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3千万，周恩来命令：销毁报告不得外传

张帅

饿死3千万，周恩来命令：销毁报告不得外传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0月08日 转载)

来源：观察
(博讯 boxun.com)


炎黄春秋再揭中共极权时代“人吃人”历史

2008年第10期《炎黄春秋》杂志刊登杨继绳《“大跃进”五十周年祭》文章，该文提到甘肃饿死人最严重的“通渭问题”，称1959-1961年甘肃省通渭县人口“减少了98251人”，相当于应有人口的32.8%，减少人数包括饿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在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期间，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与河南省的“信仰事件”同样惨烈的事件。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事情曝露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肃省委将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此前的《炎黄春秋》杂志曾以内部简报的方式披露过安徽亳县“大跃进”发生后1960年间大量饿死人的史实，可惜简报传播范围有限，杂志当时也不敢公开传播。

最新出版的这期杂志，则公开披露了中共一直都在隐瞒的甘肃通渭“大跃进”人吃人真相，其中提到前通渭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敬根年1960年2月到通渭县城关公社中林大队亲眼看一家人烟囱冒烟，一看锅里煮的是人肉。人吃人事件在通渭县的档案中也有不少记录，杨继绳作了转述。

不久前的2008年8月，作者杨继绳在香港出版的大作《墓碑》，被认为是“为大饥荒研究树起一座纪念碑”，该书为大陆禁书，网络下载页也多被关闭。2008年第10期《炎黄春秋》刊登“通渭问题”一文，被称是《墓碑》一书的一部分，以此种方式在大陆传播。杨先生是北京被认为是党内改革派喉舌的刊物《炎黄春秋》的副社长，曾是新华社资深记者，他为调查大饥荒真相，下了十年功夫。搜集大量翔实的资料，完全推翻了中共当局对大饥荒的定性，他认同 1959-1961年饿死人约达“3600万”的死亡数字。

2008年12月，中共将高调纪念所谓“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可这三十年中，中共高层对大饥荒的定性从没有改变过毛泽东时代的定性“三年困难时期”，有的学者撰写的史料还颠倒黑白地称“三年自然灾害”，至今未全部公开真相，也未进行认真反思。

2008年第10期《炎黄春秋》杂志（总第199期），10月4日出版，截至10月7日，其目录和正文尚未上网，目前不知主管中共宣传系统的监管警察机构----中宣部对此文有何表示。该杂志未上网，也有可能表示被中宣部施加压力。

2008年香港出版的《开放》杂志10月号重点推荐了杨继绳的《墓碑》，开放总编辑金钟撰文评价认为，毛泽东忌讳“大饥荒”的死人问题，1962 年刘少奇当面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无语应对。前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生前这样评价毛泽东，“大饥荒三千万冤魂决定了毛要以'亚洲最大的政治流氓'的一切手段，不计后果地铲除一切可能找他算帐的人。”北京教授谢韬教授去年曾在《炎黄春秋》上公开批评毛泽东时代 “三年大饥荒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杨继绳的《墓碑》揭露了中共掩盖历史真相，比如1961年陈国栋、周伯萍、贾启允三人汇总各省人口统计，全国少了几千万，报告给周恩来毛泽东二人。周恩来阅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三人销毁材料和印刷版后，周不放心还特地电话追查一次。周伯萍时任粮食部副部长。这些数字都是杨继绳利用新华社记者优势采访所得，公安部规定各省人口统计数是“绝密”资料，只能让极少数人看。如山东省大量饿死人的数字，只有正副书记、正副省长、公安厅长五人可以看，可见，“中共高层对酿成大饥荒的犯罪恐惧是如何深重！心理是何等阴暗”。不过，2008年第10期《炎黄春秋》杂志只提到甘肃饿死人、人吃人的事情，却没有公开全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饿死人的数字，分析人士认为“未公开更多的饿死人数字，说明他们遇到了更大的压力”。（锡安） _(网文转载)(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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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阴暗不阴暗的，报喜不报忧是中国人的优秀品质，说明咱们生性乐观，啥事都往好了想，好像父母卖血供孩子读书一样不会告诉孩子，这能叫阴暗？

