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中的守护天使《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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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


作者:章開沅 编   加藤実 译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年5月
页数:728



内容提要 ：
    本书的取材，主要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原档，包括10位美国传教士当年的日记、书信、备忘录等。这10位美国传教士都是基督教和平主义者，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主持正义，谴责邪恶。他们不仅出生入死，废寝忘食地救援中国难民，而且还逐日逐事地把侵华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暴行记录下来，和全世界揭露南京城内的真相，反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暴嘴脸公诸天下。加藤先生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和平主义者，虽然是加害国的公民，却丝毫没有任何民族偏见。他深深同情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并且努力向日本人民揭露军国主义的侵华暴行。
《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南京大屠杀的确凿性。



编辑推荐 ：
    对于战争责任的反省，日本不如德国。我们不愿说日本人不如德国人，而宁可说日本政府不如德国政府。但不愿承担战争责会的政府毕竟会使自己的民族蒙受羞辱。只要这样的政府存在，不管日本多么富有，多么强盛，多么彬彬有礼，多么精明能干，它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也难以受到应有的尊敬，更难以赢得真正的友情。



目录 ：
日本语版
日文版序
编集翻译（中国语版）
历史的背景
Bates贝德士
Fitch费兴生
Forster福斯特
Magee马吉
McCallum麦卡伦
Mills米尔士
Smythe史迈士
Steward史德蔚
Vautrin华群
Wilson威尔逊
附录
日文版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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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杉宁

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Special Collections）里，保存著大量自19世纪以来，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手稿、日记、信函以及图片等珍贵史料。其中近一半的资料，是记载西方基督教宣教机构和传教士在中国的事业和活动，是西方对华宣教历史的真实记录。

在浩繁且已泛黄的百十年前的手稿中，使笔者心灵受到巨大震颤的，是那些70年前关於南京大屠杀的传教士手稿、日记、信函及照片。他们毫无渲染的写实记述，把我拉回到70年前、中华民族史上那悲惨的一幕。我似乎被置於那血雨腥风之中，我好像听见地下数十万冤魂在呼喊。

那一组组从现场中偷拍、抢拍下来的黑白照片，触目惊心，令人心灵压抑得近乎窒息，直想转身掩面冲向室外，仰首悲声喊向长天。难怪在传教士的笔下，嗜血淫暴的日本兵，被形容为“人形野兽”（human beasts），难怪这些传教士说，他们经历了“人间地狱”。

一、战时安全区

1937年12月13日，日寇攻陷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後，大肆烧、杀、抢、掠、淫，使整座城市变成一个人间地狱。眼目所及之处，断壁残垣瓦砾；城内城外，遍地尸体。三十万无辜平民和士兵惨遭杀害，八万妇女惨遭奸淫，几十万难民无家可归。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文多多，几乎无一例外地记述了那悲惨、黑暗、血腥的一页。确实，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似乎没有什麽亮点可写，似乎没有什麽事情可资歌颂或可以给人安慰的。然而，就有那麽二十几位善良的美国人和欧洲人，敢於公然蔑视日本侵略者，冒著生命危险，把千千万万中国人从必死的境地中拯救出来。

多年来，他们英雄般的作为不为人所知，他们的善举似乎湮没於历史的长河，他们本人也已作古。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人们没有忘记他们，人们也不应该忘记他们。他们在那段血腥岁月中，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可歌可泣，值得我们子孙万代传颂。

南京陷落时，共有27名西方人，包括美国人、德国人、丹麦人、俄国人，留在南京城中。其中有15位是美国人，分别来自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基督会、长老会和卫理公会。当日本军队一天天迫近南京城时，他们不顾美国大使馆的劝告，自愿留下来，计划成立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在南京设立战时安全区。

他们这一设想及策划，并不为人所接受，不但遭到日本人拒绝，而且他们的亲戚朋友、西方官员，都强烈要求他们放弃这一计划，赶快逃命。

12月初，美国大使馆要求他们乘坐Panay号炮舰撤离南京，但这些传教士婉言谢绝了。经最後劝告无效後，炮舰於1937年12月9日离开南京。

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後，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确定安全区的范围。而且这一范围，必须得到南京政府和日本军政当局双方面的认可，安全才可能有所保障。经过多次多方商讨，最後才大致确定了安全区范围，并且在这个区域的边界，插立旗帜作记号。旗帜上面印有红十字，及“难民区”三个大字。区内包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大使馆，还有许多政府的办公建筑。

