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文化争鸣]《论语》可以乱讲吗——批评于丹

黑色空白

　　于丹《论语》心得之五是“交友之道”，看到这个标题，我感到有些奇怪：为什么于丹教授将“交友之道”也列入心得之中?因为《论语》很少谈及这个问题，就连于丹教授都说：“其实纵观下来，《论语》里面真正专门谈论交友之道的文字并不多”。<br /><br />　　其实《论语》真正谈到交友之道的，只有两句话：“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br />　　<br />　　于丹讲解了这二句话之后，为了充实她的心得，又讲了中国古代晏婴和陶渊明的故事，还讲了西方一位国王的寓言和世界采访史上的一个著名案例。这些故事只是为了说明：“选择一个朋友，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br />　　<br />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朋友呢?于丹教授告诉我们：“结交那些快乐的，能够享受生命的，安贫乐道的朋友”；“结交那种有平常心的朋友。他会帮你看开暂时的得失，超脱利益的纠缠，得到心灵的抚慰，获得精神的栖息地。”<br />　　<br />　　这样的朋友在何处?于丹教授回答说：“并不在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而在现实生活之中。所谓‘小隐隐于野，而大隐隐于市’，只有那些修炼不够的小隐士才会躲到这个山那个山，很做作地修座别墅；真正的大隐是不离红尘的，他可能就生活在闹市之中，每天做着跟大家毫无二致的事情，但他的心中却自有一方从容宁静的田园。”<br />　　<br />　　这些快乐的朋友的快乐从何而来?于丹教授告诉我们：“生活中真正的快乐是心灵的快乐，它有时跟外在的物质生活不见得有紧密的联系。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物质极其贫匮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真正快乐的力量，也就来自于心灵的富足，来自一种教养”。<br />　　<br />　　怎样能交到如此快乐的朋友?于丹教授回答：“自己修身养性，是交到好朋友的前提；而交到好朋友，等于给自己打开了一个最友善的世界，能够让自己的人生具有光彩。”<br />　　<br />　　经过这一再的追问，我们全明白了。原来于丹教授还是向我们宣讲了“修身养性”的重要性，她告诉我们：只要能够很好地修身养性，我们就能交上能够享受生命的，安贫乐道的朋友，我们和这些朋友的心中有一方从容宁静的田园，所以因心灵的富足，我们体验着生活中真正的快光——心灵的快乐。<br />

