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学术研究为何难以走向世界

蓝田玉

古今中外的战争带给人类的惟有痛苦而已，人们却以极大兴趣研究战争艺术、军事理论与军事人物。一个国家所经历过的战争若较多，则可提供较多军事研究的材料，但是军事学术研究的繁荣与此不一定有正相关关系。而较为明显的事实是，发达的国家常常有发达的军事学术研究。全面地评价中国军事学术研究的世界影响与地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即使仅从中国战争历史研究与中国军事人物研究来看，确有中国军事学术研究难以走向世界的问题。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为例，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在国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与著作中不能占到应有的地位。例如蒂佩尔斯基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译者的话”指出“该书对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很少述及…是它的一大缺陷”；利德尔-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译者的话”认为“本书对毛主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只字未提，这是本书一个很大的缺点”。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西方国家的“二战史”偏重欧洲、非洲战场，然而专门论述太平洋战争的著作也是如此，约翰·科斯特洛的《太平洋战争1941-1945》（东方出版社1985）“中译本前言”说“中国战场是太平洋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对中国人民和武装力量对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作用和贡献几乎未作正面论述”；约翰·托兰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贯对新中国友好”（[1]“中文版序”），其《日本帝国的衰亡》（新华出版社1982）之“出版说明”却指责“由于作者的立场和资产阶级的固有偏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未予公正的评价，对卢沟桥事变等重要情节进行歪曲，…对蒋介石消极抵抗、纵容投降的政策未予如实的陈述”。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战时间最长地域最广动员规模最大、兵力人员财产损失惨重的国家，战争期间中国在反法西斯阵营的国际地位已列在美、苏、英三强之后，若论对日作战则列名第二（1945年8月15日杜鲁门指派麦克阿瑟为盟国最高统帅是根据美、中、英、苏政府之间的协定，9月2日“密苏里”舰上日本投降书受降方的签字顺序是美、中、英、苏、澳、加、法、荷、新），这都是历史事实。然而再加工后的历史记载却是一次又一次地令人不快，不可不探究一下其间的原因。最易引起疑虑的是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军事学术界是否怀有对中国的冷落、排斥或偏见？这使人想到几年前的一件事：代表世界基础科学最高水平的英国《自然》杂志甚少刊载中国作者的论文，国内学术界曾认为这是西方人对中国学者怀有偏见。后来经双方多渠道交流、解释方知《自然》杂志很少刊登中国作者论文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学术研究在规则、规范、载体、传播及影响等方面的缺陷。看来在军事学术研究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如最新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4] 第10页）的作者期望今后撰写出“中国抗日战争作战史”及与之配套的“政治史”、“外交史”、“经济史”，“以便对这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作出更为全面、系统的总结”——既然中国本身尚且没有一部“全面、系统”的抗日战争作战史，又何以要求外国学者摆正中国战场的地位？因此至少可以说中国的军事学术研究的状况欠佳是未能融入国际性学术体系之中的重要因素。