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解放军唯一没有将军军衔的军长

有容乃大

“战斗拖延下去，敌人就会被援兵接走”。“有了斗志才有战术”……这些闪着智慧火花的语句均出自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军首任军长尹先炳之口。但尹先炳在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时却没有被授予将军军衔，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职衔历史中唯一一位没有将军军衔的军长。

　　在黑水河歼灭日军士官训练队战斗中崭露军事才能

　　尹先炳，1915年出生，湖北汉川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方面军排长、连长、营长，一直默默无闻。到了1940年，尹先炳由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调冀西游击总队任副司令员，指挥部队在黑水河歼灭日军士官训练队中，才崭露头角。此后，尹先炳指挥了一个又一个重大战役战斗，名声随之大震。

　　1937年12月13日，冀西游击总队组建，归八路军一二九师建制。部队组建后，尹先炳由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调任冀西游击总队副司令员，总队司令员是杨秀峰。

　　1940年初。晋冀豫边游击纵队司令员王树声和政委黄镇来到冀西，宣布了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的命令，要求冀西游击总队在2月底3月初北上元氏，寻机歼击日军，粉碎日军把华北变成其“兵站基地”的阴谋，保卫抗日根据地。

　　王树声、黄镇、杨秀峰、尹先炳等一起研究作战行动方案。确定首先拔掉离南佐(日军据点)较近的马岭的一个伪军据点。

　　3月19日夜，尹先炳奉命率冀西游击总队前进指挥部和冀西游击总队主力第三、第六支队对马岭伪军据点进行强攻。但几次强攻，都未能奏效。不得已，尹先炳把部队撤到南北沙滩一带待命。

　　3月21日，尹先炳正在冀西游击总队前进指挥部驻地南旷组织营以上干部开会总结马岭战斗的经验教训。会议只进行了一半，日军的炮弹就在会场上空呼啸而过，打在南旷村背后的大山上。尹先炳心想：“鬼子来得好快哟，我们还没拜访他。他倒主动找上门来了，看来会议是开不下去了。”

　　尹先炳与冀西游击总队政治部副主任杨克冰交换了意见，又请示了王树声和黄镇。王树声和黄镇都同意尹先炳把会议先停下来。于是。尹先炳一边宣布暂时休会，一边命令三支队一营二连连长范金标。立即带几名侦察员去侦察情况。

　　范金标很快就完成了任务。回来向尹先炳报告：“日伪军有300多人，今天早晨从南佐出发，在姚庄抢粮，沿姚庄至黑水河大道西进。有向根据地侵犯的企图。”

　　黑水河一带的地形十分险要。适合设伏，再加上部队北上元氏的任务就是寻机歼敌，尹先炳很快下定了“正面顶住，两翼包抄。截断退路，歼灭敌人”的决心，并报请王树声、黄镇同意后，迅速作出作战部署。以元氏独立营一个连和便衣若干名，前出到黑水河大沟以东佯动，战斗打响后，边打边撤，用一切办法骄纵和麻痹日军，把日军引进黑水河大沟；派第三支队一个营(缺一个连)占领黑水河以西大山垭口，待日军进入大沟以西时，从正面阻击日军；以第六支队一个营占领沟南大山有利地形，发起攻击后，由南向北出击；以王树声带来的晋冀豫边游击纵队一个营占领沟北大山，发起攻击后，由北向南出击；同时，派一个营到姚庄以东地区，向南佐、元氏方向警戒，保障主力侧翼安全。其余部队为预备队，机动作战。

　　部队很快进入预定位置。半个小时后，在黑水河东南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尹先炳判断元氏独立营和日军接上头了。通过望远镜，尹先炳清楚地看到有100多个日军，打着太阳旗，紧追元氏独立营不舍。元氏独立营若即若离，引着日军向黑水河大沟包围圈里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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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12时许，日军先头部队已越过大山垭口，后尾部队也已进入大沟入口处，日军已完全进入尹先炳设计的包围圈内。尹先炳兴奋地发出了攻击信号。