南京政府方面很快同意了安全区的筹建计划，并予以配合。为了这一区域成为平民安全地带，中国军队和一切军事设施，按期从这一地区撤出，并保证以後军人一律不进入该区。但日本人却从未正式承认安全区，只是口头承诺∶如果没有中国军队和军事设施在里面，他们就不会向安全区发起进攻。安全区的计划就这样算通过了。

在战争爆发前，南京市政府拨给国际救援委员会八万美元、二万袋大米、一万袋面粉，和350袋食盐，以备难民需用。但实际上这些物资根本无法抵达安全区。因为这些粮食都储存在南京城外，而当时基本找不到卡车，因为卡车都被军队徵用了。

他们只好用自己的小汽车，尽快、尽可能地拖运粮食。在被炸得一片狼藉的城市中，冒著日机轰炸的危险运粮，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最後，只有九千多袋大米，被运到暂时充作仓库的金陵大学教堂里。此外，他们又设法从大同面粉厂，得到一千袋面粉。

安全区始建时，国际委员会的领袖们以为，他们的工作会很快完成──只要仗一打完，人们很快就可以回返家园，却万万没有预料到那将临的可怕灾难。随著日军进城後极其残暴疯狂的烧杀淫掠，使得这个占城区1/8面积的安全区，成为唯一可以提供保护的地方。

首先躲入安全区的，是那些在日机轰炸下失去家园的平民。当南京城陷後，二十多万难民涌入了安全区。这是安全区领袖们始料不及的。他们必须要为这些难民解决生活必须品，如食物、遮风挡雨之所，以及医疗救护，还要设法制止日本人闯入安全区，以保护难民的人身安全。

这二十几个外国人，俨然成了这二十几万身陷绝境之人的保护神。凭藉他们的不断抗议和拼死维护，才使得千千万万男人免遭杀害，妇女免遭日军强暴。

能够使二十几万人从地狱中生还，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要知道，这些外国人平素都是书生气十足、绅士派头的牧师、医生、教授和商人。这些过去看见死尸都心存不忍的人，现在却要面对血腥残忍的集体屠杀、集体强奸等场面。他们保护著中国人，在屠杀场、日寇枪口下把中国人抢救出来，在街头赶跑那些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暴妇女的日军，甚至要面对日寇冒烟的枪口和带血的刺刀。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有的险被射杀，有的被日军的军刀所伤。

威尔逊（Robert O. Wilson）

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O. Wilson），出生於南京一个卫理公会传教士之家，并在南京度过美好的童年。他的父亲是牧师，并在教会学校任教。创办金陵大学的约翰．福格森（John Furguson），是他的舅父。
威尔逊年少时，师从因撰写有关中国的著作而驰名世界、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他17岁入普林斯顿大学，并於1929年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获医学硕士。1936年，他偕新娘来到他的生身之地南京，服务於金陵大学医院。

日军飞机的炸弹，打破了这对年轻夫妇诗情画意般的生活。威尔逊让其妻携婴儿乘炮舰离开，自己则坚持留在南京。60年後， 他妻子回忆说∶他把中国人民看作他自己的人民，把保护中国人民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由於战局紧张，几乎所有医护人员都离开了南京。到12月初，金陵大学医院只剩下三个医生。最後，偌大的医院就只剩下他一个医师了。由於日军的疯狂轰炸和屠城，受伤的平民和士兵，源源不断地送到医院。威尔逊在同事特莱默（C. S. Trimmer），海因兹（Iva Hynds），以及几个中国护士的帮助下，夜以继日拼命工作，抢救了无数伤病员的性命。许多幸存者至今记得他，怀著极大的崇敬之情提起他。

在马吉牧师拍摄的一张照片上，威尔逊大夫正在抢救一个被日军集体强奸且残伤的妇女。日本兵在这妇女身上刺了十刀， 一刀在脸上，一刀在手腕，四刀在後背，四刀在脖颈上，头几乎被砍掉。

