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解严20年：从“白色恐怖”到“绿色恐怖”

大银猫

7月15日，是台湾社会解除戒严20周年的日子。“白色恐怖”虽已成为历史名词，但病态的党争带来了另一种“政治暴力”。尤其是民进党上台以后，执迷于“泛政治”思维，不断撕裂族群，构造出新的“绿色恐怖”，将台湾社会拽入另一种病态情境

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人们都在隐忧中度日，谁都可能随时被调查、被加罪、被判刑，1988年，台湾话剧导演赖声川的《这一夜，谁来说相声？》在台北上演，演员李立群模仿小学时参加演讲比赛的样子，搔手弄姿、嗲声嗲气的一句“小心，匪谍就在你们中间”引得观众哄堂大笑，而笑声背后是台湾社会对当时刚刚结束的戒严年代的复杂情绪。

就在《这一夜》的前一年的7月15日，时任台湾当局领导人的蒋经国发布命令，宣布台湾地区解除自１９４９年５月起的“戒严”状态。台湾作家龙应台曾经这样回忆那个年代：“是小学五年级，1962年。大家都很喜欢的年轻的数学老师正在讲课。教室外楼地板突然响起人声杂沓，匆忙而紧张。穿着黄色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冲了上来。数学老师早已蹿出教室，奔向走廊尽头。孩子们在惊慌中四散。我们趴在四楼的栏杆往下看。……布着黄沙的操场上，数学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脸往上，刚好和我们对望。那黄沙，看起来那么淡漠，荒凉。那是我第一次听见‘匪谍’这个词。然后就听得多了。哪一个老师开学时突然不见了，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谈。一个每天在身边的人，突然‘蒸发’了，而大家都假装它不曾发生。”

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国民党当局延续了在大陆所谓“动员戡乱时期”的高压政治手段，最典型的就是继续通过情报特务机构推行“白色恐怖”。今天，人们在有关资料里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两个典型案例：王志鹏，一个不识字的马祖渔民。在1965年7月的一个早上，因为天气特别清朗，王志鹏说，“今天气候很好，风向、潮流也不错，开到大陆很近。”船主听见了，马上报告，王志鹏就成了“叛乱犯”，被判刑５年。

柯旗化，一位中学英语老师，因为思想“左倾”而被监禁17年。据说，罪证之一是他有一本《汤姆历险记》，作者是马克·吐温，和马克思有关系，都姓“马”。其实，今天为人们熟知的作家柏杨、李敖、陈映真，都曾经在戒严年代被捕入狱。知识分子、进步青年是当年“白色恐怖”严厉打击的主要对象，他们纷纷成了“政治犯”、“思想犯”。

龙应台引述过一组数据：仅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当局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２９４０７件，受难人大概有１４万人。龙应台说，当时所谓的“匪谍”里，真正的共产党人只是极少数，而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而被构陷的小市民。在贫穷的年代，台湾人均月薪是２００元，而检举“匪谍”的奖赏却常高达２０万元。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台湾最后２个政治犯获得自由。他们坐满了３４年零７个月的“思想监狱”，然后走向陌生的阳光。戒严年代，带给台湾更多的是压抑和晦暗的社会紧张情绪。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台湾新新浪潮电影中反映那个年代的作品里，几乎都有着类似的阴郁、低沉的影调。１９７５年赴美留学的龙应台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个美国同学知道我来自台湾就说‘你一定很会游泳？海泳？’我愣住了，觉得他问得很奇怪。我不会游泳，而且，台湾不会游泳的人很多，甚至在南部渔村生活的十年中，也很少见到村人在海里游泳。”

