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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3篇古人的史论 [打印本页]

作者: 饭桶他哥 时间: 21.1.2005 20:01
文章一论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　　王夫之著华季思注译 　　【作者简介】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曾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在汀西石船山从事著述，学者称他为船山先生。他是我国明未清初的一位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在史学、文学方面也有贡献。后人把他的著作编为《船山遗书》这篇文章选自他的史学论著《读通鉴论》，题目是注译者加的。 　　两端争胜而徒为无益之论者，辨封建者是也。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 　　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为而为之。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长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推以为天子。人非不欲自贵，而必有奉以为尊，人之公也。安于其位者习于其道，因而有世及之理。虽愚且暴，犹贤于草野之罔据者，如是者数千年而安之矣。强弱相噬而尽失其故，至于战国，仅存者无几，岂能役九州而听命于此数诸侯王哉？于是分国而为郡县，择人以尹之。郡县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灭者六国耳，非尽来源三代之所封也。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为而非天下之公乎？ 　　古者，诸侯世国，而后大夫绿之以世官，势所必滥也。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而天之生才也无择，则士有顽而农有秀，秀不能终屈于顽而相乘以兴，又势所必激也。封建毁而选举行，守令席诸侯之权，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虽有元德显功，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势相激而理随以易。意者其天乎！阴阳不能偏用，而仁义相资以为亨利，虽圣人其能违哉？ 　　选举之不慎而守令残民，世德之不终而诸侯乱纪，两俱有害，而民于守令之贪残，有所藉于黜陟以苏其困。故秦汉以降，天子孤立无辅，祚不永于商周；而若东迁以后，交兵毒民，异政殊俗，横敛繁刑，艾削其民，迄之数百年而不息者亦革焉，则后世生民之祸亦轻矣。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因祚所以不长也；而为天下计，则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 　　世其位者习其道，法所便也；习其道者任其事，理所宜也。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人得而习之。贤而秀者皆可以奖之以君子之位而长民。圣人之心，于今为烈。选举不慎，而贼民之吏代作，天地不能任咎，而况圣人？未可为郡县咎也。若夫国祚之不长，为一姓言，非公义也。