一直到1938年6月，待其他人员补充上来时，威尔逊才得以脱身，离开南京到上海休息。这段炼狱般的经历，几乎使他整个人垮掉。他的家人评价说∶是他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和对中国的爱，给了他勇气和力量。他有许多书信，描述了日军暴行及南京惨状。

魏特琳（Wilhelmina Vautrin）

魏特琳（Wilhelmina Vautrin），生於美国伊利诺州的西科尔。长大後在伊利诺大学主修教育，於191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她年轻时高挑而端庄，一头飘逸的黑发。但她拒绝了多人的追求，选择了独身。她受美国基督会所派，到安徽合肥的一所基督教女子学校，任校长七年。1916年，当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立时，她被调去作教务长兼教育系主任。

当日军迫近南京，绝大多数教职员离开南京，到上海或成都避难时，她则留守在金女大校园。在南京大屠杀中，她保护了千万个中国妇女免遭日本兵的强暴，被百姓尊称为“南京活观音”（The Living Goddess of Nanking）。那时她51岁。

安全区建立後，魏特琳成了金女大校园的实际负责人。她以其非凡的组织能力和胆识，对校园坚壁清野，同时四处张贴宣传标语，发放安全区臂章，并缝制了一面27英尺长的美国国旗，铺在校园的草坪上，以防日机轰炸。同时她作好一切准备，接纳妇女、儿童和伤兵。

12月的第二个星期，金女大校园开始向妇女和儿童开放。当日军屠城时，越来越多惊恐万状的妇女涌入校园。到12月15日，校园中挤了三千人。许多妇女饥寒交迫，还有的把头发剪掉，把脸涂黑。在以後的几个月中，魏特琳成了金女大校园难民的唯一保护者。日本兵不断地来骚扰校园，或拉男人出去处死，或拉女人出去充作军妓。有许多次，魏特琳冒著生命危险，将拉走的人抢救下来。

就在这难以承受的压力和危险之下，她仍然以热情、饱满的精神，安慰他人，鼓舞大家的爱国情怀。一次，一老妪到厨房要稀饭吃，但已经没有了。魏特琳把自己正在吃的稀饭倒给她，并对她说∶“你们不要担心，日本终将失败，中国不会灭亡。”

当她看到一个男孩胳臂上戴了个日本太阳旗的袖章时，她愤怒地斥责他∶“你怎麽可以戴这种太阳旗的标志？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这耻辱的日子，永远不要忘记。”

幸存者回忆∶“她整天从早忙到深夜，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她始终为那些妇女儿童担著心，一有日本人进来，她就冒险把他们推出去。或者到他们长官那里，央告他们不要在这些妇女儿童身上造孽。”许多人为她的性命担心，但她始终不渝地保护著那些无助的人。

南京大屠杀使魏特琳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极端恐怖，加上长期过度紧张的工作及劳累，她精神、身体，几近崩溃的边缘，只好於1940年4月回国休养。这位坚强的、救过千千万万中国妇女生命的女性，在离开南京一周年之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年仅55岁。

她所留下的526页的日记，涵盖了1937-1941年的事情，其中1/4的篇幅，翔实记载了1937年12月到1938年3月的南京大屠杀。据她所记，日军暴行直持续到1938年5月。（未完，待续）

（1）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南京大屠杀”有关资料，包括日记、报告、书信以及图片等。
（2）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Basic Books, 1997.

作者来自中国南京，富勒神学院Ph. D。现居北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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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吉（Rev. John Gillespie Magee）

马吉牧师，生於宾西法尼亚州的匹兹堡。1906年在耶鲁大学完成学士学位，1911年在麻萨诸塞州的剑桥圣公会神学院毕业，1912年被按立为牧师，随即被派往中国。在中国，他和英国内地会女传教士Faith E. Backhouse相遇并结婚，育有四子。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马吉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他在难民区内设立难民医院，抢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是他冒险拍摄了南京大屠杀的许多场面，成为极为珍贵的可视资料。

在他的镜头里，可以看到恐怖的血肉模糊的人头；被日本人活活烧焦的人体；被日军集体强奸後，脖颈几被砍断的妇女等等，惨不忍睹。

在中国28年後，马吉于1938年夏，第一次回到美国。他到处演讲，向美国人民介绍南京大屠杀真相。战後，他勇敢地到东京国际法庭作证。

马吉在他的日记里，不仅记载了日军的屠杀，还生动地记下∶“日本兵掏光了穷人身上的每一个铜板，剥光了他们身上每一片布。”我很难想像在当今现代世界上，还存在这等残忍的人。


