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最严重的语词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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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的词义
　　
　　 中国存在过一个漫长的“封建社会”，这几乎成了中国大陆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而“封建”一词，也成了中国社会最常用的形容词之一，用来形容不同的东西，其用法已经近乎荒谬，如“封建思想”“封建迷信”“封建礼教”“封建专制”“封建集权主义”“封建官僚主义”“封建道德”“封建枷锁”“封建婚姻制度”。一个保守的老太太也会被人称为“满脑子封建意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封建”与“迷信”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两样东西，“迷信”在什么社会都有，“封建”也不会导致“迷信”。“封建”与“集权”，恰恰是相对立的两个概念，有封建就没有集权，有高度集权就不可能出现封建。“封建”与“专制”也然，实行封建制的地方很难做到专制，高度专制的国家，封建势力自然削弱甚至不能生存。由于“封建专制”经常放在一起连用，结果有时直接用“封建”来表达“专制”的意思。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封建”，有些地方根本是不需要的，其余的都可以用“保守”“传统”“专制”“落后”“古代的”等等来代替，而且表达得更为准确。
　　 中国人现在普遍使用的“封建”，是语言学史上最严重的语词误用。最终，“封建”除了成为一个含贬义的形容词以外，本身缺乏任何确切的意义，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场合。有些历史学者，除了在严格的学术含义以外，不愿意再使用这两个字，因为它什么也没有表达。
　　
　　 何怀宏先生曾经区分出“封建”一词在学术上使用时的三个含义：
　　
　　 在中国，“封建”的概念可以意指三个不同的对象：第一是指中国古代的封建，如西周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第二是指中国从古代延续到近代的“封建社会”，久讼不已的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与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登问题即由此而来；第三是指欧洲中世纪的一种社会制度，它常被看作是各种封建社会的参照原型。[1]
　　
　　 经过长期以来历史教科书、官方宣传媒体的“灌输”，“封建”派生出了上述含混的意义，并且在社会上被作为普通形容词长期滥用。
　　 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语词的误用，起码也有70年的历史。今天，就让我们追本溯源，看看误解是如何产生的。
　　
　　西方中心论
　　
　　 自从资本主义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并且以它强大的物质力量横扫世界，人类社会的格局就彻底改观了。物质力量的强大也同时意味着文化上的优越感。“欧洲中心论”在这个背景下登场了。欧洲人总结欧洲的历史，并提出一套历史发展理论，这本来无可厚非。问题是，中国人把这一套理论不加分辨地应用在中国历史上面，就出现了大问题。
　　 按照一般的理解，欧洲社会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最终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这只是欧洲的特殊情形，欧洲以外的国家，不必都经过这样的阶段。如果按照顾准和张光直的看法，西欧的历史只是特例，埃及、中国、印度、俄罗斯等等才是通例。古希腊的民主制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其它文明体系中的“东方专制主义”才是普遍现象。西欧的封建制度的产生与古罗马帝国的崩溃、蛮族的入侵有关，其它文明中只有日本与之相似。
　　 西欧特定时期的那一段历史上出现的制度安排，被一些学者称为“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或“封建主义”（feudalism）。对这个制度及其相关概念的创造做出贡献的，主要是19世纪的一批德国学者，而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沿用。Feudalism最初被译为中文“封建”“封建社会”，一说是日本人的贡献，一说是严复。我宁愿相信它来自东瀛，因为近代汉语外来词从日本“转口”的事例不胜枚举。
　　
　　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到国际共运的影响，加上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的民族前途问题，学者们和各派政治人物就如何认识中国的现状，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
　　以陶希圣为代表的一派，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已崩溃，春秋战国以后，“中国是封建制度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以士大夫身份及农民的势力关系为社会主义构造的社会”，称之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判断，在不承认秦至清为封建社会这一点上是对的，但是他的理论基础仍是西方中心论的一套，即封建社会之后应该有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论战各方，除了郭沫若为代表的一派外，基本上否认这一段历史时期为“封建社会”。
　　 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他的成名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明确提出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几个阶段。之后，中国社会史论战变成了各派之间的混战；论战各方大多出于政治目的，脱离了学术研究的轨道。但是，49年以后，以这场讨论为基础，形成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的官方观点。
