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照教案与德军暴行 |
| 2007-08-01 10:32:35 作者：省情网 来源：山东省情网 |
| 日照，位于沂州府东部，19世纪80年代初，被划为德国天主教圣言会的传教区。德占胶澳前后，圣言会在日照接连建起一些教堂及支会。据载，日照西北部及相邻的莒州东北部、诸城南部地区，“多有天主教支会”，教堂随处可见（《山东时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1898年秋，坐落山中的日照后街头村，因离德国胶澳租借地较近，亦很快建起教堂，成为圣言会进一步向周围扩充势力的重要基地。 在后街头及附近地区，圣言会广收土豪劣绅及地痞流氓入教，纵容他们霸占民产，横行乡里。一旦起讼，教士则亲自出马，庇护不法教徒。后街头教堂的夏教士即支持不法教徒强行霸占了农民杜希传的山场。杜希传呈控至县，县官反给他加了一顶“诬告”的帽子，打进了监狱。杜的亲戚孔照芹等人不服，背后说了几句不满的话，也被县官抓去，关进监狱。教徒王永富到集上籴粮，把一卖粮农民哄骗到家，将粮食倒下后，不给分文，就把农民赶走。教会的暴行，致使民、教结怨日深。 1898年11月8日，逢后街头集期。教民王英环等因向屠户厉学珍赊借未遂，即向夏教士诬告后街头有人“聚众闹教”。夏教士立即要求知县吕丙元传讯。结果讯明曲在教民。正当结案时，王英环等又转向另一教士布恩溥报告说：“查出许言踵等随同讥讽教务。”布恩溥亦即“指请县中添传讯究”。其实亦系教民“思其家道殷富”，为索财而诬陷（《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册，第327页）。 在该案审理之际，由曹州府调来接替夏教士的圣言会教士薛田资到达后街头教堂。薛田资下车伊始，不问青红皂白，即对当地群众恫吓威逼。他要求村民将许言踵等送县衙惩办，不然“必派洋兵围庄剿杀”。以布恩溥、薛田资为代表的教会势力的蛮横无理，终于激起群众的愤怒。他们深知许言踵等实系良民富户，无故遭受欺侮，遂在厉应九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掀起了反洋教斗争。 厉应九（1846—1907），人称“大庄客”，日照西北乡坊子村人。其家祖辈习武，尤工长拳。因其性情耿直，好打抱不平，深受当地群众爱戴，遂被推为领袖。教会的行径，早已引起他的不满，因而他一直暗中发动群众，准备大举。11月8日，薛田资到达后街头并肆意恫吓的当天，厉应九感到斗争条件基本成熟，遂派人四处撒传牌，联络各村群众，积极准备攻教会，抓教士。 11月9日，后街头附近18个村的2000余名群众，在厉应九领导下，手执大刀、长矛等武器，从四面八方向后街头集中。他们控制了周围几个山头后，便在“报仇！报仇！打死这个洋鬼子”的一片呐喊声中冲进村里。薛田资见势不妙，便逃到一处民宅的隐秘角落里。这处民房立即被群众包围，薛田资被捉。同时被捉的尚有6名教徒。群众纷纷上前，怒打了薛田资。接着，薛田资被游街示众。反教群众沿途宣传说：“我们在这里抓住的这个人，就是侵占我们国家的人”（《山东教案史料》，第344页）。其后，厉应九组织群众，将薛田资押上了驼儿山，关押在庙中，并树起了“聚众团练，守望相助”的大旗。 日照知县吕丙元闻讯后，第二天即带兵役赶到后街头，并派人与反教群众交涉。官府表示：只要释放薛田资，一切都好商量。厉应九即提出必须先释放杜希传等人，并惩办被捉的不法教徒，然后才能释放薛田资。吕丙元迫于压力，只得答应照办，并当众将6名被捉教徒各打了40大板，还准备将其押送县署。薛田资为早日争取释放，表示一定要痛改前非，“保证以后不控告他们（指反教群众）”（同上书，第348页）。于是，11日上午，吕丙元派轿子将薛田资接下了山。在此期间，群众激于义愤，曾抢了后街头、汪崖、林子头等村部分教民的衣物。