　　战斗中，排长岳承广抓住一个日军。经审问，原来这股日军是士官训练队成员，他们都是尉级军官及即将提升为少尉的老兵。

　　尽管日军士官训练队伤亡过半，但是他们很快就收拾残兵，占领了沟两离大山垭口不远处的仙姑庙，等待援兵。

　　事后，尹先炳回忆说：“仙姑庙坐落在大沟以西，庙墙很高，全是青砖砌成，十分坚固。庙的正前方有一片毫无遮拦的开阔地，很难接近。敌人退守大庙后。就在大门口架起了两挺机关枪，封锁着我军前进的道路。如果有重武器的话，放他几炮，很快就会解决问题。但那时我们哪有重武器呢，就是步枪、弹药也少得可怜。我亲眼看到部队组织的几次冲击，一次次都被打了回来。”

　　时间很快到了下午4点，部队一直攻不下仙姑庙。怎么办？尹先炳决定组织大家召开“诸葛亮会”。尹先炳说：“如果我们再不能消灭大庙里的敌人，战斗拖延下去，敌人就会被援兵接走。他们不是一般的敌人，他们回去以后都是指挥官，必须一个不剩地消灭掉！”

　　很快，有一条“诸葛亮计策”出来了：“火攻。”

　　“好。”尹先炳同意此计，并把任务交给了第三支队一营二连和第六支队一连去完成。

　　第三支队二连和第六支队一连的指战员们登上仙姑庙侧后，把一堆堆柴草点燃起来，实施火攻。霎时间，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很快大火烧到了仙姑庙。

　　此时，仙姑庙已非藏身之地，日军只好冲到大门外作战。到了仙姑庙外的日军，根本不是八路军的对手，三下五除二就被歼灭了。黑水河战斗从上午10时左右开始，一直打到下午6时左有结束。清查战果，毙日伪军200余人，其中100多人是日军。

　　日军士官训练队的覆灭，显露了尹先炳的军事指挥才能。1940年6月，冀西游击总队与晋冀豫边游击纵队第二团、赞皇独立团等部队合编为新编第十一旅，简称新十一旅。尹先炳升任旅长，黄振棠任政委，秦基伟任副旅长，下辖3个团，归一二九师指挥。

　　1942年12月，活动在湖西地区的教导第四旅和湖西军分区拨归冀鲁豫军区建制，尹先炳调任湖西军分区司令员。自此，尹先炳在湖西地区率领部队对日军坚持反“扫荡”斗争，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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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教尹先炳怎样用一个班同敌人的一个军打仗

　　1945年10月7日，晋冀鲁豫军区抽调冀鲁豫军区的第九、第十、第十一军分区的部队，合编成第一纵队，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副司令员曾思玉。下辖第一、第二、第三旅。尹先炳任第二旅旅长，二旅政委是戴润生。

　　尹先炳没有想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第一次到二旅就“考倒”了自己。那天，刘伯承到一纵二旅看望部队，尹先炳向刘伯承汇报部队的现状和在冀热辽地区作战情况后，刘伯承问了一个非常新鲜的问题：“你说一个班能不能同敌人的一个军打？”

　　尹先炳被问住了，想不出怎样才能回答好这样的问题。尹先炳回忆说：“这是一个我平时从来没有思考过的问题。我不由得紧张起来。只好等待刘司令员的答案。”

　　刘伯承笑了笑，用坚定的语气说：“能！问题是要看这个班长有没有斗志。我的这一个班，不是去打敌军前锋，更不是去打敌军的本队，但是可以专打掉队落伍的三三两两的零星敌人，也可以利用打敌人的尾部和辎重，打了就走，不去硬拼。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一席话，让尹先炳受用终身。尽管一纵组建后，就接到命令，要进东北，后来因承德吃紧，没去成；再后来说去保卫延安，恰巧邯郸再次吃紧，便派近的一纵去协助，延安也没去成。尹先炳随一纵围着北平绕了一个大圈，始终牢记“有了斗志才有战术”的信条，打了许多胜仗。

　　1945年10月25日，在崔曲战场上，一纵一旅被国民党军第一O六师围攻待援。一纵紧急召开会议，商量对策。二旅旅长尹先炳发言说：“不要怕敌人在崔曲、小提间突了个口子，敌人主力还在我们最后抗击线以南，除一旅继续正面作战外，集中二、三旅侧翼进攻三十军和四十军的接合部及他们的指挥部赵横城、南横城，断一O六师的退路，一O六师回缩之时，即是我们转守为攻之时！”

