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弢小说 《山道弯弯》 引子

惊涛骇浪

金弢小说 《山道弯弯》 引子   


  


    颠连岁月




三辆大型旅游客车蜗牛似地缓行在崎岖的山道上，公路上的砂砾被车轮碾压得四处飞溅。行驶方向的右侧是陡峭直壁的山岩，左侧是深不见底的峡谷。靠峡谷的那一边，没有防护栏，也没有路沿的标识，司机驾驶硕大的汽车全凭技术和经验。遇上大雪封山，这段公路会被停用，因曾经有过客车滑落谷底，造成严重伤亡。

“姆妈，你难受吗?” 郭岳想到了母亲会晕车。


“我不难受，就是心里难过！”


母亲的眼睛虽然看着前方，但她不敢将脸抬得过高。她眼圈是红色的，明显刚哭过，其实她心里一直不停地哭泣，只因为是车上坐满了人，哭得太明显她觉得不得体。今天儿子下乡，她伤心透了，伤心得连往常的晕车都无以暇顾。按本意她是不愿意儿子来农村插队落户的，这种农村的苦，她小时候吃过。她总觉得儿子依然是年幼体弱，不希望看到他受这份劳役之苦。从感情而言，她很想希望儿子继续留在义乌做小工，不用酷暑严寒的肆虐。但想到儿子的志向是要上大学，而上大学，下农村当知青是一必经之路。她深谙儿子的人生目标，不得已以才尊重了儿子的选择。


满载五十几号人的大轿车喘着粗气在绕山公路上不懈地挣扎前行，车上过道里挤满了站立的乘客，要坐在行李上已没了位子，剩下只有站立的空间。六小时的行驶，一路站着，有坚持不了的就轮着坐。其实是大清早就发的车，现在时过晌午，不过两百里地，目的地还遥遥无期。直到下午，车总算停在了村头一栋五门一排的大房子跟前，这是本村和邻近几个生产大队的首富铁匠的家，也是后来农家狗旺旺的房东，当然那时还没有旺旺。


大队支书、生产大队长、妇女干部，管知青的，加上四十来号知青的各家房东，各生产小队的负责人，挤挤插插一大场子。人头攒动，围观看热闹的村民，童叟齐全，好不热闹，不亚于一次大型农贸集市。


郭岳的房东大妈家来了五个，知青下乡是村里的新鲜事，她家中孩子四个，郭岳落户后，排行老三，头里两个姐已出嫁本村，老三是个男孩，小郭岳两岁，再往下是小三岁的妹妹小英。房东大伯没有来，他在外地工作，每月有工资寄来，这也保证了房东大妈一家人有稳定的生活来源。


那年代的中国农村，糊口度日的平常农家，一年到头见不到现金，要等到年终分红。一年中，家里从生产队预支的生活资源所花去的费用，要拿一家人的全年工分去抵帐。能达到收支平衡已是幸运。不少农户，碰上孩子多、孩子小的，缺乏劳动力，年底不但没得分红，还会倒挂。今年亏空了，欠债留在队里的帐本上，滚到下一年结算，就这样年年往下滚，一直滚到孩子大了，劳力多了、强了，年终的工分数才会超出一年的物品预支，这时才迎来出头之日。大妈家境不差，否则也没资格接纳知青。


是时，家里能有知青还是政治待遇，不光经济条件要好，房东没有政治问题，人品正派，不贪小。知青头一年国家发的落户费交给房东，算作生活、伙食费，这让知青头一年的生活有保障。有了知青，房东家还可以添装一只二十五瓦的大灯泡，这是为照顾知青能看书学习。其他的农家每户只允许安装一盏十五瓦的。这样，每月的十元现金和一盏二十五瓦的灯，会让队里的左邻右舍羡慕不已。儒桥村正处于山坳和平地之间，要是再往山里走上一段，那里的生产大队还没通电，家家只点油灯。这也是为什么在山坳里没有知青的缘故。