<br> <br>    由英国《焦点》月刊1998年评选为世界十大军事统帅之一的保罗·冯·莱托-福贝克（1870-1964）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东非战场德军司令，他的主要军事业绩是以1万人实施游击战牵制了16万英军（见《参考消息》1998年3月29日第5版）。《哈珀-柯林斯世界军事人物全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评论说他是“非常成功的，或者可能在任何时期来说都是极具天赋的游击战领导者之一”。中国古代、现代均有极丰富的游击战战例，很可能发掘出不比保罗·冯·莱托-福贝克逊色的游击战领导者，然而中国学术界并没有产生出关于游击战与游击战统帅的研究力作，当然也不大可能使中国游击战与游击战统帅发生国际性影响。<br> <br>    王兆春等《中国军事科学的西传及其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是季羡林主持的“东学西渐丛书”之一，作者自承这是一个不好写的题目。该书三大部分仅涉及军事科学的三项内容即“火药火器”、“古典兵学”（实为“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两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西传，仅就此也反证了中国军事学术研究成果的影响之小。 <br>军事科学确有其特殊性，但作为一门学科它不能只是诠释先入为主的结论或一成不变的原则，更应看到它也是人类共同拥有的、跨越国界的精神财富。历史科学也有特殊性，中国学者虽然拥有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先天便利，却又长期为一些非历史学的因素所困扰（一位论者称为中国历史学为三种情结所累：道德情结、政治情结、洋人情结），因而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史研究也显示其逼仄与偏狭。但是当我们看到国外的中国历史研究成果（例如“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时，确有耳目一新之感，不能不认可世界性学术交流对于促进学术繁荣的重要性，当然也就不应当以历史科学或军事科学的特殊性为理由而拒绝融入国际学术体系。如果考虑到军事学术的繁荣不仅仅是学术的问题，它也是形成公民素质特别是形成军人军事素养的特定因素，则促进中国军事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有着重要意义。<br> <br>    1、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为尊者讳”“为己方讳”阻碍了军事学术研究的深入<br> <br>    军事学术研究的对象与国家及统治集团的利益密切相关，军事学术研究资料的提供当然会考虑到是否有损于这种利益，这对任何国家都是如此本不足为奇。背景材料的完整性详实性有助于军事学术研究，但是在同样的背景材料下由于学术思想与学术精神的差异却可以有不同深入程度的研究成果。中国漫长的具有超稳定结构的专制政治体制蕴育了“为尊者讳”“为己方讳”的传统文化，近代以来独立学术精神的阙失又强化了“为尊者讳”“为己方讳”这一原则对于学术研究的渗透，体现为学术研究对于强势话语的依附、对于敏感叙事的躲避。军事学术研究总要涉及战略的得失、作战的胜负、人员的伤亡、统帅将领的毁誉，如果学者心存忌讳，其研究肯定难以深入。“为尊者讳”“为己方讳”的底线非常之低，即使是明显失败了的战争例如中英鸦片战争也鲜有学者从中、英军队的人员、编制、兵器、统帅等方面去揭示中国方面失败的惨状。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2]，《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3]虽是历史研究著作，对于鸦片战争的军事、作战方面的研究却能摆脱“为己方讳”的束缚，这在军事学术研究领域是难得的。该书对交战双方进行详尽的考量，庞大的中国军队之所以败给了数千名敌军，除政治的原因外还因为中国军事建设如战备、训练、军制、指挥调度系统甚至常为国人自豪的兵法都是落后的。有人可能会认为，让公众知道中国军队竟然如此地不堪一击会不会有损于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张扬呢？以这种方式设置的问题很难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就好比追问“军事学术研究如果不‘为尊者讳’‘为己方讳’会不会造成对军队士气的负面影响”？战争使每个人都时刻面临生命的威胁，即使是成功的军事统帅在临战中也难免有畏惧、动摇的一刻，不过恰恰是人性的弱点与天才禀赋的碰撞方是军事学术研究的巨大魅力。