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西藏60年巨变：由野蛮落后到开放新社会

澎湃

《瞭望》文章：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特别报道

让正义穿透雪域高原

在很多人头脑里，西藏是个带着东方神秘色彩的朦胧的“香格里拉”，有雪域高原的秀美、语言文化的独特、藏传佛教的经典。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人类文明，得到了特别的珍惜与保护。西藏的山川、语言、文化、宗教从未改变。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经幡还是那经幡，佛号还是那佛号。


但历史确凿记载，60年前的旧西藏，是一个领主庄园制的农奴社会，充斥着无数野蛮残酷与黑暗痛苦。西藏和平解放60年，固然要保护独特的藏族文化，但绝不保护野蛮和落后。

西藏文化的保护，必须与整个藏民族的发展、进步、团结、幸福相适应，而不是作为“活化石”在固化了历史的同时窒息自身的生命与活力。西藏文明的延续，要与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同步，而不是打着“保留民族特点”、“保护宗教文化”的旗号，让一个民族衰落下去，让藏族回到“全民皆僧侣”的所谓的“佛教圣地”的落后里去，回到“政教合一”的黑暗中去，回到农奴制度的野蛮中去。

60年西藏巨变，已由野蛮残酷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社会，转变为饱暖、进步、公正、平等、开放的新社会。在全国大力支援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顽强奋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交通和能源体系建设成效明显，文化建设富有成效，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实施，各族群众生活显著改善。

例如，藏族群众热情赞颂青藏铁路，“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各族儿女欢聚一堂。”而“电力天路”——青藏直流联网工程的竣工，将从根本上解决西藏缺电问题，提升西部地区能源优化配置水平，促进西藏以及青海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这又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青稞酒酥油茶会更加香甜，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60年西藏巨变，众多群众信仰藏传佛教没有变。他们执著地追求和向往天堂的幸福，其实与追求和实现现实的幸福并不矛盾。不论是以宗教的方式还是世俗的方式，不论按东方的价值观念衡量还是按西方的价值观念来衡量，同样都是追求幸福。一个心胸狭窄的灵魂，总是把不同视为对立，将差异变成仇敌；而对于一个襟怀博大的精神来说，不同意味着多姿多彩，差异包含着统一与和谐。

西藏在迅速发展中，宗教信仰自由得到真诚、全面的保护。发展的西藏有更多的能力、更好的条件去保护藏族文化、保护藏传佛教。当然，藏传佛教也会主动去适应发展、变革、进步的西藏，从而使自己在新社会中更好地保存和发展。

不少人关注所谓“西藏问题”。尽管头绪甚多，见解不同，其实始终是两个基本问题的交叉：一个是国家主权问题，必须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一个是社会变革问题，必须反对复辟，迈向进步和光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今，中央政府和全体国人不仅能够把国家主权捍卫好，把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好，更要拉着西藏一起走进现代化的行列，实现包括藏族在内的56个民族的共同富裕、共同进步、共同繁荣。

今天的西藏，倍加珍惜和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这是不变的“香格里拉”。

今天的西藏，努力改变一切愚昧与落后，朝着幸福和光明迅跑，这是变革的“香格里拉”。

西藏，正在巨变，也保持不变，仍然是那一块和平宁静的土地，一个有雪峰峡谷、金碧辉煌且充满神秘色彩的庙宇、被森林环绕着的宁静的湖泊、美丽的大草原及牛羊成群的世外桃源。随着与全中国一起走进现代化行列，梦幻中“香格里拉”的光芒，正在现实的西藏闪耀。□(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

《瞭望》文章：“喇嘛王国”的衰变

旧西藏的命运，从它诞生的时刻起，便注定会被一种更人道的制度所取代。政教合一的既得利益者一再错过机会，漠视周边汹涌而过的变革浪潮，直到自己被时代潮流所吞噬


引子·八廓街

还是从两年前玛吉阿米靠窗的位置看去，黄皮肤和白皮肤的过客坐满了这三层小餐吧，窗外人流更是密集，张望的游客，热情的摊贩，虔诚的信徒，闲适的当地居民，警惕的安保人员，在窄窄的八廓街上各得其所。藏地蓝天依然澄澈无言，千年大昭寺的金顶，仍有一种如如不动的威严。

大昭寺和环绕其外的八廓街，是观察拉萨和西藏的一个窗口。当时是3月，现在是5月，除了季节推移释放更多的商业气氛，仅仅两年时间，并未显现多少变化。传统与现代，神圣与世俗，交织在一起，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在这平衡里，各色人等都能找到自己的熟悉与陌生。

大多数的历史，总是悄无声息的。不过，往往就在当事人漫不经心的时候，大变革突如其来。把时光指针拨到五六十年前，众所周知，那是雪域高原翻天覆地的年代。而变革之前的高寒大地，至今仍披着一层斑驳神秘的面纱。

尽管不无神秘，却非无迹可寻。由大昭寺开始，《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背上行囊，带上文献，去寻找那逝去的“喇嘛王国”。

大昭寺：宗教与政治

大昭寺外，香火旺盛，日夜都有四面八方而来叩长头、转经的信徒。在教派林立的藏传佛教(又称喇嘛教，喇嘛意同和尚，本指修行和地位较高的佛教徒，后泛指僧人)中，它是众所尊奉的圣地。

主殿内供奉着一尊释迦牟尼12岁等身鎏金铜像，正是这一佛像，使大昭寺地位崇高。1300多年前，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尺尊公主入藏嫁给吐蕃之王松赞干布，各带来一尊等身佛像，为供奉它们，大昭寺和小昭寺同时在当年的荒地上建了起来。

大昭寺内现有一百多名喇嘛，其中几位，在二楼走廊柜台内卖纪念品。身为喇嘛做着生意，似乎还有一些羞赧，没有八廓街摊贩的推销热情，只在被问到时才开口。几难想象，喇嘛们曾掌控这片大地的命运。

当年那两桩政治婚姻，使佛教在西藏落地生根，直至全民信教。宗教藉权力之手传布并不鲜见，但在西藏，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异常紧密，等级森严的喇嘛集团，统治了这里长达数百年，在不同中土政权的“怀远羁縻”下，各教派在西藏轮流坐庄：13世纪有萨迦王朝，14世纪有噶举派帕竹第司政权，17世纪以后，政教大权转到格鲁派手中，处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是为人熟知的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的名号由清顺治帝正式册封，在“天朝”体制内，他是官至一品的地方大员，事实上，他拥有远超内地总督的权力与尊荣，集精神领袖与世俗领袖于一身。在信徒们心中，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并通过转世制度代代传承。从三百多年前进京受封的五世到五十多年前外逃的十四世，共有十位达赖喇嘛接过西藏的最高权杖。

在达赖喇嘛的统领下，上层僧侣与贵族联合执政，各级权力都由僧官与俗官分享，僧官地位还略高一筹。在底层，普通百姓见到普通喇嘛，也要摘帽、低头、吐舌，战战兢兢以示尊敬与顺从。

据20世纪50年代调查统计，西藏共有2700多座寺庙，12万僧人，占总人口的12%，约有四分之一的男子出家。在喇嘛当家作主的年代，出家为僧是一种信仰，一种荣耀，对贫苦农牧家族的孩子而言，还是一种生计所需，披上僧袍，念念经文，服上一些劳役，至少能混口饭吃。对贵族子弟而言，更是一种执掌权力的捷径，有时只需在寺院住上一晚登记注册，便可获得晋升僧官的资格。

寺庙上层僧侣和僧官，是旧西藏最大的封建农奴主，加上俗官、贵族及其代理人，总计不到5%的人口，拥有旧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和大部分牲畜。在1904年到拉萨的英国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眼中，“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了一切。”

政教合一体系之下，崇高的大昭寺其实处于一种相对边缘的角色。除了清朝时一度做过噶厦(西藏地方政府)的办公地外，更多时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精神源泉。达赖喇嘛在此剃度、受戒，参加大法会，但其真正的权力中枢，在高高的布达拉宫。

1939年冬，来自青海藏区的农家小孩拉木登珠便在此剃度，改名丹增嘉措，随即被送到布达拉宫供为新主人，也就是十四世达赖喇嘛。那时他还不到5岁。

布达拉宫：人间与天上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山头上的布拉达宫都显得厚重而庄严，外有三道城墙，内有千座宫室，尤其在近年新建广场的衬托下，越发显得壮观。

为了保护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从“五一”起，布达拉宫实行门票预定，以限制参观人数，且大半宫室未开放。十三世达赖晚年和十四世达赖青少年时居住的东日光殿倒是可以进出，殿门左右悬挂两个虎皮权力棒，有些唬人，据传，以前四品以下官员不得入内。

但进入里面，就会发现，这座庞大的宫殿远观胜于近览。尽管周边开阔，但它自身重叠的墙壁和狭小的窗户，使得室内极为阴郁灰暗。即便在大白天，也只有在电灯的照射下，那些积累经年的金银宝石才反射出幽幽的光彩来。

丹增嘉措后来如是回忆他当年的寝宫：日光到中午才照亮全室，下午二时就开始消褪，“我讨厌这个时刻，每当黑暗再度吞噬房间，我心头也拂过一片阴影。”

