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贫困”的“致富经”
走访广西期间，记者发现，与其他地区相比，考验或判断石漠化贫困带的干部水平高下，主要看其能不能在经济快速追赶、扶贫任务繁重、生态红线压力和民族地区稳定等多个“鸡蛋上跳舞”，唱好一本既能打开全局又符合本地实际的“致富经”。
“农业产业化，产业绿色化，绿色特色化。”黄世勇向本刊记者讲了一番自己关于河池贫困山区的“致富经”：河池因农而贫，现实没有全面弃农而富之路。而因农致富，没有农业产业化，绝对走不通。河池全市又处于生态红线之内，产业必须绿色化。绿色化要实现效益、高附加值，不搞特色化，“杀不出一条血路”。
黄世勇是河池本地人，从河池基层干部起步，经过乡、县、市、自治区的企业、研究机构、政府专业和综合经济部门，以及党委等多级多部门历练，对工作有其独特视野。他分析说，河池素有“六乡之誉”，中国有色金属之乡、中国水电之乡、世界长寿之乡、世界铜鼓之乡、歌仙刘三姐故乡、红七军和韦拔群故乡，各类资源丰富，但这些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要转化为贫困地区老百姓的实际收入，环节太多、分成太少、路途太远。
因此，最现实的还是要靠农村贫困人口最熟悉、受益环节最直接的农业产业化。2011年履职河池的黄世勇为本刊记者娓娓道来：2014年河池全市农业收入总产值已达232亿元，其中养猪31亿元、蔬菜种植26亿元，糖料甘蔗22亿元，肉牛11亿元，养羊10亿元，特色水果8亿元和水产养殖7亿元，非粮农业产业收入占比高达近90%。
但在其看来，目前这些传统养殖和传统大宗作物种植，受耕地稀少和生态脆弱制约，规模和效益很难有更大的上升空间，必须寻找新的致富产业。2012年，针对大石山区粮食种植困难的实际，按照经济和生态效益兼融、富民和富县产业兼顾、短线和长线产品兼有的原则，河池市决策层挑选了核桃，作为“整市推进”的扶贫主导产业，全市核桃种植面积从2011年底的13万亩增加到现在的216万亩。现在全市11个县（市、区）都有核桃挂果的例子。
黄世勇为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长期以来，国内的核桃等坚果产品大部分来自进口，市场空间巨大，可储藏时间长，价格稳定，多年来市场价格均维持在每市斤25元左右。保守估计，现有种植面积的核桃五六年后逐步进入盛果期，每年将给河池种植户带来30亿元以上的稳定收入。
更重要的是，核桃作为耐旱林果非常适合石漠化山地种植。不占耕地，不仅能恢复和治理生态，又能产生很高的经济效益，挂果后可以实现长达50年甚至更长的稳定生产。目前，通过技术改进，河池核桃挂果期有的已经提前了两三年。并且核桃是节力农业，适应现在农村劳力少的情况。核桃种植规模大且核桃适用广，可以打造完整的产业链条，填补了广西空白。“现在国家林业局只要讲到核桃，都讲‘广西核桃’，‘广西核桃’其实就是‘河池核桃’。”黄世勇对此非常开心。
“我国工业加工许多行业处于国际垂直分工的低端，但我们完全可以在种植业上的某些领域进入国际水平分工，甚至可以达到先进水平。”对于河池农业产业化道路，黄世勇说一定要坚持特色化思路，通过发展特晚熟、特早熟、特优质“三特农业”，实现错季生长、错峰上市、错位发展“三错发展模式”，“这是河池产业扶贫的‘杀手锏’。”
天等县驮堪乡南岭村委会主任赵凤亲也有一本自己的“致富经”。南岭村属于典型的石漠化地区，山地土质营养非常低，绝少有经济作物适应这种贫瘠的土壤。2013年南岭村与广西大琪农业科技公司接触后，在广西大学农业专家的技术支持下，联手针对这种土质引种大叶龙竹和马来龙竹，尝试规模发展竹业。
2014年，南岭村与大琪公司以“公司+农户”模式签订30年合同，在一个屯试点，整合120户510人的4000亩集体荒地种植竹苗。大叶龙竹是适应性强、用途广泛、经济价值较高的大型丛生竹，其高产和抗病虫害能力乃其他竹种所无法比拟，是制浆造纸、竹纤维生产、人造丝、建材和工艺品等多种竹制品加工的首选竹种。
这种竹种，适应天等县这种高温、干旱、瘠薄的环境，可以当年栽种成丛，两年成林，三年成材，四年进入高产稳产期。每年每亩采伐鲜竹材5～7吨，每吨收购价在480元左右。农民与企业按二八分成，照此计算，这120户村民每年能获得200多万元的收益。30年合同期满后，产权回归农民，农民可以再收割竹料50年。
赵凤亲向记者介绍说，不仅如此，大叶龙竹种植还能够改善石漠化土壤条件，涵养水源并增强土质肥力，适合林下养殖和药材种植，“这相当于为自己开了一个‘绿色银行’。”据悉下一步，天等县将利用大量石漠化荒地将竹子种植面积逐步扩大到10万亩。
通过在这些地区的调研，本刊记者发现，扶贫成败关键在选准产业，而选准的产业能否落实见效，差别甚大。这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凡是落实有力、见效快的乡村，一般集体经济基础普遍较强；相反，落实不力、矛盾重重的乡村，大多一盘散沙已无集体经济基础。而一旦集体经济实力增强，扶贫工作就能势如破竹。
早在1990年，习**同志就曾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其《摆脱贫困》一书中就提出，“在扶贫中，要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否则，整个扶贫工作将减少基本的保障和失去强大的动力，已经取得的扶贫成果也就有丧失的危险。”在打响未来五年多扶贫攻坚的决战时刻，这一点特别值得各级扶贫干部高度关注。
