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弢： 校园生活系列（三）： 一张毕业照引起的回忆

惊涛骇浪

  校园生活系列（三）： 一张毕业照引起的回忆

  文/金弢

冬季里的春闱

一九七七年高考，是一次特殊的高考，是我共和国史上绝无仅有的冬季里的春闱。一九七七，是“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的第二年。经过中央教委 45天马拉松会议，终于决定恢复已停止了十一年的高考，中国因此经历了继文革之后，又一段史无前例的历史。

是年，考生 570万强，录取名额仅 27万，只占考生4.7%左右。那次冬季大考。因时间仓促来不及全国统考，由各省出题； 也是因为十一年的积压，考生云集，考场供不应求，大多省份都实行了初考加复考。  

我所在的省、县，在高考报名之前其实已经进行了第一次考核删选。不准参加报名的类别有： 本人属“黑五类”的、父母或祖辈的政治问题属于现行、生产大队或基层党支部明确指名不许参加者、以及不达高中毕业学历的，高考一律不能报名，而且不另设中专考场。我们县分四个考区，八到十个公社为一考区。每个考区初考生近千，考后进省里复考的只剩下几十； 全省七个地区，上百个县，好几千个公社，无以数计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参加复考的考生，势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全民动员

虽说那年考生为 57O万强，然而被卷入复习以及参与高考工作的人数全国高达 1.3亿。往往是家里一人报考，举家行动，祖孙三代，全体参与。一家人七八口，分头托人帮忙、打听寻找复习资料。那是一个多子女家庭的年代。当时，一切文字形式，包括毛选、革命样板戏，都被视为珍品； 一切书籍，无论是老书、旧书、哪怕是破烂残缺、破四旧的残余，都成了复习至宝。不忘那年废纸一分钱一斤，旧书四分钱一斤，自广播喇叭传出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废品商店、废品仓库里的“废书”、“废纸”一夜间被人整麻袋、整麻袋地抢买一空。就是家里无人参加考试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也被调动了起来，翻箱倒柜地找书。但凡尘封多年的旧书、老书则更有价值，开卷有益！一时间，不仅广播报刊、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就连大街小巷、乘客行人，热衷话题只有一个： 就是高考！

中国人十一年来开口不离政治，这次社会现象的突变，是一场何等深刻的文化复兴！就连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庶民百姓、生活在农村山沟、目不识丁的贫下中农，都把柴米油盐抛在了脑后。办公室、车间里、上山下田农活间，谁能躲过这一话题？！   

考题共分四门，文理分科，两科同考政经、语文、数学； 文科另考史地，理科另考理化； 外语作为文科加试，录取资格必须首先获得文科考试的通过。复考后，初选通过者先行体检； 重点大学学生如北大、清华、北外、社科院等，提前政审。

当时虽然没有明言指名“重点大学”，在设有四个选项栏的志愿表里也没有注明，但在具体实施上，文革前国家已指定的重点大学如北大、清华、北外、社科院等有先挑选、先招生的权力。就拿笔者举例： 杭州大学外语系有位认识他的徐老师本想录取他，结果招生时徐老师发现，他的档案已被重点大学“北外”先挑走了。加之，录取重点大学的学生先行政审，而且政审时必须通过多方代表的集体评议。

百万考生迎来了改变人生命运的关键一刻！有人如鲤鱼跃越龙门，有人此刻一步登天，有人是山窝窝飞出金凤凰！然而，更多的考生却迎受了一次人生挫折，留下了无限的、泪水浸透的遗憾······  

缘结德语

昨天，德语系的老师在“北外德国校友微信群”里意外地晒出一张摄于一九八二年元月、七七级德语系全体毕业生留念照，不禁让人浮想联翩。三十多年前的往昔旧事瞬间充盈脑海，历历在目，恍若昨天······

