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精神發展之我見

陵光

<br /> <br />中國民族精神發展之我見 <br /><br />作者：呂思勉（原刊《學林》第2期，民國二十九年出版）<br /><br />民族是世界上早就存在著的，民族主義卻必待近世才發達；這就可見得民族主義的發達有一個客觀上必要的條件，那就是外力的壓迫。<br /><br />中國民族主義的發達亦只是八百年來的事情（從南宋時代算起）。而到近百年以來，尤其有可驚的進步。<br /><br />話雖如此說，中國的民族主義植根是很久的。要講近百年來的發展，亦不能不追溯到既往。中國的民族主義可略分為四大時期：<br /><br />第一期：自上古至秦漢，這一時期，漢族與其餘諸民族雜居於神州大陸之上，而處置頭髮方法的不同，恰做了這三系民族不同的表徵，這是很有趣的事情，即北族編發（即辮發），南族斷髮，中原束髮。此等風習古代民族守之頗固（如子路與石乞孟黶戰敗，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可見其由來甚久。於此、可見近來有一派議論，說漢族與夷蠻戎狄本非異族；漢族即夷蠻戎狄中之進化者合併而成，無有是處。當這時代，我族的文化獨高，不斷的向四方擴展，正像光線的輻射一般。試看當時較大的民族，北方的匈奴，其君長相傳為夏後氏的苗裔，而其一切文化，亦極與漢族相類。鮮卑，當周成王會諸侯於岐陽時，與荊蠻守燎，則本系南方民族。北族都是辮發的，而據《後漢書》所載，鮮卑婚姻必先髡頭，可見南族之遺俗猶存。東北一隅為朝鮮主要民族的貉族及為滿族祖先的肅慎族所居；其本來居地不在今吉黑或朝鮮半島地方，在春秋戰國之世，當尚雜居於內地，或在諸國的北邊；戰國時、因燕人的拓土，被攘於遼東西塞外，乃改以吉黑及朝鮮為根據地。從考證上看來，亦幾乎無可懷疑。這都是北系。至於南系則自洞庭、鄱陽兩湖間漫衍於五溪流域的為蠻（近世稱為苗族）。其散處緣海一帶的，則為今日的羅羅，古人稱之為濮。在陝、甘、四川三省之間，南下及於雲南省西境，西出及於西康及青海境的為羌（氐為羌的一支。此段所說，詳見拙著《中國民族史》，世界書局本）。其受我族文化的熏陶，更是無疑的事實。<br /><br />當這時代，我族因文明程度較高，並不慮異族的壓迫（漢族之所憚者為騎寇，至戰國之世，與匈奴等接觸始遇之。前此與我為敵的異族，大率居於山地，和後世的苗蠻一般。論史者多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欲以取中山，非也。胡服騎射，自欲以辟代北。中山則為山國，取之當重步兵），所以只有一個自負自重其文化的觀念，對於異族能模效我族的文化的，則引為同調；否則加以排斥。春秋的書法：「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正是一個絕好的表現。這種見解不啻替民族主義植下了一個根基。但其發榮滋長，則還有待於後來。<br /><br />第二期：可說是民族主義生長的時期，這是五虎亂華的時代。這時代漢族開始受異族的壓迫，但其矛盾還未極深刻。當時漢族和異族的對立，材料散見於史傳的，亦頗不乏。如沮渠蒙遜聞宋武帝滅後秦而怒。其時適有一個校書郎去見蒙遜白事，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竟殺之。又如崔浩在後魏，似乎是備受尊敬的，然亦曲盡小心。他是善於寫字的人，有人請他寫《急就章》，《急就章》中有「馮漢彊」三字，他竟不敢寫，一定要改為「馮代彊」。崔浩如此，下於崔浩的人就更不必說了。史稱北齊神武帝善於調和漢人和鮮卑人的感情，對鮮卑則說：「漢人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對漢人則說：「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

desertrose

要求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