扶贫决战空前严峻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截至2014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经下降到7017万人，比上年减少1232万人，减少14.9%；贫困发生率为7.2%，比上年下降1.3个百分点。然而，这个成绩不足以说明“十三五”期间这场扶贫总决战的严峻程度。
其一，从贫困人口区域分布来看，西部地区尚有贫困人口3600万，占全国一半左右，中部有2461万，东部有956万。发展能力越弱的地区，扶贫任务越重。
其二，从贫困人口负担来看，贫困人口超过500万的省份有6个，分别是贵州、云南、河南、湖南、广西和四川。其中，贵州贫困人口最多，达到623万。贫困人口在300万～500万之间的省份有4个，分别是甘肃、安徽、陕西和河北。
其三，从贫困发生率来看，按照2013年数据，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省区有3个，分别是28.8%的西藏，23.8%的甘肃和21.3%的贵州；全国31个省区市中，贫困发生率高于全国水平的有15个，接近一半。
其四，从减贫动态变化来看，2012年我国减贫2300万人，2013年下降到1600万人，2014年进一步降至1232万人。显然，减贫规模呈现出巨大刚性递减压力，意味着越往后难度越大。
其五，从减贫现实任务来看，目前7000多万贫困人口，距2020年六年时间内，每年必须减贫1000万人以上，难度再大也要完成，否则全面小康的扶贫任务就完不成。
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即使2020年700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也只是基于2300元的脱贫标准线，还没有考虑这个标准线还将不断提高，更非全面小康的标准线。
“2020年，我们要实现的是全面小康社会，之所以称‘全面’，就在于它不是总体小康，不是总体数量的达标，而是全国绝大部分人的各项指标都达到小康水平；不是发展不均衡的小康，而是缩小了地区、城乡、各阶层差距的小康。”
采访中，一位基层扶贫主管部门负责人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按照十八大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提出的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具体要求，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要达到12000元，“这意味着小康标准超出目前扶贫标准近万元。”
即使2020年将贫困标准线与最低生活保障线合并，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标准，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中，平均收入50%～60%作为最低生活保障，针对无法脱贫的农村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也要达到6000～7200元的标准，是目前脱贫标准线的2.6～3.1倍。
就是这个降低的标准，扶贫任务繁重的县市也勉为其难。以天等县为例，按照目前其所在市广西崇左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015元/年·人，实现全覆盖需要财政支出2.06亿元。对于这样一个2014年全县财收仅3.94亿元的“吃饭财政”而言，目前已是无法承受之重，更无法应对这个标准未来将提高数倍的压力。
具体在广西，莫雁诗介绍说，下一步扶贫工作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一是，贫困人口分布散而广。全区贫困人口分布在14586个行政村，也就是几乎所有的行政村均有扶贫任务。
二是，致富能力普遍缺失。目前所剩绝大多数贫困村，其乡镇企业和村办产业近于空白，近90%贫困村没有集体收入，只有31%的贫困村建立特色产业合作社，参加的贫困农户只占3%，经济基础非常薄弱。
三是，基础设施落后。新识别的贫困村中，36%的行政村未通水泥路，61%的行政村未通客运班车；50%的贫困户未解决安全饮水，38.7%的贫困户存在饮水困难；21%的贫困住房是危房，还有很多未通电。
四是，致贫原因多元化。贫困村中，少数民族人口533万、占比42.18%，妇女人数529万、占比40.36%，残疾人数26万、占比1.99%，贫困人口结构组成多元，致贫原因达十多种。
五是，发展受生态和资源限制明显。全区贫困户多生活在禁止开发的生态功能区，受生态环境、退耕还林等政策导向，贫困村人均耕地面积比全区低0.35亩，近6万贫困户无耕地、无林果、无水域，超过四分之一贫困户“靠天吃饭”。
“超常举措”攻坚“十三五”
面对“十三五”，黄世勇介绍说，按照河池市“开发扶贫攻坚工程”的工作部署：第一阶段，2011～2015年，整村推进的436个贫困村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5000元以上；第二阶段，2016～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有保障。
