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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梦秋:从“红色历史学家”到可耻的叛徒
美国著名记者兼专栏作家索尔兹伯里的名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曾提到延安时代的“红色历史学家”徐梦秋,书中写道:“长征期间担任红军政治部秘书处主任的徐梦秋,是一位上层社会的儿子。长征结束到延安毛泽东就指示他写一部长征的历史。1936年,徐梦秋告诉海伦?斯诺,他已收集了700份文件,其他几乎全部丢失了。1938年,他在上海发表了第一集有关长征的个人记载。他在过雪山时没有受伤,但到达陕西后,双腿冻伤,不得不截肢。他于1938年去苏联治病,回国后渐渐与共产党疏远。1945年后,他投入国民党的怀抱。1949年,他在南京被解放军俘获后,在狱中死去。”
这段关于徐梦秋的文字,虽然很简略,也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但却将一个鲜为人知的党史人物公之于众,立即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与浓厚的兴趣。许多人都希望了解:徐梦秋是何许人也?为什么称他为“红色历史学家”?他又是如何沦为叛徒的呢?
自从双腿截肢后,徐梦秋想搞军事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1937年,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曾经采访过徐梦秋,并记录下她的第一印象:“我在延安见到徐梦秋时,他是后方的政治部主任。另外,他还是官方认定的苏区历史学家。虽然徐梦秋是个瘦高个,还带着一副高度近视镜,看上去是一位典型的学者,但他本人却一直倾心于搞军事。”
1901年,徐梦秋出生于安徽寿县的一个旧式封建家庭。在他10岁的时候,家道中落,徐梦秋也随之品尝了人间的辛酸,一种叛逆的情绪在他心中开始酝酿着、积蓄着。
1920年春,徐梦秋就读于一所养蚕技术培训学校,学习很用功,还当上了学生领袖。但他不喜欢学校的校长和教员,就与他们作对,还发动了一场造反活动。但这次造反没有成功,校方开除了10名学生,徐梦秋是其中之一。
1921年的夏天,徐梦秋被迫转去一所商业学校,不是去学习经商,而是学习英文和数学。在这所学校,他又成了学生领袖。他不喜欢无能又虚伪的校长,于是又组织了一次罢课,试图赶走校长。但是,有些学生倒向了校长一边,结果罢课又失败了,徐梦秋和另外3名学生被学校开除。
1923年暑假,徐梦秋听说有一批进步人士要创办上海大学,这些人士包括:于右任(任校长),邓中夏(任教务长),还有瞿秋白、蔡和森、施存统等。除校长外,其他人都是共产党员。于是,他和另外7位同学迫不及待地赶往上海大学求学。在那里,徐梦秋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个月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年冬天,根据党的指示,徐梦秋与曹蕴真、薛卓汉等从上海返回家乡寿县,成立了安徽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寿县小甸集特支,曹蕴真任特支书记,特支直属中央领导。特支成立后,曹蕴真、徐梦秋等都在瓦埠和小甸小学任教,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此前,徐梦秋就当过小学教师,但他始终不甘心当一名教书匠。后来,他追忆往事时说:“我断定当教师用处不大,因为只有富人雇得起我,而我却不能帮助穷人。”此后,他回到上海,继续在上海大学学习。
1924年冬天,黄埔军校准备从上海大学选拔优秀学生,一直梦想成为军事将领的徐梦秋却错过了机会——家里来信说父亲病危,他必须回家。而与他同来上海的7位同学都去了黄埔军校。
1925年,徐梦秋受党组织委派去了安徽省首府安庆,在那里组建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基层组织。这时爆发了五卅运动,徐梦秋组织安庆的20余名团员参加了这场席卷全国的反帝风暴。同年7月,他从安庆去了上海,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工作了一个月。8月,又去了广州,打算进黄埔军校学习。然而,事与愿违。抵达广州以后,党组织没有让他进黄埔军校,而是让他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做政治工作,担任第一师政治部的主任,主管宣传。为此,徐梦秋感到非常失望。
徐梦秋随第一军参加了东征陈炯明的战斗。1925年底,他又被调到十四师。1926年,蒋介石策划了“三二○”事件,逮捕了在广州的共产党员,徐梦秋也在其中,但几天后就被释放了。不久,他来到了武汉,受命到十二师政治部去做张发奎的秘书。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清党反共的腥风血雨中,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乃至国民党左派人士惨遭杀害。徐梦秋的几位密友在广州遇难,而他因病住院,躲过了一劫。不久,南昌起义爆发,徐梦秋所在的部队参加了起义,但他却因病未能参加这一壮举。
大革命失败后,党派徐梦秋去苏联,进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0年8月,他秘密回国,1931年1月,抵达江西苏区,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这时,红军正在组建军事委员会,徐梦秋被任命为军委秘书。1931年底,又开始组建红军总政治部,他在该部负责宣传工作,并兼任军委秘书长。1933年底,他调换了工作,到红军大学讲授政治课,主讲《民国政治史》、《马列主义辩证法》等课。苏振华、刘震、李志民、刘亚楼等红军高级将领都曾听过他授课。毛泽东在征战闲暇与他也时有接触,谈论时政、历史,每每谈到深夜。
1934年2月,徐梦秋改任红军学校政治委员。同年7月,在准备长征的过程中,又被调到红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这个军团的军团长是林彪,政治委员是聂荣臻。它是长征的开路先锋。
