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变中：2002年中国经理人成长状态描述

庄周

　　对于中国的企业家和经理人来说，２００２年是一个裂变之年。在这个裂变之中，一方面是挤出效应，一些不符合市场经济规范的企业家和经理人被淘汰出局；一方面是成长效应，一些在市场经济中磨练出来的企业家和经理人开始新的成长，并逐渐成为市场的主角。这种裂变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国际化竞争已经开始，另一方面是中国的改革正向更深层次突破。 <br><br>　　国际化竞争 <br><br>　　中国“入世”后，在２００２年这一年中，作为一个全新的、潜力巨大的市场，中国成了吸引国际资本的一片热土；随着这些资本的进入，相关的产品、技术、管理、战略、企业文化、企业家和经理人也涌入了中国。中国的企业家和经理人开始面对一个全新的竞争环境，这个环境就是国际化生存。我们先来看一看数字吧。 <br><br>　　２００２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预计将超过５００亿美元，有望成为本年度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将取代多年来美国一直占据的这一位置。与之相对应的是，２００２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有望突破６０００亿美元的大关。在这些抽象的数字背后，是中国在经济领域创造了众多的“第一”，这些“第一”都与开放有关。 <br><br>　　比如，第一家合资寿险公司成立，它是由世界５大保险集团之一的意大利忠利保险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合资组建的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第一家获得国内居民外汇业务经营牌照的外资金融机构诞生，它是厦门国际银行。第一家外商独资专业从事住房贷款的管理机构出现，它是澳大利亚麦格理银行出资组建的麦格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第一次采用外资共建跨海铁路轮渡，它是“烟大铁路轮渡项目”。外资保险第一次参股国内保险企业，它是美国ＡＣＥ集团旗下的３家保险公司通过股权受让形式，获得华泰保险公司２２．１３％的股权……在这众多“第一”的背后，是中国开放的领域越来越广，开放的程度越来越深。对众多的世界５００强和跨国公司来说，在中国迎来的是继家电、手机、电脑等消费终端产品之后，咨询、金融、保险等“软行业”又一轮开放的高潮；他们正在加速打开这些领域的“战略之伞”。随着这种“战略之伞”的降落，一批又一批国际化的企业家和经理人也降临到了中国。以北京为例，２００２年５月，中国电力领域最大的海外投资者法国电力公司宣布，其亚太区总部正式进驻北京；１０月，世界最大的酶制剂提供商诺维信公司宣布，设在中关村上地信息产业基地的总部和研发中心规模将扩大一倍；三井物产、西门子、惠普、松下、诺基亚、阿托菲纳、ＡＢＢ、三洋电机等一批跨国企业的投资和研发中心也纷纷转向北京。据统计，跨国公司在北京设立的投资性公司达１１９家，地区总部达２０家，研发机构５０家，外商驻京办事机构７９７６家。类似的这种情况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地也同样发生着。在中国，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了他们的身影，尤其是在证券市场上，外资并购成为２００２年中国证券市场最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一个主导性题材。他们以参股、兼并收购、直接融资等形式，活跃在证券投资者的视线之中。首先“掀起盖头”的，是法国的阿尔卡特，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８日，阿尔卡特正式宣布，其已完成股份制改造，更名为“上海贝尔阿尔卡特股份有限公司”，阿尔卡特占新公司５０％加１股的多数股权。其后，也就是９月２７日，深发展发布公告称，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同意美国新桥投资集团公司作为国外战略投资者进入深圳发展银行。与此相关的消息还有赛格三星、青岛啤酒、中国石化、首创股份、东风汽车、中远发展、ＴＣＬ通讯、ＳＴ科龙、深国商等等。通过这些手法，他们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中国企业家和经理人面前，开始了面对面地竞争。 <br><br>　　国企：市场化的突破 <br><br>　　在外来资本纷纷涌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也在骤然加快，并向一些纵深领域挺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突破。在这种突破中，中国的企业家和经理人经受着洗礼，并在这种洗礼中成长。这种突破首先是以国际化为方向的。 <br><br>　　２００２年，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和中国的对外承诺，中国修改了法律法规２３００多种，废除了８３０多种，超过６０００多项行政审批项目被废止。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起，中国关税总水平由２００１年的１５．３％下降到１２％，降幅达到了２１．６％。对此，外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评价说，加入世贸对经济的影响说到底是对中国市场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制度性影响。 <br><br>　　这种影响同样波及到了中国企业的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最典型的是一些垄断行业被打破。 <br><br>　　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６日，原中国电信被一分为二，其南方的资产被重组为中国电信集团，北方的资产被重组为中国网通集团；南北电信可以互相深入对方的领地竞争。重组后的中国电信市场形成了多元竞争的格局，不仅有中国电信、中国网通，还有中国联通、中国铁通等。紧随中国电信之后，中国民航的改革也掀起了帷幕。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１日，中国民航运输和服务保障集团公司召开成立大会，宣布中国民航重组尘埃落定。重组后的中国民航形成了６大集团，在形式上彻底割断了与民航总局的隶属关系，成为“自主经营”的企业。在２００２年的岁尾，中国电力体制的改革方案也正式推出，其宣布电力体制的改革将实行厂网分离，鼓励竞争。 <br><br>　　长期以来，中国的垄断行业一直是人们议论和批评最多的领域。其表面现象是服务不好，服务手段落后，服务方式粗暴，被人们形容为一个个“老虎”——“老虎”的屁股是摸不得的。其深层的问题是，靠垄断能轻而易举地获取垄断利润，垄断利润使它们不思进取，不思进取造成竞争力下降、竞争行为不规范。有一个例子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个现象。２００２年，中国电信谋求海外上市，为了达到赢利指标，突然提高了国际长途的收费。尽管这一举措能够帮助其实现赢利指标，但海外投资者对这一行为的市场公正性、道德的正义性、社会的公平性提出了广泛的质疑。国际化的竞争不仅要求我们寻求企业体制的规范性，还要求我们寻求经理人行为的道德正义性、社会的责任感；并在这种种的要求中实现竞争能力的提高。在这种提高的过程中，市场的利剑一层一层地穿透垄断的坚冰。 <br><br>　　与这种垄断被打破现象交相辉映的另外一个现象，是ＭＢＯ。 <br><br>　　据统计，２００２年先后有中兴通讯、春兰股份、海信电器、鄂尔多斯、伊利股份、万家乐、小天鹅等一批上市公司在推进ＭＢＯ。来自权威机构的调查显示，在案１０００多家上市公司中，有１００多家上市公司目前正在积极准备或即将推出ＭＢＯ方案。ＭＢＯ学术性的解释是，目标公司的管理层或经理层利用借贷所融资本购买本公司的股份，从而改变其公司的股东结构、资产结构、控制权结构，进而达到重组其公司的目的；与此同时，获得预期收益的一种收购行为。 <br><br>　　ＭＢＯ的登场，可以看作是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又一尝试。因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大中型国企，而国企改革的当务之急是理顺产权关系，因为产权清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国有股减持就成为国企改革的必由之路。ＭＢＯ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一是因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实力仍然排在各个行业的前茅，二是因为国有企业还保持着一支经验丰富的经营人才队伍。在这种向市场化进军的过程中，企业家的价值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李毅中、卫留成、张瑞敏等国有大型企业的管理者当选为党的“十六大”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就证明了这种认同。企业家价值的认同，又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经济向企业家经济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家也开始了向国际化转型。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８日，由田溯宁领衔的亚洲网通以８０００万美元购得亚洲环球电讯１９亿美元的网络资产，在中国企业迈向跨国经营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脚印。 <br><br>　　民企：成长的探索 <br><br>　　２００２年是中国民营企业自由成长的一年，因为他们取得了与其他经济成分同样的身份，成了我们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前对他们关闭的投资领域和经营领域都相继开放。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地明确了他们的合法地位，提出了要保护通过劳动以外的其他途径取得的合法收入。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第一次公开表示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这意味着，中国不仅不歧视投资行为，还将从体制上、政策上甚至法律上实现对投资行为及其收益的保护。这一点我们从证券市场就可以窥见一斑，因为证券市场是企业透明度最高的，同时也带有很明显的投资特征。我们从这之中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崛起。 <br><br>　　我们来看看这些崛起的民营企业家。 <br><br>　　朱保国。 <br><br>　　１９９２年，朱保国到一家合资公司工作，用９万元买下女性保健口服液配方，生产“太太口服液”。他逐步将公司的股份收购到个人名下。１９９７年起，“太太”开始涉足制药领域。２００１年６月，“太太药业”在沪挂牌上市，朱保国持有５０多亿元市值。到２００２年末，朱保国家族通过几家公司间接持有“太太药业”７４．２％的股份，财富为５２．３７亿元。孙广信。 <br><br>　　孙广信从部队退役后，用３０００元的安置费开始创业。１９９２年，他进入地产业，开发了乌鲁木齐市场一半以上的商品房，同时还依靠新疆丰富的自然资源经营自己的采石场。１９９８年起，孙广信收购了２０多家国有企业，储备了大量的土地。到２００２年末，他拥有上市公司“广汇股份”３１．６％的股份，财富为２７．７亿元。