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言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的“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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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一些檄文，多一点理性
本报特约评论员 文 扬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此说一出，引起中国学界和新闻界的强烈关注和讨论。这个现象表面上比较费解。本来，人民批评政府的权利，作为舆论自由的一部分，已经清楚地写在了中国的宪法当中，而不是一个现在才出现的新闻。为什么温家宝总理今天还有此说？为什么中国的学界和新闻界会有强烈反应？这当中显然有一个基本的事实，这就是今天中国民众批评政府的权利并未得到真正的实现。
但是，问题的思考仅到于此尚远远不够。如果仅仅把中国舆论自由的多少理解为政府监管新闻传播尺度的大小，那就把问题简单化了。按照这种思路，中国舆论自由的实现非常简单和容易，那就是政府放手，让各种舆论充分表达。如果这样理解，那么温家宝总理这次提出的创造条件就是多余的了，政府只要放开一切就行了，还有什么条件不条件的？温家宝总理的话实际上涉及了一个更深层的基本问题，这就是一个国家的舆论自由能够放开到多大程度，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和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和舆论之间博弈方式的成熟程度。
& O' w3 [8 G/ T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政府和民间的舆论都处于一种利益的博弈状态，这是双方的立场和利益差异所决定的。但是，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府对舆论都有一个基本底线，这就是不允许舆论成为体制外推翻政府的一种政治力量。通常，当一个社会的舆论演变为一种体制外的反政府力量时，这就意味着社会革命或无政府时代已经来临。这种情形常常发生在社会内部冲突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先发国家的种种优势和几百年的稳定发展，政府和舆论之间大体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基本利益共享的良性互动关系。媒体对政府的批评犹如在野党对执政党的批评，挑剔和批评是其基本职能，但这种批评是以维护大家的共同利益为前提。政府和媒体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内在共识。这种双方的政治共识和良性互动是西方舆论能够获得相当大程度自由的一个基本前提。正是由于这个基本原因，我们常常看到，西方国家的在野党和主流媒体在一些重大的国家问题上常常能够跟政府精诚团结在一起，无论他们之间在枝节问题上有多大分歧。
& k; R9 E- i3 e5 W+ x+ G从西方社会的发展程度来看中国，中国社会还落后很多年。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由于革命文化的反复洗礼和造反精神的发扬光大，政府和媒体之间始终没有进入一种真正的良性互动模式。这是中国今天无法完全实现舆论自由的根本原因。
( D7 @& v+ B* C v& c8 T) d! V1 n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革命党文化”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主流。对现实的批判，对政府的批判一直占据着社会道德的制高点。谁批评政府，谁就具有拯救天下苍生的英雄色彩。谁赞同政府，谁就会被斥之为“走狗”、“乏走狗”。在这样一种“革命党文化”的气氛下，社会舆论界对现实和政府的批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批评，而是从体制外推翻现政权的一个重要战略组成部分。任何一种对政府的善意批评只会被斥之为“小骂大帮忙”。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舆论对现实的报道和批评已经演化为一种政治运动，批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批评，而是杀向敌人的匕首和投枪。这种革命党舆论把中国历史上那种攻击一点、不计其余的文人虚浮文风发挥得淋漓尽致，把历朝历代的战斗讨伐檄文模仿得惟妙惟肖。把杂文当作战斗檄文的鲁迅能够得到众多中国文人的热捧，当我们读到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对社会现实的否定，对一切没有跟政府决裂的文人的否定，确确实实地能感受到，他的文字已经演化为岩浆与烈火，或匕首与投枪。被鲁迅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实秋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鲁迅“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如果一个人完全被怨恨和愤怒所主宰，就无法成为一个理性的、善意的批评者。如果一个社会的整体文化遭到仇恨情绪的毒化，这个社会就很难实现舆论自由。
