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长沙:“焦土抗战”政策下的焚城之灾

有容乃大

“一触即发”：惊恐的城市

　　1938年11月12日的长沙，就像时任市长席楚霖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像一只在狂风巨浪中颠簸着的破船”，战争的恐怖和阴影将这座城市完全笼罩。

　　上午9点左右，由衡阳上行的火车宣布停开。几乎同一时候，蒋介石限一小时到达的密令到达张治中手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旋即张治中又接到蒋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内容是“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时任湖南省会警察局机要秘书吴世佶回忆，11月12日下午17点以前，“长沙市区并没有撤退和准备撤退的迹象，不过山雨欲来的传说和谣言时有所闻”。吴世佶记得那时候，他正和时任警察局局长文重孚一起吃晚饭，文重孚当时忧虑的不是战局的恶化，而是出现了与其职责相关的警察大批逃亡，“值班警察逃亡后，就加派一班人去执勤，结果加派的人也跑了，再加派一班人去追，连追的人也跑了，约计已经陆续跑了好几百人”。文重孚两天前已经派人将家属送回益阳原籍，自己搬到警察局住宿，随身的一个小被包里，“仅有一条白布统被，一条白被单，一床羊毛毯和一个小枕头，此外再无他物”。

　　战况的节节失利，将原本是抗战大后方的长沙推到了抗战第一线。席楚霖在两个多月前的8月25日匆忙就职，他回忆，就在上任前一周，8月17日，“日军18架飞机第七次轰炸长沙，投弹100余枚，被炸20余处，伤亡800余人”，“前方又不断传来战败的消息”，“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形势更为紧张”。11月1日，湖南省市政府动员市民疏散，并决定将省政府迁往沅陵，市政府迁往邵阳。“仅有的交通工具被各机关占据，车站码头混乱极了，因争夺一个座位而相互斗殴，造成流血事件经常有之”。

　　从11月初开始的疏散，周立波在《三至长沙》中甚至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人口大迁移”。因为武汉会战失利之后，难民和伤兵源源不断地涌入，加上武汉的机关、工厂的迁移，长沙人口已经由30万骤增至50多万。如此庞大的人群转移，对于当时长沙铁路、公路、航运等所有可能的运力而言，是一次残酷而严峻的考验。时任军委会武汉行营警卫第二分队队副陈正描述，他11月9日上午8时率领所属乘汽车离开南岳前往长沙，平时从南岳到长沙最多不过两个多小时，可是这一次，他们花了将近12个小时，直到下午19时许才到达。因为“从长沙疏散出来的难民络绎不绝，路上非常拥挤”。

　　在迁移的慌乱中，人们等来的是不断恶化的前线战事消息。11月8日，日军侵入湘北，同一天，又出动飞机轰炸长沙和衡阳。9日，日军进陷临湘，10日，占领城陵矶。11日，日军分两路进攻岳阳，中国军队继续向南撤守。是日夜，岳阳失陷，湘北门户洞开。长沙城的节奏已经完全被战况打乱。

　　时任湖南省政府行署参谋处副处长的史说回忆，“到10日前后，街上已不像前几天那样忙乱，行人不多，黄包车一辆也没有了，连一个交通警察也看不见了，街头墙壁上到处用日文写着预备给日军士兵们看的反战怀乡的标语”，“商店开门的很少”，整个长沙城呈现一片凄凉冷落的景象”。到了11日夜间，长沙更加危急，一片混乱。还未疏散的市民扶老携幼、肩挑手提，纷纷逃向四乡。

　　而到了惶乱中的12日下午，也就是吴世佶和文重孚一同晚餐的前后，长沙米商李芸青回忆，“一些街道上便出现了大桶的汽油、煤油，有的墙壁上写着‘焦’字或画了其他纵火暗号，同时谣言四起，或说平江、汨罗均为敌人占领，浏阳已出现敌人骑兵，人心惶惶”。

　　“文夕大火”：失控的夜晚

　　11月12日晚上22点，战争阴云下的长沙城刚刚结束了一场肩负着鼓舞士气使命的庆祝活动，这一天是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一个即使在苦难中也不会被遗忘的日子。

　　席楚霖回忆，这天上午，湖南省会各界在教育会坪举行了纪念大会，晚上原本预备进行的万人火炬大游行，因为战事紧张，最后只由他率领市府所属人员及各社会团体人士约300人参加。

