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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园历次诗社，往往是林、史争锋。气质洒脱的湘云，不但能够大嚼鹿肉，酣眠忘返，而且芦雪庵联句，抢命一般，比黛玉还出色，一句“寒塘渡鹤影”，更是几乎将黛玉难倒。至于“萧疏篱畔科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则显的有“是真名士自风流”（第五十回）的韵致，然而，在表现关于全书风格的感伤情调方面，湘云的诗则显然不如黛玉典型。
贾宝玉是全书的第一主人公。他的作品质量参差不齐，虽然呕心沥血佳作《芙蓉女儿诔》和《姽婳词》，但大观园凡起诗社，他却总是落第，才思远在林、薛、史乃至探春之下。这大概与作者的立意有关：“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第一回），有此之论，故宝玉在与众女子共处之时，往往自愧不如，在诗才方面也不例外。因此，贾宝玉虽有诗人的感悟力，在才华方面高于世人，而伏首于众裙钗。由此可知，只有林黛玉既有敏锐的感悟力，又具备足够的才气与创作自觉，因而她最具诗人气质。她把作诗作为抒发情怀、寄托理想的唯一手段。她在教香菱作诗时，主张学诗要学最上乘。先从王维的五律、杜甫的七律和李白的七绝入手，“肚子里先有了三个人做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刘、阮、庾、鲍等人的诗一看”（四十八回），这是很有见解的，可见她做诗花了不少心血，显示出很深的造诣和很高的才华。从第三回中两段有关黛玉的外貌描写也能看出林黛玉这位诗人的天姿气质。众人眼中之黛玉：“年貌虽小，其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天然的风流态度。”宝玉眼中之黛玉。“两弯似蹙非蹙肙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这里与其他人物的外貌描写不同的是不写林黛玉的穿着打扮，而是略形写神。显得其超尘脱俗。例如，写眼睛眉毛，宝钗是:“眼如水杏”；探春是：“俊眼修眉”；宝玉是：“眉如墨画，目若秋波”；凤姐则更为清晰一点儿：“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众人眼睛眉毛的形状都有交待，而黛玉则是：“两弯似蹙非蹙肙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烟”、“水”之类，本来就没有固定形状的，而此处两缕青烟却用以比喻黛玉的眉，颇有“山在虚无飘渺间”的感觉。至于眼睛，则纯是写神态了。其外貌描写其它方面，虽写出了她的美丽、聪明、娇怯，却也都显得空灵，而不是重在实感。
外貌描写的特殊性仅是林黛玉这位神仙中人气质的一个例证，实际书中有关黛玉的形象描写以及相关的氛围，也都尚虚尚空，诗情画意。香冢边葬花的倩影，花丛中笑泣的娇声，月洞窗下闲调鹦鹉，芙蓉池畔慢添诔文，这许多入诗入画的形象，共同完成着林黛玉“世外仙姝寂寞林”的气质特征。林黛玉的诗作与那些传世佳作一样具有感人的魅力。第二十八回宝玉听到了她的《葬花辞》“先不过点头感叹，次后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方可解释这段悲伤。正是：“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如果说宝玉的反应中还包含着他的欣赏习惯即不言炼字炼句词藻工拙，只想景想情想理，反复推敲悲感，那么黛玉的葬花和她“一面低吟，一面哽咽”而作的葬花诗，都表现了这个少女的不同流俗的内心世界， 虽然这种内心世界的表现不过采取了习见的“伤春”的形式──
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着处；
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
一腔愁绪，是黛玉的特殊处境和孤单生活织成的，咏花是为了喻人，落花的遭遇也是她自己的遭遇──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
这些诗句的魅力不是来自遣词造句，而是来自诗中所表达的那种摧人肺腑的情感，来自对生命无常，青春不再这种人类普遍存在的失落感的高度概括。鲁迅先生指出：《红楼梦》的价值“其要点在敢于写实”。作为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首先必须要求“细节的真实”。可以说，没有林黛玉所写的这诗词歌赋，林黛玉的形象就不会如此丰满。一首葬花诗，立即把林黛玉这个典型人物推到一个新的精神境界，并且使她心灵深处隐秘活动历历可见。这首葬花诗，与慨叹“树树烟封一万株，烘楼照壁红模糊......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的《桃花行》（第七十回）和“助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续......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的《秋窗风雨夕》（第四十五回）以及勇敢地吐露少女情愫和爱情受到阻扼的苦闷，以“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更向谁？尺幅鲛绡劳惠赠，为君那得不伤悲，”这样无所隐饰的诗章赠给宝玉的题帕诗（第三十四回）等诗作一起，简直可以说是为林黛玉画出了一幅精神肖像。《菊花诗》十二题，林黛玉以《咏菊》《问菊》而夺魁。她那：“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开花为底迟？”的菊花气质，也就与诗词一道，鹤立鸡群地再现出来，大家脑海中便浮现出一位秉赋诗人气质的孤傲少女形象。