　　纵队司令员杨得志赞同尹先炳的意见，决定当天夜里以二旅进攻赵横城，三旅进攻张辛庄和南横城。

　　是夜，在二旅、三旅按预先部署展开后，经过激烈战斗，国民党军第一O六师果真开始回撤。一旅趁国民党军第一O六师回撤之时，向南反击，最后割歼了国民党军的“精锐”一O六师，使一纵在平汉线以东、漳河以北、邯郸以南的宽大正面上，阻击了数倍国民党军的进攻，有效迟滞了国民党军的北进，完成了掩护晋冀鲁豫野战军西路军集结展开的任务。此战，尹先炳指挥二旅，因没有及时接到回撤命令，一直南下追到吴村，把国民党军第三十军的一个团击溃，次日才接令返回。

　　1945年12月22日，曾思玉坐镇二旅，尹先炳靠前指挥二旅解放了遵化。30日下午，先头部队进入了北平以北的古北口镇。1946年元旦，尹先炳陪曾恩玉登上了古北口南岭，经内长城前行5公里至南天门勘察地形，研究布防。4月，尹先炳指挥二旅参加了热河战役，在平泉凤凰岭作战，顶住国民党军第十三军的四次大规模猛烈攻击。歼国民党军1000多人。

　　1947年3月，一纵和七纵先后返回黄河北岸休整。3月15日，一纵和七纵进至濮阳、范县时接到命令，“由于连续作战，部队减员很多，为便于指挥，第一纵队和第七纵队合并为第一纵队，第七纵队番号撤销”。3月16日，两个纵队合并仪式在范县白衣阁小学操场举行。合并后的一纵司令员由原七纵司令员杨勇担任，一纵政委仍为苏振华。尹先炳和戴润生继续任第二旅旅长、政委。一纵归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

　　1948年5月9日，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中原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也改称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纵队司令员、政委未换人，尹先炳由二旅旅长升任纵队副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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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长这一推，又是一百八十里

　　1949年2月19日，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和豫皖军区独立旅按中央军委命令，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军，原一纵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分别升任第五兵团司令员、政委，十六军军长由原一纵副司令员尹先炳担任，军政委由王辉球担任。十六军下辖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师，归第五兵团建制。

　　尹先炳首任十六军军长后，受领的第一个任务是组织指挥部队横渡长江。4月初，尹先炳率十六军到达长江北岸的安庆附近。

　　经过精心准备，十六军在尹先炳、王辉球指挥下，于4月21日下午5时正式发起渡江作战。30分钟后，第一批渡江突击队南岸登陆成功，击退守岸的国民党军，占领了滩头阵地。

　　尹先炳乘坐第二批船到达南岸。由于在渡江前连续七天七夜没有得到休息，尹先炳过江后不久就昏厥过去了，只得用担架抬着他前进，整整抬了一天，到了东流才苏醒过来。尹先炳听了军司令部的情况报告后，立即命令部队向东至县城插去。

　　尹先炳在组织部队行军时，有一个习惯：研究第二天的行军里程时，总是用拇指和食指在军用地图上这么一拃，就基本确定下来了。这一柞，至少一百二三十里，有时会达到一百八十里。于是，军里的参谋人员总是笑称：“军长这一柞，又是一百八十里。”

　　渡江以后，十六军就是在尹先炳这么一柞一柞下向南追击国民党军的。一路猛追猛打，一路所向披靡，一路收获胜利。5月5日，尹先炳指挥十六军进至浙江常山附近地区，直逼浙赣线。5月6日，尹先炳率主力部队攻打衢州，4个小时就歼灭了国民党守军2000多人。更加出彩的是，同日，十六军四十六师政委范阳春奉尹先炳命令率一八三团，奔袭30公里攻击江山县城，创下政治干部率一个团打下一个县城的战绩，歼国民党军5600多人。5月15日，十六军先头部队已追至福建中部地区的南平。至此，十六军共歼国民党军1.5万余人，解放11座县城。之后。尹先炳奉命收拢部队，进驻江西玉山县城休整。

