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中华狙击思科

cyan · 发表于 27.1.2003 19:28:51

巨大中华狙击思科 2002-11-18 16:57　作者：龚昱　转自：新电子·IT经理人商业周刊 　　在开放市场经济的中国，从来没有哪个阶段象目前这样——外来者的威胁如此强大，以至于国人似乎对所有涉及全球竞争的产业信心降低到了空前的程度。 　　相较终端类和软体类IT产品的殊死挣扎，通信行业由于技术特征的原因始终保持着最后的一份尊严，但那绝对是激战前的片刻宁静。即使位于产业上游的厂商，也无一例外地意识到：未来的不确定性将对过去的成就产生排山倒海般的冲撞，直至优胜劣汰。 　　数据通信，一个敏感的、充满技术生命力的尖端领域，主宰着整个互联网，也迫使所有相关行业不断革新应变，它的魔力非常惊人——磁石般吸引着产业投资，同时无情地排斥一切传统。此外，它还有另一个特征，那就是在IP、IPX、APPLETalk、DECNet等网络环境下全兼容的思科互联网操作系统IOS，控制了全球超过80%的LAN、MAN、WAN以及VPN的运行，在中国甚至完全垄断了网络核心层及枢纽节点的市场份额。CISCO IOS承载的标准业务从某种层面说，比七层开放互连体系更深入人心，并且看来极有可能于未来若干年内取得事实上的工业标准地位——尽管ITU-T不这么认为。 　　产业竞争首先必然是自信心的较量。排开外部环境不谈，与思科同时代的中兴、华为应该承认：当前内忧外患的产业格局并非历史造成。实际上，就经验积淀而论，思科反而处于弱势，因为其历程仅仅18年，根本无法与倾全国之力打造出的“中华”渊源相提并论，何况自1998年之后，“中华”阵营又加入了“巨大”的力量。 　　事情的确令人难以读懂。从事通信课题的人都知道：在思科全球战略部署的强大压力之下，“巨大中华”除了被动跟进别无选择，并且，这一切由于是发生在国内市场而正变得越来越具有讽刺意味。 　　与时俱进 　　早在1993年，世界上就出现了一个由1000台思科路由器连接成的互联网络。如今，网络的智能化进程正从核心向局域网和城域网转移，可扩展性、安全性以及可控性要求将不断提高——这是思科系统公司副总裁兼以太网接入事业部总经理Larry Birenbaum对新一代企业网和宽带网的纲领性诠释。2001年12月18日，思科在北京举办了题为“与时俱进，再攀高峰”的新产品发布会，“IP+以太网”的汇聚趋势被Larry以浅显易俗的方式向包括政府官员和电信企业领导人在内的数百名与会者详尽地阐述了不止一遍。与此同时，人们也第一次见识了Catalyst2950G智能二层交换机和Catalyst3550多层交换机，以及Catalyst4000高密度千兆交换模块和Catalyst6500万兆交换模块。 　　稍早些时候，思科全球高级副总裁Howard Charney也在北京滔滔不决地讲述了关于数据中心、VoIP（IP语音）和汇聚技术等课题的最新理念，就互联网解决方案向中国市场采取了一连串抛砖引玉的行动，意在引领新一轮通信领域的竞争风暴。 　　2002年4月，思科系统公司宣布推出一系列支持SIP（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的IP语音（VoIP）产品，同时宣布美国几家新型电信运营商——deltathree、Talking Nets及Vonage已经利用思科及其合作伙伴提供的基于SIP的解决方案，成功部署了新型可创收的VoIP服务，值得关注的是，该项业内领先的业务极可能在近期推向中国市场。 　　与微软、甲骨文、惠普、国际商用机器、英特尔等跨国机构同样地，思科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本土化运作当中（而非仅仅与时间竞赛）。除了操作界面中文进程尚未开发，其余包括人力资源和财政部署，以及人文方面，思科对推行本土化可谓用心良苦。 　　2001年5月，IT生涯始于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杜家滨升任思科系统公司副总裁兼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总裁，全面掌控思科中国业务。