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的故事

krz · 发表于 10.2.2004 18:50:38

故事一叛徒们原型的真实故事 故事二甫志高儿子的身世 故事三八条教训 故事一叛徒们原型的真实故事 1、“许云峰”中计 读过小说《红岩》的人都知道许云峰、江姐、成岗、刘思扬这些让人既感动又钦佩的光辉形像，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面对敌人的酷刑利诱都不愧为铮铮铁汉，为了严守党的秘密，为了减少战友的伤亡，他们宁死不屈，即便是在敌人的屠刀枪口之下，他们也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可是，在最近笔者与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厉华馆长的合作中，从他提供给我的大量资料中看到，“许云峰”也曾犯下了错误，而且他犯的错误是那样的严重，造成的后果是那样的惨烈！ 　　回顾历史，这无疑是一段浸透着英雄血与英雄泪的教训。 　　众所周知，许云峰生活中的原型是重庆地下党负责工运的书记许建业。 　　大特务头子徐远举1950年被关进白公馆后交待：“在最初抓到陈柏林的领导人任达哉时，就是我与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用酷刑逼出来的。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任达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出了他的领导杨清，说杨清经常约他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门某茶馆见面，给他布置任务。任达哉交待后我即派二处渝组组长季缕，押任达哉去保安路的约定地点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门某茶馆将杨清抓到。杨清身体强壮，气宇轩昂，有革命英雄气概。我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拷打，几上几下，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过调查，过街楼根本没有这个旅馆。从他身上检查，也无片纸只字，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用尽各种手段，不得要领。我怕线索中断，即命二处严加看守，注意他的每一动态。” 　　杨清，本名许建业，又名许明德、许立德，另一化名杨绍武，1921年生，四川邻水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邻水县特支书记，被捕时任中共重市委委员、负责工运。 　　遍体鳞伤的许建业被关进小拘留室后，心急如焚，因为在他宿舍的床下箱子里，放着十七份工人的入党申请书和三份党内文件，他顾不上浑身的伤痛，想着怎么把消息送出去。二处警卫组上士看守陈远德发现了许建业的焦急不安，他主动接近许建业，谎称出身贫苦，伪装同情，表示“如有事相托，请尽管吩咐”。 　　此时的许建业巳顾不上许多，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争取，加上被陈的假象所迷惑，便让陈远德拿来纸笔，写了一封给母亲的绝命书，和一封给老街对面中正路（现新华路）大梁子志成公司刘德惠的信，要陈快快送去，并许诺信送到后对方会给他4000万法币，今后并负责介绍工作。 　　陈远德拿了信后，没有立即去送，悄悄拆阅后，想，这情报很重要，如果送出去，不过区区4000万法币，还得担心把脑壳玩脱，如果禀报上司，可能得到的好处更多，掂了掂轻重后，他没有把这封信带给刘德惠，而是交给了他的上司雷天元。这封信马上送到了徐远举手里。徐看后欣喜若狂，后来他交待：“我根据这个材料，立即派人包围了新华路志成公司，进行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证及其历史，并在其卧室里查出一个大皮包，内有十几份党员入党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才知他叫许建业，确系邻水人，曾在重庆和成银行及轮渡公司任会计职务，时在志成公司当会计。” 　　徐远举一面派出大批特务日夜守候志成公司，只准进不准出，来一个抓一个，一面派人追查志成公司的背景。志成公司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子公司，由电力公司会计课课长黄大墉任董事长，总务科长周则洵任经理。徐远举将黄、周拘传到案，黄大墉供出了电力公司会计组长、志成公司经理刘德惠是共党分子。徐远举还根据许建业皮包内所获的入党申请书，“按图索骥”，一逮一个准，先后到兵工厂、铅笔厂抓走了余祖胜、陈丹墀、蔡梦慰等17余人（ 6人被枪杀）。 　　看守陈远德因秘报情报有功，嘉奖连升三级，由看守员提为少尉。 　　但是，事态还远未就此为止，千里之堤，溃于一穴，狡猾的徐远举，当然知道如何从巳经打开的缺口继续扩大战果。 　　2、多米诺骨牌效应 　　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住院生孩子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刘国定此前曾担任过地下党江津县委书记）的涂绪勋一起来找许建业。刘在前，他一进门便被守候的特务曾庆回挡住，刘自称叫刘仲逸，是南岸牛奶场的总务主任，而志成公司的职工则说，他是常来找许建业的“黄先生”，露出了破绽，当即被扣押。随后涂绪勋探身进门，见势不对，便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特务斥责：“滚！滚开！”涂才得以脱身。刘国定被押进“慈居”后，由徐远举亲自审问，刘国定承认自己是“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并编了一段曾为许建业送信去南岸给李忠良、余天的故事，徐远举信以为真，没有深究，叫他写了“自白书”。 　　