今天送建子下乡的除了父母，还有他的校友学长李翊，他也曾是知青，去了内蒙古建设兵团三年，现作为独生子女特照回城。本来他是没有资格的，因他有个弟弟留在城里。当时的政策保证每家父母身边有个男孩，女儿不算。这样通过疏通关系将弟弟过继给了母亲的妹妹，连姓也改了。如此，学长才有资格被调回城里。同来给郭岳送行的还有许梅，一名郭岳小姨厂里的学徒小姐妹，因姨娘随丈夫探亲男方父母去了外地，许梅代表小姨来送郭岳。  


午饭安排在大队茶厂，是队里请客，凡城里来的送客均有份。郭岳母亲让李翊和许梅挨着坐。许梅长得虽谈不上美艳，但五官端正，算是标志。她性格柔顺，属贤妻良母型，大人们都说，谁要是娶她为妻，将来会有好日子过。让他俩坐一起也是郭岳姨娘的交代，希望能促合他俩。  


郭岳的姨夫在警察局工作，有一个年轻战友，是广西同乡，夫妇俩曾把许梅介绍给那个战友。遂不知别人也在为此青年警官介绍对象。另位姑娘父母在文化局工作，家教多有文化人素质。虽她本人也是工人，但文化人接触多了，眼光就会不一样，她更中意有个文化修养旗鼓相当的对象。而比起许梅，那年轻警官在长相上占了优势。


那是政治挂帅的文革时期，警察和军人都属国家一级编制，有特殊的政治地位。谁家联姻了警察，社会上三教九流就不敢对你低眼相看。广西老乡尽管学历不高，但政治、社会地位不差，两家各有千秋，也算门当户对。但一经接触，姑娘嫌警察太俗气，毕竟是农村来的。他尽管转业到地方已多年，但自幼时伴随长大的农村人习惯尚未脱尽，姑娘不愿依从父母之命，两人关系进展得缓慢。在一头定不下来的情况下，警官被别人介绍属情理之中。


然而许梅对警察却是一见钟情。带点土气她不在乎，何况自己也是个工人。有了长相和社会地位，她还有什么可非分之想的呢？初次见面，许姑娘难舍难分，往后朝思暮想，盼望着关系的顺利进展。姨娘问她是否满意，她只笑不语。过来人都明白，这是女孩倾心遂意的表示。然而警察首先看重长相，比较后他更中意文化人的后代。尽管对许梅他没有名言拒绝，但沉寂一段时间没有了再次约见的表示。按社会习俗，这种事男方只要不主动，女方便是一筹莫展。


不过他们曾有过一回第二次见面。那是郭岳的姨娘随丈夫回老家探亲，蓄意让他俩同去送行，郭岳也去了火车站。送行完后便剩下了郭岳他们三人。许姑娘住得离火车站不远，加上警察执意要送她回家。他虽没主动提出约会，但藕断丝连却保持着这层关系，这给许梅对关系的进展有了起死回生希望。回家路上，他俩各走在郭岳一边。郭岳年轻不谙世事，傻傻的不懂得早早离去成全了他俩的好事，到家后还被母亲数落了一通，怪他没能成人之美。郭岳想，他们想不想要好，还怕多了我一个？！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发展得不尽人意，郭岳的姨娘心怀歉疚，答应再帮她物色一个。返城知青李翊便是眼下的候选人。郭岳去信探过学长的口气，因有过知青经历，他是个接地气的务实派，漂亮的脸蛋不能当饭吃，人实惠是最关键。李翊很满意。加之自己刚回城连工作都没稳定，虽然在食品公司帮忙，但还是临时工。今天两人同来送郭岳，是一次极为难得而自然的接触机会。茶厂请客的八仙桌一面能坐两人，李翊先已入坐，母亲让许梅坐过去，然而许梅一定让母亲先坐，态度还很坚持。几年后谈起此事母亲说，她当时就觉得没有希望。三年后郭岳考上大学，他俩都来给郭岳送行； 时隔十年，在郭岳的婚宴上，他俩再度见面，但跟前一次一样，依旧各来各的，只是这回各自带着家眷和孩子。