米尔斯（Wilson Plumer Mills）

米尔斯，出生於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温斯伯罗（Winnsboro）。1910年在牛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12年从哥伦比亚神学院毕业後不久，来到中国参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933-1949年，受美国长老会宣教会所派，在南京做传教士。

1937年11月22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时，他被选为副主席。当主席拉贝於1938年2月离开南京後，他成为主席。为了安全区内25万人的安全和生存，他和同仁可谓倾尽全力，力撑到1938年5月末，国际委员会的资金、粮食告罄为止。

在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前，他尽了最大努力，试图促成停火协议，以便让中国军队和平撤离南京。在唐生智将军的同意下，他和贝德士教授到美国Panay炮舰上，面见美国大使J. Hall Paxton，请求他向日方转达停火谈判的信息。此行记载在1938年1月24日他写给妻子的信上。

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

贝德士，生於美国俄亥俄州的纽沃克，父亲是牧师。1916年，贝德士在希兰学院毕业後，就读於牛津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美索布达米亚服务於基督教青年会，之後又回到牛津读书。

1920年，他成为美国基督会传教士，被差派到金陵大学任教。1923年，和在金陵女大任教的加拿大姑娘罗宾丝（Lilliath Robbins）结婚。1934年回国，先後就读於哈佛和耶鲁两所大学，1935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作为安全区负责人之一，贝德士教授和其他成员，一起经历了死荫的幽谷。为保护中国人不受伤害，他曾被日本兵用手枪顶住恐吓。为了打听被日军绑走的金陵附中学生的下落，他以无畏的勇气找到日军宪兵总部，被日本宪兵粗暴地推倒在楼梯上。他还先後两次，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

为表彰他面对日本人所表现出的勇气，及对南京人民的贡献，1938年1月13日，他被任命为金陵大学副校长。从1937-1941年期间，贝德士都在南京。战後，他到东京国际法庭出庭作证，有200多页的证词留予後世。

费奇（George Ashmore Fitch）

费奇生於中国苏州，是长老会传教士之子。他先入沃斯特学院（Wooster College）完成学士学位後，又入纽约协和神学院。1909年被按立为牧师，然後返回中国，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任职。

南京大屠杀时，他是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他的南京大屠杀日记最早被带出南京，在上海广为油印、散发，向外界披露日寇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也是他，冒著生命危险，把马吉牧师拍摄的电影胶片，偷带出南京。那是1938年1月19日，费奇获准离开南京，乘日本军列车去上海。他混在三等车厢、臭气醺天的大兵们中间。在他的骆驼毛大衣里面，缝有8卷16毫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胶片。他後来告诉家人∶如果当时他被日本人发现藏有胶片，必死无疑。

庆幸的是，他终於把胶片平安带到上海，并在柯达公司冲印出四套。一套他留给了拉贝，另三套带到美国。他和其他传教士回到美国後，到各地去演讲，在宗教和政治集会上放映影片，让美国和世界人民知道南京大屠杀真相。他的日记也被各主要报刊一版再版。

1938年，他又重返中国。除在青年会任职外，还服务於联合国救援机构。

斯密特（Lewis S.C. Smythe）

斯密特，从芝加哥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後，於1934年，被基督会差派到金陵大学任教。1937年，他让妻子带两个孩子去江西，自己却苹身留在南京，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长。

从1937年12月14日到1938年2月19日期间，他共计给日本大使馆写了69封信，抗议日军的暴行。其中有些信件有安全区主席拉贝的签名，但大多数信件都是他自己具名。

1938年春，在国际救灾委员会的赞助下，斯密特带著20几个学生，对南京地区的损失情况作了调查。不久，出版了调查报告《1937年12月到1938年3月由於战争给南京地区带来的损失》（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 March 1938）。此外，他还撰写了《南京现状报告》（Notes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Nanking， March 21，1938），历数了十几种日军暴行。直到1938年9月，斯密特才和家人一起，离开南京赴四川成都，在当时已迁校成都的金陵大学任教。