1940年2月，在东大殿的狮子法座上，丹增嘉措完成坐床典礼，正式入驻布达拉宫。但在15岁亲政前，他只是这里名义上的主人，政事由摄政等上层官员把持。

政治，并没有因为披上一层僧袍而纯洁起来；头顶观世音化身光环的达赖喇嘛，也不会自然获得僧俗权贵们的无条件崇敬与服从，在争权夺利中，年幼的达赖喇嘛往往被视作傀儡，甚至成为斗争的牺牲品。从1815年到1875年的60年内，11岁的九世达赖，22岁的十世达赖，18岁的十一世达赖，20岁的十二世达赖，走马灯似的在布达拉宫暴亡。

就连丹增嘉措的父亲，也于儿子坐床典礼后的第7年，中毒身亡。原本，由于家中出了达赖转世灵童，一家人从农民跃升为贵族，这是当时极少数的阶层流动通道。但从此卷入并不太平的权力场中。1950年代在达赖家人公馆里住过两年的司机吴多吉告诉本刊记者，父亲中毒身亡的阴影一直在达赖大姐泽仁卓玛的心中挥之不去，乃至可能影响了她在大变革时的抉择。

比起那些往往因为饥饿或疾病夭亡的农奴孩子，宫内的丹增嘉措至少得到了中世纪式最周到的生活服务。当时西藏的人均寿命仅三十多岁。藏人多年来已习惯于用今生的辛劳与血汗，作为供奉，去换取来世的幸福。这一份信仰，支撑着他们在这高寒地带艰苦生存，也造就了深宫大院内的无尽奢华。一部分人在教导其他人寄望来世的时候，自己却在享受现世。

丹增嘉措后来也承认：“身为达赖喇嘛，象征着人间天上，就意味着过着一种远离绝大多数人民辛劳、困顿的生活。”而当时的噶厦政府，“非常腐化，比如卖官鬻爵的情形已很普遍。”

这一切，都与佛陀所说众生平等、大慈大悲之法相去甚远。一种意识形态，不管原教旨何等纯洁，或后来如何自诩高明，一旦与缺乏约束的权力相结合，便会异化起来，甚至走向反面。14、15世纪之交，正是因为其时一些掌权僧侣穷奢极欲，违背戒律，宗喀巴大师才开创格鲁(意即善律)派，以重振佛法。孰料其后世弟子再度陷入权力的陷阱，重演堕落的轮回。

深宫之内的丹增嘉措日复一日地学经、玩耍、享受荣华，由儿童变为少年，直到1950年10月从昌都传来的战报，才打乱了他的节奏。身边的僧俗权贵们手忙脚乱地求诸神谕，15岁的他被推到了历史的第一线，提前亲政。

昌都：战争与和平

走入昌都地委行署大院内，推开萨旺府(原昌都总管府)虚掩的小门进去，里面清理未尽，满地的尘埃和废弃纸张，据介绍是刚腾空不久拟作为文物专门保护起来。

1950年9月，当阿沛·阿旺晋美来到这里就任昌都总管时，面临的是一种更为失序的局面。

彼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十八军已在金沙江东岸枕戈待旦，青海、新疆、云南部队亦陈兵各方，形成合围之势。最初仅50多名信奉共产主义的党员，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发展为数百万雄师，拿下了几乎整个中国，只待翻过大陆统一的最后一页——西藏。

与这个精神、实力都如日中天的强大力量相比，延续数百年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统治集团，此时已老态毕现，却依然做着万世一系的美梦。中央争取和平解放的种种努力，都遭到其拒绝。他们藉以对抗的盾牌，只是险恶的环境、一万多名藏兵和境外一些反华势力。

解放军于10月6日发动昌都战役后，昌都总管府的官员尚不知情，直至11日前线残兵带回战败消息时，总管府才大为震惊。阿沛连日向拉萨告急，但拉萨的高官们迟迟不予回复，甚至依然故我到郊外欢宴。

仅仅19天，“以打促和”的昌都战役便以解放军胜利告终。昌都地委党史办主任王喜良说，当时解放军那么快打下昌都，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在多种研究中，藏军都被认为是一支战斗力极差的部队。如《藏军史略》中记录：“藏军指挥机构简单，无作战地图，一切由指挥官一人决定，所以战术思想落后，战斗动作混乱，不善于组织火力，不会选择地形，也不会构筑工事……”

在昌都党史办副调研员郑华看来，昌都解放的顺利，群众支前也要居一功。昌都地处藏东康区，噶厦在此的统治力较为薄弱，因此对头人的统战工作和影响基层群众的工作相对易做。

《解放西藏史》载，战前，金沙江西岸的许多藏族群众就祈祷：“天菩萨派来拯救百姓的解放军，快过江来吧！”

与郊宴中顽固而颟顸的同僚不一样，身处前线的阿沛显然明白当时的处境和未来的方向。《中国藏军》作者廖立考证，战前和战时，阿沛都曾力主和谈，但未获噶厦和昌都官员的多数同意。到解放军兵临昌都城下，他率部撤退至城西南三四十公里外的朱贡寺后，便直接派员与解放军联系接洽，10月24日谈判结束，藏军两千多人放下武器。

六十年前的历史拐弯处，就在昌都珠角拉山脚的一条小溪旁，如今已仅剩矮矮的墙基。新的朱贡寺已于“文革”后迁建至西边不远的山腰平坝上，为当地人耍坝子(游玩)之处，外人绝少造访。本刊记者循着一段土路盘上这里后，引来了喇嘛们善意的围观。掌钥喇嘛江村是个中年人，当年的故事，他听老喇嘛讲过，只有些依稀的印象。

朱贡寺和谈后不到一个月，十四世达赖在拉萨接过象征承担世俗权力的金轮，提前亲政。尔后，他率众官携财宝匆匆逃往中印边境小城亚东。

亚东：利益与实力

从拉萨往南，沿着拉萨河，过了雅鲁藏布江，随冈底斯山而起伏，又翻越喜马拉雅山，才到达中印边境的小城亚东。这一趟，藉着越野车和柏油路，本刊记者花了一整个白天。

1950年12月19日深夜，十四世达赖和他的家人、下属高官、随员，共计至少两百人，从布达拉宫地窖取走几十柜金银财宝，由乡间小道悄悄出走，同样循前面那条路，到次年1月2日方抵达亚东。

对于此番出逃意图，他后来毫不掩饰：“如果情况恶化，我可以轻易穿越边境，出亡到印度。”在此之前，他在拉萨还和其高官们做了两手准备，一面指示阿沛在昌都与解放军继续谈判，一面派员往国外“求援”。

这一手法，秉持的是他的前世、十三世达赖的政治遗产——骑墙和投机主义：为了维护政教合一的底线和统治集团的利益，其立场是可以随时变化的。

1904年，英国将领荣赫鹏率军取道亚东侵藏，十三世达赖组织抵抗失败，逃至外蒙向俄国求助。1910年，当清廷以革新之势整顿西藏事务并派军入藏时，他则逃至印度，投奔造成他上一次流亡的敌人英国。连荣赫鹏都惊叹：“世事之翻云覆雨，变化不测，宁有甚于此者？”(汉译)

正是十三世达赖的第二次外逃，改写了数百年来西藏上层社会服从中央政府的政治轨迹，“藏独”问题延续至今。

对十三世达赖和他的后世而言，摇摆于大国之间，也有某种意义上的“不得已”之处。他们可以无视布达拉宫内供奉了三百年的“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牌位，可以不顾现代社会越来越明确的主权原则，但不得不正视自身的实力。

在保守的政教合一统治和恶劣的生产生活环境下，极少数人的消费和消遣可以向西方看齐，绝大多数人却还在进行着原始的农耕与游牧。这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数百年里仅仅维持一百万左右的人口数。

旧西藏的晚期，曾出现过一些改革图强的火花，但都在刚冒头时被扑灭。如从1913年开始，吃过多次败仗的十三世达赖推出扩军强兵计划，增税等措施威胁到了寺院集团的财源利益，他们也不愿看到接受较多现代新思想的青年军官的崛起。最大的喇嘛——达赖最终自行了断这一改革。

在五世达赖手中完备起来的政教合一制度，十四世达赖后来也表示，它在20世纪已是毫无希望地不合时宜。

然而，达赖自己就是这一制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当年15岁的丹增嘉措，更不会想到如何才合乎时宜。据亚东的老人们回忆，达赖的队伍到来时，卫兵们很霸道，不许老百姓围观。当地的牲畜也被驱赶走，草场专供达赖的马帮。

看到亚东的美景，少年达赖私下里还有一种“极度的兴奋感”。

亚东素有“西藏小江南”之誉，其实可能更像巫山、奉节那样的重庆小山城，高山狭谷，山清水秀，恰好川渝菜饭馆也特别多。不过天气更为多变，本刊记者到达的那个晚上，蒙蒙细雨尚未完全收停，抬头一看，竟有满天星星。