后来，龙应台想明白了：“在长达３８年的戒严时期里，台湾的海岸线不是海岸线而是警戒线。从１４岁到２３岁我住在一个渔村，当孩子们三五成群到海滩上去撒野的时候，总有荷枪的士兵来驱赶，枪上有亮晶晶的刺刀。晚上，海滩更是禁区，因为‘共产党的蛙人会摸上来’。”“戒严年代”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整个台湾社会沉陷在紧绷的禁忌氛围里。有这样的说法，现在看来耸人听闻：如果爱上某个女人，求爱失败可以去打小报告，指控她是“匪谍”，她马上就会遭殃。台湾社会当时就弥漫着这样肃杀的气氛，好像“匪谍”就在身边，每个人都担心害怕说错话而被人恶意举报。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实施戒严，政治禁区自不用说，连艺术、音乐也被蒙上了恐慌的色彩。当时，国民党当局实施歌曲审查制度，未通过的歌曲要修改到合格才可以出版。审查歌曲每周一次，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７年共审查了３２０期，９３０余首歌曲遭禁。歌曲被禁的理由不一而足，有的被认为是意境诲淫、文词轻佻、妨害社会善良风俗的“靡靡之音”，有的则被认为是为“匪”宣传、隐含政治暗示等。

“我的热情，啊，好像一把火……”，这首后来热到大陆的《热情的沙漠》被禁的理由，现在看来非常好笑，因为当局认为歌中的“啊”太**，容易让人产生性幻想。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被禁有几种说法，其中最可笑的是被引申为期待八路军来，是“为匪宣传的左倾歌曲”。早期台湾流行歌后姚苏蓉被禁的歌曲高达八九十首，其中她的代表作《今夜不回家》，因为“家”被认为代表大陆，而“不回家”违反了“反攻大陆”政策，所以被禁。齐豫的《橄榄树》、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也曾被禁或被要求修改歌词。

台湾民众多能哼唱的闽南语歌曲都曾被列为禁歌。《四季红》因为影射红军，被迫改成《四季谣》。《烧肉粽》、《补破网》、《天黑黑》等因为当局认为歌词暗指政府无能，导致民众生活困苦而遭禁。还有一首民歌《捉泥鳅》，原本歌词是“小毛的哥哥，带他去捉泥鳅”，因为“小毛”被联想到毛泽东，硬生生地被改成“小牛”。对台湾绝大多数走过戒严年代的人来说，绿岛带着禁忌与恐惧的阴影，绿岛，因为一首《绿岛小夜曲》而为大陆民众所熟知。但事实上，这座有着美丽名字的小岛，却是台湾“戒严年代”最重要的标本之一。

绿岛，距台东１８海里。冬春季节，强烈的西北风将海面上的波浪刮起，撒在岛上的草木上，使之受盐分侵袭而干枯。从台东远眺，绿岛像是火灾过后，寸草不留，因此曾被叫作“火烧岛”。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这里专门用来放逐重大流氓犯。１９５１年，国民党当局在绿岛设“新生训导处”，所谓“新生”就是对犯人进行思想改造。在戒严年代，不少被认为持有异见的知识分子因言获罪，也有许多人因党派势力倾轧暗斗被以莫须有罪名遭致陷构，绿岛就成为改造他们的“思想监狱”。

关于当年绿岛政治犯的生活，台湾文史工作者徐宗懋搜集有一些当事人留下的亲历记述：“每天早饭后，都有一小时的‘小组讨论会’，讨论的题目由训导处统一提出，大部分是由上课的课程中抽出。每一组有一个经过政工训练的长官干事旁听，随时注意每一个人的发言，没有沉默的自由。”“早点名时必须要张口大声唱《新生之歌》，集合时是练习新歌以及复习已经学会的老歌。这是件令我们痛苦但必须忍耐的事。记得《新生之歌》的歌词是这样的：‘三民主义的洪流，粉碎了我们的迷梦，我们不做共产党的奴隶，我们要做反共的英雄，起来，新生同志们！起来，新生同志们！’”

