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教会的反帝爱国情结

joseph

<br />  <br />    <br />中国官方教会的反帝爱国情结 <br />   <br />作者 <br />安希孟<br /><br />　　中国官方教会——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他们爱国而不爱神）于上世纪60年代“文化革命”前夕山雨欲来时编写了《解放前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我国的参考材料》和《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一些资料》两份内部大批判材料。“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我感到这帝国主义太不专业了。教会人士这样说无形中使基督教在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提高了。大陆中国学人对这类搜索枯肠、横加罪名、造作假话、断章取义的作法非常熟悉：前有胡风“反革命”材料（三批）及毛泽东亲加的按语，后有北京“三家村”（邓拓、吴晗、寥沫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材料不健忘的中国读者对于从故纸堆中寻章摘句、上纲上线、罗列罪名的作法记忆犹新。中国教会这两份材料很有历史价值，它记载了中国教会老一辈“三自”革命领导人的光辉战斗历程，值得一读。大控诉、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可以使任何一个人成为十恶不赦的“坏人”。<br /><br />　　这份揭露“帝国主义”传教士的资料多少保留了一些历史真相，使我们看到一些传教士有价值的思想和见解，看到传教士中可歌可泣的一面，令人对外国布道者肃然起敬。本资料披露的材料反而使人们了解到传教士在赈灾、医药、卫生方面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可以看出传教士在沟通中西文化中的先驱作用。这份历史资料的价值在于它保留了斗争岁月中对中国教会人士如王明道、倪柝声的批判，使人穿过历史的隧道，看到冤假错案发生的过程。先进的教会人士的先驱性工作与磨难会激起我们的同情。本资料还对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及中国一些著名学者伍廷芳、商承祚以及南丁格尔、司徒雷登、李提摩太、容闳大泼脏水。<br /><br />　　这份材料叫做“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帝国主义侵略他国，应当利用机枪大炮，飞机坦克，至少要使用石块、木棒，怎么会利用基督教呢？传教士深入中国穷乡僻壤，到新（疆）西（藏）兰（州），到山西的贫困县，难道是要掠夺资源吗？我倒是相信，封建主义卫道士们会利用基督教歌功颂德，传播教义，麻痹人民。在当今世界上利用宗教，利用哲学，利用文学，利用教育等谋私利者，不在少数。这些人喜欢把全世界的人都看作是“利用”文化、学术作为巩固政权，压迫他人的工具。<br /><br />　　这份材料有助于我们牢记阶级斗争岁月中中国人的思维方法的教训与迷误。 这两份材料的价值还在于：它是“帝国主义传教士”培养下的中国教会革命领袖的杰作。这些人并没有检讨自己如何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做尽坏事。在中国人民如火如荼的革命战争岁月里，这些教会领导人躲在教堂里不去爬雪山、过草地，不去太行山参加革命武装斗争，不去打土豪、分田地、运军粮、送被褥、纳鞋底、推小车、支持前方，而是念经、布道、唱诗，仅此一条就该打屁股。我们衷心希望阶级斗争的宝贵产儿——“三自”教会及其头目们万寿无疆，以便把“三自”爱国美梦进行到底，以便永久性当政协常委、青联委员！中国教会的领袖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专门给别人戴帽子，置人于死地，自己却从不进忏悔室，从不反省一下自己。<br /><br />　　我们经常看到中国教会官员对外发布谴责令，好像外交部专业发言人一般。于是我想，外国教会同中国普通信徒的往来，如属大逆不道，自应由政府官员或公安部门发言，何必劳教会官员大驾？