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保羅時代的重臨──談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基督化

令狐药师

／余杰（本文摘錄自作者2006年3月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演講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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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要叫他們的眼睛睜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旦權下歸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使徒行傳26:18

保羅的歷史意義，「中國的保羅」呼之欲出
　　在基督教兩千年歷史中，使徒保羅是一位承先啟後的偉大人物。保羅之前認為逼迫基督徒就是實踐義的最佳方式，然而，自從他在大馬士革的城牆外被上帝的光照耀開始，他的腳就踏定傳播福音的道路，成為上帝忠心耿耿的僕人，成為打那美好的仗的戰士。逮捕基督徒的掃羅轉變成被人逮捕的基督徒保羅，這尖銳的對比，更顯出上帝恩典的浩瀚與深遠。

　　《使徒行傳》述說許多保羅的故事：如何在路司德得被人用石頭打、拖到城外等死；如何在腓力比被打及被囚；如何在以弗所被捲進一場暴亂裏、成為眾矢之的；如何在耶路撒冷被捕下監；如何在地中海遭遇船難；如何被囚禁在羅馬的監獄裡。保羅經歷無數艱難險阻，但他堅信「因信稱義的人必得生命」。他提醒哥林多的信徒，說耶穌基督「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祂裏面成為神的義。」（林後5:21）；他告訴腓力比的信徒，他自己的心願是「要得著基督，並且得以在祂裡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乃是有信基督的義，就是因信神而來的義。」（腓3:8-9）。他以自己的生命實踐，成為基督美好的見證。希臘文的「見證」（martys）一詞後來演變成與「殉道」（martydom）有關，顯然不是偶然，正像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 Hoeffer，又譯朋霍費爾）所說的：「受苦是真門徒的印記。」

　　保羅是使徒中的使徒，惟有他以權柄按照從上帝來的啟示嚴正地批評後來作為教會基石的彼得。曾與耶穌朝夕相處的彼得，雖然有三次不認主的行為，但卻是門徒中最先認定「耶穌是主」的人，而耶穌不也多次稱讚這位有著孩子般心態的漁夫嗎？然而，保羅居然直言不諱地責備彼得「裝假」，「他們行得不正，與福音真理不合」（加2:14）。因為保羅本人就是持守公義的「光明之子」，所以才有護教、衛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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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是這樣一個人，他以自己的學問和生命成為我們通往聖經全本真理的大門。保羅的放膽傳道，象徵了一道敞開的門，活在今天的我們必須經過這道門。在二十一封使徒書信中，有十三封出自保羅；他受過最嚴格的猶太傳統教育，在耶路撒冷著名的拉比迦馬列門下研習律法，能說一口流利的希臘語，對希臘思想與文獻瞭如指掌。他還是羅馬公民，因而具有特殊的自由權（例如可四處旅行，途中會受到保護，能進入上層社會等）。保羅是上帝揀選、向外邦人傳播福音的第一人，也是最偉大的文豪、哲學家和神學家，保羅的時代雖已過去，但耶穌的跟隨者的腳蹤會繼續下去，直到世界末了，他們所說的話，也要傳到地極。
　　今天，苦難的中國也正在迎接自己的「保羅時代」，一大批為自由與人權奮鬥的知識分子紛紛信主，預示了上帝已奏響的中國福音復興的第二部樂章。使徒時代，基督信仰的傳播第一階段是紮根於鄉村窮苦的邊緣人群之中，然後是通過保羅這一橋梁進入羅馬帝國的城市和知識階層，進而成為羅馬帝國的主流信仰與價值體系。與之相似，今天的中國也是在完成了鄉村數千萬信徒的長期積累之後，福音開始進入城市和知識分子當中。通過這些與農村弟兄姊妹一樣愛主、一樣火熱奔跑的知識分子辛勤耕耘，基督信仰也將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信仰與價值體系，而在這一大群知識分子當中，相信上帝也必興起「中國的保羅」。讓我們為這一天懇切禱告。