　　1949年8月，十六军接到向大西南进军的命令。尹先炳和十六军司令部参谋人员研究行程时。仍每天一柞。部队从玉山县开始，西“柞”到萍乡，参加完衡宝战役后，转“柞”到湖南宝庆，又“柞”到贵州，而后打贵阳，继续西进毕节入川。到11月1日，十六军进至洪江、黔阳地区，完成了毛泽东、中央军委赋予十六军和兄弟部队对“西南诸敌应采取大包围、大迂回动作”的任务，切断了国民党军南窜外逃的退路，实现了“大兜击”的战略意图。

　　11月4日，十六军在尹先炳指挥下，攻占天柱；7日，打下三穗；8日，解放镇元；9日，进占施秉；lO日，抵达黄平；11日，渡过安江，控制炉山镇、施洞口；12日，收复贵定；13日，拿下龙里；14日，取胜清镇；15日，占据贵筑。十六军以破竹之势，日克一城，共解放县城、重镇20多座。

　　11月20日，尹先炳命令部队分三路行动，战果更是丰盛：一路强渡鸭池河后，占领大定，活捉了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参谋长饶启尧少将，并解放羊场坝。一路渡赤水河，围攻川南重镇叙永，歼灭国民党军第六编练司令部和第七十二军准备南逃的2500余名官兵。活捉国民党军第六编练司令部副司令肖以党中将。一路在文昌宫地区歼国民党军第七十二军三十四师参谋长周白照以下1500余人。俘师长艾绍衍后，北渡长江，进至南溪地区，歼国民党军第三四六师2000余人，随后占领岷江东岸的任家坝、篦子街，歼国民党军第一O五团大部。最后，强渡岷江，攻占乐山，歼国民党军第七十二军一三五师警卫辎重营、山炮连700多人，乘胜抢占夹江、洪雅，俘国民党军第三军副军长沈开越。

　　12月30日，成都和平解放。至此，解放军进军大西南载入史册。战史上记载，十六军共歼国民党军1.7万余人。

　　1950年1月，十六军奉命回师贵州，进驻遵义市。同月，第五兵团兼贵州军区(1952年3月称贵州军区。第五兵团番号撤销)，尹先炳任第五兵团兼贵州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是杨勇，政委是苏振华，参谋长是潘焱，政治部主任是王辉球。十六军军长由尹先炳兼任，军政委由陈云开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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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承面授尹先炳：“不要五个指头按跳蚤”

　　虽然尹先炳兼任第十六军军长，但尹先炳的工作重点已在贵州军区这一头。1950年1月12日，刘伯承通知尹先炳到重庆谈话。

　　这是一次上任前的谈话。刘伯承对尹先炳说：“你回贵州到军区去，要以主要精力抓剿匪。有一点你要记住。剿匪也和打仗一样，要集中兵力，不要五个指头按跳蚤，五个指头按五个跳蚤，结果是一个跳蚤也按不至。”

　　尹先炳一边听，一边认真地记录，刘伯承继续说：“对贵州土匪，不能掉以轻心。国民党在贵州办了两期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很重视贵州，曾两次亲自到达贵州。贵州土匪是有组织的，对此你要有充分的估计，不要麻痹大意。”

　　尹先炳点头。接着，刘伯承语重心长地说：“贵州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很突出，一斤盐巴、一尺布都要用二三十斤大米作交换。贵州人民穷，少数民族多，土匪会利用这些特点来同我们斗争。你们要把政治攻势和军事进剿很好地结合起来，尽可能地多争取群众，把那些土匪头子孤立起来，进行重点打击。”

　　谈话整整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尹先炳从重庆回到贵州，马上传达刘伯承有关剿匪的谈话内容。当时，部队由大兵团作战刚转为地方部队，再加上部队接连取得淮海战役、渡江作战、成都战役等一系列胜利。部队流露出“几百万蒋介石的正规军都被消灭了，贵州几个毛匪，有什么了不起”、“几个跳蚤，顶不起一床被窝”等轻匪思想。尹先炳也被这种情绪感染，心里还想，“贵州一个省驻着两个军(十六军和十七军)五个师，还有兵团直属队，集中兵力剿匪不成问题”。

