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

零下68度

“人类本性堕落的大阴沟”

　

　　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纽约，发源于北美殖民地的一个小小的贸易前站，在其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和荷兰裔移民的冒险精神的催化下，它逐步成长为一个繁荣的都市。华尔街也正是从这里起步，走向世界舞台。然而在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的眼里，纽约却一直是“人类本性堕落的大阴沟”……


　　（1653——1789）


　　*你也许不会想到，纽约最终成为一座世界性的商业都市和金融中心，竟然与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泡沫”有一种无法分割的必然联系。
　　*作为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投机活动，荷兰的“郁金香泡沫”昭示了此后人类社会的一切投机活动，尤其是金融投机活动中的各种要素和环节：对财富的狂热追求、羊群效应、理性的完全丧失、泡沫的最终破灭和千百万人的倾家荡产。但是，人们往往只看到“郁金香泡沫”投机狂热的破坏性，却忽视了荷兰人可贵的商业气质和商业文化。荷兰人也在这次人类早期的投机活动中发明了最早的投机技术，这些技术在以后的历史中被反复应用，投机者们沉溺其中，乐此不疲。当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一起飘洋过海来到北美洲这片新大陆时，他们将他们的商业精神带到了纽约-纽约最初的名字叫做新阿姆斯特丹，这个名字再清楚不过地喻示，在新大陆的各个殖民地中，纽约最好地继承了荷兰人的商业精神，包括他们的投机文化。除了纽约自身的地理条件外，这种至今仍渗透在纽约大街小巷每一个角落的商业精神或许是推动纽约成长为世界大都市和金融中心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新大陆的第一次金融投机活动是针对当时原始的货币-贝壳串珠所进行的投机，这次金融投机揭开了北美350年的金融史-同时也是350年的金融投机史的序幕。
　　*在这个阶段，两位历史人物开始登场，他们同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一位是汉密尔顿，另一位是杰斐逊。他们不同的理念和他们之间的斗争对美国这个当时还处于襁褓中的新生国家的发展路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影响了华尔街的未来。汉密尔顿扶持和鼓励商业活动，强调政府在建立金融体系和维护经济秩序中的积极作用。而杰斐逊则憎恶投机，他把纽约称为“人类本性堕落的大阴沟”。在此后绵延数百年的北美金融史中在每一个重大事件中，你都会看到他们各自的追随者们在捍卫着这两种不同的理念，在这些人的身上，你依稀可以看到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影子。
　　*时任联邦政府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发行了美国独立战争后的新国债，并建立了纽约银行。
　　除了具有无数其他鲜明特色之外，纽约还有一点与众不同，那就是，它是美国惟一曾经被围墙包围起来的大城市。
　　到1650年，在新阿姆斯特丹（NieuwAmsterdam）建立后不到30年，这个港口变得非常繁荣，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优良的天然海港之一，同时也是荷兰人对外贸易的前站，它的繁荣使得在新英格兰的英国殖民者对它垂涎三尺。1652年爆发的首次英荷大战更是威胁着新阿姆斯特丹的未来。
　　这块殖民地的荷兰统治者，彼得斯特文森①市长，曾经是一名军人并习惯以军人的方式思考问题，由于担心新英格兰会从陆路进攻，彼得决定在城市的北部建立一道防御城墙。他从当地的商人手中借了6 000荷兰盾，并命令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要帮助建造城墙。墙用圆木建成，每根圆木长约16英尺（约5米，3英尺约合1米），其中1/4埋于地下，顶部被削尖。该墙东起珍珠街（那时的海岸线），西至今天的三一教堂，全长2340英尺（约713米）。教堂的西侧近邻哈德逊河畔②陡峭的悬崖，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城墙设有两个大门，一个建在东河口，是船只卸货的地方；另一个建在与百老汇街的交口，是向北的主要陆地通道。
　　当彼得将修筑城墙的预算单呈给刚刚建立的市政委员会（成立于1653年2月2日）要求其拨款时，委员会犹豫不决。那些刚被任命的自以为是的委员们认为筑墙的费用应由该殖民地的所有者-荷兰西印度公司（Dutch West India Company）负担，而不应由市政委员会支付。直到彼得同意上缴酒税作为补偿后，委员会才批准了市长筑墙的预算。
　　但是就像那个时代的很多军人一样，彼得在制订新阿姆斯特丹的防御方案时忘掉了将海上的威胁考虑进来。当英国人最终在1664年攻打该城时，他们并没有如彼得所担心（并严加防备）的那样从北部的陆地发起进攻，相反，一支英国舰队从南边驶向这个港口，将全城置于炮火之下，从火力上完全压倒了新阿姆斯特丹城堡的守军。
　　彼得丝毫不为所动，准备誓死保卫该城。但是城里的商人，包括他自己的儿子，却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联名写了一份请愿书，恳求市长开门投降，以免城堡和他们的财富都在炮火中毁于一旦。犹豫再三之后，彼得最终同意了他们的请愿。第二天，他所深爱着的新阿姆斯特丹被命名为新约克郡（New York）-简称纽约，以此作为献给约克公爵［Duke of York，英王查理二世（King CharlesⅡ）的弟弟及继承人］的生日礼物。
　　彼得留在了纽约，一直生活在远离城市的北方庄园里，直到1672年去世。他的庄园南北贯穿今天的第5街到第17街，东西横跨公园大道到东河，这个巨大的庄园足以使他的后裔到19世纪还依然富有。
　　而那道城墙，此时已毫无意义，它很快就被荒废了，并于1698年被拆除。这一年，最早的三一教堂开始修建，它就建于该墙的西端。即使那道墙能保留到今天，它也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脚注。但是紧接着墙后的一块30米长的空地被保留下来用于军队调动，不允许建造任何建筑。随着交通逐步成为曼哈顿的一个难题时（直到今天，在纽约，交通依然是个难题），这块空地很快不可避免地被改建成一个十字街口，而这条街也不可避免地被命名为“墙街”①，也就是华尔街。这条小小的街道，得益于另外一个和荷兰有关的纽约传统，将从这里起步，最终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通衢之一。
　　这个传统就是纽约继承的荷兰人的商业精神。早在17世纪初期，荷兰人就发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尽管资本主义制度的许多基本概念最早出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但是荷兰人，尤其是阿姆斯特丹的市民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创造者。他们将银行、股票交易所、信用、保险，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成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
　　由此带来的爆炸式的财富增长，使荷兰这个小国迅速成为了欧洲的强国之一。
　　荷兰人发明了最早的操纵股市的技术，例如卖空（short-selling，指卖出自己并不拥有的股票，希冀在股价下跌后购回以赚取差价），卖空袭击（bearraid，指内部人合谋卖空股票，直到其他股票拥有者恐慌并全部卖出自己的股票，导致股价下跌，内部人得以低价购回股票以平仓来获利），对敲（syndicate，指一群合谋者在他们之间对倒股票来操纵股价），以及逼空股票（corner，也称杀空或坐庄某一支股票，或囤积某一种商品，指个人或集团秘密买断某种股票或商品的全部流通供应量，逼迫任何需要购买这种股票或商品的其他买家不得不在被操纵的价位上购买）。
　　同样也是在荷兰，曾经爆发了“郁金香狂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金融泡沫。16世纪中期，郁金香从土耳其被引入西欧，不久，人们开始对这种植物产生了狂热。
　　到17世纪初期，一些珍品卖到了不同寻常的高价，而富人们也竞相在他们的花园中展示最新和最稀有的品种。到17世纪30年代初期，这一时尚导致了一场经典的投机狂热。人们购买郁金香已经不再是为了其内在的价值或作观赏之用，而是期望其价格能无限上涨并因此获利（这种总是期望有人会愿意出价更高的想法，长期以来被称为投资的博傻理论）。
　　1635年，一种叫Childer的郁金香品种单株卖到了1 615弗罗林（florins，荷兰货币单位）。如果你想搞清楚这样一笔钱在17世纪早期荷兰的经济中是什么价值，你只需要知道4头公牛（与一辆拖车等值），只要花480弗罗林，而1 000磅（约454公斤）奶酪也只需120弗罗林。可是，郁金香的价格还是继续上涨，第二年，一株稀有品种的郁金香（当时的荷兰全境只有两株）以4 600弗罗林的价格售出，除此以外，购买者还需要额外支付一辆崭新的马车、两匹灰马和一套完整的马具。
　　但是，所有的金融泡沫正如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名称所喻示的一样脆弱，当人们意识到这种投机并不创造财富，而只是转移财富时，总有人会清醒过来，这个时候，郁金香泡沫就该破灭了。在某个时刻，当某个无名小卒卖出郁金香-或者更有勇气些，卖空郁金香时，其他人就会跟从，很快，卖出的狂热将与此前购买的狂热不相上下。于是，价格崩溃了，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个万劫不复的大崩溃中倾家荡产。
　　正是在历史上创造出如此局面的一群人在北美洲哈德逊河口建立了这块小小的殖民地，从一开始，这块殖民地就有别于那个时期在北美洲东海岸建立起来的其他殖民地。新英格兰的清教徒（Puritan）、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教徒（Quakers）、马里兰的天主教徒（Catholics），都是到这个新大陆来顶礼膜拜他们所选择的上帝的。对这些殖民者来说，他们每到一地所能想到的，也是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山丘上修筑一个金碧辉煌的城市，建立一个其虔诚和美德为别人所追随的首善之区。
　　可是当荷兰人在他们新的-可以说是全新的殖民地开始经营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赚钱。他们如此全神贯注地追逐财富，以至于在17年内都没有建造一座合乎体统的教堂。当最终修建了一座教堂时，他们将它命名为圣尼古拉教堂（St. Nicholas），从此圣诞老人（Santa Claus）成为了纽约不太为人关注的守护神①。
　　纽约这种独特的文化渊源和气质，使得它一开始就与其他殖民领地的关系很紧张。即使随后纽约向北的扩张止于市政公园旁的圣保罗教堂，极其憎恶纽约的托马斯杰斐逊②，也还是把纽约称作“人类本性堕落的大阴沟”。这种紧张关系即使到了今天也依稀存在。
　　对美国的其他地方而言，纽约经常是邪恶与危险的象征。而对纽约人来说，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充斥着自命不凡的卫道士，并且，最要命的是，他们都装模作样，非常无聊。
　　刚开始，荷兰人非常成功。许多新的殖民地是由合资公司来建立的，这些合资公司是为了建立殖民地而专门成立的。很快，所有这些公司都破产了，而他们建立的殖民地被王室接管。但是荷兰西印度公司却经营良好，它通过蔗糖和奴隶贸易大发横财。公司只花了两万荷兰盾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这块殖民地，而从新阿姆斯特丹运回的第一船皮毛就价值4.5万荷兰盾，投资的回报率是125%.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暴利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这主要归功于往往是无能的政府-纽约从它的荷兰祖先继承下来的一个不够幸运的遗产，但是殖民地的居民却比该公司的命运好得多。新阿姆斯特丹，这块由已经学会一心经商与和平共处（Live-and-let-live）的荷兰人建立起来的纯商业领地，很快具备了一个世界性都市的特质。当斯特文森-一个荷兰改革教堂（Dutch Reform Church）的虔诚会员，试图将定居在新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和教友派信徒驱除出境的时候，西印度公司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不要多管闲事，于是犹太人和教友派信徒便留了下来。17世纪40年代，一个法国牧师来到这个人口不到1 000的小镇时，发现街上的人说着18种以上的语言，他们都是来赚钱的。很快，除了皮毛，各种各样的物品，例如面粉、奴隶、木材和无数其他商品，都在曼哈顿进行交易。而这里的商人，已经和北欧的市场密不可分了。很快他们又开始在地中海、西印度甚至印度洋等更大的范围内寻找买低卖高的机会。
　　因此，当该城市被英国人接管时，纽约的市民们仍旧保持着他们一贯的那种只对金钱有兴趣的传统，因此也就很快适应了英国的统治和法律。到了今天，除了一些荷兰语地名，比如说布鲁克林（Brooklyn），一些荷兰语单词，如小甜饼（Cookie），以及一些荷兰语人名，如罗斯福（Roosevelt）等等以外，荷兰人在哈德逊河畔40年的历史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当然，这样说也不完全正确，因为他们留下了他们的商业精神。
　　今天，在纽约这个超级大都市的深处，那个小小的、吵吵嚷嚷的、每个人都忙着做生意的新阿姆斯特丹的影子还无处不在，正如在每个人身上都可以依稀看到他的孩提时代。
　　而赚钱-不论是光明正大地还是不择手段地，依然是这个城市的至爱。

