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不幸:评析蒋介石抗战中的“警世创举”

山民甲 · 发表于 12.2.2007 22:27:33

国之不幸:评析蒋介石抗战中的“警世创举” 作者秦汉刀客 　　相关文章:国之不幸:评析蒋介石抗战中的“警世创举”[下] 　　——评析蒋介石政权抗战中的“警世创举” 　　今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七十周年，当年的中日两国除了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为日本陶得第一桶巨额基金为日本完成原始积累外，又是谁把中日两国的差距越拉越大了呢？除了当时的列强纵容日寇瓜分外，中国的最高战略层面是怎样积极配合日军行动的呢？这里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名以上是中国的领袖，其实却干着日本军部早已布置给他的奸细勾当——最大限度地配合日军进攻，最大限度地消灭中国军队。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哈蒋族的心头肉——蒋介石先生。 　　中国出现蒋介石其人一是他本人的不幸，没有治理中国的才能和德行，仅以一身杨梅大疮顶着一个秃头，凭借军阀政客的手段置人民以水火，玩民族以股掌；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这个肉头呱唧的委员长和他领导下的政权实实在在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外蒙割裂并被美蒋送入联合国既是铁证。说它是日本军部派来的奸细一点都不为过。且看如下史实： 　　“九•一八”事变 　　历时4个月零18天，面积相当于三个法国东北三省及一个特区全部沦陷。对日本方面而言，可以说得到了一块发动战争的宝地。20万东北军面对1.5万日军居然一枪不放就退入关内,实在是太说不过去.至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出自蒋介石还是张学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千万东北同胞就这样被国民党政府抛弃了。有人说什么蒋介石政权需要时间准备，可实际上当时的日本根本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正因为日本轻易得到了东北，才具备了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可以说大烟鬼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不抵抗肉头政策才真正拉大了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 　　再看看日本在得到东北后都干了什么： 　　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19.5万余支步枪，5500挺机关枪，1650余门大炮，5300余门迫击炮，260余架飞机，几十艘军舰以及大批的弹药、器械、医药、物资等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38亿元之多。可以说逃跑将军张学良是中国第一大汉奸。 　　日本对东北工业资源的掠夺是多方面的，但其重点是掠夺战略物资，特别是钢铁、煤炭和液体燃料等等。 　　1931年以后，日本从东北掠夺的生铁数量大幅度增加。据伪满统计，1931年为54.2万吨，占日本进口总数的71％；1932年为82.2万吨，占进口的83％；1933年为95.3万吨，占进口的81％；1934年为114.9万吨，占进口的77％。日本对东北生铁和钢的掠夺，主要集中在属于满铁的鞍山制铁所和属于财阀大仓系统的本溪钢铁厂。他们所掠夺的生铁，除了在东北就地制造军火外，很大一部分被运到日本国内八幡等地制造杀人武器。 　　日本对东北煤炭的掠夺在“九•一八”以前就处于垄断地位。“九•一八”后，日本从东北掠夺煤炭逐年增加：1932年为1703万多吨，1933年为1885万余吨，1934年为2055万多吨，1935年为3127万余吨，1936年为4214万多吨，1937年达5266万余吨。在日本进口煤中，东北煤占70～85％。特别是抚顺煤，日本称它为“工业煤绝好典型”，完全用于重点地区和部门，但其价格却低于日本煤的十几倍！ 　　日本对中国东北石油资源的掠夺是全面性的，其中包括天然石油、页岩油和人造石油。在这些资源中掠夺最为突出的是抚顺的页岩油。“九• 一八”后，通过不断扩建页岩油厂逐步提高了生产能力。1931年生产粗油16.3万吨，1935年增至74万多吨，1936年计划达到87万吨左右。 　　日本对东北农业的掠夺，除了移民霸占土地外，还大量掠夺农产品，特别是大豆和玉米等。“九•一八”事变前5年，东北平均每年向日本输出大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1163万吨，占大豆三品总输出的60％。