此前，杜家滨曾经担任微软（中国）总裁，并在惠普公司工作长达10年，是顶尖级IT职业经理人，产品营销、市场策划、项目开发等样样精通。思科（中国）在杜家滨的领导下，不仅销售业务量逐年攀升，而且与政府机构取得了良好的沟通，最重要的是，思科主持的互联网认证专家计划CCIE正以无可阻挡之势影响着国内通信专业领域的技术体系，以至当今互联网渐已形成这样一种共识——谁取得思科系统颁发的CCIE认证，谁就是站在互联网最顶层的精英。 　　无疑，这比思科CEO钱伯斯的四度访华更具有现实意义。后者充其量不过创造了友好合作的外部环境，而前者却使得CISCO成为了中国人的顶礼膜拜对象——这种人文的潜移默化，足以抵得上花费10亿美金开拓新市场的价值。 　　大唐沉沦 　　并不是每个人都对思科在中国的扩张野心表现得忧心忡忡，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魏少军便是少数几个充满自信心的核心人物之一。 　　由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1998年9月于北京海淀区发起成立的大唐电信，当年10月便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短短2年后，公司主营业务狂收24亿元，市值高达46亿元，一举进入国内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之列，考虑到通信行业2大王牌企业之一的中兴公司同期的营收也不过50亿元，大唐的业绩相当惊人。即使如此，对比思科（中国）的表现，大唐其实并没有多少值得炫耀的资本。从2000年2月开始，思科相继取得中国网通、联通、电信以及广电系统的大宗订单，尤其是中国电信ChinaNet网采用思科公司2.5G GSR（千兆比交换路由）产品，使得电信IP业务的宽带应用成为可能，进一步确立了CISCO在中国的王者地位。 　　由于思科技术上背靠斯坦福大学，经营上得益于硅谷孵化器，其数据通信方面的全球领先优势至少目前是无法撼动的，有专家称，思科的专业能力也许是近20年来互联网设备及解决方案供应领域最优秀的，几乎没有第二家企业能望其项背。 　　然而，恰恰是专业——思科的过于专业化，给竞争者留下可供喘息的缓冲地带。不错，没有人可以在数据通信领域真正叫板思科，但是，思科并非每个领域都能称王。包括法人代表周寰、总裁魏少军在内的大唐最高领导层意识到了这一点，莽夫只会釜底抽薪，而扬长避短永远是聪明的选择。 　　通信市场十分庞大，存在大量可作战略部署的边缘领域，例如IDC和无线交换。实际上，作为大唐电信骨干成员的西安大唐和光通、无线两家分公司早就制订了“以交换网络为核心，重点发展数据及移动产品，开发下一代NGN网络解决方案”的战略。除了众所周知的CDMA项目正一步步迈向成功（大唐是国内唯一一家CDMA全系列产品供应商），2002年第一季度，黑龙江省接入专网改造工程、福州电信IDC建设工程、深圳地铁光缆工程、广东联通室内分布系统建设、中国移动STK空中下载业务、澳门电讯网络现代化工程、无锡电信综合网管工程以及安徽联通本地传输接入网工程等大批通信相关业务活动中，频频出现大唐的名号。 　　很明显，大唐希望“遍地开花”，以全面的业务拓展对抗思科的高精尖专业化，同时，大唐并没有放弃高端的数据通信业务，反而加速开发网关类产品。 　　2001年底，受李岚清、李铁映等国家领导先后亲临视察的鼓舞，大唐电信联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共同开发出可实现产业化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DTYH—ISR9108核心层路由器，并通过信息产业部组织的电信设备入网鉴定，获得了国产核心路由设备的第一张入网批文——在思科的传统领地，这称得上开天辟地的奇迹，大唐也因此赢得了口碑。 　　国产品牌首次突破思科重围，挺进数据通信核心业务层，靠的居然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古老计谋，不失为对国人的一丝安慰。 　　