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涉及政治,可政治一直缠着我”

令狐药师

作者：田志凌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三生影像》,(美)聂华苓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6月版。



聂华苓有着极为传奇的一生。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美国，从《自由中国》的编辑到著名旅美女作家，再到享誉世界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发起人，她的一生都与各种作家和知识分子分不开。在经她邀请到爱荷华的名单上，我们看到了密密麻麻的当代著名作家的名字，从艾青到丁玲、萧乾、汪曾祺，从王蒙到莫言、余华、王安忆、阿城；台湾的余光中、白先勇、痖弦、郑愁予、陈映真、柏杨，等等等等。这个名单几乎就是当代华人名作家的一个图谱。

聂华苓的回忆录《三生影像》日前由三联书店出版。书中，聂华苓根据她在国内求学、台湾写作并遭政治迫害和在美国主持“国际写作计划”的经历，描摹了自己丰富而传奇的一生，同时记录了大量到爱荷华的世界各国著名作家的轶事。聂华苓认为，该书是她对于20世纪一个时代的记忆，“同时它还是一个作家的历史，一个女人的历史，也是一部知识分子渴求生存的历史。”

这本书是我对20世纪的记忆

南方都市报：在《三生影像》里，根据你在大陆求学、台湾写作和在美国主持“国际写作计划”的经历，分为三个部分：“故园”、“绿岛小夜曲”和“红楼情事”。大陆、台湾、爱荷华这三个地方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聂华苓：我1929年出生，在武汉长大，要逃避国民党特务的追踪，我们全家就住在日本汉口租界。我听的是日语，看的是日文。战争爆发以后我们就离开武汉，后来辗转到了四川。那时候四川跟现在不同的，那时候在四川我们被称为下江人，等于和四川人是两个国度的人。后来我1949年到了台湾，就是外省人。到1964年从台湾去了美国，是外国人。所以我总是和外籍有关系。我今年83岁了，我想这是三个地区不同的生活，完全不同。

我活过了20世纪，这本书等于是我对20世纪一个时代的记忆。有一点很特殊，我从来不涉及政治，可是政治好像一直缠着我。之前我一直没有感受到，可是我写文章之后发现政治真是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政治我才去了台湾，因为政治我去了美国，后来因为政治我又回来。

南方都市报：说到政治，书中的第二部分讲到你在台湾《自由中国》的经历。关于那一群知识分子的故事很令人感兴趣。那些年的经历对你后来的人生有怎样的影响？

聂华苓：我是1949年24岁时到台湾的，一到台湾就参加了由胡适和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我是副刊编辑。在杂志社我是最年轻的也是唯一的女性，其他人对我的影响很大。《自由中国》杂志希望宣扬、改善台湾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希望一切都是革新，但不被那个时候的政府容纳，渐渐形成了对立的状态。1952年胡适公开辞去了《自由中国》发行人的职务。但我心里想他还是支持《自由中国》的。1960年《自由中国》被封，雷震先生蒙冤下狱十年。我后来只好远走美国。

我在那里一共11年，个性得到了充分尊重，工作如鱼得水。最重要的是，我在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等知识分子身上看到了为人的风骨和做人的尊严。那时我很年轻，跟他们在一起我只有听的份。开编辑会最好玩，像毛子水老先生，他比较保守，而殷海光是少壮派，思想非常尖锐，他们俩观点总是对立的，开会就一直辩论，雷震就从中调和。旁听他们的辩论以及他们清明的思维方式，是我那时最大的乐趣，不知不觉影响了我一生。

南方都市报：书里有一张照片，1949年你离开北平到上海后拍的，穿上旗袍和别针。你说自己是“死不悔改的布尔乔亚”。

聂华苓：当时刚刚从北平跑出去嘛。解放军进城，我们是看热闹这样看的，真的秩序很好，很整齐地进来。我那时跟王正路已经结婚了，他们家里几弟兄和父母在北平城里住在一起。我是一个南方人，那个时候南方和北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尤其我在家里是横行霸道的那种人，跑到北方一个大家庭里头做媳妇，早上还要给婆婆倒尿盘，客人来了还不能坐，那我怎么受得了。所以从哪方面来说我都要走。

