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追求的足迹融进了深深的爱——纪念首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入华传教两百周年

令狐药师

编者按：整整两百年前的今天（1807年9月7日），一艘高桅的商船缓缓驶入中国的南大门——广州。一位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所迈出的这一小步，竟开启了基督教（新教）二百年在华事工的一大步…… （苏文峰 语）
偶特编辑下文以纪念之。


“马礼逊，你以为靠你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中国過去5000年來對於偶像的崇拜嗎？”
“我不能，但我相信神能” —— 马礼逊


立於澳門基督教墳場的馬禮遜紀念碑

[转贴]与谁同坐？---怀念马礼逊

小羊


在回国的飞机上，从航空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澳门的文章，才知道马礼逊一家的墓，完好地保存在那里。回到家后，从书架上找出《马礼逊回忆录》开始读。

马礼逊卒於1834年，离鸦片战争爆发仅6年。稟承父志的儿子马儒翰，虽然英年早逝，却还是死在了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签订之后（1843年）。

由这两个年份，令我想起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说的一句话：“做中国人的朋友的关键，是得死的是时候。”费氏的感慨很尖刻，也很深刻。

马礼逊死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在感情上比较容易接受他為朋友。而他的儿子，死在鸦片战争之后，却很容易被视作是中国人的敌人。更要命的是，马儒翰的语言天赋，使他成了当时唯一能胜任中英谈判的译员。这一参与，变成他短暂一生的致命之处。

想到马氏父子的死，就很想去看看他们的墓地。彼时，正和台湾的朋友接洽赴台之事。香港的文友，邓弟兄夫妇，忽然写email来邀请我到香港去，分享文字事奉的心得。我在回信中顺便提到一謁马礼逊墓的想法。邓弟兄告诉我，从香港坐船到澳门只需一小时，一个下午就能满足我的心愿。

到了台北，不论是校园团契还是宇宙光出版社，都在谈论2007年纪念基督教入华200周年、也就是马礼逊入华200周年的事。

我有幸拜访了教会史专家查时杰和魏外扬老师。见到史学家，尤其是主内的史学家，我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惑：“您如何看待马儒翰涉入南京条约的签订？”

查老师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推荐我先去看苏精所著、介绍马礼逊和他身边之人的新书《中国开门》。魏老师回答时，则谨慎地斟酌著字句：“从事外交工作并不等同於侵略。很多人只定睛在传教士负面的言行，而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把传教士积极那面的事实摆出来给大家看。”

我心深处，其实也知道，这样的问题远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我之所以还是问，是因為这是200年来中国人一直在问的问题，是因為这是200年来西方赴华传教士一直面临的敌意、华人基督徒一直面临的尷尬。所以我企盼主内的史学家能压缩出一份快餐式的回答，以应对国人的质问。然而，历史的困惑，永远没有简化的标准答案。一字不慎，回答者便也成了“汉奸”，或“帝国主义的走狗”。

回程时住在香港邓弟兄夫妇家，邓弟兄特意从网上下载了好几篇关于墓园的介绍。其中一篇是魏外扬老师原载於《中信》的文章《墓园故事多》，较诸其它文更为详实。

坐渡船由港赴澳。登岸后，计程车把我们带到墓园。墓园在马礼逊小教堂后面，绿树葱郁，静谧无声。因为事先读了魏老师的文章，很快找到了马氏一家的4座坟墓。

从墓碑看过去，最早去世的，是马礼逊的长子、只活了一天的雅各（他夭折于1811年）。因为实际上把他埋在了郊外，所以墓园中只立了一块令人心酸的小石碑。10年后，马礼逊的前妻玛丽去世。因为无处下葬，当时雇用马礼逊的东印度公司，买了这块地，作為旅澳西人的墓园。13年后，马礼逊去世，葬在他前妻的左侧。9年后，马礼逊的次子马儒翰去世，葬在右侧。

马礼逊临终前，劝慰围床哭泣的华人信徒说：“百年后当结实万倍。”果然。

马氏夫妇的石棺上刻了很多铭文。而马儒翰的石棺上，一如魏老师所观察到的，除了名字以外，不著一字。为什麼马儒翰连生卒年月也不愿镌刻在墓石上？难道他在生前就意识到，死在鸦片战争后、又参与南京条约的自己，将被误解，因而缄口不言，留下一块无字碑任后人评论？

然而，我们是谁，又有什么权柄论断自己的弟兄？

当我忙著用数码相机拍摄各种资料的时候，邓弟兄在后面喊我：“姊妹，不能光顾著照相，让我们在马礼逊墓前默祷。”于是，我们3人围立在马礼逊的墓前，默默地缅怀这位宣教先驱。