<br> <br>    2、政治标准、民族意识的严重制约<br> <br>    最新出版的《太平天国战争全史》（崔之清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前言”说：“近年来，还有个别学者刻意贬低太平天国运动，抬升曾、左、李等‘中兴名臣’，甚至有指太平天国是‘邪教’者…只要翻阅史料，清朝官方、封建文人、外国报刊及外交官、传教士，都有类似的诬陷不实评价。这些‘创新者’只不过在新的条件下重复一百多年前的陈词滥调，蒙骗年轻学子。我们出版这部《战史》也是对这类陈词滥调的理性回应” （第5页），表明作者已将某种政治标准及现成的结论置于军事活动研究之上。一部200多万字的战争史就这样定位于对“贬低太平天国…陈词滥调的理性回应”，岂不是对其学术价值的自我贬损？正是情绪化写作的侵入导致学术研究理性成分的弱化，尤有甚者某些军事学术研究俨然大批判文章。<br> <br>    尽管军事是政治的继续，但军事更是鲜血淋漓、瞬息万变的残酷竞技，军事争斗中精彩的运筹策划、斗智斗勇尤其难能可贵，因此从军事的视角来研究军事学术非常必要，这并不意味着要否认军事斗争的政治成分。军事斗争虽然与政治斗争密不可分，军事学研究却并不必然地要以政治标准（历史的或现实的）为准绳。中国古训虽有“不以成败论英雄”，倒是西方军事学者更乐意奉行，不仅不以政治上的成败论英雄，甚至也不以军事上的某些失败来论军事英雄。英国《焦点》月刊1998年评选的世界十大军事统帅，专门列出了该统帅的经典作战是几胜几负。国家的形成过程异常复杂，相信世界上现有国家都有过内战的经历。历史上内战的当前政治意义与社会意义是什么，或重大或淡化，也许因国家而异。但是作为军事学术研究对象的国家内战应该是另一个问题，至少应与历史上内战的当前政治意义与社会意义保持一定的距离。《俄罗斯最著名的统帅》（卢布钦科夫著莫明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一书上起公元10世纪基辅罗斯国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收录了从罗斯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到红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共47人。其中苏联内战时期既有红军将领伏龙芝、布琼尼，又有白军将领科尔尼洛夫（1870-1918）、邓尼金（1872-1947）、高尔察克（1874-1920），而“二战”时期也只有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华西列夫斯基4人。格兰特与罗伯特·李分别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军与南军总司令，均有杰出的军事业绩，在军事学术领域并不因为最终北军胜利南军失败而扬此抑彼或作视而不见。民族战争的情况更为复杂，用今人的观点如何去看待历史上的“光荣”与“耻辱”是一个超级难题，民族战争的光荣与耻辱似乎也并不需要今世的军事学者来承负。中国的学术规范不仅很难接受在军事领域内淡化政治观点、政治立场的研究方法，也很难面对在政治光环笼罩下军事人物的失利以及作为政治对立面的军事人物的军事建树。其实，经济、文化、教育的研究都会有政治背景，只是强弱的差别而已，军事学研究也不必过于敏感。<br> <br>    3、对个人作用认识上的差异<br> <br>    关于个人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阐释不可谓不多，却仍是长期困扰史学界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研究者往往持拘谨、含蓄的态度，然而军事与战争研究对于个人的作用尤其不可以回避。退一步说，对个人作用整体上的褒扬或贬抑，是不是一定要作出选择？实用主义观点也许是摆脱困境的途径之一。即使在思想方法领域接近于中国的苏联学术界，对于个人作用问题的理解与做法也放得开些。曾有介绍说苏联一些大学的教研室里陈放着历届主任的照片及简介，这一件小事在中国看来就是难以想象的——无论大人物小人物一旦涉及其评价通常会众说纷纭而不得不搁置一边。承认有某人的存在并不等于他的作用全是积极的、正面的，纪念一个人也不等于他特别伟大，能承认能纪念却是文化传承的体现。<br> <br>    杜派等的《哈珀-柯林斯世界军事人物全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收有约3000名军事人物，其中中国军事人物仅156人，即使将“西方人持有偏见”一类的因素考虑进去，这个比例也太小了。属于现代史时期的国民党方面，抗日战争重要将领如薛岳（南昌会战、3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的指挥官）、唐生智（南京保卫战指挥官），内战时期重要将领如杜聿明（东北、徐州战场的实际主事者）没有列入；共产党方面27人是：1955年授元帅、大将军衔20人、1949年以前去世的方志敏、刘志丹、叶挺以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吕正操。