一九七七那年，是我入校后的班主任、德语启蒙老师庄慧丽的爱人、我们东欧语系的徐哲老师来我们浙江省招的生。是年，北外在浙江只有三个名额，而只招德语专业。且整个省里报考德语的只有一名考生，考试成绩不够格，结果三个名额均从英语考生中选拔：宁波市及宁波地区挑选了两名，周建民和张秋滨。 杭州市包括杭州地区七个县挑选了一名，英语考试，由于本人碰巧临场发挥得好，听省招办的吴老师说，英语总分 107，在省里拔萃，卷内 97，附加题英文作文：“当我唱起 《东方红》 的时候”，10分满分，我三生有幸成为杭州市及杭州地区唯一的北外录取生。因良好的档案记录，入校后，系党总支书记陈淑卿老师找我谈话，让我负责团支部工作并兼任课代表（本不该在此这般自诩，大言不惭！但为记录一段事实，权当实况实说，是为史料）。

七七级同学中，一部分从小学、初中、高中起，学的是德语作为外语主课，大学考的也是德语； 而我们外地学生，大多学的、考的都是英语。因程度不等，分成快班和慢班，分开授课，所用教材也不一样。

七七级德语分四个班，两快两慢。进校后，我们作为慢班学生从 ABC开始学，而快班的同学已经开始上德语阅读课了。除了德语主课，其他公共课四个班都在一起上，如汉语、政经、历史、体育等； 时而举办的大课或讲座均在大教室进行。大三开始后开设第二外语，二外统一是英语。如果谁事先通过二外毕业考水平，英语可以免修，另选一门外语，我选择了法语。到了读研，二外一律未英语。  

到了大四，经过三年的披星戴月、废寝忘食地努力，慢班同学的德语水平逐步跟上了快班，渐渐地基本上已做到齐头并进。然而到了考研时，考第二外语，学英语出身的考生就占了优势。

北外传统

北外是具有光荣传统的高等学府，她的前身是“延安外国语学校”，是当年毛主席、周总理亲手缔建的高等外语学府的雏形。北外注重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强调又红又专。虽然校内有无数的中央高干子弟，如宋庆龄女儿、刘伯承儿子等，都是我们七七级校友。但北外强调发扬延安精神，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学校实行供给制，不另设小灶； 无论高干子女，还是江南学生一律都吃窝窝头，喝棒子面儿粥。

北外树立健康的校风，不提倡跳交谊舞，学校组织系里男女同学跳圆舞曲； 反对本科生在校搞对象，出现男女同学谈恋爱，会作分班、拆班处理，毕业分配不照顾恋爱关系。

文革后恢复高考那年，北外同北京外交学院一样不属教育部管辖，直接隶属国家外交部，这是陈毅老总建国初期当外交部长时的主意，方针是我国的外交干部由外交学院培养，而北外为国家部委及我驻外使节及联合国机构输送翻译人才。中国最出名的优秀翻译家唐闻生等都毕业于北外。直到一九八O年后，国家因加重教育机制，扩大教育权限成立了国家教委，两所高等涉外学府才归属教委领导。

北外办学风格是听说领先，德语本科期间加强口语训练，在语音实验室强化德语变位、变格及语言基本功训练。北外不同于北大、社科院，北外的毕业论文要求用外语完成。笔者自己的本科及硕士论文均用德语写成。这样有个好处，一旦往后求学国外深造，博导可以直接读论文，向攻博委员会写推荐信，而且无需补写学分。

北外课堂用语实行外语化教学，第二学年起配备外教。在开始的两个学年中把德语语法过滤一遍，等到学了虚拟式，语法基本算通篇学完，余剩的疑难等到第三学年逐渐补缀。除专业主课，第三学年开始增设德语副课，诸如阅读、听力、语音练习、德国概况，中德互译等。翻译侧重文字对译，以中译德居多。为培养同声传译特殊人员，北外校内建有联合国为同声传译人才专设的培训中心。  

