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开元华人社区 开元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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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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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次事件!
1 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的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大禹治水是发生在几千年前我国古代国家刚刚形成时的影响极其深远的一件事。 据古文记载,大约在四五千年前,我国发生了一次特大的洪水灾害。当时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极端低下,生活非常困难。面对到处是茫茫一片的洪水,人们只得逃到山上去躲避。部落联盟首领尧,为了解除水患,召开了部落联盟会议,推举了鲧去完成这个任务。由于他用的是“堙”、“障”等堵塞围截的方法,治水9年,劳民伤财,不但没有治住,反而越来越大。尧死后,大家推举舜当了部落联盟的首领。舜巡视治水情况,看到解对洪水束手无策,耽误了大事,就将鲧治罪,处死在羽山。部落联盟又推举鲧的儿子禹。禹是个精明能干、大公无私的人。他接受治水任务时,刚刚和涂山氏的一个姑娘结婚,意志坚强的大禹,看到群众受到水害的情景,想到自己肩负的重大任务,便毅然决然地告别妻子,来到治水的工地。 大禹请来了过去治水的长者和曾同他父亲鲧一道治过水害的人,总结过去失败的原因,寻找根治洪水的办法。有人认为:“洪水泛滥是因为来势很猛,流不出去。”有人建议: “看样子,水是往低处流的。只要我们弄清楚地势的高低,顺着水流的方向,开挖河道,把水引出去,就好办了。”这些使大禹受到很大启发,他经过实地考察,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方案:一方面要加固和继续修筑堤坝,另一方面,改鲧过去“堵塞”的办法为“疏导”来根治水患。 为了便于治水,大禹还把整个地域划分为九个大州,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州。从此,一场规模浩大的治水工程便展开了。 大禹亲自率领20多万治水群众,浩浩荡荡地全面展开了疏导洪水的艰苦卓绝劳动。大禹除了指挥外,还亲自参加劳动,为群众做出了榜样。他手握木锸(形状近似于今天的铁锨),栉风沐雨,废寝忘餐,夜以继日,不辞劳苦。由于辛勤工作,他手上长满老茧,小腿上的汗毛被磨光了,长期泡在水中,脚指甲也脱落了。在治理洪水中,大禹曾三次路过自己家门口,这时他的妻子刚刚生下儿子没几天,恰好从家里传来婴儿哇哇的哭声,他怕延误治水,没有进去;第二次路过家门,抱在妻子怀里的儿子已经会叫爸爸了,但工程正是紧张的时候,他还是没有进去;第三次过家门,儿子已长到10多岁了,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治水工作还是很忙,又匆忙离开,没进家门。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被传为美谈,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 在大禹领导下,广大群众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劳动,终于疏通了9条大河,使洪水沿着新开的河道,服服贴贴地流入大海。他们又回过头来,继续疏通各地的支流沟洫,排除原野上的积水深潭,让它流入支流。从而制服了灾害,完成了流芳千古的伟大业绩。在治水的同时,大禹和治水大军还大力帮助老百姓重建家园,修整土地,恢复生产,使大家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对于大禹的功绩,广大人民歌颂他,感谢他,怀念他,当时人们把整个中国叫“禹域”(意为大禹治理过的地方)。 相传黄河上游的龙门山上的禹门口(今陕西韩城与西河津之间),为大禹所凿。龙门山口,口宽80步,河水由此而下,奔腾咆啸,声如巨雷。集中在龙门水下的大鲤鱼为急流所迫,随之而下,向下不断跳跃,即民间流传的吉祥之兆—— “鲤鱼跳龙门”的故事。 位于山西省芮城县东南5公里的黄河岸边的神柏峪,相传是大禹勘察水情、并在河边的柏树上拴马歇脚的地方。后人在此处河边修建了一座禹王庙,以示纪念。 在浙江省绍兴市的会稽山下,人们还修建了大禹的陵墓——禹陵,以纪念他的丰功伟绩。 大禹死后,其子启继位,建立了夏朝。我国的历史从此时起,进入了阶级社会,时间约在公元前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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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汤灭夏
奴隶制社会在中国历史的道路上踏下的又一个脚印
商汤灭夏是夏朝向商朝过渡之间商族的成汤灭夏朝的历史事件。
夏朝奴隶制国家距今约4000多年,是世界上古老的奴隶制国家之一。夏朝从禹开始,
到桀灭亡,传14世,17王,有400多年的历史。今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部是夏人统治的
中心。这个国家的范围,北到山西的长治,南达河南伊水流域,西到陕西华山一带,东
至山东河济之间。据人推测,夏朝的势力和影响已达到黄河南北和长江流域。
奴隶制国家是建立在残酷剥削奴隶劳动之上的。奴隶不仅从事家内杂役,而且成批
地被奴隶主赶到农田里去种地和放牧。少康流亡有虞氏部落的时候,还“有田一成,有
众一旅”,一成田是方圆10里的土地,一旅众是500个奴隶。奴隶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支
柱。可是,在奴隶主眼里,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可以随意把他们关进监狱,施
以重刑,甚至把那些不愿为他们作战的人,当做祭祀品杀死。
夏朝奴隶主贵族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夏启整天沉湎在饮酒、打猎和歌舞中。传说
启创作了名叫《九韶》的乐舞,这可能是一个大型的音乐舞蹈曲子。启的儿子太康更荒
淫无度,到洛水北岸打猎游玩接连几个月,把王位都丢掉了。
夏朝末年,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国王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夏朝开始走下坡
路。到夏桀即位,他更暴虐无道,荒淫无耻,“赋敛无度,万民甚苦”。
夏桀手下有个叫关龙逢的臣子,听到老百性的愤怒声音,觉得大势不妙,便对桀进
行劝告,要他节省用度,不然就危险了。夏桀不但不听,反而把关龙逢杀了。夏桀以为
他的统治永远不会灭亡。他说:“天上有太阳,正像我有老百姓一样。
太阳会灭亡吗?太阳灭亡,我才灭亡。”他还召集所属各部首领开会,准备发动讨
伐其他部落的战争。可是,各部落对他更加离心离德。这就给商汤灭夏造成了有利的机
会。
商族兴起在黄河下游,相当于现在的河南、山东一带。商部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母
系氏族公社时期。这个部落的始祖叫契。传说契的母亲简狄洗澡,忽然发现燕子下了个
蛋,吃了以后便怀孕生契。所以古代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
黄河下游是一个洪水经常为患的地区,所以从契到汤,经过了14代,8次迁徙。商
部落的畜牧业发展很快,据说有名的先公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作
为运输工具。商部落传到成汤当王的时候,已经很强盛,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都有很
大进展,经济力量逐步超过了夏朝。成汤采取积极措施准备灭夏。他首先任用了伊尹和
仲虺为左右相,提拔重用了出身地位低下而有才干的人,他出兵攻灭了葛、韦、顾、昆
吾等夏朝属国。成汤越战越强,“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夏桀陷于孤立的境地。
商在汤之前,一直臣服于夏。后来成汤在伊尹的建议下,停止对夏朝纳贡。夏桀大
怒,召集诸侯在有仍(今山东济宁)地方会盟,准备进攻成汤。可是,夏桀的指挥棒不
灵了,有缗氏带头起来反对他,各诸侯谁也不听他的指挥。成汤和伊尹见灭夏的时机已
经成熟,即起兵向夏朝进攻。
成汤的军队和夏桀的军队在鸣条(今河南封丘东)大战。
夏桀的军队众叛亲离,被打得大敌。最后,夏桀逃到南巢(今安徽寿县东南),死
于亭山。夏朝灭亡。
成汤灭夏之后,向四方扩展了统治区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
商朝。
商灭夏后,成为黄河流域的主要统治者,势力发展很快。
尤其是前期政治状况较好,社会也比较稳定,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标志这一
文明的,是甲骨文字的相当成熟和青铜冶炼技术的相当进步。历时600余年后商朝灭亡,
时间约在公元前1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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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封疆建国以藩屏周
中国分封分建的滥觞
周灭商以后,周从一个西部小邦变成了一个大国。为了巩固和扩大周王朝的统治,
有效地管理广大被征服的地区,镇抚各地原有的邦国,周初实行了分封制。分封制就是
把周王的子弟、亲戚、功臣以及古代先王圣贤的后代,分配到一定的地区,分别授给他
们一定范围的土地和人民,建立封国。这些封国就是诸侯,诸侯受封时,要举行册封仪
式,周天子向受封者颁布册命,宣布封疆范围、土地的数量。并把该地区的人民一起赐
给受封者,同时还给受封者官属、奴隶、礼器和仪仗等。诸侯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建立
政权机构,设置军队和监狱,但规模大小和地位都有一定的限制。诸侯对周王承担一定
的义务,如定期朝见,缴纳贡赋,征调军队随周王出征,王室重大祭祀活动,诸侯要前
往助祭等等。
周朝初期,经过了周武王和周公两次大的分封。武王灭商后,就开始分封,武王所
封有下列国家:封神农的后代于焦,黄帝的后代于祝,尧的后代于蓟,舜的后代于陈,
大禹的后代于杞,师尚父于齐,周公于鲁,召公奭于燕,叔鲜于管、叔度于蔡,同时封
商纣的儿子武庚于殷。这些人都是先贤圣人的后代或是周的功臣、子弟以及殷商的后代。
周公平定武庚、管、蔡之乱后,便将他们所管辖的殷遗民一分为二,一部分封给了
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封于商丘,国号宋。另一部分则分给成王的叔父康叔,封于殷商
故墟,国号卫。武王死后,唐地发生叛乱,成王诛灭唐以后,封他的兄弟叔虞于唐。以
后周王也进行过分封,但都规模不大。
经过周初的两次分封,形成了以王畿为中心,众多诸侯拱卫周王室的局面。王畿是
周王室统治的中心地区,武王时已经计划将周的王都建于洛水与伊水之间的地区,但没
有来得及兴建就去世了。周公东征以后,就按武王的计划修建了洛邑(河南洛阳市东),
把那些殷顽民迁移到这里,加以监视。
又在附近建王城(洛阳市内),以军队八师驻守,作为朝会东方诸侯的东都。这样,
西起岐阳,东到圃田,所谓渭、泾、河、洛地带,都成为周的王畿。西边的关中平原,
以镐京为中心,是周人兴起的地方,称宗周。东面的河洛地带,以东都王城为中心,是
保卫宗周和镇抚东方的重镇,称成周。东西连成一片,长达千余里,王畿的政治经济和
军事力量都有显著的增强,成为控制全国的基地。周朝在王畿(甸服)之外有侯服、宾
服、要服、荒服,侯服就是指诸侯国所分布的地区,侯服之外,就是一些关系比较疏远
的旧国或其他少数民族部落。
荀子说,周初分封了71国,其中姬姓53国。据《左传》记载,先后受封的文王后代
有16国。管(河南郑州)、蔡(河南上蔡)、郕(山东汶上北)、霍(山西霍县)、鲁、