三、多愁善感的性格
黛玉性格中一个最突出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她的多愁善感、凄苦忧郁。这固然与她那多病的体质和她那种天赋感受力异常的诗人气质有关，但更重要的乃是同她那种寄人篱下的处境和孤苦伶仃的命运有关。因此，黛玉她哭，爱流眼泪，正如蒋和森所论：“你是眼泪的化身，多愁的别名。”小说里，将她说成是那“饥餐”秘情果、“渴饮”灌愁水的“绛珠仙子”。“绛珠”正是“血泪”的意思。这绛珠仙子在没有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前，曾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草，时赤瑕宫神瑛侍者（宝玉的前身）日以甘露灌溉滋养，修成女体。说他们入世就是为了报答“神瑛侍者”的“甘露滋养之恩”，说是“自己受了她雨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若下世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还得过了。”
这就象一支交响乐的第一个音符一样地定下了她那悲剧性格的基调。她那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生活，正如湘云一样：“纵居那绮罗丛，谁知娇养？”她又“生来有不足之症”，“五内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没有湘云那健美的身体和那“英豪阔大宽宏量”的乐天气质，她有两弯似蹙非蹙的眉，因而宝玉一见便送了她一个表字：“颦颦”。说得更明白就是“病如西子胜三分”：西施美在她的病态，美在她心痛而皱眉的愁容，林黛玉之美也多半是由这个“愁”字而来的。关于她的笔名潇湘妃子，探春是这样解释的：“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如今他住的是萧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第三十七回）林黛玉先天弱，“请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药，皆不见效（第三回）；早晨在潮地里站一会儿，就觉得腿酸（第三十五回），元霄节闹了一夜，几天还没歇过来，浑身酸疼（第十九回）；螃蟹、鹿肉虽爱吃，却不敢多吃甚至不敢吃，缺乏了人生的一大享受；十几岁的少女，竟是个“美人灯儿”，风吹吹就坏了（第五十五回）。作品反复强调黛玉的体弱，自然有他的道理。“一日药吊子不离火，”一年四季的多数时光是在病中度过的，这样的人的身体对外界的敏感力自然比别人强烈，不见林黛玉连淡雅的香水也禁不起吗?（第五十二回）。这种身体的敏感势必影响到精神，“众人都体谅他病中，且素日身体娇弱，禁不得一丝委屈”（第四十五回）。“多愁”的原因虽不全是“多病”，却有一大部分是由于多病引起的。与林黛玉处境相似的史湘云，却豁达大度，这不能不说与其身体健康、活泼好动有关。林黛玉多愁多病的原因，也许是聪明太过而思虑太过造成的。她“无事闷坐，不是愁眉，便是长叹，且好端端不知为了什么，常常的便是眼泪不干的。先时还有人解劝，怕她思父母，想家乡，受了委屈，只得用话宽慰解劝。谁知后来一年一月的竟常常的如此，把这样儿看惯，也都不理论了。”（第二十七回）。王夫人常对宝玉说“我想你林妹妹那孩子素日是个有心的。”宝玉最了解黛玉，知道“林妹妹是个多心的，”总怕得罪了她。这种心细的病从何而来呢？那是因黛玉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聪明太过，则不如意的事常有，不如意的事常有，则思虑太多，故忧虑伤脾郁结成病。
爱情，是黛玉生活中唯一可望见的光芒，甚致成了她生命的全部意义。这种叛逆的爱情在她和宝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极其迅速地同时也是极其曲折、极其艰难地发展起来。爱情的阻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客观外界的那种无形的、沉重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她自己背上的那副精神枷锁。她无法摆脱把自由恋爱、自由婚配当做不道德行为这种社会意识的支配。因此，爱情既给黛玉带来了光明、幸福和希望，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哀伤和忧郁。