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已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 　　译文 　　主张分封制和反对分封制这两派的辩论中，凡是为分封制辩护的，都是在说废话。郡县制建立了将近两千年，不能改变，古往今来上上下下的人都安于这种制度，这是势所必然，若不是由于理，哪能够如此呢？ 　　人类中必然会有君主产生，这并没有什么人做过有意的安排。最初，人们把德行高过常人的、为人们立下功劳的人推选为自己的领袖，然后又进一步推选出天子来。人们并不是不愿意自己显贵，然而一定要推出一个领袖，这是出于人们的公意。处在统治地位的人，熟悉治国之道，因而有世袭制的主张。那些世袭的统治者，虽然有的愚蠢、暴虐，但是还是比毫无统治经验的老百姓高明。人们几千年来就安于这种制度了。后来强国知并了弱国，完全改变了原来的局面。到了战国时期只剩几个国家了，怎么能使整个天下的人都服从这么少数几个诸侯国王呢？于是国划分为郡县，选择人去治理。郡县的设立，秦代以前就已经有了。秦灭掉的不过是仅存的六国，并不是把三代的旧封国都灭了。它把天下划分成郡，划分成县，使有才能可以管理百姓的人，都登上了统治的地位，以便发挥其才能而掌握管理百姓的法纪，这能说不是“天下之公”吗？ 　　古时候，诸侯世袭为王，后来大夫也照着这个制度世袭为官。这样一来，势必泛滥不止。官的儿子永远当官，农民的儿子永远当农民，可是天产生有才能的人并不是根据这种情况来决定的，于是做官的人中有愚顽无能的，而农民中有才能优秀的。才能优秀的人不能永远屈居在愚顽无能的人的下面，就会乘机而起，势必又会发生冲突。分封制被破坏而实行选举，郡守、县令占据了诸侯的权位，刺史、牧、督掌握了方伯的职责，他们虽然有极高尚的德行和显著的功劳，也不能把官爵下传给他们的品德不好的子孙。由冲突而产生变化，世袭制的原则也就随之改变了。想来这就是所谓的天意吧！阴阳两方面都不能单独起作用，而仁义必须相互配合才行得通，即使圣人又怎能违反这种“理”呢？ 　　选拔官吏不慎重，因而造成郡守、县令残害人民的事情；世袭者的德行不能保持永久，因而出现诸侯破坏法纪的现象。这两种情况同样有害，但是人民对于郡守、县令的贪婪残暴，还能够借着他们的降免或升迁而从困境中缓一口气。因此，秦、汉以后，天子孤立而没有分封的诸侯作为辅佐，国家的寿命也就没有商、周长久。但是若象周王朝东迁以后，那时候诸侯交战，残害人民，各国政令不一，风俗不同，横征暴敛，刑法繁重，摧残人民达数百年而不止，这种善也随着郡县制的确立而革除了，因而后来人民所受的灾祸也就减轻了。郡县制，对天子并不利，所以国家的寿命是不长久的。但是为全天下着想，那么它的危害远不如分封制的严重了。唉！秦出于永远统治天下的私心而废除诸侯，设立郡守，可是天却借助于他的私而实现了“大公”，事情的难以预测竟到了如此地步！ 　　世代相传占统治地位的人熟悉治国之道，是有他的便利之处的。熟悉治国之道的人去管理政事，也是合乎事理的。但是，国家的法纪在三王时代已经全备了，伦理纲常已经由孔子加以阐述了，这是人人都可以学到的。凡是贤明优秀的人，都可以得到表彰而选拔去统治人民。古代圣人的理想。如今得以完满地实现了。选拔推举不慎重，以致害民的官吏不断出现，天地也不能为此承担罪责，又何况圣人呢！这是不能归罪于郡县制的。至于说实行郡县制后国家寿命不长，这是为一朝一姓说话，而不是从公意出发的。秦始皇之所以受到万世的谴责，不过是因为他有私心。斥责秦始皇的私心，而同时又想让他的子孙永远保持皇位，又怎能说是出于“天下之大公”呢？ 　　文章二秦政记章炳麟著文予注译 　　【作者简介】章炳麟（公元1869—1936年）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学者。曾创办宣传反清革命的《苏报》，发起组织光复会，并一度主持《民报》。他在不少论文中肯定了法家，肯定了秦始皇。 　　 　　人主独贵者，其政平；不独贵，则阶级起。唐、宋虽理，法度不如汉、明。平也，亦有机偶，非较然一概者。明制贵其宗室，孽子诸王虽不与政柄，而公卿为伏谒；耳孙疏属皆气禀于县官。非直异汉，唐、宋犹无是也。