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民族战争意识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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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各民族历史来看，每个民族在原始时期、即它的童年时代都无法回避大自然给予的“第一启蒙教育”，蒙昧时期的日耳曼人在森林中接受启蒙，他们看到是这样的一个世界：野兽与野兽之间为生存而互相撕咬、吞噬，人类为了生存也不自觉地加入同兽类的竞争。不管是兽与兽、还是人与兽，竞争搏斗的结果是强者胜、弱者败，强者存、弱者亡。森林世界的自然法则就是“弱肉强食”，这一自然法则是如此地天经地义，不以任何动物、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时又如此地残酷，日耳曼民族所接受的“第一启蒙教育”正是这一残酷的大自然赋予森林社会的法则——弱肉强食，这一大自然的烙印在日耳曼民族心灵上铭刻之深，是农耕民族、游牧民族、航海民族所无法比拟的。只需浏览一下近现代史，德意志民族一出现“返祖”现象，弱肉强食的法则便成为这个民族的行动指南。更为惊人的是，这个法则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民族都一视同仁，可谓十分“公正”。希特勒在柏林被攻克前夕曾发布一项焦土命令，企图毁灭整个德意志民族，他向战时生产部长斯佩尔（Speer ）阐述的理由是：“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因为这个民族将被证明是软弱的民族，而未来只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注：?美?威廉·夏伊勒（Willian L·Shirer）著，陈廷佑等译， 董乐山校，《第三帝国的兴亡》下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第1507页。）希特勒遵循的是“森林社会的自然法则”，他的灵魂似乎是原始森林赋予他的。<br>　　既然物竞天择，强者生存，森林中的人类必须同兽类搏斗，必须战而胜之，与野兽肉搏的危险远远超出摆弄庄稼、放牧草原和驾驭风帆。它们是哺乳动物，具有仅次于人的智慧，某些身体部位的功能比人类还发达。与野兽周旋不仅需要物理意义上的力量，更讲精神上的力量，包括意志、勇气、毅力和智慧。对于凶猛动物和群体行动的动物，个人的力量是无能为力的，需要群体的协同一致、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这造就了日耳曼人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和团队精神。这一切为森林狩猎民族所特有。<br>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原始森林似乎是日耳曼人的天然演兵场，天然军事训练基地。他们在同群兽的角逐中完成了战争技能的训练，日耳曼人身材魁梧、行动敏捷、足智多谋，正如西方古典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他们是天然的好战民族、是天生的战士，这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民国时大军事学家蒋百里对世界各民族历史考察后得出一个结论：“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见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注：蒋百里著，《国防论》，《民国丛书》第一编，上海书店出版，第3页。 ）日耳曼民族属于第一种情形，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一旦涌出森林，便把森林中练就的战争技能和战争艺术灵感一块带入世界历史，高卢人、罗马人都不是对手，就连横扫欧亚的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最终也非其对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首创闪击战，就像历史上他们发明了“斜行阵”一样。（注：公元1757年，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Karl Frederic　The Great）在鲁腾会战（Leuthen battle）中，独创“斜行阵”战术，以绝对劣势兵力战胜了三倍于己的奥地利军队，成为欧洲战争史上的奇迹之一。）“闪击”一词内涵丰富，包括隐蔽性、突然性、猛烈性，概括了朦昧时代原始森林中与野兽作战的全部战术精华。他们对迦太基人发明的“坎尼战”（注：公元前216年，迦太基名将汉尼拔（Hannibal ）在坎尼（Cannae）以4万人围歼了法罗（C.Terentius Varro）指挥的罗马军团8万人，成为西方古典军事艺术的杰作。（详见阿比安《罗马史》上卷有关章节。））情有独钟，并且擅长此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法兰西到俄罗斯、一个包围圈接一个包围圈，并在基辅会战中创下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包围战的赫然记录，仿佛是日耳曼人的祖先们在原始森林里围狩场面的重演。