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

Xerxes

第四节 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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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建设对于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十分重要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既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又对政治、经济具有积极的反作用。对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来说，这一领域尤为重要。首先，俄国十月革命第一次完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尝试，这一过程本身便是俄国革命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群众中去，应用于俄国实际的结果。而为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大力发展生产的同时，使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少数革命者的进步思想变为国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便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其次，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够、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成人文盲率占75%，99%的居民信奉宗教。旧社会的思想文化遗产庞杂，对人民群众有相当大的影响。扫除文盲、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水平、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乃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经济建设的重要条件。此外，对于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思想文化建设还具有繁荣各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的任务。

　　一般说来，苏共和苏联政府是十分重视国民教育、思想文化建设问题的。在苏维埃政权初期，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1918年）通过的党纲提出了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任务——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教育制度，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工具。苏俄和苏联宪法中也规定了每个公民享有受教育权。经过不懈努力，苏联逐渐消灭了文盲，居民的受教育程度、科学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爱国主义教育、无神论教育也取得可观的成就。重要的是，通过宣传、教育，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

　　然而，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建设方面，苏联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缺陷，甚至是严重的弊病。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上涌现出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潮、出现思想理论混乱的局面，这些从反面印证了苏共意识形态工作以及苏联文化建设方面的缺陷。这种缺陷对于苏共来说是致命的——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上的失败是苏共政治上、组织上溃败的序幕。

　　一、 意识形态工作教条化、僵化，禁锢思想文化的发展

　　在俄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和文化水平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的国家里，要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为此，列宁提出了“文化革命”的思想，指出了在无产阶级夺取和掌握政权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全民文化水平，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发展道路。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充满了辩证的精神。列宁从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绝对化，而是根据实践的结果，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探寻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文明前提”的建设没有象列宁教导的那样受到应有的重视，而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又受到当时苏共党内斗争的影响，逐渐趋于僵化、教条化，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了党内斗争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工具。其结果是禁锢了思想文化的发展，使苏联社会受到精神压抑。纵观苏联历史，从斯大林时期起，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止，其间虽然也曾有过暂短的“解冻”时期，但从总体上看苏联社会一直处于一种封闭、僵化、精神压抑、理论脱离实际、社会生活缺乏活力的精神状态中。显而易见，苏共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工作的失误为后来苏联的剧变和解体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第一，苏共最高领导人垄断真理，垄断马克思主义解释权，本本、教条成为攻击政治对手的工具；政治与科学的界限长期混淆不清，苏共党和苏联社会丧失了寻求、探索真理的权利，完全服从于首长意志；领导人的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反而被奉为“经典”，成为阻碍苏联社会发展的精神枷锁。

　　国内战争结束后，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促进思想文化建设成为可能。“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开展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改造老一代和教育新一代的工作。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习气、习惯、传统和偏见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同这些传统和习气作斗争，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中必须克服这些传统和习气，并且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精神教育新的一代，──这就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不执行这些任务，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显然，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应该面向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耐心、细致、说理的思想理论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老一代和新一代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文化建设的重点。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逐渐消除旧社会的残余，战胜包括宗教世界观在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世界观，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然而，在实践中，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却放在了阶级斗争上。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解释以及他的全部论断成为评判是非、划分敌我的唯一标准和根据。这不仅限于党内斗争，而且还扩展到理论界、学术界、知识界、文艺界：不同学术流派、艺术流派的争论被上纲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一些新兴学科被宣布为资产阶级伪科学；正常的思想文化活动、科学研究工作受到干扰破坏；许多学者、科学家、文化工作者受到不公正对待。

　　在此情况下，社会主义理论探讨实际上被中断，形成领导人一言堂的局面。而无产阶级政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事实的确如此，苏联长期以来缺乏学术自由、探索真理的自由，从而使得被斯大林解释的马列主义日益僵化，理论脱离实际生活。由于缺少自由空气，领导人的错误得不到及时纠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经过苏共领导人的解释，被奉为神圣，不允许人们有丝毫怀疑。同时这些理论又成为攻击政治对手得心应手的工具。1955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正是利用所谓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优先发展重工业问题对马林科夫进行影射攻击，迫使其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实际上赫鲁晓夫本人也在讲发展轻工业和农业问题，其实就是不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部门，也根本谈不上什么“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对党的诽谤”、“右倾的复活”。然而，在反马列主义大帽子下，任何对手都没有反驳申辩的可能。仅此一例，便可看出，当时苏联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是多么僵化，人们的思想禁锢到了何种程度。