汉世游侠兼并，养威于下，而上不限名田，以成其厚，武帝以降，国之辅拂不任二府，而外戚窃其柄，非直异明，唐、宋亦绝矣。 　　要以著之图法者，庆赏不遗匹夫，诛罚不避肺府，斯为直耳。 　　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秦始负乙以断天下，而子弟为庶人；所任将相，李斯、蒙恬皆功臣良吏也。后宫之属，椒房之嬖，未有一人得自遂者。富人如巴寡妇，筑台怀清；然亦诛灭名族，不使并兼。 　　嗟乎！韩非道“八奸”，“同床”、“在旁”、“父兄”脱然也。秦皇以贱其公子侧室外，高于世主。夫其卓绝在上不与士民等夷者，独天子一人耳。天子以秉政劳民贵；帝族无功，何以得有位号？授之以政而不达，与之以爵而不衡诚宜下替与布衣黔首等。夫贵擅于一人，故百姓病之者寡，其余荡荡，平于浣准矣。藉令秦皇长世，易代以后，扶苏嗣之，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何有后世繁文饰礼之政乎！ 　　且本所以贵者在守府，守府故亦持法。未俗以秦皇方汉孝武；至于孝文，云有高山大湫之异。自法家论之，秦皇为有守。非独刑罚依科也，用人亦然。韩非有之曰：“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显学篇》）汉武之世，女富溢尤，宠霍光以辅幼主。平生命将，尽其劈幸卫、霍、贰师之伦；宿将爪牙，若李广、程不识者，非摧抑，乃废不用。秦皇则一任李斯、王简、蒙恬而已矣。岂无便辟之使、燕呢之谒邪？抱一司契，自胜而不为也。孝武壹怒，则大臣莫保其性；其自太守以下，虽直指得擅杀之。文帝为贤矣，淮南之狱，案诛长吏不发封者数人，迁怒无罪，以饰已名。世以秦皇为严，而不妄诛一吏也。由是言之，秦皇之与孝武，则犹高山之与大湫也；其视孝文，秦皇犹贤也。 　　尝试计之，人主独贵者，政亦独制。虽独制，必以持法为齐。释法而任神明，人主虽圣，未无不知也。惑于左右，随于文辩，已之措置方制于人，何以为独制？自汉、唐以下者，能既其名，顾不能既其实，则何也？建国之主，非起于帅茅，必拔于晋绅也。拔于晋绅者，贵族姓而好等制；起于帅茅者，其法无等，然身好踢跌，而不能守绳墨。独秦制本商鞅，其君亦世守法。韩非道昭王有病，百姓里买牛而家为王祷。王曰：“非今而擅祷，是爱寡人也。夫爱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与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乱亡之道也。不如人罚二甲，而与为治。”秦大饥，应侯请发五苑以活民。昭襄王曰：“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今发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要其用意，使君民不相爱，块然循于法律之中。秦皇固世受其术，其守法则非帅茅、晋绅所能拟已。 　　秦政如是，然而卒亡其国者，非法之罪也。六国公族散处闾巷之间，秦以守法，不假以虚惠结人，公族之欲复其宗庙，情也。且六国失道不逮王纣，战胜而有其地，非其民倒戈也审。武王既殁，成王幼弱，犹有商、奄之变。周继世而得胡亥者，国亦亡；秦继世而得成王者，六国亦何以仆之乎？如贾生之过秦，则可谓短识矣。 　　秦皇微点，独在起阿房及以童男女三千人资徐福；诸巫食言，乃坑术土，以说百姓。其佗无过。 　　译文 　　帝王能做到独掌大权，就能出现公平的政治局面；不能做到独掌大权，内部等级纠纷就会产生。唐、宋两朝虽然治理得还好，法令制度却不如汉朝和明朝。说到公平，也总会有参差不齐，并非象用升斗量过的那样一律。明朝的制度特别尊重皇帝的宗族，那些封王的皇帝子孙虽然没有执掌政权，但公卿大臣还得去拜见他们，讨好他们；而皇帝的子子孙孙和远房的亲族，都由国家供养。这不但跟汉朝不同，也是唐，宋两朝所没有的。汉朝盛行交游任侠，互相吞并，在底下形成一种势力，而官府对他们占有的田亩又不加限制，这就是助长了他们势力的扩张。