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作为惩罚手段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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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作为惩罚手段的来龙去脉<br><br><br>圆明园<br><br>这天随同恒祺前往德胜门外英军大营的，还有九名被扣使团成员，包括八名英国兵和一名法国兵，是从房山等郊县大牢里找回来的。<br><br>第二天，格兰特、孟托班、额尔金、巴夏礼，以及联军兵士五六百人，分为四起，进入安定门。高头大马，登上城楼，在城头升起英法两国国旗，并架设大炮。城楼下挤满好奇围观的北京人。刘毓楠之《咸丰十年洋兵入京日记》用四个字形容：“观者如市”。华斯莱写得更详细：<br><br>“部队一进入接管安定门位置，就见到大群从北京各个角落涌来观看的人们。我从没见过这种景象：黑压压一片人头，挤满了宽阔的大街，一眼望不到尽头。人群拥来挤去，尘土飞扬，京城一些地方笼罩在烟尘里，隐不可见。中国卫兵和协助他们的城内衙役，被冲得忽前忽后，吃力地阻拦着拥挤的人潮，将他们隔离在城门区以外。”<br><br>但是，一批棺材的到来，很快冲去了英法联军初入城门时的兴奋。八月三十日，华斯莱正带队巡逻，迎面走来一队中国人，抬着五具棺材，棺材头上用中文写着一个个名字：波尔比、安德森、德诺曼，等等。他们死状惨不忍睹。每个人的手脚，都有深嵌入肉的绳印，手掌发黑坏死，化脓长蛆，白骨外露。<br><br>九月初一，恭王由芦沟桥回到北京西便门外天宁寺。初二日，最后一批约十三具棺材，送到联军大营。恭王照会额尔金和葛罗，询问何日进城换约。<br><br>英国人正沉侵在悲愤之中。当日在通州城外被僧格林沁扣留的使团成员，共有二十六名英国人，一十三名法国人，活着回来的只有十九人。在死亡的二十人中，一名英国军官巴巴松上尉(Captain Brabazon)，和一名法国军官德鲁克(Abbe de Luc)，在八里桥之役中被斩首，尸体抛在运河中；三人因伤重而死。几名印度兵拒绝吃中国人为他们准备的食物，饿病而死。其余的被捆绑虐待而死。<br><br>恭王的照会，仿佛和议已经达成，只待换约退兵，更让格兰特、额尔金等人心有不甘，绝不愿就此饶过中国政府。他们要找一个厉害的法子，给大清皇帝留下一个不易磨灭，永久保留在人们脑海的痕迹。否则，等到联军退走，皇帝还可能自以为得计，反说联军虽然到了北京城外，却半点也不能撼动天朝，结果在天朝威慑下不得不退兵。最大的担心是，以后那些预备在北京居留的公使和随从人员，很可能会受到类似对待。<br><br>额尔金写道，他曾经考虑过几种惩罚办法：“若是单要求赔款，在这种扰乱的情形中，中国政府，除了搜刮民脂民膏以外，也付不出大笔款项。其次，若是要求清政府交出那班苛待英人，和破坏和约的人们，一些可怜的属员，也许要被呈献出来，作为替身了。假若要求僧格林沁本人，中国政府大约不能答应，更决不能实行。寻思推绎的结果，只有毁坏圆明园，似乎是唯一的办法，而这种惩罚，仅降在清帝一人身上，与人民无关。”<br><br>按当时西欧人的标准，毁灭具有崇高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文物，普遍被看作是野蛮的暴行。然而北京城外的这些英国人，虽然惊叹于圆明园的精巧美丽，却不认为它有什么了不起的艺术和文化价值。额尔金私人秘书洛奇认为：“这些宫殿本身，很少有什么建筑美，所有殿宇楼台，几乎都是一东一西，零零散散，仅靠花园、院落和走廊区隔。”<br><br>华斯莱写道，“我想没有一人，游览其地后，不感觉失望。