　　轻匪思想带来的后果是吃了苦头。邓小平找杨勇到重庆交代出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有关问题后，杨勇和潘焱回贵州途中，在遵义南面的刀靶水处，遭到当地宋泽股匪的突然袭击。幸好杨勇当时身边带着直属部队，果断进行了还击。将土匪打退，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杨勇等遭土匪袭击事件，给存在轻匪思想的指战员们敲响了一次警钟。西南军区立即召开全面部署剿匪工作会议。会议整整开了8天，强调了5个问题，并决定从四川抽调第一八六师，从云南抽调第四十五师到贵州协助剿匪。

　　尹先炳回忆说：“当时，贵州80多个县，县县有驻军，兵力过于分散，形不成拳头，不免有五个指头按跳蚤之状。这次会议，使我们解放了思想，大胆调整部署，放弃了一些边远城镇。加之一八六师、四十五师相继来到贵州，给我们有力的支援，在彻底消灭贵州匪患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经过周密的调整部署，1950年6月，贵州军区发起名为“瓮安、余庆、湄潭铁壁合围战役”的剿匪行动。整个行动由尹先炳指挥。兵分多路，对盘踞在瓮、余、湄三角地区大大小小的股匪进行层层包围。整个受剿地域，村村有兵，山山有人，垭口设岗，渡口布哨。这样一来，土匪就没有了藏身之处。经过22天的连续战斗，歼灭了大匪首王福堂以下3172人，净化了瓮、余、湄三角地区。

　　紧接着，部队在尹先炳指挥下，又先后发起了“石(阡)岑(巩)合围”、“长(顺)紫(云)惠(水)合围”等一系列合围战役。每次合围，都消灭一批土匪，梳篦、净化一个地区。

　　尹先炳回忆说：“那段时间里，我每天工作十分紧张。大量电报、电话、呈文要处理；要通过报话机了解战况、匪情，下达通报、命令，传达杨(勇)、苏(振华)首长的指示等，常常工作到深夜。当时，我住在城基路一栋小楼上，一天到晚就没有个休息的时候。在我的住室里，除电话机外，报话机就摆了五部。在与剿匪部队进行联络时，为了保密起见，规定呼叫代号一律用生意人之间的称呼。我在军区是三号，各单位在报话机里都称我为‘三老板’。由于家里整天都是喊我‘三老板’的声音。我的孩子有事也叫我‘三老板’，弄得工作人员都哈哈大笑。”

　　1950年8月，贵州军区召开第一届党员代表大会，尹先炳在会上作了《剿匪作战中的战术指导和战斗方法的几个问题》和《清剿与发动群众的几个具体问题》等剿匪工作报告。

　　1950年11月底，尹先炳奉命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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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朝作战前，曾受毛泽东谆谆教导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2月，中央军委决定再次在国内组建新的志愿军兵团入朝作战。西南军区和第五兵团上报方案，第十六军留两个团驻铜仁、毕节，调第十七军两个团补入十六军，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六军入朝作战。3月10日，十六军分三路乘汽车北进，5月初进至石家庄、德州地区，进行为期3个月的I临战训练。

　　对于十六军入朝作战，毛泽东极为重视。因为这支部队是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一支合成军，军部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以“陆海空联合指挥所”的编成来建设的，而部队的两个主力师都增编配有一个炮兵团和一个坦克自行火炮团。所以，部队入朝前，毛泽东两次接见十六军的领导。

　　第一次是在1951年6月，毛泽东接见了十六军政委陈云开。军长尹先炳因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未能参加。毛泽东对陈云开说：“我看战争形势对中朝方面有利，我们掌握了战争主动权，美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外强中干，他们有原子弹也不怕，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援下，中朝人民有能力打败它。再说，美国人打不下去了，就要停下来，我们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建设我们的国家，战争是美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我们反对战争，但不害怕战争，它需要打多久，我们就能打多久，一直打到它认输才停。”

　　接着，毛泽东用了很长时间讲怎样带兵，怎样打仗，特别强调做好思想工作，加强仇美教育。毛泽东说：“美国人是打‘钢’，我们是打‘气’，他们钢多气少。”