汉武帝以后，国家大事不是交丞相、御史大夫这些大臣办理，而实权却被外戚篡夺，这不但跟明朝不同，也是唐、宋两朝所没有的。 　　总之，法律要明文规定：该奖赏的即使是平民也要奖赏；该惩罚的，即使是皇帝的亲信也要惩罚，这才叫做公正。 　　上古的国君，能够做到政治公平的不能不推秦朝。秦始皇据有王位，统治天下，但他的子弟却都没有官职；而他任用的大奖和宰相，如李斯、蒙恬，都是有功勋、有才能的人。皇后妃嫔一类人，没有一个能够弄权以达到个人目的的。巴郡有个寡妇名叫清，靠经营祖业成了富人，秦始皇就为她修建怀清台，以示表彰。但对那些豪门大族，却加以镇压，不让他们吞并扩张。 　　本来嘛，韩非所说的“八种奸术”，包括了“同床”、“在旁”和“父兄”这三种。然而议论国政的人们，只是议论“同床”、“在旁”的弊害，却对“父兄”避而不谈。秦始皇压抑他的伯叔兄弟，不让他们争权，这一点就比其他帝王都高明。高高在上不跟官民相等的，只有皇帝一个人。皇帝因掌管国政、役使人民，所以才尊贵。皇帝的亲族没功劳，凭什么获得官位爵号呢？委任他们料理政事又完成不了使命，封给他们爵位，又不相称，确实应该把他们降得和老百姓一样。正因为把尊贵集中于一个人，所以百姓抱怨的就少，其余大体平等，就象用水平仪校正过一样。要是秦始皇活得久些，死后由扶苏继承王位，即使那些能够跟三皇五帝并列而成为四皇六帝的，也不能跟秦朝的隆盛相比，哪里还提得上以后那些讲究繁杂虚伪的典章礼仪的政治呢！ 　　立国的根本最应该重视的在于守住先业，要守先业就要坚持法制。后世的人拿秦始皇比汉武帝。提到汉文帝，说是汉文帝好比高山，秦始皇好比深谷，高下差远了。从法家的立场看来，秦始皇是能够坚守先王法制的。不仅刑罚依据法律条文，用人也是这样。韩非曾经说过：“一个贤明君主的官吏，宰相一定是从地方官选拔出来的，猛将一定是从下层官兵提升上来的。凡有功劳的必定给予将赏，那末俸禄越优厚越能勉励自己；升官提级，那末官职越高就越能尽力办事。”（《显学篇》）汉武帝那时代，后妃的亲属富贵无比，因为宠爱霍光，就嘱托他辅助幼年的皇帝。平时委任将帅，尽是他所宠受的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之流。有过战功的老将，象李广、程不识这些人，不是受排挤，就是被罢免不用。秦始皇则始终重用李斯、王简、蒙恬这班人。难道当时没有逢迎拍马的人物，没有亲信们的说情吗？秦始皇坚持按法律条文办事，克制自己不去做那类违法的事。汉武帝一理发怒，大臣们连自己生命都难保。太守以下的官员，汉武帝派出去巡视的“乡衣直指”就可以随意把他们杀掉。汉文帝算是好的了，淮南王一案，就杀掉了好几个不敢擅自打开囚车的县令，把恼怒发泄到无罪的人身上，以掩盖自己“杀弟之名”。人们都说秦始皇严酷，他却不会胡乱杀过一个官吏。由此说来，秦始皇和汉武帝相比，才真象是拿高山比深谷；比起孝文帝来，秦始皇还要胜过他哩！ 　　试设想一下，帝王要是独掌大权，政治上也一定要实行专制独裁，虽然如此，也必定要依据法律来治理。不依靠法律而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帝王即使高明，也未必什么都知道。被周围的人所迷惑，听信那些花言巧语，自己的行动尚且受他人摆布，哪里还谈得上专制独裁？自汉朝、唐朝以后，只不过有专制独裁之名，而没有专制独裁之实，原因在哪里呢？建国创业的君主，不是出身于平民，就是出身于官僚。出身于官僚的重视名族大姓，而喜欢等级制度。出身于平民的，立法不讲等级，但是喜欢任意行事，不守规矩。只有秦国的法制开创于商鞅，秦国的国君也世代严守法制。韩非说过，秦昭王有一次生病，老百姓每个闾里都合伙买牛献祭，家家为秦昭王祈祷。秦昭王知道以后说：“没有命令而自发地为我祈祷，这是爱我啊。因为他们爱我，我说不定也要改变法令，体贴他们而互相迁就，这样法令就没法执行了。法令不能执行，就会导致混乱亡国。不如罚他们每人出两副盔甲，使大家都遵循法令，求得社会的安定。”有一年，秦国发生大饥荒，应侯范睢建议拿出五苑出产的东西来救济百姓，秦昭王回答说：“秦国的法律规定，老百姓有功劳的才能得到赏赐。