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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政收入迈入中速增长阶段之后,无论是刚性的民生支出,还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都将受到极大掣肘。更大的隐患,则是地方债务这一“定时炸弹”,决策层面临考验
1月22日,财政部公布了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收支情况。在过去的一年间,进入中国政府腰包中的财政收入同比增幅仅为12.8%,而2011年则为24.8%。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增幅为9.4%,是2008年以来最低,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为16.2%,是五年来次低,仅高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形势最严峻的2009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甚至认为,2013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可能会进入个位数时代。
刚刚过去的黄金十年中,财政收入增速通常高于20%,《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经济学家均表示,这种高速增长期已经结束,而2012年正是财政收入增速趋缓的拐点。“中国已经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尽管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但是财政支出的增速将会持续,这将倒逼中国政府花钱更谨慎———把更多的钱用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这也意味着,政府继续大手笔投资于经济活动的力度将持续减弱。
拐点到来
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财政收入累计达到11.72万亿,比2011年增加1.33万亿元,增长12.8%。全年财政支出12.57万亿元,增长15.1%。收入与支出增幅相比于2011年的24.8%和21.2%,均有明显下滑。
来自财政部的官方解释认为,财政收入的增速放缓,原因主要在于工业增加值增长放缓、工业企业利润增幅低以及实施结构性减税等因素影响。
2012年,中国GDP的增速为7.8%,为13年来最低水平。其中,工业经济的形势尤其不乐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新闻发言人、总工程师朱宏任1月2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披露,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0%,增速同比回落3.9个百分点,从3月份起增速连续七个月低于10%,8月份仅为8.9%。不知不觉间,世界工厂告别了过去十余年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动辄高于20%的时代。
《中国新闻周刊》获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表示,中国经济是一个工业和重工业为主的结构,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这些部门增长最快,其税率相对比较高,对财政的贡献是比较多的。一旦增长速度回落,其对财政的负贡献亦最为明显。
影响财政收入的第二大因素是工业企业利润的下滑。根据工信部1月23日发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增幅创新低,其中前11个月,对所得税贡献较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仅增长3%,刚刚越过盈亏平衡线。
2012年前三季度,上市公司三一重工的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了1.46%,但是,这个“成绩单”并没有让三一集团总裁唐修国觉得太过“难堪”,一家竞争对手同比下降幅度高达37.97%,“整个行业都不好”。这位总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曹远征表示,在“中速新阶段”,GDP增速将在7%~8%之间构建新的均衡点。
这一论断的逻辑是,在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速将保持相对低速增长的态势,这导致中国的财政收入也同时结束高增长时代。
水落石出
财政收入的历史性拐点背后,不仅原有的一些矛盾愈发恶化,一系列原先被掩盖于高速增长水面下的难题亦开始浮现。
愈发恶化的问题是收入分配结构。由于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2012年,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为22.5%,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最高。换言之,国富民穷的结构仍在固化。
西方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一般为50%~65%,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却由1985年的56.18%逐年下降至2010年的40%左右。近日,陆续有17个省、市、自治区公布了2012年GDP 增速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只有上海、山东等6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跑赢了当地GDP增速。
拐点之后浮现出的新问题,则是政府在继续投资和保障民生方面的两难。财政部数据显示,2012年教育支出2.12万亿元,比上年增加4667亿元,增长28.3%,占GDP总量的4.08%。住房保障支出4446亿元,比上年增加625亿元,增长16.4%。
不过,大部分民生支出的增幅不大,甚至低于财政支出15.1%的整体增幅。其中,医疗卫生支出仅增长1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增长也只有12.9%。也就是说,在财政收入增幅锐减之后,民生保障开始面临“缩水”考验。
而在公共财政之外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亦在2012年出现下滑。1月12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在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透露,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合同价款2.69万亿元,这一数字相比于2011年的3.15万亿元下降14.6%,为2007年以来首次负增长。过去十余年间,以“地根”撬动“银根”的模式,一直是地方政府间经济竞争的支柱。在“地根”缩水之下,杠杆率进一步下滑,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亦在缩水。曹远征指出,这意味着原有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不得已之下,中央政府不得不通过扩大财政赤字的方式来弥补缺口。《中国新闻周刊》获悉,2013年中国财政赤字将增加50%即4000亿,赤字总额将达1.2万亿元。
地方债务难题
与上述难题相比,迫在眉睫的难题则是地方债务问题。
四万亿计划实施期间,地方融资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投融资平台,由地方政府通过划拨土地、股权、规费、债券、税费返还等资产,组建一个资产和现金流均可达到融资标准的地方国有企业或企业集团,必要时辅以地方财政的变相担保或由地方人大出具“安慰函”作为还款承诺,以实现平台的对外融资,并将资金主要投入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及公用事业等领域。政府信用与企业信用就此混为一谈。
东方证券预计,2013年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总规模将增至12.77万亿元,同比增长12%。而这一数字,在2011年尚仅为10.7万亿元。
多家投行首席经济学家表示,2013年预计到期的债务总额接近3万亿元,将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50%左右,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财政部数据显示,2012年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6.2%,较2011年的29.1%大幅放缓。
在此情况下,债务展期以及用新债还旧债成为权宜之计。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两个西部省份2012年获准发行的地方债中,八成用于偿还到期的2009年地方政府债券本金。中央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一风险。2012年12月24日,财政部、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等四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试图制止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近期采用的违法违规融资行为。
《通知》第三条称“将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等有关规定”,并对划入平台公司的土地所必经的法定出让或划拨程序做了详细规定。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表示,考虑到平台资产池主要为土地资本,新规将重创这一平台资本金。这样一来,地方政府纵有投资冲动,银行杠杆却因应平台资本金而减小。
《通知》还收紧了地方政府平台创新发展的BT融资方式。
BT即“建设-移交”,是政府利用非政府资金来进行非经营性设施建设项目的融资模式。
2010年,银监会启动地方融资平台清理以来,地方政府传统的融资渠道收紧后,各类地方基建项目纷纷转向通过BT融资。尽管融资成本往往偏高,但BT凭借其“来钱快”的优势,在全国范围内渐成泛滥之势。
此次财政部等四部门文件要求,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不得通过BT举借政府性债务。对符合法律或国务院规定可以举借政府性债务的公共租赁住房、公路等项目,确需采取代建制建设并由财政性资金逐年回购(BT)的,必须根据项目建设规划、偿债能力等,合理确定建设规模,落实分年资金偿还计划。
刘煜辉表示,在财政收入增幅锐减的背景下,四部门文件仅仅是起到了对财政支出“踩刹车”的作用。但若令财政收支平衡的新均衡点重新构建,仍需依赖各界呼声甚高的财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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