卫、毛(河南宜阳县境)、聃(地不详)、郜(山东城武县东南)、雍(河南沁阳东
北)、曹(山东定陶)、滕(山东滕县)、毕、原、酆、郇(山西猗氏县西)。属于武
王诸子的四国,邗、晋、应(河南宝丰县西南)、韩(山西芮城县西)。属于周公后代
的六国,凡(河南辉县西南)、蒋(河南淮滨期思集东北)、邢、茅(山东金乡境)、
胙(河南延津)、祭(郑州北)。
在众多的诸侯中,尤以东方的齐、鲁,北方的晋、燕,中原的卫国最重要。
鲁,是周公旦的封国。其疆域,北到泰山之下,东过龟蒙,南边包括凫、峄诸山。
附近的若干小国都是它的附庸。这里原是少皥部的故地,居住着奄、商部落。武王灭商
后,就把这一地区分封给周公,周公由于辅佐成王,一直未能到封地去。武王死后,这
里的淮夷、徐戌同时叛乱,周公东征平定了这里的叛乱,稳定了局势,便立即让他的儿
子伯禽到封地去,让他镇守这一地区,并要他“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也就要巩固和
扩大自己的势力,成为周王朝强有力的屏辅。同时分给他殷民六族,即条氏、徐氏、尚
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六个殷商部族以及大量礼器和仪仗。鲁国成为周王朝在东方
的重要诸侯,领导当地的淮夷部落臣服于周王室。
齐,是师尚父的封地。师尚父即姜尚,他是周武王的大功臣,为周王朝的兴起立下
了不小的功劳。周武王将它封在营丘(山东临淄北),国号齐。这里是薄姑之民的故地,
也是一股巨大的抗周势力。武王让他在这里镇抚薄姑之民,其封疆东至海滨,西至黄河,
南至穆陵(山东沂水县北)、北至于无棣(山东无棣)。它也是周王室控制东夷的重要
力量,同时周王还授予他征伐违抗王室的侯伯的权力。
卫,是康叔的封地。康叔是武王的同母弟,成王的叔父。
这里是殷都旧地,在周公平定了武庚、管叔、蔡叔的叛乱之后,就把康叔封到这里。
它的疆域以朝歌(河南汲县北)为中心,武父(河南河北交界处)以南,圃田(河南中
牟西)以北的地区。康叔被封时还得到了殷民七族,即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
饥氏、终葵氏七个殷商部族,以及许多宝器仪仗。由于卫国是殷人的故地,所以周公十
分重视,特别作《康诰》、《梓诰》、《酒诰》叮咛康叔,让他兼用商周的制度。康叔
遵照周公的教导,很快就消除了殷遗民的对立情绪,收到了民大悦的效果。在众多的封
国中,卫国地处中原,又接近王畿,其疆域也最大,是屏卫周王室的重要封国。成王亲
政以后,任用康叔担任周王室的司寇,执掌刑罚大权,卫侯又掌握着指挥成周八师的大
权。
晋,是成王弟叔虞的封地。辖区在今天的山西境内,自古以来就居住着群狄部落,
他们经常内侵,商朝时就经常在这里用兵。武王死后,这里的唐国乘机叛乱。为了加强
对群狄的防御,成王将他的弟弟叔虞封于唐(山西翼城),国号唐,到叔虞的儿子时,
改国号为晋。这里曾是夏朝故地,叔虞还得到了夏遗民怀姓九族,所以晋国实行夏政并
兼顾戎狄的习惯。
燕,是召公奭的封地。它是周王朝在东北方的屏藩,这里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它起
着控制燕山南北和辽西一带的戎狄部落的作用,影响达到白山、黑水之间的地区。
此外,在南方,在淮水上游还有蒋、息(河南息县)等同姓国,在唐、白河流域有
申、吕等姜姓国,在淮水、汉水之间有汉阳诸姬,其中随(湖北随县)国为最大。在长
江下游地区,在文王以前,就有古公亶父的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在太湖沿岸建立了吴国。
1954年在江苏丹徒地区发现了一批西周青铜器,其中一件宜侯矢簋的铭文记载了宜侯矢
被封的情况,这个宜国是否就是吴国还不能确定,但是铭文记载的情况说明宜国也是周
王朝在南方的重要封国,是周王朝在长江下游的重要据点。
周王朝实行的分封制,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广大的区域实行有效统治的最好的办法。
大量分封诸侯,对巩固和稳定周王室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周灭商以后,在周王朝
影响的范围内,还有众多的旧国存在,在边远地区,也有大量少数民族部落,周王朝的
封国与这些旧国和少数民族杂处,有效地扩大了周王朝的政治影响,对传播先进的周文
化,加速这些地区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对历史上民族统一体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
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各封国的发展程度不同,一些诸侯发展壮大起来,向四周扩
展,成为雄踞一方的大邦,到春秋时期,形成了诸侯割据列国争霸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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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诸侯争霸
中国强权政治的开端
诸侯争霸是发生在春秋时期的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古代曾有“春秋五霸”之说,
五霸的一般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但宋襄公并未能称霸,
而争霸的大国还有吴、越,于是对“五霸”,其说不一。争霸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以下
几个阶段。
(1)齐桓公称霸。春秋时期首先称霸的诸侯是齐桓公,所谓“称霸”,就是因势
力强大,而为中原诸侯的盟主,并得到周天子的承认。
齐在春秋前期,已是东方的大国,疆土“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今山
东临朐),北至于无棣(今山东无棣)。”负山面海,有鱼盐之利。但在齐襄公(前
697—前686年)时,由于政治黑暗,剥削残酷,阶级矛盾一度尖锐。齐襄公死,其弟桓
公继位,任用管仲为相,进行改革,国势日益强盛。公尤前664年,山戎侵燕,齐桓公
率军北伐山戎,保卫了燕国。前622年,狄人侵邢(河北邢台),齐桓公又救邢,并把
邢人迁到夷仪(今山东聊城),另筑新城以安置之。公元前660年,狄人又侵卫,杀卫
懿公。齐桓公救卫,将卫的剩余人口迁到楚丘(今河南滑县),使卫存在下来。齐桓公
的救患扶危的行动,得到一些诸侯的拥护,威信大增。
这时,南方的楚国强盛起来,不断北侵,兼并了许多小国,又连年伐郑,威胁中原。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齐、宋、陈、卫、郑、许、曹之师伐楚,与楚军对峙于陉(今
河南偃师),双方互不相让。后齐、楚订立盟约,都撤回军队。齐桓公这次出兵虽未与
楚作战,但却打击了楚国北进的锋芒,暂时消除了楚对中原诸国的威胁。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考城东)大会诸侯,参加会盟的有齐、鲁、
宋、卫、郑、许、曹等国的国君,周天子也派代表参加。从此齐恒公成为霸主。得以挟
天子以令诸侯。前643年,齐桓公死,齐国逐渐衰弱。
(2)晋文公称霸。晋国原是汾水下游的一个小国,到春秋前期,逐渐强大。《韩
非子·难三》曰:“(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就是兼并了许多小国和戎、
狄部落,疆域已扩大到整个汾水流域。献公晚年,因废嫡立庶,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斗
争,公子重耳在国外流浪了19年。献公死后,重耳回国,在大臣狐偃、贾佗等的协助下,
采取了一些整顿政治、经济的措施,主要有“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稼穑劝分,省用足
财,”以及“赋职任功”,“举善援能”等。经过这番整顿,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得到
发展,国家富强起来。
这时楚国又一再向北侵犯,鲁、郑、陈、蔡等国先后归附于楚。公元前632年,楚
围宋,宋向晋告急。晋文公率军救宋。晋军为避开楚军的锋芒,在未开战之前,主动退
军“三舍”。至城濮(今河南濮阳西南),晋文公会晋、宋、齐、秦军,大破楚军。这
就是著名的城濮之战。战后,晋文公又大会诸侯于践土(今河南原阳),与会的有鲁、
齐、宋、蔡、郑、卫、莒等国,天子派代表参加会盟。盟约规定:“皆奖王室,无相害
也。”晋文公成为中原的霸主。
(3)楚庄王称霸。楚是江、汉流域的一个蛮族国家,西周时,活动在丹阳(今湖
北秭归)一带。公元前689年,始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并逐渐强大,兼并
了附近许多小国。楚庄王(前613—前591年)时,孙叔敖为宰相,整饬内政,兴修水利,
国势更加强盛。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军至雒邑的郊外,周定王被迫派人为他举行慰
劳欢迎之礼,庄王“问鼎小大轻重”,表明了他有灭周的野心。前598年,楚围郑,晋
救郑。次年,晋、楚军战于邲(今河南郑州市东),晋军大败。前594年,楚又围宋,
宋向晋告急,晋畏楚而不敢出兵。从此,中原各国背晋向楚,楚庄王成为中原的霸主。
《韩非子·有度》曰:“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死,楚势渐弱。
(4)吴、越争霸。吴、越都是长江下游的国家,吴都于吴(今江苏苏州),越都
于会稽(今浙江绍兴)。春秋中期,晋楚争霸时,晋曾联吴以制楚,吴的国力也日益强
大。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和楚亡臣伍员率军伐楚,楚军大败,吴军直入郢都。这时
楚得到秦的救援,越国又乘虚攻吴的都城,吴被迫撤兵。阖闾死,子夫差继位,于前
494年伐越,败越于夫椒(今江苏吴县太湖中山),围越王勾践于会稽。勾践求和,请
为属国。前487年,吴筑邗城(今江苏扬州)于江北,又开邗沟,联结江、淮,通粮运
兵,大败齐兵于艾陵(今山东泰安)。前482年,又与晋、鲁的国君及周天子的代表会
盟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因当时越王勾践已进攻吴国,夫差让霸主与晋定公而回师吴
国。公元前473年,越再伐吴,夫差战败自杀,吴亡。
勾践灭吴后,成为江、淮下游最强大的国家。他率师北上,与齐、晋等诸侯会于徐
(今山东滕县),成为霸主。
诸侯争霸使得整个国家兵连祸接,没有宁日,给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奴隶带来更加
深重的灾难。这使得日后奴隶们反抗奴隶主的斗争日益高涨,动摇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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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家分晋
“公室”与“私家”的争斗
三家分晋是春秋后期公室与私家之间展开的激烈斗争的结果。在西周宗法封建制下,
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再分封卿、大夫。卿、大夫领有自己的封邑,
拥有基本上是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他们通过贵族宗族组织来统治自己的封邑。
这样,在诸侯国内部就有了“公室”和“私家”之别。公室指诸侯国君,私家指卿、大
夫之家。在西周时期和春秋早期,卿、大夫的封邑没有得到发展。
在春秋时期,西周以来的社会政治秩序遭到破坏,在诸侯国势力扩张的同时,诸侯
国内部卿、大夫的势力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们统治的封邑,在诸侯国内也形成了一个
个割据独立的小国,并且也在互相兼并。有些势力强大的卿、大夫,还操纵了诸侯国的
政治,诸侯国的政权由公室向私家转移。这些卿、大夫比较能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是新兴的进步势力;以国君为代表的公室则主张维护旧的制度,是一批顽固的守旧贵族。