刘国定又叫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3月参加共产党即到重庆学联总干事会工作，1941年任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兼巴县县委书记，1946年3月，任中共重庆临工委副书记，1947年10月，任中共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 　　4月8日晚，徐远举带着一批特务，由刘国定带路，从储奇门过长江到海棠溪，直扑四公里原聚众银行协理李量平家，逮捕了参加达县武装起义失败后于3月27日疏散来渝的李忠良、余天等人。 　　4月9日下午1时，徐远举用了鸭儿浮水、老虎凳等刑后，李忠良思想防线彻底崩溃，盘算着“我家富裕，有30多石租子，城内有百多方丈地皮，有吃有穿，何必受此苦头”便写下了《自白书》，出卖了组织和同志。 　　李忠良叛变后，带特务四处抓人，在审讯时，李不仅作纪录，还充当说客，现身说“叛”：“你们赶快招供吧，我以前也是共党分子，坦白了就可以得到宽大。我现在不是就活得很好吗？”由于李忠良死心塌地充当鹰犬，为虎作伥，10月20日获得“自由”。11月，徐远举安排他到侦防处侦防大队当了谍报员。解放后，李忠良混入巴县惠明乡辅仁中学当教师， 1950年4月7日，市公安局政保处令巴县公安局执行逮捕。1951年2月5日，市法院以刑字第521号判处执行李忠良死刑。 　　根据李忠良交待，徐远举又将余永安密捕，经短促突击行刑后，余永安便叛变，交待他的关系人是“老张”。1946年初到达县女中任总务主任，开始与“老张”相识、交往，1947 年回到重庆商业银行当职员，仍一直与“老张”有交往，曾在老张家中看到过《挺进报》。本月15日，“老张”要来余处取钱。几个小时后，徐远举带着余永安回银行照常上班，暗中密控来找余的人，同时监控找余永安的电话。张开逮捕“老张”的罗网。余永安解放后被留用，后到南岸第一财经学校当老师。1955年被依法逮捕，侦讯结束后，根据市委书记任白戈关于余不是党员，不以叛徒论处的批示精神，送南岸农村监督劳动。 　　17日一早，雷天元押着余永安到嘉陵江边渡船码头、街上指认。碰巧，“老张”从黄桷镇过江到北碚，他穿过北碚公共体育场，走到文声书店转弯处时，迎面正碰上余永安和特务，余点头向特务示意，特务蜂拥而上揪住“老张”不放。“老张”边反抗边叫喊，以期引来群众围观，好趁乱逃脱。特务们怕群众围观，边拳打脚踢，边前拉后推，将“老张”推进街边兴江旅馆楼上。进得旅馆房间，特务抱起被子，将“老张”按倒在床上，捂得严严实实，憋得他呼吸困难，拼命挣扎，不一会儿，“老张”便招供了自己的身份，承认自己是地下党中共重市委副书记冉益智，指认巳被捕的刘国定是重庆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的书记。供出沙磁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志及刘在荣昌的隐藏地等等。 　　冉益智，本名冉启熙，1910年生，四川酉阳人，酉秀黔彭联合中学毕业，1936年参加国民党，任国民党酉阳县党部干事。1938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合川县委、北碚、万县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长、县委书记，1947年10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学运工作。 　　4月18 日，徐远举再审刘国定。仅一声“市委书记刘国定”，便犹如一声炸雷打在刘国定的头顶上。刘国定毕竟是位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最初也想咬紧牙关挺过去，几个特务把刘国定绑吊在刑架上，用皮鞭抽了他几下，他依然咬紧牙关拒不承认，徐远举火了，喝令动大刑，将刘国定打得死去活来。三个多钟头后，刘国定终于溃崩了，痛苦地呻吟道：“不要打了……我说……我什么都说。” 　　冉益智、刘国定相继沦为叛徒后，为邀功竟然争着向敌人出卖同志，甚至亲自带特务去抓捕地下党员，使江竹筠、陈然、罗广斌、成善谋、刘国志、李文祥等上百人相继遭到逮捕。 　　与冉益智、刘国定不同，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的叛变却十分令人深思。李文祥被捕后，任凭敌人酷刑折磨，三次受审，两次把他打得昏死过去，但他坚不吐实，视死如归，在敌人的审讯面前表现了非凡的坚定性。当特务用上级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来说服他时，他大义凛然地嘲笑他们的可怜，特务无计可施，将他带上脚镣手铐关进了白公馆。在狱中，李文祥思考着自己的被捕，更关心着新婚不久与他一起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的妻子熊泳晖。当特务带他到渣滓洞去见妻子时，他的感情突然变得非常的脆弱，妻子反而鼓励他坚持斗争，不要怕！可是，李文祥对妻子的爱情却软化了他的革命意志，回到牢房，他开始伤心落泪，对同牢的陈然讲：“入党十年，当书记负责地下工作，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就要胜利了，万万没想到这样的时候自己会被捕，还连累妻子一起蹲大牢。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不谈情况，不交待，说不定我太太哪一天就会被拉出去杀掉的……命运为什么对我这么残酷啊？”陈然见李文祥的情绪悲伤消沉，曾多次帮助他、开导他，鼓励他，希望他坚定革命信念。但是陈然的苦口婆心一点也没有打动意志消沉的李文祥。 　　特务抓住李文祥感情脆弱的特点，仍然让他定期与妻子见面。一次，特务又提他去与妻子见面，并告诉他：“有什么要说的话你赶快说完，这是你最后一次同你太太见面了。我们暂时还不杀你，先杀你太太，因为她对我们没什么用处。”李文祥恐惧、惊慌到了极点。“要杀熊泳晖了，他们这次真地要杀我太太了！”