巨龙搁浅 　　依靠雄厚的政策背景，大唐取得的局部成功尚未具备普遍性的意义，很大程度上依旧残存着计划之下的令人不安的阴影，就市场经济而言，大唐的说服力远远够不上典范。 　　有幸入选“巨大”阵营，巨龙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从根本上来说，延续了大唐的这种国有特色，所不同的是，巨龙仿佛更愿意收敛锋芒，蓄势待发。 　　“04机”是巨龙最大的资本，自1991年12月通过邮电部技术鉴定之后，在电信数字局用交换网业务中，巨龙04机长达10年时间一直占据着主力位置，与中兴、华为平分秋色。 　　名誉董事长邬江兴本人就是交换技术专家，担任了巨龙信息技术研究院院长以及国家数字交换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更是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通信技术主题组成员，长期在通信产业民族化事业中默默从事着繁杂而艰辛的基层工作；而来自普天集团的欧阳忠谋董事长也是电子技术的权威人士，CEO兼总裁陶铮正则是国家通信工业协会会长。 　　由于自身具有深厚的技术背景，创新无疑是巨龙领导团队所坚持不懈的经营理念。思科占据着国内从传输主干到节点设备、甚至接入网的大半壁江山，而巨龙所拥有的唯一王牌仅仅是“04系列”，其应用领域相对狭窄，并且由于官僚、行政以及本身的渠道瓶颈，造成市场局面难以大规模拓展，严重制约了巨龙进一步从事技术深挖掘的企图，所以，当今主流传输系统已经鲜少看到巨龙的产品。 　　出乎人们意外的是，并非“巨大中华”阵线成员的烽火通信公司反倒频频出镜，其光通信产品最近2年的市场表现异常活跃（2001年跃居国内第二，仅次于华为），数据通信领域也大有取代巨龙之势。邬江兴当然不可能对此熟视无睹，囿于历史遗留的一些原因，巨龙只能暂时韬光养晦，蓄势以待。 　　1999年12月22日，原巨龙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巨龙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随即，一系列现代企业经营管理革新进程逐步展开：首先是与福建东南网络公司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然后取得了国家教育部首批“863产业化基地”授权，接下来采用国际先进的产品事业部机制，成立了交换接入、传输、移动、信息网络、海外营销5大事业部，并以“打造未来高速信息网络”、“拓展西部新蓝图”为主题，先后参加了北京、西安等地的通信展会，步步为营地进行宣传推广工作。 　　2000年3月、6月和7月，巨龙接连拿下古巴青年岛工程、韩国C&&S Technology工程和莱索托王国广电工程，开始向海外市场挺进。12月6日，市场工作渐有起色的巨龙公司本部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并取得证书，一方面是巨龙团队努力的结果，同时也不排除有竞争对手的反向激励因素在内。 　　时任广州办事处主任的贺洪武就曾表示：“国外有思科，国内有华为，我们日常承受的压力，外人是无法想象的。”而他的同胞兄弟——华为技术本部的贺知荣作了进一步说明：“巨龙与华为的区别不在技术上，而是所处的行业地位和国内环境大相径庭。” 　　然而，时至今日，巨龙的发展脚步似乎越来越缓慢，其基于交换、面向网络而开发的各种产品也正在淡出行业的视线。业内人士分析，除了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所必然遭遇隘口这一常识性因素之外，巨龙之所以产生这种不利局面，更深层原因是对新经济规则的陌生感束缚了它的手脚。这也暴露出我国企业在后WTO时代缺乏因时制宜的应变能力，尤其是处于技术最前沿的通信领域，弱势非常明显。 　　当前全球竞争环境下，没有第二套战略备忘，一味自给自足，对企业的良性运作势必造成难以调和的障碍——这很可能是一种致命的灾难。 　　中华英雄 　　对于华为和中兴的高级管理层，巨龙的案例是最佳的管理培训教材。 　　通信设备制造，华为公司自成立就一直排名国内同行之首，而中兴通讯公司紧随其后，2大厂商控制了国内通信设备供应市场近60%的份额。 　　