黑色空白

　　于丹教授的第六个心得是理想之道。这一章她用大篇幅，谈论了对《论语·先进》中一个段落《待坐》。<br /><br />　　《论语》中的原文是这样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33;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33;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33;尔何如?”对曰：“非日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33;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喂然叹日：“吾与点也&#33;”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br />　　 <br />　　这是于丹教授在本书中引用的最长的一段原文。是介绍孔子跟他的弟子们畅谈理想的。子路的理想是管理一个拥有一千乘兵的中等国家，管理三年后，人民振奋并且明白了什么是道义；冉求的理想是管理一个方圆不过六七十里的小国家，三年内让百姓丰衣足食；公西赤的理想是进行祭祀或者同外国会盟的时候，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司仪；曾皙的理想是在暮春时节，换上春服，约上五六个青年和六七个少年，在沂水里洗洗澡，在舞雩坛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归来。<br /><br />　　孔夫子长长叹了一声说：“我赞誉曾点的志向。”孔夫子为什么独称赞曾点的理想?我以为曾点的理想是以人生意义为起点的，起点很高，他能够投入自然的怀抱，顺其自然顺从天意，按照天人合一的道，把握到生命的最基础的真实，对于生命内在的追求有完满的解答，既代表了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又不脱离尘俗世界的平常心，是一种真正开敞的生命观，正是孔子追求的儒家的理想。这种理想能体现人自己生命内在本具的价值，自强不息，不断创造更丰富的价值。是“内修”与“外治”两个程序的体认。<br />　　<br />　　“内修”与“外治”是一个理想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缺一不可，二者为一，是一个辩证的有机体。这和“内圣”与“外王”的相互关系是一样的，“内圣”正是为发能够“外王”。然而，“内治”与“外治”两个程序的混淆一直是我国儒学的一大问题，至今并没有在学术上得以彻底的澄清。这种混淆早在汉代就已经开始明显了，宋、明理学的内倾性格更加深了一般人对儒教的误解。<br />　　<br />　　于丹教授在讲解理想之道时，也对于“内治”与“外治”进行了混淆。于丹教授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理想。而《论语》中孔子与他的学生们谈到理想时，并不认为志向越高远就越好，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定力与信念。<br />　　<br />　　无论你的理想是大是小，实现所有理想的基础，在于找到内心的真正感受。一个人内心的感受永远比他外在的业绩更加重要。”于丹的这段话，是自相矛盾的。她承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理想。”可是她却要强调说：“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定力与信念”。还说：“无论你的理想是大是小，实现所有理想的基础，在于找到内心的真正感受。一个人内心的感受永远比他外在的业绩更加重要。”于丹教授显然片面夸大了“内治”的重要性，而忽略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外治”的作用。<br /><br />　　于丹还写道：“你的内心越淡定，越从容，你就越会舍弃那些激烈的、宏阔的、张扬的、外在的形式，而尊重安静的、内心的声音。”这显然是将“内治”与“外治”对立起来。殊不知没有“外治”，也就没有内心修养的动因。“内修”与“外治”是一个完整的苹果的两个面儿，丢掉了半个苹果，还能有一个完好的苹果吗?<br />　　<br />　　也许于丹教授也觉得有意割裂“内治”与“外治”的言语，暴露出实用主义的功利目的，很容易会被懂《论语》的读书人提出质疑。所以她笔锋一转，又写道：“孔子强调一个人的内心修养，决不是放弃对社会的责任，而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br />　　<br />　　为了说明如何“为社会服务”，于丹引用《论语·子路》中的一段话，指出士的标准有三，一是“不辱君命”；二是“不辱祖先和父母兄弟”；三是“言必信，行必果”。