南方都市报：你后来遇到保罗。安格尔是在台湾了。

聂华苓：1963年我们在台北一次酒会上认识的。Paul转头望着我，仿佛是一见钟情。1971年我们结婚。跟Paul在一起，最大的幸福是我们很能沟通，有谈不完的话。我们感兴趣的主要是人。谈人，谈问题，谈哪个国家的作家，我们有共同的兴趣。我们俩都是第二次结婚，对婚姻有经验了。两个人生活在一起，首先要彼此相爱，然后互相体谅，这才是关键。

1991年他是突然去的。那时候刚好波兰的新总统给他和我一个国际文化奖，我们是领奖去的，高高兴兴去的。我们打算去欧洲的很多国家，都安排好了，突然在芝加哥转飞机的时候他倒下来了。我在机场到处找他，找到他的时候已经晚了。很多去过爱荷华的作家们都在机场等着欢迎我们，我只好一个个打电话过去，不行了，他刚刚倒下了。心情就像死了一样，好多年的心情都像死了。后来就慢慢地清理他留下的稿子，编了一本关于他的童年的书。2003年，在他去世12年后，我居然写出了《三生三世》，也是死里求生挣扎过来的。

丁玲这么“左”有她的原因

南方都市报：说起《三生三世》，这一次的《三生影像》是在那本书的基础上扩充的？

聂华苓：有很大的扩充，光各个时期的照片有284张，文章也增加了起码三分之一。可以说两本书是不同的内容。尤其是每个照片的说明我都花了很大功夫，我尽可能写得多一点，包含多一点的意思，要写出当时的情形和故事、事件和人物，蛮费功夫的。

南方都市报：“国际写作计划”就是你建议保罗。安格尔创立的？

聂华苓：1942年，Paul就开始主持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创作工作坊。他做了很多事，这个工作坊非常有影响。说起哪个作家是在爱荷华创作工作坊出来的，那几乎是一等的资历，比很多文学奖都更有含金量。

我去的时候，作家工作坊已经有几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作家。有一个印度的、一个阿富汗的一个菲律宾的，都是很好的作家。1967年，是在密西西比河的一条小船上，我和Paul在游河的时候我突发奇想，我跟他说，为什么不创办一个国际性的写作计划，把世界各国的优秀作家都邀请过来？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有全世界的一千多个作家来过爱荷华了。

南方都市报：因为你的参与，中国作家很多被邀请到爱荷华。

聂华苓：刚开始不行。像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就不可能有作家来。但1967年第一次我们就请了台湾的痖弦和香港的戴天。那时东欧的作家也不能去，不过我们是有邀请的，像捷克的、波兰的、匈牙利的、罗马尼亚的作家，我们就是一请再请。而且很多是被当局视为“有问题”的作家。不是说我们专门要请有问题的作家，而是因为他们是好作家，所以他们写的作品不容于他们的政府。尤其是苏联控制期间，这些作家或者被禁了，或者坐牢了。有一年我们邀请陈映真和哈维尔，他们俩都没能来成。很多作家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年纪已经不小了，50多了，他们可沉默了好多年。

南方都市报：萧乾是大陆第一个到爱荷华的作家？

聂华苓：对，1979年，那年刚好是中美建交。那天我和Paul在阳台上喝咖啡，我们就很高兴啊，他说我们可以邀请中国大陆的作家了，我说是啊。我1978年跟Paul和两个女儿第一次回北京，中美还没有建交，中国也没有那么开放，那时候我就想请中国作家。我们到处探听丁玲和艾青，我翻译过反右运动时期的两大卷作家作品，所以我对大陆的作家，像艾青、丁玲、萧乾都有一定的了解，1978年来我见到夏衍就问丁玲在哪、艾青在哪，他说不知道。

南方都市报：不过你后来还是找到他们了？

聂华苓：是的，通过蔡其矫找到艾青。艾青住在一个大杂院里。一条胡同，好窄的，车根本过不去，我们就下车走，一进去就看见艾青在太阳底下等着我们。艾青就跟保罗。安格尔拥抱，两个人都流泪了。进去就是一个小房，两个上下铺的木床，一个书桌。他先把抽屉打开给我看，“你看，这些年我写了这么多诗。”我们后来在他家照相，坐在下层床上，艾青就伸手顶着上层床板，说小心小心，床要垮了，地震震坏的。