零下68度

这种商业精神早在1666年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那是在英国人取得控制后的第二年，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Frederick Philipse）通过囤积贝壳串珠（北美印第安人用作货币和装饰品）策划了北美洲历史上第一场金融操纵案。
　　菲利普斯1626年出生于荷兰，并于1647年随其父迁到新阿姆斯特丹，曾是木工学徒的他参与过建造斯特文森下令修建的城墙。但是菲利普斯从事木匠行业并不很久，相反，他选择了一条通向财富的捷径：和一个有钱的寡妇结婚。用妻子的财力武装起来的他开始和当地的印第安人、西印度群岛人，以及荷兰人交易各种各样的商品。很快他就表现出了对市场的卓越感觉。
　　那时印第安人生产的皮毛是当地殖民地经济中最赚钱的商品，但他们不愿意皮毛的购买者付给他们金币或银币。这些金币或银币，尽管被欧洲人视为至宝，但由于印第安人对它们一无所知，因此认为它们一钱不值。相反，印第安人要求欧洲人用“真正的钱”-贝壳串珠来支付。贝壳串珠通常是用复杂的方式将蚌壳中的小珠串起来，北美东部的河流与湖泊盛产这种蚌。
　　1650年，6颗白色珠子或者3颗黑色珠子值1个斯图弗（Stuiver，荷兰货币单位，相当于现代荷兰盾的1/20，也和荷兰5分镍币相当）。对荷兰商人来说，不幸的是，通货膨胀开始了。到1659年，16颗白色珠子才值1个斯图弗。这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不仅皮毛的价格因为通货膨胀而一路飙升，而且，因为贝壳串珠被当地的殖民者和印第安人用来进行日常交易，所以，日常交易也变得一片混乱。彼得斯特文森试图用政府通常采用的方法-价格控制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他也得到了这种方法通常得到的结果：价格控制被市场忽略不计。这时候菲利普斯开始买进贝壳串珠，并囤积起来。实际上，他把贝壳串珠装在桶里埋在地下。几周之内，他就控制了串珠市场，成功地抬高了价格。到1666年3颗白串珠就相当于1个斯图弗。
　　中央银行的概念直到17世纪末期才形成［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于1694年建立］。可是菲利普斯早在此前30多年就通过控制货币供应，实际上起到了中央银行的作用，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他也毫无疑问地获得了可观的利润。他随后成为纽约最富有的市民，又和第二位有钱的寡妇结了婚，他从事贸易的范围远达东印度群岛和马达加斯加。
　　至于贝壳串珠，一直到美国独立战争前还被当成一种常用货币。后来，有一种可以廉价仿制贝壳串珠的机器被发明出来，将贝壳串珠的价值彻底摧毁。
　　这种一心经商与和平共存的生活态度并没有让纽约变得易于管理，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它的市民以爱闹事著称，纽约市民曾经绞死过州长雅各布雷斯勒（JacobLeisler），这在北美殖民地是绝无仅有的事。1651年首次通过的《航海条例》（TheNavigationActs）
　　确保北美殖民地完全为英国的利益服务。这个条例禁止在北美发展大部分制造业，并要求外来商品必须经由英国控制的港口运输（因此也必须缴纳英国关税）。但是这个法案的执行力度从一开始就强弱不一，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或者通过行贿，或者通过偷偷在纽约港无数的小港湾和出海口卸货来逃避关税。于是，这块殖民地日渐繁荣起来。
　　到斯特文森的城墙被拆除的时候，曼哈顿已经有4 937人（根据北美洲的首次人口普查结果）。大部分人居住在该岛的南端，华尔街那时还俨然是曼哈顿的北城①。随着在宽街和华尔街交界处建立起三一教堂和在1 700年建立起第二座市政大厅，曼哈顿岛的西端成为了一个高级住宅区。
　　那时，只有在华尔街的东端，靠近珍珠街的岸边，才是华尔街的商业区。首先在这里定期大规模进行的商业活动是奴隶交易。纽约州是第一个有大量奴隶的北方殖民地（1698年，奴隶占到曼哈顿人口的14%），同时也是一个奴隶交易中心，奴隶从这里被运往南方的弗吉尼亚和卡罗莱纳。
　　殖民者发现小麦能在哈德逊河流域生长，于是谷物与皮毛、奴隶一样也成了纽约的经济支柱。大部分谷物被加工成面粉和饼干，出口到西印度群岛以换取糖浆和朗姆酒。面粉对纽约的经济如此重要，以至于这个城市的市徽上就有一个面粉桶和一只海狸。纽约也出口鲸鱼油和烟草到英格兰，以换取在殖民地不能生产的商品。
　　纽约成为一个繁忙的港口一点都不会让人觉得奇怪。纽约港优越的自然条件无与伦比，它有长达数英里的海岸线，水位很深，很容易通过纳罗斯海峡①进入广阔的外海。此外，新泽西的两条河拉里坦河和哈肯赛克河、纽约的哈德逊河和长岛海峡像漏斗一样将无数船只汇向纽约。1699年，总督贝雷蒙特爵士（Lord Bellomont）将纽约称为“美洲发展最快的城市”，不过这种说法多少有一点夸张。在17世纪和18世纪，出海的船只仍然很小，它们可以利用纽约地区其他很多小海港，如长岛上的牡蛎小港和南安普敦港，还有哈德逊河上的小镇，如彼克斯基，这些小镇如今已经没有人再把它们当港口了。
　　此外，费城在1680年建立后没多久，就拥有了比纽约更多的人口，并且成为了富庶的宾夕法尼亚领地惟一的港口。同时，波士顿是人口稠密的新英格兰地区的港口，查尔斯顿②港口也靠出口大量的大米和靛蓝（一种染料）而繁荣。因此到殖民时代的后期，纽约人尽管在商业上野心勃勃，但纽约在殖民地所有的港口中只排名第四。1770年，费城进口商品4.7万吨，波士顿进口了3.8万吨，查尔斯顿进口了2.8万吨，而纽约那一年仅仅进口了2.5万吨商品。
　　尽管此时纽约已经成为一个商业逐渐繁荣的活跃港口，但它还不是一个金融市场。在18世纪，北美殖民经济呈现飞跃式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政府极欲对它征税的原因，这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并最终引爆了美国独立战争）。此时，北美的这块殖民地出口的生铁占世界的1/7，它拥有世界上第二大商业船队，仅次于英国。但是，从很多方面看，它还是一个粗糙的经济体。此时的殖民地还没有银行，因为英国政府禁止在殖民地设立银行。
　　同样，这里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供应，只有贝壳串珠在一些地区作为货币流通。
　　在殖民地很难见到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也很少有任何英国的铸币流通。相反，所谓的货币供应实际上是一个大杂烩，包括其他国家的硬币、殖民政府发行的纸币，以及一些临时被用作货币的东西，例如烟草公司的收条-这在殖民地南部地区广泛使用。最常见的铸币是西班牙的里亚尔银币（Spanish real），经常被切成两块、四块、八块来找零钱。
　　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纽约股票交易所还是以一美元的1/8为最小单位来报价，而不是1/10.纽约作为主要港口和商业中心的地位被独立战争彻底毁掉。在战争期间，纽约是惟一被敌军占领长达7年之久的城市（的确，在现代战争史上还没有什么别的城市被敌军占领这么长的时间）。那些爱国商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抛家舍业离开纽约。而那些留下来继续和英国人做生意的亲英商人，则在美国人1783年11月25日（该日随后成为纽约一个主要节日）重新收复纽约时被逐出了纽约。
　　纽约在物质上和商业实力上的损失同样惨重。在英军占领期间，两场大火席卷了纽约城。第一场发生在1776年9月21日，大火从宽街的东端烧起，毫无遮拦地燃烧到曼哈顿岛的西端，将大约1/3的繁华地区烧成一片废墟。无数的商业建筑被烧毁，同时被毁的还有493幢房子和第一座三一教堂，其在此后的15年内都是一片黑色的废墟。第二场大火发生于1778年8月3日，烧毁了在克鲁格斯码头（东河边繁华的商业区）64幢以上的大楼。
　　总的来看，在独立战争的动荡中，纽约的人口减少了一多半，国民生产总值（尽管那时还没有这样一种统计方法）也至少损失了一半。而一旦战争结束，英国人离开后，纽约就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迅速恢复。随着老居民重归家园，其宽松的专心经商的社会氛围也吸引了很多新居民，仅仅用了4年的时间，纽约的人口就恢复到战前的水平。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们也离开他们的小镇，源源不断地迁徙到开放的纽约，而不是乏味而自满的波士顿。
　　1790年，首次全美范围的人口普查表明，纽约的人口已经超过了费城。
　　这些新迁徙来的人们继承了纽约作为一个移民城市的传统，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但是18世纪纽约移民中最著名的人物已于更早一些的时候（1772年）来到了纽约-他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他对纽约后来成为商业和金融中心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
　