你有何种权力阻止中国民众与外国教会往来？外国教会人员若对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有所褒贬，那也应该由中国政府而非由享有“宗教自由”的爱国教会来讨伐。任何一个人若对中国政治状况发表意见，都是他的正当自由。中国人不应当只喜欢听颂扬的话，不喜欢听批评的话。<br /><br />　　这两份反帝材料所凸现的是一种极狭隘的变态心理。诸如“经济侵略”、“文化侵略”、“政治侵略”这类用语就使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是一种闭关锁国时代的人对世界文化交流的逆反心态。编者们大概想杜撰一个“宗教侵略”的词。新近大陆基督教会青年“学人”十分热衷于推销“宗教主权”这类概念。一国之主权，一般系指领土、领空、领海和外交、国防主权，若在“主权”概念中包含了“宗教”主权，那宗教便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宗教从此不是与政治分离，反倒与国家政府成为一体，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我不知道中国是否还有“戏剧主权”、“舞蹈主权”，外国人到中国是否还可跳外国舞蹈。国家或政府保护、支持一部分宗教界人士，打击迫害另一些信徒。这样的“主权”有些骇人听闻。我们正经历思想巨变，有关主权的过时观念正在被抛弃。基督教信徒若忘记了基督教的世界主义精神，那可真是“自私自利自闭”到家了。按基督教的思想，互不干涉内政乃是极不正常的思想，是封建帝王“牧养子民”的观念。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一样反对封闭式主权观念，提倡主权有限和国际干预。<br /><br />　　近年中国大陆出版了不少研究“教案”的学术书籍，揭示出旧中国仇外排外的狭隘心理由来已久，这种仇教反洋的心态一直延续到 60 年代“反修”和“文革”。学者们大都对传教士采取宽容态度，而中共教会的这两份材料的编写者竟将外国传教士在华的社会公益事业当作“侵略”，认“友谊”为“侵略”。这可是最近几十年的黑白颠倒。<br /><br />　　在这两份反帝材料中，西方传教士支持中国社会改良，反对剧烈暴力革命，也成了一大罪状。但中西历史告诉我们，一部中国历史充满暴力斗争，而改革即改良（改革）却是西方一以贯之的。自 1976 年以来，中国近 30 年没有发生革命动荡，自上而下倡说改革，这有什么不好呢？戊戌变法，其实是改良、改革、维新，这很好。在这两份反帝材料中，传教士支持改良、变法，没有采取暴力革命，也被视为一大罪状，这有些令人怅然。<br /><br />　　传教士及基督教对共产党的惧怕和不信任，成为本资料揭露传教士的有力“证据”。不过，我想说明，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世界各国人民都曾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心存疑惧，不独中国为然。人们曾经害怕共产党，这并不犯罪。似乎人类有惧怕的权利，也有不信任的权利——但这不等于说另一个人可以使他人恐惧。对一种新冒出来的主义，暂时不理解，视若洪水，这可能古已有之。共产主义者从来不把反对自己的人一律说成“反动派”。共产主义原是欧洲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物，同当时较先进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不过后来竟在俄、中这类农奴制、封建制国家首先“成功”。这当然有些问题：农民的平均主义遇到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二者合一，产生的可能是落后的封建社会主义，其后果已为世人皆知。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弊端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还表现为政治上缺乏民主、极权专断。看来，传教士对共产主义的惧怕也自有一定道理。在中国，普通百姓对共产主义也曾心存疑惧。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法律禁止共产党活动。对共产主义的批评与赞扬，同时存在。作为共产主义者，不应当禁止人们这样想，这样做，更不应当把人们的惧怕心理看作反对自己。