共产党方面除吕的入选难以理解外，这个名单显然经过中国有关方面处理，而原因应当是不满意于该书对中国人物的遴选。该书所收人物传记后均附有参考资料作为人物入选的依据，而上述27人大多没有参考资料且姓名的外文写法既有拼音法又有威妥玛法，由此也可看出这是一个“中国版”。按所任职务高低军衔高低或由官方机构划定（例如1990年代初为出版某百科全书中文版曾确定34人为军事家）而产生的军事人物与进入军事学术研究视野的军事人物当然不会完全吻合。一方面中国本身缺少高水平的军事人物研究著作，另一方面又不满意国外学者对中国军事人物的评说，只好对国外著作进行删除或改写。这样的例子还可见于《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文版，翻译出版该书军事人物专辑的编者申明，对原著中中国军事人物“一律未选”（见《外国著名军事人物》知识出版社1980）。<br> <br>    1950年后中国有过几场重要战争，如朝鲜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中越边界战争，由于军事学术界对于个人作用的难以把握，又常常将军事业绩归于个别领袖，致使这些战争的人物研究特别缺乏。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将领有1955年授衔的元帅大将各1名、有1966年以前授衔总数中各占约三分之一的上将中将少将。在杜派的《哈珀-柯林斯世界军事人物全书》中仅列有彭德怀、陈赓两人（陈参加时间极短），而北朝鲜的金雄却能列名。至于中印边界战争、中越边界战争的中国将领在杜书中完全见不到。<br> <br>    军事人物研究阙失的源头也与军事人物自身心态有关，这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问题。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回忆（[11] 第366-369页）：1954年他受命撰写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本应是重要的战史资料，但彭德怀要求“不准写他”，邓华决定用“志司首长”代替。由于经过这样处理，40多年后的学者使用起来当然会增加不少困难。<br> <br>    杰弗里·帕克等《剑桥战争史》[12]收录世界上392场战争战役，仅有的与中国有关的是朝鲜战争（关于“二战”只说了一句“日本入侵了中国”），关于朝鲜战争五面的篇幅中提到了苏、朝、韩、美4方的斯大林、金日成、李承晚、杜鲁门、麦克阿瑟、李奇微、布莱德雷，竟没有一个中国人！全书论及了465名军事人物而中国人也只有孙子与毛泽东两人！这绝对不是中国军事没有世界影响而是中国本身的军事学术研究缺乏对统帅、将领的准确描述。<br>中国方面是否在朝鲜战争初期预测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若有应当是战争史的杰作。目前关于此事有多种版本说法很多，分别称中国高层领导、高级将领、参谋人员作出过这一判断，却均未有可信的依据。关键问题还是涉及个人作用时当事者常常回避或语焉不详，而学者的顾虑又太多。考证事实真相，或就此展开中国军事研究，两者都是很好的课题，可惜无人涉足。<br> <br>    4、战争伤亡数字缺乏较科学的统计<br> <br>    战争伤亡数字对于军事研究是至关重要的材料，且不说放大或缩小的伤亡数会影响一项研究结论的形成，粗略的数字也反映了相关史料的不准确性，从而使学术研究的价值大打折扣。战争损失肯定是评估战争的重要因素，无论从战争胜利的一方或失败的一方或胜负不分的双方的角度都是如此。由于战场环境的复杂，军事学术研究中精确的伤亡数字并不意味着与实际情况的完全吻合，这是人所共知的。但精确的数字首先表明了一种卓有成效的机制（包括原始数据收集汇总、统计口径、计算方法等）的存在以及后世学者认真的研究态度。郭汝瑰《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列举了日军在太平洋各战场的损失数指出“日本在中国战场上损失的军队，占其损失总数的65%”（[4] 第22页）。该数字如何算出？从这段文字很难令人看懂。战争“损失”按惯例应指军人阵亡数，文中的“损失”有时指“阵亡”，有时指“伤亡”。不同含义的数字怎能进行比较？仅这一个“65%”恐怕就会使国外研究学者很难采用中国学者的“二战史”研究成果。事实上“65%”是一个相沿已久的“定论”，郭书不打算去考证它而只是引用当然不可能说明白。