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的贺子珍：当地负责人近30年未前去看望

有容乃大

1976年10月，在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后，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江青等于10月6日被抓起来了！“四人帮”被打倒了。　　江青一抓，笼罩在贺子珍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但是，她还没对江青的垮台做什么评论，只是对李敏说：“我可以干点工作了，哪怕是写写回忆。”
　　此时的贺子珍，已经是满头白发，她的身体非常衰弱，但是她那颗要为人民做一点事的壮志雄心，依然未减当年。
　　屈指算来，她已经闲散了20多年了，她无所事事，虚度了几十年最好的年华。过着这样无聊的日子，并非她所愿，而是环境所迫。现在，江青倒台了，阻挡她工作的这块大石头已经搬去，她觉得，是到了让她恢复工作的时候了。她完全忘了，此时自己已经是个67岁的老人了，早已过了离休的年龄，应该在家里安度晚年了。
　　在1977年春天来临的时候，贺子珍兴冲冲地去了一次福建，看望了刚得到解放的哥哥贺敏学。
　　在福建，她和哥哥共同回忆起了十几岁闹革命的日子，一同回忆当年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往事。兄妹俩互相激励着，准备为党和国家再贡献力量。然而，贺子珍从福建到上海后，正当她满怀希望向往着未来之时，新的不幸又降临到她的头上。一天上午她一觉醒来时，发现左手抬不起来，左腿也不听使唤了。最后，医生诊断为中风，她的左半身偏瘫了。贺子珍很快就被送进了对她来说再熟悉不过的华东医院，从此再也没能站立起来。
　　接着，医生又检查出了她患有糖尿病。
　　贺子珍又重新陷入了异常的痛苦之中。
　　面对这接踵而来的不幸，贺子珍万分痛苦，她并不是为自己忍受不了身体的病痛而痛苦，而是为不能为国家和人民再去工作而痛苦！
　　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一下子成为新闻人物
　　“四人帮”打倒了，共和国新生了，人民并没有忘记曾为共和国的诞生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过的人们。
　　1979年6月1日，全国政协第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10日，新华社播发了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第二天，全国的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条新闻和贺子珍的照片。照片上的贺子珍，满头银发，面颊丰腴，坐在轮椅上，正同她的外孙女孔东梅一起看画报，神态沉静安详。

有容乃大

　原来，在会议期间，贺子珍的老战友们，向党中央和全国政协提出建议：鉴于贺子珍是妇女界中参加革命最早，是曾参加井冈山武装斗争的女红军战士，又曾是毛泽东的妻子，很有代表性和影响性，建议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政协第五届二次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增补贺子珍为全国政协委员。

　　那天，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到医院来看望贺子珍，报告她这个可喜的消息：她被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政协委员。贺子珍高兴地对市委领导们说：“我的心情太激动了，感谢党和国家，没想到组织上还记得我！”

　　贺子珍听到这振奋人心的消息，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热泪盈眶。贺子珍在上海居住了近30年，上海市委从来没有负责人来看望她，在毛泽东去世以后，上海市委也只派了一个小干事来通知了一声。市委领导来看望，这是第一次。

　　市委招待处派人给她献上了鲜花，表示祝贺。

　　五颜六色的鲜花插在贺子珍床边五斗橱上的花瓶里，顿时给病房增添了热烈喜悦的气氛，鲜花散发着郁郁清香，贺子珍那白净微带红润的脸上，露出了兴奋的微笑。

　　王一平还对她说：“贺大姐，一会儿上级就要派人来为你拍照了，照片要同这个消息一起刊登。”

　　送走了王一平书记后，护士卢泮云见贺子珍难得那么高兴，便说：

　　“姨妈，我们陪你到花园里看看好吗？”

　　“好！好！”她高兴极了，

　　于是小卢扶她坐在轮椅上，沿着医院南楼旁边的水泥小道绕到后花园里转了几圈。贺子珍饶有兴趣地观赏着竞相开放的花儿，心情格外振奋，多少年了，她还从来没有这么用心地看这么美的花儿呢。以前，她感到自己生活在阴影中，外界的一切对她没一点吸引力，现在，她太高兴了，于是她招呼大家说：

　　“我们拍几张照片吧！”