李文祥可以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可他太爱自己的妻子，为了救妻子的命，他决定去交待自首，并且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陈然，陈然竭力阻止他，告诉他这可能是敌人的阴谋，甚至提出：“你真要去自首，我就跳楼自杀！” 李文祥却说：“刘国定、冉益智这些比我更重要的领导都叛变了，而二处要我选择的又是这样尖锐的两条路，不是自首，就是枪毙，我死了对革命没有什么，多几个我这样的叛徒也决不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组织上巳经完了，我现在必须为我的太太打算！”1948年12月22 日，巳坐牢8个月的李文祥趁放风的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要求“坦白情况”，彻底叛变了革命，他交待了何柏梁、程谦谋等16人，导致6人殉难。 　　李文祥因“功”被特务机关授予上尉军衔，死心塌地地成了一名特务。1951年2月，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李文祥死刑。 　　徐远举因破坏《挺进报》和重庆地下党组织有功，得到了重庆缓靖公署、国防部二厅、保密局三家上司的奖励。朱绍良直接向蒋介石汇报，领得办案经费法币5亿元，并奖给徐远举本人“陆海空军一等奖章”一枚。据沈醉回忆：“毛人凤一直认为自他主持保密局以来最得意的三大政绩中，排在头一项的，就是1948年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在重庆破获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的叛变，使在重庆和四川其他地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有近两百人被逮捕。毛人凤特别重视这一工作，特派叶翔之赶往重庆去协助，并把刘国定带到南京，希望他进行破坏中共长江局的组织……。毛人凤从这件案子办完后，对徐远举倍加称赞，除给他请陆海空一等勋章、发给奖金五亿法币外，还决定成立西南特区，委徐远举为区长，负责领导西南四省的工作，有调动四省军、警、宪、特之权，以便集中力量从事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 　　3、血与泪的嘱托 　　由此，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条清晰的线索：由于许建业中了特务看守陈远德的阴谋诡计，导致刘德惠被抓----刘国定来找刘德惠，落入守株待兔的特务之手----刘国定有保留地出卖了李忠良等（刘国定对许多重要情况合盘托出，是在他的身份被冉益智暴露以后），李忠良紧跟着又供出了余永安----余永安供出“老张”，导致冉益智被捕----冉益智再供出刘国定隐瞒的市委书记的身份，造成刘国定彻底叛变----两位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叛变，于是使重庆地下党几乎遭至全军覆没。 　　在1949年“11、27大屠杀”开始前夕，难友们都知道自己活着出去的可能性很小，但他们没有悲伤，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到的是执政党的未来。1949年年底，新中国巳经成立，狱中党组织决定，打破所有的界限，互相讨论情况，总结经验，尤其重要的是，务必使我们巳经成为执政的党，记住地下党工作中的重大失误造成的惨痛教训。 　　当时，大家都认为罗广斌有着一个当大军阀哥哥的关系极有可能活着出去，除此之外还有刘国志，因为他也出身豪门巨富，家里又在不惜金钱对他进行营救，出去的希望很大，所以很多讨论的情况都向他俩集中。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时，刘国志不幸牺牲，罗广斌在白公馆策反成功，组织十九人越狱脱险。越狱成功后，罗广斌一直将自己关在家里，奋笔疾书，写下了两万多字的《关于重庆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份报告的第七部分是“狱中同志的意见”，狱中革命者对未来执政党的八条意见，是革命先烈生命的最后一刻血与泪的嘱托。 　　而报告中“切勿轻视适敌人和严格进行整党整风”一条，主要便是针对党内领导同志工作中的重大失误。如由于许建业同志的疏忽大意，未严格尊守地下党工和的纪律办事，没有把十七份入党审请书烧毁，直接导致十七名工人党员被捕，6人牺牲。间接造成的损失则更为惨重。 　　重庆解放前夕冉益智回到北碚黄桷镇82号匿居，重庆解放的第二天，他到江北一朋友家住下，以便进城活动。12月2日，冉到和平路原国民党市党部脱险同志登记处，找罗广斌未果。13日又到江北，进城企图找原地下党领导表白。18日，冉经民生路到大同路德胜戏院门口，却未料到被巳经自首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迎面看见。急欲立功的李修凯不禁大喜，急步冲上前去，当胸一把抓住冉益智的衣领，大喝道：“冉益智，你这个共产党的大叛徒。走，跟我到公安部去！”冉益智一愣，看到抓他的人居然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副区长、军统少将李修凯，也紧紧将李修凯的衣领抓住，一口一个“你这个特务头子”地嚷叫起来。大特务和大叛徒在闹市区大街上你拉我扯，都想抓住对方立上一功。周围群众不知所以，团团围观。两人抓扯争吵着一起来到附近老街32号“慈居”（原徐远举的特务大本营，时为公安局政保处所在地）。冉益智再也未能跨出这道大门。冉被判处死刑，临刑前，冉益智写下遗书，要求将其尸体“弃之荒郊，与草木同腐”。 　　刘国定最初隐瞒下来的身份是被冉益智指供的，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地下党的秘密时，他也不甘落后，为邀功向特务机关交待了比冉益智更有份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的住址。