如今要是拿出五苑的蔬菜瓜果给他们，就会使老百姓有功劳的和没功劳的都得了赏赐。与其给他们五苑出产的东西而导致混乱，不如扔掉那些蔬菜果实，而使社会得到安定。“归结他的用意，是要使国君和百姓不要相爱，而都刻板地依照法律行事。秦始皇就是继承了这种历代相传下来的做法，他坚守法制的态度，决不是那些出身平民或官僚的帝王所能比拟的。 　　秦国的政治是这样，然而终于亡国，这并不是法制的罪过。六国残存的贵族，散居各个角落，秦国因为坚守法制，不利用假恩假惠收服他们，这些贵族就企图复辟，这是他们的本性。况且六国的暴眶程度不及纣王，秦国是靠打胜伏才占有他们地方，并非他们的人民掉转枪头归服秦国，这是很清楚的事实。周武王死后，周成王年幼，那时尚且有商、奄的叛乱。周朝继承王位的如果是胡亥，也一定要亡国；秦朝继承王位的如果是周成王，六国又怎能够把秦朝推翻呢？贾谊责怪秦始皇，实在可以说是见识短浅。 　　秦始皇的微小缺点，仅仅在于兴建阿房宫，以及给徐福三千童男童女让他去寻佩求药；那一帮方士儒生欺骗了秦始皇，这才把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给活埋了，以快人心。其他都没错！ 　　文章三秦献记章炳麟著胡念贻注译 　秦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百官公卿表》）识于《太史公书》者，叔孙通、伏生最著。仆射周青臣用面谀显，淳于越相与底物，衅成，而秦燔书。其他，《说苑》有鲍白令之斥始皇行桀纣之道，乃欲为禅让，比于五帝，（《至公篇》）其骨梗次淳于。 　　《汉艺文志》：儒家有《羊子》四篇，凡书百章；名家四篇则《黄公》。黄公名疵，复作秦歌诗。二子皆秦博士也。京房称：“赵高用事，有正先用非刺高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最，在古传纪略得八人，于七十员者，九一耳。青臣朴速不足齿，其七人或直言无挠辞，不即能制作，造为琦辞，遗令闻于来叶。其穷而在蒿艾与外吏无朝籍，烂然有文采论转者，三川有成公生，与黄公同时，当李斯子由为三川守，而成公生游谈不仕，著书五篇，在名家；从横家有《零陵令信》一篇，难丞相李斯。（皆见《艺文志》）秦虽钳语烧《诗》《书》，然自内外荐绅之士与褐衣游公卿者，皆抵禁无所惧，是岂无说哉？ 　　或曰：“秦焚《诗》、《书》、百家语在人间者，独博士如故，将私其方术于已，以愚黔首。故叔孙通以文学征，待诏博士；而陈胜之起，诸生三十余人得引《公羊》“人臣无将”以对。（郑樵、马端临说，实本《论衡》。《论衡?正说篇》曰：“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刑，惟博士乃得有之。”近人多从其说。）或曰：秦火及“六籍”，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见《论衡?书解篇》）孟子徒党虽尽，其篇籍得不泯绝。（《孟子题辞》） 　　夫李斯以淳于越之议，夸主异取，故请杂烧以绝其原。越固博士也。商君以《诗》、《书》、礼、乐为“六虱”，（《靳令篇》）尽划灭之，而以法家相秦者宗其术。然则秦不以“六艺”为良书，虽良书亦不欲私之于博士。（其云：“非博士官所职，天下也有藏《诗》、《书》、百家语者”，倒言之，即是“天下也有藏《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者”。自仲任误解，乃谓博士独有其书。郑、马之徒沿袭斯论，遂为今日争端。）即前议非矣。 　　斯以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为祸始。故夫滑稽便辞而不可轨法者，则六国诸子是也。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诸子之术，分流至于九家，游说乞货，人善其私，其相攻甚于“六艺”。今即弗焚，则恣其曼衍乎？诸子与百家语，名产一也。不焚诸子，其所议者云何？