“这些年，贫困地区自己跟自己比，速度很快，成绩巨大。但是横向比，与发达地区差距越来越大，而且远远超过我们的追赶能力，马太效应越来越强。”一位基层政府官员无奈地告诉记者，即使贫困地区这些年好不容易积累的资源财富，也因不合理的体制和外部强大的市场优势而难以获益，或者被发达地区吸走。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位于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的大瑶山是珠江重要源头之一，为守护好生态公益林，这个国家扶贫重点县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该县县委副书记莫慧君向记者介绍说，目前，我国生态价值评价机制不健全，通过市场途径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机制也没有建立。
比如，金秀县181万亩公益林每年的社会贡献价值达25.8亿元，但按照目前每年15元/亩的标准，只能获得2715万元的补偿。相比较，经营商品林每年会有200元/亩的收益，与生态补偿标准天壤之别。“再加上山区林农没有水田耕作，只好过着‘有林不能伐、有地不能垦’、守着‘绿色银行’无钱用的贫苦日子。”他说。
在河池市，贫困地区群众难以分享本地优质资源和财富的故事，更是比比皆是：“世界长寿之乡”巴马瑶族自治县拥有世界级的优质矿泉水资源，南丹县是国内有色金属储藏最富集的地区，红水河开发有装机容量达630万千瓦龙滩水电站……但因为缺乏合理的资源补偿机制，所形成的大部分财富都流到外地，每年所留微薄的地方税费不但不足以抵消河池每年的生态保护投入，而且当地居民用电价格甚至比电力输送地珠三角地区还高。
另一方面，扶贫政策和资金仍然因为体制不畅难以在基层形成合力。一位扶贫主管部门的干部为记者分析说，当前，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大的扶贫政策设计方向正确明晰，已经把各方面资源充分调动了起来，并在各级地方干部中形成了最大程度的政治共识。“问题在于，具体到基层，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其中的原因，与政策和资金分配上过多条条分割密切相关。”
2014年中央综合扶贫资金为4000多亿元，而专项扶贫资金为433亿元，意味着可以直接安排扶贫工作的资金，占比仅十分之一强，大部分资金掌握在部门手中。比如，去年交通运输部安排村级道路畅通的资金超过1550亿元，国家能源局老少边穷地区电力保障资金450亿元，教育部安排教育扶贫资金310亿元，住建部贫困农户危房改造资金230亿元等等。
也因此，相关政策主要由各部门制定，特点就是“买酱油的钱不能打醋”，政策和资金只与部门目标挂钩，而非实际的扶贫效果。据本刊记者了解，某省曾为此准备制定文件，整合各部门资金直接投入贫困乡镇。但政策制定过程中却发生了巨大的争议，无论是省一级、市一级或县一级，谁都不愿意承担整合的任务。原因很简单，整合哪个部门的资金就会得罪哪个部门，下一次的资金安排就会被大打折扣。
他举例告诉本刊记者，每年以工代赈资金大约40亿元，虽然列在专项扶贫资金内，但一直由国家发改委管理支配。中央层面曾有意改革，将管理权转给国务院扶贫办，但发改委不同意。以工代赈资金至今仍在发改委手中，而且不受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的有关政策和文件约束。
类似这些矛盾，必须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通过加大改革力度，清除一切不利于当前扶贫工作进度加快的体制机制障碍。据本刊记者从国务院扶贫办了解的最新消息，中央已经下决心改革贫困县考核机制，规定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贫困县取消GDP考核，其他贫困县也要加大生态文明建设的考核力度，研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出台碳汇交易政策。同时，加快推动项目资金审批权限下放到县一级行政机构。
5月27日，在浙江召开的华东7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习**总书记提出，“要采取超常举措，拿出过硬办法，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用一套政策组合拳，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
“总书记罕见地用‘超常举措’、‘过硬办法’这些强有力的措辞，一方面说明目前我们的扶贫工作还有许多改进和提高的地方，另一方面也说明未来五年扶贫攻坚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严峻挑战。”不过，莫雁诗对未来充满信心，“到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彻底消除绝对贫困人口，我们做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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