1950年以后，共产主义在大陆中国犯过一系列错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反右”、“文革”、“困难时期”，数百万人遭受劫难。今天反思传教士对共产主义的惧怕和批评，自然使人想到：若是刚刚取得政权的人们能思考为何人们惧怕共产党，从而更加谨慎地执掌政权，其利莫大焉！<br /><br />　　人的认识是一个过程，在任何时代，人的认识能力都有限。故，在历史实践发展中，总有一些观点被以后证明是错误的。共产主义、共产党人，曾经受到人们广泛怀疑和惧怕。不要说教会教徒教牧人员，就连工人农民贫苦无立锥之地的人，似也曾以为“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我们今天也应看到传教士们历史的与个人的认识局限性。他们不是圣人，我们不应用清理阶级队伍和阶级斗争的观念查祖宗三代，查历史问题。如果这样，每个人恐怕都难逃法网。对传教士，今人应采取宽大、宽容的态度，不可求全责备。我这样说是因为人们仍在用放大镜从历史人物身上找污点。这太不符合与人为善、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与基督教的“爱”相悖——而是充满了“恨”。<br /><br />　　一般而言，同中国基督教教会相比，我国的学术界知识分子对外国传教士的评价比较公正，较少民族主义情愫。（有关教案的最新研究，可参看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年）他们一般能充分肯定传教士在中国的积极作用，如公共卫生事业、救荒救灾、妇女解放、禁烟禁毒、科学教育、译书出书、盲人教育。在中国，盲人、残疾人是受歧视、受欺负和被嘲弄的对象。耶稣医治盲目的人、瘸子，使西方文化传统对乞讨者、残疾者较少歧视。我们的监狱已取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规定犯人可以沉默，可以翻供。强迫劳改制度将被薪酬制度取代。我国最早的留学人员，也始自基督教的传教工作。而有些爱国教会人员编写的“反帝”教材却视出洋为“洋奴”。如此狭小的襟抱令人费解。这份材料仍视基督教在华文化事业为“文化侵略”。中国教会对在家庭举行崇拜的非官方教会的信徒，曾带领民警指认、抓捕。中国教会对贫困者、无权者，一般较少表示同情。凡此皆使人想到，本资料编写者缺乏爱心。本资料所揭露的传教士的文化“罪过”，其实是他们的功劳。<br /><br />　　旧中国没有社会办学，没有公共卫生福利事业，没有公共医疗机构，甚至没有公共厕所和公共食堂，有钱庄而无银行，没有社会救济机构，没有公共出版事业。丈夫打死妻子，老子打死儿子，此类事端不受法律追究——顶多由家族领袖处理。郭巨埋儿——为了奉养老母，为了减少一“口”人，将儿子活埋，这在中国受到赞许。中国还有多妻与休妻制。一部中国历史，只有两个字“吃人”赫然在目。基督教传入中国，对旧的礼教形成威胁。而“忠孝节义”思想深刻如中国教会的领袖们，竟将基督教的基本精神加以诋毁，将基督教在华社会公益事业当成“侵略”。<br /><br />　　今天世界已经联成一体，真正可以说是“心忧天下放眼世界”了。在任何一个地方如果出现侵反人权的现象，他国的舆情都可以加以批评。这种批评绝不应招致打击报复。我以为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恰恰可以促使中国人产生国际意识，克服民族主义狭小襟抱。我们今天一听到外国人批评中国人权，就暴跳如雷，而对表扬自己的人，感激涕零，这正是狭隘。要打破锢闭心态，只有靠国际交往。传教士带来的正是交往和开放而非密闭。<br /><br />　　基督教传教士梯山航海，不辞辛劳来华布道，凸现的是一种国际主义与世界主义，与农耕经济条件下中国人的闭关自守观念大相径庭。小农经济的标准是人各为其私。今天你经常可以从报纸、电视上看到中国城市街头或车辆上歹徒行凶，无人制止——这也是小农经济与封建时代的特色。中国人至今仍谴责传教士，很可能表明自己仍是闭关锁国、人各为己。这是自然经济时代的小农意识。这种小农意识认为，中国官府怎样欺压人民都行，外国传教士不得庇护民众。当今中国民族主义者支持萨达姆政权，乃是为弘扬自己的民族主义。<br /><br />　　“世界主义”原是基督教奉献给全人类的宝贵思想，可这份大批判材料竟将世界主义作为“反动思想”批判，民族主义反倒被捧上天。真不知道基督教会的牧师、长老们竟会如此堕落！