看园人从门口用粤语对我们说，五点一刻清场关门，催促我们早早了事。直到我们离开，自始至终，墓园中只有我们3人。

征得门卫的同意，我们又参观了毗邻的东印度公司遗址（今东方基金会）。建筑正在整修，除了一目了然的花园外，几乎没有什么可看的。虽然如此，仍有三两名游客在园中漫步。

东方基金会旁边，是白鸽巢花园，本地居民休闲的好去处，随处都是纳凉嬉戏的男女老少。

沿著小路走不远，就到了著名的“大三巴”（圣保罗天主教堂的音译）。巍峨的门楼下人群涌动，多半是远方来的观光客。

再登船离岸，看到暮色中，码头上新建的赌场霓虹闪烁，想来赌桌边、角子机旁，也一定是人满为患。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夜幕下寂寞的马礼逊墓。

这天不仅是周日，而且是中国的国庆假期，所以不仅澳门居民和香港居民，利用双休日出游，还有很多国内的游人来此过“十一”黄金周。一路上已经听到东南西北不下5、6种方言了，路头巷尾挤满了逛街购物的人群，各个观光景点也热闹非凡。而马礼逊的墓园，竟无人拜謁。他生前所忍受的孤独，在他死后仍然延续。200年后，他所服事的民，大多数仍没有认识他，也不认识差遣他来的那一位。

一直休息得很好的我，那天晚上失眠了。苏州拙政园有一座亭子，叫“与谁同坐轩”。这是一个浪漫的名字，也是一个孤独的名字。想到荒无一人的墓园，又想到人潮涌动的“大三巴”。阳光下无新鲜事，200年后，人们追求的仍是外表的华美与壮观，以及看得见的名气。

当年的马礼逊，路过尚未烧毁、更為巍峨的大三巴，或是路过金壁辉煌的天后宫，再回到他的小教堂，向区区3、4人佈道时，他的心中会不会掠过对使命的疑惑：“神，我不过是一个渺小的人，你为何拣选我？为何差遣我到中国来？面对这亿万之众，我又算得了什么？我究竟又能做什么？一个人，真能改变一个人群、一个民族吗？”但显然他最终的答案，像他在“三叉号”船上回答别人一样坚定：“我不能，但神能够。”

马礼逊一生，都在寻求与他同坐的人。孤独贯穿在他的书信中。在澳门的西方侨民中，鲜有人与他同坐。正因为东印度公司不愿载送传教士，所以马礼逊只能绕道美国，曲线赴华。虽然马礼逊出色的语言才干，令东印度公司不得不长年倚重他，但对他的传教事业却深具戒心。澳门天主教的神甫则敌意更浓，他觉得马礼逊来，不是一起开拓神的国，而是来抢他的地盘。

当时，除了个别艺术家、医生（如马的岳父）、外交官外，停留在澳门的，多半是水手、商人、鸦片贩子和冒险家。这些人，不但对宣教事业毫无帮助，反而经常引起各类外交纠纷。东印度公司的墓园中，碑石林立，埋的很多都是马礼逊的同时代人，但有几个在马礼逊的事奉中有份呢？

在外邦人中做美好的见証？对旅澳西人来说，马礼逊的声音太苛刻了。

玛丽是曾与马礼逊同坐的知己。但是短短12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作为东印度公司的雇员，马礼逊每年有近半年的时间，要到广州参加贸易。因清政府严令禁止西方妇女入境，所以玛丽必须独守澳门。玛丽的父母早已回国，她的弟弟威廉，原来决定留下来跟马礼逊学中文，几年后却放弃了向中国人传道的念头，转去印度。

长期的分居，亲人的离去，长子的夭折，和先天的体弱，使玛丽的身体每况愈下，不得不於1815年带著一双儿女回国疗养。虽然5年后她健康好转，把儿女带回澳门，却在第二年分娩之际急病去世。

丧妻的马礼逊，不得不把儿女又送回英国。翌年，马礼逊唯一的同工米怜又去世。马礼逊又是孑然一身。

但是几年后，马礼逊还是把孩子们带回了伤心之地，继续服事中国人。

“我的一家要世代事奉耶和华”，对家人来说，马礼逊的声音，太沉重了。

马礼逊一到中国，就开始呼吁西方教会派遣更多的传教士赴华。直到6年后，他才迎来第2名传教士米怜。米怜却无法停留澳门，转赴马六甲传道。即便是这样唯一一位唇齿相依的同工，也很快过世了。

