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忆松山战役后：除了尸体还是尸体

有容乃大

由于各种不可抗拒的因素或人为的缘故，与当年远征军相关的各种档案资料要么被销毁，要么分散在世界各地，尤其是缅甸、英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一些偏僻角落。幸亏，还有一些仍旧活在这世上的“远征军”，他们是历史的活化石，能将曾经的苦难与辉煌再度展现出来。

　　周炳，1920年生，籍贯湖南长沙，和清华大学退休教授何兆武同一届毕业于西南联大，1944年考入中国航空公司驾驶员培训班。当时驼峰航线急需飞行员，经过10周的培训，政治系毕业的周炳就成了一名驼峰航线的飞行员。后来他担任运输机副驾驶员，在驼峰航线运输空中物资110多个来回，累计飞行1100个小时。

　　据周炳回忆，驼峰航线不仅不具备飞行条件且缺少必要导航，甚至连飞行资料也少得可怜，政府没有云贵高原航测图，能找到的只有英国人帮清政府绘制的驿站传邮地图，像圣旨似的“皇舆”。他记得，晴天飞过飞机常失事的几条峡谷上空，可以看见一路散落的飞机残骸铝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铝谷”，他见到过一架飞机，迫降在横断山脉的一个山头上，就像一架模型飞机停在一个大土堆上一样，一点没有损坏。飞近了看得见它的机号，还看得见舱门打开了一点，驾驶舱里没有人。在这样的高原密林，气候恶劣，毒虫猛兽经常出没，就是迫降或跳伞成功，生还的可能性也很小。

　　在1942年5月初到1945年底的近四年时间里，援助中国的物资有81%就是在这挑战人类航空运输极限的“死亡航线”上完成的。周炳说，仅中航公司就飞了80000架次，运进物资50089吨，运出20472吨物资及33477名战斗人员到印度蓝姆迦军事基地补给中国驻印军。中航公司还只是运输了较小的一部分，驼峰运输的大部分是由美军空运完成的。据战后美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在驼峰航线上美军一共损失飞机468架，平均每月达13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

　　现为云南中国远征军联谊会会长的杨毓骧，68年前就是从昆明乘机飞驼峰航线前往蓝姆迦加入了中国驻印军。1944年9月16日,蒋介石发表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讲话,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抗日，编组远征军。杨毓骧和他国立西南中山中学的60多名同学,与诗人穆旦一样，响应号召投笔从戎。他回忆当时情景，“这年我18岁，刚刚符合参军年龄。而且政府重视学生军，待遇比普通士兵高，还承诺参军期间保留学籍，退伍后可以继续上学，我就去报名参军了。那时光是西南联大就有800多人从军，其中包括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儿子和西南联大教务长张奚若的侄子。”

　　参军不久，杨毓骧即被送往印度蓝姆迦。他记得，在一个寒冷的清晨，天空上还繁星点点，他们身穿灰色棉军衣来到昆明南郊的巫家坝机场整装待发。这些青年学生大多是第一次坐飞机，机舱里没有座位，当C－47运输机喘着粗气飞起来后，所有人都想站到窗边再看一眼沉睡的家乡。3个多小时过后，飞机飞过缅甸的茫茫林海，进入印度的阿萨姆邦，最后降落在汀江机场。把身上穿去的衣裤鞋袜全部烧掉，冲澡消毒后，这些中国青年学生换上了崭新的美军或英军装备。到蓝姆迦后，杨毓骧没有被编入一线作战部队, 他被编入驻印军总部暂汽一团，学习汽车驾驶技术和进行辎重兵规程训练。杨毓骧所在的暂汽一团1000多名士兵中有600多名大学生，其他400多人均为高中生。

　　当时10万中国驻印军由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亲自训练，部队的武器装备和经费开支全部由美国政府提供，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部队。从1942年的7月到1943年的1月，驻印军经过6个月的埋头苦练，反攻缅甸的时机成熟，孙立人和他的新38师成为缅甸反攻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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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出生于四川省犍为县的钟志伦，就是新38师112团2营4连2排的2班班长。1943年秋，钟志伦到舞雩场赶集，被抓壮丁当了兵。到成都后，他被编入30师90团，由于集训时机枪射击水平高人一等，接着他又被送上了飞往印度的飞机。到蓝姆迦后，钟志伦被编入新1军新38师。由于小时候读过三年私塾，加之射击技术不错，他被任命为班长。