一张八仙桌可容下八人，除了郭岳一行五人，同桌的是一个女知青跟她父母。姑娘今天还不是正式来插队，现跟家人过来看看，如果觉得情况可以，过些日子再来。同桌的两个知青马上彼此特别关注。姑娘手里始终握着一本书，这尤其被郭岳注意到了，她那样子让郭岳想起了 《青春之歌》 里的林道静，也是那般女生气质。不久姑娘也来插队，她指明要求跟郭岳在同一个生产小队。


午饭后，郭岳的家人和陪同被大妈一家拥簇来到房东家。这是一排六间房，隔壁三间连着堂房叔伯，两家合建，可省掉一堵墙。只要地皮够大，农民愿意几家联手建房。到了房东家，郭岳父亲送上城里带来的点心，桌边站着房东小妹妹，目不转睛注视那包城里点心。郭岳母亲拉着大妈来到灶台，握着她的手，伤心地哀求道：“大姐，你就像是多生了一个孩子，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待，我日后会报答你的！” 大妈不禁赔了许多眼泪，用郭岳母亲不甚明白的乡下话让做母亲的放心。母亲拉着大妈的手，久久不忍放下，直到门口有人在喊话，要发车了，不然天黑了赶不回城里。郭岳木立一旁，某种陌生的离别之情，他伤心地目送家人离去，脑子变得一片空白。


送客之后，大妈突然想起自己没有热情招待一下，忙乱之中连茶都忘了泡，像这种近乎结亲的场合，请城里客人吃碗红糖煮鸡蛋也不过分，但连请茶都忘了，委实显得冷淡。个中原由，在往下的日子里，郭岳跟房东亲密成了一家人，大妈才向他道出真相。当然，郭岳父母当时离别儿子时的忧伤使得他们根本没有在意这一小节。


紧接着来了房东小姐夫，他是本队的小队长，十足一个不苟言谈的厚道农民，他跟房东小姐姐过着不即不离、不幸福的婚姻。这段婚姻的不美满，事关一个早些年单独来的知青，但更多原因则归咎婆婆落后的封建观念。大妈打开点心给女婿，门口围堵了六、七个村童，个个眼神巴巴、直勾勾看人吃东西。这种场景在往下的岁月里，郭岳屡见不鲜，成了见怪不怪。尤其是生产队每年的庆丰酒，是“双抢”完后必办不可。队里杀一口猪，磨五十斤黄豆做豆腐，每家拿来自留地的菜，折算成工分在队里记上。这顿一年中规模最大的盛宴，有资格入席的是男劳力年工分达两千分以上，女劳力一千分以上。开席后，全生产队的孩子会拥挤在餐室门口，眼神贪婪地望着自己的父母，期待他们的召唤。一旦有个手势便会冲进屋去，让父母喂上一大块肉，旋即退出。


这种人之常情的事，队里也不好说什么，小孩嘛哪个不贪吃！更何况那个除了过年见不到肉的年代。但孩子不准留在桌边，吃上一口得马上离开。有谁个父母不心疼自家的孩子？！ 谁不想给自己的孩子多来几口？然而中国社会百姓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是靠人情来互相监督约束的，谁若是给得过于频繁，日后会遭人背后议论，诟病贪小，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孩子想吃，父母又不能多给，矛盾如何处理得恰到好处，那是人人见仁见智。


农民的经济关系是建立在彼此相连的基础上，谁家过分，得了便宜，他人就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轻则互相吵骂，重则拳脚相加。这种社会约束，孩子们自幼明白。这个办宴的屋子，那道门槛就是界线。不管孩子的上身往屋里欠得再深、再远，但他的双脚必须留在门槛外，不能越雷池半步。大人之间因召唤孩子的频率不等会心生不悦，但碍于面子终究还是含蓄。则孩子们就不一样了，会大声互相争吵，大声嚷嚷：“你都吃了三口了，我才两口！” 言下之意，他就更有权力挤到门口的最前沿。就这样，小姐夫在十几只直勾勾的眼神下，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用钱买的城里点心。在农民的心目中，凡是商店买的都是上等货，农家产的是土货，不值钱！