对这份控诉“帝国主义”传教士的材料，中国人并不陌生——忆苦思甜，清理阶级队伍，查三代，找历史问题，控诉“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国人见惯了——但可怕的是见怪不怪。<br /><br />　　我对基督教“中国化”这类字眼有些毛骨悚然。人生保险这类美事，到了中国就有“骗保”发生：妻子给丈夫买巨额保险，丈夫忽然暴死；主妇把保姆化妆成自己，将其撞死，让其家人骗取保险。西安彩票案只能发生在中国。公安局破案为完成“任务”不惜制造贩毒假案，小汽车换上政府机关牌照便可以闯红灯夺路而行。这类“中国化”的例子举不胜举，使我对任何事情都被“中国化”感到吃惊和害怕。基督教这种世界性宗教，到了中国竟成为“三自爱国”的工具。还有人认为人权也有国别之分，断言中国人权不同于西方人权。看来中国人命危浅，不能和西人一样。西方任何东西，一传到中国，就被中华染缸浸润，变成中国特色。如果就连人权、民主、选举制度传到中国都走样，那基督教信仰被变成科学革命斗争的利器，也不在话下。中国有些人宣扬什么“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似乎缠小脚、讨小妾、看风水、讲迷信、皇权专制、贪官酷吏，这类东西也一下子就应当传遍世界。我们今天仍在给祖宗立碑，仍在“看好日”，仍停留在自然崇拜阶段，而没有进入基督教一神论。中国教会大力鼓吹“本土化”、“中国化”，也旨在使耶稣基督成为穿西装的“玉皇大帝”。我的一些朋友鼓吹“中国神学”、“汉语神学”，提倡基督教中国化（汉语化）、处境化，这和民族的革命的大众的文化如出一辙，也仍旧落入旧的窠臼。“汉语神学”还试图囊括海外“炎黄子孙”，可我一贯认为全人类都是亚当、夏娃的子孙，而不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不能都到大槐树下祭“祖”。<br /><br />　　中国现在稍微年长的人都听说过司徒雷登——《别了，司徒雷登》，作者是毛泽东。“司徒雷登是出身在中国的美国人，平素装着既爱美国人也爱中国人”——我不知道他为何要“装作”爱中国人。贪官们为何不“装作”爱中国人？2004年北京出版了肖东发、陈光中主编的《风范：北大名人寓所及轶事》，似乎把司徒当作“典型在夙昔”的风范，摘录如下，以还司徒本来面目：<br /><br />　　1949年8月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不妨重新深入了解一下司徒雷登。1919年1月31日司徒雷登担任燕京大学校长，本是传教士的司徒雷登大胆地提出“燕大必须是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它所传授的真理应当是没有被歪曲的真理。至于信仰什么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燕京大学建校伊始，正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司徒雷登鲜明地站在爱国学生一方。1926年“三一八惨案”燕大女生魏士毅遇难，第二天司徒雷登便派人领回魏士毅的遗体，举行了全校追悼会并竖碑纪念。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燕大一百多名学生赴南京请愿。燕大校方公开支持学生的行动，决定停课一周，举行“爱国行动周运动”。当时已任校长的司徒雷登还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上街游行。由于司徒雷登，燕大成为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发源地之一。燕大的地下共产党人多达50余名，是北京各大学党员人数最多的，这与司徒雷登的保护和支持是分不开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为了保护学校免遭日寇骚扰，司徒雷登让学校悬挂美国国旗以阻止日军进入。在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北平，燕大成了十分特殊的地方，成为沟通沦陷区与解放区及大后方的秘密通道。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日宣战，当天早上日本宪兵便冲进燕大封闭学校。9日晨，正在天津度周末的司徒雷登也被逮捕。司徒雷登被囚禁了将近4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7日司徒雷登被释放。