　　1951年9月。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十六军领导。当时，部队即将开赴东北。准备入朝作战。尹先炳也从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回来。尹先炳和陈云开同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接见时，毛泽东讲了争取战争主动权问题：“敌人从我们正面打不动，就可能从空中或侧后找出路。要提高警惕。工作也一样，抢在时间前面就主动，装备来一个师就改一个师，不要等来齐了再改……”

　　毛泽东的谆谆教导，深深地激励着尹先炳和陈云开，他俩向毛泽东表示决心：“我们一定带好部队打好仗。不辜负主席和祖国人民的希望！”

　　1951年9月下旬，十六军在尹先炳和陈云开指挥下，奉命进至吉林通化地区待机。11月25日，十六军奉命回防辽东半岛和鸭绿江。防止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这里攻击中国本土。为此，十六军在辽东半岛和鸭绿江畔坚守了一年护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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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52年12月，志愿军指挥部判断美军可能在西海岸登陆，十六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入朝作战。此时，十六军已是齐装满员。装备也接近现代化。原未改装的十六军一八六师归沈阳军区建制，将改装后的第十一军三十二师，从山东益都拨人十六军建制。

　　很快，十六军在尹先炳和陈云开指挥下，于1953年6月奉命赶到朝鲜西海岸接手第一线防务。此时，正好赶上杨勇指挥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在金城以南出击。这为尹先炳提供了试试十六军这个合成军威力的机会。

　　但尹先炳也只能按照当时的战术，搞些小打小闹，玩点冷枪冷炮，小分队偷袭等，最厉害的时候，也就是开几辆坦克出去偷袭敌人的炮场、车场和坦克场。

　　然而，美军却吓得够戗，不明白对手怎么一下子变强大了，便赶紧把折腾得疲惫不堪的步兵第三师换下去，把步兵第二师和荷兰营换上来。

　　其实，朝鲜战场后期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敌我双方都转入了战略防御，并都同意进行停战谈判。可是，一边谈判，一边又在战场上较量，时间竟达两年之久。尹先炳的“强大”，让在板门店谈判的美方大为不满，称中朝方对谈判没有诚意，把一个装备好、训练有素的老牌劲旅调到分界线中段来，不是想打大仗又是什么？！

　　但是，谈判归谈判，打仗归打仗，尹先炳不会因为美方的反对而停止作战。1953年7月17日22时30分，尹先炳指挥部队对刚调上来的美军步兵第二师三十八团据守的527.7高地、488.8高地、西方山、斗流峰等进行“有序攻击”。

　　所谓的“有序攻击”。用尹先炳的话来讲，就是“我是合成军军长。使用炮火当然要阔气点”。

　　一瞬间，尹先炳使用的八二迫击炮以上的火炮83门，来了个5分钟的火力突袭，把敌方表面阵地上的明火力点悉数摧毁。10分钟后，部队如猛虎般一个冲锋打上去，便把美军步兵第三十八团三营一个连歼灭了。

　　美军第二师组织了一个连来反扑，很快又被尹先炳指挥的部队打了个落花流水。

　　尹先炳在前线尽管连连得手，但这样小打小闹，好武器、好装备派不上用场，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便想来次大的，当一回“大地主”。于是，尹先炳与军司令部研究了一个新的作战方案。决定在防御正面，组织一次步、炮、坦克协同的大动作，将战线向前推进20公里，直捣铁原飞机场，攻下那个“联合国军”前沿指挥所。

　　然而，让尹先炳心里不是滋味的是，正当他紧锣密鼓地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7月27日，传来消息：交战各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了。

　　一场大战，说停就停下来了。持续3年多的朝鲜战争结束了。消息传来的当天，正伏在桌子上审阅反击作战决心图的尹先炳，把手中的红蓝铅笔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摔，说道：“美国佬，你怎么老是跟老子过不去啊！”

　　尹先炳做“大地主”的梦没有实现，只好奉命率十六军驻守在朝鲜的中线大门上，警惕地守卫在三八线的阵地上。

　　1954年3月，尹先炳离开朝鲜回国。

　　1955年10月，尹先炳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5月，尹先炳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务部副部长，被授予大校军衔。1983年2月10日，尹先炳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68岁。

陆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