上海援藏而来的县委书记纪晓鹏说，亚东是多种气候、环境的融合地，催生了农、牧、林、温泉等特色产业，他准备在这里大干一场，可惜口岸未完全开放。

对1951年的十四世达赖来说，亚东关是畅通无阻的，但他没有翻过去。他在亚东的东噶寺里等待各路回音，结果只有一个达成使命，在他看来这是个“坏消息”：阿沛等人与中央政府谈判成功，于5月23日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而印度、美国当时都不愿过多干涉，连英国也拒绝了他。他感到“难以置信”，因为“英国人与西藏人夙来交好”，“英国人恭而有礼、具有正义感与幽默感”。

他似乎忘了，他所在的这个小城，他一路而过的江孜宗山城堡、乃宁寺，都有着交恶、流血、受辱的印记。

回去还是流亡？达赖的内心和他的众多属下，都分裂成两面。摇摆不定之时，7月16日，中央政府代表张经武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和十七条协议副本及附件，赶赴东噶寺，用行动和诚意打消了他的部分疑虑。5天后，达赖启程返往拉萨。

罗布林卡：妥协与崩溃

达赖和张经武的第二次正式会面，是在罗布林卡。1951年9月28日，张经武带着毛泽东赠送的礼品到罗布林卡，达赖收下并向毛泽东像致敬。

罗布林卡，位于拉萨西郊，是七世达赖后历代达赖喇嘛的夏宫。比起黑暗阴郁的布达拉宫，丹增嘉措更喜欢这个清新亮丽的地方，每年3月从布达拉宫搬到这里时，是他“最快乐的日子”。

罗布林卡是座花园式宫殿，小时候的丹增嘉措游乐其间，曾经因为顽皮，跌入湖中差点淹死。还曾不熟练地开着奥斯汀小车，一头撞到大树上。如今那汪湖水，依旧锦鲤成群。花园里的树木，还是枝繁叶茂。

解放前，罗布林卡尤其是黄墙(内墙)内的宫殿，除了达赖和少数达官贵人，他人一概禁止出入。现在已辟为人民公园，每日游人纷至。

本刊记者来此探访时，邂逅一位叫做顿珠卓玛的藏族阿妈。她还是小女孩时，曾坐在外面的草地上，远远地听达赖在宫内讲经。她已去世的父亲是个手工业者，参加过十四世达赖新宫的修建。从1954年开始建宫，她到这里给父亲送了两年的饭。

新宫名为达旦明久颇章，上下两层楼都装有电灯，浴室中还配有西式浴缸、坐式马桶及洗手池。

藏语“达旦明久”，意为“永恒不变”。1951年，达赖选择回拉萨，关键一点，就是十七条协议里的“不变”条文：“对于西藏的现行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对于这一点，当时许多进藏的“解放者”都不能理解，十八军老战士娜喜回忆当初的急躁：“不是叫我们来解放西藏人民吗，怎么领主还是领主，农奴还是农奴？”

回望十七条协议，那无疑是一个罕见而伟大的妥协。当初解放军完全可以直捣黄龙，但要使西藏从中世纪的封建庄园与政教合一体制，一跃而成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历史这列奔驰的列车要拐一个很大很大的弯，如此一来，难免就有脱轨、翻车的可能，更难免手足相残、生灵涂炭的悲剧。

就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面对西藏这块民族、宗教、地理都十分特殊的领土，第一重要的是主权完整。在这一前提下，共产党人在西藏开始了最早的“一国两制”尝试。

不过，作为一个信奉“穷人翻身做主”的执政党，在承诺维持既有制度的同时，又不得不正视高达总人口95%的普通民众的疾苦。因此，十七条协议在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的同时，也提出“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

于是，张经武和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等人领队进藏后，大部分精力投入了上层统战工作，影响下层群众的工作则保持在小心翼翼的程度。1952年，中共西藏工委“擅自”在拉萨创办一所小学，都引来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渐进、协商式的改革，有诸多成功的范例，如英国的“光荣革命”和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开放。但也有不少自大而保守的统治者，比如满清权贵，一再错过机会，漠视周边汹涌而过的变革浪潮，直到自己被时代潮流所吞噬。

不幸的是，旧西藏的末代统治集团走了后一条道路。从和平解放一开始，中央及进藏工作人员便不断遭受挑衅与对抗。本刊记者在西藏接触的许多当事人，都有着忍受辱骂、被孤立的痛苦回忆。良苦用心的“自行改革”，变成了与虎谋皮。

1956年，事情起了某些变化。全国掀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邻近西藏几个省份的藏区也相继开始。克制数年的西藏工委遂向中央上报规划，拟把西藏民主改革提上议程。

尽管经过多番宣传和解释，既得利益者依然疑惧。1956年7月，最先解放的昌都地区发生武装叛乱，以图捍卫固有制度。

9月，中央发出“九四指示”，指出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提出“六年不改”方针。不久后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不能性急。”接着，西藏工作的人员、机构、事业、财政都进行大收缩，以示诚意。

在中央党校教授胡岩看来，当时的毛泽东，对西藏工作的认识比内地更为接近客观真理。他难以解释缘由。或许是离得越远，看得越清。

民主改革延缓了，但六年或更长时间之后怎么办？政教合一和封建农奴制捍卫者被刺激起来的心理并未消除，达赖也再度动摇。

1956年11月，在达赖应邀去印度参加佛陀诞生2500周年法事活动前夕，毛泽东认为“让他去好”，但“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

在出访的周恩来三度面劝下，第二年初，达赖从印度回来。然而，随后的局面，已无法再用原来的办法处理。

这时美国已经开始直接插手西藏事务，中央情报局在藏人中大肆招募特工，并由达赖的两个哥哥具体组织。很快，叛乱组织“四水六岗”成立，并于1957年7月到罗布林卡借敬献金宝座之机，向达赖呈上对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永远不改的报告。

在达赖的默许、纵容与噶厦的支持、策划下，西藏武装叛乱由点到面迅速蔓延开来。达赖大姐的司机吴多吉还记得，1958年下半年，部分叛乱者窜入拉萨，达赖家人公馆即收留了30多人。

1959年3月10日，数千名叛乱分子聚集罗布林卡，以保护达赖安全、不让他去西藏军区看戏为借口，公开发动全面武装叛乱。

可以想象，昌都战役之后，这又是一次多么不堪一击的对抗。三次复信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表示要设法平息事态的达赖，于3月17日深夜遁出罗布林卡，渡过拉萨河，经山南逃到印度，开始他的流亡生涯。逃亡沿途，有接受过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特工保护。

其时看着他渡河的解放军，在毛泽东此前的指令下，未予阻截。3月20日起，驻藏部队奉命正式平叛，因十七条协议已被撕毁，民主改革随即一并展开。延续多年的“喇嘛王国”，在顽固拒绝改变、冒险一搏后，终于轰然坍塌。

尾声·龙王潭

带着旧西藏色彩的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如今都是拉萨大名鼎鼎的景点，充满了外来的观光客。本刊记者看到当地游人最多的，是不那么知名的龙王潭公园。

龙王潭在布达拉宫的背后，最初是五世达赖时因修建布达拉宫挖土而成。像内地城市的中心公园一样，它并无多少特色，有一潭不太深的潭水，一些或新或旧的楼台亭阁，许多花草树木和一些游乐健身设施。普通的地方，普通的人，到处都是欢笑声和惬意的面孔。

不用问，他们大多是农奴的后代。在旧西藏，总人口的95%以上都是农奴。这种简单快乐的生活，不知是否当年农奴——“会说话的牲畜”所向往的来世。

在江孜的帕拉庄园，堂皇的厅室内现在还展示着贵族庄主用过的劳力士表、洋酒等西式奢侈品。而其对面的奴隶院，平均六七平方米大、两米来高一间的屋子，空空如也，当年要挤上整家人。

曾有人为政教合一下的封建庄园制辩护，并举例证明领主管辖下的农奴生活不算残酷——他们甚至“一天能喝上两次酒”。可是，残酷程度并非最本质的问题。新旧制度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底层的民众是否有保障自己权利、选择自己命运的可能，在于人与人之间是否有基本的平等。当年农奴唯一的奢望，是碰到一个善心的领主。而领主的恩赐，高兴时可以给予，不高兴时就可以收回。

一路在西藏走过，可以说，在那些当年的政治喇嘛及其盟友贵族身上，在人类进入20世纪后，基本看不到有任何超越他们自身利益，代表自由、正义和平等的社会关怀。

人类进步和历史演进的整体路径，在于创造、跟随、再创造先进的核心价值和生活方式。不去主动拥抱之，便只能等着它们破门而入。旧西藏的命运，从它诞生的时刻起，便注定会被一种更人道的制度所取代。后来的民主改革虽自内地传来，但因顺乎民心，很快就席卷西藏大地。当百万农奴发现生活还有另一种可能，便无情地抛弃此前被刻意营造的“香巴拉”幻梦，终于告别了中世纪。

时下为5月，龙王潭里，人们随意地徜徉其中；布达拉宫外，信徒们顺着城墙在转经。加入哪一行列，没有人发出强迫的号令。□(除采访外，本文主要史实参考《解放西藏史》《西藏通史》《喇嘛王国的覆灭》《现代西藏的诞生》《西藏大事记》、有关达赖传记、国务院新闻办有关西藏的几个白皮书等。严书翰先生、胡岩先生、童晔先生、靳薇女士对本文亦有帮助，特此致谢！)