　　第二，片面、狭隘的文化观影响了思想文化的继承、发展和交流，形而上学、片面的意识形态宣传造成盲目乐观、妄自尊大、固步自封、不求发展的心态，使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缺乏对外部世界的真实认识，缺乏抵御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免疫力。

　　由于苏联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活动空间所限，苏联长期以来处在与世界文化相隔绝的境况中，其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基本上是封闭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不过在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进行接触和交流。这种在思想文化方面与世界相隔绝的状况，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发展。

　　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方方面面不加分析地否定、批判，贬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思想文化方面的成就，着意报导资本主义的黑暗面；而对国内情况则是报喜不报忧，刻意塑造一种太平盛世的景象。这使国家上层为苏联所取得的成就所陶醉，过分估计自己的优越性，妄自尊大，蔑视历史上和同时代的世界文明成果；同时使普通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感到厌烦，产生政治冷漠情绪。

　　第三，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以强制、行政命令解决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新的问题和矛盾。

　　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强迫、命令，以行政手段解决各种问题是苏联模式固有的特点，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也是如此。众所周知，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是一个特殊的领域，人们的思想是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见诸于言论，作用于行动的。对于人们的模糊认识、不正确、错误的思想，应采取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方法，开展正常的思想斗争，用无产阶级世界观、社会主义思想战胜其他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而苏联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战线上基本上采取了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马列主义，而且是苏共领导人所理解和解释的“马列主义”不容任何人怀疑、反对，苏共领导人的哪怕是明显不正确的理论、言论也不容怀疑、反对。在思想理论界不分敌我矛盾，往往把一些忠实于社会主义理想、勤于思考、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当成阶级异己分子，进行政治迫害、刑事处罚，从开除党籍、送进精神病院、流放、驱逐出境，到判处各种徒刑，甚至杀头。

　　在宗教信仰问题上，苏维埃政权初期，在对从事反苏维埃活动的反动教会上层进行必要的打击的过程中，有过一些过火行为，使一般教民产生不愉快的记忆。其后在很长时期内，在处理宗教信仰问题时苏联一直过左，急于求成。过激的无神论教育伤害了教徒的宗教感情。1960年为实现苏共提出的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宏伟计划，对教会和教徒采取了行政命令手段，企图一举“消灭”宗教。而在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里，宗教又与民族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宗教问题上的种种错误做法直接影响了民族关系，加剧了各民族的不满情绪。

　　二、从信任危机到信仰危机

　　在苏共领导人垄断真理、各种政法机关对社会严加控制、宣传机构以强大的声势对人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灌输的情况下，全社会听不到，或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似乎人们已经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似乎已成为全社会、全民族的意识形态。然而，事实上在这种一致、统一、平静下面有各种潜流在形成、涌动，一旦条件成熟，它们便会汇集起来，兴风作浪。相当一部分普通群众对社会现实不满、人们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意见长期得不到消除，进而转化为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信任危机，此后又逐渐发展成为对苏联一整套做法、甚至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所有这些，显然与苏联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战线的缺陷、失误不无关系。

　　第一，苏共及其领导人长期习惯于苏共所拥有的强大的、极其丰富的思想影响手段，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和表面上的和谐、一致，不能准确地把握社会的脉络。

　　不能说苏共及其领导人对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建设不重视，苏共历任领导人都对这方面的工作有过不少精辟的论述。然而，在实践中他们却往往只看到成绩的一面，对各种隐患──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思想文化渗透和腐蚀、大众思想上各种消极因素、苏共意识形态宣传部门的失误，等等──估计不足；热衷于进行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对社会思想动态、意识形态领域内各种动向的深入调查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习惯于用行政命令方式强制解决意识形态、思想问题，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耐心、细致的具体思想教育工作欠缺。从总体上看，苏共意识形态、宣传以及思想文化教育工作表面上轰轰烈烈，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第二，苏共及其领导人对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文化界出现的各种不同观点、意见和思潮采取简单压制方法，把许多原本可以通过正常的思想交锋和斗争争取过来的人，或是推到自己的对立面，或是将他们赶入“地下”，为日后的剧变奠定了基础。