序幕




开工头一天,郭岳的一段新的人生就此开始。


来农村插队的目的，郭岳非常明确，就是为了上大学！宣传的这三年，是吃苦的底线，他上路之前觉得怎么也可以忍受。然而三年只是最低标准，并非是脱离农村的承诺。为表现得出色，以期待三年过后能受到队里推荐，郭岳于是决定第二天马上出工。他早早起身，跟房东弟弟去河溪挑水，这成了他日后每天起床后第一须完成的任务，然后去小山坡后早读英语。出门不远的公路桥下，有一深潭。每当山洪来时，这里正好是个拐角，湍急洪流依势在此冲出一个深坑。越是到了干旱的夏季，潭里的水质越发清澈见底，这是从崖石缝里渗出的、含有极丰富矿物质的山泉。农民终年没有大鱼大肉、好吃好喝的，但却能延年益寿，阳光、空气、山泉是健康绿色生态的基础。为确保清洁，挑水得赶早。


早餐过后郭岳马上整装待发，准备迎战。大妈劝他先休息一两天，别弄得太紧张，说城里年轻人会吃不消，但郭岳坚持非去不可。这批知青因刚到，直接落到小队怕他们农活不习惯，于是先统一安排他们加入大队妇女采茶队。今天照例采茶，算作有照顾性质的分工。


中学时代，郭岳时有学工、学农活动，学农就是每到春天，学校组织学生去郊区公社帮助采茶。采茶劳动，郭岳已屡干不鲜，从未觉得累。然而今天才是下农村的头一日，他已感到累得难以忍受。他都害怕去想更重的农活。中午回家吃饭，他情绪一落千丈。大妈虽精心准备了饭菜，他也已累了半天，但他似乎没有丝毫的食欲。午饭后，看到队里社员去集合，他无可奈何、步履沉重地跟随而去。


体力劳动对年轻人而言，再苦再累也能克服承受，然而精神压力重如山，尤其对一个不满十八的稚嫩青年！看不到将来，明天是个未知数！说是锻炼三年后有资格被选送进大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三年后能保证上大学，两者间有天渊之别。广播日日宣传、号召扎根农村一辈子，听久了就让人绝望！犹如一个长跑者，哪怕距离再远，但只要目标明确，就是一万米、五万米，哪怕是十万米甚至更多，只要有了目标，对再长的路程也会有信心。人能怀抱希望，因为每前进一步，就在朝既定目标靠近一步，距离就在缩短一步。然而不给目标，让人盲目地、无休止地、漫无目标地往下跑，用不了多久，人会丧失勇气，没了信心、放弃坚持。无望成了绝望！终身扎根农村，无异被判了无期。因前途渺茫，望不到尽头，郭岳头一天的出工让他疲惫不堪、力不能支，与其说是体力的超负，不如说是百分之百的精神压力。   


下午半天的活，在郭岳的印象中是几年农村中最累、最不堪忍受的半天。最让他绝望而不堪忍受是时间像是已经停滞。他感到夕阳仿佛被钉住在西山之巅，久久不肯落下去，宇宙停止了转动，空气不再流动，他感到呼吸也变得粘稠，心脏的起搏受到压抑。这还只是第一天，而且还是受照顾的活，采茶是轻之又轻的，知青们还没有具体任务的压力。往后的日子他不敢去想！这就是郭岳头天出工的经历。


尽管之前他自认有了充足的精神准备，但这道防线瞬间溃不成军。到了夕阳西下，他远眺高山山岭，夕阳被钩住在天际，斜晖被定格在天边，山颠托住了落日，久久悬挂其上，迟迟不肯落下去，一切凝固了！


五月天，是小农忙季节，仲春的茶叶抽长得快，也老得极快。茶也一旦晚摘几天，等级就会下降，抢摘势在必行。然而春季还不是全年最忙的季节。到了抢收抢种的夏天“双抢”来临，那才是一年农忙的高峰。社员的工分，不同的季节，根据不同的劳动强度，所得工分也不一样。平时清闲，正劳力男社员一天 10分，妇女 7分。现在春季小农忙，男劳力 12分，妇女八分半； 到了最忙的“双抢”，男劳力 15分，女社员 10分半。