父母双亡的处境，金玉姻缘的宿命观点，不祥的预感，等等。所有这一切都痛苦地折磨着她，于是她就更加多愁善感了。她对宝玉的恋情，尽管是真挚的、热烈的，但又为封建礼法所不容，也为她那“主子姑娘”的身份所不容的。这样，她就显得非常矛盾：一方面，她热恋着宝玉，把生命的孤注押在这上面。另一方面，她又要想维护封建礼法和“主子姑娘”的身份。如她听到宝玉公开赞她“不说混帐话时的”又惊又喜中的“又惊”，就是：“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她接到宝玉命睛雯送来定情的绢子”“不觉神醉”后，再想到私相传递，又觉可惧”；（第三十四回）在宝玉多次说“你死了，我做和尚”时，她总是一闻此言，“登时放下脸来”，还要辩清说：“想是你要死了，胡说的什么？你们家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明儿都死了，你几个身子做和尚呢？”.....（第三十回）宝玉借用《西厢记》里的词语向她调情时，她也要登时发起怒来“薄面含嗔”，或“撂下脸来，”嚷着，“我要告诉舅舅、舅母去！”（第二十六回）甚至在痴情的紫娟替她的终身担忧，劝她“拿主意要紧，”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时，她竟然说，“我明日必回老太太，退回你去，我不敢要你了。”（第五十七回）这些，真实而又确切地表现出这个“春困发幽情”的林黛玉，强烈地渴慕自由爱情而又不敢触犯封建礼法，并想维护贵族小姐身份的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贾府的最高统治者──贾母在《破陈旧腐套》回中借批驳“才子佳人书”时，慷慨陈词地说道：“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绝代佳人，只见了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象个佳人？就是满腹文章，做出这样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第五十四回），这正说出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对男女爱情问题的有代表性的统治观念。在那号称“诗书传礼之家，”的贾府里，“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是不足为怪的，而自由爱情，则被目为“大逆不道”像洪水猛兽一样可怕的东西。这种封建统治观念，不能不在林黛玉的思想中投下可怖的暗影，给予以莫大的压力。这样，我们就可理解：为什么林黛玉在筵席上说了两句出自《西厢记》的酒令，经宝钗指出时，竟给了她那么大的震动，“不觉红了脸”，“羞得满口央告，”说“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随口说的，你教给我，再不说了！”还央求说：“好姐姐！你别说给人，我不再说了！”她还借一次开玩笑，宝钗要来“拧他的脸”时，她又央告道：“好姐姐，饶了我吧！频儿年纪小，只知说，不知轻重，做姐姐的教导我。姐姐不饶我，我还求谁去呢！”（第四十二回）自此以后，黛玉还一再向宝钗表示：“大大感激”，承认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甚至，还恳切地表示：“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又无姐妹兄弟，我今年十五岁了，竟没一个人象你前日的话教导我。”（第四十五回）并且她从此改变了对宝钗的敌意立场。钗、黛关系的剑拔弓张，势不两立，顿时前嫌尽释，化干戈为玉帛，由《金兰契互剖金兰语》，发展到亲密无间，“俨似同胞共出”的地步，这说明，林黛玉不能突破封建统治的礼教观念，珍惜那贵族小姐的所谓“主子姑娘”的身份，在这一点上，和那“天性从礼合节”的“宝姐姐”有了思想上的共鸣和精神上的相通，才对宝钗的规劝不但不生反感，反而视为善意的关怀，找到了共同的语言，结成了“互剖金兰语”的金兰契。由此可知，黛玉的爱情打上了封建贵族阶级烙印，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局限，黛玉在追求爱情的同时，却因袭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她的心思也还是宝玉最为清楚：“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的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第三十二回）宝玉所说的“病”，显然不只是身体上的病，而是身体上的病和心灵里的愁的总概括。她就像《枉凝眉》中所说：“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她的眼泪越流越少起来，渐渐走向那“泪尽夭亡”的宿命归宿：应合那个“还泪”神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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