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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随想录<br><br>林翰<br> <br> <br>读书随想录一<br><br>一<br><br> 独身。每天固定的时间在小镇上散步。小镇上的居民都以他出门散步的时间来校正时钟。他说他散步时不思考。他说他不使大脑和脚同时运动。世界上有以上生活习性的人可能不止他一个，但只有他是康德。我没有这种生活习性，我肯定不是康德。康德不仅有知识，而且有智慧。他兼有大科学家和大哲学家二种角色。他的笔会划时代。他使哲学的领域定义在关于知识的理论。他使哲学成为独立于科学的学科。这是欧洲历史。<br><br> 我的劣性注定是个空疏汗漫的东方人。按现代社会高度专业分工的要求，我没有知识，退回古代，我更无知识，也无智慧。但我追求智慧，我还没有追到什么，没有发现和创造，我只是在追求。我怀疑和疏远知识，用于掩盖自己的懒惰，调侃知识来为自己的无知解嘲。我遵循“读书不求甚解”的古训，对文字陷阱有一种莫名的恐惧。<br><br> 曾经。我象个虔诚的信徒参拜圣迹神庙，读过一点欧哲史的书，我的不可救药就显现了。我记得当时的结论是：“不可知论”是最伟大的哲学，因为它可信，深刻。我想人的“思维自我中心困境”是个真正的难题，因此我很同情贝克莱大主教。人们粗俗地嘲笑他，说他脚踢到石头还忍痛说石头没有被他踢到之前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不知道在人的眼里和在青蛙的眼里他的形象哪个是真的。他的“不存在”也不是我等凡夫俗子的“不在那里”。<br><br> 康德在认识论上留下了二律背反，史家说他是个伟大的矛盾。“不可知”有叛逆之意味。所以中庸一点，以“可知”来调味。据说康德生活得很平静，没有痛苦。大概他属于圣哲一类，看得很透。<br><br> <br><br>二<br><br> 我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想了解解构主义和权力－话语理论的。中国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得意忘言”，“得鱼忘筌”。庄子说书是古人之糟粕。他认为概念的意义只有相对性：“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中国古代经典不断被注，对注的注叫疏。还有解、释文等等。注到后来，就出来一句话：我注六经，六经注我。<br><br> 鲁迅怀疑中国的正史。他说，史书都是在一个朝代结束后才修史，所以朝代历时长的，歌功颂德，前朝的短处多说，说尽，自己的好处多记。反之，象秦王朝太短，只有十几年，来不及做功课，吃了亏。这大概就是福科说的，权力与话语的关系。<br><br> 最近，中国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把岳飞和文天祥开除出民族英雄行列。这个编者是个福科的信徒，试图用“文化谱系学”方法站在“现在”来建构历史，也有“力”的表现。在文本话语上，我们还可以随便举出身边的例子。<br><br> 与希腊人的那种对本体论的癖好和求真的热情不同，中国人有自己的范式：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物我合一。而几十年来我们从苏联般来一套“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哲学的根本问题”，日丹诺夫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战就是哲学史”，方柄圆凿地写中国哲学史，就形成一套话语。最荣幸的是老子，成为“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br><br> 中国文学史则成了“现实主义和人民性”，一种先验教条外化演绎的历史。佛教和禅宗好象与中国诗歌也没有太大的关系，白居易居士，苏轼居士不见了，他们都成了那种“现实主义和人民性”先验理念的表征。<br><br> <br><br>三<br><br> 西人求真，较真，到了痴癫的地步。因此他们才有可能年前发展起实证科学。中国传统就没有这种思维以外的最高本体论的本真的理念。说人间的桌子是对天国上“桌子”理念的摹仿；争论本体是精神还是物质的；有一个外在于我们的“客观世界”在等待我们去认识它，不断去接近它，又好象平面几何上的渐近线，只能永远接近但不能重叠，等等。中国古代的哲人会说：痴人说梦，有机械就有机心。<br><br> 幸福的上帝总是相似的，不幸的东西方人各有各的不幸。西方人也是自掘陷阱，划地为牢，在里面挣扎。我不知道怎样解释，我第一次看到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的画，就觉得西洋画在三维空间里挣扎。