知識分子歸主大致分三個時期
　　第一個階段：從20世紀八○年代初開始，以劉小楓、何光滬等基督徒學者為代表，在文革後的文化荒漠和精神斷裂之中，著手翻譯、介紹基督教經典著作及其衍生的文化思想，對反思中國的傳統文化社會現實提供了一個參照。劉小楓對「漢語神學」的抱負和篳路藍縷的著述工作，至今仍讓人肅然起敬，其代表作《逍遙與拯救》、《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20世紀神學引論》等，成為年輕學子關注基督教文化思想的重要觸媒。但是，這批基督徒學者基本上屬於「書齋中的基督徒」，其影響力僅限於學術界和大學內，他們通常不參加教會生活，與教會系統缺乏基本的聯繫和溝通。並且，由於「文化基督徒」這一概念的謬傳，使信仰從生命中剝離出去，「文化先於信仰」被錯誤地凸現成一種最高價值，遂導致了「買櫝還珠」之惡果（編註：取捨失當、不知輕重之意）。

　　第二個階段：1989年的天安門屠殺，使大批從事民主運動的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被迫流亡西方。幾年之後，海外民運嚴重受挫，他們個人也經歷了漂泊異鄉、顛沛流離的苦楚，再由此反思「信仰的缺失與人性的殘缺」。許多人徹底放棄自我歸信基督，如遠志明、熊焱、張伯笠、范學德、張健、周鋒鎖等人，他們之中或成為帶領教會的全職傳道人，或建立福音傳播機構，或成為美軍的隨軍牧師。他們在神學建造方面雖然未比劉小楓、何光滬走得更遠，但在生命上卻更鮮活，他們與國內外教會連結相繫，能對教會發揮一定的影響力。但是，他們大都身處海外，回中國事奉通常只能短暫停留，因此對大陸福音工作現狀「缺乏切實的感同身受」。遠志明就曾經感歎說：「我一回到大陸就『活』了，一來到美國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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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階段：進入21世紀以來，一大批更年輕的傾向「自由派」思想（此為大陸語境下的「自由派」，與西方所使用的「自由派」含義不同）的作家、學者和維權律師，在積極介入公民維權活動與言論自由工作的同時，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弊病及個人的「全然敗壞」有了前所未有的清晰體認，而開始意識到「若要拯救中國，必先拯救自己，自己並非完全處於中國深重的罪孽之外」。
　　經過或長或短的理性與情感掙扎之後，一批年輕的知識分子和人權活動人士最終決定受洗信主，他們在基督裏獲得永生的盼望，獲得爭戰的勇氣。在這些新生代知識分子基督徒當中，屬於學者和作家的，除了我還有北村、基甸、范學德、昝愛宗、江登興等人，屬於維權律師的有李健強、王怡、李柏光、李和平等人，不但公開彰顯信仰，也保持靈修、禱告和教會生活；讓影響力溢出書齋、學院，進入教會網絡之中；讓信仰與生命在知識界作出見證，對普遍意義上的公共生活產生衝擊。這些人基本上都是持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幾乎沒有新左派和國粹派。

因真理，得自由：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基督化
　　近年來，大陸知識界出現了三種主要趨勢，各有不同的信仰歸依、不同的政治策略、不同的人生路向，三種趨勢的消長與興衰，將直接影響中國未來的發展。 　　第一個趨勢是「新左派法西斯化」。新左派誕生於上個世紀六○年代的歐美大學校園，以法蘭克福學派的新馬克思主義為理論依據，以其對資本主義社會現狀的激烈批判而吸引了許多青年學生，至今在西方人文學科中仍然勢力雄厚。但是，新左派被移植到中國後完全變味了，因中國與西方所面臨的問題根本不同，中國面對的是「前現代社會」的一黨獨裁。中國的新左派沒有西方新左派起碼的一點真誠和勇氣，不敢面對一黨專制的核心問題，而將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想混雜一起，向官方拋媚眼，並逐漸走向法西斯化。

　　第二個趨勢是「國學派皇權化」。2005年被定為「儒家文化復興年」，但這種復興僅是一種表明的、表演性的復興，如各大學建立國學院，地方政府主導祭孔、祭黃帝陵，大學士穿著古裝實施成人禮等等。還有提倡儒家學說的人企圖恢復儒學的官學地位，建議統治者把根本不存在的「儒教」定為「國教」（儒家只是一種倫理學和權謀術，並非宗教），以及徵收「儒教稅」，甚至提出以明清兩代皇室後裔和孔子後裔組成「元老院」等建議。這些以「儒學大師」、「當代王陽明」自居的學者們，爭先恐後向官方獻策，希望官方實施「王道政治」，正符合那意識形態上已日薄西山的中共當局下懷。