诸子所以完具者，其书多空言，不载行事，又其时语易晓，而口耳相传者众。自三十四年焚书，讫于张楚之兴，首尾五年，记诵未衰。故箸帛为具。验之他书，诸侯史记与《礼》、《乐》诸经，多载行事法式，不便谙诵，而《尚书》尤难读，故往往残破；《诗》有音均，则不灭，亦其征也。此则后议复非矣。 　　余以为工程师地法令者，自《秦纪》、《史篇》（秦八体有大篆，不焚《史篇》）、医药、卜筮、种树而外，秘书私窃无所不烧，方策述作无所不禁。然而文学辩慧单于人心，上下所周好，虽著令，弗能夺也。 　　烧书者，本秦旧制，不始李斯，自斯始旁及因国耳。韩非：商鞅“《诗》、《书》，明法令。塞私门之请，以遂公家之劳；禁游官之民，以显耕战之士。”（《和氏篇》）其验也。商君既诛，契令犹在，遗法余教未替。然张仪、范睢、蔡泽之伦，结轶义关，游谈不绝，亦数称“六艺”成事。及不韦著书，以县国门。秦之法令弗能绝也。后李斯者，汉初挟书之令未多，然娄敬以戍卒晚路，上谒高帝，亦引《大誓》为征。汉之法令弗能绝也。 　　夫帝祖则溺儒冠，秦之诸非能如李斯知“六艺”之归也。然其律令在官，空为文具，终不钩考，以致其诚。今始皇不起白屋，而斯受学孙卿，好文过于余主，此则令之之谏、零陵之难、成公之说，一切无所穷治，自其分也。又况标标羊、黄之徒乎？以斯委于用法，顾使秦之黎献因是得优游论著，亦其赞之矣。 　　若其咸阳之坑死者四百六十人，是特以卢生故，恶其诽谤，令诸生传相告引。亦由汉世党锢之狱，兴于一时，非其法令必以文学为戮。数公者，诚不以抵禁幸脱云。 　　译文 　　秦代有博士七十人，是掌握古今历史和文献典籍的，其中以《史记》上记载的叔孙通、伏生为最有名。博士仆射周青臣，凭着当而奉承秦始皇而得到重用。淳于越就和他发生的冲突。争端一开，引起秦始皇杰书。此外，《说苑》里记载鲍白令之指责秦始皇干的是桀纣的一套，却要象五帝那样让位于贤者。他的倔强可和淳于越相比。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儒家有《羊子》四篇，共一百章；名家有四篇，那就是《黄公》。黄公名疵，还作过秦歌诗。这两个人都是秦代的博士。西汉的京房说：“赵高掌权的时候，有一个叫正先的因为指责赵高而被处死。”（孟康注：“姓正名先，是秦代的博士。”）总计，在古代传纪中约略考出八人，对于七十个博士来说，不过九分之一而已。周青臣是小材，不值一提。其余七个人，不是能够直言不屈，就是能够写作华丽文章，名声流传后世。至于没有做官和在地方上做官的人里面，朝廷的名册上没有名字，却有文彩灿然的论著的：三咱郡有成公生，他和黄疵是同时代的人，在李斯的儿子李由任郡守的时候，他四处游说不作官，著有《成公生》五篇，列在名家学派；纵横家有《零陵令信》一篇，是非难丞相李斯的。秦王朝虽然控制论，烧了《诗》、《书》，然而从朝廷内外的官吏到出入公卿这门的布衣平民，都对犯禁无所畏惧，这其中难道是没有道理的吗？ 　　有人说：秦王朝焚毁私藏在民间的《诗》、《书》和百家语，只有博士可以照旧收藏。这是为了要把统治人民的方法掌握在自己手里，以便愚弄老百姓。因此，叔孙通才能够凭仗着博学能文被征召，在博士的行列中听候诏令。陈胜起义时，诸生三十余人能引证《公羊》传里的话，说“臣下不得有叛逆的意图”来回答秦二世的询问。（郑樵、马端临有这种说法，其实是从《论衡?正说篇》来的，其中说：“从事聆听史官把”五经“全部烧掉，有敢私藏《诗》、《书》和百家语的，要治罪，只有博士们可以收藏。”近人都相信这一说法。）又有人说：秦代只烧“六经”，不烧诸子著作。诸子的著作，文章都在，能够看到，（汉代赵岐说）孟子的党徒虽然完了，他们的著作却并未消灭干净。 　　李斯因为淳于越的议论是用错误的政治主张蛊惑君主，所以建议把他们的那些书一起烧掉，以杜绝那种思想来源。淳于越本来就是个博士。商鞅把《诗》、《书》、礼、乐等看成是“六虱”，要把它们统通铲除。那些用法家来辅佐秦国的人都遵循商鞅的办法。可见，秦并不是“六经”当作好书，即便是好书也不想让博士专有。（《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的“不是博士所掌管的，天下敢有收藏《诗》、《书》和百家语一类书……”。