刘国定还亲自带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因钱瑛巳经转移到香港而扑空。在南京，刘国定因“积极反共、成绩突出”而受到了毛人凤的接见和嘉奖，特务机关授予他“中校专员”，随后他与冉益智一起被晋升为重庆行辕侦防处专员。1950年1月16日，巳逃到成都的刘国定向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自首，1951年1月19日在重庆被公开枪决，以慰死难烈士在天之灵。 　　许建业轻信看守陈远德，急中出错，当他看到刘德惠等人因他之故被捕入监后，捶胸顿足，痛不欲生，在狱中三次碰壁，撞得头破血流自杀未遂。1948年7月21日，许建业在大坪刑场被公开枪杀。被押往刑场路上，他面对街道两边夹道观望的群众一路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罗广斌在同一份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对许建业的评价是“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贯长虹”。 　　谁能否认《红岩》中的“许云峰”——现实生活中的许建业是真正的英雄？ 　　我们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重新谈论“许云峰”身上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的错误，绝非是要故意往“许云峰”身上抹黑，恰恰相反，我们认真探讨英雄人物的错误，正是为了更深刻地汲取教训，为了使英雄更加真实可信。因为：有着平凡人的七情六欲的英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过时的，只能是那些被过度拔高和有意神化的英雄。 故事二甫志高儿子的身世 中国人大略不知道甫志高的人不会太多，一提到叛徒，人们的脑海中总不免会浮出他的影子。其实，甫志高仅仅是个艺术形像，它的生活原形是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与副书记冉益智的结合体。 “许”文发出不几天，石维打电话告我，刘国定的儿子刘某某（由于后面将涉及到的原因，笔者不能不掩去他的真名）到报社要我的电话号码，渴望与我联系，征询我给，还是不给。 我说：给。 不一会儿，刘某某便把电话打到了我家里，令我绝对想不到的是，作为大叛徒的儿子，他居然对我感激不尽，说我笔下的他的父亲，和过去所有人写的都不一样，一点没有故意丑化，这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叛徒。 我有些“受宠若惊”。我对叛徒的儿子说：“与以前的写作人不同的仅仅是，我没有将叛徒先入为主地来一番脸谱化的描写罢了，你完全用不着因为这一点而感激我。” 叛徒的儿子说：“不，你虽然写了我父亲背叛革命，写了我父亲出卖了许建业（即许云峰的生活原型），但是，我要感激你的是，你写出了一个叛徒在背叛革命的过程中思想上也曾有过难以为人所理解的痛苦。” 我不禁吃惊，甚而感到心灵震撼，我想，此话若让管宣传的领导们听听，他们该作何感想？对以前的宣传该作如何的反思以及对以后的宣传工作进行指导时该作怎样的改进？ 对此，我也深有所感，前两年，某电视台得知我收养资助毒犯孤女长达六年之久的事后（母亲吸毒过量猝死，父亲吸贩毒被判刑入狱）马上派出记者，带着摄相机，跑到我家里来拍了一部冠名为《作家夫妇与他们的干女儿》的专题片，在收视录很高的“黄金十五分 ”栏目中反复播出。如此一炒，信件犹如雪片般地向我夫妇和婷婷飞来。机关干部们夸我把雷锋学得好。我说对不起，我在做这件事时绝对没有想到要故意去学雷锋，而委实是出自良心，想到立身世间，做人理当善良为本，首先想到应该向雷锋同志学习然后再去做好事那不过是报纸上的习惯性说法，生活中恐怕不会有这样的事。 　　其实，我自己非常清楚，我只不过做了点符合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事情罢了，与什么时代新精神是可以沾，也可以不沾的。离那孔孟之道，可能还更贴近一点。所以我对竭力启发我的电视台记者坦言道：“我非常清楚你们希望我说点什么，但是，我不能顺着你们的希望说。你们千万不要依照习惯做法在我的行为里来上点什么人为的升华，一升华就把这事给搞砸了。这样的事，只不过被我遇上了，我想，在当时那样的情景下，换做你，换做他，换做任何一个稍有点恻隐之心并且经济上还过得去的人，都会和我一样去做的。” 后来电视台播出时偏偏把这段话给删掉了，可能他们认为这样的语言太生活化，缺乏闪光点。 由此可知，宣传部门的人，似乎多年来巳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将任何事情故意拔高或变消极为积极的思维定势与习惯性做法。而这样做的结果无一例外的是适得其反。 关于“许文”引出的故事以上仅是“过门”，接下来的，才是更为精彩纷呈的主曲。叛徒的儿子告诉我，他并不是叛徒刘国定的亲生儿子，他的母亲叫严炯涛，类似于一个孙明霞那样的青年学生、忠心耿耿的中共地下党员。后来，从一个地方来了一位人物，组织上安排严炯涛去服务，后来，就怀上了刘某某。人物离开重庆后，组织上随即又安排严炯涛和同为地下党员的刘国定组合成一个假家庭（当时出于革命事业的需要，这样的假家庭不在少数），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于人世的，后来，刘国定担任了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假家庭弄假成真，再后来，刘国定被捕叛变，再后来，人们就只知道甫志高，而不知刘国定其人其事了。 刘某某告我，他的母亲严炯涛是四川云阳人（也是《血手染红岩》中的一个人物），解放后因刘国定的牵连历经坎坷，一九六0年饿死在老家云阳。随后，刘某某才谈到了他急于找到我的真实思想。