<br>　　日耳曼人被认为是具有浮士德文化精神的民族，歌德在《浮士德》中发现了浮士德独具的特征，“他野心勃勃，老是弛骛远方”。（注：歌德著，董问樵译，《浮士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16页。）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一句名言；“浮士德文化的人和任何其他文化的人的区别，也正在于他的不可抑制的向远方发展的冲动。”（注：?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Spengler,Oswald）著， 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上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1月第1版， 第141页。）艾米尔·路德维希以其犀利的眼光在其著作《德国人》中指出：“条顿人灵魂深处始终潜伏着一种不安全感。”这给解释自古至今日耳曼人数次“不可抑制地向远方发展”，提供了一把钥匙。几乎可以断定，黝黑、阴森、充满恐怖和残酷事件的“黑森林”是早期日耳曼人灵魂深处“不安全感”唯一真正的来源。浮士德独白里对“烟熏霉腐与人骸兽骨”的厌恶和恐惧，隐隐折射出日耳曼民族潜意识里对“黑森林”感到不安全和恐怖，这种潜意识按荣格的心理分析理论，将作为一种“集体原始意象”沉淀于日耳曼民族的心灵深处。每当这个民族面临历史大动荡时，“不安全感”就会莫名其妙地被放大，导致极端的“寻找安全”的行动。出于逃避恐怖的本能，哥特人、法兰克人、马克曼尼人、勃艮第人、苏维汇入一批又一批地逃离森林，向高卢、罗马的边境线蜂拥而来，为摆脱匈奴人带来的“不安全感”，有的部落竟逃到非洲；到了现代，“不安全感”又在“民族生存空间狭小”刺激下成倍成倍地放大，以致被泰勒称为“德国民族的共鸣板”（注：?英?泰勒著，潘人杰等译，《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10 月第1版，第311页。）的希特勒为争取可靠安全的生存空间， 不惜将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抛入战火。<br>　　森林，那几百年几千年不见天日、光线幽暗晦涩、笼罩在阴森朦胧之中的原始森林，除了培育不安全感外，还哺育着另一种浓烈的感觉，那就是神秘感。日耳曼文化中充满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神秘感。在他们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贝多芬的交响乐、瓦格纳的歌剧里弥漫着这种感觉。当朱可失、科涅夫的部队快攻陷柏林时，希特勒泪流满面地倾听着别人为他朗读《腓特烈大帝传》，渴望并坚信他和第三帝国能像历史上腓特烈大帝一样，会因奇迹的出现而起死回生。曾受过欧洲最著名的大学良好科学熏陶的戈培尔博士，居然从希姆莱无奇不有的档案中找来两张星相图，经反复研究宣称：命运将在4月份发生决定性转折。 当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消息传来时，希特勒认定这是历史上腓特烈大帝行将失败时，叶卡捷林娜女皇突然死去的奇迹重演，体现了上苍的意志。戈培尔甚至听到了命运女神的翅膀在房间里颤动的声音。（注：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下卷，第1516页。）很难想象，这些迷信、荒诞、神秘程度丝毫不比史前巫师逊色的人们，曾以科学理性的方式制订出诸如“白色方案”、“黄色计划”“红胡子计划”等代表当时第一流军事科学水准的作战计划，曾以严密的逻辑程序和实验方法创造了机械化战争样式。事实上，科学理性和神秘宇宙观奇特地统一在这个民族的身上，科学理性仅仅作为实现本源性质的神秘宇宙观的工具和手段。所以，神秘感不仅在德意志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音乐家的血管里流动，也在他们哲学家的思维中蔓延。黑格尔庞大的哲学体系是建立在神秘的“绝对精神”上的。他们的另一位思想怪杰斯宾格勒认为，要真正洞察历史的奥秘就应远离理性和科学，借助于神秘莫测的“相术的机智”。（注：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第5页。）<br>　　稍微留意一下世界各民族的自我感觉状态，人们还可发现没有一个民族像日耳曼人那样具有如此强烈的种族优越感，甚至连他们的思想家也是如此。比如费希特声称：由于语言的纯洁，只有在日耳曼民族的影响下，历史才能展开一个新纪元，这个新纪元将反映宇宙的法则。（注：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卷，第5页。 ）黑格尔声称：“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它的目的是要使绝对的‘真理’实现为‘自由’无限制的自觉——那个‘自由’以它自己的绝对的形式做自己的内容。日耳曼的使命不是别的，乃是要做基督教原则的使者。”（注：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12月第1版，第387页。）斯宾格勒认为：德国民族是西方历史上最后一个民族，在文明发展内在形式的三个阶段中，命中注定要去完成最后一个伟大的阶段。