她认为这三件事就是在“为社会做事”。<br />　　<br />　　于丹教授在这儿指的“士”就是知识分子。于丹教授指的“为社会做事的‘士’”，是指的旧的意义上理解的“士”。孔子的思想并不像于丹教授说的那么简单，孔子的思想非常丰富和复杂。同一本《论语》并不是孔子在同一时期的言论，而是各个时期言论的集合。孔子的思想不是从始至终一直不变的，也是在变化之中的。孔夫子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是在于对旧传统文化的突破，对自己旧有观念的突破。这是哲学上的突破，也是超越的突破。这些“突破”当然都发生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例如孔子虽然因尊重三代相传的礼乐而只是“述而不作”，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对礼乐缺少内在生命的僵死的形式深恶痛绝。礼乐是孔子思想中的传统部分，“仁”则是孔子的创新部分。孔子是在《论语·子路》中谈到了“士”的最高标准。但他当时所指的“士”与《说文解字》上写的原始意义上的“士”是相同的，那就是：“士，事也”。这个定义适用于专制制度下具有固定职业的知识分子，但远不是孔子“突破”后的新的“士”所涵容的意义。<br /><br />　　于丹写道：“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心的这种从容和对于自我的把握，在他的职业角色中，只能任职业摆布，而不会有对这个职业的提升。”于丹还在这一谈到“士”的标准的章节中写道：“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并不缺乏。在一个突变的情形下，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有所担当，其实是一个成熟的人在职业角色中所要受到的一种考评。”<br />　　<br />　　于丹是以职业角色来给“士”定位的，她不知道她引用的孔子的那三条“士”的标准是孔子“突破”之前的观念。<br />　　<br />　　在孔子“哲学的突破”之前，士(中国的知识分子)被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从事着职业。在孔子的“哲学的突破”之后，士已经有了“道”的依托，有了高远的精神凭借，有了自身的人文追求，可以批评政治社会，敢于与王侯将相分庭抗礼。<br /><br />　　孔子的“突破”是伟大的，“突破”才是儒家的基本性格。正因为孔子喊出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心声，儒家才能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br /><br />　　《论语·泰伯》上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可见“突破”后的“士”的特性已不在其客观的社会职业，而在其以“道”自任的精神。 当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从属社会的经济附属物时，才能获得精神的自由，才能以整个文化秩序为关怀的对象，才能坚定地坚持思想上的信念。“突破”后的“士”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br />　　<br />　　正是“突破”前的“士”被于丹教授当成论述的对象，于丹教授因此也因错合拍，与她前几章的心得合拍，与她这本书的主题合拍。或者说于丹教授的论点需要“突破”前的“士”的概念的支撑。于丹教授的理想之道原本没有多么高远的要求，用她的话来说，就是：“理想之道是什么?就是给我们一个淡定的起点，给我们一点储备心灵快乐的资源。”多么容易满足的于丹教授啊&#33;<br />　　<br />　　于丹教授在这一章的结尾处，非常煽情地对大众读者说：“让我们从自知之明去建立心灵的智慧，让我们走进《论语》，也做孔子席前一个安静的学生，跨越这千古的沧桑，在今天看一看他那淡定的容颜，想一想他让我们去到自然中的鼓励，在我们每一天忙碌的间歇里面，给自己一点点心灵的仪式。而不至于像那个人格分裂的演员一样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其实在今天这样一个后工业文明的社会里，《论语》传递出的这样一种温柔的思想力量，淡定的、清明的理念，它鼓励了我们对内心的关照，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理想是有根的。在这短短的一段话中，于丹教授三次提到“心”，又是“心灵的仪式”，又是“面对自己的内心”，又是“内心的关照”。于丹教授乐此不疲地对“心”情有独钟，津津乐道地呼唤着心灵的休养。可见她所追求的“理想之道”原来就是“心灵休养”之道。<br />