早在春秋初期,晋公族内部嫡系与旁支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晋献公曾大批屠杀
公族内的群公子。献公死后,他自己的儿子之间又发生争夺君位的斗争,直到晋文公即
位才结束。晋公室的力量被削弱了。到春秋中叶,旧公族只剩下栾氏、羊舌氏和祁氏等
几家,而晋国的卿大夫之家即私家的力量却逐渐壮大起来,不断与晋国的公族展开斗争。
晋厉公时,把私家看成最大的威胁。公元前574年,他举兵杀了三部(郤至、郤犨、
郤锜),结果很不得人心。次年,厉公被杀。晋朝中期以后,晋国的卿位一直由19个卿
大夫之家所占据,居卿位的同时又是统率军队的将领。这十几个卿大夫家族在晋国政治、
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势力,一天天膨胀起来,到春秋晚期,他们互相吞并的结果,只剩下
韩氏、赵氏、范氏、魏氏、中行氏、智氏六家最大的卿大夫家族,就是所谓的六卿。
六卿与晋国旧贵族之间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斗争。公元前550年,以范氏为首的新兴
势力联合起来攻打当权的大夫栾盈,栾盈逃到楚国,不久又逃到齐国,齐国将他偷偷送
回到他在晋国的私邑曲沃。栾盈以曲沃为据点,发兵进攻晋国的绛都。新兴势力迅速占
领固宫(晋襄公庙),在战斗中,奴隶斐豹提出以解放自身作为效忠的条件,新兴势力
当即烧掉了斐豹沦为官奴的丹书(卖身契)。斐豹杀死了栾氏的力士督戎。
范氏为了战胜栾氏,发布命令说:自文公以来,有功于国家而子孙没有得到官职者,
可以做官和受赏。这样激励了士气,提高了军队战斗力,结果,大败栾氏,栾盈及其党
羽全部被诛。此后,新兴势力继续与旧贵族斗争,栾氏、郤氏、胥氏、原氏、狐氏、续
氏、庆氏、伯氏等旧贵族继续受到打击,被降为奴隶和平民。晋的公族被消灭,晋国的
政治完全被卿大夫之家所把持。新兴势力又灭掉了祁氏、羊舌氏,把祁氏领地分为7县,
羊舌氏领地分为3县,任命韩、赵、魏等族的子弟和有才能的人去做县大夫。公室与私
家的斗争,是旧贵族与新兴势力的斗争,旧贵族被消灭对晋国社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在与旧贵族斗争的同时,新兴势力内部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当时新兴势力都实行
了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革新措施,但实行的程度和方式各家都有比较大的差别。在亩
制上,六卿都突破了“百步为亩”的旧规,而范氏、中行氏的亩制没有韩、赵、魏的亩
制大,范氏、中行氏的亩制为1亩160步,智氏为180步,而韩、赵、魏为200步。由于当
时劳动者耕种地亩面积有一定的标准,亩制大就是实耕面积大,亩制小实耕面积小,扩
大亩制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范氏、中行氏在亩制改革上很不彻底,而且保留了较多的奴
隶制痕迹,对依附农民剥削很重,在政治上也独断专行,所以在与赵氏等的斗争中处于
不利地位。赵简子注意争取民众,如他派尹铎到晋阳(山西太原市西南)去作地方官,
尹铎到任后,就遵照赵简子的指示,调整和减少农民负担,后来晋阳便成为赵氏可靠的
根据地。赵简子还采取奖励军功,以功释放奴隶的措施。公元前493年,范氏、中行氏
与郑国等联合起来,与韩、赵、魏发生战斗,赵简子在誓师时发布命令,许诺在战斗中
立军功的人,上大夫赏赐给县,下大夫赏赐给郡,士赏田10万亩,庶人及工商业者可以
上升为士,奴隶可以被释放。所以军队士气很高,终于大获全胜。赵简子还注意选拔人
才,鼓励臣下指出自己的过错。赵简子争取了人心,而范氏、中行氏则失去了人心,这
是赵氏能够取胜的重要原因。赵联合韩、魏与范氏、中行氏交战,每次都取得胜利。公
元前490年,范氏、中行氏失败后,逃出了晋国。赵简子把邯郸据为己有,其他地方为
晋公室所有。公元前485年,智、韩、赵、魏四家联合起来要瓜分原先属于范氏、中行
氏的土地,晋出公不肯,四家就赶跑了晋出公,智伯另立晋哀公,自己控制了政权,又
占领了范氏、中行氏的土地。智、韩、赵、魏四家成为晋国最强大的势力。
当时四家的当权者分别是智伯瑶、赵襄子毋卹、韩康子虎、魏桓子驹。智伯最为强
大,晋国的政事都是智伯说了算。
他想独吞晋国,但由于时机不成熟,便采取削弱其他几家的办法。他以奉晋君之命,
准备攻打越国为名,要每家拿出100里的土地和户口来给晋室,其实是要归他自己,韩
康子和魏桓子都如数交出了土地和户口,而赵襄子则拒绝了智伯的要求。于是智伯就联
合韩、魏两家一起出兵攻打赵氏,并答应灭了赵家后,把赵家的所有土地和户口由三家
来平分。
公元前455年,智伯瑶率领中军,韩氏的军队为右路,魏氏的军队为左路,三队人
马直奔赵家。赵襄子知道寡不敌众,就跑到晋阳去,以晋阳为根据地与三家对抗。晋阳
是赵氏原有的领地,又经过尹铎等人的治理经营,民心归附,对赵襄子很有利。
智、魏、韩三家的兵马,把晋阳围住,而赵氏的军队士气旺盛,坚守城池,使敌方
难以攻下,双方相持了近两年时间。到了第三年,即公元前453年,智伯引晋水淹晋阳
城,几天后,城墙差几尺就要全部被淹了。城里高悬锅子烧饭;粮食没有了,就交换孩
子来吃。臣僚们也出现了离心倾向,礼节怠慢,形势很危急。赵襄子就派相国张孟乘黑
夜出城,分化三家的联盟。张孟对韩康子与魏桓子说:唇亡齿寒,赵亡之后,灭亡的命
运就要轮到你们了。韩、魏参战本来是不情愿的,又见智伯专横跋扈,也担心智伯灭赵
后将矛头对准自己。为了自身利益,所以决定背叛智伯,与赵襄子联合。一天晚上,韩、
赵、魏三家用水反攻智伯,淹没了智伯的军营,智伯驾小船逃跑,被赵襄子抓住杀掉。
于是赵襄子灭掉了智氏一族,韩、赵、魏三家平分了智氏的土地和户口,各自建立了独
立的政权。
公元前438年,晋哀公死,晋幽公即位。这时晋国完全衰弱,畏惧权臣,反向韩、
赵、魏三家行朝拜礼。韩、赵、魏于是就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只把绛城和曲沃两地留给
晋幽公。
此后,韩、赵、魏就称为三晋。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命韩、赵、魏为诸侯。到公元前376年,韩哀侯、赵
敬侯、魏武侯联合灭了晋国,瓜分了晋国的全部土地,把晋当时的国君静公废为百姓,
晋完全为韩、赵、魏三家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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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百家争鸣
没有当时的百家争鸣,中国后来的思想文化也不会五彩缤纷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
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
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
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
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
所谓“诸子百家”,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
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后人把小说家以外的九家,又称为“九流”。俗称“十家
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他的理论的核心是
“仁”,而体现仁的制度或行为的准则是“礼”。儒家学派在孔子以后发生分裂,至战
国中期孟子成为代表人物。孟子名轲字子舆,是孔子的嫡孙子思(名孔伋)的弟子。他
在40岁以前,主要活动是教书。42岁那年,带着车子数十乘、侍从弟子数百人游说齐、
魏等国。晚年回家著书立说,今存《孟子》7篇就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体现。孟子宣扬
“仁义”提倡“仁政”,主张“法先王”。他说:“仁政必自经界始”,就是说实行
“仁政”首先要恢复周代奴隶社会的井田制。他认为古代比当代好,要人们“遵先王之
制,守先王之法,行先王之道”。孟子的主张是复古倒退的,当时许多国王都认为不合
时宜。
儒家的代表人物还有荀子。荀子名况,时人尊他为荀卿。
著《荀子》一书,他赞扬富国强兵的制度或政策,尤其赞扬秦国。他对孟子等的陈
旧学说有过激烈的批判。
墨家学派创始人是墨子。墨子名翟,是战国初期鲁国人。
墨子的主张和儒家是针锋相对的。反对世卿世禄制度,主张尚贤,任用官吏要重视
才能,打破旧的等级观念,使“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要求有一个社会秩序安定
的政治局面,反对互相侵犯,要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提出“兼
爱”的理论,使“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对卑贱的人也要给予
平等的地位。这种抹煞阶级界限的抽象的人类之爱,在阶级社会里,只能是幻想。
代表墨翟思想的有《墨子》一书,是他的弟子根据受课笔记编撰而成的。墨子“兼
爱”、“非攻”、“尚贤”、“尚同”的说学,虽然主流是进步的,反映新兴地主阶级
的政治要求,但存在软弱改良的一面。如他把政治革新的希望寄托在“圣君”身上;提
出“明鬼”学说,相信鬼神,鼓吹鬼神的作用,反映出他的思想局限性。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人,约与孔子同时,出身于没
落贵族。反映他思想的书为《老子》,又名《道德经》,大约是战国人编纂的。湖南长
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两种,是研究道家思想的珍贵资料。在
《老子》一书中,提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柔弱胜刚强”这些朴素的辩证
法观点,是非常可贵的。由于老子站在没落奴隶主的立场上,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有
为”措施,主张“无为而治”,倡导“小国寡民”的理想境界,“鸡犬之声相闻,民至
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一种反动的、倒退的主张,反映了奴隶主阶级对前途丧失信心的
思想倾向。
道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周。庄周是宋人,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曾做过宋
国漆园吏的小官。后来厌恶官职,“终身不仕”。《庄子》一书,是由他和门人编成的。
庄周对老子唯心主义的“道”解释得更加神秘。他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叫做“道”。
“道”是无限的东西,它生出天地万物,连鬼神也是“道”生出来的。只有“真人”才
能得“道”。他认为事物万变无常,没有什么是非标准。庄周把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演化
成相对论,这是道家思想的大倒退。他认为社会安定太平,除非把一切都毁灭,人活着
也没什么意思,只不过是一场大梦,不如死了痛快,死了才是“大觉”。这种厌世思想
表明奴隶主失掉政权后的绝望。
法家学派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早期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
不害等人,后期法家韩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集大成者。
韩非是荀子的大弟子,与李斯同学,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家庭。《韩非子》一书是他
总结前期法家思想的成果。秦始皇读了《孤愤》、《五蠹》这些文章,曾感叹地说:
“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从旁介绍说:“此韩非之所著书也。”不久,
韩非来到秦国。李斯妒其贤能,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了韩非。然而,韩非的学说却成为
