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旧事（转九零师兄的一篇文章）

jadeweg

转自：
种树的黄鸣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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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实在是不知道。在这世界上，越是简单的问题对于成年人而言，答案越是复杂，复杂得无言以对，稍一思考，可能令人痛苦困惑甚至迷失方向，于是，“不知道”就成了最好的遁词，其中之玄机，如同道之非常道或佛之不可说。

   而对于我来说，生命或许只是一种寻找并见证真理的过程，是无数记忆碎片的组合。而在这些碎片中，最挥之不去的，是一段淬合了求知、激情、美妙与感动的光景组合，折叠后细心地存档在硬盘的最深处，有时都以为自己已经逐渐忘却，却总是在不经意中因为某种链结而被点击，跳出了一系列的关键词：芙蓉湖、囊萤、映雪、南方之强。      
  2003年的时候，法学院给毕业生举行了第一次本科生毕业典礼，许多老校友应请邀从全国各地赶来观礼，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我也在应邀之列。当从六十到二十各个年龄层的法学院毕业生以生涩颤巍的声音哼出“南强，南强，学海何洋洋”时，一种感动迅速涌动在你的感知系统中，打开记忆磁条，击溃所有试图保持矜持的努力，让情商归零，而原本以为已经在世俗生活剥蚀下渐渐远去的记忆中的校园，一幕幕地在眼前播放。   
   1990年的厦门大学，虽然已经从计划经济的束缚中破茧而出，但市场经济的魔力，似乎还来不及光顾这块天之骄子们的清修之地，教职员工们照例生活是清苦的，由于是教育部属重点大学的缘故，厦大的老师们连特区补贴都没得享受，在那段时间，连卖菜的都不愿意到厦门附近摆摊，因为高档菜卖不动，普通菜也比其它菜市场要便宜个一两毛。   

    当时，落日下的芙蓉湖没有今天这么美，更象个乡村的小渔塘，说它是个渔塘一点也不过份，因为一户来自龙海的农民承包了它，放养罗非鱼，那鱼长得很快，阳光下，当我们从图书馆中回来，沿着湖边走，看见成群的罗非鱼张着嘴巴浮到水面上，或许是没有计划生育鱼口密度过大的缘由吧。    那承包渔塘的农民还有些生意头脑，从老家拉来了几艘小木船，放在湖中，划一小时五块钱，但没有多少人捧场，学生们似乎更钟情于湖边的草坪和垂柳，经常看到三五女生在树下读外语，初春草长，杨柳依依，春风拂面，草坪上，一群学子正在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只不知，是诗社还是未来学社？   

  湖畔的路，指引向图书馆。记得那一条路上，两边都是凤凰树，树高冠大，即使是烈日炎炎禾苗干枯的日子里，走在下面也是凉风习习，犹如一台天然的大空调。许多旧日的厦大学子应该记得这条路，可惜后来修建嘉庚群楼，只能把这两排凤凰树给砍了，许多学子感觉可惜，有些还扬言要到校长办公室前请愿刀下留树，当然只是说说罢了，但也足见学子们对这些树的偏爱了。   

  湖的东边是芙蓉楼群，而楼群之后，凌云之下，散乱地隐藏着许多不规则的建筑，那就是东边社了。 对于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的厦大学子们而言，东边社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名词，这个由于历史原因被包裹在厦大校园中的一个村庄，村民们已经不再从事任何的农事，而仅凭租赁房屋和向学生提供各种服务为生，他与学生的日常生活是如此的密切，以至于许多学子也许可以三天不到图书馆，但却不可一日无东边社。 一块五的炒青菜，两块钱的炒田螺，外加几瓶啤酒，三五同乡，二三十元就是一顿很好的牙祭，一到傍晚，东边社的空气中，就弥漫着浓烈的辣椒味。 在高校后勤保障并不发达的年代，东边社在一定程度上就近承担了厦大人吃喝拉撒等诸多生理功能，因为它的消费水平最接近厦大学生的腰包，在学生们腰包普遍不丰满的九十年代初期，东边之社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快乐。