<br><br> 以前，在哲学上，他们一个说：“精神。”一个说：“物质。”能指不同，可以替换，所指一样，都是独断论的“逻各斯”，相互对象化。他们搞了个理性和理性霸权话语，然后，解构主义和权力－话语理论来颠覆它，解构之。他们发现“一切皆文本”。文本皆虚拟。可以这样拟，也可以那样拟。开始清醒。以前霸权话语说完一遍了，说够了。现在进入“后现代”，先解构，再说第二遍，这一遍大家都知道在虚拟，在建构。当然离不开各种力，合力的争斗制约。<br><br> 一个说：“理性。”一个说：“无理性。”一个说：“真实。”一个说：“不可靠，不真实。”一个说：“有意义。”一个说：“无真实上的意义，只有相对的，权力造成的意义，所以无意义。”<br><br>无意义是意义的一种。而无理性之后就会有游戏的规则。永远在二元对立的陷阱中挣扎下去。而人是一种虚拟的物种，人需要一种从科学的“真”的意义上来说是虚拟的意义，就象需要食物和性。各种虚构，建构，虚拟的意义都是自足和相对的。霸权的话语已经每天在被解构。<br><br> 解构主义象一场革命狂飚冲刷了欧美，然后迅速消退了。在中国几乎象流星。指责它不能解决物质性的问题是过分的。它只是欧哲史认识论上的革命性突破，在消解对象化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上，取得了自康德以来最伟大的突破。<br><br> 文学文本因它的虚拟性变成所有文本的标样。文学的地位提高了。<br><br> <br><br>四<br><br> 释迦牟尼在讲经说法时会问他的弟子：我说了什么？然后说，我什么也没说。语言是那样的苍白无力和不可靠。佛教的永恒的典故是“拈花微笑”。<br><br> “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 槃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五灯会元》） <br><br> 释氏不让人用文字记录他的讲经。在他圆寂500年后，佛教徒各派才开法会，由高僧背颂经文，记录成书。后来的《说无垢称经声闻品》说：“法无文字，语言断故。法无譬说，远离一切波浪思故。诸有智者于文字中，不应执着，亦无怖畏。一切言说皆离性相。”<br><br> 中国禅宗，应是颇得真传。禅语从棒喝发展到呵祖骂佛。“这里无祖无佛，达摩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等觉妙觉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薄、拭疮疣纸、……”（《五灯会元》） <br><br> 问：佛是什么？答：是屎，石头（什么都可以）。我猜其意：佛是什么？佛是佛性的觉悟，佛性就在你心中，不是神秘的，不是向外求的，很普通，普通得跟我说的东西一样。把佛指为污秽之异物，是要启悟你不要把我与佛变成对象化的二元对立，“无祖无佛”，把佛与我的对立消解，佛与我，与万物同一。<br><br> 这是东方的智慧。它靠悟，不靠逻辑。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没有彼岸，不要偶象。是一种整体的，类生命的，诗化的思，不得不借助语言时，就边使用边解构，消解。不为自己掘陷阱，造死胡同。<br><br> <br><br>读书随想录二<br><br> <br><br>一<br><br> 一个人逢逆境时，最好是相信命运，包括目的论和奇迹。<br><br> 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些类似克星的大人物，就有许多悲喜剧的味道。伽利略应该算是个大克星了。他的故事真的被戏剧界不断地般上舞台。伽利略的父亲是个穷数学家。他大概穷怕了，象八十年代的中国人。他要伽利略选择有利可图的职业，而且不让他接触数学。这有点象希腊悲剧中的国王听了预言家的话，认为儿子俄底浦斯长大了会杀父，所以把他扔到野外。这都是徒劳。后来预言家的预言还是应验了。据说彼得大帝的儿子因为图谋篡位被杀，死前对其父说：可惜你的子孙的血管里都流着你的血。<br><br> 伽利略十九岁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偷听了一堂几何学的课。这就是偷吃禁果。以后，他迷于数学，竟一发不可收拾。伽利略成了科学史上把数学与物理实验结合案例的成功典范。伽利略是动力学的始作俑者。他在比萨斜塔上扔大小不同的铅块，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二千年间，没有人想到用扔铅块来考查亚里士多德的落体定律是否错误。他的自制望远镜发现木星有个小卫星，金星象月亮一样有盈亏，证实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他居然发现上帝的作品不完美，太阳上还有黑子。这是偷看。从偷听到偷看。我们不得不认为他负有使命。当时的教皇乌尔班八世在他还没有当教皇之前是巴伯尼里红衣主教，是伽利略的朋友。