思科中国的战略中，针对“巨大”阵线倒看不出什么特别内容，但是，“中华”阵线给思科的压力显然强大得多，在许多电信竞标方案中，思科遭遇了来自中兴和华为的威胁，并且不止一次尝到败绩，“中华”阵线成了思科在中国推行互联网统治策略的绊脚石。 　　以“收购兼并”闻名的思科，历史上有显赫的并购业绩，包括Catalyst在内的业界优秀专业厂商相继被思科招至麾下，充当其攻城掠地的先锋。不过，思科现在面对的是“中华”阵线，以华为和中兴目前实力，思科要想重续往日并购辉煌实在勉为其难，即使是1998年鼎盛时期的思科（市值5000亿美元），大概也无力吞下“中华”，何况还有“巨大”的阴影环伺在旁。 　　中兴通讯2001年年报的资料显示，中兴通讯资产总值60亿，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同期，华为公司的销售额高达255亿，利税近24亿。同在深圳的这两家国内顶级设备商，产品线不仅涵盖了思科全部业务领域，更延伸到许多思科力所难及的地方。华为的主力业务包括光网络、移动通信和宽带，其中，固定网、移动网和数据通信网的产品方案至少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技术性能并不比思科逊色，差距主要体现在整网解决方案当中，中兴差不多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不同的是中兴的3G研发进程比华为稍强一些。 　　不容否认，思科的互联网解决方案不单在中国领先，更是全球通信行业的技术标榜。尽管华为和中兴每年都投入巨资（相当于年度销售额10%的资金）开发新产品，以期尽快缩短技术上的差距，但是，思科的技术创新速度极快，遍布全球的研发机构和总部聘用的业内最优秀的工程师们不断进行技术更新和产品升级，使其以技术为本的全球产业链日趋成熟完善，令所有竞争者无法企及——超越思科的代价是沉重的，国际著名的3COM公司在与思科的针锋相对中就曾经饱受其害，至今也无力组织起有效的反击。 　　惟有拯救国内市场，才能抗衡思科。由于近年来朗讯、西门子、阿尔卡特、北电等跨国机构纷纷涌进中国，设备供应早已变为买方市场，“巨大中华”以外的国产品牌几乎丧失了最起码的立足之地，而“中华”自身也同样受到市场发展规律的制约，要想在目前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所面临的阻力难以想象。即使中兴将2002年的目标定位于进入200亿（销售总量）阵营，华为更提出了355亿的年度销售计划，不过，正如一张被群蚁啃嗜的大饼，实际上没有任何一方能够预测到市场在未来一年内会发生什么情况。 　　所幸，华为Quidway系列数据通信产品、Optix（TM）系列光传输产品以及中兴Unitran系列SDH/DWDM产品、Softswitch系列智能网产品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特别是两家厂商的10G SDH系列和320G DWDM系列光传输产品，不仅确立了与国际同步的地位，更充当了国内通信主干网工程的竞标使者，与包括思科在内的大批跨国机构分庭抗礼，不能说是异军突起，但的确是民族通信业的中流砥柱。尽管华为任正非与中兴侯为贵两位老总几乎攻守同盟般对外界保持着一贯的低调，却掩盖不了“中华”的雄起事实。 　　海外市场，“中华”现阶段新生派的整网解决方案不时在一些亚非拉国家的骨干工程项目中曝光，虽不显赫，却也算具有划时代意义——毕竟，我国在OSI/ISO体系中并不具有主导型的自主产权，标准仍然被洋人垄断。 　　国内，“中华”阵线已拥有了抗衡思科的基础，那就是市场。无论怎样，华为的招牌和中兴的理念不再让国人陌生，遗憾的是，“巨大”的力量略嫌单薄了些。中兴技术支持部的李松柏和李征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巨龙和大唐无法与我们互成犄角，如果‘巨大中华’有软肋的话，那肯定是‘巨大’。” 　　终结者同盟 　　思科是这样的一种企业——强大而不独断，严谨却不乏灵活。相较之下，“巨大中华”显得过于沉重——背负民族使命感的沉重和技术赶超压力的沉重。 　　