“九•一八”以后，日本垄断资本“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等，以压低价格等手段掠夺东北粮食，运到日本和世界各地牟取暴利。1934年东北运往日本的玉米价值1290多万元，占总输出的68％。1936年至1937年，东北每年平均向日本输出大豆三品1182万吨，占总输出的64％。 　　“一•二八”事变 　　第19路军孤军奋战，而蒋介石政权除派张治中率第5军赴沪参战外，其余一概置之不理，还下令不准海军、空军配合第19路军作战。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终被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及对日妥协政策所断送。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 　　长城抗战 　　长城抗战历经5个月，最终以蒋介石政权屈辱求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收场。这次失败中国损失巨大，给以后华北的局势带来了严重后果。《塘沽协定》的签订使中国失去了热合和冀东22个县。据战后统计，中国军人死亡16725名，负伤24019名，而日军仅伤亡2600名。至于失败的原因，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就不谈了，从军事上讲，中国军队失败的原因包括分散兵力、消极防御、死守阵地，一部分官兵素质差，缺乏斗志等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令蒋委员长不高兴了，最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日、蒋军夹击之下，最后失败。 　　绥远抗战 　　包括红格尔图战斗，百灵庙大捷，锡拉木楞庙战斗。的确打的不错，尤其是百灵庙大捷影响最大。不过这是傅作义的晋绥军打的，和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实在扯不上什么关系。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就是蒋介石政权在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肉头误国政策下对日本侵略者不断妥协退让的6年。有人说蒋介石政权需要时间准备，对，在这6年里蒋介石政权确实为抗战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可问题是你在准备，别人也在准备。实际上日本在1931年根本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可以说蒋介石的不抵抗的肉头政策拉大了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 　　再看看日本的军事实力从1931年到1937年这6年里是如何突飞猛进的： 　　军费的增长（单位：亿日元） 　　年度岁出总额军费比率 　　1933年22.58.7338.8% 　　1934年21.69.4143.5% 　　1935年22.110.3246.7% 　　1936年22.810.7847.3% 　　从1931年至1936年，在兵器生产中，步枪增长6倍，计2.53万支，机枪增长3倍，计2400挺，火炮增长6倍，计590门，飞机增长2倍，计600架。从1932年至1936年，年造舰能力（标准排水吨）增长7倍。 　　1931～1937年日本兵器年产量 　　兵器名称1931年1937年增长倍数 　　步枪(支)36134275410.8 　　机枪(挺)54122953.2 　　火炮(门)904784.3 　　坦克(辆)1247938.9 　　飞机(架)41015802.8 　　军舰(吨)5100517249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抗战中日军在中国使用的65%的枪支和山炮，75%的弹药恰恰生产于当年的纨绔公子、大烟鬼少帅，全国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白白丢给日军的沈阳兵工厂和哈尔滨兵工厂！！！这个中华民族的第一大汉奸就这样把自己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笑的是西安事变70周年有贪官竟吹嘘张学良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真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和讽刺。 　　“七•七”事变和平津作战 　　第29军主力在北平地区仅战斗1天即遭重创，牺牲高级将领2名，伤亡官兵5000余人，被迫放弃北平.北平作战中歼灭日军甚少。据日军统计，仅死伤511人。连同天津作战，据日本军方当时发表的数字，自7月27日至8月3日，日军不过死伤1233人(其中军官89名)。〕中国军队迅速溃败的主要原因是第29军最高领导对情况判断失误。