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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投资家杰克·潘考夫斯基先是在华尔街工作了20年,后来他发现了中国巨大的商业机遇,遂于1994年来中国创建了亚新科公司,目前亚新科已是拥有5亿美元销售额的汽车零部件巨头。在中国多年的创业、打拼、生活,让杰克·潘考夫斯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过,在中国这15年,杰克·潘考夫斯基也目睹一些外国公司乘兴而来,铩羽而归。他发现那些失败的企业多数是不能适应中国的一些特殊情况。于是,他在本书中,通过讲述自己在中国的故事,向西方读者介绍了在华经商的心得。今年3月18日,本书英文版在海外上市后,就杀进了全球最大的网上书店亚马逊书店商业类畅销书行列。 两张百元是等值的
我常常随身携带两张钞票,一张100元人民币,一张100美元,用它们将这一经验转达给他人。我想指出的是,这两张钞票在各自的国家里是等值的。就像100美元是美国发行的最大面额纸币,100元人民币也是中国发行的最大面额纸币。中国没有500元面额的钞票,美国也没有。我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农庄附近有一家维格曼超市,如果到那里买东西拿出一张100美元的钞票付款,那儿的收银员就会把钱拿到灯底下照一照,看看是不是假币。在北京,如果我到我公寓对面的太平洋世纪百货去购物,拿出一张100元的人民币付款,收银员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在我演讲时,为了让观众明白我的观点,我就会从口袋里掏出这两张钞票,展示给大家看。我说,美国人看到100元人民币,他们会把100除以8(现在的美元兑换人民币已是1:7),等于12.5美元。如果一个大陆的中国人看到100元人民币,不管他们有多富有,100元人民币在他们眼里与100美元在美国人眼里价值是一样的。
成本观念差别大
怎么会造成这种差别呢?原因多得超乎你的想象,不过有个简单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比如说,一家海外公司想在中国建立工厂生产某种产品,有一家中国竞争对手也要在这座城市建立一家类似的工厂,生产同种产品。
外国公司请来工厂规划师周·史密斯(Joe Smith)来中国负责这一项目。中国公司也请来他们的中国本土规划师周先生来做这件事情——只不过这位的姓是中国的“周”。
周·史密斯看到第一笔材料,标价是人民币100元,他很自然地除以8心算了一下说:“才12.5美元,比美国国内要便宜30%。买了。”
周先生看到同样价格的材料,但在他眼中,这一价格就相当于我们看到100美元的价格,于是他说:“100元,太贵了。”于是他去砍价,把价格降了30%。
结果,两家公司在中国同一座城市生产同种产品,仅厂房建设费一项,一家公司就远远高于另一家。要记住这只是生产产品所需投入的一小部分。在中国建厂的成本比美国低得多,因此外国公司更愿意在中国建立工厂,但这些费用对中国公司来说却很高。外国公司要克服这种劣势,惟一的办法就是在技术水平上超过本土公司。但是这些技术差异很快就会消失。这就是为什么了解中国独特的成本观念至关重要。
买菜时闹的笑话
即使美国人尽力讨价还价,仍然很难消除不同成本观念之间的差别,几乎不可能拿到真正的中国价格。
如果你来中国,可以在爬长城的时候亲自体会到这一点。当你沿着台阶往下走时,很快就会被小贩们团团围住,他们想要向你兜售印有“我登上了长城”几个字的T恤衫。
四五分钟讨价还价之后,我保证你会妥协,心里想:“好吧,花25元买了吧,反正只合3美元。”但是中国当地人绝对不会花这么多钱。他们的底线往往是不一样的。
有一则有趣的插曲充分反映出中国与众不同的成本观念。那是亚新科公司建立(1994年)之初,两个年轻的美国小伙子安德鲁·麦克唐纳和皮特·格鲁夫在我们公司实习。下面是他们的一则趣闻。
安德鲁和皮特在北京办事处附近合租了一套公寓。一个周六下午,他们到中国每个城市都常见的路边市场买菜,打算买些四季豆。
他们找到卖四季豆的摊位之后,他们尽量用带北京口音的普通话问卖菜的妇女:“多少钱儿(北京口音经常在字后面加上‘儿’化音)?”
卖菜的人伸出4根手指
在中国,一切都可以谈判。安德鲁和皮特已经来了好几个月,对此已经有所了解。他们不想处于下风,于是伸出两根手指。
如此反复砍价好几次之后,他们朝着下一个菜摊走去,假装不想从这个摊位买,可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回到这个摊位,最后达成价格为“3”。
他们摸了摸钱包,从里面掏出3张一元的纸币给了卖菜的妇女。这位摊主的眼睛顿时变亮了,她抽出四个超大的塑料袋,每个都比他们想象的要大得多,然后开始往里装,这么多的四季豆到他们离开亚新科的时候都吃不完。 [url][/url]
原来,安德鲁和皮特以为一袋四季豆卖4元,但实际上卖四季豆的妇女指的是4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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