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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父亲打电话来说,外公必须做手术,医院已经发病危通知了。实话实说,这一年来,他的身体状况江河日下,突然的半身不遂,使平日里多言幽默的他变得沉闷,而他又不允许别人可怜他,偏偏要同勤务兵和保姆计较,用不清楚的语音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自己的简单命令,他试图以一个平常人的尊严活,却得到的都是怜悯和不需要的安慰。<br /> 这次回国我去医院看他,院长已经明确的告诉我父母,老人家今年很危险。在病房的他已经完全没有神志,当听说我来的时候,只是撇了一下嘴。我突然在想,他的大脑难道真的是一片空白的吗?难道真的只有我们的世界里那种噪杂,纷繁的声音是唯一的真实吗?但是我想外公一定驰骋在自己的故事里,他终于可以摆脱世俗的羁绊,终于可以摆脱无休无止吵闹,甚至在那个相对安静的时刻,在那个属于他自己的唯一的世界里,对死亡的恐惧应该渐渐的淡去,他会不会开始回到自己年轻的时候,回到金戈铁马的岁月,见到他自己深深爱的那个女人。<br /> 我不能说外公不爱外婆,但是我也是很晚才知道,他一直有一个心仪的女人,以致于他同外婆结婚许多年还常常暗自叹嗟。外公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十分英俊的男人,也非常考究,出身于杭州的名门,却在三十年代投入革命队伍,长期作为地下党员潜伏在上海,官至国名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中校参谋,期间他结识了刘建绪(好像是国民党的一个集团军司令)的侄女刘茗黎,两个人都山盟海誓,准备白头偕老,可惜时局动荡,刘茗黎随同父母迁居香港,临别前外公接到上级组织的通知,要安排一批同志在两个月内潜伏香港,加强香港的工运力量,外公幸运的在这批同志当中,可以随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部分国民党军官撤退到香港。这自然使他们很幸福,以致于刘茗黎把自己大量的服饰和随身物品都交给外公,让他带到香港。外公甚至没有送她到码头,因为他十分清楚不久就可以见面。<br /> 可惜这天怎么也没有来。因为特别任务,他们一批人没有撤离,而是改成留在上海。从此天涯海角,而刘家人移民到了巴西,也就彻底阻隔了来往。<br /> 外公的这个故事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鲜见,甚至大多数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同志都会遇到,但是在他身上,却影响了他一辈子。父亲常常说,其实外公真正同刘茗黎在一起未必幸福,也未必走得长久。但是遗憾的不是未来的不定,而是时局把他们活活撕裂的痛,是几十年杳无音讯的失落。的确,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找不到真正的“当时”,无法用回忆欺骗自己来留住过去的人和事。正如人们说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聚散说穿了是人间最最寻常的事情,但是却让人顿足失言,叹息依然,最最可叹息的就是分别是看成或者想成平常,不料再聚无日,一别成为永诀。或者青春相别,再见时华发俨然成白头,彼此如同一面镜子,刹那间照得时间无处可躲,照到岁月无情流逝。<br /> 如果外公躺在床上,思维回荡在1949年的那个冬春之交,可以把刘茗黎送上去香港的船,是不是会在往后的日子里少受几分煎熬?<br /> 往事如流水,却依然越冲洗越鲜明,我们生前守护它,死后把它带入永恒。<br /> 正如刘茗黎奶奶,她直到临终前都没有忘记,托付她的儿子,一定要到上海来拿走那箱属于自己的衣服和已经干枯如同粉末的半盒面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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