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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很可笑。其实那天是比较悲哀的,我不愿意说气愤,气愤是因为不理解,但是我很理解,只是不能接受罢了。
出国是在06年的9月3号,天津港出发,次日到达仁川港。回国是在07年的9月4号,老公执意让我在韩国住够一年,又是坐船,因为往返都是搬家,行李何其之多。另外,我也不讨厌坐船,搭乘飞机的话,下降的时候,我总觉得心脏难受得很;而乘船,虽然很慢,也很浪漫——这个季节乘客也不多,商务仓的话,一个房间能有两个人就不错了;在船上,可以看电影、洗桑拿,在甲板上看日出日落、成群的海鸥、深蓝海水里透明的水母……
总之,我就是这样高高兴兴搭上回国的客轮的。第一天,晃晃悠悠,睡得很舒服。第二天一早,听见广播,说让在韩国住满一年及以上的中国旅客去服务台登记。我就高高兴兴地去了,一问才知道,需要检疫局的检疫,还要带八十块钱,具体再问,乘务员也说不清楚了,只说下船前会通知我们的。于是等啊,盼啊,还去服务台问过两次,怕广播了没听见。后来终于广播了,说去旅客餐厅集合。去了才知道,就我和另外一个人,还有四五个被遣返的非法滞留者。
等了很久,边防检疫处的官员才到。来了之后,拿出一堆收据,每张上都有各自的名字,说让交钱。四五个遣返的大叔大婶都成了惊弓之鸟,似乎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看另外那位,汉语似乎都忘了,我想只有我能说句话了。交钱的时候,我问要查什么,为什么要交钱,查完了给结果吗?收钱的工作人员听了一愣,想了想,说:“因为所以”,说得很轻松,似乎有点自我解嘲,“你要是换了韩国护照就不用检了,拿着中国护照就得检”,旁边一个工作人员补充说。“在外国待了一年了,好不容易回来了,第一件事情却是交钱、抽血,您想想这是什么感受?”我有点生气,有点委屈,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其实交钱、抽血,我并不抗拒,而且我还挺积极,但是我需要一点开场白,告诉我,边防检疫是什么,为什么要查,要查什么,这是我的知情权。
但是,谁也没说,领了收据,交了钱,抽了血,等了约三分钟,发给了一个事先写好的单子,上面有姓名、年龄,下面印着“HIV阴性”(这时候我才知道,抽血是为了查有没有感染艾滋病,而那几个不认识英文的大叔大婶,似乎永远都不知道此时此刻为什么交钱抽血吧),并告诉我们,出关的时候,如果他们要就给,不要就算了。边防检疫这就结束了,好像我们都是道具——我们的钱,血液——统统都是道具。而出关的时候,我刻意把单子拿出来,海关的工作人员似乎很不耐烦,我们不需要这个。
出了关,我还闷闷不乐的。等车来接的时候,老公说,他们肯定觉得在外国待了一年多的人都特别有钱,这一回来就给你们的钱包减肥呢。我笑了,对于中国的现象,连外国人都能如此释然,我还固执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国家,还在初级阶段呢。
然后的事情就更让人哭笑不得了。那天船上的人特别少,不到半个小时就出了海关,而我们约定的车至少要半个小时后才能到。取完了行李,我和老公坐在行李箱上,在门口等车,旁边的很多出租司机过来问要车吗,等都相信我们确实有车来接的时候,就不搭理我们,转而找其他的主顾了。一个女司机拦住一个韩国小伙子,问去那里,那个人一句汉语都不会,司机就找他们熟悉的朝鲜族大叔翻译,一时又没找到,老公听见,就过去了,和年轻人说了几句,问明了情况,原来是去北京的,告诉他去塘沽火车站搭火车。我当时守着行李,并没有过去,这些也是后来听说的,反正女司机一直跟着,直到最后小伙子走了,老公还没过来,就有女司机的同伴向我叨叨了,是你们对象吧,把人家生意都搅黄了。几个中年阿姨七嘴八舌,什么吃饱撑得之类都说遍了,一会咒我们被狗咬,一会说要找人打我们解恨,直到他们又找到了新的主顾,都开车走了。
我觉得他们工作都挺辛苦,并没有说什么,直到老公回来,我说他把那群司机得罪了,都骂呢。他说觉得有点对不起那司机,但是他就坐过他们的车,这些人都是塘沽的司机,并不熟悉市里的路,而且往往在半路就把客人送到别的车上,要价很高,车还走得慢;那个小伙子,他是来中国玩的,也没什么钱,火车旅行更适合他。
等到接我们的车来了,行到外环,污浊的空气、各种车辆的噪音、灰蒙蒙的天空,我觉得自己的嗓子冒烟了,喝多少水都没用。想着,换个环境容易吗,就回国下船前后不到三个小时里,我从生气、愤怒到无奈,情绪里有包容理解,但是决然不想接受,这就是我回国那一刻真实心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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