北外德语系的前身叫东欧语系。此种语系的称谓和划分与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相吻。在我们进校时，德语专业只是东欧语系的一个语种，民主德国当时被称为“东德”。那时整个东欧国家都是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老大哥率领下，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政治及军备上的抗衡，那是继二次大战结束后，持续几十年的冷战模式。东欧语系除德语外，还有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阿尔巴尼亚语、波兰语、捷克语、匈牙利语、保加利亚语等，这些小语种最快也要两年招生一次，每次七、八个学生，有的甚至要四年以上才招一次。

到我们本科将近快结束时，德语专业才从东院搬家到西院，从东欧语系分离出来，单独成立德语系。德语系包括瑞典语种，或是语种及地理位置的缘故。

七七德语不设选修课，不搞学分制，课程均为必修。每学期伊始，系里发下新定课程表。考试实行计分制，5分最好， 2分最差，是苏式评分标准。5分为优，4分为良，3分算及格，2分被淘汰。计分一律采用红笔。红 5分是学生努力学习的目标，是又红又专的象征。当时的口号是：“为红 5分而奋斗！”  

当然暗地里也流行学习逍遥曲：“3分好，3分好，不摸黑，不起早，不留级，不补考，买根油条不用找，三分三分刚刚好。” 但这种思想，系里一旦发现就要受严厉批判。实际上，北外学生个个勤励好学。天才蒙蒙亮，整个校园已是朗朗书声四起，早读是北外的优良传统。毕业时，除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外，每人还得到一本计分册，可用来作为继续学习或参加工作时的资历凭证。  

到 1981级，中国才首次恢复从大学本科应届毕业生中招收研究生。是年全国能招收研究生的大学寥寥无几，很多大城市都不具备有资格招收研究生的学院。在北京，除了北外，其他就剩下北大、清华、社科院； 像上海、南京这样的城市，也只有某些高校的个别文革前的老教授有资格带研究生。但到了第二年，情况有了迅速改变。

北外德语系第一批由应届生中录取的研究生共 9名，6名在校生，3名保送德国深造。6名在校读研生中，5名专业为日耳曼文学，一名为语言学。直到 1987年，德语系第一次获得招收博士生的资格。第一个在读博士生名封兴良，祝彦老师为他的博导。

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七七级毕业留念

照片中：

前排就座的老师(17名)，右起： 张崇智、外教 Nerlich、梁敏、 Dr·Kloubert、董光熙、谢莹莹、 Peter Richter、杨荫恩、 Gabi Richter、陈淑卿、外教 Rössler、唐进伦、胡祖庶、钱文彩、刘芳本、郭铭华、庄慧丽；

二排女生（19名），右起： 张秋滨、李莹、王夫、姜雅南、王冰冰、高秋菊、李红、张立平、杨志文、张唯、刘亚平、刘桂霞、汤依沪、赵罗莹、张玮娜、王天健、李美英、岳春红、张淑玉；

三排男生（20名），右起： 李金祥、戴欣秋、金弢(字有根)、汤鹏、胡德全、郑陈灵、王冰、张永强、吴陶飞、田嘉庚、张建国、李洁、陈亮、毕健、房晓明、徐雪来、邓卫幸、杨健、周建民、钱光伟。

注一： 七七级合影缺席的老师为： 刘霞、陈杭柱、朱振群、王炳钧、马立英、王民；

注二： 七七级扩招生 6名；

注三： 七七级合影缺席的学生有： 高爱贺、薛思亮、杨惠群、荣裕民、王蓓蓓、胡晓、苗凯东、周艺、陈琦；

注四： 合影缺席学生中： 一人无故缺席、一人提前毕业读研、两人提前毕业公派出国、一人转校、三人转入七八级、一人肆业；

注五： 照片上的“七七届”，称谓应该是“七七级”或“八一届”。

记录者： 金弢   

初稿：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日  於德国慕尼黑  

  离世同学： 周建民，资以纪念。

二零二二年二月二日   修订慕尼黑

二零二二年八月一日  再次修订慕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