　　第三個趨勢是「自由派基督化」。自由主義在中國本土深入傳播和蛻變所產生的「自由派的基督化」是一嶄新格局，也是上帝對中國知識界的一個美好祝福。為什麼有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會成為基督徒呢？因為發現自由的源泉就在聖經真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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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信仰，沒有作為「道路，真理，生命」的耶穌基督，又怎會有真正的自由呢？信主不久的王怡，在《與神親嘴：今日中國的基督化和民主化》一文中論道：「對基督徒的自由主義者來說，對自由的看法已經超越了洛克以來完全權利化的古典自由主義立場，自由不但意味著人世間必須被政治尊重的權利，更意味著甘願受神的話語約束，並在神的話語中得釋放，得更豐盛的生命和恩典。」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從秦始皇到毛澤東，從凱撒到拿破侖，從沙皇到史達林，從希特勒到皮諾切特，暴君實在看得太多了，以致於我們不願意讓自己好不容易到手的自由受到上帝管束。但是，神就是神，祂不是世間的君王，而是宇宙的主宰，祂是全然公義、全然慈愛，也是人自由的來源。
　　保羅才是古往今來最了不起的「自由主義大師」。羅馬書討論的一個中心點正是「自由」，「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加5:13），保羅呼籲我們這些受造物要「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羅8:20）。耶穌更明白告訴我們：「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8:32） 我們一旦蒙恩典、被揀選、成為基督徒，便意味著「從不自由的狀態進入到自由的狀態」，那麼，什麼是基督徒的自由呢？並非仗著自己是耶穌的「寵兒」、或是牧人的羊而隨心所欲、自行其是；基督徒的自由，乃是在上帝光照之下的自由，是有限制的自由，是給自己帶來益處的自由。神讓萬事都互相效力，使愛神的人得益處。馬丁路德在《論基督徒的自由》一文中指出：「基督徒是最自由的人，不在任何人之下。」接著他又指出：「基督徒也是眾人的僕人，順服所有的人。」這兩句看似矛盾的話，合起來就是基督徒自由的實質，合乎保羅的教訓，也效法了主耶穌。

　　當我讀到保羅的獄中書信時，不禁想起昔日燕京大學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揭露SARS真相的蔣彥永醫生也是燕京畢業的，他告訴我，他之所以不顧後果說出SARS石破天驚的真相，與他在燕京受到的教育是分不開的。燕京大學是民國時代由美國教會在北京創辦的教會大學，以燕京大學為代表的一批教會大學對中國的現代化作出了卓越貢獻。遺憾的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關閉了所有的教會大學（燕京被併入北京大學，燕京大學當年的校址即今日北大的燕園）。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是九個樸實無華的字，包含了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我們因信仰那位宣稱自己為「真理、道路、生命」的耶穌基督，因為這又真又活的信仰，我們擺脫了世間一切束縛纏累，獲得了真正的自由，進而行走在一條上帝祝福的天路上。第二層意思：我們因信仰真理而獲得自由之後，絕不能浪費這種自由，不能單向度地享受這種自由，也不能像守財奴一樣守著這種自由；我們必須傳揚福音，服務大眾，與更多人分享自由，也就是主禱文說的「讓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要像德蕾莎修女那樣，憑著信心與愛，為大眾服務，不論服務的對象是不是基督徒。就連耶穌基督自己也屈尊為門徒洗腳，難道我們還能滿足於作一個不為別人服務又「自給自足」的基督徒嗎？這種「心安理得」能在上帝面前交差嗎？蔣彥永醫生雖不是基督徒，卻能做到「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為什麼我們基督徒反倒做不到呢？　　