经薛田资查明，此事“实系教民向许言踵讹借起衅”，为稍平民愤，他被迫“将王英富等八名（教徒）斥革交县严办”，承认此案与许言踵等人“全无干涉”。但是，为讨好教会，日后官府还是逮捕关押了许言踵等人。消息传到沂州府，知府定以事关交涉，遂檄委候补知县乙沛恩前往日照，会同吕丙元查办此案。17日，值圣言会副主教福若瑟由青岛来日照，“劝令薛教士先行回归，安心调养”，由他与吕丙元等妥议结案办法。在吕丙元亲自护送下，薛田资由石臼所乘船去青岛（《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册，第328—329页）。 吕丙元与乙沛恩经过协商，均以为“此案亟宜早与福副总教设法议结，免致日久拖延，别生枝节”，遂与福若瑟“婉言妥议”。福若瑟乘机提出许多无理要求。经双方商谈，终于达成如下协定：一、官府在后街头代圣言会建教堂一所，“计朝南海青堂房五间，东西草厢房各一间，听其在彼照常传教”。二、教民被抢衣物，“令庄民如数交出，不准隐藏”，倘有短少，由官府计值赔偿。三、对滋事首犯，官府“速为拘拿”，“严加惩办”，使民、教言归于好。18日，双方“公立合同，签字划押，互换各执”（同上书，第316、317页）。教案由是办结，福若瑟也动身返回青岛。 但是，当圣言会主教安治泰得悉福若瑟与吕丙元等议定的这个合同后大为不满。他认为“福副总教与该县议办此案未能妥协”，是一种“不能指靠的和平”，遂又借口“薛田资受惊伤脑，顿翻前案”，并亲自跑到省城洋务局吵闹不休，决心订立一项“更为苛刻的方案”。12月6日，驻华德使海靖在送总理衙门“薛田资亲供”的同时，也提出了为薛田资“昭雪”的四条办法，与安治泰相呼应。这四条办法是：一、日照知县应行革职；二、滋事人犯应严拿惩办；三、薛教士应护送至滋事地方，该地方居民均当面赔罪；四、将来在该地方修理教堂，地方官应尽力相帮（同上书，第328、288页）。 应德方要求，山东巡抚张汝梅派洋务局候补知县与安治泰“妥为商办”，同时又委派兖沂道彭虞孙督同办理。至12月26日，双方终于按安治泰的要求，在兖州签署了新的议结合同。内容包括：一、日照知县吕丙元未能先事预防，实难辞疏忽之咎，惟念该县事烦人众，一时不及兼顾，闻信后即设法将薛教士找回，情尚可原，应暂从宽免其处分。二、滋事人犯，已拿获许言踵、王范吉、厉景贞、王述等4人，正在讯办；其在逃未获之犯，仍须严拿，务获惩办，以儆刁风。三、薛教士病未痊愈，又兼被抢去物件，应给养费以恤终身，伊情愿将养伤之费做为建堂之资，议明给银25000两，准在日照城内由官府选择洁净官地五亩，以便建盖教堂之用。其后街头村地方，仍照福总铎前议修建草屋教堂。应俟两处教堂盖就，该县带同该处绅士赴教堂庆祝赔礼。四、街头、汪崖、林子头等村被扰教民所失衣物，现据该县禀报，照各教民所开失单逐件估计，共值1050千文，已如数当堂发给具领，取结存案（同上书，第317—318页）。 但安治泰等人并未就此善罢甘休，他们决定利用驻扎青岛的德国侵略军进行武装干涉。安治泰声称：民众的反教“骚动”，“不仅起源于宗教上的狂热情绪，而且起源于爱国主义”，是为了驱逐德国人，为胶州的沦丧雪耻。他力图说明“骚乱”是由反德情绪引起的，而反德情绪是德军强占青岛造成的，德军理应向教会提供军事上的帮助。1898年12月间，安治泰第一次向驻胶德国总督叶世克和驻华德使海靖提出出兵要求。此后，他一直在强烈要求“德军出兵沂州府，给中国官吏一点厉害看看”。叶世克和海靖则担心“如果不对骚乱做出积极反应会树立很坏的先例，危及德国将来在内地的经济活动”。1899年3月，安治泰派薛田资等再去青岛面见叶世克，又请求出兵。叶世克决定3月中旬派兵进入沂州府，占领日照，“为薛田资案索取赔偿”，并“对鲁南官员施加压力，使他们对反对天主教的活动采取有力行动”（约翰·E·施雷克：《德国在山东》，载于《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2年第2期，第30—31页）。 