他说，他从这篇文章中能看出，我对重庆地下党的情况有相当了解，想必与当年的一些知情人有联系，希望我能帮他一个大忙，通过我的关系，替他查清楚他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 他还告诉我，因为背上了这样一个大叛徒的不是自己父亲的父亲，他这一生饱受歧视凌辱，吃的苦受的罪恶简直一言难尽，自小被迫掇学，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一干若干年，改革开放后才当上了施工员，后来在包建商品房工程中找了大钱，才苦尽甘来。他说，他现在住在成都，家里生活非常富裕，有自己的别墅式的住房——似乎还有小车，记不太准确了— —。而且，现在再也没有人因为他是“甫志高儿子”而再敢瞧不起他。 但是，他现在最痛心也是最不甘心的是，他今年巳近花甲之年，却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父亲是谁。“小罗，你想想，一个人在社会上活了一辈子，连自己的父亲是哪个都不晓得，这人世间还能有比这更凄惨更悲痛的事情么？” 通过电话线，我似乎感觉到他这一串悲愤的呼号字字沾血，声声含泪。 我的职业敏感提醒我可能面临着一块生活中品位极高的富矿，我的政治敏感又同时提醒我这块富矿或许还得在地底埋藏一些年头。不管怎样，这样的故事仍然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我告诉他，我接触的都是中美合作所里的死材料（档案），而转述于我许多故事的也都是我的同代人甚至比我还年轻的专门研究者，当年与刘国定和严炯涛共同战斗过的老地下党员，由于当时那种严酷的形势，彼此之间并不清楚。某种角度上讲，他们对当时领导他们从事地下斗争的刘国定的了解程度，更多的是解放之后来自于军管会对刘国定与冉益智的的判决书和小说《红岩》中的甫志高形像。 刘某某还说：“现在我知道有一位知情者，他是一位高级领导同志，是在我父亲（刘国定）被二处抓捕以后继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后来被调到某直辖市当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去了。我曾经给他去过信，向他诉说了我们一家人因为刘国定而在政治上遭受的种种不公正对待，母亲活活饿死，我从小做苦工，我也告诉他母亲临终之前对我说，大叛徒刘国定并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但是母亲却给我留下一个永远折磨着我的谜——至死，她也没有将这个谜底向我揭开。我求这位当年和我的父亲和母亲一起战斗过的领导，告诉我谁是我真正的父亲。而且我还在信中向这位叔叔保证，我决不给任何人，任何一级组织找麻烦，我现在有花园洋房，生活过得比过去的资本家还好。可是，我给这位领导私人写的信，却由该市委组织部信访办复了一个函件给我，说某某同志同意证明叛徒刘国定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在目前这样的年月，这对我来说巳经太不重要了——却偏偏对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让我着急的是，没过两年，这位叔叔也驾鹤西去了。看来，谁是我的亲生父亲这个谜，巳经永远解不开了。 ” 我被他的讲述的这一段奇特的人生经历深深地吸引住了，心中激情喷涌，冲动地说道： “你何不将你手中掌握的资料包括某某市委组织部信访办给你的回函提供给我，让我来再写一篇特稿，标题就叫做《泣血呼唤，我的亲生父亲，你在哪里》，此文若引起社会关注，那么我想自然会引出更多的知情者出面来帮助你寻找父亲。如果你同意，我马上赶到成都来，并且叫上《天府早报》特稿部的主编石维一起与你见面，大家在一起照几张相。我想，石维一定乐意为这样的选题提供版面的。” 刘某某一听要在社会上公开，顿时犹豫起来，说，这太突然了，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他嗫嚅着说，小罗，你先让我想一想。 电话里嗡嗡地响着，间杂着他粗浊且清晰的喘息声。 我不催他，静静地等待着。 大约一分钟以后，终于，他说话了：“这事太重要，这样吧，我现在对政治影响巳经无所谓，可是，我还有儿女，还有兄弟，我不能马上把这事定下来。你给我两天时间，我先和家里人商量一下，两天后我再打电话给你。” 两天后，他的电话打来了。 结果是令人遗憾的…… 又过了几天，他的并不居住在成都的弟弟的电话也打到了我家里，向我解释他们为什么不同意将此事向社会公开的种种原因。 故事三八条教训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５日，从白公馆“１１·２７大屠杀”侥幸脱险的重庆地下党员罗广斌心潮起伏，夜不能寐。他奋笔疾书，一周写下了近三万字的《关于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经过和狱中斗争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并将之交给重庆党委。 　　罗广斌是四川大军阀罗广文的弟弟，但他却选择革命的道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是地下党员江竹筠（小说中江姐的原型）。当罗因叛徒出卖被捕时，江竹筠马上通知狱中的党组织说：“此人可靠。”考虑到罗广斌是罗广文弟弟的特殊关系，极有可能提前获释，在狱中的党组织尽量将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经过和狱中斗争的各种事实集中告诉他，希望他出狱后将狱中同志的陈述和思考上报党组织。当时特务也确实下令将罗广斌一人押向台湾，其余政治犯在１１月２７日前全部“密裁”。所幸罗广斌策反看守杨钦典成功，带领１５人逃出白公馆。当时罗一身伤病，体质极差，但狱中死难者血与泪的嘱托言犹在耳，他也顾不上休息，日夜不停地写作，写成了《报告》，交给党组织。 　　整个报告共分为《挺进报》被破坏、个别地下党领导的叛变和造成的损失、叛徒的破坏、狱中斗争、脱险经过、狱中意见等八部分，罗在报告一开始就写道：“下面的报告是根据集中营里（渣滓洞、白公馆）所能得到的各种零星材料，经过部分同志讨论、研究而组织出来的……” 　　在整个报告的第七部分是狱中同志的意见，也就是后来影响极大的狱中同志提出的八条意见。