米怜去世8年后，也就是马礼逊去世前4年，才有第3“批”传教士前来──这回由两个美国差会派遣，加在一起，也只有两名。

不仅如此，马礼逊竭尽财、智收集到的中国书籍，运到英国后，先是受到海关的官僚对待，然后便是长年尘封，无人过问。在他建议下开办的汉语学院，也在他离开后关闭，不仅因为师资无著，也因为生源渺茫。

马礼逊发出的200余封书信，回信率低於百分之一。有的或许被水手不经意地撇在货船的角落，有的或许在海难中失散。更多的则可能在下午茶、小甜点的奶香中被冷漠所湮没。马礼逊既然去了远东，学了汉语，就让他和中国人去社交吧。

然而，虽然不参与，批评却照样批评。当马礼逊为了获得驻华的合法身分，不得不受聘于东印度公司时，就有人谴责他背叛了宣教的誓言。当马礼逊在封闭得如铜墙铁壁般的大清帝国，孤军奋战20餘载，编撰华英字典、翻译圣经、创办英华学院，并笔耕中英文著述近40种时，却有人嫌他的翻译和教育工作皆为不急之务──几乎所有这些批评家，终生没有到过中国，也不识一个汉字。

甚至今天，西方非基督教的史学家对马礼逊的研究，仍是凤毛麟角。

“到中国去宣教”？对马礼逊母国的人来说，马礼逊的声音太匪夷所思了。

那么，马礼逊所服事的对象，有没有意识到，他所付出的牺牲呢？

清政府不仅禁教，而且严格控制洋人入境、与中国人接触。马礼逊学中文、购买中文书和印刷中文书籍，都要付出高于市价数倍的金额，不然就请不到人冒死来做。

中国商人重利，文人重名，都视马礼逊所传的福音为愚拙。迷信的平民，甚至对马氏客死他乡的妻儿毫无同情心，不允许他在当地人中落葬。终其一生，马礼逊亲自带领归主的中国人屈指可数。而且，除了梁发之外，大部分都从教会流失了。即使今天，听过马礼逊这个名字的国人，也比例极小。

“相信耶稣基督”？对中国人来说，马礼逊的声音太荒唐了。

教会内外，仍有很多华人，把中国近代史的屈辱记忆，投射在以译员身分参与外交的马氏父子身上。但是当时除了传教士外，还有谁会钻研中文呢？作為那个时代文化桥樑的马氏父子，是否便注定了生前生后受双重的批判？

因此，我重新深思《创世记》中对挪亚的评价──在表明“挪亚是个义人”之后，圣经补充了一句，“在当时世代（他）是个完全人”。我们都只能在神放置我们的那个空间和时间称义，在我们所生活的世代认识神、跟随神、事奉神。史前时期的挪亚如此，十九世纪的马礼逊如此，200年后的我们仍然如此。

比如，在马礼逊的文字中，“heathen”（异教徒，含野蛮、未开化意）和“pagan”（异教徒）的字样，对受过现代社会学训练的我格外刺眼。或许这是他的时代局限性之一。但在十九世纪，这两个单词大概是他能想到的最中性的词汇了。其实，pagan这个单词，直到一个世纪后，林语堂先生写《信仰之旅》（英文为From Pagan to Christian）时，仍然使用，并无避讳。

与邓弟兄探讨，如何在阐述教会史时，引起现代人的共鸣。若是读者合上书本，只觉得经历了一段曲折的歷史，瞭解了几名古人，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人们看完一个又一个宣教的见証，受到感动之后，只不过一次又一次“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又有什么益处呢？

华人基督徒文字事工，如何能做到，“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

马礼逊啊，马礼逊，但愿蒙受你事工之恩惠的华人教会，并不只是在200周年的日子里才想到你。愿我们每个人都兴起效法你，如同你效法主，向这个世代发出一点不一样的声音──因你那沉默的石棺所发的声音，比任何人声更振聋发聵：“谁与我同坐？谁与我同工？”

令狐药师

1782．1．5 出生于英国，男用一行第八，为最小的一个孩子。

1798 接受洗礼，为英国基督教新教长老会信徒。

1799 17岁起患有头痛病，终身受其折磨。

1803 志愿当传教士，进伦敦霍克斯顿神学院就学。

1804 向伦敦传教会申请到海外传教获准，进高土坡传教学院深造。正式被指定前往中国开教。

1805 在伦敦开始学习中文，除已学习的拉丁文、希伯来文、希腊文、神学、哲学、数学、植物学外，增加学习天文学和医学等。

1807 被按立为牧师。接受伦敦传教会指示，要求其将圣经译成中文和编纂《华英字典》。同年1月31日，离英转道美国来华。同年9月8日抵达广州，继续学习中文。

1808 边习中文，边开始翻译圣经和编纂字典。

1809．2．20 在澳门与玛丽·摩顿女士结婚，受聘兼任东印度公司译员。

1810 印行中文版《使徒行传》1000册。

1812 伦敦传教会决定增派米怜牧师到中同协助马礼逊。

1813．7．4 米怜抵达澳门，旋赴广州学习中文。

1814 马礼逊为中国第一位基督教新教教徒施行洗礼，他的名字是蔡高。中文版《新约全书》出版。马礼逊遭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免职，但仍为澳门和广州的公司和商行任用。大儿子马儒翰出生在澳门。