但是伽利略还是要跪在罗马宗教法庭上朗读法庭起草的冗长的信仰表白书：“我抛弃、咒骂和憎恨我的错误和异端……”他因此没有象布鲁诺那样被教廷烧死在鲜花广场，但后者不久前又得到罗马教廷“平反”。伽利略终身被管制，软禁。他死于1642年——就在这一年，一个更大的克星牛顿出世。<br><br> <br><br>二<br><br> 我们知道，牛顿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却任命上帝当工程师。上帝只工作了六天之后就休息了，然后天体就按照牛顿的万有引力运转，应该是极少有差错。不过后来有人认为这六天每天应该很长，因为上帝的工作量太大了，光是动物物种就有几百万种。持此论者想象力太差，他怎么没有想到上帝是全能的，上帝的工作效率很高很高。<br><br> 当时有人只是根据《圣经》推算出来，上帝创世纪是在西元前4004年。剑桥大学副校长莱特富特博士同意这一推算，而且算出人被创造出来是这一年的十月二十三日上午九点整。我想那一天应该不是星期天。我也会推算。<br><br> 我无意反对创世说。因为我读过《审判达尔文》一书。作为近现代文化基石之一的进化论，其实至今也还是科学假说。考古学并不支持达尔文的假说。但为了社会稳定，即大家都有好处，所以不要太公开去谈论此事。库恩的“科学范式”已经把这一切说得很明白。我们愿意（这是最重要的）生活在虚构中，生活在假说之林中。这样少痛苦。康德说他读了休谟的怀疑论知识论，在独断论的睡梦中惊醒。他当时应该有一点痛苦，不过，这点痛苦对天才就很必要。因此他又应对休谟的挑战，建构了一个巨大的梦。<br><br> 反正，现在也没有哪个疯子会写一篇博士论文主张宇宙只有六千年多一点的历史。当然他可以采取别的方式，写别的论题。过了若干年，或许又有人说他是疯子。疯子不是就意味着错误。福科的《癫狂与文明》发表时，也有人说是疯子写的。有一本行业内的杂志用六行字介绍它。它后来是在英国大走红运，又出口转内销。象“铁板烧”，原来是日本菜，卖不掉。后来日本人在德国卖开了，出口转内销，就在本土走红了。赫鲁晓夫是个十二足的后现代主义者，他说共产主义就是一顿丰盛的晚餐，好比土豆烧牛肉。你看，利奥塔的“人类解放的宏大叙事”，被德里达的解构快刀一解构——我们可以想象他象庖丁解牛一样，眼里没有全牛，“唰唰唰”，马上就变成一堆牛肉——就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描述生活语言”，加点俄罗斯人喜欢的土豆，就成了。福科的话语也就是铁板烧，烧的都是理性。所以理性报复了他，他有幸死于爱滋病。<br><br> <br><br>三<br><br> 萨特死时，巴黎万人空巷，为这个站在战后法国废墟上呼唤心灵勇气的哲人，为伟大的存在主义大师送葬。在所有的悼念文章中，有一句话很经典：他是一个“希望默默无闻但不能如愿以偿”的人。是这样的。我们想出名想疯了都出不了名。似乎世界注定让萨特来震惊自己。越是想默默无闻，越是要你出大名。这就是命。萨特强调“偶然性”，但自己死于“必然性”。他寿终正寝，当然免不了病痛的折磨来使他的“存在”成为坚强“本质”。而另一个强调“必然性”的存在主义大师卡缪却死于偶然的车祸。<br><br> 卡缪反对自杀。他英年死于“偶然性”，当然就免掉了自己动手的麻烦。他死了。但他肯定还在满怀信心地等待奇迹。他说过，在这艰难困苦的时刻，我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等待着古罗马发出的那一声号召，这号召终于没有发出，我们默默地等待着。反对自杀的卡缪没有活着等待下去。但他已经看过1953年公演的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卡缪和贝克特分别获得1957和196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卡缪1960年死于偶然性，以灵魂的方式继续等待——尽管他是个无神论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卡缪和贝克特是异曲同工。他们的心都没有死。心死的人是写不出《等待戈多》的。<br><br> <br><br>四<br><br> 听说罗素抽烟。他坐飞机时在与机仓隔离密封的抽烟室，飞机坠毁掉在海里。他因为抽烟没有死。这是抽烟对人类的一个明显的好处。因为罗素的文字给人知识，智慧和享受。<br><br> <br><br>读书随想录三<br><br> <br><br> 我是在试笔，也就是在历险，企图再发现自己。我人生和心路历程都是自己的。我永远不是诗人和作家。我只是个实在的存在。需要一种悟。然后才能摄取，整合，建构，虚构理论。<br><br> <br><br> “惠能大师如是说：有一僧名法达，常诵法华经七年心迷不知正法之处……大师言：法达，心行转法华，不行法华转；心正转法华，心邪法华转……大师言：努力依法修行，即是转经。法华一闻．言下大悟，涕泪悲泣，自言：和尚实未曾转法华，七年被法华转，已后转法华，念念修行佛行。”