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治国

lilimarry

能够做到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几乎都是比较有性格的，而普京则是其中最有性格的一位。普京的性格让西方人摸不透，看不准。在一个制度与体制比较成熟、一切都按部就班的地方，有性格的领导人也不一定能“尽性”治国，但普京2000年从叶利钦手里接过来的俄国可不是这样一个地方：西方人看到的是一个民主的俄罗斯与巨大的自由市场，可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却在问：面包哪去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经过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十年民主转型努力，民主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个人自由与人权也基本得到保障，然而，初期民主转型带来的混乱、早期资本主义带来的乱象，贪污腐败、贫富差距、寡头与利益集团、弱势群体交织在一起——俄罗斯人看到的是寡头与民选官员勾结，一夜暴富；自由、民主的俄罗斯正在经历早期资本主义的炼狱：贪污腐败盛行，弱势群体则看不到希望……



这就是普京上台时的客观环境。这位受到严格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教育长大的，最终加入保卫苏联的克格勃，在德国亲眼见证了他效忠的那个制度的瓦解。这形成了他心中互相矛盾的两股信念：这个制度一定会瓦解，民主自由是历史的大趋势；但同时，他怀念昔日苏联的辉煌，以及权威不被挑战、共产党对社会控制得“井井有条”的旧日好时光。这两种矛盾的信念充斥了普京治国的整个过程，外界常常看不懂、想不通他到底要做什么。其实他自己也不完全清楚，内心这两股矛盾的力量会把他拉向何方。



其实，从上任伊始，普京曾经竭力迎合甚至讨好西方（美国），试图建立友好关系，例如要建立同北约的关系，在9.11后大力配合美国反恐，他还同德国施罗德、英国布莱尔建立了私人友谊，并想同美国总统小布什建立有如当初戈尔巴乔夫同里根、老布什，叶利钦同克林顿那般亲密如“夫妻”的关系。但当北约持续东扩，显然把假想敌依然设定为“民主俄国”，当西方对俄国在车臣打击恐怖主义说三道四、搞双重标准，当玫瑰花革命、橙色革命、天鹅绒革命相继在俄国的“卫星国”爆发后，普京逐渐改变态度，调整了他同西方的关系。



我们可以说，他心中另外那股势力迸发出来。西方人至今也可能搞不懂，一个半东方的俄罗斯对失去大国地位的自卑、对领土寸土必争的意志和决心、对周边原“卫星国”一个一个被“和平演变”的感受会强烈到什么程度……



但让普京同西方彻底疏远并走出了一条“俄罗斯道路”的主要因素还在于普京的国内政策。下面让我们看看普京2000年正式当选俄罗斯总统三年内的“改革措施”：



第一，打击贪污腐败、制服政治上的对手，即赢得民心，又为未来执政铺平了道路。按说剪除政治上的异己可能会遭到反弹，但叶利钦时代出现了不少只会吵架的政客与不懂妥协的政党，靠民主选举掌权后就贪污腐败，这些都给了普京充足的借口，一边打击贪腐一边剪除异己，不但没有遭遇多大反弹，甚至得到多数俄国人的支持，这是他第二次竞选总统时高票当选的主要原因。



第二，建立“垂直权力”系统，削弱诸侯势力，一切大权都收归手中。“垂直权力”系统的建立，迅速结束了苏联晚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各自为政以及政令不出“克里姆林宫”的现象，也正式开启了“普京大帝”时代。集中权力于一人之手，显然是与叶利钦建立的民主体系背道而驰的，也受到了西方观察人士的诟病，然而，叶利钦时代的权力分散造成了什么结果呢？我们可以设想，普京完全可以在俄国内部大会上讲：我们已经尝试过十年的权力分散，失败了。



普京的“垂直权力”系统一边把叶利钦时代建立的三权分立结构弄得形同虚设，议会成了橡皮图章和开民主生活会的地方，一边几乎废除了原来的行政架构，构建起了密密麻麻的权力蜘蛛网，所有的“蜘蛛”线路都交汇到一点——那就是普京的手里。这使得他在后来的施政中几达随心所欲的程度，效率极高地做出了不少有益民生与社会稳定之事，但也同时让他能“肆无忌惮”做出了不少破坏民主与人权的恶事。



第三，严厉打压媒体，镇压异议人士，对依然强大的共产党势力与活跃的自由派人士一视同仁地压制。这是普京上台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最让西方恼火的。从苏联时代走过来的普京自然知道媒体对民众的控制作用，只不过他手中已经没有了苏联时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武器可用，叶利钦时代的媒体自由达到了相当的程度，西方人享受到的自由俄国人也都享受了一遍，但毋庸讳言，这突如其来的自由也确实带来了相当的“混乱”。