秦代的官学,对秦始皇统一中国、巩固政权起了积极作用。
韩非注意吸取法家不同学派的长处,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
理论。他认为“法”是根本,就是说,新兴地主阶级的政策、法令是社会的准则,要大
张旗鼓地宣传,使之深入人心。“术”是政治斗争的策略手段,包括按照人的才能来派
定官职,对群臣暗中考察。“势”是指君王的地位和权力。韩非认为只有这三者结合起
来,才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就是主张“罢黜百家”,崇尚法制。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斗争的激烈和复杂。虽然流派很多,但
阶级阵线非常鲜明,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
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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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七国称雄
七国并存称雄,曾一度争奇斗艳
七国称雄指战国时期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并存及互相兼并的一段历史。
战国处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时期。广大奴隶和
平民起义风起云涌,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接连不断,社会呈现天下大乱的形势。这期间,
北起长城,南达长江流域,先后出现秦、齐、楚、燕、韩、赵、魏七个大国。他们侵伐
小国,互相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历史上称这七个大国为“战国七雄”。
战国时期的254年,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首先是魏国独占中原。公元前445年,魏文侯任用李悝实行变法,较早地实行了社
会改革,使魏国成为最先强盛的国家。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大将庞涓率兵进攻赵国。
魏军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很快逼近赵都邯郸。在这形势危急的情况下,赵成侯忙
派使者前往齐国求救。齐威王派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帅,出兵救赵。孙膑说:要想解
开纷乱的丝线,不能用手强拉硬扯;要劝解两个打架的人,不能直接参加进去打。派兵
解围,应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造成敌人的后顾之忧。田忌接受
孙膑的意见,领兵杀向魏国都城大梁。庞涓听说大梁吃紧,领兵回救,星夜赶路。孙膑、
田忌将齐军埋伏在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静等魏军前来决战。魏军长途行军,疲于
奔命,人困马乏。双方一经交战,魏军全线崩溃,齐军获得全胜。这就是以“围魏救赵”
的战法著名于世的“桂陵之战”。
事隔不久,魏国联合韩国打败齐国,挽回了败局。魏国在中原又成为第一强国。公
元前342年,魏国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仍派田忌、孙膑率军解救韩国。孙
膑采取退兵减灶、诱敌深入的战术。齐军佯败后退,第一天留下了10万人做饭的锅灶,
第二天减少到5万人的锅灶,第三天减少到3万人的锅灶。庞涓以为齐军逃亡严重,穷追
不舍。这时,孙膑在马陵设下埋伏,等庞涓带兵追到马陵,孙膑一声令下,齐军金鼓齐
鸣,万箭齐发,大败魏军,庞涓自杀,魏太子申被俘。这就是著名的“马陵之战”。此
后,魏惠王和齐威王会盟徐州,双方妥协,均分东方的霸权地位。
后来,魏国逐渐衰弱,齐国和秦国成为东西对峙的两个霸主,进入了齐、秦争强时
期。
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一跃成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
这时,东方的齐国与秦国旗鼓相当,双方在不断兼并周围弱国、扩大势力范围的同
时,又进行着所谓“合纵”、“连横”的外交斗争。“合纵”就是指弱国联合起来,阻
止强国进行兼并。
“连横”就是强国迫使弱国帮助它进行兼并。实际上“合纵”和“连横”都是争取
暂时同盟者的外交手腕,其目的是进一步兼并土地,扩张领土。
齐、秦斗争的焦点在于争取楚国。楚国的国力开始很弱。
战国初期,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实行变法,国势富强,一举打败了魏国并出兵
伐秦。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吴起的新法被废除,楚国一天天走下坡路。楚怀王在
位时,秦国派张仪入楚鼓吹“连横”,劝楚绝齐从秦,并口头许愿,以归还楚国商於
(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南)600里地方为代价。楚怀王信以为真,就和齐国断交。当楚国
派人向秦国讨取土地,秦相张仪狡猾地说:“我和楚王商定是六里,没听说是六百里。”
楚怀王十分恼火,发兵攻秦。结果吃了败仗,楚兵被杀800人,楚将屈匄被俘,汉
中地方被案国占去。楚怀王又调动所有兵力与秦军战于蓝田。魏国乘楚国空虚,袭击楚
国。齐国却不支援楚国。楚国吃了大亏,从此一蹶不振。
这时,秦齐斗争趋于白热化。公元前298年,齐、韩、魏、赵、中山等五国联军攻
入函谷关。秦国被迫退还夺去韩、魏的一些地方,五国才退了兵。齐国成为关东各国的
盟主。公元前288年,秦昭王自称西帝,尊齐湣王为东帝,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拉拢齐国,
破坏了关东的“合纵”联盟。
公元前286年,齐国灭掉宋国,一时威势很盛,引起各国的不安。秦国联合了燕、
楚、韩、赵、魏等国共同伐齐,于公元前284年,在济西(今山东聊城南)大败齐军。
燕国自昭王即位后,招纳贤能,任用乐毅为将,决心报齐国入侵之仇。这时,趁势攻下
齐的国都临淄,连下70余城,并入燕国版图。后来,齐将田单利用燕国内部矛盾,驱逐
燕军,收复了失地。然而,齐国已经丧失了与秦国抗衡的能力。
秦国在“合纵”斗争中削弱了齐国,开始向东方大发展。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率军攻破楚国都城鄢郢(今湖北江陵西北),楚迁国都于
陈(河南淮阳),秦国夺得巫郡和黔中郡。楚又迁都到寿春。楚国更加削弱了。
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率军进攻韩国的上党郡,郡守投降赵国。赵国派著名大将
廉颇率大军镇守长平(山西高平),筑垒坚守,以逸待劳,与秦军相持三年,不分胜负。
秦国丞相范雎派人到赵国行施“反间计”,散布廉颇坏话。赵王信以为真,就派那个只
会“纸上谈兵的”的赵括替换廉颇。赵括骄傲轻敌,一到前线,下令倾巢出击。秦将白
起采取了诱敌深入、迂回包抄的战术,迫使赵军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作战。在一次突围
中,赵括被秦军乱箭射死,赵国40万大军被俘,白起把他们全部活埋。
秦军乘胜前进,包围了赵都邯郸。赵向魏求救,魏派晋鄙率兵救赵。因怕秦军,半
路上逗留观望。公元前257年,魏国公子信陵君无忌盗出魏王的虎符,假传军令,挑选8
万精兵援救赵国。同时,楚国援军赶到,联合打败秦军,解除邯郸之围。这就是“信陵
君窃符救赵”的历史事件。
秦国虽然暂受挫败,但实力雄厚,六国没有一个能单独抗秦。秦国统一六国的形势
完全成熟了。
从公元前231年开始,秦国开始统一全国的战争,至公元前221年,消灭了其他六国,
统一了中国。从此,中国由一个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转变为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
权的封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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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商鞅变法
正是由于它的作用,秦朝的历史才变得如此辉煌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商鞅为维护秦国统治者的利益而推行的一系列变革
措施。
秦国在战国初期,贵族们垄断政权,经济、政治和军事都比较落后,国君权力较小,
国力很弱,国土常常受到别国的侵占。
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年轻的国君决心改变秦国的落后面貌,于是下了一道变法
图强的求贤诏令。商鞅就是在这个时候自魏国来到秦国的。
商鞅(约公元前390——338年)贵族出身,因是卫国君的后裔,曾以“卫”为姓,
称作卫鞅。按当时习惯,国君的公子后裔,以“公孙”为氏,所以他又称为公孙鞅。商
鞅这个名字,是他在秦国被封为商君而得的。
商鞅到秦国后,宣传“强国之术”,决心协助秦孝公进行社会改革,因此得到秦孝
公的信任,任命他为左庶长。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在商鞅主持下秦国两次公布
了新法,其主要内容有:
(1)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取消宗室的特权,按军功的大小重新规定
官爵的等级和待遇。下级士兵在战争中勇敢杀敌的,也可以得到官爵,临阵脱逃和投降
敌人的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凡是进行私斗的,按照情节轻重判处刑罚。
(2)废除奴隶制的井田制度,在法律上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鼓励男耕女织,凡
是劳动好,生产粮食和织布多的免除徭役和赋税。
(3)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对弃农经商或因懒惰而贫穷的人,连同其家属罚作官奴
婢。
(4)加强中央集权,普遍推行郡县制。全国设31个县,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免;同
时进行户口编制,实行连坐法,规定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什伍中互相纠察告发
“奸人”,有坏人不告发的,什伍连坐。
(5)由中央制定和颁发统一的度量衡。比如以“商鞅方升”做为当时的标准量器,
有利于税收和经济交往。
商鞅新法直接打击了奴隶制旧势力,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它必然会遭到守旧
势力的仇视和顽抗。因此,变法从开始到最后,一直是在激烈的斗争中进行的。
开始,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旧势力公开反对变法。主张“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说什么“依照原来的旧习俗来教导人民,可以不劳而成;根据旧有的制度来治理,官吏
既熟悉,人民也安定”。商鞅反驳说:“制度和法令应该按照当时的客观环境来制定,
治世从来没有一个划一的办法,只要求其便利于国家,不一定要效法古代。商汤和周武,
是没有效法古代而称王的;夏桀和殷纣是没有更改旧制而灭亡的。从此可知,反古未必
错,循礼未必对。”最后,秦孝公表示完全同意商鞅的意见。
商鞅拟好新法,就要公布了。但是,怎样才能使人民相信呢?经过一番考虑,他让
手下的人把一根三丈长的木杆竖立在国都的南门,悬赏有能把它搬到北门的,赏给十金。
人们觉得奇怪,不敢搬动。他却接着又悬赏说:“有能搬去的,赏给五十金。”有一个
人把木杆搬到北门,商鞅立刻赏给五十金,以示信用。接着,公布了新法。
这时候,在朝廷内部新旧两种势力斗争更激烈了。当时有人议论新法不便执行的多
