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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
发表于 24.4.2013 08: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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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的这段话是很有见地的,他提出儒家虽然力图划清“中庸”与“乡愿”之界限,但是“中庸”的随时而动,与“乡愿”的见风使舵实质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这就是底线都很模糊。该做什么与不该做什么,在一定的时候是难以做出选择的,因而给投机钻营者留下了借口,中庸之道作为一种道德操守,其先天不足之处是很明显的。故章太炎在《论诸子学》中又直击儒家中庸之道的弊端使人的理想与信仰处于两难之地,“用儒家之理想,故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议论止于函(含)胡之地。彼耶稣教、天方教崇奉一尊,其害在于堵塞人之思想,而儒术之害,则在淆乱人之思想。”章太炎认为西方的宗教之弊在于压制人的思想自由,而儒学之弊在于使人思想混乱。其实,站在我们今天的文化审视角度来看,西方的宗教虽然崇尊偶像,但是在道德信仰上却有着严格的界限,而中国的儒术虽然贴近人生,是一种实践理性,但是在培养人的神圣感与悲剧意识方面,却是显得灵动有余而严肃不足。中庸之道培养出来的国民精神的苟且偷安,曾是“五四”思想家们痛诟的对象。中国文化由中庸所支配的道德观念,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这种由外在的规范性所造成的世人的阳奉阴违,使宋元以来的道德风气每况愈下,尽管官方仍然沉迷于孔孟之道,但民间却随着商品经济发达带来的市民生活的兴旺,笑贫不笑娼的世风盛行一时(观宋元以来话本小说与戏曲可见一斑),早将官方的道德教条抛到一边去了,在民间与官方的政教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空洞。宋明理学正是有鉴于此,吸收了道家的宇宙论与佛家的心性论,融合儒家的中庸之道,力图将传统儒家的道德信条上升到形而上的信仰境地,用宗教体验般的情结来加固日渐衰微的封建道德。前几年,任继愈先生曾力图将宋明理学说成是儒教,遭到学术界许多人的反对而未能形成公论,其实,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角度来看,任先生的这一观点是极具启发意义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到了宋代之后,有识见的思想家要开始将中庸之道与儒学宗教化,以维护中国人的道德精神?这里面有什么奥秘可以探寻?难道不正是传统儒学的过分世俗化与“无特操”化,才迫使宋代理学家们将儒学宗教化吗?章太炎在辛亥革命时期鉴于近代以来民性浮躁,甚至提出以宗教增进之道德,使国人从传统的儒道世俗道德境界中走出来,不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传统道德哲学有很大的弊病吗?然而中国文化这种顽强的世俗精神与中庸性格,使得无论是外来的佛教学说与内在的思想改造,都无法突破中庸之道的文化圈子,造成中国人的文化底线永远是模糊不精的。中庸哲学提倡的所谓“君子而时中”,早已将哲学与文化当作了吃饭的家伙,从而将一切严肃悲烈演化成油滑自私。鲁迅先生在1933年写的《吃教》一文中,就指出:“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他们没有坚定的精神信念,而极易将一切变成“吃”的对象。所谓“吃教”就是利用宗教与革命来混饭吃。中国人的宗教多不纯,信仰亦往往流于多变。
传统的中庸之道与文化底线的模糊化,还可以从老庄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与儒家的“无可无不可”之间找到共通点。老庄“道通为一”的相对论其实与儒家的油滑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荀子早就提出: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庄周可说是儒家中的“后现代主义”一族,他们看出了儒家道德学说的虚妄,于是走向解构之路。在他们看来,既然这个世界本无所谓仁义道德,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值得严肃与追求的呢?于是庄周的放荡不羁成为后世许多反对儒学,不与官方合作的异议人士的效法对象。其好的一面是蔑弃正统,解构权力,自主独立,而不好的一面则是使中国文化的底线更加淆乱不堪。这一点,不仅鲁迅对庄周式的油滑自慰一贯非常反感,在《故事新编·起死》中曾尖锐地加以嘲讽,就是一直以幽默大师自居的林语堂也曾在《中国人》一书中批评道:
由于有了庄子及其著作,中国所有的政治家与土匪强盗都成了幽默大家,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直接或间接地涌透着庄子的人生观。老子在庄子之前已经发出过尖细的狂笑。他的一生肯定孤身未婚,否则他就不会笑得那么调皮。反正有关他的婚姻状况、有无后裔等等,史籍中无从查考。老子最后的几声咳嗽被庄子接了过去。庄子较为年轻,半日色也比丰富得多,世世代代都能听到他的笑声。我们一有机会总是忍俊不禁。不过我时常感到我们的玩笑开过了头,笑得有点儿不是时候。