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截止到２００２年年末）就可以找到这样的身影：王文京，拥有的财富是２５．７６亿元；唐万新及其三兄弟，拥有的财富是２４．１３亿元；郭广昌，拥有的财富是１７．９７亿元；陈荣，拥有的财富是１６．８４亿元；顾雏军，拥有的财富是１３．９亿元；李勤夫，拥有的财富是１２．０７亿元；刘益谦，拥有的财富是１０．９亿元……这些只是新崛起的、露出水面的民营企业家，还有一大批深潜在经济海洋底下的民营企业大鳄，已经形成我们经济生活中一股重要的力量。比如，鲁冠球，掌管着万向集团；周耀庭，掌管着红豆集团；徐文荣，掌管着横店集团；梁庆德，掌管着格兰仕集团；茅理翔，掌管着方太橱具；刘永好，掌管着希望集团、新希望集团——他们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而成长，经过漫长的市场的锤炼，已经成为一个个的巨人。正是因为这些民营企业的迅速成长，社会开始关注这些民营企业。关注的重点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家族式的管理，这种管理会不会带来活力的缺乏，决策的盲目；另一个是如何选择“接班人”，“接班人”一旦选择不好，就会带来管理层的动荡，甚至造成大好江山“毁于一旦”。作为这种担心的注脚，是一些老的民营企业创业者开始谢幕，纷纷把接力棒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比如，鲁伟鼎?鲁冠球之子?成为万向集团的总裁，周海红?周耀庭之子?担任红豆集团董事局第一副主席并兼任集团８个子公司中最大子公司的总经理，吴协东?吴仁宝之子?出任华西集团的总经理，徐永安?徐文荣之子?担当了横店集团的董事长，格兰仕集团董事长梁庆德之子梁昭贤任ＣＥＯ，茅忠群?茅理翔之子?在不声不响中成为方太厨具的总裁……一时间，中 国家族企业这种“子承父业”的“换帅”方式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在问：他们为什么不选择职业经理人？ <br><br>　　茅理翔的回答很有代表性。他说：“因为现在还不到完全否定家族制的时候。中国法治环境有待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没有经历一个非常残酷的过程，很多职业经理人的技术素质和道德素质并没有经过考验，在一个信用缺失的环境中，让创业者把经过多年拼搏创造出来的财富交给别人去打理，没有几个人能够放心得下。既然我的儿子具备条件，我肯定要选择我的儿子做接班人。”但是，历史的事实却有些冰凉。在以往历史上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大迁移运动中，最坏的结局从来就没有避免过。研究家族企业史的学者发现，在所有把财富转移给下一代的家族企业当中，至少有８０％的家族生意在第二代手中完结，只有１３％的家族生意成功地被第三代继承。中国现在正崛起的众多民营企业的未来之路究竟是什么，现在也许无法回答，因为实践才刚刚开始，因为我们已置身于国际化、市场化的环境中，我们已经有了历史的经验，但愿我们的民营企业能走上一条发展的康庄大道。 <br><br>　　消失的背影 <br><br>　　对于中国的职业经理人来说，２００２年留下的也许是苦涩多于甜蜜，遗憾多于满足，痛苦多于快乐。因为许多著名的经理人离开了自己表演的舞台，或多或少是迫于无奈，那种曾经的风光已不再来。让我们粗略地数一数这些离去的身影吧。 <br><br>　　吴士宏，１９９９年年底在ＴＣＬ任职，２００２年年底离开；李汉生，１９９９年５月加盟北大方正，２００２年８月离职；陆强华，１９９６年在创维集团任职，２００２年投奔高路华，后又选择自己创业；姚吉庆，１９９９年被推上华帝集团总经理位置，２００１年１２月离职；黄骁俭，２０００年从ＳＡＰ空降金碟，２００２年又重返ＳＡＰ……这些人物都曾经风光一时，为什么都这么黯然地离场了呢？ <br><br>　　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的企业在使用职业经理人上，还没有一个规范的制度，缺乏一种适宜的文化；同时，我们的职业经理人还存在许多的缺陷，如能力缺陷、人格缺陷，少数人还有道德缺陷。这些缺陷，造成了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冷清。但是，这种现象本身又说明了我们的进步。因为我们的企业家已经开始意识到职业经理人的重要性，并开始尝试使用职业经理人；同时，我们的职业经理人也开始扮演这种角色，并登台演出了。虽然演出得并不精彩，但第一场戏已经开幕了，后面演出的舞台必定会更大。２００２年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一些成名的创业者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刘晓庆、仰融和杨斌。他们有的是触犯了法律，有的是因为产权。 <br><br>　　这种退出现象说明我们的市场经济越来越走向规范，走向成熟；这种规范和成熟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经营行为的合法性，它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的；经营过程的正当性，它在道德上是正义的；经营结果的社会性，它能承担社会责任，带来社会财富。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处于渐进式的改革过程中，有许多不完善、不配套的地方，这种不完善、不配套留下了一些政策的空子。有不少人利用这种空子，或投机，或钻营，或采取不正当的经营手段，发了大财。但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日益成熟的条件下，这些行为必然会被遭到阻止，采取这些行为的人（我们不能称他们为企业家）必然要被这种体制所挤出。挤出的结果，就是新陈代谢：非市场经济行为的人被淘汰，新型的企业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快速成长。这种企业家成长得越快、越多，我们的经济就越有活力。（高鹤君）<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