至千数。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在幕后唆使太子触犯新法。他们企图用这个办法破
坏变法。商鞅说:“太子犯法,是老师没有教育好,应该给老师处罚。”于是下令把他
俩一个割掉鼻子,一个脸上刺了字。从此再没有人敢议论新法了。为了保证新法顺利实
行,商鞅还杀了贵族祝欢,把捕获的700多个违法乱纪的坏分子押到渭水边上镇压。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面貌焕然一新。在土地所有制方面,基本废除以井田制为基础
的封建领主所有制,确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政治方面,基本废除了
分封制,确立了郡县制。秦国从落后国家,一跃而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
出现了“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局面。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惠文王继位。旧贵族马上对商鞅进行反攻倒算,公
子虔等强加商鞅以“谋反”的罪名,将他逮捕并用“车裂”的酷刑处死了他。
商鞅虽死,但秦惠王和他的后继者都继续实行了商鞅的新法,所以秦国的国势得以
进一步发展,为后来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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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秦始皇统一中国
“扫平六合,统一中国”,翻开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发生在战国末期的一件影响重大的事件。公元前221年,秦王
嬴政统率秦军灭掉战国七雄中的最后一个强国齐,实行全国统一,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
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
战国后期,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和人民,相互侵伐,战争不断。经济遭破坏,生
灵遭涂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所以,民众希望统一。随着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各地间经济交流的愿望和要求越
来越强烈,而当时各国间度量衡不统一,货币不统一,关卡林立,捐税繁多,给经济交
流带来极大不便。因此,经济的发展要求统一。统一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那么,
统一中国的历史重任为什么最后落到了秦国统治者的身上呢?因为秦国有客观上和主观
上几方面的有利条件。
客观上讲,秦国自秦孝公时任用商鞅施行变法,为秦国的富强打下了良好基础,并
逐步向东扩展。而秦惠王、秦昭王时期,继续扩张,井继续推行军功爵制,按军功颁赐
爵位,以爵位赏赐土地和隶农,使秦人,“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军事实力大增。同
时,秦国物产丰富,地理条件优越。经过由孝公至庄襄王六代百余年的苦心经营,秦国
已占据中国1C3的土地,拥有大片富庶地方,国富兵强。反观东方六国,君主皆庸,政
治腐败,经济发展迟慢,军事力量不强,而且六国君王多是苟安一时之辈,缺乏统一中
国的胸襟和气魄。而秦王嬴政是一位有远大志向与气概的人物。
公元前247年,庄襄王死去,年仅13岁的儿子嬴政继位为秦王。但当时的国政大权
为相国吕不韦所把持,不韦号称秦王仲父,嬴政许多事情受到吕不韦的限制。随着秦王
政年龄的一天天增长,他对吕不韦的专权也愈益不满,于是二者的争权也日益激烈。公
元前238年,22岁的秦王嬴政举行了加冕典礼,开始亲政,他首先镇压了嫪毐集团的政
变,接着以吕不韦与政变有关为借口,罢其相国之职,令其迁蜀,迫使不韦无奈自杀。
至此,秦国大权真正掌握在了嬴政手中,这就为他指挥消灭六国的统一战争创造了绝对
必要的条件。
秦王政大权独揽之后,就开始实施他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雄伟战略。他广泛搜罗
人才,重用客卿,甚至包括从敌营中来的人或曾讥评过自己的人,使秦国一时人才济济,
如重用韩国间谍郑国兴修郑国渠,使关中4万多顷盐卤地变成旱涝保收的肥沃良田,为
秦统一天下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条件。
他礼待军事理论家卫缭,并采纳其贿赂各国权臣以破坏六国合纵的建议,军事上受
益匪浅。又接受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法、术、势思想,加强他对政权的统驭能力。听从李
斯《谏逐客令》,保持吸收和使用外来客卿的传统,使秦王政身边形成一个智囊团,在
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秦王嬴政个人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意志,也是
他成功的重要因素。
从秦王政十七年即公元前230年灭韩开始,秦王嬴政开始了他正式的统一中国的战
争。
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嬴政派大将内史腾率兵攻打韩国,俘虏韩安王,至此,
韩国虽已灭亡,但韩国贵族的反抗并没有停止。韩王安被迁于岐山,前226年曾发动叛
乱,不久被镇压下去,这才彻底解决了韩的问题。
第二个被灭亡的是赵国。在当时的六国中,赵国是很为强劲的一个。先是有廉颇,
后有李牧、庞煖,都是善于用兵的大将,秦国几次兴兵伐赵,都未曾讨得多少便宜。前
229年,秦将王翦、杨端和分别率兵向赵进攻。赵将李牧、司马尚坚持抵抗达一年之久。
后来赵王宠臣郭开接受秦人贿赂,向赵王诬告李牧、司马尚。李牧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
拒绝交出兵权,赵王便派人暗地逮捕李牧并处死,同时杀掉司马尚。李牧一死,秦军如
入无人之境,三个月后,王翦大破赵军,俘赵王迁。是年十月,秦军进入邯郸,赵亡。
赵亡后,公子嘉逃往代郡,自封为王,继续抗秦,直至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
222年)兵败被灭。
灭赵以后,秦兵临易水,威胁燕国。燕国太子丹曾为质于秦,一直想复仇,但因国
小势衰,力不敌秦,未能实现。当秦兵压境之际,燕国君臣皆惶惶不可终日,于是燕太
子丹决意派勇士荆轲携带燕国督元的地图和秦国逃将樊於期的人头;作为觐见礼,去刺
杀秦王,以挽救燕国。荆轲临行前,太子丹及宾客送其至易水之上。荆轲慷慨悲歌“风
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表达了为国牺牲义无反顾。至秦后,秦王在朝堂
接见荆轲,荆轲上朝觐见,献图,图内藏有匕首;
展图,抓起匕首刺向秦王。嬴政环柱逃避,后在臣下的提醒下,才拔出佩剑,将荆
轲砍倒,肢解其身。秦王大怒,增兵向燕国大举进攻,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
攻下燕都蓟,燕王喜与太子丹逃往辽东郡。至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军
攻打辽东,俘燕王喜,燕亡。
魏国在秦的打击下,早已奄奄一息。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国大将
王贲率兵包围魏国都大梁,掘开黄河堤,水淹大梁。三月后城坏,魏王假请降,魏亡。
魏国被灭后,秦国把下一个目标指向楚国,但因楚国地域广阔,实力不弱,故费了
一番周折。
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楚国内部发生叛乱,楚将项燕将秦叛将昌文君拥
立为荆王,秦以镇压荆王为名,举兵攻楚。楚国当时虽败,但实力尚在。当秦破三晋之
后,就全力攻楚。秦将李信自恃年少壮勇,在秦王面前夸下海口:以20万兵力即可横扫
楚国。秦王又问老将王翦,王翦答非60万不可。秦王以王翦怯弱而李信勇,于秦王政二
十二年(公元前225年)派李信率20万兵众攻打楚国。李信轻敌惨败,秦军退出楚境。
嬴政遭此挫折,即亲赴王翦家,请其率兵出征,倾全国兵力——60万人,于秦王政二十
四年(公元前223年)大举伐楚。楚国以全部兵力拒秦,大将项燕战死,楚军大败,楚
王负刍被俘。而后,秦军又向江南广大楚地及降服于楚的越地进攻。不久越君降秦,至
此,楚国全部覆灭。
五国相继被灭,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齐国。它的相国后胜,长期受贿于秦,既不备
战,更不援助其他五国抗秦。齐王建昏庸,听信于相国。故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年)秦军一到,齐王建拱手请降,齐亡。
从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不到10年的时间内,嬴政就灭了韩、赵、魏、燕、楚、
齐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中国历史结束了割据局面,出现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
权的秦王朝。战国历史至此结束,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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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
“王权是混乱状态下的进步因素”
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是他统一六国后采取的一项空前的措施。秦始皇统一中国以
后,原封建割据的国家组织机构,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调
整、完善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措施。
首先改“王”为“皇帝”。春秋战国时期的最高统治者一般都称为“王”,但秦统
一中国以后,秦始皇觉得自己是“德迈三皇,功过五帝”,“王”已不足以显示其尊贵,
便令臣下议帝号,诸大臣博士商议的结果认为“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
贵。”因此上尊号为“泰皇”。然而秦始皇仍不满意,单取一个“皇”字,同时又采上
古“帝”位号,号曰“皇帝”。自此“皇帝”就代替“王”而成为最高统治者的称谓。
而秦始皇就成了中国历史了第一位皇帝。始皇又下令取消谥法,不准下一代皇帝给上一
代皇帝起谥号,自称为“始皇帝”,并安排好自己死后儿孙继位,“后世以计数”,称
为“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为显示皇帝的威尊和与众不同,从秦代开始规定了一套制度,如皇帝的命为“制”,
令为“诏”,文字中不准提起皇帝名字。皇帝自称“朕”,印章称“玺”,而一般民众
再不许使用“朕”、“玺”二字。此外,还制定了一套服饰制度。
第二,加强中央政权组织。秦王朝的中央政权是秦国原来的中央政权的延续和扩大,
但官职的名称和权力有许多变化:最高统治者是皇帝,皇帝以外,中央最重要的官职是
三分,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丞相:战国时秦国原有相、相国,统一全国后,称作丞相,李斯为第一位丞相,乃
百官之首。“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太尉:原称尉、国尉,统一全国后称太尉,“金印紫绶,掌武事”,“主五兵”,
乃武官之长。
御史大夫:秦国原有御史,后置御史大夫“以贰于相”。
御史大夫掌监察,“银印青绶,掌副丞相”,其位略次于丞相。
在“三公”之下,有所谓“九卿”,而实际之数并不止九个,大部分为秦原有,少
数是统一后新设的:
奉常:掌宗庙礼仪,有丞。