如果说上个世纪的“革命党文化”孕育出了像鲁迅这种手持匕首投枪的文人斗士，那么中国历史上以天下苍生代言人身份自居的士大夫情结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文人斗士文化的暴烈程度。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看似相互排斥、实则相辅相成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中国文人大多保持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俯视众生的士大夫心态。但同时中国文人又常常以天下苍生的代言人自居。士大夫的一切社会主张常常以拯救天下苍生于苦海的方式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普通布衣被士大夫们所强迫代表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中国文人的这种士大夫情结使得他们总是认为自己代表了社会的公义，代表社会的大多数，这种虚拟的道德高点促使他们将匕首和投枪毫不犹豫地向自己认定的敌人投去。即使在对方妥协退让的情形下，也要以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对方斗臭斗垮。打倒在地还不行，还要踏上一只脚。
道理非常浅显，当一个社会正处在转型期，文明社会的公共意识和法律意识尚在建立过程中，政府面临的社会舆论如果以匕首和投枪的方式冲击过来，如果舆论将导致现行制度的崩溃，那么政府采取行政压制的手段则不可避免，这是任何一个政府都有的本能反应。鲁迅很多文章的出版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受到限制，而国民党退居台湾后干脆在很长一段时间禁止鲁迅的文字出版，这正是国民党政府出于生存的本能反应。今天，人们可以轻轻松松地批评台湾的蒋介石时代是如何的专制，如何蛮横地不开放报禁，但却忽视了经历了国共内战和二二八事件后的台湾政局危若累卵。如果当时台湾开放舆论，国民党政权可能早在匕首和投枪的打击下分崩离析了。台湾也不会有今天的经济繁荣和舆论自由。
由于上述原因，一个社会要想享有新闻自由，并不是政府单方面放手不管就可以解决的，这正如民主制度不是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就可以马上实现的。如果问题这么简单，全世界近两百个国家早就应该拥有彻底的舆论自由，早就应该全部实现了民主制度。因为，归根到底，舆论自由和民主制度对所有的人，包括政府都有莫大的好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发展的条件是否成熟，这个条件主要不是指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更多是指一种社会整体文化的成熟程度。
由于种种的原因，中国今天相当多的文人、包括知识界和媒体界的一些精英，一直秉承着文化斗士和士大夫的传统。上个世纪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在许多中国文化人身上注入了深刻的阶级斗争毒素。时至今日，中国政界中人的已经从当年的革命党斗士转化为执政党的政府官员，但是，中国文人当年那种文化斗士和士大夫情结却没有改变，革命造反派的心态没有改变，阶级斗争的狂热也没有消退。在这样一种社会条件下，中国政府跟舆论界很难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就在温家宝总理提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之时，中国媒体五百多人给人大的公开信犹如战斗檄文一样地发出：
8 a8 L, B Z2 D“在此郑重呼吁，新闻界与知识界同声相应，知耻而后勇，合力声讨李鸿忠事件（中国“两会”期间，湖北省长李鸿忠恶语斥责记者、抢夺采访设备，酿成新闻事件）的恶劣影响。报纸杂志电视电台网络微博，媒体无论类型，记者不分南北，请坚决报道后续事态，迎向此次权利之战。盼望新闻人振臂声援，欢迎公民附议此书。忍无可忍，无须再忍。让天下人知道尚有新闻记者，让天下人知道尚存新闻人格，更要让天下人知道尚有公民权利。李高官暴怒在前，也该让他听到并目睹新闻界之怒，亦是布衣之怒。……
- t3 Q* V3 x- l/ R新闻界诉求目标有二：要求李鸿忠立即向新闻界及公众道歉并辞职；吁请相关机构立即启动调查程序，罢免李鸿忠湖北省省长职务与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 W( Z- S$ o: X- I5 v/ I/ D9 x8 o无需多言，这封公开信已经超出了一般新闻媒体的语言而更像一篇战斗檄文，文字间充满了愤懑和仇恨，很鼓动人，但读来却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仿佛是骆宾王《讨武瞾檄》的现代版。对于政府来说，媒体的这种公开信跟政治动员令已无差异，而不是仅仅在谈舆论自由的问题。
, z$ Q5 } z g+ }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舆论自由的实现必须要创造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政府和媒体的良性互动。中国媒体最好少一点鲁迅式的仇恨和愤懑，而政府则多容忍一些不同的声音。中国的舆论自由只有在这种理性的博弈中逐步实现。
2010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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