（注：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第226页。 ）再加豪·斯·张伯仑（Chamberlain,H·S）这样一个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的吹鼓手在一旁帮衬，于本世纪初在一个恶魔的引诱下，写出《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这本书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已够自我膨胀的德意志人和希特勒来说，无疑是一帖迷魂剂。使这一因“纯亚利安种”而自命不凡的民族如痴如醉。<br>　　一位西方学者认为，日耳曼民族在种族优越方面表现出现的过分自信，恰恰是因为他们从未有过这种自信。（注：艾米尔·路德维希在他的著作《德国人》中，对日耳曼的民族作了极为精道的分析，并常有出人意料的结论。）笔者以为这种说法缺乏历史事实依据。如果要寻找日耳曼种族优越感的最初萌芽，似乎也只能到波罗的海沿岸的原始森林里去寻觅。如果一个社会心理学家走进图林根森林，体验一下日耳曼民族祖先们的心境（以全部身心投入体验），也许不难发现：日耳曼种族优越感萌发于原始森林所培育的“猎人的优越感”，我们可以设想：森林中的日耳曼人凭着自身的力量，成为真正的“森林之王”，面对各类动物，人产生了最初的“类”的优越感。再进一步设想：当凶猛的野兽出现时，拥有家禽和庄稼的农民、拥有金钱财物的商人、拥有知识满腹经纶的书生首先想到的是躲避或逃跑，只有猎人才会勇敢地亮出猎刀迎上去。只是这种“猎人的优越感”起初是对动物的，以后在其它因素刺激下，逐渐发展成对其他人种了。<br>　　在长期而固定的生存环境中，农民深信：辛劳和汗水是生存的基石；商人懂得：勤劳和贩运是生存的源泉；游牧民深知：不辞辛苦，寻找新草地，生存才能维系。唯有森林中的日耳曼人，大自然教给他们一种经验、一种信念、甚至是一种真理：只有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用蕴涵智慧的暴力战胜并征服对手，才能生存。“而且，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注：?古罗马?塔西佗著，马雍、傅正元译，《日耳曼尼亚志》，商务印书馆，1959年9月第1版，第62页。）这就是森林赋予猎人的、区别于从事农耕、经商、游牧的人们的生存意识，在这一基础上，才派生出一系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他们崇尚暴力，崇拜力量，他们至高无上的神灵是“英雄殿”里伟大的战神欧丁（Odin）和狄尔（Tyr）， 不同与古希腊人把战神阿瑞斯放在不起眼的位置，他们那令人可畏的尚武精神绵延不绝数千年，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管里流淌，从野蛮时代流进中世纪，从蛮荒之地流入现代文明的象牙之塔。于是我们看到，德国哲学家在思想圣殿里，兜售着蒙昧时代原始森林的东西，听到黑格尔发自象牙之塔的声音：战争是最伟大的纯洁剂，战争有助于因长期和平所腐化的各国人民的伦理健康，正如刮风使海洋去除长期平静所造成的污秽。（注：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卷，第143页。）<br>　　特莱希克（Treitschke,Heinrich von ）的话也许最能反映日耳曼民族原始尚武精神对现代文明的强劲影响，这位柏林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认为：“战争不仅仅是一种实际上的必要。它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必要，一种逻辑的要求。国家这一概念意味着战争的概念，因为国家的本质是权力……要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灭战争不仅是一种荒谬可笑的希望，而且也是极其不道德的希望。这将造成人类灵魂的许多基本的和崇高的力量的萎缩……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执迷于永久和平的幻想，就必然要因为在超然孤立中衰败而不可救药地灭亡。”（注：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卷，第144页。 ）这段声音粗听是来自柏林大学的讲台，细听却是发自图林根森林的深处。这是日耳曼思想大师用思辩之锤对他们原始尚武意识进行哲学加工时的铿锵之声。<br>　　大自然给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民族都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并已深深地根植于他们的心灵底层，文明的进步只能将之不断地淡化，却难以根除。这些人类童年期的印记在一定的历史气候下，或多或少地会显示出来，只不过这类“返祖”现象涂了几层文明或时代的色彩而已。日耳曼人在西方历史上最晚进入文明世界，即斯宾格勒所认为的“西方历史上最后一个民族”，因而在创造历史的同时，留下了明显的森林社会的痕迹。在近现代史上，德意志民族强烈地凸现出其独特的战争价值观念和战争行为，在分析这一现象时，我们似乎不应忘记：他们曾经是森林中的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