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弢—— 回忆施瓦茨

惊涛骇浪

                      

                   回忆施瓦茨         金弢

施瓦兹（Ernst Schwarz）是奥地利出名的汉学家。 1988年四月初，天津的延安老作家杨润身，《白毛女》之父，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民主德国，此外事任务由我承担。因当时国家外汇短缺，是年我国的外汇储存仅二十六亿美元。为了省去一个外事人员的费用，中国作协决定由我一人承担两个出访团的翻译任务，即在杨润身团访问东德结束后，我不随团回国，把作家团安排好上了飞机，我独自一人前往维也纳，去迎接并陪同另一个间隔两天出访奥地利的作家团，团长为中国作协资深领导康濯，团员有天津大作家航鹰、中国作家出版社社长刘萌加上我。两团的日程出访前在京事先已作了缜密安排。

按原先的打算，我从东柏林飞维也纳，这样机票费未免又是一笔外汇开支。在访东德团结束之前，我已将我的日程向东德作家协会分管外事的秘书透露。而她也知悉我跟施瓦茨的相识，因我们三人在1985年的另一中国作家团访东德时的一次晚会上相遇相识。

施瓦茨虽是奥地利人，但常年卜居东德，频频往返于德、奥之间。外事部主任芭芭拉于是把我将赴奥地利的消息告诉了施瓦茨，意思是他若近日要去维也纳，我俩可以搭伴而行，这样于我正中下怀地可以为国家省去一张外汇机票。那时作协外联部外事安排的最大困难就是外汇额有限，哪怕就是买中国民航的国际航班也需外汇，人民币在外事经费上就好申请得多。有一年东柏林召开国际翻译研讨会，德方作协给我发来邀请，部里领导说：你去参加会议我们没意见，就是没有外汇买机票。结果权宜之计，花了400元人名币买了一张从北京出发、穿经蒙古、苏联、波兰的火车票，走的是西伯利亚大铁路，达至东柏林，行程八天八夜。也是在那次翻译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认识了施瓦茨，从而有了这次跟他有缘结伴。

为了避免同一天从东柏林直奔维也纳的长途劳顿，头一天下午送走了作家团后，我们俩离开机场直接前往离捷克靠得不远的德累斯顿，穿越了半个东德，以减短第二天赴维也纳的行程。八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彼此实行外交签证互免，我们出访东德、南斯拉夫，过境苏联、蒙古均是免签。所以当时我们作家团遇**问西德，只要时间安排得开，到了西柏林后，我们一定会去柏林墙的那一边看看，花上半天的时间参观游览东柏林。而且在费用上也非常的合算。那些年，民主德国需要西方的硬通货，所有西方国家的公民从西柏林进入东柏林都强迫每人每天按一比一的兑换率拿西德马克换东德马克，而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公民则免去这一义务。加之，若在东德的银行里，东、西德马克的官方兑换价是一比一，而私底下却是一比十，我们刚一过境，成堆的东德人便围上来换汇。这样如王愿坚、路遥团，我们只要拿出二十西马克，手里就有了花不完的东马克。这种现象，那时在南斯拉夫、波兰、苏联如出一辙。

施瓦茨虽是西方人，但他拥有东德的特殊长期居留权，同时也在东德任职，所以他可以免去强迫的兑换。当时的捷克由于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车在捷克入境、过境，我作为中国官方人员所以免签。从德累斯顿我们一早出发，走了八、九个钟头，途中除了一顿午餐和一回休息喝咖啡，傍晚才到达施瓦茨的家。

途中我们谈得很多，话题从二战时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迫害犹太人开始，他讲到了与兄长一起流亡上海的经历。施瓦茨是犹太后裔，对那段历史他刻骨铭心。跟整个以色列民族一样，他是非常感激中国的救命之恩。他反复地说，若当年没有中国出于人道的援助之手，他也许就没有了今天；也是出于对中国的感恩之情，流亡上海时他就决计要学中文，以在将来向欧洲译荐中国的文化、文学，这在他的余生之年得以实现。

也是基于在上海的经历，他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好感，他认为这种制度才是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国家，不是有产阶级、资本家说了算。他说，这也是为什么“二战”后，当东、西德出现分裂，他选择了寓居东德的原因所在，他表示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信心百倍。 施瓦茨还说，除了翻译，他一直想报答中国，希望能为中国的的德语教学事业做出一点贡献，这是他后来去了杭州大学教德语的动机。

也是因为通过学习汉语，让他接触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字，了解到了源远流长中国文化，他说对中国文字、文化的伟大，让他茅塞顿开。觉得学好了中文，他将会有一辈子完成不了的事业。

抵达维也纳的当晚，他执意我留宿他家，即而通知维也纳文化厅我的提前到来。他把我介绍给 “他家里的女人”，他们两口子是我们访奥团的全程陪同。那天在他家用晚餐，他岳母风趣幽默地说，一见我的面就想称我教授，我说我只念了研究生，连博士都还没读。老人家说：欧洲的博士须经过严格的国家考核，而教授可以任意封冕。我顿觉涨了见识。

2021年3月6日新稿慕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