他们既未认清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又不理解国内形势的发展及亿万军民强烈要求抗战的意愿，企图委曲求和，希图局部解决，维持冀察的原有局面，以致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且未作充分、有力的战备和应有的部署。平津之战日军经小战而轻易取胜从主观上看，是与以宋哲元为首的第29军少数领导执行妥协退让政策，缺乏战争准备，在应战中又造成诸多失误分不开的。但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指导责任。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应战决心不大，仍想谋求和平解决。虽然调兵北上，并电促宋哲元抵抗，但行动迟缓，贻误了战机。及至日军大军开到、进攻平津时，第29军仓促应战，后援不继，从而导致了平津的迅速失守。 　　保卫忻口、太原作战 　　忻口、太原作战，历时一个多月，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在作战指导上有严重失误，处处防守，正面堵击，兵力分散，尤其是对娘子关方面的防御重视不够，致使娘子关失守，使战役全局陷入被动，以至太原被日军所占。 　　淞沪会战 　　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西撤，历时3个月。在此期间，日军投入近10个师团的兵力，共约28万人，中国先后调集中央部队和驻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部队，总计兵力约70余个师，投入战斗。在会战中蒋介石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国军将领指挥上的低劣暴露无疑。淞沪会战中的消极防御，主要表现为下述三点:死守阵地、硬拼消耗,专守一线兵力分散,专注正面忽视翼侧　。把70余万大军部署于敌掌握制空权、制海权的滨海城市，单靠拼消耗，拖时间，幻想求得国际干涉，解决中日战争，这是违背??略指导上的严重失误。国军初期曾发动过迟的不成功进攻，3个精锐师（36、87、88师）并加强炮兵、战车等单位，在张治中指挥下居然攻不破日军仅一个旅级海军陆战队的防御，中期是惨烈的防御和夭折的反击，在部队损失惨重而敌增援开辟新的战线之后，终以国军全面撤退而失败告终，并有部分部队溃散。 　　失败原因：初期进攻不力，中期消极防御，屡次投入兵力，以数量优势的人员拼敌军优势火力。就“协同”而论，张治中、陈诚、冯玉祥（至少名义上）、顾祝同，还有蒋本人造成战役指挥连续更替，部队隶属及作战区域更缥忽不定；反攻时非但选择敌火力强盛之处以大量轻步兵进攻敌正面，且缺乏部队配合，未能在宽正面发挥数量优势；应撤退时犹豫不决，延误时机，造成大部队撤退准备时间短缺而致使部分溃败且损失大量装备。 南京失陷 　　南京之战，中国军队以10余万之众抗击日本不足五万的侵略军。中国军事当局在战役组织指挥上出现了不少错误。战前未作周密部署，守军分别扼守正面很宽纵深浅短的外围和复廓阵地，缺乏机动兵力。战斗中，消极防守，被动应付，致使本可作为首都屏障、钳制敌人前进的金坛、句容、溧水等地轻易陷入敌手。负责策应作战的部队轻失芜湖，使中国军队陆上退路断绝，最后决定突围时又未拟定周密的撤退计划，致使守军在突围中，损失严重。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入城以后大肆“扫荡”，开始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真是往事不堪回首，不堪回首。 　　徐州会战 　　日军先后集中8个师团、5个旅团（支队），约24万人，于1938年1月下旬开始南北对进，夹击徐州。中国第5战区先后调集11个集团军和军团、64个师，约60万人防守徐州地区：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抗击北线日军南犯；一部兵力部署于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虽然有个台儿庄大捷，但60万国军最后还是败在24万日军手下。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决定“扩大台儿庄战果”，遂将各战区精锐部队大批调往徐州，准备在徐州地区同日军进行决战，导致数十万军队差点被日军合围！ 　　花园口决堤 　　为阻止日军进攻，经蒋介石批准，国民党军竟于6月9日炸开郑州东北的花园口大堤，滔滔黄河水经中牟向东南方向奔泻而去，平汉线以东中牟、尉氏、扶沟一线，直到安徽、江苏，成为一片汪洋。花园口决堤造成黄河改道，使豫、皖、苏3省40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沦为泽国，虽没有淹死几个日本鬼子却有近90万人葬身洪流，六千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可蒋秃子用的这算哪门子战法？在人类史上还能找出第二例来吗？？？！！！是不是这近90万老百姓就该死？且不论花园口决堤对阻止日军的西进是不是真的有效，一个国家的军队居然要靠决堤淹死自己的老百姓来阻止敌人的进攻，是何等的“有能”！日后的淮海战场上黄泛区的人民决定了蒋家王朝的覆灭！ 　　