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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见到陈永贵。我请他给我介绍一下他到中央以后的情况,他说都过去了,好似一场梦,不过我不后悔,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场了。人总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不怕你笑话,我这个人是有造化的人,活了这么一把年纪,我在任何社会下都会风雨无阻的人,到了我这个地步,你想一个大老粗容易吗?
我说:毛主席到底信任谁呢?根据你在中央工作的几年观察,毛泽东和张春桥究竟是怎么往来的?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录音机,摆出一付采访的架子,陈永贵把我的录音机关了。 说:你说你是和我一起研究党的历史,怎么想起录音呢?我是随便说说而已,并不供你马上发表,这样会引起是非的。
他在我收起录音机后,才认真地说:我现在没有任何压力了,所以我给你说点真实的东西。毛主席并没有讨厌张春桥,而是非常器重他,还有姚文元和王洪文,只是王洪文这个人不争气罢了。张春桥在中央的地位很高,政治局委员都怕他。他和江青都是说了算数的人物,因为毛主席是重视支持他们的。1970年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曾经召集我和纪登奎、吴德等人开了一个会,他对我们说:陈伯达在会议上的矛头是对着张春桥的,实际上是对着我的。只不过他们现在不敢而已,将来是否公开反对我,也说不定。林彪、陈伯达这些人的脑子都很聪明,他们看出我在培养春桥和文元。不错,我是在培养他们。也不光是他们嘛!在座的我都在培养,只是春桥、文元有他们自己的优势罢了。他们的文章写得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理论权威。这两个人我看要比陈伯达强得多,水平也高出一筹。永贵在华北组的会议上,也讲天才,也要楸什么反对我的坏蛋。其实,真正反我的就是他们,而不是春桥,也不是康生,是那几个要我当国家主席的人。下来以后,毛主席还一再对我说:“你可以拜春桥、文元为师,让他俩教你理论,你教他们实践,互相学习嘛!”这些话我记得很清楚,永远也忘记不了。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下,特别是打倒他们以后,这些东西我没有再公开。
我问道:毛主席逝世后,政治局研究过江青的问题吗?哪里来得及呢!
陈永贵说:毛主席的逝世,虽然很突然,但是中央最高层还是有所准备的,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几天,华国锋就给我打招呼。他悄悄地对我说,老陈,毛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会不会留下遗嘱,我最担心他的话对我们封锁。那么一来,我们就可能掉进陷阱了。人家手里拿着尚方宝剑,想怎么就怎么。我可怎么办?
我说:你是党中央第一付主席,兼国务院总理,谁能不听你的呢?
他说:那不一定,现在党中央派别很多,我最担心的是邓小平的复辟势力还有很大的市场,你也要帮助我听些消息。有事就告诉我,我们毕竟是山西老乡呀!这话他可是从来没有这样和我讲过。这时,我估计他在考虑着他自己的打算了。那时江青好象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她表面上很轻松,实际上很紧张。毛主席重病的时候,亲自给他身边的人交代,要他们请江青立刻回京。江青接到绝密电报后,手都发抖了,但别人一进去,她马上就恢复了常态。吆喝大家打朴克,以等待火车。我亲眼见她几次出牌都出错了,她虽然打牌,但是在紧张地不停地看表。我就知道她在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说,她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高兴得要死,这不合乎事实。我们要实事求是,现在江青已经判刑了,我主张恢复历史真相,这样可以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辨别经验教训,江青这个人,她由于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同样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是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的作风。比如,她从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大寨回来给她捎带点特产,她从来都是付钱的。她这样对我说:老陈,我们都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干部,我们要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袭。我们不要搞那套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许可的。钱我一定要付你,送的东西我也要收。我们之间的交往完全在党的原则和范围内进行。据我了解,她不但是对我这样,对其他同志也是这样。就是他和张春桥、姚文员、王洪文之间也是这样的。我亲眼见到的一件事情,一次,王洪文给江青从上海带来一些药品,大概是他没有给上海付钱。江青一直追问他付钱没有,最后江青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三百多块钱,交给王洪文。一定要他把钱给厂家,你们都知道江青是喜欢照相的。她使用的相机和胶卷都是她自己掏钱买的,她对我说:我每月的工资除付了伙食费和外出花销外,几乎全买了书和胶卷了,我的钱实在是不够花呀!但是我绝不多占国家一分钱的光,我要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到中央才知道,我们这些大老粗并不是搞政治的料,我们抓具体的工作,搞经济和农业还可以,搞那些歪门邪道不行,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华国锋也不行。我几次看到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气得手在发抖,连话都说不出来。比如,给刘少奇平反的前几天,我到他家,他当着我的面,给毛主席的画像鞠躬说:主席,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他处于紧张为难的状态。
我说:有人认为华国锋这个人,其实并不老实,他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就是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这些人,他的动机不是为了中国的前途,也不是为了给老干部平反申冤,而是为了他自己当党的主席,为了他自己的权力,你对这个事是怎么看的?你参加和讨论抓江青这些人的会议吗?
陈永贵说:我哪有资格参加那样的会议啊!其实并没有召开什么会议,完全是华国锋和汪东兴他们自己决定的,他们研究后,通知了叶剑英。叶剑英早就想动手了。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抓四人帮是顺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但周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好人呀!总理是好人呀!这些话都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亲耳听到的呀!你大概不相信我这个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央其实是个陪衬。真正的大事都是人家研究好了后,在我们面前过一下,并不是真正听取我们的意见。没有粉碎江青之前,绝大多数都是江青她们研究好了后,拿到会议上通过。这个情况我是向毛主席作过反映,毛主席到了政治局会议上,就对江青说:不要搞小圈子。要搞大圈子,政治局会议就是一个大圈子,革命就是要多团结一些人好嘛!江青我已经警告过你多次,不要总以你的名义办事,要以中央和政治局的讲话嘛!毛主席批评江青,我看完全是对她的一种爱护。绝不是要打倒她,这些,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清楚。华国锋也看得清楚。他也曾当着江青、张春桥的面讲过: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当你的忠实助手。对主席的一家,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忠于和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我听到了都感到好笑,华国锋就象小孩子讲话一样。后来我对这个人有了看法,特别是我们下台以后,我就知道这个人的下场也好不了多少。尽管现在我不想多说他了。其实全国人民都知道。
“你到中央后当时是怎么想的?”我问。
“我调到中央后本着一条原则,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原来以为到了中央以后,就能经常见到他老人家。谁知到了中央也很难见到他,每次见到他都要和我握手,关切地问候几句。江青道是经常见面,我每次问主席的身体状态怎样,她都回答: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直到主席逝世前几天,她还对我说:主席身体很好。谁知二三天后,老人家就永远离开了我们,后来我还为此问过江青。她对我说:党内走资派一直想用主席的身体状态做文章,要是让他们知道主席的身体状态,他们会挺而走险呀!我望着主席的遗容,几次放声大哭。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又问我:‘怎么样?习惯吗?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到了什么工作岗位,可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革命。过去革的是地主、资本家的命,现在要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你说能革吗?’我回答:只要有毛主席领导,一定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老人家笑了,又问:我死了以后呢?我一下子楞住了,没敢回答。现在想起来毛主席完全是有准备的。”
我问他:你对江青这个人的印象怎么样?
陈永贵说:老实说我看不出人家有什么不对的,我在粉碎她们以后的讲话,都是按中央定的调子来说的。江青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不错的。1976年9月,江青到大寨就对我说:“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这面红旗就是中国的未来,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将取决于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如果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要砍掉的首先就是这面红旗,树立大寨,是经过长期的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在我们除了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你说资本主义复辟了你们怎么办?”我说斗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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