《瞭望》文章：百年进藏记

雪域高原也无力阻挡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的滚滚车轮；强迫的改变，抑或自觉的追随，在这一个多世纪里交织纠缠



翻过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青藏铁路顺势而下，一头扎向广袤的高原腹地。千年雪山把朝霞映射在钢轨上，泛起金属的坚硬光泽。

这是一条工业文明的“天路”。路的东头，1865年北京城外的第一段铁轨曾引来“观者骇怪”；五年前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度战败，“通商使团”携“奇技淫巧”从此纷至沓来。

路的西头，一个英国“使团”经过多年筹划后，用枪炮开路，终于在1904年踏进拉萨。“他们依靠中世纪的武器和各式各样的杂牌现代武器同我们较量，他们一本正经地诅咒我们，然而我们还是过来了”，当年的英国随军记者记录。

“骇怪”之后近半个世纪，北京城里进退失据的大清王朝倒台了。取而代之的革命者宣称，要将强权阻于外，铁轨通于内。宏愿在另一批革命者手中得到实现。

也是近半个世纪后，诅咒英国“使团”的喇嘛和噶厦官员，把“新汉人”迎进了拉萨城。多年以后，和平解放的石碑在市中心屹立，与巍峨的布达拉宫遥相对望，新旧之间，纪念着两个民族曾共同经历的洗礼与重生。

但传统和现代、本土和外来、宗教和世俗急剧碰撞之下，茫然困惑依然难以避免。强迫的改变，抑或自觉的追随，在一个多世纪里交织纠缠。

“西藏人很早就具备了避开战争、和平安宁地生活、宽容待人的处世哲学和技巧，……从不卷入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事务。”旧西藏的噶厦政府，一度以为可以继续把大门关闭。

无论怎么封闭，再也不可能置身世外了。雪域千年的暗夜，注定要被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的汽笛声惊动。

英国人入侵

从拉萨往南400多公里，亚东是中印边境一座小城。从城边的噶举寺再向南眺望，边境线上则里拉山口和乃堆拉山口蜿蜒而来的土路交汇在半山腰，顺着干涸的河谷下来，依稀可见残遗着一条碎石铺就的驿道。

数百年来，当地马帮就踩着这条一米见宽的小路往来中印之间。1903年，荷枪实弹的英国人以通商的名义，也沿着这条路踏进西藏。

对于西藏的资源和地缘优势，“日不落帝国”垂涎已久。几乎在敲开中国东部海防大门的同时，大批训练有素的探险家和化装成朝圣者的秘密测绘间谍，开始年复一年深入到藏区腹地。

后来担任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的霍尔迪奇(Thomas Holdich)，就曾用“无穷的矿产”来形容西藏东部。在了解俄国人的蚕食意图之后，他不无遗憾：“我们从未去探险过。”

翻开世界地图，可以更清楚冒险家们的想法。西藏的西南侧，坐落着大英帝国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印度；东侧是富庶的四川盆地；西北方，还有被称为“地理枢纽”的中亚各国。高原耸立在亚洲大陆中部，睥睨着四周辽阔的平原。

这是殖民帝国向全球急剧扩张的时代。帝国的影子背后，资本正在成为整个文明的动力——即便帝国本身，也要为财富效劳。而凭借工业革命的成果，征服者得以将触角恣意伸向非洲的荒漠、拉美的丛林，雪域高原也莫能例外。

与在中国内地武力通商同步，“从这个时期(1860年代)起，我们可以找到英国要求开放西藏的一系列企图”，英国学者蓝姆(Alastair Lamb)在专著中如此评述。尽管在后人眼里，这样的开放，无非只是为伦敦的交易所又增添了一堆闪亮的筹码。

19世纪的西藏，就在小城亚东，已经听见越来越急促的敲门声。想躲，是躲不过去了。1888年，英国人终于首次入侵。

修建在山坳中的噶举寺，背山望水，肃穆庄严。本刊记者抵达的时候，这座隶属藏传佛教噶举派(白教)的庙宇，正迎来又一次政府修缮。“寺里供奉着一尊护法神，是十三世达赖下令从巴夏寺转移到这里的。”前来督查的亚东县统战部部长达瓦次仁站在寺前告诉记者。

巴夏寺早已消失在远方的崇山密林里。面对当年武装越境的英国人，藏军严密设防之外，并请出临近巴夏寺的护法神施展法术。可装备着现代武器的英军显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藏军溃败之后，寺庙也从此被废弃。

英国首次侵藏后数年，清政府抵挡不住压力，像内地已多次上演的一样，签下不平等条约。在拉萨海关的历史陈列室里，政工办主任尼玛次仁指着老照片告诉记者，1894年，亚东被开放为商埠，并开设海关，由英国人管理。

但英国人的胃口并未满足于亚东，要求将市场深入到西藏腹地甚至拉萨。双方对通商问题的意见不一，加上划界、游牧等遗留问题，英国人开始准备第二次武力进攻西藏。

1903年12月12日，英军3000人在少将麦克唐纳和商使代表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的率领下，翻越则里拉山口进入西藏。以通商为名，行入侵之实，西洋的冒险家视之为对自身价值标准的一次理所应当的普及。

“惟于西藏，独不许进行贸易。此种偏颇不公之事，殊不适于正直文明之民族如君等也。”荣赫鹏侵入西藏后发表的演讲，将这一态度表露无遗。

上了一堂主权课

从亚东往北，海拔陡升，随后一路起伏，不断翻山越岭，如今经江孜到拉萨的柏油路上，犹有不少窄道急弯。可以想见，百年前英军踩着土路仰攻而来，实在并不占据地利。

兵员数量也不占优。在亚东往北近百公里的曲美雄古，1904年3月已有藏军3000多人驻守，而英军仅预备1000余人。双方在此对峙，荣赫鹏利用武器的差异欺骗藏军，声称谈判停火必须熄灭火绳。藏军应允。随后英军将机枪架好，把上千藏军包围在围墙一角进行扫射，随后乘势向北进攻。是役，藏军共伤亡1400余人，英军仅伤亡15人。

百年之后的曲美雄古，早已无处寻觅枪声。只有高原的风静静掠过残留的几堵土墙，供人遥想凭吊。

一百多公里外的帕拉庄园，当年的大领主从这里派出卫队援助藏军。庄园里仍然陈列着当年装备的土枪。讲解员格桑顿珠告诉本刊记者，这种土枪需装填火药、点燃火绳才能发射子弹，每射击一次大约耗时五六分钟。

而此时的英军，已经装备了马克沁机枪。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护卫的清军就曾见识过这种射速高达每分钟600发的现代武器的威力。

双方军队装备和战略战术素养的悬殊，使得战争成为一场屠杀。为此，英国《每日邮报》的随军记者坎德勒(Edwudn Candler)声称，“很显然要不是我们狠狠地教训了他们(藏军)一顿，我们就不会有任何进展。”在部分殖民者的思维里，世界只能按照他们的逻辑来运行，凡是不能顺从的民族和文明，那就只能用枪炮来上课了。

曲美雄古一役后，英军决意北上拉萨，在江孜宗山等地再度遭遇大规模抵抗。现在站在山下高耸的抗英纪念碑旁，仍能远眺到宗山城堡残留的英军炮火轰击痕迹。离此不远的乃宁寺，也犹有一段残垣，无言诉说着当年的战火。

西藏并不乏可歌可泣的不屈反抗，但对当年的英国人来说，这只是“护使通商”途中的小插曲，他们唯一需要认真考虑的，是同样对西藏虎视眈眈的俄国人的态度。

英国人进入西藏，让势力正深入中亚的俄国人感受到了威胁。俄国人意识到，失去清政府的荫蔽，地广人稀的西藏无力自守，必然会倒向另外一方——而俄国尚未做好准备。故此，俄国驻英大使数次发出警告，表示西藏为构成中国之一部分，“不能坐视彼邦现状之变动”。

作为对“豪强友邦”的回应，英国接连表示“固无意兼并彼邦”，“只要其他列强不图干预藏事”；同时意欲借助一系列条约文书，将西藏营造成一块亲英的缓冲地。

双方角力，皆遵照在欧洲已通行数百年的游戏规则。这样的规则，虽然即将在全世界自觉或被迫地通行，此时却还没有被所有人意识到，其中就包括清政府驻藏大臣有泰。在战事紧迫、藏军连连大败之时，有泰采取了隔岸观火的姿态，甚至颇有兴致地在拉萨附近树林里唱歌跳舞。

有泰的颟顸在后来的史书里一再被痛斥。也有西藏历史研究者指出，当时西方的知识和标准尚未在中国完成破旧立新，“(有泰)首先还没有懂得什么是主权，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这些现代文明秩序的概念，既已被枪炮带到了东方，就必然给后者留下深刻烙印。

1904年8月3日，英军侵入拉萨，占驻布达拉宫后的拉鲁庄园。随着内外压力渐增，尤其英俄之间罅隙不断，在高原的冬天来临之前，英军索取赔款，沿原路撤回印度，把拉鲁庄园还给西藏，把西藏还给中国。

