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邵飘萍之死，与张作霖有直接关系。

　　“三?一八”惨案发生不久，直奉联军入京，张作霖和吴佩孚早早地放出消息，要缉捕并杀害邵飘萍。张作霖之所以必欲除邵飘萍而后快，其中不无渊源。早在一年前，邵飘萍曾间接促成东北虎将郭松龄倒戈，策动滦州事变，与冯玉祥强强联手，讨伐张作霖。

　　期间，《京报》推出过一大张两整版“特刊”，以厚厚的铜版纸精印，上面全是关乎时局的重要人物照片，异常醒目。在每个人物下面，邵飘萍亲自撰写了评语，“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袅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等。特刊一出，洛阳纸贵，京城物议沸腾。报纸传到前线，军心甚至为之动摇。

　　由于邵飘萍不断发表报道、时评，力数张作霖的罪状，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连相信暴力的张作霖也慌了手脚，马上汇款三十万元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其数额之巨，远超当年袁世凯企图收买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所出的二十万银元。邵飘萍收到汇款后立即退回，同时宣称：“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最终郭松龄兵败被杀。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部被迫撤出北京。随即，直奉联军公布了所谓的《维护地方治安公告》，其中特别规定：“宣传共产，鼓吹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以死刑。”此时，邵飘萍对于直奉联军进京之后的险恶形势已有预感，为防万一，他暂入东交民巷俄国使馆，并在六国饭店租用了一个房间接待来客。

　　避居数日，邵飘萍心中十分焦急。联军人城后，北京《大陆报》社长张翰举，绰号“夜壶张三”，主动为邵飘萍承担了联络、斡旋之责，实际上他已被张作霖收买，以诱捕邵飘萍作为换取“造币厂厂长和大洋二万元”的条件。

　　4月24日，邵飘萍接家中打来电话，告知报馆和家里都有事情。他先与张翰举联系，询问外面形势。张翰举诓骗说形势已缓和，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杀他，并说张学良已被疏通，同意飘萍在京继续办报。

　　邵飘萍轻信了谎言。当日晚5时许，天已擦黑，他在薄薄的夜幕掩护下，乘私人汽车回报馆与夫人汤修慧商议《京报》馆近期维持办法。一小时后，又乘汽车匆匆离去。

　　孰料他的行踪已被监视。当汽车行至魏染胡同南口时，邵飘萍遭侦缉队拦阻，并由两名荷枪者押至警厅，夜8时左右警察厅侦缉一队队长南保祥又率50余名探兵包围《京报》馆，并搜走邵飘萍《新俄国之研究》一书的底稿，《京报》被封，终期2275号。

　　捕捉进行得十分诡秘，汤修慧及家人竟毫无所知，直至第二天凌晨4时才得知消息。25日，《北京晚报》刊登了“京报馆被封”和“邵飘萍先生被捕”的消息。当天下午3时，北京新闻界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营救办法，当即决定由上海时报社驻京记者、北京晚报社等十三家新闻单位各出一名代表去游说张学良。

　　下午5时，刘煌等13名代表分乘4辆汽车赴石老娘胡同会见了张学良。张学良出面接见时，毫无隐讳地向众人交底：“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张作霖）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随后又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此事实无挽回余地。”

　　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最后秘密判处他死刑，“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

　　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

　　关于邵飘萍的死，当时的报道不尽相同。《顺天时报》报道说：“当由陈副官发令施刑，遂由二兵将邵氏推往南行十余步，令邵氏跪地，邵氏初不肯跪，并昂首向天哈哈狂笑两三声，旋被二兵按于地，另有一兵用手枪从后面照邵氏头部射击一弹，邵遂倒地毙命。”《北京晚报》在飘萍牺牲的当天即发布了消息：下车后，邵向监刑官一笑，身旁士兵即向脑门一枪，子弹从后脑进去，从右眼下部穿出。

　　邵飘萍被害后，当时有媒体控诉这是“军阀压迫舆论蹂躏人权之露骨的表现，”因此，邵飘萍之死，“全国民众所当同声一哭者也。”

　　邵飘萍之死，无疑是民国动乱时代的民族悲剧，如此追求自由的灵魂，若不在军阀的屠刀下超脱，及后也必将在“党国”的书报审查制度中窒息而亡。只是这样的悲剧，不久又降临林白水身上。

“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时局的动荡，再次把邵飘萍推向了风口浪尖。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为抗议日本军队炮击大沽口，并联合美、英等国要挟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前集会，会后结队赴执政府门前请愿。不料，再次上台后的段祺瑞竟命令卫队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造成死47人，伤150余人的大惨案。鲁迅所说“民国最黑暗的那一天”来临了。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京报》迅速介入。连续两天以两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邵飘萍急赴各地采访，他用辛辣的言辞开出段祺瑞执政府显赫的“战绩单”：以国务院为小沙场，弹无虚发，尸横满院。至于邵飘萍发出的“缉拿要犯，公开审判，使犯罪者伏法”的呼吁，实际上是指出祸首段祺瑞。

　　及至3月底，《京报》印制了30万份名为“首都大流血写真”的特刊，详实报道了执政府卫队“平暴”的真相。邵飘萍特意发表《诛人类之蟊贼》一文，以“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