麦克伦（James H. McCallum）

麦克伦，生於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1917年毕业於俄勒冈大学，1912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在芝加哥神学院完成硕士学位後，又到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1921年，他在费城和爱娃．安德森（Eva Anderson）结婚後不久，即双双来到中国。接下来的30年，他作为美国基督会传教士，服务於安徽及江西教会。

南京大屠杀时，他留在南京主管金陵大学医院和难民救济工作。超负荷的劳累使他病倒。但他想到那麽多的中国人需要他去抢救，便告诉自己，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去。於是他不顾一切，头上敷条冷毛巾，开著破旧的救护车，到废墟瓦砾、险象环生的南京街头，四处收送病人。有一次他和特莱默，为了抢救将遭杀戮的中国人时，遭到日军步枪射击，所幸没被打中。

战後，他的日记和给他家人的信函，出示在东京审判法庭上，作为控诉战争罪犯的证据。他的一册日记，於1995年在上海发现，并被译为中文。

1937年後，麦克伦负责南京基督会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并於1946年担任基督会宣教会的总干事，直到1951年在中国的工作结束後回美国。

福斯特（Ernest H. Forster）

福斯特，生於费城。1917年毕业於普林斯顿大学。在巴尔迪摩圣保罗学院做了两年院长助理後，作为圣公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在扬州马汉（Mahan）学校任教。1936年，他在波士顿和一位著名律师的女儿Clarissa Townsend结婚，不久他们一同回到扬州。

南京陷落前一个月，他们被调至南京圣保罗堂事奉。1937年11月，他的妻子不得不撤离到汉口，他则同另一位圣公会牧师马吉留在南京，一同度过了那血雨腥风的岁月。

他关於南京大屠杀的详细报告，连同他给妻子的信函及照片，都保存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

拉贝（John Rabe）

除了这些美国传教士外，中国人民不应忘记的、另一位富於传奇性的人物，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是南京人民心目中的英雄，被称为“南京的活菩萨”。但对日本人来说，他是个不可理喻的怪人，因为他不仅是日本盟国德国的国民，而且是德国在南京纳粹党的一个头目。

拉贝生於德国汉堡。1908年来到中国，受雇於西门子公司。1935年他由北京转至南京，经营电话和电讯器材。不久，由於他在南京德侨中颇负盛望，且他是一个德国纳粹主义的支持者，因此成了南京纳粹党的头目。

当他的德国侨胞相继撤离南京时，拉贝却顶著日本军政当局的强大压力，留了下来。当日本人责问他时，他回答∶“我在中国生活三十几年了，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事业也很成功。中国人民一向对我很好，即便在战争中也是如此。如果我在日本生活三十几年，日本人民也同样待我好，你们一定会看到我在紧要关头，留在日本人民一边的。”

当然，拉贝留下来也有他个人的考虑。如果他离开，他所负责的那些公司设备，以及中国雇员的身家性命，就都难保了。
但当南京陷落後，拉贝不再顾及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全身心投入到安全区的建立与工作上。

12月13日晨，拉贝出去查看，见街上到处都是中国人的尸体，许多是无辜平民，都是从背後被射杀的。在中山路外交部红十字医院，屋里屋外、楼道、门口，到处都是尸体。

拉贝每天在街上，都看到日本兵奸淫掳掠的暴行。他亲见一个佛教慈善团体，从一个池塘里就拉出120具尸体。在後来的报告中，拉贝指出，南京的许多池塘都不见了，因为里边都填满了尸体。

拉贝以其纳粹党领袖和安全区主席的身分，写信给日本占领军司令，请求他按照国际战争法，人道地对待那些已经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但日本军政当局却任其士兵，惨无人道地将中国士兵和平民残杀。拉贝被日军的种种暴行激怒，一封封给日本大使馆写信，措辞一次比一次激烈。为此，他多次受到日本人的恐吓。拉贝把自己的生死置於度外，甚至多次写信给希特勒，报告他亲眼所见的日军暴行。

拉贝借助於他纳粹党的特殊身分，以其纳粹党徽为护身符，作了许多保护中国人民的事情。为尽可能地多救助一些人，他把自己的家、办公室，都让出来给难民居住。在他家後院草棚里，就保护了几百名中国妇女。有些生孩子的妇女，为了表示对他的感激，将生的男孩，取名为“拉贝”，若是女孩，就取他妻子“朵拉”的名字。