   校门之外是一座庙，十分著名，大号叫“南普陀”，里面有一所“闽南佛学院”，据说也是佛学界的重点大学，培养出很多法师的。许多到厦大游玩的人时常很惊讶于大学和佛学院竟然能如此毗连，共享五老峰的清静与灵气。 许多厦门的穷学生对南普陀很有好感，因为寺中定期供应斋饭，原本是为一些在家修行的居士提供的，吃完后朝大和尚的钵中投一元即可，虽然是素菜，但绝对远胜于学校食堂师傅们的手艺。 下课时，喜欢跑到南普陀，不是参禅，也不是礼佛，而是喜欢一种宁静，坐在大石头上，看着来来往往虔诚拜神的人们，想着自个儿的心事。 佛学院的法师们也经常在寺前放生池边散步。我们知道，法师们也是经常以讨论作为修行和学习的方法，这一点，和我们法学院有些相似。于是，我们经常拦住佛学院的法师们，施礼后和他们讨论人生。

   也许是年少气胜的原因吧，我经常用一些“白马非马”的诡辩方式，一次，我问一位法师：佛家是否反对杀生？大师言然。我问大师是否每天喝水？大师称是。我问：那么，佛家曰：一滴水中有千千万万虫。大师每天喝无数滴水，是否每天都杀无数生？在法师的困窘中，我大笑而去。 但讨论总归是有意义的。一次，另一位法师向我介绍“骷髅相法”，我反唇相讥：美女就是美女，如果必须将她想像为骷髅方可克制欲望，说明心中仍然心魔，何不视之为美景，若落日之美或云霞之丽呢？ 大和尚看着我说：施主有慧根，何不出家？我说：我辈空有出世之心，却只能做入世之事，汝以修行入西方极乐佛前听经为理想，而我以在中国实现民主法治为追求，道不同。

   大和尚静静地看着我，说：施主的理想在中国，或许比我辈之追求更遥不可及啊，人间不谐，三界不宁，千年暗室，一灯即明，施主心灯已燃，许有功成之日。 毕业后，一次陪一法学界大师到南普陀吃素菜。席间，提及一些旧事，学者突发其想：两所学校这么近，为什么不联合办学呢？大学生们选修一些佛学课也没什么不好的，佛学院的学生也可以选修一些哲学课，没什么不好的。

   我向其解释大学和佛学院的是属于两条不同道路上的马车，根本不可能走到一起时，大师却不以为然：西方的大学，原本就起源于神学院，最早的大学，通常只设三个系—神学、法学和医学。神学院的学生经常和法学院的学生在一起辩论，正如你曾经进行的一样。 或许，大师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当然他那天开式的狂想在现实中要实现有着相当的困难，但如果有一天做到了，那可真是一种功德和一种学问的境界了。

  在法学院的师兄们看来，九零级是幸运的一届，因为我们刚报名就住进了全新的宿舍楼。每间宿舍有独立的卫生间，每人有自己的储物橱和书桌。在学生公寓一词在中国高校尚未被创设的日子里，这种住宿条件简直是五星级标准。 不知是有意撮合还是无心插柳，政法学院和艺术学院这两所气质相去甚远的学院被同步安排在新区。虽然两个学院的学生混住同一幢楼中，但却一眼可分。食堂中，男女同桌，有说有笑，间或开一些小玩笑或玩一些小游戏的肯定是未来和艺术家们，而男女分桌，低头吃饭，寡言少语，吃完后腋下挟书匆匆离去的，多半是未来的法官、检察官和政府官员了。 但这两种不同的气质却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仲夏夜，海风入山，山风赶海，而人在山海之间，风风拂面；近处，山间蟋蟀声，远处，海涛拍石声，声声入耳；法学院模拟法庭的辩论声，铿锵有力，艺术学院飘出的钢琴声，若有若无，如同背景音乐。 如此星辰如此月，就是一块顽石，在这种地方呆上个四年吸取日月之精华，也会点头成为通灵宝玉的，您说是也不是？

manyouz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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