徐梦秋随同中央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9月,红军到达甘肃时,他由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改任红三军团宣传部长。不久,他遭受到有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打击:双腿被截肢。徐梦秋这样回忆:“在红军进入陕北开始作战的时候,我因双腿冻僵截肢——在我走了两万多里路之后!我一直想做军事工作,而实际上却总是做政治工作。”采访过他的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也写道:“他曾想上黄埔军校,当一名军事指挥官。但自从他在长征快结束时双腿截肢后,他想搞军事的全部希望都破灭了。”
“红色历史学家”统编《红军长征记》
徐梦秋的体质一向不佳,他不喜锻炼,常生些小病。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其表现也不引人注目。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如饥似渴地读书,尤喜读中外历史书籍,且喜做笔记和卡片,相当认真。这一点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瞿秋白在课堂上就几次表扬过他。
在北伐战争时期,徐梦秋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为谋生计,他化名孟明进入商务印书馆当校对员和编辑。利用相对安静的工作环境,他读了不少书,并着重研究明史,以好几个化名撰写文章,还出版过几本通俗读本,如大孚公司出版的《朱元璋评传》、《南明哀史》,广益书局出版的《中国抗倭史》、《戚继光》等。这些书深入浅出,文笔较生动、清新,拥有不少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这可能是他后来被称为“红色历史学家”的缘由。
徐梦秋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使是长征期间也逐日记录,共写了约10万字的“长征日记”。看过这部日记的一位学者这样评价:日记中不仅写有长征的艰难历程,还记述了许多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不少地方写得十分生动细致,既有重要的史料性,又有好看的文学性。从中可见日记的作者不仅是个有心人,并且确是一个有相当文化素养的红军领导干部。这位学者还写道:这部作品是一直不为人知的长征史料,其原件更是一件关于长征的历史文物,可惜由于作者徐梦秋后来成了革命的叛徒而长期被埋没了。
在延安,徐梦秋因有残疾,又常生病,就没担任什么具体领导工作,他常去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授课,与丁玲、周扬、成仿吾等文化界人士交往较多。
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召开成立大会,徐梦秋与丁玲、成仿吾、贾拓夫等16人组成干事会。11月23日,在中国文艺协会召开第一次干事会上,徐梦秋被选为机关编委主任。他常在延安报刊上发表文史文章。
在延安时期,徐梦秋最主要的贡献当属主编《红军长征记》。
1936年5月10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征集红军历史资料的通知,指定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奚如、舒同、甘泗淇、傅钟、黄镇、萧克、邓小平等11人为红军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徐梦秋为主任。征集项目有:报纸、宣传品、书籍、剧本、日记、相片、纪念品、旗帜、奖章、文件等。
8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为出版《长征记》征稿,给各部队发电报、给参加长征人员写信:“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征文中要求“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典,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做了募捐宣传”。
在中央的号召下,大家的积极性甚高。董必武、李富春、张云逸、徐特立等领导带头写回忆录;做政治工作的陆定一、萧华、王首道等也身体力行。在保安红军大学第一科学习的36个学员都是红军的高级干部,他们中不少人积极响应号召,拿枪杆子的人也拿起了笔杆子;甚至很多刚从墙报上学会认字的普通战士也拿起了笔。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约50万字,而且稿件内容涵盖了长征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
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徐梦秋、丁玲、成仿吾等人参与了编辑工作。不久,西安事变爆发,红军南下关中平原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总政治部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也随军出发,只留下徐梦秋负责统稿,并拟定了编辑的方针。
编辑工作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编者精选出100篇文章、近40万字,取名为《二万五千里》。该书编好后,手稿存于总政治部宣传部,仅供借阅。
《二万五千里》成书之际适逢西安事变爆发及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据徐梦秋回忆,毛泽东为了照顾统一战线的大局,避免刺激国民党,指示《长征记》暂缓出版,等到以后适当时机再说。这样,一拖就拖到了1942年底,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趁印刷厂工作较空的机会,把它印出来,更名为《红军长征记》。
这是长征亲历者留下的关于长征的文字记载,一部关于长征的最早最真实最珍贵的记录。