后来我们出去吃饭，一进北海，就有人喊他“艾青”，两个都热烈握手。后来他跟我们说，是十几年没见的朋友。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出来、第一次上街。第二天他们来看我们，艾青给我一个小紫砂壶，他说这是“文革”以后我能剩下的少数东西之一，送给你做纪念。现在那个壶还在我家，我怕弄坏了，一直舍不得用。

南方都市报：丁玲是后来见的？

聂华苓：1980年。1978年我就到处打听她。1980年我和Paul到北京的时候，她正在住院。中国作协招待我们，我说我要见丁玲，他说我们可以安排。恐怕丁玲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平反，我跟Paul就很高兴地约好去医院看她，我们跑遍了整个北京都买不到花，最后买到一个装饰点缀的花篮，就带去了，她也很兴奋。她气度真的蛮大的。她跟我们说，我想亲眼看看美国，我说好，没问题，绝对邀请你，艾青是1980年来爱荷华，丁玲是1981年来的，王蒙1982年来。当然后来有各种知识分子批评丁玲，觉得她变“左”了，不够开明了。我倒觉得她有她的苦，要是从一个人的观点来看，她这么“左”是有她的原因的。她跟我是很好的朋友。

大陆作家的文字是有根的

南方都市报：我看到一张照片是年轻的王安忆和她母亲茹志娟一起到爱荷华。那时的王安忆是怎样的？

聂华苓：那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批作家，1983年，那年从大陆来的是吴祖光、茹志娟和王安忆，台湾的有陈映真、七等生和香港的潘耀明。吴祖光诙谐，茹志娟沉毅，潘耀明宽厚，王安忆敏锐，对人对事都有她独特的见解。

王安忆那时才二十几岁，刚发表了《本次列车终点站》，获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家。她最引人注意，扎两条小辫，明丽、透着点儿腼腆，偶尔冒出一句一针见血的话，多带批判性。她常常对她妈妈的观点持反对态度，她们的观点就像她们的创作一样，反映了两个不同的时代。她的好奇心也是最强的，特别想了解美国。所以我专门找另一个助教带着她参加各种活动，和美国年轻人接触。到美国对年轻的王安忆影响很大，她回国后给我写信，说这个经历对她的创作和人生都非常重要。

南方都市报：你是什么时候退出国际写作计划的？这个计划现在情况怎样？

聂华苓：我1988年就从那里退休了，保罗。安格尔的年纪比较大，我觉得应该跟他多花一些时间在一起。在此之前获邀的中国作家全是我提名的，现在能弄到经费的话我也可以提名。

现在这个计划主要面临的就是一个经费的问题。请一个作家恐怕要花15000美元。以前主要是几个教授捐的钱，最近只剩下两个人了，所以经费比较紧张。这都是要看钱的。现在有些欧洲作家他们有foundation基金，他们本国出钱让作家来爱荷华。所以我们希望你们的作协能够出钱给作家去。

南方都市报：你对当下的华语写作，比如大陆、台湾、香港的作家作品接触得多吗？觉得有什么不同？

聂华苓：也不少啊。你想当代作家，莫言、苏童、余华、李锐、刘恒、迟子健……一说就不少，他们都是去了爱荷华的。我过两天就去香港，香港有个红楼梦文学奖，邀请我做决审评委，就很有意思。我觉得大陆香港台湾的写作都不同。大陆的作家们，他们的文字就是从泥土里出来的，真是有根的。他们有的吃了很多苦的，现在就成了创作的财产了。有很想掘进泥土的气味。台湾作家就是比较沉思、比较内向的，就是慢慢地磨，语言跟大陆的也不同。这些年轻作家不像我们以前从大陆过去的作家，还带着原来的语言文化，年轻一代的台湾作家，对语言和技巧有自己的重新创造，所以就跟大陆不同。香港呢，比较西化，三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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