏联新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推行军事优势政策，那么两国将继续斗下去。
　　在未取得军事优势地位以前，里根是决不会恢复军控谈判的。为此，里根政府制定了一项五年计划，打算花费1800亿美元实现美国战略部队的现代化。但是，欧洲日益高涨的反核运动和美国国内的“冻结”行动迫使华盛顿回到了谈判桌旁。
　　首先要谈的是欧洲中程核武器问题。1971年以来，苏联一直在部署一种针对西欧的更为精确的新型中程核武器SS-20导弹，而北约却没有任何导弹能与之匹敌，因此，华盛顿迫于西欧领导人的压力，不得不在1979年接受著名的“双重决定”：首先，在联邦德国部署潘兴-2弹道导弹，在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部署陆基巡航导弹；其次，向苏联建议只要苏从欧洲撤出所有的SS-20导弹，北约也不在欧洲部署任何核武器。在1981年进行的关于中程核力量问题的谈判中，里根提出“零点选择”建议，但遭苏联拒绝。当北约于1983年11月开始部署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时，莫斯科立即中止了会谈。1983年是苏美关系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糟糕的一年。1982年开始的讨论战略核力量的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与中程核力量谈判同时中止。1983年3月上旬，里根宣布了战略防御计划(SDI)，这一计划将在太空部署一个由激光武器和粒子束武器组成的保护罩以对付弹道导弹。这个“星球大战”讲话不只是解决美国易受来袭导弹攻击的另一个建议方案，这个讲话把进攻性武器描述得一无是处，从而把整个战略图景变了个样。对于“相互确保摧毁”这一观点，里根始终耿耿于怀，而“星球大战”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劳伦斯•弗里德曼所说的“从核困境下大逃亡”的机会。大多数科学家认为，要在太空建造一个完全有效的保护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将会看到里根的继任人乔治•布什上台后就放弃了这一计划。然而，苏联却在80年代把“战略防御计划”看作是决心为军备控制另辟蹊径的总统做的一场恶梦加以认真对待。苏联认为，如果这项计划得以实施，那么美国就可以免受苏联的攻击，如真是这样，那就打破了基于“相互确保摧毁”战略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均衡。
　　里根对缓和与军备控制的指责以及他对建立一个强大的核防御体系的执着使美国的西欧盟友们深感不安。1983年部署的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不但没有给欧洲人带去安全，反而产生了负面影响。接着，里根单方面宣布战略防御计划使众多的欧洲人看到最大的战争威胁不是来自苏联的所作所为，而是来自军备竞赛本身和美国的霸道行径。西欧仍热衷于单独与苏联寻求缓和。1980年在波兰出现了一个***的工会组织——团结工会，第二年，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政府实行军管，团结工会遭到取缔。当华盛顿对波兰和苏联实施经济制裁时，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更趋紧张。
　　 1981年里根上任时就断言“苏联是引起世界不安的起因”。里根政府作出了保护中美洲萨尔瓦多右翼政府，打击左翼游击队的选择；里根政府派驻联合国的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在“独裁”专政和左翼“极权”专政之间划了一条著名的界线：前者对美国友善，可以逐渐进化为民主国家，后者绝无此可能。里根希望尼加拉瓜停止向萨尔瓦多游击队提供武器。当美国国会拒绝向尼加拉瓜反革命武装(Contras)提供援助时，里根却把这一决定搁在一边，继续向“自由战士”提供秘密资助。
　　在里根的第一个任期内，苏联由于在3年内三位领导人先后逝世正经历着一个过渡阶段：1982年11月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逝世，接着是1984年2月尤里•安德罗波夫和1985年3月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先后病故。那几年里，克里姆林宫一直被说成是老人病房兼殡仪大厅。更糟糕的是，由日益显示出的僵化经济而引发的政治危机给苏联带来阵阵剧痛。20年内，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下降，从60年代的5%多一点下降为80年代初的2%。苏联在微电子和计算机等主要技术领域的颓势更为明显，与西方的差距正在扩大。
　　苏联是一个畸形的超级大国：军事上，它与美国并驾齐驱，但经济上，它远远落后于对手。按人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很低，产品质量差，大部分人口还从事着农业生产，而且连年歉收。以原材料出口为主的经济状况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极为相似，与西欧或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无法相比。到80年代初，“各种相互关联的力量”(常用来形容竞争国力量的一句马克思主义术语)正向不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着。