<br> <br>    关于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的伤亡数，兹列举最新的权威著作的几种说法：（1）文献[5]第754页说“11万余名烈士长眠异国他乡”，将同页所列分省烈士数字相加却得出170395的总数，而且还漏列江苏一省；（2）同一编者的[6]第491页“志愿军烈士统计”的分省数字相加得出171669总数；（3）文献[7]第 193-194页：“阵亡11.4万人…医院接受伤员中不治而死2.16万…患病后送住院者中死亡1.3万…志愿军死亡总数为14.84万人…还有8000人下落不明估计多已…死亡”；（4）与文献[7]类似但不同的是文献[8] 第345页：“阵亡11.5万余人…因事故和因病等非战斗死亡2.5万多人…失踪、被俘2.9万多人”。以上有的数字过于粗略，精确的数字又自相矛盾且有遗漏，而“阵亡”与“烈士”的概念应当是有区别的，按常理“死亡”数应高于“烈士”数而不是相反。<br> <br>    5、个人战争亲历的史料价值问题<br> <br>    文献[9]是一位将领关于朝鲜战争第4次战役著名的砥平里战斗的回忆，其中如下两点显然与官方记载不符：参加攻击作战的应为7个团而不是3个团，战斗后期的前线指挥是该军军长而不是徐（见[6]）。徐文说“砥平里战斗我3个团共伤亡900余人”与官方资料记载的“1830多人”（见[10] 第240-249页）相差太大。关于战斗的结束，杨迪《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情实况》[11]说“15日14时30分…邓华副司令当机决断…决定停止向砥平里进攻，令各部于当晚撤出战斗向北转移”（第109页），徐文却说是师、军两级请求撤出战斗。两位亲历者说法各异，学术研究也就难出成果。<br> <br>    又如[11]中的一段话：上甘岭之战“如果说是某1个军组织指挥打的，这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第184-187页），这显然是有所指。问题是杨也没有举出确凿无误的命令文电以证实实际的情况，因而关于上甘岭之战的学术研究也难以形成重要的国际影响。<br> <br>    如果亲历记仅仅是因个人成见而出现失真也还易于甄别，难的是若有对于强势话语的依附以至以讹传讹，不只不能出研究成果反而产生大量疑案。<br> <br>    值得一提的是以“实录”形式出现的文献如[15]，虽然甚少出现，但学术界一定会充分认识其价值。<br> <br>    学术界如果对于敏感问题讳莫如深，则作为对此的惩罚便是个人战争亲历可信程度的降低甚至混乱。战史研究中发生争议本是常事，但这里所阐述的情况是研究者不敢涉足的人事问题，已不象学术问题了。<br> <br>    6.特殊的军事指挥体制<br> <br>    麦克·卡佛《欧美名将评传》（昆仑出版社1999）论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的指挥体制说：“德国的制度很特别…在理论上，德军的统帅是德皇本人，兴登堡是他的总参谋长，但实际上却代行统帅的职权。鲁登道夫的正式官衔为第一军需总监，但在德国，军需总监却指挥作战，而成为实际的总参谋长”（第33页）。问题不在于军事指挥体制的特殊（什么时代什么国家都可能有此情形），而是因为这特殊性形成研究的难度而阻碍学术研究的深入。<br> <br>    朝鲜战争毛作为军委主席是中国军队实际的总司令，彭是志愿军司令兼中、朝联军总指挥。但从战争期间彭与北京方面来往文电看很难确认谁是统帅。彭是战地指挥官，但显然不具有完全的作战指挥权，这既表现于北京方面的大量指示、命令文电内容，也体现于彭的请示文电总是既有作战方针、部署又包含战场细节。中国军队的各级行政系统通常不因作战需要而变更，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彭至少也不具有师一级的行政指挥权，致使一些部队在主官不到位（特别是军事主官不到位）的情况下投入作战行动。据第180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将军回忆，该师入朝前第60军政委说你们师没有政委，你（吴）负起这个责来。直至第5次战役结束吴被俘都没有文件明确吴的身份与职责（文献[16]第288-289页说吴是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并无佐证材料）。如果彭拥有师级行政指挥权，想来不会发生此情况。那么毛是不是统帅呢？支持的依据有：北京方面的命令文电有毛、周、军委几种名义，毛的较多也详尽，有时具体到师的行动（如1950-12-04电，见[6]，下同）。不支持的依据也有：例如1951-04-17毛致电彭“50军现在何处休整，是否可用于这一地区的防卫”，实际上第50军因担任汉江南岸阻击任务伤亡很大已于5天前回国休整，如果在军委作战室之外设立了毛的专门作战室，想来不会不明了一个军的去向。毛与彭之间还有一个高岗（如果将周恩来、聂荣臻视为高参并未承担指挥责任），高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是中央政府副主席但战争前期不是军委副主席（高于1951-11-05任军委副主席）。