黑色空白

　　我们终于看到了于丹教授的这本书的最后一章，这一章是于丹教授读《论语》的第七个心得：《人生之道》。<br />　　<br />　　这一章的题目会让许多人产生兴趣。人生之道&#33;是的，谁能没有人生之道呢?谁都愿意有人指点人生之道啊&#33;<br />　　<br />　　于丹教授在这一章中先引用孔子所说的“逝者如斯夫&#33;不舍昼夜”，来说明人生的短促。随后于丹教授引用了《论语·为政》中的一段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矩。<br />　　 <br />　　于丹当然还要像前六章那样，将对这一段的理解向“心”上靠去。谈到“三十而立”，怎样才算立起来了呢?于丹教授写道：三十而立的这个“立”字，首先是内在的立，然后才是在社会坐标上找到自己的位置。<br />　　<br />　　从内在的心灵独立这个意义上来讲，真正好的学习，是把一切学习用于自我，让学到的东西为我所用。这是中国文化要求的一种学习方式。<br />　　 <br />　　于丹教授还写道：所以“三十而立”，我的理解并不是通过一个外在的社会坐标来衡量你是否已经成功，而是由内在的心灵标准衡定你的生命是否开始有了一种清明的内省，并且从容不迫，开始对你做的事情有了一种自信和坚定。超乎功利去做一件内心真正认定的事情，这大概是“立”的一种见证。<br />　　 <br />　　我们毫不奇怪于丹教授还是借“三十而立”来说她的“心”，用“内在的心灵标准”来衡定生命是否“立”了起来。三十岁以后呢?于丹告诉我们：“三十岁以后，就要开始学着用减法生活了，也就是要学会舍弃那些不是你心灵真正需要的东西。”又是“心灵”&#33;<br />　　<br />　　到了四十岁不惑之年，于丹教授解释说：“那么什么叫做不惑?就是人能够自觉按照中庸的理念去思考、行事。即使外部世界给我许多不公正、打击、缺憾，你也能在一个坐标上迅速建立自己应有的位置。”<br />　　<br />　　思考是要用“心”的，还是“心”&#33;于丹教授接着写道：“五十知天命，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已经有了一种内心的定力，基本上可以做到不怨天、不尤人，不为外物所动了。”衡量五十岁的人生是要看“内心的定力”的，原来如此&#33;<br />　　<br />　　于丹教授接着说：“在对天命有了透彻的了解，自己的内心有了巨大的定力之后，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此时，你能做到最大限度地尊重他人，你能理解任何一个事情存在的道理，你能虚心倾听各种声音，并站在别人的出发点上去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br />　　<br />　　六十岁和五十岁很相似，都离不开“内心的定力”。七十而从心所欲，不?矩。于丹教授注释说：“当所有的规矩大道已经变为你的生命的习惯时，你就能够做到从心所欲，这可以说是每一个生命个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这样的一个境界看似平易，在此之前却要经历千锤百炼。”<br />　　<br />　　于丹教授这一次碰对了，就连孔子都说出“从心所欲”了，还能不提到“心”吗?<br /><br />　　于丹教授还要把人生历程总结一番，她写道：“所谓成长是内心在历练中的逐渐强大，所谓人生的归位是把外在的东西变成内心的能量。”那么按照这种意思可以推论出：“人生之道”就是“心灵历练”之道。