有一次他走访安全区，上千妇女跪倒在他面前，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後人称拉贝为“中国的辛德勒”。

拉贝留下南京大屠杀的2000多页日记，详细记载了南京大屠杀中所发生的事。

二、树碑立传不为过

在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3月，这3个月中，安全区内共收容了20-30万难民，差不多是南京城内人口的一半。另一半人都被屠杀了，而且屠杀的手段极其残忍，包括砍头、活埋、火烧、供新兵练刺刀、集体强奸後再杀掉等等。

1938年1月末，日军当局迫使难民回家，或者进入自治会所提供的难民营。安全区内难民营逐渐减少，直到1938年5月末，最後6个难民营关闭。

南京大屠杀过後，日本人费尽心机，掩盖事实真相，欺骗世界舆论。他们阻挠西方记者进入南京城，四处张贴宣传画，粉饰“大日本皇军”是何等的纪律严明，对中国人民是何等的亲善。

战後，日本政府更是歪曲事实，百般抵赖。日本杀人犯自然因种种因素三缄其口，而中国幸存者的见证，又难以引起世界的重视。但日本政府低估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领袖们的能力，殊不知这些传教士都是训练有素、能言善写的人。他们大都毕业於欧美最好的大学，多年来写出过无数的论文、讲章和报告，甚至著书立说、传与後世。而且他们也深深懂得如何同新闻媒体打交道，他们的日记、文章，在美英主要报章、杂?，如《纽约时报》、《读者文摘》、《远东》、《曼彻斯特卫报》等上面发表，向全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以及侵华日军的种种暴行。

这些诚实、无畏、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传教士，成了这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有力见证人。如果没有他们在法庭内外的见证，如果没有他们为後世留下大量的、无可争议的文字、图片和影视资料，恐怕这一千古奇冤，将湮没於漫漫历史长河中。

我们中华民族具有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这些传教士是中国人的救命恩人，我们不能忘恩！六十多年来，他们从未向中国人要求过回报，就像当年他们传福音给中国人，把自己满腔的爱倾倒给中国人，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人，却不求回报，甚至後来更要背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帮凶”等骂名。

如今他们大都已谢世，但他们活著时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值得我们永远记念与传颂。在“南京大屠杀记念馆”里，应设立专馆纪念他们，即使为他们树碑立传，也绝不为过。

作为一个南京市民，我对他们深表谢意和敬意的同时，还怀有深深的歉意。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为这些美国基督徒前辈，感到骄傲。

本文资料来源∶
1.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南京大屠杀”有关资料，包括日记、报告、书信以及图片等。
2. 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Basic Books, 1997.

作者来自中国南京，富勒神学院Ph. D。现居北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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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知识  作者：徐志民



徐志民文 发表：《世界知识》杂志/ 2007年02月12日；学术交流网/美国社会生活/2007年2月13日转发


在不久前结束的美国圣丹斯电影节上，由美国人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南京》举行了全球首映并引起轰动。影片通过大量真实的历史图片和文献以及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日军老兵的采访，真实地再现了那段对如今的美国人十分陌生的历史。该片在电影节期间共展映六场，几乎场场爆满，很多美国观众是含着眼泪走出放映厅的。美国媒体甚至把该片与斯皮尔伯格当年拍摄的《辛德勒名单》相提并论。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７０周年。７０年来，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是如何看待日本这一惨绝人寰的血腥罪行呢？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南京。在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６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日军使用集体枪杀、活埋、刀劈、火烧等惨绝人寰的方法，进行了长达40多天的血腥屠杀，在南京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军人达30多万人。这是大屠杀后，累累尸骨填满沟壑。
　新华社发
目睹人间惨剧