　　就在席楚霖忙碌着纪念日诸多活动的时候，接到蒋介石密电的张治中也在忙碌着，被他召集来的是警备司令酆悌和省保安处长徐权，两人下午16点就拿出了一份“焚城计划”。据计划起草人长沙市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许权回忆，经过徐权修改后的计划(共13条)，明确要求，“弃守前，需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质全部焚毁，不资敌用”。“派省会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二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于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进入准备位置”。计划还对焚城的全部过程，如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起火的命令、信号、秩序、纪律等作了具体规定。放火的地点选定天心阁，这是长沙城中地理位置最高的地方。张治中批示：“限明晨(13日)4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张治中还和酆悌、徐权一起研究组建了“破坏长沙指挥部”。决定由酆悌负总责，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任总指挥、市社训总队副总队长王伟能和许权任副总指挥。

　　当晚22点，引火汽油已经分发到各防火单位班。同一时间结束游行之后的席楚霖开始发现这个晚上的异常，“走到学院坪省政府，门岗已撤。屋子灯火辉煌，满地书报杂物，不见一个人影”。他觉得奇怪，“为什么不通知我一声大家都逃走了？既然要逃走还要我率市民火炬游行？”到警察局找文重孚，没有找到，只见礼堂里堆满了桌、椅、板凳。辗转从王伟能那里得知放火的消息，急忙赶到市政府，通知没走的赶快向邵阳疏散。等他由市政府奔回南门外回龙山住宅，沿途看见手执干柴和洋桶的军人三五成群，源源不断地由南门进城。

　　当晚零时，肩负放火使命的警备二团、社训总队均进入了准备位置。以讹传讹的谣言也开始在城里弥散。许权回忆，徐昆亲自把进入准备位置的草图送来时说，“市内议论日寇已经到了新河。我团下级军官看到省市政府、保安处、警察局都慌慌张张地后撤，埋怨没有安置他们的眷属。他们说日寇进南京杀了几十万人，他们担心同样被杀掉。”

　　而当许权就此请示张治中时，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没有放弃长沙，长沙东面和北面的敌人离长沙各有100多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和陈诚都在长沙。蒋委员长正在调集军队加强防务。告诉徐昆不要惊慌，家属就地疏散，而后由省政府办转移。检阅按原定计划。”张治中指的原定计划，也是他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下达的指令：“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再下令开始行动”，而且还详细布置，“开始行动时，必须先发空袭警报，使居民躲避，等到再放紧急警报时，开始行动”。

　　这是一段焦灼的等待，12日的深夜，更具体地说，是13日凌晨2时许，长沙城内南门某处突然起火，许权迅速得到了士兵的报告，判断是失慎。打电话找警察局文局长，要求救火，文说：“警察都撤离了，消队员也撤离了。”可是不到一刻钟，南门已经三处起火。按计划，举火有四重规定：一是省政府的命令，二是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三是警报器有节奏的长短叫声，四是天心阁上有火柱。许权问前线关麟征总部的电话，得知前方平静无事，而且南门是不举火的地点，所以许权判断是“一处失慎，三起放火”。可麻烦的是消防队走了，谁能控制火势？当晚焚城总指挥酆悌的电话一直占线。许权记得在打了几个重要电话之后，墙壁上的钟敲了三下，这时候看见的，是“全城火光冲天”。不多久连天心阁也火光四射，接着全城起火。市民从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烈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这一天周恩来和叶剑英都在长沙，半夜起火之时，两人急忙撤离，随身仅带了机要文件和一台老式收发报机。于当天下午到达湘潭，是时长沙已成一片火海。同样经历了火灾的还有郭沫若，《郭沫若传》在记述这段冒火脱险经过时如此描述：“只见城中烈焰升腾而起，映红了整个夜空，来不及撤退的长沙百姓，披头散发寻找亲人的，顿足捶胸的，望着大火发呆的，扑向火丛抢救财产的”，“歇斯底里失望地绝叫，伴随着房倒屋塌的轰隆声”。“车至城郊关帝庙前，极目远望，根本不见长沙踪影，惟有冲天的火光和翻滚的浓烟，显然火势还在蔓延。”

　　由于12日的电报代码为“文”，这场大火又被称为“文夕大火”。大火烧了整整三天三夜，全城街道、建筑90%被毁，直接死于火灾的有3000余人。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0多亿元，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长沙市民众抗日自卫团政训处主任刘孟坚记录下的一个细节，是大火后先锋厅的钟楼有幸保全下来，当时这座钟楼上的电动标准钟正指4时37分。