郎中令:负责皇帝的保卫和传达,下属有大夫、郎中、谒者。
卫尉:掌皇宫的警卫部队,有丞。
太仆:掌皇室东马。
廷尉:掌刑罚,全国最高司法官,有正、左、右监。
典客:主管秦王朝统治下的少数民族。
宗正:掌宗室亲属事务,有两丞。
治粟内史:掌谷货,有两丞。
少府:负责供应皇室用之山海池泽之税,有六丞。
中尉:负责京师保卫,有两丞。
主爵中尉:掌列侯。
秦始皇统治时期,中央集权的重要特点是军政大权独揽于皇帝一人手中。为使大权
不致旁落,使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政、军和监察大权,互不统属。如丞相总领朝
廷集议和上奏,协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并收阅各地的“上计”。
但统兵之权却属于太尉,而且御史大夫也有权复查大臣的上奏和地方的“上计”。
太尉虽名为最高军事长官,但实际只有带兵权,而无调兵权。由于三公互不统属,所以
最后决断只能归皇帝一人。
第三,调整地方政权组织。统一后的地方政权组织,主要是推行郡、县、乡、亭四
级行政组织。
刚统一时,秦分天下为36郡,以后,随着边境的开发和郡治的调整,总郡数最多曾
达46郡。郡置守、尉、监,守治民,尉典兵,监御史则负责监督百姓及官吏,职务类似
于中央的御史大夫。郡守、郡尉和监御史明确分职,是与中央政权的“三公”明确分职
的原则相一致的。
郡下为县,县的长官为县令(长),属官有丞。
县以下以乡、亭为单位,“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
啬夫、游徼。”乡三老、啬夫、游徼的职责大致与郡的守、尉、监相仿,“三老掌教化;
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
乡以下为亭,亭为秦时重要的地方基层组织。亭有亭长、亭父、求盗各一人,任务
是平时练习五兵,接待往来官吏,兼管为政府输送、采购、传递文书等。
秦王朝所推行的封建官僚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大进步,它不仅改变了世
袭制,而且取消了“食邑”、“食封”制,规定了每一个官吏俸禄,自丞相至下层官吏
皆有定秩,由“二千石”至“斗食”不等。这种制度自秦统一后在全国实行,历封建社
会2000年之久而基本未变。
第四,以“五德终始说”为加强统治的思想武器。秦统治者为了欺骗人民,为自己
的一统天下寻找正当的理论根据,采用“五德终始说”,宣扬秦代周是水德代替火德。
根据“五德”说,“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
事统上法。”“衣服旄旋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
六尺为步,乘六马。”
将六神秘化并与“五德”说联系起来,使它渗透到政治措施、典章制度和文字记述
中去,成为统治人民的重要思想工具。
第五,颁布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律令。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发布“使
黔首自实田”的律令,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按当时实际占有的田数,向国家呈
报,这就意味着秦王朝承认他们的私有权,并给予保护。又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上农
除末”,打击非生产性活动,鼓励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政策。这一措施对保护封建
土地所有制、发展封建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第六,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秦统一前,货币很复杂,不但形状、大小、轻重
不同,而且计算单位也不一致。大致有布钱、刀币、圆钱和郢爰四大系统。除郢爰流行
于楚国外,布钱流通于韩、赵、魏;刀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圆钱流通于秦、东周、
西周和魏、赵等国,秦统一后,秦始皇下令统一全国货币,以黄金为上币,镒为单位;
以方孔有廓圆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称为“半两”钱。这种,圆钱一直沿用了2000
多年。
秦在统一全国前,度量衡方面的情况与货币也差不多,非常混乱。秦已于商鞅变法
时就对度量衡的标准作过统一规定。
全国统一后,秦政府即以秦国的制度为基础,下令统一度量衡,并把诏书铭刻在官
府制作的度量衡器上,发至全国,作为标准器。
战国时代处于长期的分裂割据时代,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东方六国文字难写、难
认,偏旁组合、上下左右也无一定规律,严重阻碍文化交流。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
令对各国文字进行整理,规定以秦小篆为统一书体,令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爱
历篇》,胡母敬作《博学篇》,作为标准文字范本。文字的统一,使小篆和隶书成为全
国通行字体,对我国文化、政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七,修驰道堕壁垒。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各地修筑了不少关塞堡垒,同时各国间
的道路宽窄也不一致,影响交通往来。秦始皇下令拆除阻碍交通的关塞、堡垒。公元前
220年修建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前212年,秦始皇又下令修一条由咸阳直向北伸的
“直道”,仅用2年多的时间即告完成。
这些“驰道”、“直道”,再加上西南边疆的“五尺道”以及在今湖南、江西、广
东、广西之间修筑的“新道”,构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道路网。后又统一道
路和车轨宽度,便利了交通往来。
秦统一后采取的以上措施,对于消除封建割据、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多民族国家的
统一、发展封建经济和文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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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焚书坑儒
中国思想文化的首次大劫难,士大夫政治抗争的第一次大惨剧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统治思想文化而采取的两项重大措施。在诸侯割据
称雄的战国时代,制度混乱不一。
许慎《说文解字序》说当时“田畴异亩,东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
声,文字异形。”秦统一以后,采取种种措施在政治、经济上巩固统一。但是,仅仅实
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一,对于巩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庞大的封建专制帝国是远远不够
的,还必须实行思想上的统一。这一措施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给中国思
想文化史带来了第一场重大灾难。
战国时代诸侯纷争,虽然经济上造成很大摧残,但思想文化却是空前活跃,各种思
想流派、学术团体都流行游动于世。仅从学派来讲,就有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
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农家、杂家等所谓“九流十家。”从思想方面来讲,各家
学派各抒己见,相互诘难,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百家争鸣的局面,从而极大地
推动了学术思想的繁荣昌盛,迎来了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随着封建国
家的统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成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统治形式,趾高气扬的千古一帝秦
始皇在强化他政治、经济上的专制权力的同时,也要开始推行文化思想上的专制统治了。
不过,他并没有准备一开始就对文化思想领域采取残酷的手段,从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年)建立统一政权开始,到实施焚书的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的8年间,曾从六
国的宫廷和民间搜集了大量的古典文献。同时又征聘70多位老学者,授以博士之官。还
召集了2000余人的学生置于博士官之下,命之曰诸生。其目的在于利用他们对古典文化
进行清理甄别,以政府的力量禁止不利于封建专制政权的书,奖励那些对秦政权有利的
书籍。诚如秦始皇自己所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
欲以兴太平。”因此,秦政权不仅对70位博士优礼备加,而且对于诸生也“尊赐之甚
厚”。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按秦始皇的本来设想进行,这些博士和诸生都是旧时代的学
者,满脑子都是旧文化和复古思想,认为复古周礼的儒家思想都是好的。所以,他们不
但对加强专制统治思想没有帮助,反过来对秦始皇的所为指手划脚,说三道四。而秦始
皇恰恰是个蔑视儒家、推崇法家思想的人,他十分崇拜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主张:“明
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认为这才是富国强兵,超
越三皇五帝的唯一妙法,所以对博士诸生的表现心有不满。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
在咸阳宫的一次宴会上,博士淳于越提出废郡县,立分封,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
非所闻也。”始皇命令群臣议论,丞相李斯谬其说,绌其词,上书皇帝曰:过去天下散
乱,没有能统一之者,所以诸侯并起,“语皆道古而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
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
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
造谤。
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不便。”李斯这番利害析说,使始皇大为称
是,准许了李斯提出的焚书的建议,即除去秦国的历史书籍以外,其他史书及《诗》、
《书》百家语之类全部烧毁的建议。除博士官掌管的图书和农书医书及求神问卜之书外,
各地所有一切藏书全部交到当地官府烧毁。命令下达后30天之内不烧者,判刑服劳役。
下令今后如还有人敢于议论诗书,判死刑。以古非今者全族处死。官吏知道而不揭发者
治以同罪。李斯的一个建议,就使秦帝国统治所及之处,到处点燃了焚书之火,不到30
天,秦以前的古典文献,尽皆化为灰烬,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
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事件。
在秦始皇采取愚蠢的焚书措施后仅1年,又发生了“坑儒”惨剧。秦始皇知道,书
虽然焚了,但人的思想无法焚掉,在自己的政权机构中,还有部分怀有复古思想的旧贵
族掌管着文化事业,对这些人必须加以清除。但以什么为借口呢?