1815《华英字典》第一卷出版。旧约《创世纪》中文版出版。米怜赴麻六甲开辟传教基地和设立印刷所。在麻六甲出版的第一个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创刊。

1816 英同政府派特使阿默士德率团访北京，马礼逊被任命为使团中文秘书兼译员。使团遭清朝嘉庆帝驱逐。

1817 米怜为中同印刷工人梁发在麻六甲施洗。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授予马礼逊神学博十士学位。

1818 米怜在麻六甲成立恒河以东传教差会。《华英字典》第二卷的第一部分出版。麻六甲英华书院创立。

1819 圣经全部译成中文。

1820《华英字典》第二卷第二部分出版。马礼逊在澳门开设中西医合作诊所。清朝嘉庆帝死，道光帝即位。

1821．6．10 马礼逊元配玛丽在澳门病逝。

1822．6．2 米怜在澳门病逝。《华英字典》第三卷出版。广州大火。

1823 圣经中译本出版，书名《神天圣书》，线装，共21卷，为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史称马礼逊译本。马礼逊独自编纂的《华英字典》全部出版，共6巨册，4 595页，为中国历史上出版的第一部中英大字典。马礼逊访问麻六甲。为梁发的儿子梁进德施洗。按立梁发为中国第一位基督教新教传道人。马礼逊被选为英国亚洲学会会员。同年底回英国述职，随船携带历年在华收购的中文图书10 000册，准备捐赠英国大学图书馆。

1824 在3月23日抵达伦敦，将一部他译的中文圣经和一幅北京地图呈献英国国王。被选为法国亚洲学会会员。同年11月，娶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女士为续弦。在各地演讲，探亲访友。

1825 创办伦敦世界语言学院。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被伦敦传教会选为董事会董事。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批准马礼逊复职，默认其在1814年遭免职后仍为中国的公司和商行担任译员的贡献。

1826 率全家乘船重返中国。梁发出任马礼逊的助手，传道和著述。（按：梁发著述甚丰，他在1832年所著《劝世良言》一书，曾直接影响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造成中国史上第一次利用西方基督教一部分教义在19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发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梁发著作可参考伟烈力牧师所编的目录，载在《梁发——中国最早的宣教师》，麦沾恩著，朱心然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54—155页）马礼逊仍身兼二职，继续传教和担仟译员并开始用中文编撰《圣经注释》和校阅修改初版中文圣经。

1827 常发的头痛病加剧，但他仍坚持忙于工作，并受聘为在广州出版的第一家英文报纸《广州志乘》的专栏作家，专门撰写基督教宣传文章和评论等。马礼逊写信给共同教会要求派遣美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

1828 开始编纂《广州话字典》。

1829 在广州筹设“驻华英国博物馆”。

1830 在澳门又为一个中国人施洗。首批美国传教士抵达中国，裨治文牧师为终身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雅裨理牧师专在外国海员中传教，任期一年。马礼逊已感体力下降，但尽力帮助新来的美国传教士。马礼逊的大儿子马儒翰年仅16岁，已被广州英国商人雇为译员。

1831 梁发为三位中国人施洗加入教会。梁发的儿子梁进德跟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学习英文。马礼逊写信给友人说：“我在世的日子恐已不多了，甚盼能准备好见主复临。”

1832 马礼逊50岁。又一美国传教土司梯文斯牧师到达广州，他是专为外国海员传教的。马礼逊又为一位中国人施洗。由马礼逊倡议，裨治文负责编辑的英文《中国丛报》月刊在同年5月出版。（按：这份英文月刊连续出版20年，到1851年12月停刊，是了解和研究鸦片战争前后历史的重要的第一手参考文献）