零下68度

在美国的开国元勋当中，汉密尔顿在许多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只有他一个人不是在美国本土出生，而是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内维斯岛出生。而且，除了那时已经备受世人尊敬的本杰明富兰克林①外，他是另外一个出生于平民之家的显要人物。事实上，用约翰亚当斯②也许并不完全准确但却令人难忘的话来说，汉密尔顿是个“苏格兰小贩的私生子”。
　　汉密尔顿确实是一个私生子，但他的父亲并不是一个小贩，而是一个无能的小商人。
　　作为凯布斯克斯③领主的小儿子，汉密尔顿父亲的家族比亚当斯的家族要久远和显赫得多。但是汉密尔顿的父亲很快就遗弃了他的情妇和她的两个儿子，于是汉密尔顿的母亲只好在圣克罗伊-当时属于丹麦维尔京群岛的一部分-开了一个小店养家糊口。
　　汉密尔顿在9岁的时候就开始为一个叫尼古拉斯克鲁格（NicholasCruger）的纽约商人工作，他在圣克罗伊经营了一个商栈。汉密尔顿极高的天分和远大的理想给克鲁格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当克鲁格因为健康原因返回纽约时，他让年仅13岁的汉密尔顿管理他的商栈。两年后，他资助汉密尔顿前往纽约，汉密尔顿在那度过了一生。
　　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法律，并在独立战争期间成为乔治华盛顿（GeorgeWashington）的幕僚。当华盛顿成了美国总统时，他请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处理好新联邦政府最紧迫的问题：混乱的财务状况。汉密尔顿很快做到了，并且是在令人吃惊的极短的时间内做到的。
　　当时大陆会议①能从法国和荷兰借款，并从这些国家购买武器，但它却不能在国内发行足够的国债来筹资以支援战争。他们没有办法，只有求助于硬性贷款，签发借据强制征用各种物资，并发行“不兑现纸币”②，也就是所谓的大陆法币。这种“不兑现纸币”之所以成为钱仅仅是因为政府说它是钱而已，像所有的“不兑现纸币”一样，大陆法币也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短短的几年内，国会不得不将以前发行的纸币重新定值-只有原有面值的2.5%.100多年以来，“一个大陆法币都不值”③成了美国词汇中的常用语。
　　即使在战争期间（那时纽约仍被英军占领），在纽约也存在对国债、借据以及大陆法币的投机活动。投机商在咖啡屋［这种地方曾产生过许多金融机构，包括伦敦证券交易所和劳合社（Lloyd誷）］拍卖各种证券，但这些活动只是零星和非正式的，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但是当汉密尔顿按照新的宪法重铸国家的金融架构时，如何监管这些对证券进行的投机活动成为了当时美国重大的政治问题之一。
　　汉密尔顿试图做三件事情：第一，他寻求建立一个完善的联邦税收体系，以保证国家有一个稳定的财政来源（在此前的联邦体例下，联邦政府没有征税的权力，只能被迫向各个州要钱）；第二，他想用美国政府信用作为担保，以优厚的条件发行新的债券，去偿还旧的国债（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以及战争期间几个州的债务；最后，他想按照英格兰银行的模式建立中央银行，来代替政府管理财政并监管国家的货币供应。
　　但是一批政治家追随他们著名的领袖杰斐逊，极力反对汉密尔顿，很快他们就被称作杰斐逊主义者。杰斐逊主义者认为那些以低价买进旧债券和其他票据的人是投机者，不能允许他们兑换新券来获利，只有初始的债券拥有者才应该获得盈利。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要确定谁是这些债券最初的持有者，会耗费大量的时间，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
　　汉密尔顿这一偿债法案最终在国会得以通过，但是也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例如，为了让杰斐逊主义者接受偿还国债的方案，汉密尔顿不得不作出让步，使纽约失去了成为新联邦首都的机会（当然我们无法知道，如果纽约不仅是这个国家的商业、文化和金融中心，同时也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心的话，历史将如何演进。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纽约成为首都，那么美国，包括纽约，会和今天完全不同）。
　　一旦汉密尔顿的计划开始实施，它便对新生的美国的经济产生了非凡而迅速的影响。
　　但是汉密尔顿的政治对手对他的敌意改变了美国的发展格局。事实上，整个美国政治史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汉密尔顿主义者和杰斐逊主义者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由于华尔街成为了美国的金融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华尔街一直被杰斐逊主义者及其后来的追随者-从安德鲁杰克逊①、威廉詹宁斯布赖恩②到拉尔夫纳德（RalphNader）-认为是汉密尔顿“错误政策”的标志。
　　不过那是后来的事情。在18世纪90年代，重要的是，汉密尔顿的计划直接带来了美国经济的繁荣。18世纪80年代的美国处于金融混乱之中，有点像今天的俄罗斯，但是到了1794年，美国已经在欧洲市场获得了最高的信用等级，它的债券能够以10%的溢价出售。
　　塔列朗（Talleyrand，他很快成为了法兰西的外交部长，但此刻正在北美流亡）解释了这一现象。他说，这些新债券是“安全的，而且不会下跌。它们以非常稳健的方式在市场发行，而这个国家的经济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在发展，没有人会怀疑它的偿付能力”。
　　到18世纪90年代，尽管费城的发展速度远远低于纽约，但它依然是那时美国的金融中心。美国的第一家银行-北美银行（Bank of North America），是在费城成立的；美国的第一家股票交易所-费城股票交易所（PhiladelphiaStockExchange），在1790年成立。
　　在此后的10年内，费城将仍然是美国的首都，而华盛顿那时尚在建设之中，因此，汉密尔顿的中央银行-合众国银行（Bank of United States，也译作美国国家银行），也于1791年在费城成立。
　　但是，汉密尔顿的计划实施之后，纽约的各种金融活动也大大活跃起来，而且，纽约成为金融中心的各种要素已经具备。纽约的商业迅速发展，人口也急剧增长。整个国家和纽约地区的经济都蒸蒸日上，商人们对信贷、保险和其他金融服务的需求日渐增长。汉密尔顿在1784年成立了纽约的第一家银行-纽约银行（Bank of New York）。按照汉密尔顿的计划，美国建立起了一个信誉良好的、统一的货币供应体系，币值不再像以前那样变化无常。那些熟悉金融和风险的市场投机者和经纪人们开始跃跃欲试，寻求赚钱的机会。这些人已经准备好，他们愿意也能够为一个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其所需要的流动性。此时的纽约，已经为那些继承了他们荷兰先人各种投机技巧的最大胆和最狡诈的纽约人，做好了大发横财的一切准备。
　　于是，一座城市，一条街道，和它们注定的命运走到了一起。
　　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①在这个时代……
　　1620年英国清教徒移民乘坐“五月花”号轮船漂洋过海，到达北美洲普利茅斯。
　　1636年荷兰出现“郁金香泡沫”。
　　1664年新阿姆斯特丹被命名为新约克郡-简称纽约。
　　1666年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通过囤积贝壳串珠策划了北美洲历史上第一场金融操纵案。
　　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
　　1776年美国发表《独立宣言》。
　　1787年制宪会议在费城召开，草拟了新宪法。
　　1789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乔治华盛顿就任第一届美国总统。
　　也在这个时代……
　　1368年~1644年中国明朝。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开始出现。
　　1644年李自成灭明，建立大顺政权。同年，清军入关。
　　1662~1798年中国清朝康乾盛世，中国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抵达中国的广州进行丝茶贸易，中美关系由此开始。

零下68度

“区分好人与恶棍的界线”

　

　　资本市场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充满了争议。来到股市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有普普通通的投资者，也有恶意操纵市场的庄家。和此后数百年中的无数政府精英一样，汉密尔顿绞尽脑汁，试图寻找到一条“区分好人与恶棍的界线”……


　　（1789——1807）


　　*美国建国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的同一年。
　　这个新生的国家此时正处在欣欣向荣的历史时期，汉密尔顿发行的大规模债券直接导致了证券市场的活跃，而美国历史上的第一只大盘蓝筹股则启动了这个国家第一轮股市投机狂热。
　　*纽约出现了第一批专业经纪人，他们需要一个交易场所，于是就有了美国的第一个股票交易所；为了防止场外交易的发生，他们签订了著名的《梧桐树协议》，并建立了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这一切就是后来华尔街的雏形。
　　*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创始人之一、联邦政府财政部部长助理——威廉杜尔是这第一轮投机狂热中的弄潮儿，他可以称得上是美国股市的第一位著名的“庄家”，也是此后两百多年股市操纵者们的鼻祖。
　　*从这个时候起，华尔街和美国政府的精英们就一直竭尽全力试图寻找一条分界线，来区分像杜尔这样的无赖赌徒和受人尊敬的投资者，两个多世纪以来，他们的努力所得到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喜忧参半的结果。”
　　*杜尔的疯狂投机和迅速溃败引发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金融恐慌，汉密尔顿下令财政部购进大量联邦证券对市场进行支持，他的果断行动成功地阻止了金融恐慌的蔓延，确保了股市的危机没有对美国的经济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
　　*这是一个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时代。在这个时期，有限责任制度——现在企业制度的基石得以奠定，美国各州通过了《普通公司法》，带动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从1792年到1817年，联邦税收在25年内增长了9倍；也是在这个时期，像杜尔这样的政府官员可以公然寡廉鲜耻地利用公职进行股市投机；而后来成为美国副总统的伯尔，此时正在瞒天过海地打着为纽约市民提供生活用水的幌子，骗取了建立一家银行的特许证。
　　*伯尔是杰斐逊的忠实同党，他建立的这家银行后来成为现在全美最大的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而汉密尔顿的纽约银行至今也仍然屹立在华尔街上，其“华尔街一号”的地址格外引人注目。汉密尔顿在与他的政治对手伯尔的决斗中身亡，被埋葬在华尔街的三一教堂旁，与他一手建立起来的纽约银行隔街相望。
　　在这个年代……
　　1792年《梧桐树协议》签订。
　　1785～92年杜尔投机案。
　　1792年美国国会通过造币法，在费城建造一座造币厂。
　　1803年美国从法国拿破仑手中廉价购得路易斯安那州的全部土地，使美国领土面积增加一倍。
　　也在这个年代……
　　1795-1803年中国清朝发生白莲教叛乱。
　　十九世纪的早期，伊利运河修建成功，这条连接美国东西部的物运和交通枢纽使得纽约一举成为美国的经济中心，而美国的其它地区则倍感威胁，对纽约敌意顿生，他们把纽约称为“舔食美国商业和金融蛋糕上奶油的舌头”……

零下68度

“舔食美国商业和金融蛋糕上奶油的舌头”

　

　　十九世纪的早期，伊利运河修建成功，这条连接美国东西部的物运和交通枢纽使得纽约一举成为美国的经济中心，而美国的其它地区则倍感威胁，对纽约敌意顿生，他们把纽约称为“舔食美国商业和金融蛋糕上奶油的舌头”……
　　