黑色空白

　　于丹心得的危害性<br />　　 <br />　　我们把于丹教授的所有心得加在一起，就能清晰地看出于丹这本书的主题思想。<br /><br />　　第一章天地之道的心得：内视，去发现你的内心。<br />　　第二章心灵之道的心得：保持良好的心态。<br />　　第三章处世之道的心得：修养内心。<br />　　第四章君子之道的心得：返回内心进行修养。<br />　　第五章交友之道的心得：修身养性才能交上好朋友。<br />　　第六章理想之道的心得：理想之道就是心灵修养之道。<br />　　第七章人生之道的心得：人生之道就是心灵历练之道。<br />　　<br />　　看来这七项心得还不能相加，因为项与项之间十分相似，讲的都是四个字：修养内心。抽取任意一项心得都能代表这本书的主题思想。七项心得只是一项心得的同义重复。于丹教授对“修养内心”的七次重复，是为了不断加深大众的印象，不断加强主题的重量。<br />　　<br />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论语》反映了孔子五种主要思想：论天、论伦理、论政治、论教育、论经济，再加上他的方法论内容可谓非常丰富。但是于丹教授的这本心得只是谈到四个字“修养内心”。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她的“修养内心”的心得来得也很勉强，《论语》的原文很难支持她的心得的获取。认真推究起来，我以为于丹教授先有了一种“修养内心”的想法，然后去到《论语》中寻找根据，难免牵强附会，难免无意误解、无意曲解和有意曲解《论语》。于丹教授知道如果她个人去宣讲“修养内心”，动员大众“返回内心”去过“内心安宁的生活”，就很难被大众接受，当然更无法登上电视的百家讲坛。她完全可能像孔子一样四处碰壁，学说不被各国执政者接受，只得郁郁不得志地周游列国。于丹教授不愧是一位“知名影视策划人”，经过一番策划，她用《论语》包装了自己，告诉大众是孔圣人要求你们返回内心去修养，不信请看我读《论语》的七项心得。此法果然奏效，于丹教授不但在央视百家讲坛上一连讲了七天心得，而且她的这本仅有六万多字的心得一下子印了六十万册，签名售书还“创造了书业史上的一个奇迹”。她一下子成为了文化名人，一夜之间名利双收。当大众将于丹教授的书纷纷购回家中读时，于教授嘴上还给大众读者一个甜甜的高帽子戴：“不是我个人的魅力，是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信仰。我看着读者，不亚于看着圣贤。”(见2006年12月1日《北京晚报》)教授眼中的大众读者成了圣贤，那大众读者眼中的教授又该是什么?该是被圣贤崇拜的顶级圣贤了。<br />　　<br />　　这次策划，获利的是出版社和于丹教授。对了，于教授除了获巨额稿酬，还获了大名呢&#33;名气不亚于余秋雨、易中天、刘心武等经常上央视的文化名人。于丹教授一定捂着嘴偷乐呢，心想：这是一次多么成功的创意策划呀&#33;受害的当然是大众读者了。<br />　　<br />　　于丹教授只从《论语》中取了一点儿微不足道的边缘思想，不能代表《论语》的主要思想。而她取的这一点儿有关“内心修养”的思想也是对孔子“内圣”与“外王”思想的割裂。孔子的最主要核心思想是仁爱思想，包含了原始人道主义的成分，孔子重理性、道德、人生的人本主义思想，曾对古今中外启蒙思想家的反专制产生了巨大影响，还有孔子在教育、政治、哲学、伦理、经济等方面的论述中，都阐述了一些客观真理。孔子创建的儒家文化，是人类在农业文明时代最为成熟和发达的思想体系，然而于丹教授对此却没有一点儿心得和感想。<br /><br />　　我在前面说过，于丹教授所理解的“士”是孔子“突破”前的旧概念，新的“士”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像于丹教授所说的那样退回内心去进行修养，而是“道”的承担者。他们自身的价值就在于像顾炎武所说的那样“明道救世”。他们深知自己所坚守的“道”代表了超越性的精神世界，还代表了积极入世、干预社会、安顿百姓、为民族谋福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代表社会的良知。<br />　　<br />　　请这些“士”们退回内心去进行修养，就是让社会的良知沉默、泯灭。良知让知识分子们成为捍卫文化价值的群体，他们争取的不是政治权力，而是社会的合理与公正。<br />　　<br />　　于丹教授可能也受到“退回内心”的旧“士”的明哲保身思想的影响，从来在这本书中没有谈到过“合理”与“公正”这两个字眼。她反而对“抱怨社会不公”颇有微词，她写道：“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如果我们真的能做到把握分寸，谨言慎行，礼行天下，修身养性，我们会少很多烦恼，就自然会懂得为人处世之道。”<br />　　<br />　　按照于丹教授的引导，我们大众读者不但对不公正不能抱怨，反而要反躬自省。<br /><br />　　于教授还写道：“我们的物质生活显然在提高，但是许多人却越来越不满了。因为他看到周围总还有乍富的阶层，总还有让自己不平衡的事物。”<br />　　<br />　　于是于教授劝大众读者不要不平衡，不要有怨言，而应该“向内来，无限深刻地去发现内心。”她埋怨我们：“总是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br />　　<br />　　我们大众读者就连看外界太多都不行&#33;<br />　　<br />　　并不是因为出现“乍富的阶层”，使我们大众“越来越不满”。我们的不满是因为看到有许多人的“乍富”来得不公正，他们不是靠辛勤的劳动正当获利，而是靠腐败，靠权力，靠权钱交易而暴富起来。