可惜的是,徐梦秋没有见到他为之付出大量心血的《红军长征记》,那部书出版之时,他已去了新疆。
徐梦秋的政治生命在叛变之时就已经结束
1937年11月,徐梦秋(化名孟一鸣) 同红军将领蔡树藩、钟赤兵和张闻天夫人刘英离开延安赴苏联治病。到达迪化后,他被新疆的铁腕人物盛世才留用,任命为教育厅副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后任代厅长,新疆省编译委员会委员长。此时的盛世才伪装进步,伪装亲苏亲共,企图利用共产党的力量来对抗蒋介石。他骨子里是反共的,阴险狡猾,玩弄权术。一边大量安排共产党员在新疆各部门工作,同时还不忘实行暗中监视。
在新疆,徐梦秋担任中共新疆省委组织部长一职,地位仅次于陈潭秋,与毛泽民大体相当。林基路、方志纯等都在他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在这段时期,徐梦秋为新疆发展教育,启迪民智,做了不少工作。
经盛世才批准,徐梦秋聘请了知名进步人士杜重远来新疆学院工作。又由杜重远出面邀请茅盾、张仲实、史枚等著名作家、学者授课。赵丹、徐韬、朱令明、叶露茜等电影明星、导演也应邀千里迢迢从陪都重庆来新疆工作,宣传抗日。
徐梦秋还写信给毛泽东,报告新疆教育严重落后闭塞的状况。毛泽东接到信后,十分重视,指示中央有关部门紧急调运陕北公学300套讲义教科书和延安解放日报社、中央图书室等机关凑出的几百本文化书刊派人搭车送往新疆,以支持徐梦秋的工作。
1941年4月,徐梦秋在妻子李玉南的陪同下,去苏联安装假肢。没想到,两个月后,苏德战争就爆发了。“本来是要到德国配腿的,走到边境上,仗就打了起来,只好回到苏联”。同年9月,德军大举进攻莫斯科。在莫斯科保卫战的隆隆炮声中,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 斯大林号召在苏联的外国人都拿起武器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徐梦秋因残疾无法参战,于是,1941年冬天,全家经哈萨克回国。
早在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之时,朝三暮四的盛世才就开始向蒋介石靠拢。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判断苏联已经自顾不暇,政治态度进一步发生变化。1942年春,他施展其惯用的手法,经过精心策划,炮制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诬称中共在新疆有秘密活动,阴谋推翻政府,把毛泽民、陈潭秋等一大批共产党人投入大牢,徐梦秋、李玉南夫妇也在其中。
1943年3月上旬,重庆派出的审判员王德溥、季源溥等4人抵达迪化。这些反共老手们的反共经验,比盛世才之流丰富得多。他们翻检了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案卷,发现里面的“证据”材料实在说不上是证据。盛世才便下令治安处长李英奇等一定要获得共产党人的“口供”,于是,在新疆治安处的刑讯室里,刽子手们严刑拷打共产党人,各种酷刑轮番使用,什么“老虎凳”、“老虎椅”、鞭抽、火烙……
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有的人舍生取义,“留取丹心照汗青”。
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李宗林、马殊等人,尽管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仍然坚贞不屈。1943年7月,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被秘密杀害。
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有的人贪生怕死,成了没有灵魂和脊梁的家伙。
潘柏南(潘同)、刘西屏(刘希平)两人先叛变,第三个便是徐梦秋。在季源博下令用刑后,他动摇了。过了一天,他在监狱中写下亲笔供词及脱党书,承认新疆中共组织确有个“阴谋暴动”计划。
徐梦秋苟活下来。他对妻子说:“我在敌人写的假材料上签了字,已经不是党的人了。”李玉南大吃一惊,立即同徐梦秋立下了离婚字据。但国民党根本不理睬他们的离婚声明,李玉南仍然作为徐的妻子同徐一起继续关押,是囚犯,也是伺候徐生活起居的佣人。
由于盛世才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中共中央一直情况不明。直到1944年,还不知道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同志已壮烈牺牲,也不知道徐梦秋等三人已叛变。1944年5月,中共代表林伯渠赴重庆,再三与国民党当局严正交涉,要求下令释放各地被捕人员,其中就包括新疆的陈潭秋、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人。
1944年秋,盛世才斗不过老奸巨猾的蒋介石,被迫同意离开新疆,重庆当局另调吴忠信为新疆省主席。在清理监狱时,将徐梦秋接收过来,任命他为军统局少将特研组长。1945年9月,徐梦秋被送到重庆,为人身安全计,住进磁器口军统局干部宿舍区。他郁郁寡欢,闭门不出,读读书,练练书法,饮饮酒,打发苦闷,寂寞度日。半年后,徐梦秋随军统局返回南京,在那里,徐梦秋极少参加社会交际。每天只是翻阅历史书籍,读读报纸杂志,打发时光。
1948年11月,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西北、华北、华东各战场人民解放军节节取胜,蒋介石被迫引退下野,遥控政局,负隅顽抗。保密局在撤逃台湾的途中,局长毛人风命徐梦秋转去福建,不必去台湾。这主要是看他已没有利用价值,视同累赘。徐梦秋失魂落魄,惶惶不可终日。他设法乘海轮经福建去上海,避居于一旧日友人家。不久,又经南京逃往皖南屯溪,在一山村隐姓埋名。他整天提心吊胆,度日如年。1949年6月,徐梦秋走投无路,找到南京市公安局长周兴,想通过这个老熟人的关系重新混入革命队伍。周兴一边稳住他,一边立即报告中央,中央很快回电,将徐犯立即逮捕归案。徐梦秋旋被市人民政府政法机关依法关押于老虎桥监狱,后判处无期徒刑。
1976年5月22日,徐梦秋在狱中病死。(刘明钢 湖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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