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民歌论

杨十郎3740

杨十郎

作者按：本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写成的旧文，因历史的脚步及传统势力的顽固未能面世，现录于此。

五十年代末期的大跃进时代是个创造奇迹的时代，我们意气风发的“人民”把什么都打破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建筑学的规律在哪里？甚至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不顶用了，在我们的决心书和规划面前，在我们发热的舆论面前，它们显得太保守落后了。你翻翻那时的报纸或打开你记忆的仓库，你便可以发现：我们不但可以亩产千斤棉、万斤粮、人造蛋白和人造肉，甚至可以两个月实现共产主义。

不但如此，中国人比马克思还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单有虚空的、清灵的、不着边际的物质基础，我们还有在此物质基础之上的虚空的意识形态。

神气一时的大跃进民歌就是这样一朵虚花。但是至今还没有人揭下他的伪装，因而也还末能消除它的不良影响。

有史以来的民歌都是人民自发的心声，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观”（《论语》，通过民歌的搜求可以观察民风。老百姓想些什么，有些什么要求都可以从民歌中见出来。正因为它是自发的，没有受预定概念支配和影响的，所以正和它的口语形式的即兴创作、修改、补充、再修改，最后以一种为大众所乐于接受的形式流传下来相适应。

不论是我们的《诗经》、《汉乐府》，还是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它们都找不到真正的作者——因为它们是真正的口头创作，是真正的民歌。在民歌产生的历史时代，所谓“民”，他们一般还没有掌握书面语言，因此它的词汇、表现手法都与长于使用书面语言的文人诗歌有所不同，也正由于他们没有书面语言的运用能力，才只能以口头形式创作，口语流传的方式存在下去。尽管以后我们能够使用发展了的文化手段对之模仿，写出所谓民歌体的东西，但“民心”是无从伪造的，所以它怎么也不会是民歌，因为它不是从“民”产生的。

民歌是历史的产物，只有历史才是它真正的母亲。我们不可能设想在现代有几十种日报、晚报、晨报、几十种至几百种期刊、有上百个广播电台的社会里，人民要表示自己的意见，抒发自己的情感要退化到用口头形式的创作，非常缓慢的创作。谁知道一首民歌的形成在它反复流传，修改、补充的母胎内经过了多少时日。因此在现代社会里，在人民普遍掌握了书面语言的地方根本就不可能产生民歌。我们只能有个人创作而不可能有民歌，真正的民歌与个人创作是截然不同的。我是人民，我的创作就是民歌；我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因此我就可以领导一切的逻辑多么可笑。为什么？因为不仅人是历史的人，社会是历史的社会，意识形态也是历史的意识形态，不消说文学形式也是历史的。正因为如此，楚辞的形式不会在唐朝盛行，话本小说也不会出现在市民社会还不十分发达的秦汉。即使你有普希金的诗才，也没有众多的夫人小姐的纪念册让你题签。马克思说：“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弹丸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P114）现代文明社会是使民歌绝迹的社会。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大跃进时期（五十年代末期）的民歌运动。

毫无疑问，“四人帮”在六十年代用行政命令、政治压力推行样板戏的作法是违反艺术规律的。与此相同的是五十年代末期的所谓大跃进民歌亦受到行政命令的干涉和影响，只是有程度的差别而已。笔者也曾亲自参加过所谓“百画、千诗、歌海洋”的运动。那时候往往在上级的规定下（或者说换一个词儿叫号召）一夜要完成多少首民歌。当时却因为这种规定而出现过“盛况”，据有人统计“在20多天中，这个县写出了诗歌三十多万首”（天鹰《一九五八中国民歌运动》）但统计者却没去统计，因为要完成任务而不得不你抄我、我抄他的究竟有多少首。那时在民歌运动中形成的狂热是和我们生产上狂热分不开的，也跟我们不愿当“右倾”“保守”“落后”分不开的，君不见那时就在“反右”之后也连着有几“反”吗？

生产上我们创造了空前的奇迹，亩产二万几的小麦、千斤以上的棉花·······与此相适应的就是这种说大话的“民歌”（我们四川老百姓爱说“冲壳子”是不犯死罪的）。有人举到一个赛诗会的盛况（比大话的盛况）。有人念了他的诗：“今年是个丰收年，秋后粮食堆成山。不知粮食打多少，压得地球乱转转。”第二个人说：“这不算啥，听我的——社里麦穗插云间，麦芒刺破玉皇殿。麦根扎到龙王府，吓得东海波浪翻。”第三个是公社的宣传部长，按捺不住心头的激情也念了他的诗：“地翻三尺产量高，一颗玉米穿云霄；彩云拴着玉米腰，吓得月亮弯弯腰。不是人们长的小，而是玉米长的高。顺着梯子爬上去，半月才到玉米腰”（《一九五八年中国的民歌运动》P23-24）。人们把这叫做“美妙的想象”，“革命的浪漫主义”。但是浪漫主义历来就有其虚弱的一面，特别是对上面引的“民歌”来说。我想引用列夫·托尔斯泰一段话给它似乎迷人的脸颊上留下一个印记：“浪漫主义是从人们害怕面对真理的这种畏惧心来的·······”（高尔基《回忆录选》P63）我们现代没有民歌，因为我们失去了产生民歌的历史条件。这种条件只有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残存着，但它也必然随着书面语言越来越被众多的人们所掌握，将最后让所谓产生民歌的土壤寸地不留。

由于所谓“大跃进民歌”的磅礴气势，动不动就是几天甚至一夜之间千首万首，几十万首，又加之它的——正如我们上述的浪漫主义理想使我们的理论家慌着跟了上去，唯恐掉在队伍后面上不了“卫星”，给它美其名曰“共产主义萌芽”。就是由于这个“萌芽”，使得我们的新诗迷茫彷徨了若干年。这样太洋了，那样太文了。我们被逼得不敢谈自由诗的优点，不敢谈民歌的局限，甚至不敢谈五四以来新诗的优秀传统。只要有人一涉及到这些就是“同劳动人民在诗歌战线上争正统，争领导权”是“谁跟谁走的问题”。我们有些诗人被逼得放弃了自己多年来熟悉的形式和形成的风格，扭扭捏捏跟在民歌屁股后面穿起粗布长衫和草鞋来，然而他头上还戴着一顶礼帽呢！这样，我们的新诗也就假、大、空起来，而且产生了一种介于说唱文学和新诗之间的是驴非马的诗体来，有人美其名曰“探索”。实际上是一种哭笑不得硬着头皮打扮的东西（当然，产生假、大、空还有其更深刻的社会原因，这儿谈的仅仅是新诗受到的影响）。

所谓大跃进“民歌”，不是“民歌”而是个人创作；所谓“民歌”的流传，那不是流传，而是在行政压力下的抄袭，有的不过是拙劣的改头换面而已。中国与世界上发达中国家比虽然落后，但它早已脱离了产生民歌的襁褓。中国不会也不可能回到产生民歌的更落后的时代。我们不必消灭印刷机和活字盘而把“关关雎鸠”的时代拉回来。

只有清除关于大跃进“民歌”的神话，才能去除新诗发展的另一种镣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