据发现并作初步整理、研究这份报告的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歌乐山革命历史纪念馆馆长厉华称，这八条意见每一条都有具体的建议、具体的内容，具体是谁提出来的，每条具体的意见都分析了大量的事例。现在公布的这八条意见实际上是八条意见的标题。厉华表示：“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八条意见８０％是原文照录，２０％在文句上依照现实情况作了一些小调整。” 　　“这份报告迄今为止也没有完全解密，我每看一次都要登记一次。”厉华说。他们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落实政策、清理历史积案中发现了这份报告的。发现这份报告后，他们首先在白公馆陈列展览中加上了这八条。“我们当时也没有更多地声张，只是悄悄地放在那个地方。”厉华说。１９９６年，歌乐山革命历史纪念馆在北京举办《红岩魂》展览时，在经中央批准的展览提纲中，他们第一次向社会公开推出了这八条意见，结果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那么这“狱中八条意见”究竟是哪些内容？且让我们看看在白公馆陈列的“狱中八条意见”的原文：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掌声打断“狱中八条” 　　“其实，在罗广斌看来，这是党内的事，特别是与党建有关的事，因此这份报告只对党内公开，并没有向社会公开。另外由于报告涉及一些在世的人，评价不好做，更使其无法公开。１９６３年，罗广斌和杨益言在创作影响了一代人的小说《红岩》时对此报告只字不提，由此可见罗广斌的党性是很强的。”厉华说。 　　但在厉华等人看来，“红岩精神”不仅是党内的，也不仅是只有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它还应该有更深厚的可以从多方面开掘的现实性的内涵，因此将“狱中八条意见”广泛公开，也就特别具有现实意义。 　　为此，他们在《红岩魂》报告的基础上，加上许多表演内容后发展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形象报告剧《红岩魂》。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７日，这部剧在重庆为纪念“１１·２７”大屠杀五十周年公开上演，当演至第七幕“狱中八条意见”时，观众们自发起立，拚命鼓掌，而且是每念一条掌声就愈加激烈。强烈的共鸣引起了重庆市委的注意，随后这部剧被列入重庆“三讲”期间的重要教材。去年中央召开“思想工作会议”时，《红岩魂》赴京演出，引起极大的关注，从此他们开始在全国巡演，迄今为止已演出了４４７场。 　　今年四五月间，这部形象报告剧巡演到了广东，在广州、东莞等地演出了１００场，创造了一部剧在一个地方演出的最高纪录。在广州，当演至第七幕“狱中八条意见”时，观众全体自发站起来，长时间鼓掌，以至于演出中断。演员也激动万分。对他们来说，像这种激动场面是平生第一次。 　　深度解读“狱中八条”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强烈的震撼呢？厉华馆长认为，这八条意见首先反映了我们人民群众的一种呼唤。由于“八条意见”观照了社会现实所产生的一种强烈共鸣。应该说这“八条意见”反映的内容也是当今社会群众最关切也是热点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党的建设、党的模范先进性的问题。 　　“为什么在小米加步枪、没有钱、没有权的情况下，这么多时代精英愿意跟随共产党干革命呢？因为共产党人、共产党组织表现出一种先进文化方向，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一种趋势，它是为人民的，所以它能吸引很多人。”厉华越说越激动：“今天如果说要把改革开放搞好，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组织就必须从根本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反过来就不允许你去以权谋私，不准你去贪污腐化，不准你去脱离群众。所以说这‘八条意见’的产生是革命先烈在‘无所求、无所愿’的基础上对即将执政的党的要求，他们刚好喊出了他们预见到今天会发生的问题。正是这种观照现实又恰恰与现实非常契合的特性使‘八条意见’引起了群众的强烈共鸣，这是掌声持续不断的根本原因。” 　　“说实话，把它公布出来时，我们还真有点担心，毕竟它与社会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十分契合。”厉华说。“但公布以后观众从中得到的感受使我们打消了很多顾虑，观众们认为烈士们那个时代就能提出这种诤诤谏言，对我们今天整党整风、改进党的建设非常有好处。观众对它的厚爱，观众对它的激励，观众对它的认同，使我们感受到它存在的价值，感受到它的分量。” 　　“报告”剖析叛徒内心 　　其实，“狱中八条意见”之所以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主要还是报告本身决定的。 　　在《报告》中，对叛徒的产生的原因以及许多他们生活细节的回忆和分析构成了最多的一个内容。正是由于对腐化分子的深入内心的剖析，以及由于他们的叛变引来自身血与泪的教训，从而使狱中的同志从人的最本质上总结出人的脆弱之所在，从而希望组织上在这些问题上避免再给腐化分子以机会。这种内心深处的剖析，使这“八条意见”产生了一种超越性，超越了时间和组织，直面每一个人。 　　比如报告中提到最多的叛徒刘国定和冉益智。他们在叛变前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和副书记，也有１０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像冉益智的叛变也有一个过程。他被囚白公馆时矛盾、痛苦得彻夜难眠，半夜写遗书给妻子，其中最后一句是“枕边一吻，竟成永别”。严酷的现实终于使他苟且偷生。冉本来是许多地下党员所崇拜的一个领导干部，过去谈起气节来是慷慨激昂。