　　 1985年3月11日契尔年科逝世数小时后，苏共中央全会选举米哈伊•戈尔巴乔夫为党的总书记。54岁的戈尔巴乔夫属于不了解斯大林的恐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一代，所以，他才可能制订出一套革命的对内对外政策。这些政策实施的后果尽管不是出于本意，却造成了在东欧的苏维埃帝国的崩溃、冷战的结束和苏联自身的解体。
　　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两个俄罗斯新词汇进入了政治语言，这就是perestroika，意即新思维，和 glasnost，意即公开性。公开性的概念标志着与一个先锋队政党的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决裂，这是一个掌握着“正确”路线，领导着一大群落后人民的党。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公开性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被一群人用来反对从未受到过挑战的共产党的统治。公开性可能在两个方面发挥它的作用：它既有可能吸纳来自党外的新思想去鼓励政治上不同意见的辩论，同时它也有可能破坏共产党的权威。开始时是一场改革，而结束时可能变成了一场革命。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在国际事务上提出了“新思维”，他说在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赢家”，他声言这个世界是相互关联的，他把所有的人比喻为被一条绳索捆绑在山腰上的攀援者。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标志着冷战开始结束，确实，他一上台就着手去结束这场冷战。军备控制实质上是为了寻求与美国的政治妥协。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1985年至1988年间一共举行过4次首脑会谈，到80年代末，苏美两国关系从冷淡与交恶变成了信任与和解。
　　 1985年11月，在日内瓦举行的首次首脑会谈上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结果，但两国领导人在公报中一致同意“核战争赢不了，不能打”的观点。这一声明代表了苏联在观念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并暗示了苏联有可能考虑削减它的洲际弹道导弹部队。然而，苏联对战略防御计划所持的反对态度成了军备控制谈判中达成任何实际协议的一个主要障碍。
　　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的第二次首脑会谈是1986年10月在冰岛雷克雅未克的一所怪屋 [注：霍弗迪宫，一座小型政府宾馆 ] 内举行的。在核外交的历史上，这是一次最为奇特的会谈。雷克雅未克会谈的议事日程与美苏两国的期待背道而驰，既不是谈什么军备控制问题，甚至也不谈削减武器的问题，而是把核时代里最没有意义的问题——完全裁军——作为首脑会谈的话题。在最后一轮会谈中，里根呼吁在10年内销毁所有的弹道导弹，而戈尔巴乔夫则坚持美国必须把战略防御计划的研制限制在“实验室”内，里根对此毫不让步，首脑会谈终告失败。
　　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编织的无核世界的美梦只是一个梦想。虽然首脑会谈失败了，但却为日后在三个领域内的稍低层面上达成一致奠定了基础，这三个领域分别是：销毁美苏两国的陆基中程导弹、大量削减战略防御武器和共同承诺不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或只在一段商定的时期内推进战略防御计划。雷克雅未克会谈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削减战略武器和中程武器的协议有赖于就太空武器是否能达成协议。这是一个要么包罗万象，要么一无所有的一揽子计划。1987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三次首脑会谈上，戈尔巴乔夫给这一揽子计划解开死扣，提出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关于销毁陆基中程和短程导弹的建议。
　　在削减美苏两个大国核武库的问题上，中程核力量条约(INF)的签署是重要的第一步。在军备控制谈判的历史上还是首次就一个广泛的核查程序问题达成了协议，授权在搜集数据和目睹导弹销毁的国家之间进行相互监督。中程核力量条约表明，军备控制不仅有可能简单地加以限制，而且有可能加以逆转，正因如此，它在核武器谈判过程中树立了一块里程碑。
　　第四次首脑会谈于1988年5月在莫斯科举行，但未能就如何削减各自的战略核武器问题达成一项协议。障碍同样来自对战略防御计划的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然而，尽管第四次首脑会谈没有任何结果，但它并没有阻止削减武器谈判的势头。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几乎一手抹掉了美国关于苏联是一个“罪恶帝国”的看法。