武汉会战 　　日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2集团军和第11集团军共9个师团的兵力，约25万余人，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舰艇约 120艘，各型飞机约300架。国军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部队以及空海军，总计14个集团军、47个军、120余个师，作战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近100万人。打的怎么样呢，比以前有进步吧，对了，还有一个万家岭大捷，不过且不说106师团战斗力如何，只消灭3000人就敢吹重创日军一个师团也属国军的特产。武汉会战中由于蒋介石及有些高级将领作战指导上欠妥，以致在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阵亡将士人数，军事委员会统计为 254628人，日本统计为197439人)，主要原因是战役上单纯地进行阵地防御，与日军拼消耗。即使从阵地防御的角度来看，在作战指导上也有不足与失误：兵力分散，以连绵不断的一线式阵地进行防御战斗，而且逐次使用兵力，缺乏有力的战略预备兵团；会战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 　　广州失陷 　　广州作战是在武汉会战期间进行的。日军占领广州，控制了华南的部分地区，并为其以后的南迸作战，建立了一个前进的基地。广州失陷，使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国际物资输入线，给持久抗战造成了新的困难。广州失守的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及军事委员会在战略上的判断失误，致防守力量薄弱而又分散。但第12集团军各部互不协同及抗击不力，也是广州迅速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结束，共１５个半月的时间，这是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和战略退却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蒋介石政权抗战的确不算消极，但打得太差，结果就是丢掉了大半个中国，还把大批毫无作战经验的日军新兵打成了经验丰富的骨干，蒋肉头指挥的所谓战役被全世界军校作为了反面教材。从这个角度讲，蒋介石政权的抗日起了负作用。在这个阶段，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军事上的无能，指挥上的低劣是很明显的，决不是一句中日国力悬殊就可以搪塞过去的。中国派遣军在前期确实有重炮优势，但是这个优势是有限的，重炮跟国军比是强几成而非几倍，根本不能弥补日军兵力上的劣势。所以，只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战略指导正确，军事上指挥得当，充分发挥国军兵力多，实战经验丰富，内线作战等优势，是能够打赢的。可是在实战中，由于蒋介石政权腐败无能，战略指导错误，具体的指挥也很低劣，水平实在是太差，导致国军的长处得不到发挥，才被打的一溃千里，短短半年丢掉半个中国。 　　武汉会战之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国的史书美其名曰：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这多少有点阿Q精神，半个中国被人家占了，两亿国民被人家统治，大量的资源被人家用来以战养战，还好意思说是胜利？至于为什么会进入相持阶段，是因为日本的战略错误，没有进行总动员。当时的日本决不是无力进攻。参考防卫研究所战史部编撰的日本战史可见40年时陆军为135万、海军19万，而44年时陆军为410万，海军130万。41年12月至 42年11月造船25万吨，而43年12月至44年11月造船166万吨。而陆军44年夏季兵力分部为：南方军41个半师团，中国派遣军35个师团，太平洋方面15个师团，本土（含台湾、朝鲜）24个半师团，关东军11个师团。１９４４年，日本的光生产的飞机就有２８０００架，这还是在美国的大规模战略轰炸下取得的！由此可见，若在太平洋战争之前进行动员，以日军44年的规模在华投入主力作战的后果，就不是一个河南和打通交通线作战，而是至少集南方军和太平洋方面50个师团的进攻；即使日军后勤不足以同时维持70个师团的进攻，而将兵力分成两、三部分投入，也足以从根本上摧毁蒋介石政权。可见，如果日本在 “八一三”后就进行总动员，以1943、1944年的军队规模投入中国战场，就凭蒋介石政权那种60万打不赢24万（徐州会战），100万打不过25万（武汉会战）的水平，早被消灭干净了！ 1941年后日本战略重心转移，为对苏作战通过“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将关东军加强大最庞大、最精锐的战略集团，作战物资主要也往东北输送，以致大连、釜山等港口物资堆积如山，“满铁”紧急动员组织车皮突击抢运。