叶世克在等待柏林方面批准的同时，又派遣一个侦察小组前往沂州府进行侦察，为德军行动做准备。这个小组由少尉韩耐曼、矿山工程师伏尔舒特和翻译莫茨组成。他们以行商为名，在日照登陆后潜往沂州府。3月22日，他们行至兰山黄谷河西住宿时，当地村民聚集围观，他们疑为抢劫，遂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打死打伤多人。为推卸罪责，他们当晚向沂州知府杨建烈诬告说：他们携带行李货物小车6辆，行至黄谷河村住宿，突由庄内来乡民多人，分携枪械围住车辆，欲行抢劫，“伊等开放洋枪抵御，轰伤乡民三人，并经庄长等赶往保护，该乡民遂各逃散”。他们虽编造了上述谎话，但又不得不承认并未被抢去财物，“洋人及车夫亦无受伤”（《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册，第320—324页）。第二天，叶世克接到电报后，又“给即将发动的远征增加了新的任务，焚烧涉及到的两个中国村庄”。 3月29日，接到柏林批准的消息后，叶世克立即命令德军乘舰连夜驶离青岛。侵略军由两队组成：一队包括12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10名海军炮兵及2个机枪班，由军官法根海率领，进犯日照城；另一队由4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组成，韩耐曼带领，开赴韩家村。 德军出发后，叶世克电告张汝梅说：为解决薛田资教案拿犯治罪及究出恤款等，已派兵前往沂州府。与此同时，海靖亦照会总理衙门，告知德军在沂州的登陆行动，并声称德军无意与中国为敌，而是“协助地方官保护德国的工程师和传教士，使居民保持平静”。另外，德国政府亦电告各国政府，向他们表白，德军远征“并无领土野心”，而仅仅是一项“政治措施”（《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2年第2期，第32页）。 4月2日，韩耐曼率队到韩家村后，立即放火烧毁房屋300间，所毁衣物、器具、牲畜、树木、银钱等项，总值47600余两（《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2页）。致使40户居民无家可归。德军制造惨案后，即扬长而去。 另一队德军于3月30日登陆后，直扑日照城。他们撞开城门，冲入县署，抓住了新任知县杨耀林（吕丙元在海靖一再照会要求下已撤任）。法根海将叶世克写给日照知县的信及告示一并交付杨耀林。叶世克在信中限3日内将薛田资案内各犯拿办，10日内加以惩处，否则将知县带回青岛监禁。 德兵在日照城乡到处逞其凶暴。4月18日，德兵6人至林家滩测绘地图，瞥见于姓妇人，竟闯入室内拉住图奸。于姓三兄弟闻讯救护，于文福被德兵击毙，于文明重伤。为掩盖罪行，他们又将于文祥押往县城讯办。于文福妻与乡亲抬死伤二人至县喊冤。法根海却偏听德兵一面之词，声称：“（德兵）因被于姓兄弟持棒追赶，情急放枪”。反欲治尸亲诬告之罪。杨耀林一再与之辩解，法根海仍一味强词夺理，概置不听，致使乡民无处申诉，含冤负屈。5月4日，德军骑兵梭巡十里铺、相家庄等处，因当地团练练习施放鸟枪，德兵疑为抗拒，遂于次日凌晨胁迫杨耀林到该村搜查枪支，笞责放枪之人，将在籍翰林蔡曾源及12名村民带至县城关押（《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册，第356、367—368页）。 当时，德使海靖与总理衙门关于津浦铁路借款问题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安治泰亦需增加其教案交涉中讨价还价的力量，两人均要求德军留驻日照。叶世克遂决定延长对日照的占领，并于4月17日增派52名士兵开赴日照。 5月25日，津浦路借款谈判结束后，德军才终于从日照撤退。