第二天，他决定成立复校工作委员会。司徒雷登提出燕大的教职员工中凡在沦陷期间为日伪政权工作过的，一律不得参加复校工作。1946年美国政府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他希望通过斡旋消除内战。解放军渡过长江攻占南京后，包括苏联大使馆在内的国外使领馆都随同国民政府撤到广州。司徒雷登坚决不肯离开南京，他希望能够与共产党直接接触，以便有机会处理中美关系。解放军打进南京后，司徒雷登起草一份备忘录，提出承认中共的设想。同时，他也设法与中共联系，希望去北京与周恩来面谈。毛泽东、周恩来一致同意司徒雷登的建议，请燕大校长陆志韦转达这个信息。但是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7月2日，国务卿艾奇逊来电必须于7月25日前回国。司徒雷登不能违背美国政府的命令，但他拒绝国务院让他去广州与国民党接触的指示。同时，他再次向国内提出去北京与中共领导人会面。这时他也得到消息：北京方面仍然希望他能如约前去。（2004年北京肖东发、陈光中主编：《风范：北大名人寓所及轶事》）然而，直到2003年中共天主教和基督教会公开出版社书籍仍把司徒雷登当作帝国主义分子。<br /><br />　　中国爱国教会的批判是针对基督教的基本道理，而不是针对传教士。基督教和佛教一样，是超越阶级冲突和民族利益的。若忘记这一点就最好免谈基督教。20世纪中国的最大不幸是农民乌托邦占上风。封建制的特点是等级制、阶级制，注重民族封闭性。上个世纪的革命造成了倒退、落后、封闭、贫困、民族化、阶级性，中国文化自基督教入华取得的些微进步被葬送。应当指出，中国文化并不是某些人说的“早熟”，而是“晚熟”，“不成熟”——大大晚于基督教伦理，仍停留在自然崇拜和自然经济上。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没有进步可言。诞生于商业航海文明中的基督教代表了宗教发展的较高阶段。农业宗法制文明的中国仍处在自然状态，而没有进入历史发展。我们今天才有了契约、合同，知道照章办事（但有些人仍不知道照章纳税；四肢发达的人可能拥有残疾人证明），而在封建社会盛行的却是“你办事我放心”，缺乏诚信。从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出发，家族、民族和小团体利益被置于契约合同之上，令人心悸。我们的文化只知道阶级仇、民族恨。今天，我们才感到姗姗来迟的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契约文化和人类共同体观念可能会威胁到传统文化。买卖婴儿妇女、农村高利贷、假药（中国的中草药泥沙俱在）、送红包，都是民族文化的产物。基督教的普世观念可以革除传统民族文化中的不幸。<br /><br />　　民族观念与国家观念在当今可说是世界的毒瘤。我最近写了基督教与世界主义的文章。基督教原本就是超越国家、民族、阶级界限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极狭隘的观念。中国基督教会中的学者竟然强化民族地方意识，把世界主义、国际主义说成“爱帝国主义”！社会在发展，政治在进步，我们今天的世界已联成一体，国际范围的人权、民主、自由，是超越国界的。一国政府若违反践踏人权，举世皆可予以指责。不受批评，不受约束的无上王权或主权已不存在。美国年度人权报告检视世界各地违反人权的案例，这决不是干涉内政——换言之，没有不受干涉的绝对内政。国界、族界、家界、种界，乃是封建时代帝王思想。他们决非不干涉别国内政——他们天天梦想掀动世界革命，推翻别国统治，插手别国政治，企图在全世界插上共产党主义的旗帜。可见不干涉内政与主权观念是假的，维护独裁，拒绝民主才是真的。中国产品在美国遭禁，一部分中国人热火朝天地反美，但有关部门指出，你可以反制美国，但须知美国有关部门是按国际规则办事，我们应当适应国际公法。<br /><br />　　当今世界，地球很小，把基督教会当作皇家苑林和私人宅基地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人不得染指内政，外人不得评论自己政制得失的时代已永成畴昔。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处侵犯人权，举世皆可指责，这才是今日世界之大道理。一国之人，乃世界公民，一国之旅游资源，已可供世人享用。我们再把思想、主义、学说拒之门外，恐怕只会引来万国腾笑。