　　斯大林压制党内不同意见，把党内意见分歧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用开除党籍、流放，甚至肉体消灭的方法处理党内不同意见者。这种极为错误、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做法，使不少敢于发表自己意见的正直人们无辜受屈，给社会留下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

　　斯大林之后，苏共领导人在处理不同意见者的方法上有所和缓，不再采用肉体消灭的方法了，但对思想、言论的政治迫害、刑事处罚依然存在。从总体上看，这种做法不利于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也不利于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在正常发表意见、观点的渠道不畅的情况下，各种思想流派早已存在，出现了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和一些“地下出版物”。当然，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十分复杂，其中不乏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人，但也有不少当时以及至今仍坚持马克思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他们勇于探索、追求真理，敢于直言批评党内和苏联社会上种种消极现象，向官僚主义和党内腐败宣战，并因此而受到不公正对待。如罗伊·麦德维杰夫因发表不同于官方的政治见解、在西方出版书籍被开除党籍，受到迫害。而在“8·19事件”后，共产党被禁止活动，社会上反共情绪高涨，大批原苏共的高官们纷纷倒戈，与苏共划清界线，谴责、声讨苏共，最好的也不过是保持沉默。当此危急关头，正是这个麦德维杰夫挺身而出，为争取共产党的生存权展开斗争，并积极组建左派政党。这一实例最鲜明不过地证明了苏共意识形态、思想工作的失败。 第三，在人们思想受到禁锢、党内不能开展正常思想交锋、不能就党和国家大事公开辩论的情况下，社会上，特别是党内培养出一些表面上奉承、迎合首长意志、实际上另有打算的干部。他们口是心非，成为日后剧变的骨干力量。

　　思想是活跃的、不受约束的东西，可以让人们不去说，不去做，任何权力也无法阻止人们去想。在苏联各个时期苏共党内各级干部和普通党员当然也在思考，相当一些人对苏共和苏联社会的各种弊端有自己的看法。在形势对其不利的情况下，他们不敢或不愿发表意见，或者采取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方式发泄不满。而当时机成熟，特别是他们自己登上领导岗位、有权有势之后便会将早已形成的思想付诸实践。 第四，教条化、僵化的理论，片面的宣传报导，强制命令的方法造成群众的逆反心理。一部分群众对党和国家领导失去信心，而绝大多数普通群众则对政治、对党和国家前途持无所谓的冷漠态度。这种社会心态为苏联的剧变和解体提供了社会基础。 在不真实、片面报导和对社会进行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的情况下，“政府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并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既然造就出一批思维简单，“只管私人生活的人”，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在党和国家遭遇危难的时刻去拯救、维护党和国家呢？在苏共瓦解、苏联解体过程中绝大多数普通群众虽有不满，仍沉默地接受了这一个又一个现实，这一事实本身恰恰说明苏共在普通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已降低到了何种程度。当然，这里面也有戈尔巴乔夫时期各种反对派对苏共历史大肆攻击、“改革”的种种错误所造成的后果，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在后边有关章节里探讨。

whitehard

好长，看的我头晕眼花的哦

Xerxes

第三章 苏联解体的民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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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作为多民族国家，在它刚度过69个年头就宣告解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族因素造成的。在过去很长时间，一方面，苏联领导人对社会发展阶段存在超前的认识，盲目地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或进入发达社会主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从而导致对民族关系发展状况的错误估计，认为苏联已经解决了民族关系问题，实现了各民族的真正平等和完全一致，形成了各民族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人为地加快各民族接近和融合的进程，轻视民族矛盾的普遍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他们对苏联社会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民族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对少数民族中有人要求实现民族自主权的宪法权利、维护民族历史、语言文化传统、对苏共民族政策的不满和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反抗，视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敌对势力煽动和挑起的，进行严厉批判并绳之以法，致使众多少数民族受到迫害，严重挫伤民族感情，加深了民族矛盾。实际上，苏联不仅没有解决好沙俄帝国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和问题，而且又不断产生新的民族矛盾和问题，致使潜伏着民族关系危机。

