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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60年,台湾当代著名作家白先勇再次来到武汉,待了两天时间,在崇文书城与读者互动,又在酒店接受记者专访。年逾古稀的他满面红光,侃侃而谈,特别爱笑,一身改良唐装十分儒雅,有趣的表情却透着可爱。
到父亲待过的地方留个影
“从武昌起义到国民党撤离大陆,父亲在武汉见证了整个民国时代的开始和终结。”武汉对父亲白崇禧的戎马生涯如此重要,白先勇也专门抽时间寻访了父亲到过的地方。“父亲当年曾留过影的银行门口,有读者告诉我是中山大道上的中国银行,我也在那留了张影,但我发现建筑似乎有些不一样。另外我还去了东湖宾馆,我父亲以前在那里的教会疗养院疗养过。”
在寻访过程中,白先勇也找回了自己童年的记忆,“1948年底,我在武汉住过一两个月,是冬天,那时候我11岁,穿着棉袍,只记得武汉冷得要命,老鹰都冻得从树上掉下来了。在长江坐轮渡时,一只江豚从水里蹦了上来,武汉人竟喊作‘江猪’……记忆都回来了,说说也60年了。”
“武汉会战”值得郑重书写
“1938年的‘武汉会战’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一场持续5个月的惨烈战争。正是这场战争引起了世界对中国战场的关注,奠定了武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中心之一的地位。”白先勇介绍,父亲白崇禧当时指挥着第九战区,和百万国民党官兵一起对日作战长达5个月,虽然死亡惨重,但也重创了日军士气。
“武汉是交通要道,华中要害,要稳住大局,必须保卫武汉。当时日军装备精良,想学德国打闪电战,没想到在武汉受到了重挫。”白先勇称:“如果这样一场战争发生在欧美战场,一定会震撼世界。”
“中华文明”应成为“必修课”
推广昆曲8年来,白先勇的热情感动了很多年轻人。不过谈到传统中华文化的保护,白先勇仍表示痛心,“不论社会的政治、经济如何发展,最终的根本都是文化。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太彻底,太可怕了。”
“英国、法国、日本、德国,他们在二十世纪的现代化历程也很厉害,但是他们的传统文化都保护得非常好啊,在日本京都,一块旧木头也被他们擦了又擦,为什么我们那么好的青铜器、瓷器,那么了不起的美学造诣却被自己抛弃了?”
白先勇称,当务之急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方面的重新评估,并与世界文明进行横向比较。并建议从教材入手影响后来人。比如编一套“中华文明”大书,作为大学的必修课,“整个二十世纪我们都落后怕了,太着急了。现在是找回文化自信的时候了。没有文化认同的民族,灵魂是飘荡不定的。”
对话“最后的贵族”白先勇
问:您跟父亲的关系怎么样?
答:我父亲虽是武将,但小时候也有过被看不起、贫困中苦读的经历,所以他非常爱才。他曾经把大姐的同学李崇贵接到我家,供她读书,她后来考上清华物理系,成了教授。他还曾送林海峰到日本拜师,资助他成为“世界棋王”……因为我从小成绩最好,在家中地位也最高,父亲非常尊重我,我的兄弟们可就倒霉了,要挨打。(哈哈笑)
问:父亲对您的影响是什么样的?
答:我年轻的时候爱好文学,比较浪漫感性,好像跟父亲非常不同,但年纪越大,越发现自己行事风格很像他,比如做事一做到底,也喜欢栽培人才,培养昆曲后辈等。
问:听说您忙完父亲的传记之后要把精力集中在文学创作上?还有哪些题材想写?
答:对啊,文学才是我一生真正的追求,我现在欠着许多“文债”,也有朋友找我拍电影。我也很惊诧自己二十几岁的时候写出《谪仙记》(被导演谢晋改编为电影《最后的贵族》)、《玉卿嫂》(被搬上电视荧屏)这样的作品。以后,我还是想写些研究人性的故事,历史中发生在南京、上海、台北的故事,太多可写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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