　　据统计：仅从3月19日以后的十二天里，《京报》就发表各类“反政府”的消息、评论、通电、文章113篇，平均每天9篇多。为此，冯玉祥将军曾夸赞“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他“主持《京报》，握一支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

　　然而，北洋政府非但没有将枪杀徒手民众的罪魁段祺瑞等绳之以法，反而拟定了一张48人的通缉名单。北大教授李大钊，教育部佥事鲁迅，《京报》社长邵飘萍，赫然在列。鲁迅不久远避厦门，李大钊、邵飘萍则终遭毒手。

　流亡日本的“通缉犯”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开幕，邵飘萍密切关注着废除“二十一条”以及中国收回山东问题的讨论进程。5月1日，上海报纸刊登了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5月2日，邵飘萍立即在《京报》上撰文疾呼：“山东存亡的问题，就是全国存亡的问题，这不是晴天霹雳，同胞应该一齐惊醒的么？”

　　3日晚，北京大学及北京各校代表在北大法科大礼堂集会，决定次日在天安门游行示威。会议首先由邵飘萍发表演说。他感情悲愤而激昂地大声疾呼：“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这番话顿时使会场的气氛变得更为激烈。各校代表纷纷登台，慷慨陈词。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会议当场通过了次日在天安门前大示威的决议。次日，“五四”运动爆发。

　　邵飘萍的活动引起了段祺瑞政府的注意，反动当局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欲拔之而后快。他们下令查封《京报》，并派出军警包围报社，声称要逮捕社长邵飘萍。邵飘萍提前得到消息，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政府即以“扰乱京师治安”，《京报》“侮辱政府”等莫须有的罪名，照会公使引渡，然后全国通缉。

　　在友人的帮助下，邵飘萍化装成工人逃到天津，随即被迫再次流亡日本。1920年春，段祺瑞政府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推翻，邵飘萍闻讯后立即辞卸《朝日新闻》社的编务工作，回国重振《京报》。

创办《京报》：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

　　在京时间越久，邵飘萍越感到有责任改变北京报纸受制于政治集团的无奈命运，如《北京时报》有段祺瑞的背景，《黄报》由张宗昌资助。同时，他已不满足于做上海方面的扬声器，于是积极酝酿创办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报纸。

　　1918年10月5日，《京报》在北京前门外三眼井诞生了，报社后来迁址至宣武门外魏染胡同30号。创立当天，邵飘萍在编辑部即兴挥毫，写下“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挂在报社墙上。这个词句出自明代被奸臣严嵩杀害的谏官杨继盛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邵飘萍将“妙手”改为“辣手”。这充满血性的诗句，最终也像符咒一样，伴随着邵飘萍走完困厄、流亡、缉捕、囚禁、直至杀戮的一生。

　　邵飘萍历来主张新闻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报纸应该监督政府，还应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在《京报》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邵飘萍提出了这样的办报宗旨：

　　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

　　仅半年之后，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浙江、东三省等地都设立了《京报》代派处，《京报》异军突起，成为一张全国性的大报。

　　创办《京报》的同时，邵飘萍积极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尽管《京报》本身工作非常繁忙，邵飘萍坚持每周去上两小时的课。他提出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品性要完全独立，有操守人格，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

　　一年以后，得到一年期结业证书的有23人，得到半年期证书的有32人。学生中有不少人是中共最早的领袖级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等等，其影响可谓深远。

　　毛泽东当年曾多次拜访邵飘萍， 1919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时，还在《京报》馆内住了一个多月。毛泽东后来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受了邵飘萍的影响。

撰《张作霖自由行动》，揭军阀“马贼”老底

　　袁世凯1916年死后，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称号的记者就此诞生。

　　作为新闻记者，邵飘萍很会打探消息，他善于旁敲侧击，数语便得要领，所以往往能爆出独家猛料。有时他在北京饭店宴请内阁成员、总统府和国务院秘书长。觥筹交错间，这些要员趁着酒意正酣泄露出不少机密信息。邵飘萍事先已在隔壁房间安排了人，备好电报纸，又让两辆自行车在门外等候，消息随写随发。宴会还未结束，消息已到达上海。两天后，在京阁员见到《申报》上的报道，不免大惊失色。

　　在京期间，邵飘萍经常深入一线搜集新闻线索，短短两年间，他为《申报》写了200多篇22万多字的《北京特别通讯》。由于痛感中国没有自己的通讯社，邵飘萍首创“北京新闻编译社”，它的功能跟今天的新华社类似，主要是自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每天19时左右准时把稿件分送给各个报馆。

　　1918年2月，张作霖“遣一旅之师”，“截留政府所购枪械二万余支”，并“陈兵滦州，观光津沽”，一时朝野震动，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邵飘萍为此写了一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大揭张作霖“马贼”出身的老底：

　　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段祺瑞），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至于今所谓“大东三省主义”，所谓“奉天会议”，所谓“未来之副总统”，所谓“第二张勋”，时时见之于报纸，虽虚实参半，褒贬不同，委之马贼出身之张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

　　虽然寥寥几笔，邵飘萍便把军阀张作霖的“马贼”野心勾勒得活灵活现，这也为他日后被杀，埋下了最初的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