已有研究只提到志愿军前身东北边防军“归其指挥”，毛1950-10-08的命令规定“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高岗调度指挥并保证之”。但战争前期彭与北京方面往来文电亦以高为收电人，显示高也参与了作战指挥。从1950-10-29毛致彭、高电谈东线敌方企图、我方用兵，到1951-08-21毛致彭并告高电谈9月战术反击的部署，从1950-12-28彭致毛并高电谈第3次战役的安排到1951-08-21彭致军委并高电（均见[6]），大量文电内容都是战场作战指挥。更值得注意的是：1950-11-14北京方面特派高赴志愿军司令部与朝、苏方商谈联合作战指挥（首次提出成立中、朝、苏三人小组的动议）及第2次战役方针问题；1951-01-25高出席了首次中朝高干联席会议；1951-05-26彭以志愿军党委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并高谈目前存在的困难与问题，拟召开中朝高干联席会议希中央派人指导；1951-08-31彭致电毛并高再次提出成立彭、金、苏大使三人小组的问题（均见[6]）。这些事件的性质及份量表明高的作用远超出了后方供应与作战指挥。指挥体制与系统应是战史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然而国内研究朝鲜战争的资料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说清楚，仅仅列出的志愿军序列系统表并不能说明指挥体制的实际情况。军事指挥体制的特殊性导致研究者很少，这当然也与前述“为尊者讳”、“个人作用”、“政治标准制约”等问题密切相关。战史研究的对象是已发生过的事件，一场战争战役的双方如果有明确的指挥体制，研究者肯定会竭力挖掘出来。如果事件发生的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指挥体制与指挥官，那么研究者的问题将不仅包括“为什么是这样的”也会包括“实际的指挥方式是怎样的、实际的指挥官是谁”。也就是说，对于后世学者总要得出一个“说法”，这并不是什么无法探究的难解之谜。<br> <br>    7.研究方法体系的差异<br> <br>    研究方法问题是一个纯学术问题，很难作出明确的优劣高下的判断。但方法的单一至少显示学术精神的缺损，这与中国历史研究的情形很相似。以王朝更迭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学术界魂牵梦绕于“二十四史”式的鸿篇巨制，依样修“清史”成为挥之不去的情结。学术的根本价值在于它是精神财富而不是洋洋大观的“书”，它是人们思想在自然与社会素材上的运用而不是勒石以求万古不变。通俗地说，历史研究、战争史研究都需要从已逝的事实中不断探求出有意义的、内涵丰富的知识文本。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在涉及军事问题时与常见的军事学术论著不同，开篇便考证清军的武器——鸟枪、火炮、火药比英军落后200年（第34页），清军的军制表明80万“清军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同时兼有警察、内卫部队、国防军三种职能”（第53页），这种研究方法奠定了其结论的坚实性。冯兆基（edmund s.k.fung）的《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也足以让中国军事学术界另眼看待，尽管我们不得不遗憾于该书语境的隔膜及非本土材料的掺杂。<br> <br>    维特根斯坦说“没有比在历史书中唠叨原因和结果更愚蠢的事了”（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7月，109页），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作用，许多军事学术研究特别是战争史研究对于原因与结果的归纳总结常常成为研究之指向，而事件与问题本身反退到次要位置。<br> <br>    8.近代以来国家落后的影响<br> <br>    冯兆基在前书中指出：“中国所有传统机制中，或许没有什么比军事组织更受西方鄙视的。‘质量差到不足以挂齿’，那些对中国了解不深的外国人往往用这类话来论定中国陆军”（第1页）。<br> <br>    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整体上落后于西方这一事实在军事学术研究方面的影响。帕克《剑桥战争史》的看法可能是一种典型的批评：“保持武装力量在长时间的作战行动的后勤供应能力，形成了西方战争的另一持续性特征…中国军队习惯了试图攻占设防城市，但其部队的庞大规模（通常超过10万人）使进攻迅速地得出一个结果变得十分迫切，因为有这么多张嘴需要吃的，根本没有时间花在西方司令官所偏爱的艰巨的预先轰击和铺设地雷上”（[12] 第593页）。