（《坛经》）<br><br> 我和很多人一样都在被“法华”转，不悟，也不想悟，或不能悟。<br><br> 另有一个小故事，要拿出来与君同乐共赏。以前，我在一本《印度哲学史》上看到有一个学者，他痴到让我崇拜。不知道他叫什么，这无关宏旨。他是古代印度的唯物主义者，为了证明灵魂的不存在，他先称了自己的体重，我们假定他有二百斤。然后，他叫人当下把自己勒死，又马上称自己的尸体，如果还是二百斤，那么，就可以证明灵魂之不存在。<br><br> 我不敢赞同他的观点和做法。海德格尔研究了一辈子人类的存在以及知识，他的结论是：我们能把握的关于“真实世界”的图画，是由我们的意愿决定的。我想，灵魂的存在也是这样，不要企图去证明它，这是人这物种不能做的事。我的意愿告诉我灵魂是存在的。但我认为古往今来，他——这个印度人是第一大学者。他把沉重的躯体放在“真理”的天平上，使一切哲学都失去了重量。尽管我不知道灵魂和哲学有没有重量。我的意愿告诉我，灵魂和哲学都有重量，后来出来一个印度人，重量就都失去了。我向他致敬，为他流下热泪。每当我拿起笔，我就想到他，我百感交集，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学者，不仅仅是因为我没有知识。如果不以生命投入，如果被法华转，那我可以当我的流浪汉，就象现在这样。<br><br> <br><br>读书随想录四－－关于小说的笔记<br><br> <br><br>一<br><br> 现代小说应该是一种具有“文备众体”的自由的体裁。体裁的分类本来就是相对的，模糊的。现代小说有散文化的特点。作为有诗国传统的中国小说，不仅应该有美学上的诗的意境，而且可以将韵文穿插其中，象《红楼梦》之有诗、词、曲。韵文和散文可互相注解和辉映。完全读不了旧体诗词的可以漏过。小说可以象博尔赫斯那样写，是诗化寓言，也可以是随笔，散文和评论。当然没有他的功力，他那深邃出世的惊人的幻梦想象力和瑰丽诡谪语言，这些形式便没有用。长篇小说可以将各种体裁方式应用其中。<br><br> <br><br>二<br><br> 小说的阵地还在日益缩小，电视和新的媒体正创造更多的文盲和半文盲。看图时代好象是要节约用脑，其实脑不用就要钝化。不过，文字垃圾太多的时候，看图可以活跃左脑，保护文字。虽然世俗的流行的文化在商品社会其发展趋势有增无已，但是小说经过变革，还能挣扎求存。小说已经象街头卖艺者，用他的十八般武艺去赢得小圈子的连声叫好，捡几个小铜板。或许有一天，小说变成与近体格律诗一样，只有极少数人在创作，而小说会变成另类“新小说”，象旧诗变新诗，但是没有人会认为新诗已经取代了旧体诗。旧体诗有它不可代替的艺术魅力。<br><br> <br><br>三<br><br> 小说的不可代替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它能写出只有它才能说的东西。小说作为语言艺术，它的长袖善舞的境域无疑是时间和心理。时间是类似柏格森的绵延的时间，而心理则是谜一般的浩瀚大千世界。小说的“时间”，在开始是巴尔扎克的时间，一维的时间链条上堆砌了因果相应的事件。那是实验科学兴起的时代。西方的小说充满了记载历史的欲望，本体论的图解和认识论的功能。后来才成为人的生存状态——存在的调查报告。<br><br> 而在此之前，唐诘珂德的出现其实是个象征：骑士式的冒险已经结束，而反讽的时代将要到来。他虽然反讽，但他还能有冒险生涯。他是作为疯子来到这世上的，他的母亲塞万提斯生下他以后就把他交给了人类。疯子不容于理性的世界，必须在小说里先安排他死去，然后以幽灵的方式回荡人间。多年后，他作为一个土地测量员出现在卡夫卡的笔下，他没有名字，没有姓氏，他叫k。我们不知道他的家庭出身和历史，不知道他的恋爱史，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脸蛋和爱好。但这都不妨碍他让人类铭心刻骨。他不仅留给人类一个永恒的城堡，一个有罪的审判，而且留给小说一个可望不可即的境界：梦与现实的天衣无缝的结合。从此，小说家都姓k，在城堡外围奋斗和抗议，直到死在写字台上，还没法进去。小说家也都被判有罪，也跟一样承认自己（他接近没有自己）有罪。的孤独被侵犯和破坏了。一个连孤独都不能拥有的人，肯定是有罪的。我想他是很明白的，并不是因为律师都站在法庭一边。<br><br> <br><br>四<br><br> 而小说的诗意，不是存在于被现代社会和笛卡儿理性简化了的因果和功利的生活链条中，人的一生都在这强制的链条中焦虑，患得患失，慢性自杀，不可抗拒地走向死亡的终点。相反的，小说的诗意发生于因果链条的中断，它的无法连接，发生于链条的终结。诚如《圣经》所言：“人的尽头，神的开始。”小说诗意开始的地方，无因果可究，不可预知，它节外生枝，不可以理喻。梦是它的原型，不一定是它的形式。<br> <br> |
狗仔卡
发表于 9.8.2003 09: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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