20世纪90年代后期，“政治犯”在台湾成为历史名词，绿岛的囚室也成了历史遗迹。据说，曾在绿岛坐监的作家柏杨努力奔走，希望促成在绿岛竖立“垂泪碑”，寓意期盼母亲们永远不需要在暗夜中为儿子哭泣。“戒严”和“解严” 是影响台湾半个世纪的大事。何谓“戒严”？1949年，国民党溃败到台湾，为牢牢抓住这枚最后的筹码，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秉承蒋介石旨意，于5月19 日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随后，当局颁布涉及党禁、报禁等100多项管制法令，并将“保甲连坐”制度搬到台湾，全面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戒严时期被称作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公民的参政权利与言论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当局对政治异议人士逮捕、审判、囚禁甚至处决。

何谓“解严”？随着台湾经济腾飞、政治生态出现迅猛变化，以及两岸局势的缓和，要求解除戒严的呼声越来越高。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颁布“总统令”，宣布15日零时解除戒严令。至此，这个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走进历史。随后，1991年《惩治叛乱条例》终止，1992年“刑法”中言论叛乱罪的“法律依据”被废，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终于寿终正寝。

蒋孝严的一下个工作中心是实现两岸全面“三通”，继承他父亲“开放两岸往来”的遗志。由于亲身参与解严前的准备，蒋孝严为我们回忆了解严前后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1987年7月15日之前，我已经提前知道父亲经国先生即将宣布解严的消息，只是具体什么时候宣布并不知情。”蒋孝严向《国际先驱导报》回忆说。

时任台湾“外交部”外交次长的蒋孝严还为解严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国安法’要重新制定，我跟当时国安局的局长经常交换意见。”蒋孝严说，他当时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让美国方面很快了解到我们（台湾）这么大的改变，而美国的意见我要让他（蒋经国）知道”。

围绕这个共同经过的历史事件，蓝绿两大阵营的说法却是大相径庭。岛内媒体称之为“一个解严，各自表述”。在“戒严”和“解严”的问题上，民进党拥有天然的话语优势，自然不会放过这样大好的炒作机会。陈水扁7月11日通过录像谈话称，促成解严的远因是“美丽岛事件”后风起云涌的台湾社会运动，近因则是民进党的诞生。他宣布把7月15日定为“台湾解严纪念日”。次日，他在接受民视采访时重申，解严不是蒋经国的“德政”与“赏赐”，而是“台湾人民争民主、争自由的成果”。

除了口诛笔伐，民进党“做秀”的本领向来无人能望其项背。7月14日，陈水扁、谢长廷、张俊雄等人上演了一场“变装秀”，来到1986年发生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龙山寺，穿上当年的抗议服装，重现抗议国民党统治的“壮举”。民进党还找来一批群众演员，扮演当年的警察将寺门重重围住，惹得民众纷纷来看热闹。对于民进党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马英九反问，解严纵然不能说成是蒋经国的“恩德”，但民进党把功劳全揽到自己身上，难道不心虚？

蒋经国时代的国民党秘书长李焕透露，蒋经国曾对他坦言心中有改革国民党、解除戒严与开放中国大陆探亲三个愿望，并在有人担心危及“国家安全”的情况下仍坚持推动解严，不能认为完全是被逼无奈。英国作家奥威尔说：“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过去，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未来。”对历史的解释，从来都是政治斗争中打击对手的不二法门。蓝、绿双方在解严问题上的口水仗，自然不是单纯要厘清历史，而是服务于现实的政治角力：民进党要揪住历史的小辫子挑起种族纷争，转移民众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国民党则要甩掉历史的包袱，全力向前看。

正如国民党发言人苏俊宾所说：“民进党执政，已让民众看不到未来，只好曲解历史来获得政治上的剩余价值。”的确，台湾从1987年解严至今，许多民众仍然时时感到政治上的压抑。尤其在民进党上台以后，打着所谓“国家安全”的政治旗号，到处怀疑“匪谍就在你身边”；对台湾社会展开意识形态的斗争，给统派贴上“联共卖台”的标签，使台湾社会处在噤若寒蝉的政治气氛中。难怪社会各界以“绿色恐怖”，来形容民进党上台以后不择手段打击政治对手的卑劣手法。