张帅

铁流：一个村饿死人的碑文和名单 原题：一个村饿死人的碑文和饿死者的名单
铁流 至今有人说，1959年1961年中国没有饿死人。说饿死人全是地、富、反，坏、右分子造谣生事，是一些仇恨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Zheng的阶级敌人，故意 编造出这谎言反对毛泽东思想和诋毁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这些话的人不是无知，便是故意为他们的心中偶像开脱罪责。事实就是事实！ 我是灾难的经历者和受害人。我们天府之国的四川就饿了一千二百五十万人（见原省委书记廖伯康先生回忆录）。我的继母黄周氏，二伯黄亦合就饿在1961年。 在1960年，四川省的宜宾市中山街一户人家，就骗杀娃娃当兔子肉卖，这是尽人皆知的事。1964年我因右派反革命关押在沪州省四监狱，同队几个判死缓的 康、刘、王等几个犯人，就因饿荒了杀人吃而坐牢。1978年我在雷马屏马家湾中队劳改，一个以“伤风败俗”罪，判刑十六年的高个子刘姓贫农，成天高喊： “我犯什么罪，国家不要，供销社不收，煮来吃了（他把一个死孩子煮来吃了），填填肚子有啥错？”新近，由香港书作坊出版、辛子陵所著的《红太阳的殒落—千 秋功罪毛泽东》所提供的内部解密资料：大跃进三年，全国有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被活活饿死（专家原估计推算为四千五百万人）。老天，三千七百五十万五万人， 多大一个数字呀！不批判毛泽东？天理、国法能容吗？当今执政的中Gong精英们，你们应该怎样面对此桩罪恶，回避、正视、不理？

如你还不信，家在河南省信阳专区光山县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的吴晔兴和他父亲吴永宽一起，搜集整理了一份本村饿死人的名单。他说：“我 的良心驱使我花了一些钱，委托村里的人，在今年（注：二00四年）清明节为那些冤死的人（包括我的爷爷）立下两块纪念碑。我也请求父亲回忆并写下当时的情 况。我想为这段最黑暗、最苦难的历史，做一点点见证。”

以下是铭刻在纪念碑上的碑文和饿死者的名单：

碑文

一九五九年我刚满十五岁，回忆起那段日子真是让我悲伤、恐惧，让我叙不完的苦。那个时期中央提出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来建设社会主义，可 是万万没想到的是不仅没有建设好社会主义，而是让浮夸风把形势搞得一团糟。从上而下都空喊口号，让喊得厉害，会说大话，浮夸风刮的越来越大的，成了大红人 了。那时还搞反右斗争，反瞒产、反私分，如果你只要说实话就给你戴上大帽子，说你是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就斗你，打你，架飞机，甚至把你用绳子 捆上吊起来，直到让你低头认罪，否则活活打死你。例如：我队里的吴德荣说：“粮食这么多，为什么不给社员吃。”就这一句话，被斗、被打几天几夜，直到斗死 为止。有个叫吴德桐的社员骂了一句，队长吴永寿就找来几个人，把他活活的打死。副队长吴永冠说了句大跃进把人害得厉害，当时大队开会将他打死在离大队办公 室不远的地方。我父亲吴德金是生产队会计，他为人朴实，善良，他说打这么多粮食为啥不给社员吃，真有点亏良心，后来遭到队长吴永寿批斗，直到连气带饿于十 一月三日下午五时离开人世。我那时很需要父母养护，可失去了亲爱的父亲，让我无法上学，连病都无法治疗，让我痛苦一生。

一九五九年我们生产队同历年比，算是个丰收年，夏季小麦就收一万二千斤。豆子三千五百斤，说把国家任务完成后再提留，实际上一点粮食也没有了。从那个时候 就开始，天天开会斗人，不交粮，就要交人，整天大队办公室成了打人的办公室了。人人都恐慌起来了，没有粮食吃，都到外边找野菜野草和刮树皮吃，到了最后野 菜也没有了，树皮也刮光了，后来就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之后还拉不出大便来，就这样把人连饿带折磨，每天都死去了几个人；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 煮着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黄肿病，就这样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有一百二十人的小村庄，就死去了七十多人。这些惨剧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中Gong中央批斗右派太过 头了，从上而下，治理国家不是实实在在从源头做起，而是利用反右派，浮夸风这样一些方式，给人扣帽子，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让部分坏人占了上风，使很多人 失去了生命。以上这些惨剧是我亲身所见，望天下人记住这段历史，让历史不再重演。