　　（1807——1837）


　　*在美国这个新兴国家西部开发的大潮中，交通运输成为了最大的瓶颈。
　　1825年，伊利运河历时8年修建成功，于是，美国西部丰富的物产可以通过五大湖和伊利运河沿水路源源不断地运送到纽约，成本只有原先的1/20，时间为原先的1/3.这不仅造就了美国经济的巨大繁荣，也使纽约成为了美国最大的经济中心，而修建运河所显现出的巨大经济效益，也直接引发了人们对运河股票的狂热追捧，并启动了华尔街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牛市。
　　*在这轮牛市中，出现了现代华尔街投机者的原型。他的名字叫利特尔，与杜尔不同的是，他是个独立的经纪人，没有任何的政府关系，因此也无从获取内部信息。他借助市场的短期波动来投机获利，并因成功逼空莫里斯运河股票而一举成名。像利特尔这样的人物一旦在华尔街登场，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们有过一夜暴富的辉煌，也会经历倾家荡产的劫难，不断地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轮回。但他们沉溺其中，和这个市场如影相随，他们是华尔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投机是股票市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样。
　　*华尔街第一次大牛市的来临还源于当时杰克逊总统的金融政策。一向厌恶欠债的杰克逊总统决心偿还所有国债，他的这一政策使得市场上的证券数量锐减，价格飙升。而伴随所有牛市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股市投机狂热，与此同时，美国西部开发所引发的土地投机也愈演愈烈。同样憎恶投机的杰克逊总统决心彻底根绝投机活动，他强制推行《铸币流通令》，关闭第二合众国银行，他的这些政策成功地抑止了投机，终结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牛市，但也将美国经济带入了萧条之中。
　　*这次牛市终结和经济萧条对正在悄然兴起的纽约金融市场是个不小的打击，但是，纽约的竞争对手-此时仍具一定实力的费城却因负债过高而在这次经济震荡中受到重创，从此失去了与纽约争雄的机会。
　　怎么形容19世纪以前在美国大陆长途货运的困难以及这对经济发展的制约都不为过。
　　当时的道路很少，而且已有道路的路况也很糟糕，陆路运输货物的惟一工具就是马或牛拉的大车。这种情况下，在美洲这块殖民地上，大多数长途货物运输是通过河流完成的。但不幸的是，在东部海岸的河流上只有很短的距离适合大船航行。
　　美国独立后，这个矛盾变得更为尖锐。新生的合众国的大多数居民都住在阿巴拉契亚山脉①的东面，而它大部分国土却在山脉以西。随着英国人限制西部居住的法令的废除，以及大量土地被赠予独立战争中的老兵，独立战争刚一结束，跨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扩张的人群就开始日益增加。
　　高昂的运输成本使西部的产品跨越山脉到达东部市场变得极不经济。事实上，中西部的农场主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消费自己生产的农产品，要么通过以下两条途径将产品运到东部市场。第一条途径，经过五大湖区、圣劳伦斯河②以及蒙特利尔③到达东部，但这条路在途中需要在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进行水陆联运。同时，这条途径在冬天是不通的，而且它必须经过英国控制的殖民地。另一条途径，经由密西西比河和新奥尔良抵达东部，这条途径必须经过西班牙控制的殖民地。18世纪90年代，西部产品的运输成为了美国这个新生国家的领导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华盛顿本人评价说：西部居民的忠诚“悬于一线”，因为他们的经济利益更多的依赖于新奥尔良和蒙特利尔，而不是东海岸④。
　　杰斐逊买下路易斯安那州，解除了外国势力可以通过封锁密西西比河而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潜在威胁，但这并没有解决交通运输的问题。最终一个叫做德威特克林顿的纽约人解决了这个难题，克林顿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同时，也帮助巩固了联邦政府的地位和它对西部领土的控制，而且使华尔街成为了美国的金融中心。
　　克林顿，1769年出生在纽约一个显赫的政治世家，他的叔叔乔治曾是纽约州的州长和美国的副总统。克林顿身材魁梧，长相威严，天赋极高，年仅17岁就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在毕业典礼的开幕式上他用拉丁语进行了毕业演讲。他很快就被选进了州参议院，在1802年被任命为美国参议员。但第二年他就从参议院辞职，担任了纽约的市长。当时纽约市长的任期是一年，在接下来的12年里，他一次一次地连任。在纽约市长任内，除了主持日常的市政管理，他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关注国家大事，包括交通运输问题。
　　克林顿敏锐地看到纽约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地理特点中包含的巨大机遇。第一个特点是它紧邻哈德逊河。从理论上来讲，哈德逊河根本算不上一条河流，它实际上是入海口。在纽约北边的奥尔巴尼甚至还可以看到巨大的潮汐，哈德逊河使得航海的船只可以直接驶进纽约州的内陆。第二个特性是它毗邻阿巴拉契亚山脉，这座山脉起于缅因州止于阿拉巴马州，在奥尔巴尼附近有一个缺口，莫霍克河（Mohawk River）在此从西面流入哈德逊河。
　　在奥尔巴尼和伊利河之间，陆地的海拔低于600英尺（约183米），因此，修建一条运河，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内陆长途货物运输，是切实可行的。
　　克林顿决定建造这样一条运河-这也就是后来的伊利运河。在当时，这个设想是极其大胆的，从规模上来讲，它是南北战争以前美国最大的工程。在1811年，当克林顿提出修建这样一条运河的方案时，联邦政府拒绝提供任何帮助，因此纽约州不得不独自修建它。
　　从一开始，政治阻力就十分巨大。很自然地，在运河规划区内的居民都支持这项工程，对这些地区来说，修建工程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不管这条运河从长远来看是否能够盈利。但是纽约州大部分的居民都居住在纽约州的南部和纽约城，他们中许多人都短视地认为这个项目仅仅是纽约州北部一个无关紧要的装饰品，而实际上毫无用处，于是他们激烈抵制，顽强抗争。但是克林顿是个手腕老练的政治家，他最终设法促使州立法机构通过了提案。1817年，他当选为纽约州州长，同一年，伊利运河工程动工了。
　　1817年7月4日，克林顿为伊利运河进行了破土奠基仪式。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条运河即使能够建成，也将花费几十年的时间，但克林顿宣称-就像150年之后肯尼迪总统宣称将把人类送上月球一样，“我们将在10年内看到，伊利运河的水流进哈德逊河。”同样也如阿波罗登月计划那样，在真正实现之前，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伊利运河全长584公里，从伊利湖到哈德逊河要经过83道水闸，落差为170米。河道有12米宽，1.2米深，全部用人工挖掘而成。当时联邦政府一年的财政支出还不到2 200万美元，而州立法机构为修建这条运河授权的借款就高达700万美元。
　　为了使这条运河尽快建成通航，克林顿将工作的重点首先集中在“长的水平地段”，这一段位于锡拉丘兹（Syracuse）和赫基默（Herkimer）之间，这一段长为111公里，不需要建立任何的水闸。这一段运河在一年内就建好了，使得该项工程在政治上赢得了支持。
　　到1821年，354公里长的运河河段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但最艰难的部分还没有开始-必须挖两条水渠连接杰尼西河（Genesee River）和莫霍克河，它们分别长244米和362米，而且其间还需要修建多个水闸。
　　由于受到不能直接受益的选区的反对，克林顿几乎失去了州长的职位。但是在1825年，比克林顿自定的截止日期提前两年，运河终于修建成功。10月26日，克林顿州长乘坐一艘由4匹灰马拉动的装饰豪华的大驳船从布法罗①出发了。随船装载了两桶伊利湖的湖水。在从运河到哈德逊河沿岸800公里的地区内举行了为期两周的庆祝活动，以庆祝这条运河的诞生。就像一位演讲家所说的：“这是一条最长的运河，开凿者以最少的经验，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实现了最大的公共利益。”
　　11月7日，克林顿带领一支由小船、驳船和大船组成的满载社会名流的船队，前往桑迪胡克①举行一个通航典礼。克林顿亲自将伊利运河的水倾注到汇集了来自莱茵河、刚果河、尼罗河以及世界上其他12条大河水的大西洋，这个典型的纽约式风格的仪式预示了纽约作为世界商业中心的辉煌前景，正如另一位演讲家所说的：“密西西比河谷的财宝……
　　将通过已经建成或正在建成的渠道，源源不断地倾倒到（纽约）这个商业中心。“伊利运河刚刚正式开通，就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仅1825年就有大约13 110艘船只穿行于布法罗和奥尔巴尼之间，缴纳的税收达到了50万美元，足以支付纽约州为修建运河所借的债务了。这一年，有4万人经过尤蒂卡②这个小镇，而且旅客流量持续增加。
　　一个早期的目击者写道：“站在运河无数的大桥上任何一个地方，你会看到令人无法忘怀的景象，在运河上下两个方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都可以看到长长的船队。到了夜晚，船头闪烁的灯光，就像是一大群萤火虫在飞舞。”
　　坐船的许多乘客是想要离开新英格兰的那些非常贫困的小山区的居民，他们准备到俄亥俄州或更西的地方寻找更好的落脚地，而在运河里航行的绝大多数货船则或是启航于，或是经过，或是驶向纽约。中西部的农产品产量猛增，以前这些农产品被迫绕道密西西比河进行长途运输，现在可以通过克林顿修建的运河迅速运往东海岸。在运河开通前，在布法罗，一吨面粉的价格是40美元，将它运到纽约需要花3周的时间，运输成本是120美元，所以当面粉到达纽约的时候，价格相当于原来的4倍。可是运河开通之后，运送同样一吨面粉只需要8天的时间，而且运输成本只有6美元，也就是说，运输面粉的成本相当于原来的1/20，所需时间约为原来的1/3.对于其他的商品也是一样的。
　　事实上，在短短几年内，正如一位波士顿的诗人兼医生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①（他是曾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②的父亲）曾不满地抱怨说，纽约已经成为了“舔食美国商业和金融蛋糕上奶油的舌头”。
　　伊利运河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纽约市的人口开始爆炸似地增长。1820年的纽约人口为123 700，费城的人口是112 000；到了1860年，这两个数字就变成了1 080 330和565 529.同样令人吃惊的是纽约作为一个港口城市的迅猛发展：1800年，美国的外来商品大约只有9%通过纽约港进入美国，到了1860年，这个比例已经跃升到了62%.纽约很快变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新兴城市，城区和未开发地区的界线在曼哈顿岛上以每年两个街区的速度向北推移。由于曼哈顿群岛宽约两英里，这就意味着纽约每年增加大约十英里的新街道。这些街道上经常堆积着大量的建筑材料，阻碍了城市交通，这使纽约很快获得了“交通混乱”的名声，从那个时代起直到现在，这一名声一直和纽约如影相随。
　　很自然地，纽约商业的繁华和人口的膨胀也在经纪人的业务中得到了反映。但在19世纪20年代，这些“经纪人”仍然是一般意义上的“经纪人”（相对于专业化的证券经纪人而言），他们代理的品种范围包括证券、棉花、保险等。可是，伊利运河的修建在当时的美国引发了对运河概念证券的狂热，迅速增加了华尔街以及波士顿和费城等其他主要证券市场的交易量。这些增加的交易量中不少来自于欧洲，因为欧洲的资本也想从迅速发展的美国经济中寻找获利的机会。
　　实际上，许多美国的运河公司被伦敦的银行所控制，如巴林兄弟银行，其在纽约的代理人是精明的托马斯沃德（Thomas W. Ward）。到1823年底，巴林兄弟银行所拥有的各种运河股票价值不低于24万美元，1824年，又增加了8.2万美元。英国人在美国市场的实力和影响让人不敢低估，并长达几十年之久，正如1833年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开玩笑说：“美国金融市场的晴雨表悬挂在伦敦交易所。”今天，情况正好倒过来，世界所有金融市场的晴雨表都挂在美国的华尔街上。
　　由于对美国运河概念证券的狂热，证券的首次发行常常获得超额认购。为修建罗得岛州①普罗维登斯的布莱克斯通运河而发行的股票，受到超过首发规模3倍的认购。新泽西的莫里斯运河的股票，后来成为华尔街的很多投机活动的对象，在首发时也获得多倍的超额认购。这些项目，即使最终付诸实施并成功建造，获得的回报也远没有招股说明书上信心十足地宣称的那么高，有些是因为经营不善，有些完全就是欺诈。而其余的，由于遇到了原先没有预料到的附加成本而变得无法盈利。切萨皮克和俄亥俄②运河公司，原计划建造一个伊利运河的南方版本，由于修建运河的途中遇到无数工程上的难题，结果该项目变成了一个无底洞。到1827年，该工程的最终费用估算为2200万美元，是伊利运河成本的3倍以上，因此，该项工程一直没有竣工。
　　在随后的工业革命进程中，随着新的商业机会不断涌现，我们会看到这种现象在华尔街上不断地重复上演。对未来机会玫瑰色的幻想引发人们盲目地投资于各种尚未开张的公司的证券，于是，股价飞涨。而当公司正式开张，进入运营阶段，面对现实的困境时，股价就崩溃了。当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铁路业开始兴起时，这种现象也发生过。同样，到了20世纪20年代，投资者狂热买入航空公司的股票，而大多数航空公司连一条航线也没有开通过。当时投资者急迫地想参与到未来航空业发展的美好前景中去，他们疯狂抢购一家名叫海岸航空公司（Seaboard Air Lines）的股票，而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一家铁路公司，根本不是航空公司。20世纪60年代，投资者蜂拥购买连锁公司股票，试图从当时尚未被麦当劳和肯德基开发的连锁店市场中获利，而事实上，此类公司在股票首次发行之后，没有几家能够成功。
　　市场对新证券的需求不断增加，其中既有新公司发行的股票，也有州政府发行的债券，而此时，有关公司和证券的法律尚在襁褓之中，每一个经纪人，无论是经验老道的骗子，还是初出茅庐的新手，都能很容易地将那些价值很令人怀疑的股票卖出。此时（19世纪20年代），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证券市场和华尔街在规模和活跃程度上都相差无几，这两个市场允许公司，甚至是州政府，通过不断去贷新款和发行新股票来筹集资金，以支付利息和股息。而纽约州法禁止这种庞式骗局①的融资方式，这对于未来华尔街能够最终在各个证券市场的竞争中胜出并占据统治地位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到1837年，这轮泡沫似的繁荣不可避免地落幕时，这一点就显现出来了。