用如此简单的方式来概括中国式的作战模式是令人吃惊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偏见，但即使是偏见那我们也可以反问何以会形成如此的偏见呢？<br> <br>    考察一下王兆春[13]论述中国军事学术西渐的3项内容在《剑桥战争史》（[12]）中的反映：（1）关于“孙子”仅在第2页有一句话“其著作写于公元前4世纪”；（2）第307页论及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民军著名将领格林的游击作战方式时提到，“150年后，毛泽东使用了与格林如出一辙的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3）第195页承认火器出现的最早例证是在中国（1128年），1372年中国军队首先有了舰炮，接着指出英国旅行家彼德.芒迪1637年看到中国战船的铁铸小炮“大约1英寸的口径，能发射重约1磅的炮弹。这样的武器对其它船只构不成任何结构上的损坏”。在帕克眼中，中国军事的落后正在于你最早拥有却没有进步，可谓直指中国传统文化的心腹之痛。因此，由于国家落后而弱化了军事学术的影响，这并不是中、西方价值判断的差异所致，却是对于以祖先曾经辉煌而盲目自豪的反讽。<br> <br>    在一些军事概念的理解与运用上也显示着中、西方的差距。徐一朋《错觉——180师朝鲜受挫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有一段反省：“…指挥员…特别强调以强大的突击力量投入战斗，同时把强大的突击力量误认为仅仅是人力，而不善于把战术技术特别是火力包括在内”（第8-9页）。相应地，有关研究中缺乏对火力的精确计算，例如火炮的数量、口径、发射量、总的弹药当量等，即使是对人员也缺少机动输送能力、减员估计、补充速度的计算。可以以[14]为例与之比较，该书中对各次战役、战斗均要列出双方枪炮的数量、口径、弹药量。又如“加强团”与“团战斗群”的差异。“加强团”的概念体现着基于不变的行政组织的修补，而“团战斗群”则是根据作战任务形成的人员、火力最佳组合，学术著作中不乏将外军“团战斗群”误解为“加强团”，正说明近代以来中国对于合同作战方式认识的反复，对于军队行政组织与作战组织的缺乏明确的界定和灵活的运作方式。<br> <br>    9、国民教育与民间研究中军事学术的缺席<br> <br>    学术的基础在教育，自从上世纪初中国实行新式高等教育以来，中国的学术主体从内容到形式逐渐蜕变演进而汇入世界体系，即使是作为国粹的“国学”也与国际汉学研究有着或深或浅的联系。定位于专业教育模式的各国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大体相通，这使得所培养的学生能从事大体相同的工作与学术研究。军事学的教育当然也密切地影响着军事学术的研究。中国的学术研究机关与高等学校不涉足军事学术领域（这是不是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不设军事委员会有关？），国家教育部门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军事学”是12大学科门类之一，但它仅设置在军队系统的学校，这使得研究军事学术的人员、机构、项目、学科的交叉互动都十分有限。虽然学术机关与高等学校的历史学研究均可能包含战争与军事内容，却面临军事学素养先天不足的问题。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现象。军事学术毕竟不可以与军事机构、军事组织、军事活动等量齐观。可能的忌讳是必须保守军事机密，但对于军事学术的研究领域、研究材料而言，事涉军事机密的只占极小一部分。何况，在事涉军事机密时置身于军队内部的学者也不应当研究。本文所引用国外军事学术著作的作者，既有象约翰·托兰、杜派、利德尔-哈特、蒂佩尔斯基希等人或出身于军队或曾担任军事指挥，也有杰弗里·帕克、阿彻·琼斯（《西方战争艺术》[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作者）这样普通的大学教授。中国已有为数众多的军事爱好者和较多的普及性军事期刊，是军事学术研究的推动力与军事学术成果的积极需求者。引申到国防教育事业，则军事学术研究更应承担一份责任。如果我们注意到军事爱好者、国防教育的受教育者对于国家军事活动、军队建设可能形成的强大支持，就会理解繁荣中国军事学术研究的途径之一是应有较多的人员、机构、项目、科研基金参与与军事相关的学术研究活动。<br> <br>    至于民间研究，由于中国目前的科研体制仍基本维持计划经济时代的框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尤其难以开拓民间研究的空间。<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