如今，这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西藏最大贵族的庄园，已经成为一个居民社区，藏式小楼背后，是被称作“拉萨之肺”的一大片城市湿地。过往的行人，或许会描述起往昔贵族的奢华，却鲜有人记得当年英军的匆匆而过。

尽管只是拉萨的过客，英国人却迅速给中国上了一堂关于国家主权的课程，让此后的当政者都意识到，这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大片国土，从此必须以应对西方游戏规则的方式来经营了。

“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

后人无疑记住了这个教训。1949年下半年，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席卷整个大陆时，解放西藏被明确提上日程。12月，毛泽东在赴苏联访问途中，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解放军第十八军受命进军西藏。1950年2月，军长张国华在一次部队动员讲话中说：“如果西藏真被帝国主义分割出去，我们的西南边防后退到金沙江，恐怕我们在四川也坐不安稳吧！”

因“救亡图存”而诞生和壮大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共产党，显然已经熟稔现代主权观念，并对残酷的国际丛林法则深有感触。

此时，美国一改之前态度，对“西藏问题”日益表现出兴趣。刚独立不久的印度政府，尽管于1950年4月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也试图继承英帝国在西藏的特权和其“缓冲区”策略，1950年末，时任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接连向中方递交备忘录和照会，对解放军进藏提出异议。

作为回应，新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屡次态度鲜明地申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疆。”

1950年初至9月，解放军进驻四川、青海的康藏地区，除在全军物色藏族干部外，也在当地吸收了大批藏族青年，包括时年20岁的阿拥、14岁的娜喜，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娜喜对本刊记者回忆，解放军和蔼可亲，她在学歌之余，听了“共产党来了没地的分地、没房的分房”的道理，便要跟着去西藏“解放像自己一样的穷苦人”。

娜喜和阿拥分别加入十八军文工团和医疗队，后来分别从西藏自治区民宗委和日喀则医院退休。

就在解放军准备入藏的同时，北京用各种方法与拉萨接触，争取和平谈判，但收效甚微。西藏当局决意关闭和谈大门，同时陈兵昌都。中共中央遂决定实施昌都战役，以打促和。

昌都历来是藏东重镇，地处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之畔，扼青、康、滇、藏交通要冲。即使今天，从城区到最近的邦达机场，犹需经过两个小时险峻山路。本刊记者出发时，东方微白，从山上望下去，大江如练，天色要更亮一些，江水方才显露出暗涌湍急的真面目。

1950年10月7日的拂晓大约也是这样。侦察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开始渡江，大军同时分兵数路迂回包抄，于19日晚进入昌都市区。藏军“一经接触、稍事抵抗即行溃逃”，全线向西后撤。

从昌都城区往西南方向三十多公里，山路连绵，旧的朱贡寺已经被废弃在一片山坳之中，白墙红顶的新寺修在不远处的山巅。这里是昌都往西通向那曲、拉萨的必经之路。时任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率领藏军大部撤退至此，却发现后路已被解放军阻截。经过商议，阿沛决定与解放军接洽。

至24日，昌都战役结束。噶厦政府也不得不被拉到和平解放的途径。

欢迎“人民的军队”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签字仪式。因其共有十七条条文，又通称为“十七条协议”。

10月24日，达赖喇嘛通电北京，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当日，十八军和西藏工委机关、部队乘牛皮船渡过拉萨河，进驻拉萨东郊。

　　26日，西藏地方政府在东郊举行隆重仪式，以示欢迎。噶伦(主持噶厦政府工作的官员)拉鲁在欢迎词中说道：“在西藏，过去来过皇帝的军队、英国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我们都未欢迎过。这次来的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我们才进行了欢迎。”

《瞭望》文章：川藏铁路猜想

川藏、青藏两条公路通车拉萨之后半个世纪，两千公里的青藏铁路也于2006年全线贯通，西藏的发展不断提速，与内地的血脉联系愈发紧密。顺理成章，川藏铁路的蓝图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2011年3月由全国人代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在其第十二章“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下，提出研究建设川藏铁路。一幅“国家快速铁路网”插图，更是清晰画出了川藏铁路的虚线，分别连接成都与林芝，接待建的林芝至拉萨快速铁路。

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副院长罗霞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从四川进入西藏是进藏的一种重要方式，但目前只能通过航空和公路两种手段，应尽可能改善运输结构。修建川藏铁路，可以提升沿线的交通条件、改善投资环境，可辐射和带动铁路沿线的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国家战略意义。

此前已有媒体报道，从成都乘火车去拉萨，目前需辗转青藏铁路，耗时近两天两夜，而一旦川藏铁路贯通，将减为不足半天。

2008年提交给全国人代会的《关于尽快建设川藏铁路的建议》指出，川藏铁路具有五大意义：交通、旅游开发、脱贫致富、对外开放、国防和民族团结，既是连接西藏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的需要，也利于构建中国—南亚陆路经贸通道。

尽管相关部门仍在研讨川藏铁路的整体线路，目前尚无明确结果，但本刊记者从各方了解到，部分路段已被列入规划，甚至正处于待建阶段。

在四川省境内，雅安市发改委的交通规划显示，成都到康定路段建设里程250公里，规划建设年限为2010年至2014年。

根据前述《关于尽快建设川藏铁路的建议》，这条线路将从成都向西南经双流、蒲江至雅安(此段与成雅城际铁路共线)，过雅安后穿越二郎山至泸定、康定，出站后向西穿越折多山至塔公，折向南沿川藏公路318国道至雅江、理塘、义敦，出站后向北经沙马、木曲跨越金沙江，向西经热曲、曲美至昌都设站，出站后跨越怒江接入八宿、林芝至拉萨。

连接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之间，康定至林芝段铁路建设初步设想则有南线和北线两套方案。

南线方案起于四川康定，向西南沿318国道前行，经新都桥、雅江、理塘、巴塘，过金沙江进入西藏境内，经芒康，沿214国道前行，跨澜沧江，过左贡、邦达镇，沿318国道前行，跨怒江，经八宿、波密到达林芝。

北线方案则在经新都桥后，折向西北沿317国道前行，经道孚、泸霍、甘孜、德格，过金沙江进入西藏境内，经岗托、同普、江达、青泥洞、玉龙、妥坝、柴维抵昌都，跨澜沧江，沿214国道前行，经吉塘、邦达，沿318国道前行，跨怒江到达林芝。

据悉，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对于康定至林芝铁路建设方案有关意见，2010年曾有专门复函。昌都地区结合本地特点及现有公路走向考虑，倾向于选取北线方案。

在西藏自治区境内，从林芝至拉萨路段的修建，目前也已提上日程。据2011年3月的新华社报道，拉日铁路(拉萨－日喀则)和拉林铁路是青藏铁路的两条重要延伸线，前者已于2010年动工，后者有望于“十二五”时期动工建设。

西藏自治区发改委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拉林铁路当前上报的投资额度是300多亿元，期望在拉日铁路完工后即上马。而在2010年4月召开的拉林铁路预可行性研究现场踏勘会上，专家组表示最早将于2013年开工建设。

但本刊记者也了解到，连接成都和拉萨之间，大部分铁路路段的项目总投资和资金来源尚未确定。工程技术困难与川藏公路、青藏铁路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现在的中国与刚解放时不一样，已经具备建设川藏铁路的经济实力。”罗霞说。□(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曹妍袁晔文涛董瑞丰)


《瞭望》文章：中国式援建，西藏式发展

援助既是一种对集体安全和共享繁荣的投资，也是一个道义上的命令。道义命令意味着必须坚持，投资意味着必须讲求效益

文/靳薇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60年来，西藏发生了巨大变化，推动力来自中央政府及全国人民的大力援助，以及西藏干部群众的不懈努力。较之其他地方，援助对西藏发展的贡献更为突出，即使在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在2010年启动大规模援疆之前，西藏所获援助力度之大长期以来也是独一无二的。

1996年，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笔者开始对“援藏项目及其社会经济效益”进行调查。其后5次进藏，在6地市多个村落入户访问，完成4000余人的问卷调查，追踪调查20多个援建项目。笔者关注的问题是：巨额的财政及项目援助究竟对西藏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其经济和社会效益如何？西藏有无形成自我发展的能力？如何实现西藏的可持续发展？

西藏人的幸福感背后

瞭望周刊社《瞭望东方周刊》2007年发布的幸福感城市评选中，拉萨在人情味、赚钱机会、近几年城市发展这3个幸福感单项指标排名中名列榜首。

这个结果与笔者2002年的西藏居民满意度调查结论吻合。调查发现，西藏城乡居民对生活的总体感受超过“一般”，接近“满意”。在人际关系、就医、孩子上学、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状况、工作条件、住房情况等几个方面，满意度很高。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旦增伦珠在西藏对“生活满意度”及“幸福指数”的调查结果，也支持了笔者的结论。

西藏人的幸福指数为什么这样高？尽管个人体验有种种复杂因素，不可一概而论，但人们所处的大环境依然构成其体验的共同背景，就前述多项具体指标来看，经济社会发展及其背后的援助极为重要。

和平解放60年来，由于中央政府的特殊扶持政策，西藏在较短时间内从一个封建农奴制社会转型为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推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从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的1965年至2010年，西藏的国民生产总值由3亿多元增长至507亿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175元提高到413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565元增加到14980元。西藏总人口从1950年的一百万增长到目前的三百万，平均预期寿命从1959年的35.5岁延长到67岁。