有容乃大

　　“焦土抗战”：长沙的命运

12日深夜的那场大火，彻底改写了长沙的历史。作为几次大规模会战的大后方，长沙曾经呈现一派战略后方的繁荣景象。上海、北京、汉口、南京等大城市许多工厂陆续迁至，生意人骤增，湘江两岸工厂林立，商贾如云，沿岸靠满帆船及巨大木排。

　　事实上，早在11月12日上午那封来自蒋介石的焚城密电之前，长沙的命运已经被“焦土抗战”的决策注定了。抗战中最先提起“焦土抗战”战略思想的人是李宗仁。他曾发表《焦土抗战论》，正式提出这一完全抗日的主张，随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明确提出：“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

　　1938年11月7日，蒋介石飞抵长沙，在容园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强调，“长沙位于武汉广州之间，正处于敌人南北夹攻之下，易攻难守，因此不必和优势敌人死打硬拼，而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严厉地批评了陈诚没有做好坚壁清野，以致武汉三镇大量交通水利设备沦入敌手，为敌所用。在撤出武汉前夕，蒋曾命令陈诚“将凡有可能被日军利用的设施全部破坏”。不料陈诚在实施过程中走漏了风声，遭到武汉商界的激烈反对，最后焚城一事不了了之。

　　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多年后回忆蒋介石不将焚城任务交给陈诚的原因：“照理，陈是军事长官，张是政府首脑，只有军事负责人才能及时掌握敌人的动态，及时作出决断。就因为武汉破坏不力，蒋认为张治中较能贯彻自己的意图。”至于11月12日那封作为最后号令的密电，至今60多年再没有人看见过，有记者采访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时，听说早在“文革”中毁于一场大火。

　　长沙城的大火还在继续，11月14日，中央社发表《坚壁清野，长沙已成废墟》的短评，曾正面评述道：“依据既定计划，诱敌深入，而成为敌军进犯目标之长沙，则不得不为坚壁清野之计，使敌纵能深入亦无所得，于是当局自13日凌晨3时起，即自动毁城。”并宣称：“此次大火，长沙将无一草一木可以资敌。”

　　但奇怪的是，日军并没有紧接着进攻长沙，只是在大火之后，派飞机到长沙上空拍照，又在广播报纸中大加渲染，说火后长沙“全城如舔”等等，极尽奚落挖苦之能事。于是12日的焚城真相，激起了民众的强烈愤慨。11月16日蒋介石赶到长沙，下令速捕首事有关人员，依法严惩，并限两天内结案。曾参与长沙大火案审理的第九战区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张振国回忆，18日的审判结果，原本是酆悌处有期徒刑10年，徐、文二人各判7年，但专案组报呈最高当局后，蒋介石的批示为：“渎职殃民，一律枪决，张治中撤职查办。”20日，三人在南门口外侯家塘刑场被枪决。

　　张治中回忆，蒋介石在长沙处理大火案之后，曾做训示：“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集团的错误。这一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而针对当时“类似阴谋的纵火”的责难，张治中也曾经为自己辩解，说是一个“意外的突变”，“首先是我和几个高级人员疏忽，其次是中下级干部的慌张，再次是那些训练不够的士兵与义愤人民的无知与急躁”。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过早的行动呢？张治中归结为“误信流言”，“岳州没有放弃，就谣传岳州情况不明，常德交通已断。等到敌人登陆城陵矶的消息一证实，就传说敌人两天之内就可以到长沙。就在12日晚间，战事发展到汨罗前线时，有些人竟慌张到这种程度‘敌人的浅水兵舰可以在3小时内开到长沙河岸’”。而这一切全是因为“失败主义的灵魂在作祟。每一个战局的转换，总带来一个新的普遍的恐慌”。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荣维木分析指出：“国民党确定了焦土抗战的方针，事先做好焚城准备，焚城随着中日战局的发展，也就是时间早晚的事情。这是大火的必然性。”“但长沙大火是在混乱中发生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素，这种情况，说明了在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战争的组织者是多么容易产生失误。”