在大队茶厂干了一天，第二天郭岳找到小队长，要求回生产队参加平常社员的劳动。队长告诫他：“回到小队就没有了特殊照顾，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大家干什么，你也得跟着干。” 单独的接触让郭岳更了解了这个房东小姐夫真是个憨实的农民，后来听隔壁的堂房伯伯说起过他跟房东小姐姐不尽人意的夫妻生活。






农活武艺十八般


回到生产队，第一天就赶上了早稻插秧。


插秧前先要拔秧。每次拔秧都会把任务落实到每个人头上。拔秧前，队长会根据要插秧的田数估计出所要秧的总数，然后按多劳多得的原则，按每一基本工分要拔二十个秧的标准把任务分摊下去。一个男正劳力，基本工分十分，就要拔 200个秧，妇女七分工，一个女全劳力就得拔 140个。郭岳刚来，还没评工分，也就没有具体任务，但他既来之，则安之，是个好学、好强青年。他性子急，不会放松、懈怠自己。


因在初学阶段，没有具体份额，郭岳不必专心一致拔秧，他有充裕时间观察别人。他很快发现，乍一看，人人拔秧方式大同小异，速度也相去不远。然而半小时后，拔完秧的个头数，差别就出来了。再往下，每人完成了多少个秧，距离就相差了一大截。首先完成任务的是永根。拔好的秧，每二十个码成一堆，很快在他身后整整齐齐地摞着十大堆，由队长过目，而且他拔的秧个头还挺大。


永根已乐呵呵地坐在田埂上休息了，看着别人还在继续埋头苦干，不由露出三分幸灾乐祸的讥笑。他已在享受家人送来的加餐。他的拔秧速度如此之快当即引起了郭岳的注意，此后他开始细细观察永根，要找出他快速拔秧的关键，快的过门关节在哪里。第二天上午照旧拔秧。郭岳边拔边密切注意永根。郭岳发现，在拔完上一个秧后，他跟临边社员几乎同时开始拔下一个，几乎同时拔完，也同时开始捆秧。这时郭岳发现，永根捆秧速度飞快。他把两只手里拔下的秧迅速合在左手，右手从腰间快速抽出一根稻草，紧靠抓住秧把的大拇指和食指间，飞速一个三百六十度急绕，手里的秧就被捆上了，往身后一丢，快速蹲下开始拔第二个秧。等到旁边的社员捆完秧时，永根第二个秧已经拔完，紧接快速捆秧。当隔壁社员拔完第二个时，永根的第三个秧已拔到一半。然而那人捆秧的速度就差远了去。在那人已捆上十来秒钟时，永根的第三个秧已经完成。因快速捆秧，在那人拔完两个秧时，永根已拔完第三个秧赶在前头，并且还轻松且绰绰有余。


按这么三比二的比例，永根一百五十个秧到手，那社员才拔了一百个。当永根完成两百任务时，那人刚拔到 135个，当他正拔着剩下的 65个时，永根早就吃起了加餐，余下的休息时间会让他闲得无所事事。


永根年界而立，没上过一天学，是个彻头彻尾的文盲，他的爱好是荤笑话不断。在队部佯装给大家读报，还拿反了报纸。他虽没文化，但智商极高。读书虽能增加知识，有利学养的提升，但人的智商是与生俱来。学识的丰富，能完善思辨增强逻辑推理，然人的聪明灵性是天生的。一个学历很高的男人，也许会是个生活的呆子，一个文盲女性或会绝顶的聪明。反之亦然。永根大字不识，但体魄健壮、有力气，肆力农事，心智超常，手脚是绝对麻利、农活一把手。队里每逢插秧，只要他在，总是他首先下田，由他“撩带”。桐庐、富阳那一带，农民插秧不拉绳子。每人六珠秧，一个挨着一个地插，头六株秧插直了至关重要，这影响到后面人的插秧质量及整个“田相”。永根不仅插得直，而且田相也开得一流。插秧是退着往后插，眼睛看不见方向，倒退的走向全凭感觉，这种本能与烹饪一样需要天赋。农民插秧不是靠着田埂从边上开始插。凡事插秧好手，一块二十乘六十米长的新修“大寨田”，把田一分为二地从中间剖开，插到另一头还必须在田的中间。郭岳插队的地区是帮田坞佬，他们人人都是插秧好手，从不拉绳，把六稞秧插得笔直。永根不光插秧快直而均匀，而且田相开得漂亮。