自从王充把这句话误解以来，就说是博士才独有这些书。郑樵、马端临等人沿袭了这种说法，就成为今天的争端。）所以，前一种说法—即《诗》、《书》、百家语为博士所收藏，是错误的。 　　李斯认为，战国时诸侯相互争夺，厚礼招纳游学之士是祸乱的根源。那些善于诡辩、混淆是非、不能纳入法度轨道的，就是六国诸子那一伙。不把《诗》《书》之类儒家经典烧掉，就不足以尊崇秦始皇。诸子的学说，分流多到有九个派别，他们四处游说又互相剽袭，都说自己一派的学说最好，彼此之间的攻击比对“六艺”的攻击还厉害。现在若不把这些诸子著作烧掉，难道让它们继续闹下去吗？“诸子”和“百家语”，名和实都是一样的。如果说“不烧诸子著作”，那么李斯建议中所说的“百家语”，又是指什么呢？诸子著作的所以完整保存下来，因为这些书大多数是抽象的议论，不记载具体的史实，加上它们的语言明白易懂，口耳相传的人多。人秦始皇执政的第三十四年烧书，到陈胜起义，前后不过五年，记忆犹新，所以能够完整地记录在帛书上。看看其它的书，诸侯各国的史书以及《礼》《乐》等儒家著作，大多数是记载史实和一些制度、仪式，不便于记诵，其中《尚书》更是难读，因此往往残缺不全。《诗经》，因为押韵，便于诵读记忆，就没有消灭，这就是证明。所以，后一种说法——即不烧诸子著作，也是错误的。 　　我认为写明在法令上的，除《秦纪》、《史篇》、（秦代八种书体中有大篆，——《史篇》是用大篆写成的，所以不烧《史篇》）以及医药、占卜、种树方面的书以外，宫廷和民间藏的书没有不烧的，典籍著作也没有不禁的。不过，华丽的辞章和机智的论说，使人读了入迷，这是上上下下所共同爱好，尽管在法律上明文禁止，也是限制不了的。 　　烧书本是秦国的旧制度，并不是从李斯才开始，只是到了李斯才把这个制度推行到被秦所兼并的国家罢了。韩非说：“商鞅烧《诗》、《书》，公布法令。堵塞权豪们的徇私舞弊，以成全国家的大事；禁止人们出外谋求官职，表扬努力耕作和勇敢作战的人。”这就是证明。商鞅被杀害之后，他制定的法令条文还在，遗留下来的法度和规矩也没有被废除。然而张仪、范睢、蔡泽一班人，络绎不绝，进入函谷关，不断地来进行游说，也曾屡次征引“六艺”上的故事。到了吕不韦，写了书挂在城门上，秦国的法令也没有能够绝它。在李斯之后，汉代初年，秦国制定的“挟书律”还没有宣布取消，可是娄敬作为一个戍卒，拉着小车去见汉高祖刘邦，也曾引证《尚书?泰誓》作为依据。可见，汉代的法令也没有能够禁绝它。 　　汉高祖是一个往儒生帽子里撒尿的人，而秦国的历代君主，也不能象李斯那样懂得“六艺”的宗旨。然而烧书的法令只是在官府放着，作为一纸空文，始终不去查考，以求贯彻执行。如今秦始皇不是平民出身，李斯又跟荀子学习过，爱好文化超过了历代君主，因此，鲍白令之对秦始皇的直谏，零陵令信对李斯的非难，成公生的游说，都没有被查办惩处，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更何况无足轻重的羊子、黄公之流呢？因为李斯灵活地运用了法令，才使秦国的民间知识分子能够从容自在地从事论著，这可以说是李斯给他们创造了条件。 　　至于在咸阳坑杀了四百六十人，那只是因为卢生缘故。秦始皇痛恨他散布流言蜚语，命令儒生们互相揭发。这也和东汉时党锢之狱一样，只是一时之计，并非秦始皇的法令就是要杀戮儒生。上面所提到的几个人，的确不是触犯了禁令而侥幸得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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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号令天下〓落 时间: 22.1.2005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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