　　 李泽厚说过，近代以来，中国存在着“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而且经常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姑不论其说法是否正确，为了“救亡”而阉割学术，倒是经常出现的，学术必须为“救亡”服务，不免就“病急乱投医”。“封建”的误用，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然而，以后的学术界把它当作定论，引起了学术上无穷的纷争和对自己国家历史的重大误解，则是始料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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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分期
　　
　　 为了把中国历史“装”到这种欧洲的“历史发展”模式里面，必须按照顺序对中国古代史进行分期。原始社会本来就无可稽考，怎么说都可以；所谓“奴隶社会”时代的文字记载、出土材料本来也可以作多种解释，这些都还说的过去。可是中国历史的哪一段应该属于“封建社会”呢？因为中国本来就不存在“封建社会”，所以一大批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伤透了脑筋也没有办法取得任何共识，以至形成了八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彼此相持不下，聚讼纷纭，称之为“XX封建论”。叶文宪在《古史分期新论——关于重构中国古代史体系的思考》总结如下：
　　
　　 关于古史分期的讨论至今已有70年了。这70年古史分期研究史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前50年数以百计的学者发表了800篇（部）以上论著，形成了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和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东晋封建说八派观点。1978年长春会议和林甘泉等人合著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一书对三论五说和前50年研究史进行了全面检阅和总结。后20年虽然仍有几十篇讨论古史分期的文章问世，但都没有超出三论五说的范围。三论五说是前50年古史分期研究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既然它们不可能统一，那么只有突破它们的束缚才能取得新的进展。[2]
　　
　　 其实，只要不受教条主义的影响，一个稍为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这里面的荒唐之处。从西周到东晋，时间跨过了一千多年。差距如此之大，早就应该意识到，问题根本不存在，要不然怎么讨论了那么久还不能在大多数人中达成共识。
　　
　　假问题：为何长期停滞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必须是有意义、可以通过研究、实验等手段来加以证实或证伪的问题才是真问题。中国史学界有很多假问题，提出来是注定没有答案、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
　　 何兆武先生曾经为了这个问题，写过一篇专文《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从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论说起》。该文的主题已在题目上可以看出，就是直斥“停滞论”为假问题。何文指出：
　　
　　 在当代历史研究的所有热门问题之中，大概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的原因的探讨，可以算是最为热门的一个问题了。它自从被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提了出来之后，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就一直成为史学界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和它同时的其他几个热门问题，经历过一番热潮之后，就似乎逐渐趋于冷却了；唯独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的原因的问题，却仿佛现实了它异常之长久的生命力，它所引起的兴趣和探讨至今不衰。
　　 令人多少感到奇怪的是，所有参加这个热门问题的讨论的学者们，似乎都毫无保留地而且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样一条前提假设，即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表现出特殊的长期性、或停滞性、获长期停滞性。在他们努力寻找各种答案的时候，他们好象很少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能不能成立？假如能成立，又是在哪种意义上才能成立？
　　我们甚至可以更直截了当地问：这个问题究竟是一个真问题，还是一个假问题。对于一个假问题而要努力去寻找答案，那种努力将是徒劳无功，那种答案将是没有意义的。
　　 ……在全人类迄今为止高度发达的文化或文明之中（8个、或21个，或26个，或任何其他数目，总之决不止于是西欧和中国两个而已），只有一个是较快于中国进入了资本主义的，那就是西欧。除了西欧而外，和所有其余的文化或文明相比，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中国必任何其他一个发展的更为缓慢、更为停滞。……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的，我们还只见到西欧这样一个例子，所以它应该算是一个孤例或特例。其余的十几个或几十个文化或文明，包括中国，都没有出现过这种特例，所以应该视为是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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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 “封建”是什么
　　
　　 在古代中国，“封建”是与“郡县”相对立的概念。学者们一般认为，“封建”始于武王或周公，第一次“封建”后发生了著名的“三监之乱”；周公东征后进行第二次封建，把周王的兄弟、重臣等分散到各个重要战略据点，领有土地和人民，目的主要是“为周室辅”，因而形成了齐、鲁、燕、晋等大诸侯国。在划分封土的同时，还进行了有计划的大移民。一开始的时候，诸侯国君连同其族人住在有防护设施的城邑里（“国”），国君的族人称为“国人”；被统治的民族在“国”以外的周围地区，称为“野”，这些人也就是“野人”。诸侯国臣属于周天子，在平叛、应付外敌时有责任出兵；但诸侯国也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还可以将其属土和平民再次分封给大夫。我们熟知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是周天子的天下，“国”是诸侯国，“家”并非现在我们理解的核心家庭，而是大夫的封邑。