零下68度

　在19世纪20年代末期的牛市行情中，许多经纪人发现他们可以放弃许多其他的经纪业务种类，如保险和彩票，而将精力集中在收益更高的股票和债券上。事实上很多交易活动并没有发生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指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租用的交易场地）中。1821年，交易所的理事会开始在宽街21号塞缪尔毕比的办公室里举行会议，毕比是当时最为成功的经纪人之一。直到1827年，理事会才移到华尔街南边的威廉大街和汉诺威大街之间的商人交易所（Merchant Exchange）。
　　但是华尔街的大部分交易活动还是在大街上进行的，许多不能成为交易所会员的经纪人在路灯柱下买卖股票。这里的交易量经常超过场内交易量（至少根据交易的股票数量来算是这样，而不是根据市值来计算），这正如现在，如果按交易股数计算，纳斯达克的交易量可以经常超过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交易量。很多新证券在交易所上市交易之前，是在承销商的办公室开始交易的。交易所的日交易量经常不足100股，在1830年3月16日，纽约股票交易所交易的股票仅仅31股，创下了开业以来交易量的最低记录。
　　在这轮牛市行情中，另一个现代华尔街经纪人的原型人物出现了。此类人物在此之前尚未登场，在此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华尔街，直到今天。他的名字叫雅各布利特尔（JacobLittle），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波特①，是一个造船匠的儿子。利特尔于1817年来到华尔街，这一年在纽约的历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伊利运河开始动工了，纽约股票交易所也正式成立了，黑球航线公司（Black Ball Line）开始运营，这是首家横渡北大西洋的客运公司，定期往返于纽约和利物浦之间。在那个时候，定期的客运服务还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但很快成为一种标准化服务，纽约也因此成为美国人跨洋旅行最重要的起点站和终点站，它的这一地位一直延续到喷气飞机时代。
　　1822年，利特尔在一个地下办公室建立了自己的经纪公司（因为房价高昂，华尔街的每一平方英尺的空间都被充分利用起来，所以地下办公室很常见），此前几年，他在一家经营多种业务的经纪公司-雅各布巴克公司（JacobBarker）供职。在被几次投票否决之后，1825年他终于成为了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会员。
　　利特尔和上一代的威廉杜尔非常不同。杜尔的特长是获取政府内幕消息（或者更精确地说，他的特色是让别人觉得他能够获得政府的内幕消息），而且，杜尔在需要背叛他的合伙人时会毫不犹豫，他会利用合伙人的钱为自己牟利。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杜尔是个十足的骗子。
　　但是利特尔是个独立的经纪人，他没有任何政府关系，也没有长期合伙人。他靠比其他证券交易者对市场一些特殊事件的更准确的判断来挣钱，而且他是用自己的钱在牟利。
　　换句话说，雅各布利特尔是个股票投机者，他是通过市场的短期波动来获利，而不是对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进行长期投资。
　　投机一直是一个颇受争议的名词，至少在华尔街以外的地方是这样的。投机者经常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市场发展进程中的寄生虫，他们并不创造财富，但却能从中牟利。当然，经纪人们很乐于看到人们热衷于投机，因为他们可以借此进行频繁的交易为自己增加大量的佣金。但是，这些投机活动也大大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提高了交易量，增加了市场的参与者，而这恰恰有助于确保市场产生最公正的价格。但是“投机者”一向是华尔街上一切不幸的“替罪羊”，他们总是会被指责为每一次市场狂热以及必然随后而来的熊市的罪魁祸首。
　　这些熊市阶段也不可避免地激怒那些对市场运转不甚了解的人们，他们想方设法将投机活动从国家的金融体系中清除出去。可是，即使受到日益严厉的监管和各种“歧视”，例如短期资本利得需要交纳高额的赋税，投机活动不仅幸存下来，而且还日渐繁荣，这足以证明在适当的监管下，投机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顺应市场要求的。另外，投机，很像色情，给它下个定义或许很难，但明眼人却一眼就能辨别出来。正如20世纪初伟大的英国金融家欧内斯特卡塞尔（Ernest Cassel）爵士所说：“当我年轻的时候，人们称我为赌徒；后来我的生意规模越来越大，我成为一名投机者；而现在我被称为银行家。但其实我一直在做同样的工作。”
　　作为华尔街第一位伟大的投机者，雅各布利特尔通常在市场行情下跌的时候进行操作，他喜欢赌股价的下落。正因如此，他是华尔街第一个以“大熊星”的绰号而闻名的人（但他决不是最后一个）。但是，他最初的名声却是来自于对19世纪30年代最热的股票之一-莫里斯运河和银行公司（Morris Canal and Banking Company，以下简称莫里斯运河）上涨行情的准确判断。1834年，市场飞速上涨，莫里斯运河是这次牛市的龙头股，但利特尔已经知道华尔街的许多大玩家已经卖空了这只股票，正在等待它的下跌。
　　利特尔看到了机会。在那个时候，卖空者承诺在将来一个特定的时间以特定的价格交付股票，如果股价在卖出日和交付日之间下跌的话，卖空者可以在交付日从市场低价买入，进行交割而获得价差。
　　但是如果股价上升的话，做空者将遭受损失。更糟的是，至少在理论上，股价是可以无限上涨的，因此对一个做空者来说，潜在的损失是无限的。华尔街有条古老而神圣的规则，正如下面这首著名的打油诗所说的那样。人们通常认为这首打油诗是丹尼尔德鲁①所作，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实际上不是。
　　卖出没有的，就必须买回来，否则就要蹲监狱。
　　利特尔组织了一个投机者集团悄悄地购买莫里斯运河的股票。当那些卖空者为了交付股票而到市场上购买莫里斯运河的股票时，他们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利特尔和他的朋友们已经买断了这只股票，他们事实上控制了这只股票所有的流通股。利特尔的集团以大约10美元的平均价格买进了这些股票，不用说，他们是决不会以这个价格将这些股票卖出的。
　　在一个月之内，莫里斯运河的股价飞涨，达到每股185美元，利特尔和他的同伙大发了一笔横财。
　　一夜之间，利特尔成为了华尔街上最著名的投机者，并且保持这一名声长达20多年之久，尽管这一期间他曾三次破产。但每一次他都能努力地从失败中站起来，仿佛一只投机的不死鸟从破产的灰烬中重生。最终，他在1857年的市场崩盘中第四次破产，从此一蹶不振。此后数年，他仍然混迹于华尔街直到去世，但他只能零星交易一些小额股票，他的辉煌时代早已一去不返。威廉沃辛顿福勒①关于华尔街的传记是19世纪60年代最畅销的书籍，他这样描述利特尔那样的人：凡是到过交易所的人，都会注意到一些经常光顾市场的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曾有过幸福时光，但他们把他们的钱遗失在了华尔街，他们每天都来到这里，似乎希望在同一个地方找回失去的金钱。这些人是市场的幽灵，他们用毫无光泽的眼睛瞪着报价牌，用干枯的手指着它，似乎在说：“这些都是你们干的！”他们拥挤在大门旁，在交易所的大厅出入，破烂的衣服，褪色的靴子，蓬乱的头发，他们从不洗澡，不刮胡须，憔悴的脸上挂着的笑容比眼泪更令人心酸。
　　真正成就利特尔的辉煌的是华尔街的第一次大牛市，而这次牛市的到来是源于安德鲁杰克逊政府的金融政策。
　　杰克逊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出身的总统，他家境贫寒，从小丧父。他学习的专业是法律，并于1788年移民到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在当时，那里仅仅只有几座小木屋。作为一个律师，他很快发达起来，并购置了大片的地产。当大量的人迁居到田纳西州中部茂密的乡村时，这些地产的价格飞速上涨。可是由于一笔地产的账务出错，杰克逊发现自己要对另一个人的债务负责。处理这个案件花了他10多年的时间，由此，他产生了一种对投机、债务以及纸币的终生的恐惧。
　　当他在1829年成为总统的时候，杰克逊的金融政策很简单：尽快还清国债，关闭第二合众国银行。他非常憎恨这个银行，因为它是东部“金钱权力”的象征。第二合众国银行在美国经历了1812年战争期间近乎灾难性的财政困境之后，由国会在1816年授权建立。但是，像汉密尔顿的合众国银行一样，该银行的许可证规定期限是20年，到杰克逊时，需要对它进行续批了。
　　这家银行开始阶段经营不善，但当费城的银行家尼古拉斯比德尔①在1823年接管后，它很快就发展成为全美最大的最有实力的银行。因为它是由国会授权的，所以它是惟一一家可以跨州经营的银行。作为联邦政府的财政代理，它在全国的主要城市都有分支机构，它发行的银行券②在全美都可以流通。
　　比德尔是一位特殊的人物，是美国本土产生的最伟大的银行家之一。在13岁时，他就完成了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位所需的所有课程，但由于他的年纪太小，学校拒绝给他颁发毕业证书。于是他就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用了两年的时间获得学士学位。在15岁时，他作为毕业生的代表作了毕业演说。
　　当杰克逊成为总统的时候，比德尔可能是全国第二号有权势的人，许多人认为总有一天比德尔自己也会竞选总统，但是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恰恰没有这么做。比德尔的贵族式行为方式（比德尔家族是费城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使得杰克逊对他和他的银行非常反感。
　　但是在1836年银行的许可证到期之前，杰克逊并不能拿它怎么样。同时杰克逊将注意力放在削减国债上。此时，美国有了大量的财政盈余，因此，在各证券市场交易的联邦政府债券数量在稳步减少。因为合众国银行负责联邦政府债券的发行，所以债券数量的减少也就意味着银行的权力被削弱。州政府债券、运河公司和第一批铁路吸收了联邦政府不再需要的资金，但是由于市场上证券供给的大量减少，加剧了人们对剩余证券的需求，从而抬高了这些证券的价格。
　　到1834年，杰克逊基本上已经偿清了所有的国债，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实际上也是任何现代大国历史上惟一的一次-完全偿清国债。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双管齐下，一方面提高关税，另一方面，无情地削减开支，尤其是大量减少在一些道路建设等民用设施上的投入。
　　随着美国的日益繁荣，华尔街上的股票交易商也越来越多。在19世纪20年代后期，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日交易量经常跌到每日100股以下。但到了30年代的中期，每日平均拍卖的股票数目大约为6 000股，1835年6月26日，交易量创下了一个历史记录-7 825股。
　　但是，当时的拍卖并不是像今天这样的连续拍卖，会员们坐在各自桌边的座位上（现在交易所里的交易“席位”正出自于此），等待交易所总裁或主持人举行每天两次的拍卖，总裁或主持人会依次叫出每一种证券的名字。1836年，在所有挂牌交易的股票中，包括38家银行、32家保险公司、4家铁路公司、4家运河公司以及3家天然气公司的股票（在那时，煤气灯正迅速普及到全美各地）。
　　大部分的股票交易还发生在场外，交易所理事会对会员的苛刻要求将许多人排斥在外，更多的人往往在投票时被刷掉。这些人都靠证券经纪过活，至少在行情好的时候是这样的。
　　股票交易的节奏和价格仍然是由理事会来决定，而街头交易多在下午，那时候，交易所的拍卖已经结束，价格已经决定。非会员经纪人通常挤在交易所门口，争取在第一时间听到最新的价格。
　　1835年12月16日，在这一轮牛市势头正猛时，华尔街遭受了一次灾难，这一次不是金融灾难，而是一次自然灾难。那一天，纽约爆发了火灾，起火的原因至今尚不清楚。大火蔓延，无法控制，整整持续了两天。虽然连费城的消防队员都赶来了，但也无济于事。
　　恶劣的天气和猛烈的大风使得消防队员无计可施，大火愈加猛烈，熊熊的火焰将费城、波基普西①以及纽黑文②的天空都映红了。由于纽约此时依然缺少充足的水供应，手工运作的消防车不得不离开现场到东河去取水，而且，由于当时正值严冬，消防人员还不得不砸冰取水。
　　当火势最终得到控制时，纽约的商业中心已经是一片废墟了。大火毁掉了由华尔街、宽街、康提斯小街和东河包围的20个街区的700多座建筑。英国殖民时代的遗迹也随着大火一去不返。今天的曼哈顿，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城市的中心，独立战争前的建筑只有位于百老汇和富尔顿大街拐角处的圣保罗教堂还硕果仅存。
　　因为这场大火，纽约城中26家火灾保险公司中有23家宣布破产，这使得许多股票的持有者和投保人也跟着破产了。在毁坏的建筑中也有商人交易所，这是自1827年以来纽约股票交易委员会举行拍卖的场所。幸运的是，交易所的一个英勇的员工-JR芒特（J.R. Mout）在建筑崩塌之前设法将交易所的交易记录抢了出来，为此他得到了100美元的奖金。
　　委员会很快重整旗鼓，在一个临时的场所重新开业了。虽然纽约遭到大火的严重破坏，但这个时期美国的经济蒸蒸日上，这帮助纽约的经纪业很快恢复过来。
　　此时美国繁荣的经济中的亮点是西部的土地开发，这些项目是由政府新批准建立的银行资助的。1829年，在全美仅仅只有329家银行，8年之后就有了788家。但是，当银行的数目翻了两倍多时，这些银行发行的票据的总值翻了3倍多，从原来的4820万增至1.492亿，发放的贷款翻了将近4倍，从1.37亿增至5.251亿。许多州的银行立法很仓促，所以有许多新银行经营不善（即使没有欺诈的话），它们普遍资本金不足，监管不严，对未来过度乐观。
　　合众国银行可以通过拒绝接受它认为经营不善的银行的票据来维护它的稳定，但随着它权力的减弱，它控制形势的能力也减弱了。而且，作为毁掉合众国银行的策略的一部分，杰克逊从该银行撤出了政府存款，转而存放在州立银行当中，这些银行因此迅速被杰克逊的政治对手们冠以“被宠幸的银行”的称号。因为增加了存款基础，这些银行可以发行更多的银行券，并以房地产作担保发放了更多的贷款，而房地产是所有投资中最缺乏流动性的一种。
　　这样一来，最痛恨投机和纸币的杰克逊总统所实施的政策，意想不到地引发了美国首次由于纸币而引起的巨大投机泡沫。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在这次泡沫中，许多的土地都是联邦政府卖给居民或投机者的。政府的土地办公室（General Land Office）在1832年的土地销售总额为250万美元，到1836年这一数字达到了2500万美元，这一年的夏季销售额大约为每月将近500万美元。美国俚语中“做土地办公室的生意”（do a land-office business）的说法就开始于这个狂热时期，意思是“非常兴隆的生意”。
　　杰克逊清楚地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后来写道：“土地的拥有证只是到银行去贷款的信用凭证，银行把它们的银行券贷给投机者，投机者再去购买土地，很快，银行券又回到了银行，接着又被贷出去，银行券在这个过程中仅仅是充当将宝贵的土地转移到投机者手里的工具。实际上，每一次投机都酝酿着更大的一次投机。”
　　典型的杰克逊式的做法是将投机活动拦腰截断。他向他的内阁建议：土地办公室只接受铸币支付-金币或银币。但是，因为内阁的许多会员自身都深深地卷入到了这场投机中，所以总统的建议受到了坚决抵制。同样卷入很深的国会当然也不会同意，所以总统只有等到国会休会后的7月11日，将所谓的《铸币流通令》（specie circular）作为一个行政命令签署。它要求，除极个别情况外，8月15日以后购买土地都必须用金币或银币支付。
　　杰克逊希望他的措施将会阻止全国的投机活动，但这些措施的效果远不止于此，它还对美国经济起了紧急刹车的作用。由于对铸币的需求激增，银行券的持有者开始要求用银行券换取金银铸币。银行为了筹集急需的钱，不得不尽快收回贷款。西部银行从东部银行吸收了大量的金银铸币，但一直很好地保存这些金银币，因为还有其他的政府项目需要资金。
　　因为联邦政府有大量的财政盈余，但并没有负债，所以钱要么堆放在国库里没有被使用，要么存放在“被宠幸的银行”中。1836年，国会决定将大部分的盈余分给各个州政府使用。它下令财政部从1837年2月份开始，每个季度都从财政部在银行的存款中取出900万美元，并根据各州的人口按比例分配给各州。银行不得不作好准备，以应付存款基数的锐减。
　　实力较弱的银行，黄金储备较少，但却发行了大量的银行券，所以纷纷开始破产。而那些需要银行贷款的商人也因此步履维艰。股市开始下跌。纽约的日记作者和前市长菲利普霍恩①，在1836年6月他百老汇的新宅奠基后去欧洲看望他的女儿，而当他10月份回到纽约时，发现金融界的氛围完全变了。他在1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这是个艰难的时代”。他列举了几只股票，这些股票在他去欧洲的时候价格超过100美元，但如今仅仅值60或70美元。《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在1837年2月2日（这一天，按照国会的决定，第一笔900万美元的钱从银行，其中大部分是东部银行，转给了各个州政府）
　　报道：利率从年利7%一下飙升到月利2%，甚至3%.破产开始蔓延。英格兰银行提高利率，以避免黄金流出国门，这导致英国的棉花进口量下降，进一步影响了美国的经济。而且，因为英国国内的利率升高，所以英国的投资者不再愿意将钱投入到美国的证券上，这对华尔街证券市场无疑是雪上加霜。
　　美国历史上的首次大牛市终于被首次大熊市所替代，但交易量仍然保持很高。事实上，1837年3月，当马丁范布伦①取代杰克逊入主白宫时，交易量达到每天上万股。这是杰克逊并非有意种下的苦果遭到报应的时候了，现在，股票价格复仇似地开始下跌。莫里斯运河股票月初的价格为96美元，在月末仅仅为80美元（到1841年，它几乎一文不值了）。长岛铁路（Long Island Railroad）的股票从78美元跌到64美元。当几个州的州政府试图为它们的债务进行再融资时，发现市场上根本没有人愿意购买它们的债券。
　　到4月份，菲利普霍恩自己也受到了波及，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投机狂热的日子里我们曾听说过的那些巨大财富，在4月的阳光到来之前，就像冰雪一样融化得无影无踪。
　　没有人可以逃出这场劫难，我们最终一无所有；只有那些债务很少或根本没有债务的人才是真正的幸福者。“在5月底，全美的所有银行，至少是那些还没有破产的银行，都终止了金币兑付。政府的收入，虽然在1836年达到了5 080万美元，在1837年却只有2 490万美元了，杰克逊的联邦政府不欠债的美好愿景一去不复返了。到1837年初秋，全美90%的工厂关了门，美国历史上首次进入了萧条时期（这仍然是迄今为止美国历时最长的萧条期）。就这次大萧条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值得庆幸的是：那时美国的绝大部分人是居住在乡下，也就是今天的经济学家所称的”货币经济“②之外，感受不到经济崩溃带来的苦痛。他们能够自给自足，直到经济恢复过来。
　　那些生活在“货币经济”的漩涡之中的人们，像工厂的工人和老板、商人以及华尔街的经纪人，遭受的痛苦就要深重得多。
　　随着恐慌的过去和萧条的到来，华尔街的商业活动停止了。为了找一个更小更便宜的活动场所，纽约股票交易所在这几年中搬迁了好几次。但是，如果说华尔街遭受了打击的话，那么，费城的金融市场受到的冲击则更为严重。
　　在人口扩张的几年里，纽约市场的发展速度比费城市场要快得多，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纽约已经成为了最大的、最重要的金融市场。而且，30年代中期的政治和经济事件对费城的影响要比对纽约的影响大得多。这时已经失去了国家授权的合众国银行不得不去寻求所在地政府的授权，这样，它的名字就改为了冗长的费城合众国银行①。但是由于没有国家授予的经营权，它就只是一家州立银行，这使得它那原先造就费城金融市场繁荣的威力不复存在。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当大萧条来临时，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发现它没有能力偿还2 000万的巨额债务，所以只能拖欠债务的本金和利息。由于费城的银行都是以州政府债券作为储备的，所以州政府违约对它们的打击跟大萧条的打击一样严重。而纽约，它的债务只有区区200万，完全能够偿还。当纽约的一些银行关门时，另一些经营得比较好的银行仍然幸存了下来。这样，已经位于第二的费城，在金融业务总量上更加被纽约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因此，在这个时期，“华尔街”作为美国金融市场的代名词进入美国人的字典绝不是偶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所代表的含义就会越来越名副其实。但不无讽刺的是，华尔街似乎只有在历经了火灾、恐慌和萧条的洗礼之后，才能最终真正成为美国金融市场的代表。
　　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在这个时代……
　　1807年罗伯特富尔顿乘着自己设计的平底蒸汽船，由纽约市码头出发，32小时后抵达奥尔巴尼，成功地进行了首次轮船航行。
　　1819年美国和西班牙签订条约，西班牙把佛罗里达割让给美国，并放弃对俄勒冈地区的全部领土要求。
　　1821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土地法》，降低出售土地的单位面积。19世纪20年代，美国开始西部开发。30年代，土地投机热升温。
　　1825年伊利运河修建完成。此后，华尔街开始了对运河概念股的狂热投机。
　　1835年纽约发生大火。
　　1836年杰克逊总统签署了《铸币流通令》。随后，美国经济出现大萧条。
　　1836年“华尔街”一词开始代表纽约证券市场。
　　也在这个时代……
　　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8.7%（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报告）。