但德军在撤走时，又强行带走了后街头吕启业等5名绅士充当人质，表面上是为惩处尚未抓获的肇事首领厉应九提供保证，而实际上是为安治泰取得沂州教案一事的补偿作保证。因此安治泰在以后的谈判中，“任意要挟，屡议屡翻”（《筹笔偶存》，第12页）。6月25日，安治泰额外诈取了近8万两银子后，才发电告知叶世克，释放人质，从而最终了结了日照教案。 德国侵略者企图通过军事示威活动，把日照及山东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镇压下去，但却事与愿违。深受德国侵略之苦的日照及其他州县人民对侵略者的仇恨与日俱增。随着德国人在内地筑路及开矿活动的进行，抗德斗争在胶州、即墨、高密、昌邑、安丘、潍县等地蓬勃兴起。在鲁西南各地，群众性反洋教斗争亦风起云涌。各地人民斗争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侵略者，从而很快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 日照教案后，日照反教群众并未被德国侵略者的淫威所吓倒。1899年5月间，尚在德军盘踞日照城之际，厉应九为首的反教群众就曾发布反帝反教的匿名揭帖，表示“不久要来攻击德兵”（《山东时报》，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八日）。1900年，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厉应九率部加入义和团，继续从事反洋教斗争（《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分册，第336页）。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厉应九仍未放弃斗争。1901年夏，他又集义和团余部，再次拉起一支700余人的团练队伍，与当地教会势力不断发生冲突（《筹笔偶存》，第636页）。至1902年冬，厉应九仍“时怀闹教之意”，常常率二三十人的精干队伍四处活动，教会势力闻风丧胆。安治泰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便与山东巡抚周馥计议，企图通过日照教士与厉应九谈判，使其消除敌意，放弃斗争。周馥所派洋务局官员到县后，会同日照知县沈介福，一再招厉应九进城与教士见面。但厉应九“始则坚抗不来，继因该县令亲往开导，胆敢纠集300人持枪围官，不服告诫”（《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分册，第300页），沈介福狼狈逃回。其后，沈介福禀明沂州知府胡建枢，密派勇目岳从善等20人，于1903年5月6日将厉应九逮捕。行至街头，厉应九“啸聚多人，夺犯拒捕”。结果，岳从善等3名官兵被杀，另有6名官兵被捉，其余则四处逃窜。接着，厉应九再次发动2000余人，宣布起义，重上驼儿山。在山上，他们“扎寨树旗”，建立根据地。6月20日，官府一面“谕派绅董到山往劝”，一面又调派多路清军前往镇压。厉应九坚决不投降，号召群众“凭寨固守”。清军自山下发动进攻，厉应九率众抗拒，“先开枪炮，乱掷石块”，打死打伤清军10余人。后因武装低劣，战斗经验不足，被清军攻上山来，但厉应九仍率众与清军“互斗多时”。最后，群众牺牲11人，被捕26人，其余被冲散，斗争终于失败（同上书，第300—301页）。厉应九为不让敌人活捉，纵身跳崖，落在“二登崖”上，未死，乃钻进山洞，躲过清军搜捕，乘夜逃走，流亡海阳、烟台、东北等地。后来事件平息，时局平稳，厉应九才回到家乡，靠种地为生，直到1907年病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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