这是林语堂晚年说的一段略带沉痛的话语。中国式的中庸与幽默,优点是显示了国人的乐观向上,行事稳重,但是在关键的时候,特别是在时世动荡,文化衰颓的年代,往往“笑得有点儿不是时候”,很容易滑向低俗与胡来,中庸的国度这时候反而变得一点也不中庸,没有丝毫的分寸感。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文化道德历经政治运动与所谓“文化革命”,早已荡然无存,世俗道德约束丧失之后,宗教信仰更是无影无踪,于是中国人的文化底线顺理成章地也被“后现代化”了。在今日中国文化领域,“底线”正悄然走向崩溃,一些基本的人类价值观趋于解构。比如在港台与内地的一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中,对中国历史精神资源犹如滥砍滥伐一般,进行各种各样的“戏说”,将严肃的历史话题歪曲得不成样子,去年一部俗劣不堪的《还珠格格》竟然成为万众瞩目的宠儿;近来一些上海“美女作家”的自我卖春,经过一些“评论家”的推介与“争鸣”,竟然跻身于“新锐”之列。与此同时,号称“无知者无畏”的王朔对经过历史考验的“五四”文化巨匠鲁迅等人进行挖空心思的毁骂。醉翁之意不在酒,王朔们这么做,无非是想证明世上的人都要如同他们一样才好,不然就要“灭了”这些不甘庸俗的人们。在如今的文坛,各种各样的假丑恶不仅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而且出现了渑淄并泛,紫之夺朱的现象,明明是一些低劣不堪的货色,却偏要混迹于高雅与新锐的殿堂,反过来指责别人不能赏识他(她)们,是有眼不识泰山。在这种乌烟瘴气的文化氛围中,商业的炒作起到了极为恶劣的作用。一些“娱记”与冒牌“评论家”简直成了搅屎棍子,什么东西经过他们一搅和,便消解了起码的底线,使本来判断能力就差的“受众”莫衷一是,随声附和。矮子看戏,承虚接响,成了当前中国独特的文化景观。文化底线的消失,使本来就混乱不堪的中国当前文化市场浮躁盲目,各种丑恶在这种底线消失的文化平台上如鱼得水,弹冠相庆,戕害着中国人民的审美心灵,使这个具有数千年优秀文艺传统的民族蜕变为趣味俗劣的庸众群体。一些文化论客甚至认为这种“多元化”可以利用“民间”话语消解“权力话语”系统。其实这种看法也是一厢情愿。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宗法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往往兼容着“民间”话语,所谓“民间”话语往往是统治者意志的隐形体现,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分析过清代的一些公案小说与武侠小说,形式上是民间的,但实质上表现了民间无赖“为王前驱”的意识,是统治阶级思想对民众的渗透。在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往往采取暴君统治与暴民统治两种形式,暴君统治与暴民统治可以互补,暴民统治有时比暴君统治更为可怕,特别是在对文化与文化人的迫害方面,暴民政治与群众专政相结合,会造成极端的无序。这种拆除文化底线,在“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迷人口号下,对人类公共的价值观念肆无忌惮地蹂躏,表面上的“众神狂欢”实际上却是演出了一幕人类文化史上最悲惨痛苦、最丑恶荒诞的活剧。其最典型者便是“文革”中的十年浩劫。在那个年代,文化底线荡然无存,学术权威更是臭不可闻,教授成了只会教“马尾巴功能”的骗子,“两坨泥巴就可以打倒爱因斯坦”成了大众话语(见反动电影《决裂》)。在“最高指示”的鼓励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成为群众手里的武器,人们凭借在任何文明国度都不可能有的这种“自由”,可以随便伤害他人而不负文化与法律责任,而像遇罗克、张志新这样的觉醒者只要对这种现象提出一点异议,则被群众专政置于死地。可见这种暴民专政的文化思维,与暴君专政的文化思维,往往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剥夺了个人自由思考与批判的权力。真正的自由思考与批判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它要受人类文化底线的制约,要对人类共有的精神价值负责,即使大胆怀疑一切权威,也是为了追求真理,实现自己的人格境界,而不是哗众取宠,胡说八道。
面对当今文坛的价值沦丧,美丑淆乱,重筑文化价值观念,唤醒人们的文化底线意识,实在是今日中国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当然,这种文化底线意识的建设,并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而是在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中,融汇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化成果,创造出无愧于时代与未来的文化景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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