Xerxes

第一节 理论上的失误对民族问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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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导致忽视民族矛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解决民族矛盾和问题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而且在实践上确实解决了过去沙俄帝国遗留下来的一些重要的民族关系问题。但是，历史实践表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制度从建立到完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要经历漫长的历史时期，而且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因此，在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民族矛盾和问题也将长期存在。然而，过去苏联领导人和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缺乏科学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从苏维埃国家政权建立到80年代中期，始终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存在着超前的认识，盲目地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或进入发达社会主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从而导致对苏联民族关系发展状况的错误估计，忽视民族矛盾和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列宁对实现社会主义和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前景过于乐观。如第一章所述，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曾提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即将到来，因此，他曾一度认为在几十年内就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并过渡到共产主义，进而对解决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作出了过分乐观的估计。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提出，由于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民族关系问题的法律，各个非俄罗斯民族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国和民族自治实体，因而已经彻底解决了少数民族受压迫、岐视和地位不平等问题。尽管列宁这里指的是在法律上解决了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问题，而不是指实际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列宁的这些想法对后来苏联社会发展和处理民族关系问题还是产生了影响。

　　斯大林过早地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开始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而且提出消灭了产生民族纠纷和冲突的社会阶级基础。1924年1月列宁刚逝世，5月俄共（布）十三大政治报告在谈到民族关系发展状况时就提出，关于各民族权利平等、各民族经济和文化平等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这种估计显然不符合当时苏联民族关系的实际状况，因为仅过两年，联共（布）中央在关于哲苏台党组织状况和工作的决议中又批评该党组织中存在“氏族斗争和民族集团”，应加强少数民族工作，注意改善民族关系。此后，在他提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下，从1928年起推行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改造，使苏联社会和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于是，1933年1月斯大林提出，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表明，“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苏联已经建成”。过后不久，1936年11月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的报告中宣布：“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随之，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决议宣布，苏联“已完成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斯大林认为“制造民族纠纷的主要势力即剥削阶级已被消灭，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和燃起民族主义狂热的剥削制度已被消灭”，而且各民族之间的“互不信任的心理已经消灭”；“苏联各民族和种族，在全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都享有同等的权利。所以，根本谈不到民族权利会受到损害”的问题。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政治报告进而认为，苏联各民族“已经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以一种坚固的友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苏联“已经成为全世界真正民族平等与合作的榜样和典范”。从后来苏联剧变和解体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历史问题看，斯大林和联共中央这样估计民族关系状况，显然是不符合客观实际，人为地掩盖了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问题。

　　赫鲁晓夫宣布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苏联已经解决了民族关系问题。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苏联已进入“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理想，而是我们最近的明天”。接着，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宣布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对于民族关系发展状况，赫鲁晓夫提出，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已完全和最终地获得了胜利，已转入共产主义建设阶段，因此“已经解决了人类世世代代所关心的，而资本主义世界直到现在仍然尖锐的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即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因为“在苏联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苏共纲领认为苏联已经解决了民族关系问题，各民族人民共同生活在社会主义统一大家庭中，各民族共和国之间边界已失去原有的意义，今后苏共民族政策主要是促进各民族全面接近和统一。由此可见，赫鲁晓夫对苏联民族关系发展状况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否认民族矛盾和问题。

　　勃列日涅夫宣布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已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关系问题，否认各民族之间存在利益矛盾。1967年勃列日涅夫在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提出，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正在向共产主义转变。1972年苏共中央关于苏联成立50周年决议指出，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已形成了各民族共同和一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各民族利益已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各民族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正在进一步地完善和发展。同年12月，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成立50周年大会上宣布，“苏联的民族关系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已经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苏共今后的民族政策是实现各民族的全面接近和完全一致。由此可见，勃列日涅夫对苏联民族关系的现状也作出了错误的估计。

　　基于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超前认识和对民族关系发展状况的错误估计，长期以来苏联在民族关系方面报喜不报忧，竭力掩盖实际存在的民族矛盾和问题，人为地加快民族接近和融合的进程，从而轻视民族矛盾的普遍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这是苏联在制定民族政策和解决民族关系问题方面出现许多严重错误，最终导致多民族国家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linxun812

苏联不是联邦制
是邦联制

hongli

seajoyl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