南京沦陷后，留驻的１８名美国人（主要是传教士和记者）怀着悲愤和恐惧的心情，在信函、日记或笔记中，记下了亲眼目睹的血腥暴行。传教士贝德士在家书中痛苦地写道：“城里差不多每一栋房屋都被抢劫一空”，“小至１１岁的女孩和老到５３岁的妇女横遭奸污”，“无辜平民被肆无忌惮地枪杀或刺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主任、美国人费吴生在日记中写道：“有个５岁的男孩被刺刀戳伤了１８处，一个妇女的脸被砍伤１７处，腿上也有几处受伤。”当时留在南京的麦卡伦在致家人的信中惊呼：“我从未听过或见过如此暴虐。暴行，暴行，还是暴行！”当时南京惟一的外科医生、金陵大学医院外科主任、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把沦陷的南京比作“当代但丁的炼狱”：“昨夜金陵大学一位中国员工的住所被捣毁，他的亲属、两个妇女被强奸。在一所难民营里，两个大约１６岁的女孩被轮奸致死。上午我花了一个半小时为一个８岁男孩做了缝补手术，他有五处刺刀伤，胃被刺穿，一部分大网膜流出了肚子外。”“今天我处理了一个有三处子弹孔的男人。他与其余８０人是从‘安全区’的两幢房子内被带出来，在西藏路西边的山坡上被残杀的。８０人中只有少数几个是退伍军人，其他都是平民百姓。他是惟一的幸存者。”约翰•马吉牧师当时在南京鼓楼医院（时为美国教会医院），现场拍摄了包括经威尔逊救治的一个怀有身孕而身中３７刀的中国妇女的许多影片。马吉曾经向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占领军最高指挥机构提出过４００多个抗议和报告，强烈要求日本停止暴行。与此同时，他冒着生命危险，用摄影机悄悄地拍下了４００英尺的影片，并将它们交给费吴生秘密带到上海冲洗。


据考察，这些影片，一部由约翰•拉贝带到了德国，一部由费吴生送到了美国，还有一部辗转到了英国。德国人约翰•拉贝也是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目击者，他留有八大册著名的《拉贝日记》。１９３８年，马吉选择了他拍摄的１０张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刊登在美国《生活周刊》上。二战史专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发表的揭露侵华日军制造南京暴行的图片。马吉后来在致朋友的信中心有余悸地说：“这使人想起古代的亚述暴行。我们未曾料到如此恐怖，当这些事情开始时，对我们是可怕的震撼。”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主席梅奇牧师写道：“日军占领南京后，就有组织地进行屠杀。南京市内到处是中国人的尸体。日本兵把抓到的中国人用机枪、步枪打死，用刺刀刺死。”传教士福斯特咒骂日军为“披着人皮的野兽”。如今，这些资料仍保留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内，成为佐证南京大屠杀的可靠凭证之一。


美国记者率先向世界报道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况。弗兰克•蒂尔曼•德丁在当年１２月１８日的《纽约时报》头版发表新闻《屠戮意味着占领南京——俘虏全部被杀》，指责日军“大规模的抢劫，对妇女施暴，杀戮平民，把中国老百姓从家中赶出来，大批处死战俘与强迫征集壮丁，把南京变成恐怖城市。”该文公开揭露了日军的暴行。耶茨•麦克丹尼尔在同一天的《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战地记者日记内描述的南京恐怖》，无奈地说：“我对南京的最后印象——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向世界描述了一幅尸积如山的人间地狱图。１９３８年回国的费吴生还根据自己目睹的日军暴行撰写文章，刊登在行销全球的美国杂志《读者文摘》上，向全世界揭露了侵华日军的残暴行为。１９４６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判日本战犯时，费吴生曾出庭作证。


正是通过这些信函、日记、新闻报道、照片、记录影片和杂志、小册子等，美国民众了解了日军的野蛮行径，谴责日本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日军炸沉了美舰帕奈号与殴打美国在华外交官阿里森之后，美国民众更是激起了愤怒，他们纷纷通过基督教团体、妇女团体、教师学生团体、工会以及其他市民团体，向南京等地的难民提供食品、住所、药物等救济物资，同时也发起了抵制日货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联合抗战，美国国内也开始收集日军侵华暴行的证据。１９４２年３月，美国以南京大屠杀为例出版了《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３８年冬日军在华暴行》，向美国民众宣传日军的凶狠和残暴，激励美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斗志。