　　尽管戈尔巴乔夫代表自己的国家把他的公共关系演绎得相当出色，但是，把他的对外政策的本质说成是“衰败外交”也许是相当准确的。他与华盛顿达成的一些军备控制的协议没有使美国倒是使苏联作出更多的削减；在反对北约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导弹方面，苏联已形不成什么宣传攻势；1988年4月，莫斯科同意从阿富汗分阶段撤军方案，而置他们选定的喀布尔领导人的死活于不顾；在东欧，政治和经济改革所聚集的动力促使那里的苏联帝国于1989年整个崩溃。如把它放到一个帝国最终衰败的大背景下去看，那么，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的“胜利”至少是卓有成效的。
　　里根在1981年至1989年间的总统任内，其对外政策让评论家们感到困惑不解。一方面，不断有人强烈指责里根政府在中美洲的对外“侵略”政策，还批评里根相信一个现代化的核导弹的防护罩，即战略防御计划的可行性。1986年里根政府向伊朗秘密销售武器，向尼加拉瓜***叛乱武装提供援助一事被揭露，所谓的“伊朗门事件”对里根总统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另一方面，因他完全改变了与苏联进行的核辩论的本质，里根又应该受到赞扬。在里根的努力下，关于武器限制的毫无成果的谈判进程变成了关于武器削减的一系列创造性谈判。在80年代初开始的新一轮冷战中，里根担当了一个主要角色，到80年代后期，他又成了推动与苏联真正和解的原动力。
　　这是欧洲战后历史上不可思议的一年。在短短几个月内，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所有东欧共产党政权就分崩离析，烟消云散了。英国记者蒂莫西•加顿•阿什在捷克革命中途的11月23日到达捷克，并对后来的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说：“波兰花了10年，匈牙利花了10个月，民主德国花了10个星期，捷克斯洛伐克也许只花10天时间。”
　　东欧各国各自都有推翻的理由，但是对所有有关国家来说，以下三个方面是共同的：第一，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发挥的作用。他公开宣称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勃列日涅夫曾经说过，为了把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内，苏联有权对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军事干涉。因此当一个东欧政权受到革命威胁时，苏联不再主动出兵保护，从而使一场革命成为可能。第二个理由很简单，这就是失去了广大群众的支持。第三，在过去的10年内，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当西欧正自信地阔步向前之时，东欧却因低增长、高外债和人均国民产值低而止步不前。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1965年-1982年)，苏联的影响几乎是消极的，换言之，来自东欧共产党政权内部的改革都是不能容忍的。大海啸开始于 1980年夏的波兰，结果出现了一个“团结工会”这样的工会运动。在格但斯克列宁船厂一名电工莱赫•瓦文萨的领导下，团结工会进而向政府提出要求，要政府真诚接纳独立的工会组织，停止新闻检查并释放不同政见者；1981年，波兰实行军管，团结工会被迫转入地下，但是在80年代中，它的力量不断壮大，到 1988年波兰经济一团糟时，它迫使政府承认团结工会为合法，并于次年举行大选。1989年6月，大选的结果导致整个政府的垮台，团结工会赢得了国会 100个席位中的99席。12月，国会正式从政府中把共产党领导排除出去，并且恢复战前的国名——波兰共和国。
　　与波兰不同，匈牙利的改革动力来自共产党内。1956年以来一直领导着匈牙利共产党的亚诺什•卡达尔被党撤换，1956年革命中被处决的领导人伊姆雷•纳吉被重新安葬，恢复名誉。1989年10月，新的匈牙利共和国宣布成立，并于1990年3月举行自由选举。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其他东欧国家的情况都不相同。建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个政权，它存在的惟一原因就是维护社会主义：什么时候社会主义失去信誉，民主德国政权就要垮台。民主德国政府不是垮于改革后的一段时间，而是垮于拒绝改革，这一情况与波、匈不同。借助于柏林墙的保护，自1961年以来的整个60年代，民主德国经济得以复苏，但到80年代，它的经济却停止不前。当匈牙利在1989年5月开放了它与奥地利的铁丝网边界后，民主德国再也无法阻挡它的难民潮水般地背井离乡了。大规模的示威导致了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这一事件注定了共产党政权的寿终正寝。