秦始皇是一个具有数重性格的人,即有他披挂上阵,统率千军万马吞灭六国的雄勇
气概,又有其迷信神仙,贪生怕死的怯弱心理。当他统一中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开
始,他就迷上了神仙方术,重用方士,炼丹求药,不惜耗费巨额钱财,派人去远海深山
寻求长生不死之药。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有两个替他寻求长生不老仙药的方
士侯生和卢生,明知仙药根本就是没有的,他们无非是为诈取富贵而已。
时间已久,怕骗局终归败露,乃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
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
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
忠,……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
去。”始皇听了这一消息,龙颜大怒,指责方士“韩众等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
终不得药,徒奸利以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
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转相
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并告知天下,以惩戒后。这就是历
史上所谓的“坑儒”事件。坑儒事件并不只这一次,在此后又接连发生了第二次、第三
次屠杀。《文献通考·学校考》云:始皇“又令冬种瓜丽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
为伏机,杀七百余人。秦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计生议,坐以非所宜言者,各数
十人。然此秦之于博士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试用之,惟恐其不澌尽泯没矣。”
秦始皇采取极其野蛮粗暴的方式“焚书”、“坑儒”,希望以此残酷的手段达到思
想上的高度统一,充分体现了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残酷和皇帝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焚书摧残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所形成的文化繁荣局面,使祖国文化宝库蒙受了灾
难。坑儒则沉重地打击了儒家学派及广大知识分子,使法家学说完全官学化。而秦王朝
就是因为独行法家严酷理论才导致速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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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修筑万里长城
在月球上能用肉眼看得见的人类伟大工程
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力量的结晶,是人类建筑史上罕见的古代军事
防御工程。
许多人以为修筑长城是秦始皇开头的,其实,早在战国时期,这项浩大的工程即已
开始。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各诸侯国都于险要据点兴建单个的防御城堡及用于传
递军情的烽火台等设施,随后逐渐在边境上修筑城墙,把这些城堡等设施联接起来,形
成一套有机整体,以抵御外敌的侵扰。楚国于公元前7世纪前后,最早开始这项工作,
为防韩、魏而筑起“方城”,以后各国纷纷效仿。如齐国为防楚、越而在泰沂山区筑起
齐长城;魏国为防秦国,沿洛水河城筑起魏长城;
赵国为防齐、魏之敌,在漳水一带筑成赵长城。这些都被称为战国长城。除此之外,
有的诸侯国,燕、赵、魏国,为抵御北面游牧民族(如东胡、匈奴)南下侵扰,在北方
修筑长城。随着六国的相继覆灭,这些长城也失去了它们原有的作用,只是仍能发挥着
防止匈奴侵扰的重要作用。
秦国最早的一条长城,修建于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的“堑洛”,沿洛河修
筑,以防魏国之敌。秦惠文王更元元年(公元前324年)秦国又筑洛河中游的长城,
“筑上郡塞”,这是防御赵国的。秦昭襄王时,又在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防匈
奴的侵扰。这段长城由东向北,起自临洮,至今陕西安塞县境时分为两支:一支止于秦
国上郡治所肤施附近;一支则到达于内蒙古托克托县十二连城附近的黄河岸旁。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正在从事国内的各项改革,但北方匈奴贵族集团觊觎中原财富,
经常南下侵扰,匈奴贵族趁着北方的燕国、赵国的衰落,一步步向中原侵犯,把黄河河
套地区大片的土地夺了过去,给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痛苦,同时对秦国的首都咸阳也带来
了严重的威胁。当时在群众中就流传着“亡秦者胡也”的说法,可见问题的严重性。秦
王政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派大将蒙恬率兵30万讨伐匈奴,夺回河套以南地区。
接着又夺回河套以北的阴山一带的大片国土,重新设置九原郡。匈奴贵族的进犯虽然被
赶走,但它的实力并未受到彻底的打击,对秦国内地仍有很大的威胁,这就需要时刻防
备匈奴人的再次进攻。于是秦始皇决定修筑起一条新的长城。
秦王朝从民间征发大批的民工,同时命令大将蒙括率士卒来修筑长城。这条长城以
六国时的秦、赵、燕国北部的原为防御匈奴而修筑的旧长城为基础,修葺、增补,同时
又建造不少新的城墙,将它们连接起来,使之屹立于秦王朝的北方。这条长城西起临洮,
东至辽东,沿广阔的黄河流域,依峻峭的阴山山脉,行经内蒙古草原,蜿蜒曲折,全长
约5000余公里,前后共用9年时间,终于修筑起这抵御外敌的屏障。
2000多年来,总共有20多个王朝和诸侯国家修筑长城,而且许多朝代修筑的长城无
论从长度、工程质量和工程规模上都可与秦朝长城匹比甚至超过秦长城。明朝统治者对
长城的修筑最为重视。这与当时北方蒙古各部经常纵兵骚扰中原地区有关系。明朝大规
模修长城有三次。到1500年前后,明长城全部修完。西起甘肃省的嘉峪关,东到河北省
东北部的山海关,经过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等省。它随着山脉的曲折盘旋,绵延
6300公里,形成中国北方崇山峻岭上一道气势雄伟的城墙。这一驰名中外的万里长城,
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也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证。
万里长城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历代历朝统治者征调千百万人,经过多年
艰苦劳动,死亡无数生命,才修建成功的。正如古人留诗:“嬴政驭四海,北筑万里城。
民命半为土,白骨乱纵横。”长城的建筑,绝大多数地段是以山脉为基础,随着山势的
高低起伏。有的地段是建在距地面1300米左右的高山上。长城本身的高度从5米到10米
不等。在山势陡峭的地方,墙身就低一些,较平坦的地方墙身就高一些。
墙的外部用砖和石砌成,内部用黄土夯实。长城顶部靠外的一面还修造一条女墙
(城墙上的小墙),女墙上留有许多小孔,可以瞭望城外。每隔130米,修造一座碉堡,
作为监视哨楼。
在险要地方设置烽火台,一旦发现敌情,便立刻发出警报:白天点燃掺有狼粪的柴
草,使浓烟直上云霄;夜里则燃烧加有硫磺和硝石的干柴,使火光通明,以传递紧急军
情。
长城沿线地势险峻,施工极其困难。但是,劳动人民克服千难万险,巧妙地利用了
自然地形。在山冈地方,就利用山脊作基础,既控制了险要,又便于施工;在河岸和深
谷,则利用原来的陡坎和山崖,从外面看来,非常险峻。
把大量的土、石、砖运上山岭,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每次修建都动员大量的劳动
力。例如,555年,北齐王朝修筑从居庸关到大同一段约450公里的长城,就征调了180
万民伕。
在八达岭上发现的一块明朝石碑,上面记载1582年修长城的情况:几千名士兵和民
伕,总共才修了70多丈长的地段。可以想见,当时的工程是多么艰巨。在那万山重叠的
山谷中和茫茫无际的荒原上,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顶风冒雨,经受着烈日和严寒,日夜
不停地劳动着,建造出举世闻名的宏伟工程。如果把修筑长城的砖石用来改筑成高2米
半、宽1米的城墙,可绕地球1周还有余。如果改铺成宽5米左右、厚0.3米左右的公路,
就可以绕地球三四周。如果把历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总长度在10万公里以上。
秦代长城现在还保存着几段遗迹。如在山西大同西北5公里地方,有段长城土色皆
紫,人们称为“紫塞”,据说就是秦朝修筑的。在甘肃岷县城西10公里,开城县、环县
一带都有秦朝长城遗迹。长城在风雪严寒的侵蚀下,受到了损坏。现在,新疆、甘肃、
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北京、河北、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
湖北、湖南,都有长城的遗迹。人们在北京八达岭看到的长城,是明代修筑的。
万里长城对阻挡游牧民族的骚扰,保障内地的生产起过一定的作用,从而有利于以
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万里长城的修筑虽然给当时的劳动群众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并未因此而失去它重