莫非对于这些丑恶现象也不能抱怨吗?也不能反对吗?也要听之任之吗?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缩回自己的内心，听任不公正的现象恣意流行，那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该沦落成什么样子&#33;<br />　　<br />　　由于于丹教授的头脑里从来没有“合理”与“公正”的概念，所以即使对分配不合理的质疑也是于丹教授不想听到的。她写道：“我们经常看到，老年朋友在一起，互相的交流是什么呢?往往是抱怨。抱怨儿女顾不上自己，说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们拉扯大了，现在你们都去忙了，连回家来看看都没有时间；抱怨社会分配不合理，说我们当年干革命的时候，一个月才拿几十元钱，你们看我孙女，现在一去外企就挣三四千元钱，这对我们老干部公平吗?”<br /><br />　　社会分配不合理是存在的，而今我们的民主与法制的不断改善与健全，就是为了争取调节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br />　　<br />　　然而于丹教授对待分配不合理的态度是：“如果老是在说这些东西，那么原来的所得就变成生命的一种隐痛，一种负累。这时就需要朋友的开导，学着舍弃一些东西，这样也就远离了烦恼。”<br />　　<br />　　“小妮子”于丹让大众读者舍弃&#33;舍弃“抱怨不合理”的权利，舍弃争得分配正义的权利。抱怨尚且不能，更不要去斗争了。于丹教授是最反对斗争的，况且她还在《论语》中找到了根据，她写道：过了这个坎儿，就到了中年。孔子说，人在这个阶段，“血气方刚，戒之在斗”。<br />　　<br />　　人到中年，家庭稳定了，职业稳定了，这个时候想的最多的是什么呢?是谋求更好更大的空间，这就极易与他人产生矛盾和争斗，争斗的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所以孔子提醒说，人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就是告诫自己，不要跟别人争斗。你与其跟他人斗，不如跟自己斗，想办法提高自己的素质和修养。假如一个更好的职位最终没有选择你，你应该想一想，是不是自己哪些方面还做得不够好。<br /><br />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结交那种有平常心的朋友。他会帮你看开暂时的得失，超脱利益的纠缠，得到心灵的抚慰，获得精神的栖息地。那么到晚年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按照孔子的说法，叫“血气既衰，戒之在得”。<br />　　<br />　　人老了，心态就容易走向平和，像罗素所说，湍急的河流冲过山峦，终于到了大海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平缓和辽阔。在这个时候，人要正确对待你得到的东西。这里面其实是大有深意的。<br />　　<br />　　人年轻的时候，都是在用加法生活，但是到一定层次后，要学着用减法生活。你从社会上收获友谊，收获金钱，收获情感，收获你的功勋，此时我已经收获了很多，就像是一个新家，逐渐被东西堆得满满当当一样。你的心灵如果被所得堆满，最后就会累于得。<br /><br />　　好一个于丹教授&#33;你让我们中年不斗争，老年用减法舍弃所得。我们怎样生活呢?我们退回内心去修养，我们修养时吃什么喝什么?我们喝西北风吗?我们不食人间烟火吗?我们真的修炼成仙成道了&#33;<br />　　<br />　　我们提到物质生活了，对于于丹教授来说是大逆不道的，于丹教授最鄙弃的就是物质生活了。于丹教授该对我们这些大众读者嗤之以鼻了，该不再看我们“不亚于看圣贤”了&#33;<br />　　<br />　　在于丹教授看来：“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br />　　<br />　　于丹教授在这本书中不厌其烦地要求我们大众读者“安贫乐道”，她认为坚持清贫的生活是一种美德。她给我指出的最理想的生活是孔子的弟子颜回与东晋诗人陶渊明的生活，她这样写颜回：让我们回到两千五百多年以前，看看就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那些圣贤是什么样子。<br />　　<br />　　孔夫子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叫颜回，他曾经夸奖这个学生说：“贤哉，回也&#33;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33;”(《论语·雍也》)<br />　　<br />　　就是说，颜回家里很穷，缺衣少食，住在非常破烂的小巷子里。这么艰苦的生活对别人来说简直难以忍受，而颜回却能够自得其乐。也许很多人会说，生活就是这样，穷日子富日子都得过，那有什么办法?<br /><br />　　颜回真正令人敬佩的，并不是他能够忍受这么艰苦的生活境遇，而是他的生活态度。在所有人都以这种生活为苦，哀叹抱怨的时候，颜回却不改变他乐观的态度。<br />　　<br />　　只有真正的贤者，才能不被物质生活所累。才能始终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br />　　<br />　　诚然，谁都不愿意过苦日子，但是单纯依靠物质的极大丰富同样不能解决心灵的问题。