　　“可怜一炬”：生灵的涂炭

　　11月12日的大火之后，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最早报道长沙的惨状，报道的标题正是《一片焦土之长沙》。这样的形容丝毫也不为过，原来繁华的南正街(今黄兴路)、坡子街、臬后街，八角亭、药王街、太平街、西长街、大西门正街及沿江一带，剩下的全是断壁残垣。如同《中央日报》社论所言：“长沙近30年来，物质、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

　　时任政治部第三厅抗敌演剧八队队长的刘斐章回忆，11月16日返回长沙时，“只见到处是断壁残垣，满街瓦砾，有的地方还冒着烟，有时还可以闻到谷物和尸体烧焦的臭气”，南门正街、八角亭一带最繁华的地方“两侧大商店高高的风火墙虽然耸立着，但所有的门窗已经烧尽”，车子走走停停，不得不经常下去清理废乱的电线和倒地的电线杆。看一看战后的官方统计，长沙的惨状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能力：政府各部门以及机关被烧毁的有省政府、民政厅、建设厅、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省市党部、保安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电报局、电话局、邮政局、市商会、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和在长沙各家报馆等大部或全部建筑；被烧毁或大部烧毁的学校有湖南大学、明德中学、岳云农工，楚怡工业学校、兑泽中学、第一师范、南华女中、明宪女校、妙高峰中学、省立长沙高中、民众教育馆等31所；被毁的银行有湖南省银行、江西裕民银行、上海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十余家；工厂被烧毁的有40多家，其中损失最大的有湖南第一纺织厂，其厂房损失达27万余元，原料损失达96万余元，机器设备损失达60多万元。

　　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米市之一，长沙190多家碾米厂和粮栈仅幸存12家半，这半户是泰丰粮栈，位于草潮门，只烧掉一部分。其他粮栈米厂，仓储200余万石有190余万石被烧成灰烬。绸布业损失约200余万元，约占全行业资产的80%。湘绣业40家，所有绣品和画稿几乎与铺屋一同被烧毁；医院除湘雅医院外，全市公私医院均被烧毁。文物古迹，损失也十分严重。

　　长沙大火研究的先行者石柏林教授说：“自己人放火把长沙烧掉，如果不是从抗战大局出发，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这应当说体现了湖南人民为了抗战而勇于作出牺牲的一种献身精神，焦土抗战相对于当时的‘速亡论’和‘速胜论’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长沙大火深受其害的是广大的城市居民，当他们劫后余生返回市区时，绝大部分人早已无家可归。灾民们纷纷从火场中觅取烧焦了的树条木板、残砖破瓦及芦苇、竹篾等材料，搭起简陋棚屋，以为栖身之地。1938年11月16日，周恩来、叶剑英在衡阳召开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干部会议，决定派抗敌演剧一、二、八、九队和抗宣队、湘剧宣传一队和三队共200多人，组成善后救灾工作。在周恩来、叶剑英的指挥下，善后工作突击队紧张抢救伤病员，抢救粮食和各种物资，清理街道，清查、掩埋死难者的尸体，开设临时供饭点，动员灾民回城重建家园，发放赈灾款等。


　　11月19日，火后长沙终于出现了最早的市场，其中有卖肉者3人，卖菜者2人。12月21日《新华日报》报道，此时市内“小本营业、露天商场、旅社饭馆、均颇发达，日用必需品应有尽有；并组设盐米公卖处，凭证供给；银行设有兑换所，流畅金融”。被阻隔的交通也逐渐开始恢复，长沙车站11月29日开始恢复营运，南行火车每日2次。12月初，长沙至湘潭、浏阳的班车恢复，当流离的人们逐渐回到这片焦土之中，并准备从废墟中再建长沙的时候，灾难并未停止。从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日寇4次向长沙城大举进攻。并于1941年9月、1944年6月，两次攻下长沙城。长沙城再次惨遭战火的蹂躏。八年抗战期间，日机轰炸长沙不下百余次，被炸街道区域极为广泛，计有文昌阁、清泰街、湘春街、北大马路、火车北站、福寿桥、六堆子、又一村、油铺街、荷花池、学宫街、兴汉门、西湖路、小吴门、半湘街、小西门河街、坡子街、藩后街、浏正街等120余条街巷。致使早已断壁残垣、满目焦土的长沙更是雪上加霜，城市面貌无复旧观。据1945年11月长沙市工商会所编部分统计表记载：“全市33个行业总计9016户，损失铺屋3663栋，货物财产价值折合银元106546700元。”这仅仅是长沙工商业能够统计出来的部分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