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善于玩弄权术,他利用掌控北伐军的便利条件,耍了一个伎俩,软硬兼施地糊弄了孙中山先生当了83天皇帝,过了一把三宫六院七二妃极乐生活的瘾,梦还未做完,就完蛋了。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定在败家之后依然沉浸在皇子的幻觉之中,当时,家中有一个老人侍候他,每天早晨起来,袁公子一如既往地胸前挂着洁白的餐巾,正襟危坐,左手执叉,右手握刀,一丝不苟地切割着桌子上的窝头和咸菜,然后塞进嘴里,狼吞虎咽地咀嚼着,其状如一头饥饿的动物。纵然是金杯银叉,吃着西餐,但不像是贵族,依然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如同穿上龙袍也成不了太子、猴子穿上马褂仍然是猴子一个道理。
有一年坐火车出差,遇到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戴着眼镜,一脸严肃,刚上车大家都不熟悉,没有话可说,后来,我忍不住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这哥们从衣服里摸出一个红本本给我,我一看是某小报的特约记者证。这个东西我太熟悉了,因为我的抽屉里至少有五本这样的记者证,我还是忍不住夸了他一句,你们当记者的真好,是“无冕之王”。我的一句话拉近了与他的距离,他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起在什么报纸上发表了什么文章,听得我目瞪口呆,这样说还不过瘾,他起身到行李架上拿出一个黑色的皮包,拉开拉链,从里面翻出一张报纸,找出他的文章,为了尊重这位陌生的游客,我硬着头皮看了一会,害得我那顿午饭也没吃好。因为这篇连语法都不通的稿件好像西餐桌上的一块疙瘩咸菜。正在他兴致极高地向我们讲述他写新闻稿件的体会时,一阵风儿吹呀么吹进来,把放在桌子上的那个小红本刮到车窗外面去了,这位先生急了,将头长长地探出了窗外,被我拉了回来,因为前方马上就是隧道。这位先生急得哭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由此,我知道,这个小红本本在他心里的分量了。为了缓解一下他的情绪,我用一把削苹果的小刀在窗口处象征性地刻了一道看不见的线,对他说:记者证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等火车停下后,咱就沿着这儿去找。
后来,这哥们在一个站提前下车了。也不知他是否又补办了一个特约记者证。这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每每想起来,我就觉得那个人挺好玩的。
刚参加工作时,我曾做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工作。为了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我参加了《人民日报》新闻函授班的学习。此前,还在一家报社的副刊实习过,对新闻宣传多少知道一点皮毛。那时候年轻,只要单位一有什么活动,立马背上相机,扛上一台M2000的摄像机积极深入一线,连拍带照,回来写一个几百字的消息,或送报社或送电视台,凭着关系就给播发了。有时,被宣传的单位还会请我嘬一顿甚至送点土特产什么的。如果我坚持下去,或许会过几年幸福的日子,但唯一的遗憾是,依照所掌握的汉字词汇而言,我似乎可以写点更有趣的东西,有一年,我的一个朋友因为一篇反映真实情况的消息见报后,遭到了领导机关的批评,甚至让他写了检查。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很大,令我对生活产生了一些怀疑。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书店里发现了王小波的书,那头特立独行的猪让我自愧弗如。从此,我把那台摄像机和照相机扔下了。我知道我该写什么样的文字了。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报以宽容,对自己不赞同的观点报以理解,对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报以尊重。在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上像山野里的草一样自然地生长着,这才是我真实的生活。
当然,我对那些从事新闻写作的人并无鄙夷之意。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是那种生活不适合我。
虽然,我们不能像那头猪一样特立独行,但至少在思想的天空我可以自由飞翔,让自己的身体与灵魂都长出寒冷的骨头。有一次,美国的前总统福特先生散会后特别兴奋,在车上不停地用一张报纸敲打保镖的头,忍无可忍的保镖转身就给了福特总统一拳,说:“你的工作是总统,我的工作是保镖,凡有不祥之举我均要出击,我们彼此平等了。”
尽管我不能像福特的保镖一样打谁一拳,但我可以敲打着我心中的文字,当然,我会对袁克定用刀叉切割咸菜表示由衷的敬佩,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是那么无趣。
爱默生说过,人应成为精神上的贵族。本义上的贵族,一般是指西方文化中所说的贵族,他们是拥有大量财富、生产资料和较高社会地位的阶层。而正是这个贵族阶层领导和推进了西方一系列政治变革,从推翻教会的压迫到把一个个皇族送上断头台,建立起了“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社会制度。这些贵族不论是在哪一个时代,绝对是推动社会进步、文明提高的精英,他们的共同特征具有一种精神,表现出一种气质,与其说他们是物质财富的富人,不如说了精神世界的富翁,他们骄而不傲慢闲适而不散,风流而不下流,他们具有强烈的与财富相匹配的社会责任感。正所谓“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他们不是装出来的,他们有一种贵族般的骨头。袁克定怕是没有这样的骨头的,若说有,充其量也就是一身穷酸的奴才肉。
(二〇〇七年七月五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