零下68度

“除了再来一场大崩溃，这一切还能以什么收场呢？”

　

　　铁路的发明，带来了美国经济的飞跃增长，也极大的扩大了资本市场的规模和影响力；电报的产生，则迅速确立了华尔街作为美国资本市场中心的地位；而1848年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带来了美国经济和华尔街新一轮的快速增长，纽约的人们过着销金蚀银的挥霍生活。
　　然而，到了1857年，各种衰退的迹象开始显现，“除了再来一场大崩溃，这一切还能以什么收场呢？”……
　　

　　（1837——1857）


　　*这个时期，对人类社会影响重大的两项技术出现了：铁路和电报。
　　*铁路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直接和迅速的。铁路作为一种新的交通运输方式，比此前出现的运河效率更高，所受的地理条件的限制更少，它把无数小规模的地方经济连接在一起，越来越多的产品的生产实现了规模化；同时，铁路对于钢轨、机车、车箱和煤的巨大需求也推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重工业企业的发展，并造就了第一批工业时代的产业大军和百万富翁。
　　*铁路的发明也对华尔街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铁路的修建需要巨额资本，由此产生了巨大的融资需求。铁路证券成为了华尔街投资的主要品种，而对铁路股票的疯狂投机与铁路本身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共同带领华尔街进入了一段非比寻常的历史时期。
　　*电报的发明，在彻底改变人类信息传递方式的同时，也对华尔街证券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纽约股市开盘价格传递到费城所需的时间从30分钟锐减到几秒钟的巨大变化过程中，华尔街对于其他地区性证券市场的影响力大大增加，这些地区性的证券市场被迅速边缘化，纽约从而一举确立了作为美国金融中心的地位。
　　*这个时代的股市英雄，以德鲁为代表。出身贫寒、靠贩卖牲畜起家的德鲁，来到了华尔街这个刀光剑影的博弈场上，对基督教虔诚的信仰丝毫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惯用各种阴谋诡计的股市超级玩家。
　　* 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金矿，引发了全美国的淘金狂潮，大量的黄金支撑着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华尔街也因此再度繁荣。但到1857年，各种衰退的迹象开始显现，华尔街上的银行和经纪商开始破产，恐慌扩散到伦敦和巴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金融恐慌开始爆发。到这一年年底这场灾难过去的时候，纽约有一半的经纪商破产，而华尔街的一些革命性的变革即将在这短暂的消沉之后来临。
　　1837年大崩溃之后，华尔街多年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那些除了证券之外还同时经营其他业务的经纪商在这场大崩溃后得以生存下来，但很多已经开始专营证券经纪业务的经纪商们则没有那么走运。那些已经在交易所占有一席之地的交易所会员比起场外经纪商（也称街边经纪商，或路边经纪商）日子要好过得多。在19世纪30年代牛市的最高峰时期，场外经纪商因为不能进入股票交易所，曾组建了一个交易所与正式的股票交易所抗衡，它被称作新交易所（New Board）。但到了1839年，这些经纪商中有3/4都已经破产，到了1848年，新交易所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此时的欧洲和美国一样，也处于一片大萧条之中，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对美国证券的需求也相应大大减少了。更糟糕的是，截至1842年，美国共有超过9个州的州政府无法偿还其债券，这使得美国证券在欧洲市场上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当时在欧洲市场上，就连南美洲的一些市政债券也比美国国债的售价高。洛希尔①银行巴黎分行的总裁曾经这样对美国人说：“你们回去这样告诉你们的政府，你们在欧洲见到了欧洲金融界的巨头，他们说，美国人在欧洲借不到钱，一分钱都借不到。”
　　与早期相比，华尔街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沿着华尔街西角一字排开的富丽堂皇的砖石大厦，现在大部分都让位于褐色砂石粉面的四、五层的办公大楼。曾经作为临时国会大厦的旧市政大厅在19世纪30年代被拆除，在原址上取而代之的是海关大楼。
　　海关大楼屹立在宽街的街头，是19世纪30~40年代非常流行的希腊复古式风格建筑，它自从建成以后就一直是许多华尔街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所，1862年它成为美国国库在纽约的分部，1883年，在英国撤离美国的百年纪念日，在它的门前立起了一尊乔治华盛顿的雕像。
　　位于华尔街南边的商人交易所在1835年的大火中毁于一旦，取而代之的是于1842年重新开业的更大的新的商人交易所。直到现在，它依然屹立在那里。
　　但是在这段时间内，华尔街的外观最显著的变化还是在前两座三一教堂原址上建起的第三座三一教堂，它紧靠着华尔街的西端，横穿华尔街百老汇。1709年建成的第二座教堂从结构方面来说相对简单些，随着纽约的发展，最重要的圣公会教区（Episcopalparish）
　　也随之发展起来。1705年，安妮女王（Queen Anne）把位于城北名为“女王农场”的一些土地赐给当时面积很小的教区，这块土地现在位于曼哈顿西边地势较低的地段，总面积达到1.1公亩。随着纽约市在19世纪早期爆炸式的扩张，这份女王的馈赠也随之迅速增值。到1840年，三一教堂就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教区的教堂，直到今天还依然如此。由于年久失修，教区委员会决定建一座更大更堂皇的大楼来替代它。
　　新的三一教堂是用褐色砖石建成的，在纽约市的历史上，它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教堂的尖顶直冲云霄，高达84米，在布鲁克林的曼哈顿城堡建成之前，它一直是纽约市的最高点。就像现在的帝国大厦一样，教堂在当时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客，游客只有在付费之后才能爬上尖顶观赏风景，教堂管理人员也因此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收入。在1864年教堂落成后-那一年墨西哥战争的爆发最终结束了经济衰退-这个“上帝的企业”①在不经意间变得极其富有，它也因此成为华尔街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象征，其知名度甚至超过了纽约股票交易所和摩根银行。
　　