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关东军储备的战略物资陆续转用于南方，但到战争结束时也还剩一半。在重点“北进”和“南进”的背景下，对“中国派遣军”的物资供应则日益萎缩，连基本的保障也难以获得。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在中国唯一的“攻击军”11军也无正常的弹药供应，例如从1940年7月到1941年3月的9个月中整个军没有得到过哪怕1发炮弹的任何弹药供应！其记载的供应记录是 “零”。中国派遣军中的头等王牌军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1939、1940年11军两年的弹药供应量，也不及1938年一年的1/5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时11军还有弹药供应3300吨，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的临近，物资优先保证南洋大战，到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时11军只有600吨弹药，不足3 个月前的1/5，也是这次会战受挫的重要原因。实际上整个二战中日军无论兵力和物资的重心都有向北（东北的关东军）、南（太平洋的南方军）日益转移的趋势据统计八年中日本用于中国的战费120亿美元（含侵占东北的关东军费用），占其整个二战全部军费的35%抗战爆发4年后，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武器弹药供应量还是绰绰有余（但重点在关东军和南方军，而不是中国派遣军）。1941年12月，日军武器弹药足够装备103个师团。而当时日军战斗序列有51个师团和59个独立旅团，以2个旅团折算为1个师团计，则相当于80个师团，武器弹药量尚盈余20多个师团装备，所以日军装备是充足的，并没有因为侵略中国4年的战争而经不起消耗至于日本武器生产，不但没有因为侵华战争而萎缩，反而因为局部战争动员而大幅增长。1937年即侵华战争第一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234亿日元，其中军费33亿日元；产钢580万吨，生产步枪4.3万支，机枪2295挺，火炮744门，坦克325辆，军用飞机 1600架，军舰5.2万吨；1941年即侵华战争第4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449亿日元，其中军费125亿日元；产钢684万吨，生产步枪73万支，机枪4.25万挺，火炮7300门，坦克1024辆，飞机3200架，舰艇19万吨。可见经过4年侵华战争，日本无论国民生产总值、军费开支、钢产量和陆军武器、飞机乃至舰艇均呈大幅度增长，可见所谓“中国对日本的抗战使日本的国力被大大地消耗”完全是无稽之谈。实际恰恰相反，日本通过侵华战争进行局部动员，并通过对中国占领区的掠夺，反而大大增强了战争潜力。日本国力的大幅度被消耗，是在太平洋战争中。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4年，占日本国力一半的海军主要盯着荷属东印度（派往中国参战的可以忽略不计），陆军中最精锐，最强大的关东军主要盯着苏联远东地区，可以说即使是在1937到 1941这4年，日本相当碰到这么一群肉头呱唧的党政军战略高层指挥的军队，这么不经打？世界战史专家们说“这哪里是在打仗？简直是在赶羊和赶鸭子！”这还是汤恩伯的配备了德械美械装备的老蒋的嫡系军！ 　　南昌会战 　　日军此次进攻南昌，在主攻方面，兵力集中，形成优势；在助攻方面；采取佯动佯攻等手段，钳制对方。日军主渡河点选在河流向己方凸出、对岸交通便利的地点，这既便于渡河前兵力调动和集结，又便于渡河后向纵深发展。而守军在修水南岸防线，未能形成纵深，一点被突破，便全局被动。南昌会战，中国军队既未能在防御中守住南昌，也未能在反攻中夺回南昌。由于蒋介石和某些高级将领，或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或是缺乏优良的战略战术素养，以致在作战指导和作战指挥上产生不少失误，在造成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却未能实现自己的战役企图。 　　随枣会战 　　1939年5月初，日军第11集团军为消除鄂北、豫南方面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向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5战区军队与敌展开了为期20余天的随枣会战。这次会战，毙伤日军1.3万余人，第5战区也受到较大损失。因为第２１集团军、右翼军与江防军使用兵力较少，行动不大胆、不坚决，未能动摇日军的战役决心，未能打乱其部署，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4日开始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此次会战，日军伤亡2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3万余人。