西藏得到中国所有省区市中独一无二的财政援助和项目援助，中央政府还在西藏推行了对农牧民的免费医疗、中小学生上学“三包”(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优秀生发放奖学金)等惠民政策，受益者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幸福指数自然也就高了。

既是投资，也是道义命令

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支持和帮助，始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80年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更提出“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的命题。此后，“举全国之力支援西藏”成为一种付诸实施的政策，资金、项目、才人源源不断地进入这一地区。

这是一笔数额巨大的资助，每一个纳税人都在为西藏发展提供着帮助。现在，西藏的财政每支出100元，就有90多元来自中央的支持。仅2001年至2008年间，中央财政对西藏转移支付就达到1541亿元。2007年西藏自治区总人口为273万，而中央政府的财政补助达到280亿元，人均过万元。

除了财政援助，还有数目众多的项目援助。1984~2005年，中央政府和各对口援助省市企业援建西藏共1826个项目533.84亿元，其中495亿元为无偿援助。2001~2009年，国家对西藏的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100亿元，主要用于“十五”期间117个项目和“十一五”期间180个项目的建设。

另外，中央各部委和各援藏对口省市，每年还会另外给予西藏资金与项目。“实际上中央对西藏的资金投入不封顶。”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向巴平措在担任自治区政府主席时曾对媒体如是表示。

为什么要援藏？查阅重要领导人的讲话和相关文献，主要有如下缘由：自然条件差，发展起步晚、社会历史情况特殊、民族宗教问题复杂，战略地位重要，是与国际反华势力斗争的一个焦点，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安全，等等。

援助曾被认为是一种赠与或施舍，是单方面的慷慨给予。现代国际关系学否定了这种“政治不正确”的看法，200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指出：“援助是对集体安全和共享繁荣的投资。在一个威胁与机遇相互交织的世界里，援助既是一种投资，也是一个道义上的命令。”

援助及其依赖

国家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是必须的。不过，既然援助是一种投资，就必须讲求效益。一个应该关注的核心问题是：60年过去了，援助是否已经使西藏形成了自我发展的能力，还是助长了某些对援助的依赖？

数据显示，60年来中央财政的持续援助带来西藏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同时，西藏也陷入一种援助依赖。在1968~1989年间，西藏本地的财政收入一直为负数，中央财政补贴占西藏财政总收入超过100%，最高时在1969年为131.24%。在这21年间，西藏不仅行政机构运行要靠中央财政支撑，甚至工厂等经济体的运营都要靠中央扶持。1989年后，虽逐渐摆脱财政收入负数的窘境，但直至近年，西藏的财政自给率仍然只有百分之几，为全国最低，而人均财政支出在全国仅次于上海，居第二位。是“挣得少花得多”的典型。

清朝的时候，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经济优惠政策是“补不足”，即补贴西藏地方政府开支不够的部分和进行赈灾。新中国建立后的财政补贴，在很长时期则是“补全部”甚至“补超额”。

正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戎教授所言，西藏行政管理和各项事业的运转多年来一直依赖中央财政补贴来支持，形成了极为特殊的“依赖型经济”的模式。

西藏的援助依赖并非孤立的个案，援助依赖的形成在其他国家或地区也屡屡出现。长期以来，如何使援助更有效率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国际社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专家提出：援助本身会产生畸变，导致援助依赖，产生“荷兰病”。典型的表现就是影响受援地区或国家政府创收的积极性，削弱公共机构的发展并降低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因而有必要进行援助制度及援助方式的创新，以提高援助效率。

还有相关学者指出，没有自我造血能力的依赖型财政，可能会忽略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化调整，造成无效及浪费。援助依赖有较大的心理、社会及政治成本，不利于援助方与受援方的良性互动。

援建项目生与死

西藏所获援助大致可分为财政援助、项目援助和人才援助三大块。1984年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之后，项目援助成为援藏的一个重要方式。

笔者对20多个援建项目的跟踪调查发现，项目援助的整体成效较为明显，带来交通状况改善，促进能源建设，带动农牧业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2002年的问卷调查也显示，63.15%的被调查者觉得援建项目的社会效益“很好”和“好”。

具体来看，在笔者十多年调查过程中，有的援藏项目活了，有的却死了，还有一些仍在挣扎。

农林牧项目的综合效益普遍较好，比如“一江两河”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市政建设及文教卫生项目，如道路、广场、上下水工程，医院、学校等，有很好的社会效益，但其维护需要地方财政负担。布达拉宫广场这一西藏新“名片”便是典型案例。广场建成后使布达拉宫更加肃穆挺拔、美丽壮观，同时也完善了拉萨的市政设施，改善了城市交通。但项目费用只管建，建成后广场的维护、路面的保养和更换、相关设施的修缮和广场绿化等费用，需由西藏财政自己埋单。

援藏项目中的工厂矿山类经营项目，不少因水土不服、经营不善等原因而维持艰难乃至关门大吉。比如那曲羊绒分梳厂，勉强经营不到5年，就破产倒闭。还有些项目挣扎在亏损之中，不但不能缴纳利税，反而需要大量财政补贴来维持。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杨明洪教授也关注过巨额援藏资金对西藏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他对1996年至2006年间西藏各项经济指标的数据分析显示，尽管2001年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中央和各对口省市对藏的支援力度进一步加大，但西藏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变化并不显著，甚至趋于弱化。

培育在当地生长的“活物”

尽管援助依赖有其消极影响，但并不意味着要减少或取消援助。出于对集体安全和共享繁荣的投资，出于道义上的命令，援助必须得以坚持。同时也需要不断创新援助制度和机制，真正达到培养西藏和其他受援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目的。

目前援藏的制度化程度还有提升空间。每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都带来批量的项目援助，但这一会议不是定期召开。“再延长十年”之类的援建允诺，也由于其不确定性更激发了投资焦虑和饥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应防止欠发达地区在争取援助方面的无序竞争。

援助的监督机制也应进一步健全。显然，与基础技术创新、人才培养这类长线项目相比，修一条路、盖一座建筑物、建一座工厂这类“交钥匙”工程更为省事。马戎教授即认为，援藏项目的立项论证程序，要加强透明度，广泛征求和吸收社会和学术界的意见和建议。

巨额且易得的投资除导致对投资的依赖和饥渴外，还会强化计划经济色彩。而“政府失灵”往往造成投资效益低下，难以形成更有效的经济增长点。事实上，市场本身会进行选择。政府的干预必须尊重市场规律才能发挥作用。

有时候，可能政府少做一点，留出一些空间，比给钱更重要。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人力资本投资、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如着力普及初等教育，加大力度发展职业教育，发展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比建高楼广场更能帮助西藏，更能管长久、管根本。

此外，外来的援建项目，当地民众参与程度越高，成功可能性就越大。在西藏某地有两个同样是修引水管的小援助项目，结果却迥异。一个是援助方请有经验的村民一起勘察水源，一起选用材料，每家投劳，建成后由村民成立“管水小组”，6年过去了，花费5万元建成的引水管还在正常使用。

当地另一条由国家投资、包工队修建的引水管，用了50万元，仅维持了一年便作废。先是水管被冬天的严寒冻裂，换了新水管后水源又枯了。

尽可能地让当地民众高度参与，而不是被发展、被援助，项目才会成为他们自己的东西，成为根植在当地土壤中的有生命会生长的活物。

工业化战略得与失

2002年笔者到山南地区考察，被带到一个桃园里摘果子，看到果子太小，便对园主说：桃子小了酸，应让它们长大点，改善口味，卖更多的钱。园主听了，笑而不答。

离开桃园后，开车的司机解释：这里更需要小桃子。当地农牧民比较穷，他们赶集时，一块钱可以买几个小桃子，分给几个孩子吃。要是大桃子，一块钱只能买一个，怎么分呢？

拿着内地的好东西“大桃子”去西藏时，也应该问一问是不是符合当地人的需要。

在2010年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要在西藏建设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现代化。什么才是“西藏特点”的现代化？

传统现代化理论认为，欠发达国家/地区发展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工业化摆脱贫困落后。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发展思路，也主要是通过工业化谋求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现代化。上世纪50年代，中央决定向西藏注入大量资金，尽快结束西藏没有现代工业的落后局面。周恩来总理当时曾指示：“要富裕，就要有工业，一个民族没有工业，不可能富裕起来。”

西藏的工业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曾蓬勃发展，形成一定规模，并对本地的财政有突出贡献，企业收入占1952~1965年本地财政收入的25.87%。但1963年后，企业收入变为负数，成为财政包袱。由于对企业亏损补贴过多，地方财政收入在20多年里都是负数。

1980年后，经过重点调整虽渐有好转，但不少工业企业始终被亏损的阴云笼罩，且近年亏损越发厉害。西藏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2005年为197个，亏损企业占总数的19.29%，亏损总额占工业企业创造利润总额的12.48%。至2008年，规模以上的88个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22.73%，亏损总额占利润总额89.86%。