零下68度

　就在华尔街的外观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处于萧条之中的美国经济也悄然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最重要的改变来自于19世纪最有前途的发明-铁路。运河只是部分缓解了陆路长途运输的问题，而铁路则最终解决了这个难题。开挖运河不仅极其昂贵，而且适宜开挖运河的地段非常有限。那个时代，中产阶级年收入只有1 000美元，而伊利运河每英里的造价高达两万美元。而且要保证通航，运河里必须有大量的河水，因此只有在降雨量大的地区才适于修建运河。由于北方冬天气候干燥少雨，因此运河在冬天基本处于断航状态。倒霉的切萨皮克和俄亥俄运河的股东们还发现，在多山的地区开挖运河非常不划算，因为在这些地区需要建造船闸来升降驳船，而这使得运河的建造更加昂贵。相比之下，铁路几乎可以在任何地区都能建造，并且不受季节的影响，四季通行。
　　早在17世纪中期，采矿工人偶然发现，如果把货车放在铁轨上，靠牲口可以拉动比平时多得多的货物。但是这一发现没有在矿山之外的地区得到应用，直到出现了比马更强大的牵引动力。当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的旋转式蒸汽机技术在1784年日趋成熟时，工程师们开始思考如何在铁轨上把蒸汽机和马车车厢结合到一起工作。但是，当时瓦特设计的蒸汽机，每分钟只有12转，连蒸汽机自身都推不动，更不用说拉货或者拉人了。在18、19世纪之交，英国的理查德特莱威狄（Richard Trevithick）和美国的奥利弗埃文斯（OliveEvans）分别独立发明了高压蒸汽机之后，铁路运输成为可能。瓦特的蒸汽机用蒸汽推动活塞，然后利用真空使活塞回到原位，而特莱威狄和埃文斯的蒸汽机则全部使用蒸汽来回推动活塞，而且所产生的压强要远远高于瓦特蒸汽机。这种蒸汽机巨大的“吐气”声，使它获得了“喷气的机器”的绰号，而正是这种蒸汽机使陆路交通变得前所未有地快捷和便宜，并且几乎可以通达任何地方，它也因此成为了推动整个19世纪经济发展的动力。
　　为了对这一发明以及它所带来的革命性的变化有一个大致的概念，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在18世纪20年代，挖一条横穿纽约州的运河已经是人类极限了，但仅仅半个世纪以后，联合太平洋铁路（Union Pacific Railroad）已经能够横跨整个美国大陆了。
　　奥利弗埃文斯，这个已经被人们遗忘的美国天才，早在1813年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前景。“这样一个时代终将到来，”那一年他写道，“人们会坐在蒸汽机牵引的车厢里，在城市之间往返旅行，就像飞鸟一样快……乘坐一列这样的火车，早晨从华盛顿出发，旅客们可以在巴尔的摩吃早餐，在费城吃午餐，当天晚上可在纽约享用晚餐……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铺设两条双向铁轨，这样，两列火车可以相向而行，夜晚也可以行车。”
　　不幸的是，埃文斯于1819逝世，他没有来得及亲眼看到他的设想变成现实。铁路的发展并不是仅仅依靠一项发明，相反，它需要一整套复杂的技术，因此铁路运营真正成熟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英国工程师乔治斯蒂芬森（GeorgeStephenson）第一次将铁路运营的各项要素整合在一起，1829年他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两个城市之间修建了一条铁路，曼彻斯特处于内陆地区，这条铁路使得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的曼彻斯特的制造业直接与出海口相连。
　　斯蒂芬森的铁路一炮打响，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并且很快被别人竞相模仿。在曼彻斯特至利物浦的铁路开通时，巴尔的摩至俄亥俄的铁路已经在建设之中了。由于工程师们认为路上的弯道太急，不适于用蒸汽机作为动力，因此最开始是考虑用马来作为牵引的。后来，纽约的工程师兼实业家彼得库珀（Peter Cooper）制造出美国第一台名为“拇指汤姆”①的机车，改变了他们原先的想法。由于找不到一个很好的通汽管，库珀实际上是使用枪管来连接蒸汽机和锅炉的。“拇指汤姆”在巴尔的摩至俄亥俄之间的铁路上以18英里（约28公里，1英里约合1.6公里）的时速行使，这让当时那些习惯了马儿小跑的人们目瞪口呆，惊诧不已。
　　巴尔的摩至俄亥俄之间的铁路只是当时正在兴建的诸多铁路中的第一条，到1835年美国已经有1000英里的铁路线在运营了。到1840年，这一数字达到了3000英里，到1850年达到1万英里。南北战争爆发时，已经总共有3万英里的铁路线纵横交错在美国大陆上。
　　铁路大大地改变了人们生活的节奏。在1829年，安德鲁杰克逊从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到华盛顿就职总统，坐马车走了一个月。到了1860年，这段路程只要3天。铁路大大激发了人们对长途旅行的兴趣。在南卡罗莱纳州的两个城市查尔斯顿和汉堡之间的第一条铁路通车以前，两城市之间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马车，并且一周只能跑3次，但仅仅5年之后，这条铁路线每年运送的旅客就达到了3万人次。
　　尽管铁路对客运影响巨大，但受惠更多的是货运。正如伊利运河的开通使得五大湖区和纽约市之间的货物运输成本减少为原来的1/20那样，铁路的开通将它所有连接的内陆站点之间的货物运输的费用以类似的比例大大降低。因此可以这么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项发明能像铁路这样对世界产生如此迅速和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我们有理由说，正是铁路把无数小规模的地方经济联系在一起，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1886年，经济学家亚瑟T哈德利（Arthur T. Hadley）在他的经典著作《铁路交通》（Railroad Transportation）中写道：“在我们祖父的那个时代，货物运输费用极其昂贵，小麦只能在它产地周围200英里的范围内被消费掉。但是今天，俄罗斯的小麦、印度的小麦和达科他州的小麦直接竞争，敖德萨①的小麦产出直接影响着芝加哥小麦市场的价格。”
　　受到铁路影响的远不止小麦。在铁路出现以前，由于区域性市场的需求量很小，许多工业产品往往可以用手工生产。但随着铁路的开通，在制造领域内实现规模经济成为可能，越来越多的工业产品生产随之实现了规模化，这样就大大削减了成本，降低了价格。铁路对于钢轨、机车、车厢和煤（尽管美国早期铁路的燃料主要来自于美国丰富的木材资源）
　　的巨大需求也推动了历史上第一批重工业企业的发展，这些企业雇用的工人数量巨大，前所未有，铁路同时也创造了工业时代第一批象彼得库珀这样的富翁。
　　19世纪余下的美国经济政治史，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这个国家如何学习管理、监管以及公平分配铁路这一新兴事物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但首先需要的是开拓新的融资方式以获得修建铁路的资金。建设铁路的费用相比于运河开挖要便宜得多，但还是不可能由个人和家庭来承担，而在19世纪以前，大部分企业都是通过个人和家庭来融资的。铁路业不仅是资本密集型行业，而且在铁路发展初期也无人能够准确地把握它的前景。
　　最早的铁路通常是区域性的，距离很短，通常是把一个小镇和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连接起来，这些枢纽通常是一条河或者一个港口。因此建设这些铁路的资金通常来自于铁路沿线的居民，他们也很快成为了这一新的交通工具的直接受益人。但是许多开始只在铁路沿线销售的债券很快就在华尔街和其他金融中心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经纪人开始承销这些铁路证券。
　　铁路证券成为华尔街的主要品种，正如一代人之前的州政府债券和联邦政府债券。1835年，只有3家铁路在交易所挂牌交易，到1840年已经有10只铁路股进行交易了，而10年之后，这一数目迅速膨胀到38只。到南北战争爆发时，铁路股票和债券相当于美国证券的1/3.在美国的早期铁路之中，伊利铁路最为特别。与其他地方铁路不同，伊利铁路从一开始就计划作为铁路干线来建设，在1851年完工之际，它曾一度成为世界上最长的铁路，但它的这一地位也只是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而已。与其他出于经济需要而建设的铁路不同，伊利铁路是政治的产物，因此也就决定了它永远摆脱不了政治所带来的影响。为了赢得人们对于他所热衷的伊利运河的支持，德威特克林顿曾对纽约州靠近宾夕法尼亚州一线的选民（他们被称作“南方阵线”）允诺，州政府要帮助他们修建一条他们自己的“通衢大道”，来连接哈德逊河和五大湖区。
　　建设这样一条通衢大道，开凿运河不是一个选择，因为开凿运河无疑要穿越卡茨基尔和阿勒格尼（Catskill and Allegheny Mountains）崎岖不平的岩石山区，所以最初的计划是要修一条收费公路。但是，在曼彻斯顿至利物浦的铁路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后，“南方阵线”开始要求克林顿州长修建一条铁路来兑现他的诺言。而伊利运河经过的县郡当然不希望在南边出现与之相竞争的运输干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伊利铁路终于在1832年4月24日从纽约州立法机构拿到了建设许可证。既便如此，许可证上的条款使伊利铁路的实际建设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许可证的条款要求公司筹集1 000万美元资金，并且只有在它的一半股票已经被认购之后才能正式组建公司。即使以现在的标准衡量，这次股票承销的规模也是巨大的。而且它还具体规定了整个铁路线只能在纽约州之内铺设，不允许它与任何外州的铁路相连（到1850年，纽约州立法机构也意识到了这条禁令的愚蠢之处，于是通过了另外一条铁路法案要求伊利铁路尽可能地与其他铁路相连）。
　　许可证还有条款要求伊利铁路的轨距为6英尺（约1.8米），这更进一步阻碍了它与其他铁路线相连接。最初的铁路所采用的轨距依不同的工程师而不同，但4英尺8.5英寸（约1.4米）的轨距很快就成了大部分铁路线都采用的标准轨距。在许可证的限制下，伊利铁路直到19世纪末期才得以采用了标准轨距。
　　许可证还规定，伊利铁路最初只允许修建483英里（约777公里），从位于新泽西边界北面的哈德逊河西岸的偏远小镇皮尔蒙特，到位于伊利湖岸的另外一个偏远小镇敦克尔克。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只有政客们才会想到把这条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铁路铺设在这样两个鲜为人知的小镇之间。崎岖不平的路线给工程施工带来了很多技术上的难题，一开始预计的投资额只有1 000万美元，但等到完工时，伊利铁路的造价竟高达2 350万美元。公司被迫一次又一次向州政府借款和到华尔街筹集所需要的资金，最后形成的特殊的资本结构，几乎就是铁路建设融资的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一些债券以可转换债券的形式发行（意味着债券持有者可以根据需要把它们转换成股票），有一批可转换债券甚至允许持有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债券和股票之间来回转换，这在华尔街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特性使得它成为了近乎完美的投机工具。由于伊利铁路大量发行了各种证券，伊利铁路公司的股票和债券几乎成为了为投机者从事投机活动而专门搭建的平台，结果，这条铁路在后来的年代里，被称作“华尔街上的'猩红女人'”①，因为它让所有受到诱惑的投资者都伤透了心。
　　早在伊利铁路开始运送旅客和货物前，它就成了华尔街的投机工具。19世纪30年代的华尔街还很难全部满足伊利公司巨大的资金需求，因此伊利公司在伦敦市场上也发行了大量证券。在伦敦市场上发行的证券虽然数量巨大，但却被大部分的纽约经纪商所忽视，雅各布利特尔抓住这个机会成就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一次金融炒作。1837年，就在股市大崩盘之前，全华尔街就都知道了利特尔在卖空伊利股票，几个经纪商决定开始买入伊利股票，并在利特尔需要交付股票之时，狠狠地杀他一把。他们悄悄地买进纽约市场上伊利股票的流通股，耐心地等着利特尔需要平仓的那一天-他们相信，那时候，股价会涨到天上去。
　　但利特尔早就在伦敦市场上购买了足够的可转换债券，等到必须履约交付股票的那一天，他优雅地走进伊利公司的办公室，把他的债券转换成了股票，然后拿着这些股票去履行合约。而那些经纪商-也就是他的对手们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他们的手里积压了大量的伊利股票，而且一旦他们出货，他们就会遭受巨大损失。
　　