因为这所宫苑，缺乏宏伟庄严的气象，无论怎样精心布置园林，加以美丽的点缀物，都不能弥补此缺憾。”相形之下，“人们乍睹欧洲建筑庄严伟丽的创造，敬爱交并的感觉就会油然而兴。”<br><br>随军牧师孟纪，算是很欣赏圆明园的精致美好了，他在描绘了园中景色之后说，“必须有一位诗人、画家、历史家、美术品鉴赏家、中国学者和其他别种天才人物，才能图写园景，形容尽致”。然而，“用它来供献诚实英勇的亡灵们，它的损失也不大。啊，不！一条生命就足以值得这些东西了。”<br><br>九月初四日，英国使额尔金，法使葛罗，各致恭王照会一通，额尔金要求赔偿受害人或其家属恤银三十万两，葛罗索银二十万两作为受杀受刑法国人员的赔偿金。恭王很快答复，同意支付恤银，再次表达尽快议和的愿望。<br><br>只是此举已无法挽回英军烧园的决心。尽管法国人不同意焚毁圆明园，不愿意合作，英军却不为所动，决定单独干这件事。他们贴出布告：“宇宙之中，任何人物，无论其贵如帝王，既犯虚伪欺诈之罪，即不能逃脱其应有之责任与刑罚。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约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九月初五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行动，人民未参与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惩罚之也。”<br><br>同一天，英军在德胜门外的俄国公墓，为死亡的英国人举行葬礼，格兰特、额尔金亲自致词。侥幸生还的士兵，哽咽着，一一讲述死者的经历：<br><br>那天，打着免战白旗，未做任何抵抗的谈判团护卫队，在通州城外被扣留后，先被带到北京城内，游街示众。然后，被分批带出城外。其中一批，包括安德森中尉(Lieutenant Anderson)，德诺曼先生(Mr.De Norman)和五个印度兵，被带到离城墙约二英里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们被分别按在地上，双手双脚紧紧反绑于背后，绳子上还被浇上水，促其收紧。白人与印度人被分开，待遇也不尽相同：白人被绑上双股绳索，印度人只是单股绳索。<br><br>就这个样子，他们被紧紧绑缚着，关了三天，每天只吃一次很少的食物。然后被扔上骡车，走了大约三十英里，到了一个城堡，关进牢房，仍未被解缚。连续数日血脉阻塞，安德森中尉的手又肿又大，由紫转黑，化脓长蛆，肉被食尽，白骨露出。死前两天，他神志错乱，痛苦号叫，整日不绝。死后三天，他的尸体才被挪走。<br><br>又两天，德诺曼先生在同样境况中死亡。直到这时，剩下的人才被解开绳索束缚，改上镣铐。<br><br>另一批人，包括泰晤士报随军记者波尔比先生(Mr.Boulby)在内，被带到北京西郊一个有湖有庙的地方，受到了完全相同的对待，也是被分别绑缚，遭到踢打，三天后送往关押安德森等人的城堡。途中两个人伤重死亡。一些印度人拒绝进食。几天以后，波尔比等人相继死亡，死状与安德森中尉相同。<br><br>重温这样的惨事，参加葬礼的军人，双眼通红，无不悲愤异常。叙述者最后讲到一件事，更使得大家血脉贲张，抑制不住心中的仇恨。他说，那个捆绑吊打他们几达三日的有湖有庙的地方，不在别处，就在圆明园中！一个到过圆明园的军官证实，他们已经从圆明园一个亭子里，搜出如干被扣人员之衣物佩章，证明这就是虐待我们欧洲人的地方！<br><br>第二天，咸丰十年九月初五日，西历一八六Ｏ年十月十八日，迈克尔率领的英军第一师，就在这样的同仇敌忾和异常悲愤之中，红着眼睛，冲向圆明园、清漪园和静明园，四处放火，浓烟遮天蔽日，三日不去。<br><br>《南方周末》<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