但他在狱中叛变前是如此评价自己的过去的，他说：“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起的领导作用、以身作则的态度是装出来给群众看的。” 　　追溯他们叛变的轨迹。报告中发现了许多问题。比如刘国定曾利用自己书记的职务之便，要求掌管活动经费的同志把党的经费借给他做生意，并声称：“我借钱又不是不还。何必那么认真！”当掌管活动经费的同志拒绝他的要求时，刘非常恼火，竟污蔑那同志有“经济问题”。后经组织查证，否定了刘国定的指责。 　　与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不同，李文祥的叛变同样引人深思。当时任重庆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的李文祥因刘国定叛变被捕。被捕后在特务的酷刑面前没有屈服，他也在白公馆坐了８个月牢，但在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却叛变了。原来敌人是从他感情脆弱上找到了突破口。当敌人把他带到渣滓洞见他妻子熊咏辉时，他开始哭哭啼啼。回牢后与难友陈然讲：“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量盼到革命要胜利了，但自己却被捕了，还连累老婆一起被关。这太划不来，要是不被捕，解放后起码是个大官……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不交代说不定哪一天会被拉出去毙了！要是交代了我就成了革命的叛徒！……为什么对我这么残酷呀！” 　　特务们抓住李文祥感情脆弱的特点，以“最后一次与太太见面”相威胁，李文祥恐惧极了，要出去“交代”。陈然极力劝阻，甚至说：“如果你要去交代，我就跳楼自杀。”李却认为：“几个叛徒不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最终还是出去交出了１５个人的名单。 　　１９５１年，叛徒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被重庆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从三名叛徒的点点滴滴，报告分析发现他们的人生观的本质是建立在“为自己”的基础上的，坚定的信念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因此，关于领导干部也是狱中同志讨论最多、最深刻的问题。罗广斌在报告提到：“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所以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每一个党员必须要首先解决的根本问题。” 　　气节源自高度理性 　　至于为何在当时会出现重庆地下党组织中极少数领导叛变革命，而不少基层党员却坚贞不屈的情况？罗广斌根据狱中同志的讨论和研究，在报告中也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原因。报告认为客观原因是，由于地下党的工作难度，在秘密工作的原则下，多是单线纵向联系，横向关系不能发生，下级意见的反映和对上级的批评不容易传达，更不用说同级领导间的相互监督。 　　在分析了客观原因后，罗又分析了主观上的原因：“……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没有经常的组织教育”，这是领导人蜕化成叛徒的基本原因。因为“毒刑拷打，单凭个人有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有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了自己、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能通过考验。” 　　与极少数叛徒相比，狱中革命烈士没有在敌人的屠刀下屈服。罗广斌在报告中写道：“江竹筠受刑昏死三次，杨虞裳失明月余，李青林腿折残废，是每一个被捕的同志所共同景仰的。江曾说过：‘毒刑是太小的考验’，在被捕同志当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到了最后，已经面临死的考验，老谭（沈明）提出，以前罗世文（中共川康特委书记，１９４６年被害）死时，脸色都没有变，于是要求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结果每一个人临死都是坚强的，没有求饶，国歌和口号一直不停地在枪声和弹雨下响着。” 　　其实江竹筠、陈然等先烈当年也是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穷人”，不少是知识分子，不少甚至是公子哥儿富家小姐，但他们人生选择为何如此坚定，也是我们在采访中一直在思考的。 　　这个问题在陈然烈士当年发表在《挺进报》的一篇《论气节》中可以找到答案。陈然认为“共产党员的气节是建立在高度理性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江竹筠、陈然等英烈面对严刑拷打时所坚持的一种“气节”，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世界观人生观的透彻认识上。他们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革命者，党的先进性从内心征服了他们，使他们由此爆发出一种压倒一切的精神力量。有了“这种建立在高度理性的气节”，许多英烈甚至在临刑前做到“临难毋苟免”。死且如此，何况严刑拷打！ 　　那么，这种建立在高度理性的基础上的革命气节是如何培养的？正如刘国志烈士当时回答敌人的：“我是从哲学的研究中找到这个真理的。”许多被捕的革命志士入狱后仍坚持学习，像许晓轩烈士狱中十年学会了俄语，还什么书都看，因为他认为“应充分利用时间，创造将来的基础”。狱中的革命志士何雪松、蔡梦慰等２３人还组织一个“铁窗诗社”，在互相唱和中互相鼓励和敌人斗争到底。 　　