吴永宽

二00四年四月

张帅

饿死三千万贫苦农民

　　上述这个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的天堂之在中国出现，是人民中国建国十周年的事。距今已整整四十年了。这个天堂，其后一直延长了三年。其实际结果是在天堂里发生了数千万人民的「非正常死亡」。说真话，就是农村里面的农民，有三四千万人，被活活的饿死了。但是当时中国农村大量饿死人的实际情况，由于党和政府对信息封锁的严密，不但国外毫无所知，连大陆上的城市居民，如在农村没有亲友，也只是糊胡涂涂，一知半解，不知其情况之严重也。笔者在一九七二年第一次返国探亲访问，只略知童年期在农村的玩伴，多半死亡，固不知其死亡的原因是「饿死」也。但是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究竟是今日世界任何史书上的大事。纸包不住火，二十年后，消息渐出，全世界，尤其是，「事过则知」的华裔司马懿，无不为之大惊失色。但是在这三年之中，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就言人人殊了。今后可能也不会找到精确的数字。但是国际人口学者，根据中国大陆历届人口调查的数据来统计，这三年（一九五九─六一）在中国大陆上所发生的「非正常死亡」，其底限盖为二千五百万人。根据从大陆移民出国的丁抒教授，很细心而可信的估计，则非正常死亡底限，应为三千五百万人。【见丁着前书，页三六九─三七四，附录：「大跃进饿死了多少人？」】再根据陈一谘先生告我，他是在当时的国务院，亲身参加调查所作的估计，三年之间全国非正常死亡的总数，约在四千万和六千万之间。陈君当时在国务院任职，曾亲身参预对中国农村受灾情况的调查，并在笔者的故乡、受灾惨重的安徽省肥西县实地调查，住过甚久。后来党和政府为着扭转灾情，更新制度，乃实验出「包产到户」的「安徽经验」，由各省前来「取经」模仿。这项「安徽经验」，便是陈君帮助一位不惜舍身饲虎的地方青年干部郭崇毅（也是笔者的一位近亲表弟，他保存有大量原始史料，并撰有专著），不顾死活地顶出来的。这项经验，一谘曾为我在纽约简述之。因为他所提出的，四千万到六千万的总数，纵有点情绪，也绝非信口开河也。

人是怎样饿死的

　　既然饿死这么多人（在中华五千年通史中，所有暴君所般的人，加在一起的总和，恐怕也达不到这一数目呢），读者或许要问，这么多人是怎样饿死的呢？政府为什么不加防范？不加救济呢？据说闯此滔天大祸的毛主席，后来也知道死人不少，而可怜的农民，宁死也没有揭竿而起，来暴动反抗，毛主席为此还把农民的善良褒扬一番呢。朋友，岂今日农民比古代农民更为善良哉？今日的极权政府，管制之严密，岂古代专Zhi政府，所可望其项背哉？古代农民可以揭竿而起。现代农民，你敢？这就毋须多加解释了。

　　至于人是怎样饿死的呢？没饭吃嘛。粮那儿去了呢？政府征去了嘛。政府为什么要如此起征呢？大跃进嘛、冒进嘛。毛主席在都市中号召。工业要「以钢为纲」，要全民建小高炉，搞大炼钢，生产要翻几番。翻得遍地都是铁疙瘩。毛主席在农村号召「深耕密植」、「以粮为纲」。要把粮食产量翻几番。农民翻不出就饿死人了。奇怪了，粮食增加不了，又怎曾饿死人呢？教授有所不知，咱中国是个古怪的国家呢。粮食产不出，还要虚额上报；按虚额缴税。公积粮缴之不足，就缴口粮，甚至种仔粮也得上缴，这样，青黄不接之季，就饿死人了。谁个混账东西，来强迫农民，饿死也要超额缴税呢？干部嘛，省委书记嘛。他们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大家都要抢着「放卫星」，虚报生产量，还要抢着超额报税，向毛老大讨好嘛。农民的死活他们就不顾了？当了干部，当了官，谁还去管什么人民呢？……就是这么简单，三千万农民就活活地饿死了。

　　死了这么多人，政府为什么不早为预防呢？它不超额征税，不就是预防了吗？但是它又怎能不超额征税呢？有如此灾荒，中国原可向国际购粮赈灾，也可向国际报荒，请求赈济。但是一向就鼻孔朝天的毛主席，又怎能向帝国主义乞怜呢？斯大林说，死一个人是个悲剧，死一百万人，只是个统计。毛主席大办公社，办死了三千万人，在历史上剩下的也就只是个「统计」了，夫复何言？

张帅

悲哉，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