国军在会战中采用以阵地防御与运动攻击、游击袭扰相结合的战法，予日军以相当的消耗，基本上是符合“消耗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的，但在关键时刻决心不果断，行动不迅猛，往往失去战机。如在甘坊、修水、捞刀河与汨罗江以南有多次歼敌的机会，都因决心迟疑、围堵不严、追击不力、协同不好而让敌撤走，未能切实贯彻预定的作战方针。 　　最为可笑的是肉头们机械呆板地秉承焦土抗战的圣旨，日军尚在百公里之遥即奉蒋介石之命放火烧毁了长沙古城。没烧死一个日本鬼子，却烧死烧伤十几万长沙市民！事后蒋介石严密封锁消息，以烧伤民众七八百人唐塞过去。这种畏敌如虎的恐惧心理像瘟疫般早已渗入蒋军骨髓！ 　海南岛、汕头沦陷 　　由于第4战区作战不力，海南岛和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港口汕头丢了。 　　桂南会战 　　会战初期，日军参战兵力３万多人；随着中国军队反攻的增强，第２１军又于１９４０年１月初将第１８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投入作战，使参战陆军兵力达到７万人左右。另海军第５舰队有航空舰１艘、巡洋舰３艘、飞机约７０架。中国方面初期参战兵力为１个集团军２个军６个师２４个独立团，约６万人，后期增加到４个集团军９个军２５个师，约１５万人，另有空军第２路，飞机约１００架。虽然有昆仑关大捷（昆仑关不久就被日军夺回），但个别亮点不能掩盖整体的失败。桂南会战是抗战期间在广西境内进行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会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对日军由此方向进攻的可能性都缺乏估计，部署的兵力既少且弱，以致在日军突然进攻时，既不能组织有效的抗登陆，也不能组织有力的纵深防御，使日军得以轻易登陆并占领南宁（据日军战史统计，这一阶段的作战，日军仅战死１４５人，负伤３１５人）；而中国援军则直到一个月之后才陆续开到集结位置，仓促组织反击。这种战略上的判断和部署失算，是中国方面在会战初期陷于被动和不利态势的主要原因。第二阶段中昆仑关反攻，是中国军队以空、炮、坦、步等军兵种协同配合作战，在兵力火力都强于日军的情况下，消灭日军4千人，而仅第5军就伤11100人，阵亡约5600人，失踪约800人。5军是当时国军中唯一的机械化部队（辖３个师又加强１个战车团和重炮兵），用机械化部队攻山头是一大昏招，这个应由白崇禧负主要责任，同时在具体的战术指挥上，时任5军军长的杜聿明的指挥乏善可陈。此次会战，反映中国军队在战役中协同动作不严密，措置不力，各部队之间缺乏主动配合、互相策应的精神。宾阳作战时，日军以第５师团主力向昆仑关正面进攻，吸引中国军队，而以新增援的第１８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向昆仑关以东迂回至中国军队侧后。桂林行营和第四战区指挥者均未料到此着，只着重于昆仑关正面防御，而疏于保障翼侧安全，在甘棠、宾阳等要道、要点未作适当部署，也未在附近控制有力的预备队，授人以隙。日军果然乘虚而入，轻易占领甘棠、宾阳。第四战区仓促调整部署，但已来不及；正面部队仍在抗击日军进攻，但已失去意义，且后路被切断，有被围之虞，不得不撤退，全盘立时陷于被动混乱。其实，日军集中绝大部分兵力置于右翼（昆仑关及以东），其左翼（高峰隘及以西）兵力空虚。如直趋南宁，也可打乱日军部署，瓦解其攻势。可惜第四战区既疏于自身翼侧安全，又不敢大胆迂回对方侧后，作战思想消极呆板，应对失当，使第二阶段反攻已经取得的战场主动权丧失，又转变为被动。蒋介石在总结桂南会战经验教训的柳州会议上除自责判断错误外，还指出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上级指挥官战斗意志薄弱，而且大家“骄横怠忽，竟至精神颓丧，决心毫无，乃至遭此失败的耻辱”。会议结束时，蒋介石宣布了此次会战的将领奖惩名单：第３５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第４６军军长何宣、第７６师师长王凌云各记功一次；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以督率部队不力降级，１月２８日调来指挥作战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以指导无方降级，第３７集团军总司令叶肇被扣押法办，第３８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第３６、第６６、第９９军军长姚纯、陈骥、傅仲芳，第３６军参谋长郭肃，第４９、第１６０师师长李精一、宋士台等撤职查办。由于桂南会战失败，南宁被日军占领，不但西南国际交通线被切断，而且日本航空兵以此为基地将危害西南大后方。时任桂林行营主任的白崇禧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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