在一个崇尚权威并被社会主义教育了七十多年的苏联，媒体对领导人的公开嘲笑与攻击，让普京无法适应，更不用说树立权威了。普京对媒体的控制除收归自己管辖之下外，就是设立各种条条框框限制、威胁、打压媒体，同政府的打压相伴的，还有对记者的暗杀。这些年下来，已经有近20位记者被暗杀，而一个也没有破案。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媒体基本上都会自律地在克里姆林宫划定的圈子里跳舞。新闻自由大大倒退，可从普京施政方面来说，却更“得心应手”、“如鱼得水”了。



普京的施政还搞出了很多在西方人看来是从叶利钦时代大大倒退的措施：例如打压公民社会，试图搞出不伦不类的“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在这些有可能引起俄国民众不满的措施后面，普京很好的发挥了他作为原克格勃的优势：他总能利用自己控制的媒体把所有混乱、不堪说成是西方的阴谋。



当然，西方不是没有问题。苏联解体后，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俄罗斯的关注集中在民主制度建设与个人自由的保护上，而对百废待兴的俄罗斯的经济建设与改善民生、社会稳定甚至领土完整，不但没有帮助，甚至还违背承诺，落井下石。站在历史的高度，这可能没有错，我们谁会关心几百年前某个国家的民众是否有面包吃？但我们都记得当时发表的某份人权宣言与宪政文件。



可现实中的俄罗斯人并不一定都能站在那么高的历史高度啊。这就是为什么从西方政治改革的语境看，普京上台后从揽权到缩小政治自由、打压媒体几乎都是十恶不赦的，可他借此树立权威，逐渐稳定了社会，改善了民众生活（借能源价格上涨的东风），打击贪污腐败（趁机排除政治对手与异己），并有限度的实现公正、公平，把个人同国家前途结合起来，重整国威，树立“俄罗斯梦”，却得到了大多数俄罗斯民众的支持。



很显然，西方不但没有摸清普京的性格，对俄罗斯人的性情也了解有限。对于曾经养了那么多苏联问题专家的美国智囊机构来说，研究普京的性格并不比研究共产党的性质更容易。共产党的原则同西方人不同，但还是有原则的，可普京则是依靠自己的“性格”在治国。普京的性格形成于他所受的教育、他的个人经历与他对俄国国情、国民性的了解之上的。



在西方早期同普京打交道的过程中，常常会发现普京对西方民主制度、司法体制与社会惊人的无知，例如他曾经公开指责美国总统解雇了一位美国记者，还曾经打电话给英国首相布莱尔，要他下令英国法院遣返一位俄国流亡人士，却不知道美国总统并无权力解雇记者，英国首相也没权干涉司法。但问题是，普京对俄罗斯的了解，西方这些领导人有几个能够比得上他的？



当那位美国朋友听我说中国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而说出了“普京”的名字时，他显然有些失望，过了一会，他边叹息边对我说：“普京可不太受欢迎啊……”我说，那是你们西方人的角度和立场，在俄罗斯，他显然比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更受欢迎啊。美国朋友又盯着我追问了一句：你喜欢普京？我立即答道：我们不是在谈我是否喜欢普京，我们在谈现实问题与俄国的现状。



当然，我承认，苏联曾经也营造了整个国民都生活得很幸福，举国上下都沉浸在追逐共产主义的梦想之中，民众对哪怕上台后只干了几个月就老死的领导人的支持率也居高不下，后来还是在一夜之间“改弦易辙”了。普京这种近似独裁的“强人治国”看似解决了叶利钦留下的、也是新兴民主国家普遍遭遇的缺乏秩序、政令不畅、贪污腐败、贫富差距拉大等等问题，可在人权与价值理念上的倒退，恐怕得迟早付出代价，就像中国那句网络流行语所说：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俄国的问题还在于，普京只不过是一位强人，他组建的那个党，也几乎只有他一人，这使得他的“强人政治”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对于普京来讲，只要活一天，就牢牢抓住权力一天，目前看来似乎应该不难，可对于一个政治家，尤其是一位有野心的政治家来说，这显然是不够的。



普京能否在俄国经历了叶利钦成功完成民主转型的十年之痛后，根据国情与民情暂时倒退到“威权时代”，开启强人政治下的有序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最终条件成熟时，水到渠成，经济发展与民主建设，民生与民主，个人自由与政治自由齐头并进、两不误？



目前来看，俄罗斯的前途好像就系于普京的一念之间：他可以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紧握权力不放，维护国家稳定、维系大国地位，发展经济，还权于民，一步一步开启民主多元、自由法治的新时代，让自己不但成为俄国历史上的强人，而且成为当之无愧的伟人呢？！当然，他也可以把抓紧权力作为唯一的人生目标，权不为民所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最终在俄罗斯历史上留下一个近似“强盗”的强人形象？



佷显然，前者是俄罗斯之福，后者出现的话，俄罗斯势必难逃一劫！



杨恒均 201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