于是我们看到在狱中的不少基层党员均能坚持学习，坚持过组织生活，并在互相鼓励中坚持了本来就有透彻认识的世界观、人生观，也就坚持了革命的气节。而几个叛徒“领导”由于长期没有学习，也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也没有经常的组织教育和约束，使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向“为自己”转化，因此他们反倒没有坚持革命气节，最早屈服叛变也就不足为奇了。 　　“狱中八条”忠言诤诤 　　当年主要是分析腐化分子产生原因的报告，为什么现在读起来仍这般亲切？厉华馆长认为，主要是因为党的根本宗旨没有变。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谋利益，为国家民族作奉献。这个宗旨无论是在建党之初、地下工作时期还是如今的执政时期，本质没有变。 　　从以上宗旨出发，这狱中“八条意见”可以视为狱中英烈们的诤诤谏言，他们血与泪的嘱托。“因为它时时在提醒党不要违背宗旨，它对即将要执政的党可能出现的那些有违宗旨的各种问题都有一一提出忠告。” 　　正是由于这是对党基本性质高度认识后作出的嘱托，也使我们有了据此“狱中八条意见”来解读现实的可能性。 　　比如加强党的实际斗争锻炼，报告上当时主要指在地下工作期间，不少农村干部、学生直接走上领导岗位，他们都缺乏一种社会实践经验，往往会经不起大风大浪。如今我们党提拔干部注意基层实践，要求直接到机关工作人员均要下基层锻炼，这不正是这条意见在今天形势下的新发展吗？ 　　比如不要理想主义，不要迷信上级这一条，当时主要是地下党人痛感领导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决策失误就会导致一个地方革命的失败。这条对今天最大的教训是有的领导者乱拍板，乱决策，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幸，就从重庆开始，我们党内部已开始建立引咎辞职制度，这也算不负当年许建业在狱中因犯了错误（因误信看守传信，导致敌人在他家搜出十几份入党申请书，逮捕了十几人），三次碰壁自决的勇气。 　　又比如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这一条，实际上当时是狱中的地下党人直截了当地把最容易出问题的三个问题给提了出来，也就是呼唤党内建立一种监督管束机制。如今我们欣喜地看到，纪委有针对党员的一系列严格的要求，如党员不能洗桑拿、不能搞异性按摩，领导不能让配偶子女经商等，这些就是这一条意见在新时期的发展。 　　又比如惩办叛徒、特务这一条。在厉华馆长看来，现在党的叛徒就是腐败分子，因为他们背叛了自己的誓言，背叛了党的荣誉，背叛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党无论何时都要有一套严格的组织措施来对付那些各个时代的党的叛徒。 　　因此从另一角度来看，这“狱中八条意见”也是我们今天解决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入党很好的八条集体原则。过去我们常说“组织上入党并不等于思想上入党”，事实上真正从思想上入党，认同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绝不是一个举手、一句誓言就能达到的，它应该是人一生的追求。 　　临终遗言感天撼地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８０年的历程，８０年的历程也证明了我们党是“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存在问题、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党”。“狱中八条意见”也许就是这个观点最好的注脚之一。 　　很难想象一个人临死前几分钟会说：“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如此！希望组织上经常注意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但许晓轩烈士这样说了，这样做了。有这样的源于高度理性的坚贞气节，有这样胜利即将来临前如此清醒的忧患意识和忠谏精神，我们党怎能不“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存在问题”？！怎能不“从胜利走向胜利”？！ 多年前看过红岩魂的展览，被动的，所以没留下什么记忆，这几篇文章让我又一次接受了教育，感受到了英雄的伟大，革命胜利的不益。造化弄人，英雄和叛徒就一念之差，一步之遥，也太残酷了，历史不允许假设，后来宣判叛徒死刑的同志要是深陷囫囵，不知会不会作叛徒。所以我想现在的人是有福的。 据华君武回忆，他和几个文化人到延安后，毛主席请他们吃饭。席间，华君武问主席一个问题，大意是，参加革命，苦和累都不怕，甚至牺牲个人生命也在所不惜，就怕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承受不住怎么办？主席的回答是：“你要想到为人民！”华君武后来并没有被捕，文革中好像也未受过皮肉之苦，我们就无从知道“毛主席的话儿”对他灵还是不灵了。少年时代读《水浒》，最不能理解为什么“白日鼠”白胜被官府抓了去，“吃拷打不过，招了”，晁盖等好汉还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弟兄拼死搭救，只是感叹那时的好汉们真够意思啊！说“叛徒”太沉重，一时也说不清楚。似乎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尖锐对立的阶级集团或利益集团，没有你死我活的残酷争斗，就不会有叛徒的存在，那该有多好。 故事二中的神秘父亲说是个大领导，有空谁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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