1833 英国议会通过决议，撤销澳门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专利权，改由英国政府派商务监督到中国负责英中贸易和谈判等事宜。马礼逊自编一印出版不定期英文刊物《传道人与中国杂记》。马礼逊在广州的英文报纸《广州志乘》上发表一篇题为《论印刷自由》的评论，主张“上帝赋予人类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有写作和印刷的自由”。这是针对当时在门的天主教主教和在澳门的葡萄牙总督通过澳门东印度公司勒令马礼逊停止利用他自己的印刷所印制基督教新教的宗教宣传品所写的一篇抗议书，最后他写道：“暴君可以施行惩罚，但上帝一定会称许。”医生诊断马礼逊还患有肝病。马礼逊夫人，即本回忆录编者在本年底因病带了孩子们乘船回英国，仅留大儿子马儒翰在中国照顾父亲马礼逊。马儒翰已正式成为译员。

1834 马礼逊在年初日记中写道：“最近以来我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史当东爵土推荐马礼逊为新任命的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爵士担任译员。同年7月16日，律劳卑爵士一行官员抵达澳门。中午时刻，他向英侨宣读了英国国卫的谕旨和任命书，马礼逊被任命为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兼译员，年薪1 300英镑，副领事官职。从 7月17日到7月29日，马礼逊带病随律劳早爵士到广州与中国官员谈判。7月 30日马礼逊病倒在床，到 8月1日晚 10点钟逝世，享年52岁。遗体由他大儿子护送至澳门，安葬在前东印度公司的墓地，安葬在前妻玛丽身旁。同年10月，律劳卑爵士在澳门病逝；马儒翰继任父职，到1843年8月29日因患急性疟疾突然去世，享年仅29岁，葬在澳门。

令狐药师

由于这部回忆录的主题与教会和世界事务有着长时期紧密的联系。其内容有显明的立场，却延迟至今始与读者见面，编者感到这是必须向公众致歉的。

    为此，编者觉得有必要说明：因为主要的文件都存在中国。直到去年（1838年）的年中方才运到英国，加上其他情况，使编者无法控制，所以耽搁了许多时间。这批手稿。特别是往来信件，数量相当之大。

    在准备送去印刷之前，需要进行审阅、整理和选择，这只有有经验的同行方能理解这个过程。这项任务又是在编者身体很差、家务烦心和其他不可避免的干扰之下进行的。以致大大推迟了本书的最后完成时间，这是读者当可见谅的。

    以上说明并非要平息对这部回忆录的内容所提出的任何评价，不论其评价有多么尖锐。可是无人能比编者更为敏感，要对此卓越和悲怆的主题更加重视和尽到责任。诚然，如果只是期望编出一部通俗读物。或者只是供给一部分特定阶层的读者，那么只要有相应的人才和机构就可以出版一部最有希望和成功的书。但是，若要对一个人物刻画得更为准确。则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尽管要描述之人物在主要轮廓上和世人有某种程度的相似，却因其工作舞台的主要场景远在一般人观察之外，而其所处的境遇并非寻常，这就给传记作者造成一定难度。对一位传记作者来说，尽管其在文学界有充分的活力。可是没有机会进行日常的观察；或者不熟悉所要叙述的人物，不了解实际情况，就不合格，就不可以公正地做这项工作。为此，编者甚盼马礼逊的儿子和接班人马儒翰写出一部他父亲的生平实录。遗憾的是，由于官职重压在身和其他原因，他迫不得已谢绝了这个建议。后来编者又向马礼逊的最老的、还在世的朋友建议写马礼逊的生平。开头他答应了，但是他因有职在身。住地很远。所有资料必须转运过去与编者难以联络。这项计划又终于放弃了。

    对此失望之后，加以不愿再行耽误。编者重新考虑早先朋友们要编者本人着手进行编纂的建议。在已经取得丰富资料的情况下，编者决定承担编纂这部马礼逊回忆录的任务。编者感到要完成此巨大的任务。将会付出牺牲，但因存有一线盼望，只要能对值得崇敬的人物显出谦恭的爱情就会获得足够的补偿。因为先夫的功德是无量的，可以激励他人追随同样的历程，走在先夫认为值得高度赞扬的道路上。

    此书在编纂的过程中；重点一直放在阐明社会、道德和智育的品质上，采取了简明的叙述事实经过的方式。直接提供证据叙述智慧与真实的虔敬。不添加按语或润色。也不串联故事和说明其关系。忠实与简明，是这部回忆录的特点。谨以此书献给有哲人态度的求知者和一般读者中的正直的基督教徒。编者最后要向给予帮助和提供信函和文件的团体和朋友们致谢。团体有：大英圣书公会、伦敦传教会和英国宗教品印刷协会；个人有：史当东爵士、尤东爵士、克罗尼牧师、埃芬斯通先生和汉基先生。

马礼逊夫人

1839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