那时江南农村已完成“农业学大寨”的改田运动，过去弯弯曲曲的小块田，现改成了方方整整的大田。每人六珠秧，脚左二，脚右二，两脚间也是二，一个靠着一个地插。技术好手脚快的排在前面，朝一个方向插去，插到头，些许休息，掉过身再插回来。如果秩序排颠倒了，就会被右边的赶上，俗称被关进了笼子，会被农民笑话“被人串起来了”，人从老远就看得出来，是很丢脸的事。


插秧时，不时地有别的生产队的社员路过，每每会平头论足，议论插秧水平，每个生产小队都有几个出了名的插秧能手，到了郭岳考上大学快离开农村时，工分已被评到十分，是个全劳力了，他插秧同样须是一把手。农民形容插得直，说六珠秧就象鏢去一样。


明白了快速拔秧的诀窍后，郭岳便在捆秧上苦练。一开始甭说快，一把秧捆上一分钟都捆不上，一不小心还会散架，那是最让人头疼的事，不仅重新收拾漂在水田里的散秧会付出十倍的时间，而且会浪费秧苗，这对农民来说是不可原谅的。通过进一步的观察郭岳发现，捆秧快的关键在于左手的食指和大拇指的协调。先让左手的食指压住稻草，右手绕圈后用左手大拇指钩住，右手将稻草的根部用力一抽，稻草就死死地箍紧了秧把。郭岳白天细细观察永根后，晚上收工在家练习。很快，他的拔秧技术已经超越队里的女劳力了。然而，郭岳的目标放在永根，力争到了来年的“双抢”，拔秧速度能逐渐跟他旗鼓相当。


第二天的活儿跟头一天一样，还是先拔秧，拔够了就挑去插。因为找到了窍门，手艺活儿学起来就要快得多。农民讲农活是十八般武艺，的确如此。郭岳拔秧有了进步，紧接着就是插秧的技术。插秧讲究的不仅是直而且要快。这又成了郭岳需要观察研究的新课题。


虽说农活十八般武艺，但每种武艺的道理、逻辑是相通的，只要善于观察、琢磨，事情的真谛会很快被发现。郭岳已明白，田要种得直，关键是脚要退得直，要把握好后退的方向不偏不离。技术不过硬的撩带，会从田这头的中间插到了那一头的田角。这种天生的方向感，郭岳发现队里某些壮劳力，其他农活样样灵光，就是开不了田相，撩带起来，最后不知偏去了哪里。


当然一个生产队有那么两三个带头种田的好手足矣。郭岳并非想要成为带头人，虽然他不乏这一“野心”。尽管他拔秧已赶上女劳力，但插秧速度仍赶得吃力。檫得慢，一旦被排在了“娘儿们”后面，一个“大老爷儿门”的脸往哪里搁？再者，插秧赶不上女社员，妇女全劳力工分封顶也就七分，若不改变这种现象，到郭岳第一次评工分时，要超过七分工恐怕就难。他的目标，首次就要评上八分，然而这真本实力，他须货真价实地表现出来让人折服。


加之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郭岳“争工分”不是为了争经济利益，他考虑到三年后被推荐成工农兵大学生时他必须拿出自己的劳动业绩，这将证明他在农村的表现，因为一旦来调查，年终的工分总数很说明问题，从而判断一个知青的劳动态度。郭岳跟队长解释过他争取工分的动机，虽然队长明白，但郭岳不可能跟每个社员作解释。