<br /><br />　　中国爱国教会所揭露的西方传教士的“罪行”，其实是他们在华的“善行”。把友谊说成侵略，可说是一大错误。中国古代传统，学在官府，没有民间的公共学校（更没有女校）、医院、出版事业，也没有社会救助事业，西方人从西方向中国引进这些新事物，大大开展了民智，促进了社会共公福利事业。我们从这份“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可以看出传教士的贡献。光绪年间，山东和我所在的山西遭灾，饿殍遍野，旧中国没有社会公共救助机构和经验，李提摩太——后来成了山西大学创办人——组织社会救济，分发食物，接济难民。当时的“反动政府”尚且能开明地容许外国人李氏从事这项有益于民的工作。20世纪后的中国教会却百般责难他。旧中国没有公共医疗机构——医院，一个高度“公”的社会、却如此轻慢公共事业。传教士对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贡献不可抹熬。<br /><br />　　“经济侵略”，一个过时的帽子和罪名，一个杜撰的新名词。但长期以来，中国教会惯用“经济侵略”、“文化侵略”、“教育侵略”、“政治侵略”、“艺术侵略”这类术语。与此同时，他们不知从何处学到“经济主权”、“文化主权”、“宗教主权”、“戏剧主权”、“杂技主权”、“化肥主权”、“瓷器主权”、“医疗主权”、“新闻主权”这类术语。据说中国入世后外国人可来华办医院，办学校。中国某大学教授到英国当大学校长。教会的观念落后于中国社会各界不知几许远矣。<br /><br />　　笔者从电视片“南京大屠杀”看到西方人，特别是美国记者和传教士，记录了日本人的兽行，后来并在国际法庭举证。他们还保护了一些中国兵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美国政府和人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给予中国许多帮助和友好示意。我不知道自何年何月起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仇美、反美情绪。这可能是民族的真正不幸——甚于南京大屠杀时中国民众的冷漠。我们的爱国教育竟然要我们仇恨美国人，忘掉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鼓吹对美动武。这些粗暴的教育使我们极少反省自己。<br /><br />　　中国基督教会的学者是这样一批人，按说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极其有限——中国“宗教”二字本身就会招人轻蔑——可教会高干为了表明自己的“忠”、“孝”，却往往比掌权的行政官僚或学术总管更“革命”、更“爱国”、更“激进”，似乎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护身符、遮眼罩。这两份材料中究竟有多少诬陷不实之辞，我想只有公诸于世，让仍旧苟活的人们出来作证。有权者恣意诬蔑诬陷忠良，在中国司空见惯。更重要的是，这里仅是一家之言，被批判者、被揭露者，无机会说话。断章取义，以讹传讹，所在多有。读者更可以看到不少材料是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人自己“交待”、“揭发”出来的——如同有人揭发刘少奇是“叛徒”、“特务”一样——这些材料是否可以作为证据，今日法制社会方可有正当结论。这些内部材料原是阶级斗争专家们的“档案”、“项目”材料，一般小民难以看到。今天公之于世，可以令人想到那个时代的阴暗。更令人深思的是，那个时代的人今日已成老人，至今仍秉持阶级斗争观念，在台上支配青年人的思想。其心胸狭小，世所罕见——中国一般官员百姓甚至比他们还多几分爱心！<br /><br />　　2005年4月23日 <br /> <br />　阅读次数：1276 发布日期：2005-12-23　 <br /> <br />  <br /> <br /> <br /><br />--------------------------------------------------------------------------------<br /><br /><br />欢迎访问《世纪中国》网站　 www.cc.org.cn. <br />京ICP证041040号 <br /> <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