零下68度

这个时期第二个重大发明是电报。同铁路一样，它也对华尔街和美国其他地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落后的远距离通讯在前工业经济时代是仅次于陆上交通的第二大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自古以来，通讯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人类的行进速度。一条消息从波士顿传到纽约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一个从波士顿出发的人，甚至可以比这条消息先到达纽约。当时费城的经纪商最害怕满载着华尔街人的公共马车突然出现，因为这意味着那些独享着伦敦消息的华尔街人，又将在费城市场上小发一笔了。
　　19世纪以前，除了依靠人力传递信息以外，人类唯一的通讯限于传递特定的单一信号。
　　例如，伊丽莎白女王一世（QueenElizabethI）命令沿着英国南部海岸建造一连串烽火台，以便看到舰队来到的时候通知伦敦，由于这种通讯方式费用太高，大部分人根本用不起。
　　在18世纪90年代，法国政府在巴黎和位于布列塔尼半岛的布雷斯特等重要边境军事基地建造了一连串旗语台，总长为330英里（约530公里）。每个旗语台都有一个很高的桅杆和两个扶手，桅杆的顶端是需要四五个人通过滑轮升降的大旗。在一大群童子军的通力协作下，在巴黎和布雷斯特之间传送信息只需要几个小时，而如果由人送信的话，即使最快的信使，也需要几天的时间。当然用这种方式传递信息的费用是惊人的，而且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这套通讯装置就不管用了。此外，由于这条信息必须经过很多次传递，所以在传送过程中出错的可能性很大。
　　及时准确的信息对于证券市场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在19世纪30年代，费城和华尔街之间铺设了一条旗语线。每隔6英里或8英里就安排一个人在楼项或者山丘上，手中拿着大旗和望远镜。第一个人站在华尔街商人交易所（即纽约股票交易所所在地）的最高处，通过旗语向哈德逊河对岸泽西市的人报告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开盘价格，大约30分钟之后，开盘价格可以传到费城。
　　用电来实现远距离高速传递信息的技术可以追溯到18世纪70年代。1774年，一个瑞典发明家发明了一种装置，在装置中每根电线代表字母表中的一个字母。当电流从代表某个字母的电线流过，它会给与之相连的一个小球充电，而后者随后会敲响一个小铃，发出与这个字母相应的音符。这个装置当然很难在实践中得到真正的运用，直到7年以后，一个叫塞缪尔芬利莫尔斯①的美国失意画家才真正创造出能够实际应用的高效的信息传递系统。
　　像乔治斯蒂芬森和他的铁路一样，莫尔斯也无非是把已有的所有零散发明组合了起来，从而发明了电报。莫尔斯惟一的原创就是发明了高效的代码，但是他也费了好几年时间才说服政府出资在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之间进行演示。莫尔斯在华盛顿通过电报把“上帝创造了什么”的信息发送给了他在巴尔的摩的同伴阿尔弗雷德威尔（Alfred Vail），威尔随即将同样的信息反馈给他-电报一旦获得成功，就立刻像蜘蛛网一样在全美国扩散开来。
　　就在那一年，莫尔斯和他的合作伙伴成立了电磁电报公司（Magnetic Telegraph Company）
　　来经营纽约和费城之间的电报线路。到1846年，公司已经开始盈利并分红了。10年之内，总长为23 000英里的电报线把美国主要的大城市都连接起来。1861年，电报线已经延伸到了美国西部地区的旧金山市。同铁路一样，早期的电报公司都是地方性质的，只经营区域性的电报业务。但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一个名为西联（West Union）的公司开始购买一些独立的小的电报公司，逐渐形成了一个全美范围内的电报体系，占据了美国通讯行业的主导地位。这一主导地位直到19世纪末因电话的出现而被贝尔公司（Bell）所取代。
　　早期铁路和电报的合作也是经济协同效应的经典案例，电报线经常沿着已经建好的铁路线铺设，而铁路也很快发展了一套电报信号系统，藉此可以引导火车以比以前快得多的速度在单轨铁路线上安全地行驶。
　　不用说，美国金融中心的经纪商是这种新的通讯媒介最早也是最主要的用户。在早期的华尔街，传递信息的人也被称作是“跑腿者”①，因为要把经纪人、交易所、场外市场和银行连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市场，在没有其他通讯设施的情况下，传递员必须要跑。这也是为什么华尔街的传递员至今仍被称作“跑腿者”的缘故。
　　毋庸置疑，市场的大小永远也不可能超过通讯所能覆盖的范围，因此，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虽然纽约市场已经是规模最大的证券市场了，但波士顿、费城和其他地方的证券市场也同样保持着其重要性和独立性。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美国两个最大城市（指当时的纽约和费城）之间建成旗语线路以后，其他证券市场的价格虽然受纽约的价格影响，但并不完全被纽约的价格所控制和主导，因为在纽约的价格信息到达这些城市的时候，这些价格早已不是最新的了。
　　但是电报则完全不同，它可以在几秒钟之内把纽约的价格传送到费城和其他任何地方，而且完全不受天气的影响，全天24小时都可以传送。因此，那些城市作为金融中心的时代立刻宣告结束。这一道理即使在当时也很容易理解，詹姆斯K迈德伯瑞（James K Medbery）在1870年写道：“金钱总是有集聚的趋势，股票、债券、黄金很快就集中到了那些金融活动盛行的地方。流动的财富总量越大，这种特性表现得越明显。根据这一原理，伦敦成为了世界金融中心，纽约成为了美国的金融中心。在电报发明前就已经成为东海岸主要大都市的纽约，现在成为了无可争议的金融中心。当这个金融中心从牛市跌到熊市，它也会给这片土地上的每个州、每座城市和每个村庄带来巨大的混乱和冲击。”
　　因此，从真正意义上来说，电报在19世纪50年代被发明出来，确保了纽约成为美国的金融中心。假如莫尔斯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改进和完善了电报技术的话（这种假设单纯从技术上来说是完全可能的），费城则有可能已经利用电报技术把整个国家的流动财富都吸干了。
　　在电报发明之前，快递公司已经在纽约市和其他城市之间运送证券和钞票了。1840年，波士顿人阿尔温亚当斯（Alvin Adams）就开始在纽约和波士顿之间专门从事这项业务。
　　一旦电报投入应用之后，快递服务对维持纽约金融中心的主导地位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但有趣的是，许多这些最初为运送钞票和证券而成立的快递服务公司，后来都转行进入银行业和经纪业。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和富国银行（Wells Fargo）就是如此，而华尔街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丹尼尔德鲁（Daniel Drew）的经历也是如此。

零下68度

　丹尼尔德鲁于1797年出生在一个贫瘠山区的农场，当时的达切斯县（Dutchess County）南部，距离纽约60英里，大约一天的路程。在穷人家庭中长大的德鲁接受的教育非常少，仅仅会读、写和掌握一些基本的算术。由于他的母亲信奉基督教，她把儿子也教育成了清教徒-那种能忍受地狱般磨难的基督教徒。虽然德鲁一生中都深深信奉基督教，并极度虔诚，后来还创办了一个神学院并出资建造过几座教堂，但是他总能把他的宗教信仰同商业行为完全分开。
　　EC斯特德曼（ECStedman）是华尔街的一位经纪人和作家（1875年，他创造了“维多利亚”这个词来特指他所生活的时代）。他非常了解德鲁，但也对德鲁能够轻松自如地使用双重道德标准惊叹不已。他写道：“伦理学导师一般都会对那些有着执著信仰、并把他们的宗教信仰体现在日常琐事之中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德鲁大叔最为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会将他的宗教信仰带到哪里，但是，他的神奇之处在于他的宗教似乎不会对他的生活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事实上，他似乎甚至能从他的信仰中获得帮助和力量，来实现那些昭示他最丑陋一面的阴谋。”
　　早在孩提时代，德鲁就在一家在当地过冬的马戏团打工赚钱。很可能就是在这段时期，他从马戏团学会了以后在华尔街上大展身手时招揽顾客的技巧。1812年他父亲去世，当时德鲁只有14岁。在1812年战争爆发后，应征入伍可以得到100美元奖金，于是，他报名成了一名民兵。遗憾的是英军并没有选择攻打当时防守坚固的纽约城，因此德鲁并没有真正经历过战争。但是，他获得的100美元奖金成为了他以后拥有的1 600万美元巨额财富的最初资本。如果在那个时代有《福布斯》（Forbes）财富榜的话，德鲁肯定是美国最富有的前20人之一。
　　德鲁一开始干的是贩卖牲畜的买卖，他从当地农场上买到牲畜，然后把它们赶到纽约市去卖给屠夫。有一个关于德鲁的传说流传甚广，这个传统被大家如此广泛地接受，所以很有可能是真的。这个传说讲，有一次，德鲁卖完牲口，突然想到了一个赚钱的好主意。
　　头天晚上，他让牲畜吃了很多盐，但一直不给它们水喝，次日早上去往纽约的路上有一条小溪（这条小溪当时流过那时还是农村的曼哈顿北区的草地，现在则在曼哈顿第77大街地下流淌），渴极了的牲口一头扎进小溪狂喝起来，每头牲口都喝了几加仑的水，体重也立刻增加了很多，然后德鲁迅速把它们赶到纽约市，在那里把它们按斤论两地卖给屠夫。
　　大宗贩卖牲畜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因此德鲁不太可能是第一个耍此诡计的人，况且他也不太可能因为贪图一时之利而毁了日后与屠夫的长久生意。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德鲁做这种事情的可能性，因为这个故事显然已经成为了“掺水股”（wateredstock）无可争议的来源。“掺水股”这个词从它出现以来，一直让许多研究华尔街历史的作家头疼不已。他们认为这是19世纪中期所特有的卑劣伎俩。事实上，掺水股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不过是指股票发行总量超过实际投入资本。在有关规则被制订出来规范这种做法之前，它的确可以成为帮助坏人作恶的工具。但事实上每一次送红股和股票拆细实际上都是“掺水股票”，而投资者并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意见。这个名词已经从今天的华尔街上消失了，原因并不是这种做法不存在了，而是因为这种做法已经普遍化了。
　　德鲁稳步扩大着他的牲畜贩卖生意，到19世纪20年代，他一次贩卖的牲畜数量已达到了2 000头，而每贩卖一头牲畜可以赚取12美元的利润。1829年，德鲁用他积累下来的钱购买了位于现在第3大道和第26大街交叉口上的牛头旅馆。那时候，那里还是纽约的北郊，一直是纽约市的牲畜交易中心。
　　因为生意的缘故，德鲁也开始经常光顾华尔街，像快递服务公司那样，经常在纽约的郊区和市中心之间为别人递送证券和票据。华尔街立刻吸引了德鲁。像雅各布利特尔一样，德鲁也热衷于这场大游戏本身，迷恋于战胜对手所带来的那份陶醉和兴奋。虽然德鲁穿着和谈吐都很土，笑起来像母鸡刚下蛋时的喔喔声，但很快就没有人再怀疑他的智慧和创新能力了。“我们曾经说过他是诡秘而又难以捉摸的，”他同时代的作家兼投机商福勒写道，“用诡秘和难以捉摸还不能完全形容他，实际上他像狐狸一样狡猾……20年里，华尔街的猎人一直在跟踪他的行踪（当然他现在沉默了，当人们在低沉的哀乐中将他埋进墓地后，他终于沉默了），可总是被他无穷无尽的诡计所蒙骗。”
　　一天，德鲁走进纽约市最有名的绅士俱乐部-联邦俱乐部（UnionClub）时，他耍了个典型的诡计。他像正在找人，看起来似乎很生气，几次从口袋里掏出大手帕来擦汗。这时，一张纸片从他的口袋中掉了下来，而他好像并没有注意到。当他离开俱乐部后，其他在场的经纪人立刻捡起了那张纸片，上面写着：“不论在什么价位，你能买到多少奥什科什股票（Oshkosh）就买多少。”根据亨利克鲁斯的回忆录记载，奥什科什是家铁路公司，在当时被认为严重高估，股价将会马上下跌。但是这些经纪商根据纸条推测，德鲁肯定知道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关于奥什科什公司的内幕消息，因此他们联合起来，购买了3万股奥什科什股票。他们非常小心地从那些德鲁从没有用过的经纪人手里购买这些股票-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此刻，这些经纪人正在为德鲁工作。于是，股票价格以“每天12个点”的速度狂跌。
　　1836年德鲁成立了德鲁-罗宾逊经纪公司，3年之后他卖掉了牛头旅馆，从此他就专心致志参与到这场大游戏之中，并将其作为终身职业。到19世纪50年代时，他已经成为了华尔街最主要的玩家之一。到那个时候，美国经济也从1837年的大恐慌带来的低迷中复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