令狐药师

立志作光作鹽的「公共基督徒」出現
　　保羅的思想，對中國當下的知識分子基督徒具有實實在在的衝擊力。基督徒的自由既是個人的生命體驗，每一個基督徒都將獨自面對上帝的法庭和審判；基督徒又是處於社會中的人，必然與他人發生各種各樣的聯繫，所以基督徒的自由又體現了如何處理與他人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自由既是一種心靈狀態，也是一種社會制度；自由是上帝給人的禮物，不自由的人是因為失去了這個禮物。
　　基督徒的靈性生活與自由緊密相連，一個受捆綁的基督徒焉能平安喜樂？所以，與其說在這裏保羅針對的是當時羅馬教會基督徒的軟弱或驕傲，不如說他針對的是歷代教會和所有基督徒對真理、自由的錯誤理解。他發出了洞察人心肺腑的呼喊與告誡，正像神學家巴特在其巨著《羅馬書釋義》中說的：「誰要是僅僅將羅馬書視為神學和哲學的『消遣』，而對它的呼籲、號聲以及「就是指你」、「你應該」之類的斷語充耳不聞，誰就是徹底誤解了它。」保羅的教誨，具體而細微地深入了我們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的生活。它不是抽象的神學討論，乃是對生命本身的具體而細微的指導。

　　在生活中基督徒必須知行合一地實踐自由，在不自由的社會中，基督徒理應成為爭取自由的先鋒。作為作家，尤其要在爭取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的道路上成為先行者；作為律師，尤其要在法律領域實踐上帝的公義，即使會為此付出沈重代價。我身邊有很多作家和律師基督徒，他們正以保羅為榜樣，像保羅那樣生活，像保羅那樣信仰，像保羅那樣為公義行走當行的道、打那美好的仗。「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裏面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弗五8-9）現今在中國大陸，「保羅式」的信徒，是願意徹底謙卑順服、堅守公義的基督徒知識分子和人權實踐者，這些人的出現，可以看作是中國教會走向一個重要轉捩點的標誌。

　　這些知識分子基督徒一方面認罪悔改、除去驕傲，力求在日常生活中成為「光明的兒女」、「活出耶穌」，另一方面也在文學藝術、道德倫理及神學上尋索和建設，並且將信仰延伸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不論是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等，他們要幫助自己的同胞睜開眼睛、打開心門，擺脫撒旦的捆綁，以致能自由、幸福地來到主的施恩寶座前。

　　中國這一代學人的知識文化背景以及思想精神資源，與前一代學人相比有顯著的變異。如果說前一代學人多以蔡元培、魯迅、胡適、陳獨秀、梁漱溟、陳寅恪、顧准、李慎之等中國知識分子和尼采、卡夫卡、羅素、薩特、加繆、昆德拉等西方知識分子作為導師，那麼這一代知識分子基督徒則更多從晏陽初、林昭、齊克果、舍斯托夫、別爾嘉耶夫、索爾仁尼琴、朋霍費爾、巴特、馬丁．路德．金、曼德拉、圖圖大主教、教宗約翰．保羅二世、特蕾莎修女等人吸收更豐厚的營養。後面這張名單序列，打上了深刻的基督信仰烙印；仿效的榜樣和精神源頭的轉變，必然帶來信仰基礎和人格範式的更新。

　　近代以來，中國教會與基督徒並沒有把信仰傳遞到政治、經濟、法律、教育、新聞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這一代知識分子基督徒都企盼著出現像保羅那樣具有淵博廣闊的學識修養，又是在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作光作鹽的僕人。我們盼望有一批「中國的保羅」能在文化事工上給荒漠的中國帶來活水江河。我對這批新興的知識分子基督徒，暫且用「公共基督徒」這個不太準確的稱呼來概括之，這個概念是我從美國法學家理查．波斯納寫的《公共知識份子》一書得著啟發而來。波斯納統計了西方最著名的五百位公共知識分子，發現其中有63％持左派立場，是批判基督信仰的人士，這項數據充分顯示了西方的危機。