　　贺子珍与大家在花园中照了两张像。在风烛残年的岁月，党和人民给予她这样的荣誉，对于在沉默中生活了几十年的贺子珍来说，无疑是一件快慰的事。

　　这份迟到的殊荣，犹如春风细雨，滋润了贺子珍已经干涸的心田。贺子珍意识到，生活中并不只有哀愁，仍然存在着希望，她不能在哀愁中沉沦，而应该抓住希望，让希望照亮她的生活。她又一次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正视自己的疾病，同病魔展开了顽强的搏斗，同命运展开了顽强的搏斗。

　　她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

　　“我还要工作，要为四个现代化出力。你们要帮助我恢复健康，我也要同你们一起努力把身体搞好。”

　　贺子珍在医院里，是医生、护士公认的最听话的病人，她服从治疗，积极配合医生的每一项医疗措施。要使瘫痪的肢体恢复功能，除了按摩以外，还要进行针灸和理疗；这样，每天的治疗时间就要拖得很长，贺子珍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虽然她每天被折腾得很苦，但无怨无悔。

　　医生还告诉她，为了使瘫痪的左腿恢复功能，需要进行适当的活动，她欣然同意了。每天吃中饭、晚饭之前，她都由护士们搀扶着，在病室里走上几圈。由于左腿不听使唤，她的步履艰难，常常全身冒汗，但她总是坚持着，一定要走完该走的路。

有容乃大

　　在这一期间，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以后，贺子珍还活着、还在人间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这位消失了40年的贺子珍，一下子成了新闻人物，许多人都为贺子珍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而高兴。许多记者对她进行跟踪采访并作了报道，写了不少文章，外国通讯社也迅速转发了此类消息。

　　坐着轮椅到毛主席纪念堂

　　贺子珍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之后，她第一次向党组织提出了一个要求：“我想去北京，我想瞻仰主席的遗容，我想去看看天安门。”

　　去北京是贺子珍藏在心中已经整整30年的愿望。她提出这一愿望时吐字艰难，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来。有关部门马上把贺子珍的这一愿望汇报到了北京，到了党中央。

　　1979年9月3日，这一天的上海机场秋高气爽，万里无云。贺子珍在上海市委的欢送下登上了党中央专门派来接她去北京的专机。在飞机上，她支撑着身子，看着窗外祖国的大好河山，心潮如天空中的云朵不断涌动，翻滚……悠悠岁月，难忘的往事再次袭上心头。

　　贺子珍一下飞机，就被接到了301医院。

　　原来在上海负责她的医疗的医生、两名护士、两名服务员，也跟随她一起来到北京，全力保证她此次来京的健康。

　　这是贺子珍60多年来第一次进北京城！

　　这时正好是新中国成立30周年。贺子珍第一次来到她为之浴血奋战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那是几十年间多少回她只能在图片、电视里瞩目的地方。

　　她终于来到了北京！

　　但是，来到北京后，贺子珍的心情反而不能平静下来，在301医院一安顿下来，她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的遗容。她的要求马上得到了答复：同意！然而，为了安排她的这次活动，上海和北京的医务人员却煞费苦心。因为从医疗的角度看，贺子珍是不能到毛主席纪念堂去的。她的神经经受不住过强的刺激，过分强烈的刺激会造成她精神的崩溃。建国初期骤然听到广播里毛泽东的声音，1958年与毛泽东庐山的会见，都使她的神经受到严重的刺激，现在她的身体比过去更差，半身偏瘫，还患有糖尿病，如果出现上两次大发作的状况，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贺子珍这次到北京来，不正是为了瞻仰毛泽东的遗容吗？不去的方案是行不通的。只能够缩短停留的时间，设法控制她的情绪，不使她陷于过度的悲痛之中。

　　9月18日，李敏、孔令华带着孔宁宁、孔东梅一起陪同贺子珍去毛泽东纪念堂。

　　临行前，护士卢泮云在仓促之间给她塞上了一块粉红色的手绢，贺子珍看了一眼，就从兜里掏了出来，摇摇头，说：“这块颜色不好，不能用。”