郭岳的出勤率每月基本保持接近三十天，只要农民出工，他也出工，他是整个大队出了名的“蚂蟥知青”，叮着农民不放，这当中自含有几分讽意。从理论上，冠冕堂皇地农民会夸郭岳是个好知青，积极参加生产队劳动，一旦碰上哪个知青出勤率不高，农民就喜欢说闲话：某某知青是很懒的！不愿好好干活！


有一年，郭岳母亲来农村看望儿子，他们去探望老支书，碰巧不在家，于是跟支书老婆攀聊，她是基本不出工的家庭妇女。见了郭岳母亲，她第一句话夸奖郭岳是个好青年，劳动表现积极； 紧接着的第二句便是： 不过，你儿子把我们的工分都挣光了！郭岳母亲事后感慨：“农民就是这等自我矛盾的心理。你干少了，他们会数落你娇生惯养，不认真接受再教育； 一旦你积极了，又怕你抢了他们的工分。”


郭岳分析过农民这种狭隘心理以及小农经济的私利和自我防范。他们不可能胸襟开阔，关心世界、国家大事，他们时刻铭记的是自己手里的饭碗。跟农民谈思想境界是荒唐事，他们的经济形式和分配原则决定了他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观，他们的经济利益是建立在相互关联的基础上。队里要是有人多拿走一分钱，势必意味着有人或许大家会共同失去一分钱。从这点上看，谁都是谁的竞争对手，是一种既得利益的敌我关系。维护不让他人侵夺队里的每一工分，不是出于正义感、为主持公道，而是在保护自身利益，因为这一分工分有着自己的一部分，这是至高无上的。在农村，一种现象极为普遍： 如若一个家族跟别的家族发生利害冲突，这家族会全体人员齐心协力一致对外，不会有丝毫的谦让； 而一旦家族内部发生经济不和，会同样闹得不可开交，甚至更激烈、更凶狠。保护本利益团伙，是每个成员责无旁贷地天经地义，吃里扒外是凶狠的谴责。然而，基于农耕手段的低下，农民又是谁也离不开谁，成了互相依赖的人际关系，这跟城市工人不一样。说工人是无产阶级的大无畏，这从工人阶级的视角出发，是对农民阶级的不理解。农村要消灭私有制，取消贫富差别，集体所有制成了唯一的选择，从而也规范了农民的道德观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郭岳给自己立下远大目标，要评上高工分，他第一次评分从八分半起步，往下逐年上升，他是知青中的佼佼者。同来的知青大多是初中毕业，年纪要小两三岁，男的一般不过七分，女生有的还不到六分。欲求高分，郭岳考量过自己的体力。他身为这批知青中唯一的高中男生，这大出的三岁，这是人生十六、七岁时不能相差的年纪，举足轻重。郭岳来后三天就挑起了二百二十斤的猪粪担。后来挑石头上山造大寨田，体重九十三斤的他，挑起了三百多斤的担子，连人带挑担站上磅秤，重量四百三十斤，因每挑一百斤石头，记一份工分，这是其他初中生望尘莫及的。为了工分，农民不会无辜给你多计一斤石头！


现在碰上了插秧，然而插秧的快速与体力无关，这是手的灵巧，是对心智的挑战。经过琢磨，郭岳悟出插秧的快速在于左手的分秧，因右手往田里插，人人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而左手手指的灵巧就各人不同，插得慢的人，往往左手分秧来不及，使得右手要等左手，影响了速度。练好左手分秧，是快插秧的关键。


尽管郭岳有了自信，但底气不能代表现实，关键是插秧时不让女社员排在自己前面，否则他八分半的劳力在七分工的妇女面前就站不住脚。下了田，他得使出浑身解数，竭尽全力，拼命也要坚持住，不像别人可以悠哉悠哉。他虽是很累很紧张，但他征服了自己，也得到了队里男女社员的认可。至于他的体力，通过挑担已不言而喻。农忙时的每一个工分，都必须是货真价实。郭岳的工分高了，农民尽管心疼，但他通过表现显示了实力，让农民没有理由把他拉下来。


2022年10月24日    新稿德国慕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