就拿陈水扁来说，无论在选举造势场合，还是会见媒体时，他永远不会改变的是絮絮叨叨地重复其“反共”的政治论调。有什么样的当政者，才有什么样的狗腿。台湾当局的“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在接受美国《国防新闻》周刊采访时宣称，“潜伏在台湾的共谍与日俱增，超过5000人”，他本人在台北就搭乘过“共谍” 驾驶的出租车；吕秀莲也表示搭乘过“共谍”驾驶的出租车。台湾新任“国防部长”李天羽甚至还公开抹黑说：“中共为了强化其统战工作，掌控及收买部分媒体做其同路人，一方面协助其收集情报，另一方面替其代言，专门攻讦政府及打击特定人士。”

为了打击政治对手，民进党当局同样继承了蒋介石政治、司法迫害的一系列手段。2006年，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发起百万红衫军“倒扁运动”，结果民进党主席游锡堃公然宣称：“这次倒扁行动背后有很大阴谋，中国是‘藏镜人’。”2006年5月国亲两党联合在“立法院”提出针对陈水扁的“罢免案”，结果台湾南部绿色的地下电台在广播节目中号召“勇敢的台湾人”组成“敢死队”，不惜流血、牺牲性命，一定要找机会杀死马英九等“中国代言人”。

1987年对于台湾地区历史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当蒋经国解除了长达数十年的“戡乱戒严”状态的时候，人们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勇敢”或是“远见”来评价这个举动了。人们只能在很多年之后，从容地感受解严给他们带来的繁荣和希望。远去的戒严时代，是台湾历史上不堪回首的一幕。荒唐年代自然有荒唐事，姑且不说台北曾经没有8路公共汽车，法国作家左拉的作品因为作者姓“左”而不可在台湾出版，马克·吐温成了马克思的弟弟而作品被禁，甚至连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也因为暗合毛泽东的词句，而被迫在台湾改成了《大漠英雄传》。在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过程中，从来没有一个地区像台湾那样背负如此沉重的包袱前行。

在那个年代，沉重只不过是荒诞的公共代价。而在这个前行的过程中，台湾的民生发展之艰难，无论对于今天的泛蓝阵营还是泛绿阵营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毕竟人们可以理解落后，却无法理解荒诞；人们可以允许沉默，却不能容忍噤声。人们甚至可以忍受一个向隅独泣的年代，却不能永久地浸泡在思念故国的泪水里。

解严，解除的并不是一个行政上或者司法上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解除一个地区民众心理和思想上的约束。从此，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才能有真正发展的可能。当年蒋经国能够决然解严，也正是看到了思想和心理的束缚已经成为台湾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台湾在走出戒严历史之后，才开始了两岸的正常往来。这时候的台湾，断然不能回到一个思想和声音重新沦丧的年代。

问题在于，当下台湾的现状正在重新浮现意识形态束缚的背影。当解除约束的受益者重新又拾起约束人们思想和心理的武器的时候，他们已经忘了一个时代的伤痛。在那个时代的背影里，有泪水、有鲜血也有生命的代价。而当这一切都还没有凝结的时候，今天的台湾政治，又在通过另一种“枪弹”和“刺刀”指向台湾民众的心灵深处。甚至连“解严”这个词，也成了政党互相攻击的武器，而不是共同纪念的关键词。

历史的多数意义都在于过去，但是历史存在的目的却是为了今天。台湾解严20 年，不但解除了国民党的专制，也解除了人们思想的枷锁。但是历史证明，这种解除之后，却往往会产生一代空白。在解除束缚之后，社会必然要用新的阵痛，来实现秩序与合理。在填补空白的过程中，如果台湾的民众不能以一种清醒和理智的态度来面对今天的台湾政治，那么新的“思想戒严”又会通过“台独”分子重新侵占人们的公共空间。所谓政治乱象的恐怖程度，或许并不亚于“白色恐怖”下的暗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