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等人的研究表明，在西藏，中央财政补贴每增加1万元，西藏的农业总产值可增加1.3万元，但工业总产值只增加0.36万元。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西藏的工业产值每增加1万元，工业企业财政亏损高达1051元；工业产值每增加1个单位，中央财政补贴需增加2.89倍。显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选择，是西藏财政持续亏损、陷入财政依赖的一个重要原因。

开掘“西藏特点”

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新现代化研究”，不再坚持“单线进化”的发展模式，提倡多样的发展路径和模式。西藏等欠发达地区，不应该“撞了南墙不回头”地机械照搬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而应当寻求自己的发展方式，实现有自己特点的现代化。

西藏自治区政府曾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西藏可以通过第三产业快速起飞。上世纪90年代后，西藏第三产业以加速度方式增长，年均增速超过GDP增速，已经成为生产总值的第一贡献者(50%以上)。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亦逐渐加强，2008年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重为34.9%；其中，市场化部门的从业人员占50.9%。

西藏的民族文化与当地独特的人文历史景观、自然景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独具魅力的文化资本，西藏这个独一无二的资本，也可能因其过于强大，使得工业化的努力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今后的方向，是作更大的努力消除文化资本的“障碍”，实现与内地同一的“现代化”，还是重新认识这一独特资本，实现西藏特点的现代化？西藏是否有可能依靠独有的文化资本，发展旅游业，带动第三产业，富民强区实现现代化？这是值得继续思考与探索的问题。

当然，第三产业不可能孤立地发展起来，一方面需要加强第三产业内部市场化部门的发展，同时，需要一产和二产(加工业)的配合和支撑。比如旅游，西藏这个地方非常有吸引力，很多人心向往之，但现在很多配套的东西跟不上。

以拉萨的八廓街为例。这个环绕大昭寺的著名街区，卖藏式风格的装饰品、服装和藏香等小商品，是绝大多数进藏访客必去之地。但是，据有关调查，在那里卖的东西70%是温州和内地小企业生产的。这类商品工艺简单，当地人经过简单培训完全可以胜任，但是必须得有“企业家”来组织，形成产业链。现在去西藏旅游，吃的喝的买的，很多都是外地产品。要有第一产业和加工业的发展支撑，才能让旅游业带来的收入大部分落在当地人手里。□(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著有《西藏：援助与发展》)

澎湃

“阿姐鼓”与西藏喇嘛教

“阿姐鼓”是人皮鼓。在西藏，只有圣洁女人的人皮才可以制作鼓皮……包含了西藏人心目中希冀的的一切。死并不可怕，它如同诞生，是回归。是轮回，生与死平,等，幸福吉祥最重要。“天边传来阵阵……可怕的人皮鼓，鼓声虽美，蹦出的不是音符，而是人的呼喊……

《阿姐鼓》讲述了一个孤独的小姑娘失去了相依相伴的哑巴阿姐的故事。她不明白阿姐为什么离家，一直不明白到阿姐那么大，有一天她突然明白了，明白了也许是梦想中的幸福带走了她的阿姐，也许还将带走已长大成人的她。“阿姐鼓”并不浪漫，甚至有点血淋淋的味道。“阿姐鼓”是人皮鼓。在西藏，只有圣洁女人的人皮才可以制作鼓皮。

“嗡嘛呢叭咪哞”这六个字是藏传佛教中的六字箴言，包含了万物。包含了西藏人心目中希冀的的一切。死并不可怕，它如同诞生，是回归。是轮回，生与死平等，幸福吉祥最重要。“天边传来阵阵鼓声，那是阿姐在对我说话……”歌声和鼓声在平静与激情的对比中，表达出面对高原严酷生存环境的一切顺乎自然平和的心态。

《阿姐鼓》歌词

我的阿姐从小不会说话
在我记事的那年离开了家
从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想阿姐啊
一直想到阿姐那样大
我突然间懂得了她

从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找阿姐啊
玛尼堆前坐着一位老人
反反覆覆念着一句话
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
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

我的阿姐从小不会说话
在我记事的那年离开了家
从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想阿姐啊
一直想到阿姐那样大
我突然间懂得了她

从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找阿姐啊
天边传来阵阵鼓声
那是阿姐对我说话
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
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

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

忿怒尊或持明尊所持之法器。以两个天灵盖相背接合，两面再蒙以人皮，涂作绿色。修法中，於颂讚时，配合金刚铃杵使用。在旧西藏，达赖喇嘛的私人经堂每年不定期地举行念“咒经”，臭名昭著的监狱朗孜厦便随时提供“祭品”。这使得一些农奴的头盖骨、腿骨、整张的人皮、完整的童尸成为宗教活动场所的祭品或经加工做成男童皮小鼓、处女大腿骨号等作为祭祀用的法器。

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其黑暗、残酷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西藏的农奴主主要是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他们不到西藏人口的5%，却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牲畜。据十七世纪清朝初年统计，当时西藏实有耕地300多万克(15克相当于一公顷)，其中官家占30。9%，贵族占29。6%，寺)庙和上层僧侣占39。5%。1959年民主改革前，全西藏有世袭贵族197家，大贵族25家，其中最大的贵族有七、八家，每家占有几十个庄园，几万克土地。农奴超过旧西藏人口的90%，藏语叫“差巴”(即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人)和“堆穷”(意为冒烟的小户)。他们不占有土地，没有人身自由，都依附在某一领主的庄园中为生。此外还有占人口5%的“朗生”，他们是世代家奴，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丝毫人身自由。)

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把农奴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随意支配，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据史料记载，1943年，大贵族车门•罗布旺杰把100名农奴卖给了止贡地区噶珠康萨的一名僧官，每个农奴的价钱是60两藏银(约合四块银元)；他还把400农奴送给功德林寺，抵了3000品藏银(约合一万银元)的债。农奴主掌握着农奴生、死、婚、嫁大权。不是同一农奴主的男女农奴结婚要缴纳“赎身费”，有的是采取男换男，女换女的交换，有的是婚嫁后，夫妻双方的领属关系不变，将来生男孩归夫方领主，生女孩归妻方领主。农奴的子女一出生，就登记入册，注定了终身为农奴的命运。

农奴主用差役和高利贷对农奴进行残酷的剥削。旧西藏的差税制度十分残酷，有载入注册籍的永久性差税，还有临时加派的差税。据不完全统计，仅噶厦(西藏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税种类就达200多种。农奴为噶厦和庄园主支的差，占农奴户劳动量的50%以上，高者可达70%至80%。据民主改革前调查，属于十四世达赖的摄政大扎的达隆绛庄园共有土地1445克，全劳力和半劳力农奴计81个，全年共支差21260天，折合劳动量为67。3人全年服劳役，即83%的农奴全年无偿地为农奴主支差服役。

农奴成年累月地辛勤劳动，却连温饱也得不到保障，经常要靠借高利贷勉强糊口。高利贷年利率一般都很高，向寺庙借钱利率为30%，借粮为20%或25%；向贵族借钱利率为20%，借粮为20%或25%。

噶厦设有几个放债机构，历代达赖喇嘛也有两个专管放债的机构。据1950年达赖的两个放债机构有关帐簿的不完全记载，共放高利贷藏银303。85万两。

高利贷利滚利，造成永远还不完的“子孙债”和以借贷人和担保人全部破产而告终的“连保债”。墨竹工卡县有一名叫次仁贡布的农奴，他的祖父曾向色拉寺借了50克(一克合14公斤)粮食，祖父、父亲和他三代人还利息达77年，总共付利息粮3000多克，可领主说他仍欠粮10万克。东嘎宗有个叫丹增的农奴，1941年借了农奴主一克青稞，到1951年，农奴主要他还600克，他只好逃亡，妻子被逼死，七岁的儿子被抓去抵债。

西藏地方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维护农奴主的利益。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法典规定：“勿与贤哲贵胄相争”，“下打上者、小官与大官争执者犯重罪，均应拘捕”，“不受主人约束者逮捕之”，“百姓碰撞官长者逮捕之”，“向王宫喊冤，不合体统，应逮捕鞭击之”等等。不同等级的人触犯同一刑律，其量刑标准和处置方法大不相同。杀人赔偿命价律中规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上级的人如王子、大活佛等，其命价为尸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等下级的人如妇女、屠夫、猎户、匠人等，其命价为草绳一根。伤人赔偿律中规定：仆人使主人受伤的，应斫掉仆人的手或脚；主人打伤仆人，延医治疗即可，不给赔偿费。农奴主运用成文法或习惯法，设立监狱或私牢。地方政府有法庭、监狱，大寺庙也设法庭、监狱，领主还可在自己的庄园私设监狱。刑罚极为野蛮残酷，如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在西藏最大的寺庙之一甘赃寺就有许多手铐、脚镣、棍棒和用来剜目、抽筋等的残酷刑具。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西藏社会历史资料展”中，有当年被农奴主砍下的农奴肢体等许多实物和照片。

在漫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里，西藏广大农、牧奴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动辄遭到迫害。农奴中流传着这样的话：“能带走的只是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脚印。”可以说，旧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面对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统治，西藏劳动人民从未停止过反抗斗争。他们采用请愿、逃亡、抗租抗差，直至武装斗争等形式争取自己的人身权利。但是，他们的要求遭到三大领主的残酷镇压。旧西藏法律规定：“民反者均犯重法”，不但本人处死，而且家产没收，妻子为奴。五世达赖曾经发过一道谕令：“拉日孜巴的百姓听我的命令……如果你们再企图找自由，找舒服，我已授权拉日孜巴对你们施行砍手、砍脚、挖眼、打、杀”。这道谕令多次被后来的当权者重申。