?刻意的集体忘却
????在冷战开始后，曾经让美国人民极为震惊和愤怒的南京大屠杀，却从美国民众的视野中神秘地消失了。其中缘由，既有日本右翼势力对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阻挠，也有“受害者本身的沉默”，使亚洲以外的国家对南京大屠杀知之甚少。而亲历南京大屠杀的美国传教士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先被逐出中国大陆，回到麦卡锡主义猖獗的美国后又遭审讯和隔离，身心遭受重创，大都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如，斯迈思博士１９５１年被迫离开金陵大学回国，迈纳•瑟尔•贝茨则遭到拘留审查，马吉于１９５３年在美国去世。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此时出于扶植日本的目的，不仅包庇了许多日本战犯，使他们重返政坛，而且还有意从公众意识中抹煞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军暴行。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掀起了反共反民主的政治迫害逆流，不仅使幸存的传教士三缄其口，而且专家学者也怕引火烧身，对南京大屠杀避而不谈。
????整个冷战时期，南京大屠杀成了美国学术研究的禁区，在美国卷帙浩繁的二战史研究著作中很难发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点滴记载。据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生前调查：到冷战结束前夕，美国公众所读的综合或“权威”的二战历史著作中，几乎没有一本详细地记述了南京大屠杀。如，《美国二战图片史》（１９６６年）是连续多年最畅销的单本二战图片史图书，其中竟无一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亨利•米歇尔的经典名著《二战风云录》（１９７５年），在９４７页的篇幅中对南京大屠杀只字未提。格哈特•温伯格长达１１７８页的巨著《战火中的世界》（１９７４年）中，南京大屠杀仅仅被提到两次。直到１９８７年，在罗伯特•莱基９９８页的《来自魔鬼：二战纪实》中，才有一段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在全部美国中学历史课本中，只有寥寥几本提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尽管目击南京大屠杀的传教士、新闻记者留下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却没有一位美国作家或学者利用它撰写一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论文或纪实作品。由于刻意的忘却，南京大屠杀成了美国人的“盲点”。
????心灵再次震撼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中美关系获得相对平稳的发展之后，南京大屠杀才再次引起美国民众的关注。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美国出版了大量关于日军慰安妇、活人医学试验、细菌和毒气战，以及南京大屠杀的小说、论文和著作。１９９６年８月至１９９７年１月，耶鲁神学院图书馆举办了“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展览，首次向公众展出了南京大屠杀时期这些留守传教士的信件、日记、笔记、照片等资料。该馆的玛莎•斯茉莉还编辑出版了《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１９３７～１９３８》一书，客观公正地再现了当年日军的血腥暴行。美籍华人社会活动家也通过各种努力，展览或利用互联网传播大屠杀的图文资料。１９９９年８月，美国著名的历史文献片制片人路达路根据牧师马吉拍摄的影片制成了电视片《南京大屠杀》，并且在圣路易斯举行了全球首映式，引起轰动。一些本不知情的美国人为人类社会曾发生如此惨剧、为日军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而震惊。
????今天的美国公众利用图书杂志、电影电视、互联网等各种途径，获得越来越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信息，对日本右翼竭力掩盖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行径出离愤怒，要求政府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其承认战争中的暴行。二战老兵吉尔伯特•海尔叱责日本人在靖国神社内供奉甲级战犯，无异于“在柏林中心为希特勒建造一个大教堂”。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３日，美国司法部列出了日本战犯的名单，禁止他们进入美国。１９９７年４月，前美国驻日大使沃尔特•蒙代尔公开要求日本必须诚实地面对历史，希望日本为其战争罪行充分道歉。同年春，美国部分议员同人权活动家一道起草了一项提案，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虐待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战俘，要求日本向战争受难者正式道歉和赔偿。最近，美国影视界也为揭露日军暴行而录制了南京大屠杀记录片。郎恩•乔瑟夫博士独家拍摄的《南京梦魇》，在美国的加州、华盛顿、纽约等地试映，真实而残忍的场景使许多美国观众陷入悲痛之中，再次感受心灵震撼。由著名企业家兼慈善家、美国在线公司副总裁特德•莱昂西斯个人投资拍摄的记录片《南京》近日举行了全球首映并引起轰动。该片在电影节期间共展映６场，几乎场场爆满，观众总人数超过５０００人。《南京》通过讲述１９３７年末日军占领南京后，滞留当地的十几位西方人士出于人道主义建立起国际安全区，保护近２０万名市民免遭日军杀害的故事，从西方人的视角讲述了７０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场浩劫。据介绍，该纪录片的中国发行权目前已由中国中央电视台购得。（徐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