　　钟志伦回忆，在蓝姆迦训练结束后，部队就从印度开赴缅甸，到了密支那就参加了对日作战，他参战的地点有密支那、南坎、新维……打仗大多在森林里进行，地上枪林弹雨，天上飞机乱轰，半边天都被战火染红。密支那战役是钟志伦第一次上战场，他看见敌人逼近，连甩5颗手榴弹，炸死不少日本鬼子。对方甩过来一颗手榴弹还没爆炸，钟志伦冒死捡起来又向他们甩过去，又炸死一片鬼子。虽打死很多日本鬼子，可战友也牺牲了不少。钟志伦班上有位刘姓战友，安徽人，外号叫“灰面老壳”。攻打南坎时，日军一颗炮弹打过来，“灰面老壳”听见炮弹声就连忙躲到一棵大树下，结果那颗炮弹顺着树落下来炸死了他。那一仗打下来，2班15个人只剩下3个钟志伦、刘光辉和卢国备。敌人攻过来后，他们靠装死躲过一劫。后来他们返回部队，在途中还干掉了两个日本哨兵。攻打新维，钟志伦所在部队打前锋。冲锋时，他的小腿部先被炮弹划伤3处，左右大腿后又被子弹打中3处。直到年逾九旬，他的腿上还留有3处深深的枪伤和1处弹片伤痕。

　　松山战役：日军在亚洲战场首次被全歼

　　当中国驻印军从印度反攻缅甸时，新组建的滇西远征军也结束了为时两年的怒江对峙局面，开始了从云南重返缅甸的滇西大反攻。滇西大反攻是世界军事史上最为惨烈的殊死血战之一，其中松山战役和腾冲战役尤甚，堪称“焦土抗战”。

　　松山战役是日军在二战亚洲战场上的第一场被全军歼灭的战役， 也是中国军队第一场成功的攻坚战。1944年5月，滇西远征军强渡怒江后，在面积只有18平方公里的松山投入2万多兵力，攻打3个月，以伤亡7763人的代价，全歼据守的1300名日军。

　　当年主攻松山主峰的中国军第八军荣誉第一师第三团的代理副团长崔继圣，曾向滇缅抗战史专家戈叔亚回忆，松山的许多阵地，都经过多次争夺，中国军队前仆后继，付出了极大代价。他们荣三团1600多人，打下主峰下山时，仅剩200多人。

　　崔继圣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战斗，是团部组织了一支敢死队，每人先发法币5000元，若拿下主峰，再发5000元。敢死队员都把钱背在背上，流着泪，场面极为悲壮。当敢死队冲上子高地后，由美军联络官温夏克少校和崔继圣率领的美国兵重机枪掩护队也冲上了子高地。崔继圣和美国兵都是第一次上最前线，到达大炸坑，他们被眼前的惨状惊呆了：四周密密麻麻地堆放着双方官兵的尸体，有的互相扭打成一团，你抱着我的头，我卡着你的脖子，你抓着我的大腿，有的甚至还在蠕动呻吟，被死者的污血浸透的土壤发出阵阵腥臭和硝烟味，仿佛在哭泣和燃烧。

　　戈叔亚告诉早报记者，当年昆明防守司令部的训练教官洪绍坤曾回忆，松山战役结束后，司令部派他和几个参谋到前线，清点和收集松山战斗中缴获和剩余的军用物资。汽车还没有到腊勐，臭味就扑鼻而来。他们沿着大垭口部队进攻的路线上山，走一路哭一路，因为所看到的东西，“第一是尸体，第二是尸体，第三还是尸体”。

　　沿途到处是保持着临死姿态的尸体，以及被炸飞的人头、手脚、大腿。除了尸臭味，还有火药硝烟和东西被烧焦的味道。有些官兵在尸体堆中走来走去，收集枪支、寻找战友和还活着的人，更多的人坐在破烂不堪的青天白日旗下抽烟发呆。

　　洪绍坤在松山大垭口住了一个多星期，每天都听到推土机“突突突”的声音，那是工兵部队在掩埋尸体。他们用推土机把尸体推到挖好的壕坑和凹地里，既不辨认遗体，也不清点人数和登记胸章。有时，尸体堆里发出呻吟或者蠕动，他们就停下来，找到活着的人拉出来再继续干活。