　　 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国与周天子的关系发生变化，周天子的地位受到挑战，而西周末年当周天子受到犬戎威胁的时候，诸侯国并没有发挥“为周室辅”的作用。战国时期，秦、楚等国在其内部逐渐发展了“郡县制”。秦始皇统一以后，曾就实行封建还是郡县制发生争论，结果以李斯为代表的观点占了上风，分全国为三十六郡，以后陆续增加。从秦开始的郡县制的主要精神，是地方官员有中央任命，不能世袭，中央并可定期予以考核、升降或更换，是一种中央集权制度。我认为，郡县制以及与之相应的察举、科举制度是中国队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也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成熟的表现。
　　 此后，恢复封建的努力不时出现，但郡县制一直是主流。汉初的封建产生了“七国之乱”，西晋的封建产生了“八王之乱”。再往后，除了明初诸王拥有兵权外，其他时期只是一定的名分，而不具有封建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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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的“封建”是什么
　　
　　 其实翻开一些普通的世界史教科书，假如不带理论上的“有色眼镜”，我们很容易看出，西欧的“封建社会”和中国前近代社会迥然不同。70年代国内曾经翻译出版的一本《世界史》，对“封建制度”是这么描述的：
　　
　　 “封建制度是什么 封建制度是在一个重大危险时期作为一种相互保障的社会而产生的。它的最简单的方式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与许多弱者联合起来，共同持有和耕作一大片土地，共同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封建制度是中世纪流行于西欧的社会状态。它是一种具有保护和服役两种主要特点，弱者服役于强者，强者保护弱者的社会状态。这种相互关系的主要基础是土地占有权——对土地的持有。
　　 不是一个制度 就其真正的意义来说，封建制度并不是一种制度。它缺乏一种制度所必须具备的规律性和一致性。虽然它几乎盛行于西欧各地，但其间仍有许多地方性或个人色彩的差异。一个地方的形式有别于另一地方的形式；某个人所订的封建契约又经常有别于其他的人所订的契约。然而就其一般情况和实践而言，封建制度在各处仍是大体相同的。
　　 封建制度的起源 封建制度并没有经过人们实现的计划或议定。它的成长恰恰由于当时没有固定的政府来保障生命和财产和规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蛮族的入侵摧毁了旧的罗马政府，而新国家的法律和秩序的建立又需要若干世纪。在此期间，在这种紧急状态下，由于缺乏更好的办法，封建制度就生长起来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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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所概括的封建制的一些特征是：领主，或称“王侯”或“宗主”，是土地的主人；封臣是佃户，但是封臣之下可能还有下一级的封臣。在封臣和宗主之间的封建契约包含着双方的义务。宗主不仅要庇护它的封臣以抵抗入侵者和盗贼，而且还要注意他们在任何争端或论争中是否获得公道；封臣对其领主担任的服役有兵役、宫廷劳役等义务。领主依靠一支骑士队伍来保护自己领地范围内的封臣。
　　 这样的情况，跟中国的绝对王权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在中国，武装力量只能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组织的，私人武装力量的出现是特殊情况；名义上，保护人民的是中央政府而不是地主；中央政府跟私人之间并非一种契约关系，中央有权没收私人的土地、财产重新分配。把中国这一段历史叫做“封建社会”，如果不是无心的“张冠李戴”，那只能是有意的“指鹿为马”。
　　 黄仁宇先生的论述可能更为准确：
　　
　　 “欧洲之feudal system被称为feudalism起源于法国大革命之后，当日作者以此名称综合叙述中世纪一般政治及社会的特征，并未赋予历史上的意义。缕列这些特征，使feudal system给人以明确的认识，这是本世纪的事。迄至1950年间美国多数学者商讨之后，才觉得这种组织制度，包括中国之封建制度在内，有一下三种特点：（一）威权粉碎。即封建制度行时，虽仍有中央皇室的残型，其实税收之征集与支付，民法刑法至裁判，以及兵役的区处，全由地方首脑就地方作主，可以说是集‘地方分权’之大成。（二）公众事宜变为私人产业。裂土封茅必须固定，所‘封’的方域，全部成为被封者的家产，通过遗传，永为恒业。皇帝的宝位不算，其他下至各乡邑，全部出诸遗传，都为私人产业。全民都处于不平等地位，都有尊卑上下的次序。所以欧洲的feudal system就使得土地不得出卖，如果土地出卖，社会流动性大，其组织制度就无法维持。（三）武士传统。以上条件，全民都在金字塔的形状下，已有军事精神，于是武士与地主及政治力量，凝合为一，职业军人就是骑士，也是贵族。参与讨论的一位汉学家，指出在前述的定义下，中国的封建制度只有古代商周间的一段。一到魏晋南北朝，虽表现若干封建因素，已不成为一种制度。”[5]
　　 其实，就算是西欧的封建制度，在时间和空间上也有着千差万别的情况，20世纪有些学者颇为怀疑其普遍性，认为可能只是19世纪德国学者们根据部分地区情况研究的结果，在西欧广大地区也不完全一样。
　　
　　结论
　　
　　 结论十分之简单，中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道路，从秦到清这一段漫长的历史，不能用“封建社会”来指称。除了西周以外，中国不可能有过什么“封建制度”“封建时代”。几十年来“封建”一词被严重地误用，已经把“封建”的原意给淹没了。
　　 上面所做的工作有意义吗？应该说意义不大，我们只是破坏。打翻一个旧世界容易，建立一个新世界难。有些朋友总是问我，如果这一段历史不叫“封建社会”，那应该叫社么？我觉得这是中毒太深，就算是同意我的具体结论，但思维模式仍是旧式的，以为世界上存在一个绝对正确的历史分期理论，前面所说的错误只是用错了方法。如果一个分期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那就拿来用用；如果造成了反效果，为什么不把它抛弃掉？
　　
　　[1] 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4月，第29页。
　　[2] 《中国史研究动态》
　　[3] 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散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32-237页
　　[4] 海斯、穆恩、韦兰：《世界史》，北京，三联书店1974年，第443-444页
　　[5]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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