换一个角度，假设通信产业领域从来就不曾有过华为、中兴、大唐、巨龙，而所有基于国家公共主干的设备系统全部依赖思科或别的国外公司的产品，那是怎样难堪的局面呢？也许，专家们对此不屑一顾，信息产业部高层人士也在不同场合不同程度地表达过如下的思维：民族通信产业的振兴指日可待。然而，市场经济不是单面镜，不能无视规律和程序。 　　时间的比较是毫无意义的——思科18年，中兴16年，华为14年——差距不可能在区区4年时间内就拉大到如此悬殊的程度，而且是可比性差距。假若将思科借助互联网方案提高生产力、创造出17亿美元经济效益的相关环节累计起来，单纯一个销售额指标便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即使“中华”与思科在国内市场三分天下，或者合力于局部压倒思科，也并不表示民族产业从此振兴。 　　现实的情况则是：“巨大中华”一方面向媒介和广大产业支持者津津乐道于在中低端销售市场“芝麻开花节节高”，一方面却眼睁睁瞅着思科动用其ONS15808 WDM和AS5000 Gateway这样的最新产品吞噬所剩无几的高端市场，束手无策。还有尚属国内空白的思科王牌——CISCO 12000系列IP核心路由产品，其提供的千兆比电信转发功能之强大，是任何一家国产品牌所望尘莫及的。 　　从1999年1月开始，思科加强了在中国的研发投入，全球四大技术支持中心之一就落户北京，并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个办事处建立了备件库。同时，思科重点建设渠道，包括代理分销体系、认证体系、培训体系和战略联盟体系，思科的工程师们为客户（尤其是中小企业客户）提供7X24小时、全年不间断的技术及产品服务。考虑到思科在线订购网络的无比强大的功能优势（网上日均销量5000万美元），我们有理由对“巨大中华”的市场前景表示担忧。 　　当今电信增值业务聚焦于VoIP是不争的事实，思科SIP拔得头筹，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思科领先全球的全面解决方案有可能将民族产业挤压到极其狭窄的险境。2001年度，思科全球销售额折合人民币达到1000亿，超过“巨大中华”总和一倍之多，给业内的震撼非常强烈。 　　就业务领域而言，“巨大中华”的重叠太多，而互补性的太少，无法在短期内形成产业领域的协同效应，一些电信和移动人士不无揶揄地透露，往往在一些关键性的项目中，出现多家国内厂商争抢同一订单的尴尬局面。世纪人公司华南区经理苏昕光对此深有体会，他曾经在铁通公司湖南的一次招标会上同时遇到4位校友，而他们分别来自5家同行企业，最终的结果却是另一家公司中标。据他描述，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经常发生。 　　不错，集成项目对任一家企业都意味着补充新鲜血液，成功地取得标的也是对企业发展最大的激励，可是，在推进市场有序发展的战略架构当中，竞争反而极有可能成为羁绊。某些意义上，良性竞争可以促进产业道路向集约化、标准化、前瞻化发展，与此同时，竞争的严肃性和残酷性体现到每一家企业的经营领域则形成需求资源的必然分散，而企业资源在许多时候必须对随时改变的市场风向穷于应付，导致离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原则越来越疏远，失去了原本集中的优势。对抗思科，除了强化技术资源，仍然离不开对经济学基本原则的深刻理解，无论多么优秀的企业，都必须遵循市场秩序。 　　如果有另一个开端让“巨大中华”重新选择，会出现民族通信产业竞合联盟吗？我们并非鼓励寡头集团垄断，事实上，我们一贯强烈反对垄断。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希望培育一个脉络非常清晰的、没有明显软肋的、足够抗拒风浪的健康市场——当思科这样的入侵者纷至沓来之际，所有民族产业成员不必挣扎彷徨，而能从容应对，在力促有序竞争的同时，共同维护市场的稳定。 　　这需要建立一种阵线同盟——“巨大中华”竞合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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