　　 198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革命，从11月17日发生到11月27日结束仅10天时间。捷克改革运动是政治外行们的所为，为首的是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他曾因支持不同政见者坐了多年的牢。11月在布拉格发生的示威游行要求共产党放弃统治，导致了政权的巅覆。1989年12月30日哈维尔当选为总统。
　　保加利亚托波夫•日夫科夫的政权也在1989年11月被推翻。罗马尼亚是东欧最后一个爆发革命的国家，1989年11月25日，当群众与国民卫队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发生暴力冲突后，齐奥塞斯库总统被推翻。
　　除了罗马尼亚，所有这些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们都是不流血的，这与1848年的欧洲革命不同，1989年在欧洲没有反革命。东欧那些“人民民主共和国”是外界强加给人民并靠苏联的力量支撑起来的政权。当戈尔巴乔夫清楚地表明苏联不再给予支持的时候，它们就垮台了。那么，在1989年的一系列革命的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在起主导作用呢？拉尔夫•达伦多夫在题为《欧洲革命的反思》的书中坚持认为，不能简单地把198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理解为赞成资木主义。诚然，它们是选择自由的宪政革命，但1989年死亡的，用拉尔夫•达伦多夫的话说，“是对一个‘真理’被独家统治着的封闭世界的信念。”
　　在西方，几乎没有哪一位观察家能事先预料到苏联会在80年代末崩溃。在这里，回想一下戴•托克维尔在19世纪提出的一个论点还是很实用的，他说，革命不是发生在专制政权大肆镇压的时候，说得更确切些，革命是发生在它们正寻求改革的时候。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正是如此。当戈尔巴乔夫1985年掌权时，苏联还没到崩溃的程度，苏联开始解体是执行他的一系列政策的结果。
　　戈尔巴乔夫最严重的弱点之一，是他不懂得民族问题的革命潜力。在1988年和1989年卡拉巴赫自治州的亚美尼亚人要求脱离阿塞拜疆；格鲁吉亚要求从中央控制下独立；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也主张独立。戈尔巴乔夫愿意给这三个共和国以更大的自治权利，但是其他保守的反对派担心他的改革政策可能导致苏联的分裂，这就是1991年8月发生反对他的政变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相信“苏联人”这个概念，换言之，他相信存在着一个可以超越民族特性的苏联。然而，正如我们已经在东欧看到的那样，革命吞噬了他的改革。在1989年这个历史性一年的年终，戈尔巴乔夫与布什总统在马耳他会面时宣称：“我们再也不把你们看作为敌人了。”马耳他首脑会谈成了冷战结束的象征。
　　冷战的结束对欧洲以外的世界产生了影响。古巴军队1991 年撤出安哥拉，从而结束了自1975年以来在那里的内战；1989年，越南迫于苏联的压力从柬埔寨撤军；在中美洲，苏联停止对古巴的支持，导致古巴削弱了对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叛乱者的支持，从而促使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在1990年举行大选，产生了一个联合政府；在非洲之角，继苏联停止对埃塞俄比亚的支持后，美国也停止了对索马里的支持，埃、索两国间的战争随之结束。
　　冷战结束后一年半，苏联才宣告解体。1990年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合并，结束了欧洲分裂的局面。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以及丧失东欧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国内受到指责，他那来自左翼的主要挑战者是在 1991年当选为俄罗斯共和国总统的鲍里斯•叶利钦。而推翻戈尔巴乔夫的八月政变的策划者是一些强硬路线分子，八月政变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叶利钦没有动摇，军队拒绝参与。不过，这场未遂政变的结果使执政了74年之久的共产党遭到取缔，苏联本身在之后8月至12月的4个月内终于解体。
　　美国的政策对苏共垮台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呢？遏制政策的建筑师乔治•凯南在1992年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说对苏联内部的变化，美国实在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但是凯南提出遏制政策的初衷就是设想遏制政策将可能鼓动苏联内部发生爆炸。而苏共的崩溃确实来自内部，这一崩溃也确实是在里根和布什两位总统任内美国推行一条对苏强硬政策的时候发生的。但是，必须牢记的是，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始终在产生着改革和革命的动力，而这个进程的快慢并不是主要由它与美国的关系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