要认识过去的西藏社会，就必须了解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对于我们这辈人来说，要认识西藏政教合一政权下的农奴制，唯一的途径就是书籍了。当然，我在七十年代中叶至八十年代中叶在西藏当教师时，也曾有机会去过江孜的一处大庄园帕拉庄园。但是从一座空空如也的庄园里很难得到切身的感受，因为，现在的许多农民的住家已超过那座庄园的规模了。可是一些为数不多的书籍，那些亲历者栩栩如生的描写，让人看了一次，就再也不会忘记。在这里，我们摘录一些他"们的话。因为这会比我的叙述更令人信服。

法国藏学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在她的《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中说，旧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他们身上还有着苛捐杂税和沉重的徭役：“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

在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这样一来，所有农民就自然而然地要受到高利贷的盘剥。他们不得不向地方上的豪强如宗本、某位领主的管家以及附近寺院的总管借钱、借粮)、借牲畜，这都要偿付很高的利息，偿还的至少要比实际借到的高出一倍，如果是借钱，每个月光利息就是百分之十。

难道用来年的收成就可以还清高利贷者的债吗？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如果还不起债，还得请求债主们让他们继续借下去，或者续借未还清的那一部分。由于拖延偿还期限，利息早已提高不知多少倍，即使得到宽限，仅有的粮食以及保存下来的其它食物，几乎从来也不够全家吃到来年收获时节。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再借，借口粮，借种籽……。如此下去，年复一年，永无完结，直到临死的时候也不能从债务中解脱出来。而这些债务就落到了他儿子的身上，可怜的儿子从刚一开始种田生涯起，就受到这些祖传的债务的压榨，而这些债的起源早已是遥远的过去的事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从什么时候说起。

除了直接的债务外，藏民们还有捐税方面的负担。

我旅行时身上穿的是藏袍，开口讲的是藏语……因此他们很直率地同我说话，毫无隐瞒地向我诉说着他们的痛苦与穷困，以及压在他们身上的苛捐杂税和沉重徭役。沉重的徭役还常常迫使他们在农忙时节离开田野，这些无偿的义务，实际与一切压在藏族人头上的其他重负并无区别。到处都在为官府施工，修筑道路，建造房屋等等，五花八门。所有这些繁重的劳役都压在可怜的村民身上，他们既无工资，也得不到饭食。而除了官府强制分派的工作外，农民们还得无偿地为那些手持差票的过往客人运送行李和货物，还必须为他们及其随从提供牲畜，饲料和食粮。……像所有他们的同类人一样，这些农民都是可怜的农奴，他们没有权利也根本不可能离开家乡，去寻找另外的土地和不过分苛刻的头人。他们中间有几个人也曾经逃到邻近的地区去，但最后还是被头人从新家抢出来，带回村子，吃了一顿棍棒被判罚巨额罚金。由于非常惧怕头人对其亲属施行的惩罚，那些想逃的人也不敢再逃了。因为一人逃走，所有亲属就得遭殃。头人会谴责他们没有阻拦出逃者，那么，逃跑者的兄弟、叔舅、表亲等人就会被头人抽打一顿，然后再替他偿付罚金。

西藏的民歌这样唱：“山上有没有主的野兽，山下没有没有主的人。”为什么农牧奴不能离开土地？现代人类学家梅尔文•Ｃ•戈尔茨坦、辛西娅•Ｍ•比尔通过实地研究，在他们的《今日西藏牧民——美国人眼中的西藏》指出：“西藏的制度通过把劳动力配置在这些领地上使领主大获其便”。

“拉格雅帕•伊荷强的牧民家庭拥有自己的牲畜，可按自己的意愿进行管理和处置。但是他们不能随便离开这片土地，或带着牲畜到另一个领地去，即使那里欢迎他们也不行。……拉格雅帕•伊荷强实行的这种封建式‘领地’制度在西藏的农业区也并行不悖，它确保了宗教界和贵族上层人物（以及政府本身）拥有一定的劳动力来开发他们所控制的土地。从本质上说，所有的土地都属于拉萨的西藏政府，但是几百年来，都划归贵族家族、大活佛及寺庙所有，以此作为其修缮费和维持生计的来源。由于光有土地，没有劳动力来耕作或放牧，不管是农业耕地还是牧区草地，都不能成为生活资料，因此西藏的制度通过把劳动力配属在这些领地上使领主大获其便。从本质上看，给予领主的领地与中世纪欧洲、沙俄和封建日本时代的采邑非常相似。”

大卫•麦克唐纳在他的《西藏写真》里写道，“西藏最严重的刑罚为死刑，而喇嘛复造灵魂不能转生之臆说，于是最重之死刑外，又益之以解体开颅之惨状。其最普通的刑法，凡遇死罪，能将犯人缝于皮袋之内，而掷于河中，以俟其死而下沉，皮袋在河面之上，约５分钟开始下降，后视其犹有生息，则再掷沉之，迨其已死，于是将其尸体，由皮袋取出而支解之，以四肢和躯体投之河中，随流而去……。断肢刑，用于冒犯及抗拒之确有证据者，而小贼在旷野抢劫，亦用此刑。断肢刑系将其手与足切断，四肢当切断时，务须缚紧，以免血迹之溢流……断肢之外，又有一种剜眼之凶刑，或用凹形之煨铁，置于眼内，或用滚油，或开水，倒于眼内，均足使其眼球失去视力，然后将其眼球用铁钩攫出……囚犯一人监狱，罕有能避免而生存者。即能生存，亦因种种摧残，而损失丧其本原。罪囚及嫌疑犯，常幽于潮湿、黑暗、污秽及有害于卫生之土牢中，永远不见天日。西藏官府，对于罪犯，每日只发些微之口粮不足维持其生活……。且西藏之罪犯，又间有鞭害及痛拷之刑。又制一种绞链，以锁其手足，且判定其期限，至期始开释之，以复其自由。有时亦用枷刑，配以铁锁。最重之笞刑，可以至一千鞭。甲本及高等官吏，始能实行最重之刑法。受笞打之刑者，两手分开，面孔贴地，由施笞刑之二人，各携皮鞭或柳条，以笞挞其大腿之两臀……

《十三世达赖喇嘛传》里写道，西藏的刑法是严厉的。除了罚款和监禁外，鞭笞也是常事。在审判过程中，受到鞭打的不仅是被判有罪的人，而且还有被告甚至见证人。对严重违法者，既使用颈枷也使用手铐。颈枷是戴在脖子上的一块沉重的方木块。对杀人犯和惯偷惯盗，则使用铁制脚镣。对很严重的罪，诸如谋杀、暴力抢劫、惯偷或严重的伪造罪等，则要剁手（齐手腕），割鼻，甚至挖眼睛。而挖眼睛又多半用于政治上的滔天大罪。往昔那些犯有谋杀罪的人被装进皮口袋，缝起来，给扔进河里。

受理刑事案件的地方官是一个地区的首脑，即宗本，还有庄园主（当案件只涉及他们的佃户时）。另有四名地方长官负责处理圣城及其近郊的案件。这些地)区行政长官中，有一名可以随意鞭打被告人，高兴打多少鞭就打多少鞭，高兴几时打就几时打，只要不将其打死就成。当被盗财产尚未找回之时，被告人往往被鞭打好几次，以诱使他说出被盗财产藏在什么地方。宗本所科罚金是有限度的。他除了每年一次将小部分提交政府外，其余大部分归他本人。

崔比科夫在《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里说，“偷窃所受到的惩处最为残酷，象在世界各地一样，犯这种罪的人多为居民中的穷人。在拉萨，每天都可以看到因贪图别人的财产而受到了惩罚的人，他们被割掉了手指和鼻子，更多的是弄瞎了眼睛的、从事乞讨的盲人。其次，西藏还习惯于让罪犯终生脖套圆形小木枷，脚戴镣铐，流放到边远地区和送给贵族或各宗长官为奴。

埃德蒙•坎德勒在他的《拉萨真面目》说，西藏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控制着封建领主的是僧侣。因为西藏人虔信他们那种形式的佛教，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一切。即使是佛陀本人，没有僧侣也无能为力。这个“国家”（引号为引者所加）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农民是他们的奴隶。……这些穷人和那些小佃农毫无怨言地为他们的精神上的主人干活，对这些人他们怀有盲目的崇拜。虽然他们要将自己微薄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强的那部分交给寺院，但他们并没有不满情绪。必须记住的是，每家每户至少要送一人去当喇嘛。

这些内容，显而易见都是当时笔者亲眼所见，从这些为数不多的实录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封建农奴制的黑暗和残酷。假如真如现在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所说，过去的制度中的社会是一种最好的理想社会，那么看了以上几段文字后，人们该知道旧西藏的“佛光”是如何“照耀”广大农奴的，这种农奴制度又是如何“以佛教为基础，具有高尚和利他人之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