黑色空白

　　于丹教授为什么在21世纪还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呢?<br />　　<br />　　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进行改革开放，不就是要加快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大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吗?<br /><br />　　恩格斯认为最好的社会就是一个物质自由和精神自由的社会，那是我们中华民族奋斗的目标。为什么于丹教授让我不去追求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安于贫穷呢?<br /><br />　　其实于丹教授屏弃物质利益的目的也并不是强调单纯追求思想的进步。她连思想的斗争都反对，要知道没有思想斗争，也就不会有思想的进步，历史上许多最有害的思想也推动过思想斗争。正像我们今日批评于丹教授的思想，也一定能够促使儒学研究的进步一样。<br /><br />　　于丹教授在《于丹〈论语〉心得》一书的结尾处写道：“我想圣贤的意义就在于，他以简约的语言点出人生大道，而后世的子孙或蒙昧地，或自觉地，或痛楚地，或欢欣地，去实践，从而形成一个民族的灵魂。”<br /><br />　　如果抛开合理与公正，抛开物质利益，抛开思想的斗争与进步，我们民族的灵魂会是什么模样呢?<br /><br />　　那只能是犬儒主义式的灵魂。<br /><br />　　从“中华版的书堆里长大”的于丹教授也许不知道犬儒主义为何物。犬儒主义是古希腊小苏格拉底哲学派之一，也有音译成“昔尼克学派”的。此派中人生活条件艰苦，衣食简陋若颜回，视名利为身外之物若陶渊明；认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是不自然的、无足轻重的；号召大众克己自制，独善其身而无所求，并以此为美德。<br /><br />　　在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民主和法制社会的时代宣传犬儒主义，无疑是一种倒退行为，等于给大众读者注射了强剂量含毒麻醉剂。<br /><br />　　如今我国贫富差别日益拉大，弱势人口不断在增加。大量的文化和文学作品并不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在大众的疾苦面前无动于衷。其结果是造成一个人格真空的时代，对我们的民族形成严重的精神毒害。<br /><br />　　于丹若只是不关注弱势群体，危害也还不算太大。她是在麻醉和毒化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大众读者。让他们安于苦行，退回内心，不关注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不与腐败群体做斗争，不去抨击假、恶、丑现象，不必搞什么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成为一群在黄连树下苦中作乐的快乐的猪狗。这是用心灵的自我抚慰来消解对现实的理性认识，用曲解《论语》来掩饰生活的真象；用“返回心灵”的逃世方式来躲避对生存重荷的承担。现实生活并不因躲避而有丝毫的改变，改变的只能是躲避者，他们的人格只能日益萎缩化、侏儒化和动物化。<br /><br />　　潜心内视并寻求心之所安的思想并不是始于于丹教授，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就有着内倾精神，当“外推”遇到了一个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外在世界时，出于无奈和绝望，就只好转而“内倾”。<br /><br />　　这种内倾精神难以积极地激励一个民族去寻求对外在世界的系统了解，而科学则是对于自然现象各方面的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西方文化的外倾精神有助于系统科学的发展。<br /><br />　　中国的内倾文化与西方的外倾文化在寻找人自身的问题上大有差异。西方人把人当成认知对象，中国人把人当成充满感情和欲望的生命整体，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还能通向世俗人间，构成人伦秩序，因此中国的政治很难从人伦秩序中划分出来，也就很难建立民主政治。<br /><br />　　远的不说了，就谈清朝吧，内倾文化影响国人为寻求内心的修养和安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的科学技术落后，政治上没有民主制度，当西方列强国家的船坚炮利入侵时，我们只得丧权辱国，就连内心的安宁淡然之境也随之破碎了。从此我们整个民族被外国人称为东亚病夫。<br /><br />　　由于我们返回了内心，求得了内心的安宁，却拒斥近代科学和工业化，拒斥了民主思想，以致在现实中都无法立足，沦于危亡之境。这一悲剧后果却被巨人马克思不幸而言中，早在清朝庚子国难发生的前42年，马克思于1858年就已经从理论上预见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剧命运，他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的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br /><br />　　这是一个古老的文化悲剧。这种悲剧再不能重演了&#33;<br /><br />　　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又露出了重演悲剧的文化倾向。<br /><br />　　我们当然要批评她&#33;我们必须批评她&#33;

琴心剑胆

钱穆的《论语新解》与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应该是对论语注解比较严肃的

AltenWerther

哪里还能找到批林批孔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