　　当时在滇缅公路开车的西南运输署的一位司机回忆，战后经过松山，在惠通桥附近就必须戴上口罩，否则松山的尸臭非把人熏死不可。所有的车队都不敢在夜里过松山，因为害怕听到山上传来的阵阵叫声、哭声和歌声。有中国人的，也有日本人的，听起来毛骨悚然。特别是滚龙坡，声音最大，仿佛就是对着你的耳朵吼叫。当年日本人在滚龙坡建的阵地就分布在公路两旁，他经过时，阵地上到处都是烂碉堡、烂坦克、烂枪炮和各种弹壳、钢盔、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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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了滇缅大撤退、败走野人山的穆旦，于1945年9月创作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上的著名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诗中写道：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阵亡将士安葬何方

　　卡夫卡说：“坟墓是温暖的睡袋，而生活却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对于中国远征军来说，战场上腥风血雨的战争岁月比“寒冷的冬夜”更让人痛苦，而那些在战场上为国捐躯的军人，也需要找到像“温暖的睡袋”般的坟墓。

　　戈叔亚介绍，中国远征军第一次滇缅作战牺牲了6万人，遗体多被草草处理或遗弃；第二次滇缅作战牺牲了4万人，其墓地主要集中在史迪威公路沿线。公路零起点至五六十公里处的印度段有七八处墓地，印度东部加尔克汉德邦蓝伽也有一处，缅甸境内当年有不下15处墓地，分布于密支那、八莫、西保、南坎等地。可是上世纪50年代由于政治原因以及60年代由于收归国有运动，缅甸境内的中国远征军墓地和纪念碑全被夷为平地了。

　　孙春龙和云南福德公司董事长高飞等人先后到仰光、西保、曼德勒、八莫、密支那等地考察远征军墓地。他们发现，仅存的只在八莫有一块残碑，上面刻有“三十八师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孙春龙说，当地老百姓盖房子时，经常会挖到远征军的遗骸，看到头骨、子弹都扔了。在缅甸果敢的一块鸦片地里，戈叔亚发现过一块幸存的远征军纪念碑，大理石底座上刻有阵亡将士姓名。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每年清明会派人去同古为远征军扫墓，在同古立有的远征军纪念碑，也一度仅存基座，1997年由华侨重修，是缅甸第一座重建的远征军纪念碑。

　　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按原样修复的。这座1945年落成的国内现存唯一一座远征军墓地，埋葬的是1944年反攻时收复腾冲的20集团军将士的遗骨。68年前的腾冲收复战极为惨烈，历经42天的“焦土之战”，直到城内日军被全部歼灭。光复时这座历史名城变成了一片瓦砾，直到1958年腾冲抗战遗址上还寸草不生。

　　“国殇”是最隆重、最高级别的祭奠，可就是这样一座寄托着全体国民的敬意和哀思的墓园，却也在此后的历史中破毁不堪。据滇西抗战史学者李正介绍，解放战争结束后，国殇墓园一度被封，先后成为部队的卫生所、林管所、学校。

　　“文革”时期，国殇墓园彻底被毁，忠烈祠两侧墙体内刻有9618名阵亡将士所在部队番号和题名的碑石等被拿去垫厕所、当小便池、铺路；小团坡上的墓碑全部被砸，阵亡将士的骨灰随墓碑被翻出；蒋介石题、李根源书的“碧血千秋”石刻也不复存在。现在国殇墓园里唯一的真迹，是祠堂正门上悬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手书的“忠烈祠”匾额，而这块匾额能够得以保存，是因当时守墓的老人将其拿回家当作床板用。如今每一块墓碑下面埋葬的也都不是碑文上所写的人，因为这些墓碑全都是后来重新刻制的。

　　松山战役结束后，中国军队也在松山为自己的阵亡将士修建过公墓。戈叔亚告诉早报记者，松山主峰下曾有过一块国军103师的墓碑，墓碑上刻着所有阵亡者的姓名，但上世纪60年代，这个公墓被彻底摧毁，刻有英烈姓名的墓碑，先是被人砸成两截，然后被抬到小学里做石阶，被人无数次地踩过之后，上面的名字日渐模糊，直到再也看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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