　　卢泮云明白了她的意思，立即给她揣了一块色调素雅庄重的，贺子珍这才满意地收起来。

　　上午9时，一辆红旗轿车沐浴着金色的秋阳，把贺子珍送到了天安门前。李敏和孔令华推着轮椅上的贺子珍，走过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瞻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然后进入毛主席纪念堂大厅。贺子珍是坐在轮椅上从毛主席纪念堂正门进入的，映入她眼帘的是神态安详的毛泽东的大理石雕像，此时，她的眼泪就像泉水般涌出来。李敏、孔令华，还有她的外孙孔宁宁、外孙女儿孔东梅，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花圈，敬献在毛泽东的坐像前。这是一个一米五高的桃形绢花编成的花圈，缎带上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贺子珍默默地在像前，久久不愿离去。但是，这一次贺子珍没有痛哭。随后，李敏和孔令华推着贺子珍来到了毛泽东遗体陈列室。贺子珍坐在轮椅上轻轻地绕着毛泽东的水晶棺灵柩慢慢地转了两圈，专注地凝视着安详长眠的老战友，久久地望着毛泽东的遗容，她的神情十分悲伤。眼泪涌上来，她又咽下肚去，刚一咽下去，眼泪又涌上来，但是贺子珍竭力保持平静，然而，最后她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像串串珍珠缓缓地在脸上流淌……

　　医护人员看到贺子珍这个样子，怕她因此再受到刺激引起她的病来，忙把她推进了休息室。

有容乃大

　来到休息室，贺子珍擦干泪水，她抬头望着墙上毛泽东手书的七律《长征》诗，好半天一句话都没有说，记忆的大门又打开了，贺子珍怎么能忘记毛泽东写这首诗时的情景：

　　那是44年前的事了，1935年6月，红军翻越岷山，毛泽东立于岷山之上举目远眺，起伏的群山，宛如弹丸，被红军踩在脚下。此时红日高照，岷山红装素裹，远处旌旗点点，跨越万水千山的红军仍在前进，胜利在向这支钢铁般的队伍召唤……毛泽东顿觉一股豪情充溢胸间，如湍流汹涌，如万马奔腾，一时诗情涌动，神思飞扬，吟出了这首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后又斟字酌句，于10月完成。

　　毛泽东对这首诗，自己也很满意和喜爱，多次将诗句读给贺子珍听。

　　44年后的今天，贺子珍站在镶嵌了这首诗的墙旁，感到一种异样的亲切，仿佛当年站在毛泽东身旁，听他吟诵诗句……她简直看得痴呆了。突然贺子珍觉得心中有个声音响起来了，那是毛泽东的声音，不，是她自己的声音，不，是她和毛泽东的声音，他们正在齐吟：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贺子珍就在心里吟诵着这首诗离开了休息室。

　　贺子珍从毛主席纪念堂回去后，在301医院里，她仍时常回忆起这段日子。在她心里，并不是她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而是和毛泽东本人见了一面，就像当年在庐山。此后，她又去参观人民大会堂，她先看了宴会厅、大会场和上海、北京、江西、湖南厅。之后，她又来到一间小房间，里面摆着卧具和办公用品。当她得知这就是毛泽东的休息室时，顿时百感交集，斜靠在毛泽东当年坐过的藤椅上，双手掩住脸面，大滴大滴的泪水从她的指缝间无声地涌了出来。

　　这以后，贺子珍就在北京住下来，从1979年9月到1981年5月，住了近两年的时间。在北京住的期间，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如邓颖超、康克清、曾志、刘英、彭儒、朱仲丽等老战友来医院看望她。老战友和她一起回忆难忘的战争年月，畅谈粉碎“四人帮”后国家生机勃勃的新气象，这使她感到分外亲切和愉悦。

　　尽管组织上在各个方面给贺子珍提供了最好的条件，但由于她长期生活在南方，刚到北京时，气候、饮食诸方面存在许多不适，健康又出现了反复，她的糖尿病曾一度加重。贺子珍是一个怀旧的人，时间一长，她又怀念起上海来了，她向中央提出要回上海。中央领导同志告诉她：北京和上海她可任来任去、常来常往。

　　不久，在上海的哥哥贺敏学来信，说上海有个气功师治偏瘫有奇效，某某经治疗后竟能行走如常了。这终于促成了贺子珍的南下。

　　1981年5月，贺子珍心满意足地从北京回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