　　而在中國，另一種景象正在出現，「公共基督徒」開始在社會中發揮愈來愈重要的影響力，他們將信仰與生活打成一片，不再是偷偷摸摸的門徒，乃是光明正大的門徒，如同朋霍費爾所說：「人惟有完全生活在這個世界裏，才能學會相信。他必須放下自我……，入世就是指好好地過日子，就是在平凡生活中將自己全然交托在神的臂膀中，同時也分擔世上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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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保羅那樣生活」正在變成可能！近年向基督信仰尋求精神支撐的「中國第一政論家」劉曉波，他也是具有「標誌性」的意義，雖然他尚未成為基督徒，但基督教的基本價值觀已然滲透在他的每一篇文章之中。學者程映紅在《兩個劉曉波和中國知識分子轉型》文中分析說：「就劉曉波的文字來看，他的社會抱負（社會責任感）不但比八○年代更直接且更廣泛，他的為人和為文『從狂傲轉向了謙卑』，這個反差是很耐人尋味的。為什麼在社會責任感增強的同時，為人卻變得謙虛了呢？……今天國內很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不再僅僅是文化和思想鬥士的形像，而是著眼於實際的社會效果，腳踏實地的推動，一點一滴的變化，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愈來愈接近底層社會，愈來愈能對中國社會各種複雜關係和矛盾有切身的體會瞭解。」
　　謙卑順服的人格型態，以及面對中國問題時所擁有的韌性與執著，正是在對信仰的尋求中逐漸形成的。儒家型態的傳統士大夫，往往有一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道德自信，有「修齊治平」的宏大理想；然而在基督教價值的薰陶下成長的知識分子，能充分認識自身的有限性和缺陷性，從而在批判現實的時候也把自己批判於其中，面對時代的苦難能「與哀哭者同哀哭」。

　　今天的中國，迫切需要那些能把自己的知識、思想、才華奉獻給上帝的信徒——作家、學者、新聞工作者、劇作家、詩人、畫家、演員、影視編導、音樂家……用各種不同方式傳揚福音，用堅忍不拔的努力抗衡非基督教的哲學和意識形態。例如，中國文化注重美感，如果沒有歷代的佛教藝術，像石窟壁畫、大佛石雕、莊嚴寺院、繪畫詩歌、民間寶卷、戲曲傳說，想像佛教會在中國流佈嗎？今天，基督信仰要在中國傳播，更迫切地需要一流的、富才華的基督徒藝術家興起，他們除了要在自己的生命上「活出耶穌」，也樣要在藝術工作中為主奉獻，在中國固有的藝術基礎上加以改造更新，表達出信仰經歷。這是一批出現在地平線上的「新人」，要把個人得拯救、得自由的實際聯繫在一起，致力將中國變成真正的「神州」！

　　在研究其他國家的民主化進程時，他們發現了一個長期被忽視的事實：在蘇聯及東歐極權主義崩潰和民主制度建立的過程中，宗教信仰起了關鍵作用。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轉型，還必須以文化、精神和道德的轉型作先導。例如，羅馬教宗約翰．保羅二世長久的呼籲和禱告，其力量絲毫不亞於戈巴契夫的「新思維」政策。蘇聯、東歐各國信徒的禱告和非暴力抗爭行動，使特權階級和國家的暴力機器被感化，而放棄使用武力來解決危機。中國社會目前最缺乏的就是這種因素，中國的文化和教育，正在與社會其他領域的腐敗墮落一起腐敗墮落。在此背景下，基督徒能夠滿足於僅僅躲在黑屋子裏歌唱讚美嗎？

　　中國正在推動制度的轉型和價值的轉型當中，教會與基督徒必然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知識分子基督徒必將成為真正「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先行者。回顧近一個半世紀以來的中國歷史潮流，如果說洋務運動開啟了技術層面的變革，戊戌變法開啟了政治層面的變革，五四運動開啟了文化層面的變革，那麼，當下的福音傳播則開啟了精神信仰層面的「脫胎換骨」。

　　讓上帝的愛和憐憫消除這片土地上鬱積了數千年的血腥，把野蠻和暴政轉變為文明和仁愛，不但要靠我們切切地禱告，也要靠我們迅速展開行動。上帝會將保羅式的門徒差遣到中國各處，祂一定也希望我們都能成為保羅那樣的門徒。在惡人橫行、下流人升高的國度時代裏，讓我們成為上帝美好的見證，成為荒漠中的甘泉，成為長在溪水邊的大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