要的历史意义。它是劳动人民用血汗和生命换来的,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
卓越的创造力量。它是世界上最长最古老和最雄伟的长城。据曾踏上过月球的美国宇航
员说,从月球上看中国的万里长城是地球上能用肉眼看得见的两项特大工程之一,不愧
为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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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陈胜、吴广起义
人民再造了历史
陈胜、吴广起义是爆发于秦末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出巡东方到沙丘(今河北平乡、广宗一带)突然病死。赵高
伪造秦始皇的遗诏,逼死太子扶苏,立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为帝,这就是秦二世。
秦二世是个昏庸而残暴的皇帝。他在埋葬秦始皇的时候,下令把全部工匠封死在陵
墓里。他继续修建阿房宫,豢养大量狗马禽兽,供游猎之用。老百姓的徭役赋税负担更
为沉重,刑法愈加苛毒。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的现
象。广大劳动人民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下令征发淮河流域900名贫苦农民去防守渔阳(今北京密云)。
在这伙人中,雇农出身的陈胜和贫农出身的吴广被指定为屯长。七月时候,正是多雨季
节。
当他们走到蕲县大泽乡(安徽宿县西南)的时候,连绵的阴雨把他们阻隔在这里,
不能如期赶到渔阳戍地。秦法“失期当斩”,这900戍卒面临死刑的威胁。
他们由两个县尉押送着。这两个县尉对大家非常凶暴。正当他俩行凶打人的时候,
陈胜和吴广就借机把县尉杀掉。接着对大家说:各位遇到大雨,都已误期,误期要被处
斩。即使不杀我们,而戍边死的也有7C10。何况壮士不死则已,如果死,就要干出一番
轰轰烈烈的事业来!他的话激励了戍卒的斗志。这900名戍卒“斩木为兵,揭竿为旗”。
大家推举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提出了“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组成一支农民
起义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爆发了。
陈胜,即陈涉,阳城(今河南商水西南)人,雇农出身;
吴广,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也是农民。为了扩大影响,他们于夜晚在驻地旁丛
祠中燃篝火,作狐鸣,发出“大楚兴,陈胜王”的呼声,被民间传为神话。陈胜、吴广
率领农民起义军,首先占领大泽乡,接着又攻下蕲县,很快攻占五六个县城。起义军所
到之处,贫苦农民纷纷响应。当起义军逼近陈县(今河南淮阳)时,已拥有战车六七百
乘,骑兵千余人,步兵数万人了。陈县是战略要地,楚国后期在这里做国都。陈胜、吴
广领导的起义军攻占陈县后,建立了“张楚”政权,陈胜为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农民革命政权。
陈县成为全国农民起义的中心。起义军乘胜前进,分三路攻秦。吴广为“假王”,
西击荥阳;武臣北进赵地、魏人周市攻魏池。吴广围荥阳,久攻不下。陈胜又命令周文
为将军,领军绕过荥阳,进攻关中,攻破函谷关。这时起义军已发展壮大到几十万人,
有兵车千辆。
这时,混进起义军队伍的旧贵族势力的代表人物张耳、陈余阴谋分裂起义军。他们
要求北略赵地,陈胜没有识破这个阴谋,就以武臣为将军,张耳、陈余为左右校尉,率
兵2000渡过黄河北上。张耳、陈余用招降和重用秦朝官吏的办法,攻占了30余城。
周文军很快发展到车千乘,卒数十万人,进抵关中的戏地(今陕西临潼境),逼近
咸阳。秦二世见起义军打到都城附近,十分惊慌,急忙派遣少府章邯率领几十万在骊山
修墓的刑徒,迎击起义军。同时,又从边塞调回王离的军队30万人,与义军对抗。周文
率领的农民军,虽然英勇作战,因为孤军深入,缺乏训练,没有作战经验。在遭到秦军
突然袭击时,打了败仗,被迫退出函谷关,驻扎曹阳(河南灵宝东),等待增援。
武臣占领了旧赵都城邯郸后,在张耳、陈余怂恿下自立为赵王。陈胜为了顾全大局,
勉强予以承认,并命他率军西上,支援周文。张耳、陈余不但不救援周文农民军,反而
割据自立,拥武臣为赵王,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不听陈胜指挥。接着,六国
旧贵族相继割地称王,韩广称燕王,魏咎为魏王,田儋自立为齐王。这样,就造成陈胜、
吴广所领导的起义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周文率军在曹阳坚持斗争三个月,多次失利,
退到渑池。这支起义军队伍由于众寡悬殊,又无后援,损失过重,周文最后自杀。不久,
围攻荥阳的吴广被部将田臧阴谋杀害。吴广死后,军心涣散。秦将章邯率军攻来,田臧
兵败被杀。其他几支起义军,先后也被秦军各个击破。公元前209年12月,章邯率军向
陈县扑来,陈胜亲自领导义军奋力抵抗。因为兵力太少,不幸失利,败退至下城父(今
安徽涡阳东南)。这时,他的车夫庄贾暗杀了陈胜,投降秦军。
陈胜的部下吕臣等人坚持斗争。吕臣率领的“苍头军”进行了反攻,两度收复陈县,
处决了叛徒庄贾。这支起义军,后来与项羽、刘邦等人领导的起义军会合,继续同秦军
战斗。公元前206年,秦王朝在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灭亡了。
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在中国历史留下了光辉灿烂的
一页。农民军推翻了秦王朝,打击了地主阶级,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开辟了中国古代
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道路。农民军在斗争中建立革命的政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
史奇迹,为后世农民起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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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楚汉之争
中国象棋中的“楚河汉界”,据说就是从这场争斗中演变而来的
楚汉之争是秦末刘邦和项羽为争夺封建统治权而进行的一场角逐。
秦朝末年,伴随着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也出现许多反秦武装集团。其中,
项羽和刘邦就是两支主要力量。
项羽原是楚国的旧贵族。公元前209年9月,他跟叔父项梁,响应陈胜、吴广起义,
杀死会稽太守,在吴(江苏苏州)举行起义,队伍发展到8000余人。刘邦早年做过沛县
亭长,在萧何、曹参等人支持下,杀死沛令,自立为沛公,集聚了起义者3000多人。
陈胜、吴广的主力军失败后,部下召平渡江与项梁取得联系,用陈胜的名义拜项梁
为楚王上柱国。项梁率领8000人渡江,和陈婴、英布等人起义军会合,到下邳时队伍发
展到7万人。不久,吕臣的义军和刘邦的队伍也前来会合。项梁等人为了号召群众,共
立楚怀王的孙子心为楚王,仍号楚怀王。
公元前208年,在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交战,打败秦军,接着转攻定陶(今山
东定陶)又取得胜利。项羽和刘邦率领的另一支起义军也连破秦军于雍丘(河南杞县),
斩秦将朱由。
项梁被胜利冲昏头脑,放松了戒备。秦将章邯夜袭定陶,项梁战死。
章邯得胜之后,又击破魏、齐等割据势力,然后渡黄河北上击赵,大破赵军于邯郸。
接着,他以重兵包围巨鹿(今河北平乡县)。楚怀王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
7万人救赵。宋义到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后,饮酒作乐,46天未进兵。项羽愤杀宋义,
率义军渡河破章邯军。项羽令义军“破釜沉舟”,每人只带3天口粮,表示决一死战。
项羽军渡河后,先打败章邯的军队,又进攻王离的军队。双方在巨鹿大战9天。农民起
义军英勇杀敌,每个战士无不以一当十,喊杀声惊天动地,使秦军惊恐万状,王离被俘,
农民军取得重大胜利。巨鹿之战基本摧毁了秦军的主力军,扭转了整个战局。章邯走投
无路,率20万秦军投降了项羽。
正当项羽北上救赵时,刘邦带领一支起义军西向击秦。由于秦兵在黄河以南较少,
刘邦又采取了避实击虚的战略,迂回曲折地向咸阳进军。公元前207年8月,大破武关,
进兵蓝田,取得节节胜利。这时,秦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化。
赵高杀死秦二世,立子婴为秦王。子婴又杀赵高。刘邦率军直扑咸阳,驻兵灞上
(今西安市南)。秦子婴无可奈何,捧着玉玺,向农民军投降。公元前206年,秦王朝
的统治结束了。
刘邦攻占咸阳后,想住在这里。樊哙劝他想得天下,就不要留恋宫中美色财宝。刘
邦接受他的意见,还军灞上,刘邦废除秦的苛法,又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
抵罪。”
深得秦人拥护。
项羽听说刘邦先入关中,非常愤怒,率军攻破函谷关,杀奔咸阳而来。公元前206
年12月,项羽军队40万驻扎新丰(今陕西临潼县东北)鸿门(今临潼县东项王营)。当
时,刘邦军队只有10万人,实力不敌项羽。他听从张良的意见,亲自去鸿门拜会项羽。
刘邦向项羽故意请罪,卑辞言好。项羽设宴招待刘邦。项羽的谋士范增想乘机杀掉刘邦,
就找项庄(项羽从弟,勇士),以表演剑舞,伺机行刺。项羽的叔父项伯从前和张良关
系好,这时见势不妙,也拔剑伴舞,掩护刘邦。过了一会,刘邦借口上厕所,从小道回
到灞上。
“鸿门宴”后,项羽带兵进入咸阳,杀掉秦王子婴,烧毁秦的宫殿,自立为西楚霸
王。他又封刘邦为汉王,居巴蜀汉中,三分关中。项羽自以为天下无敌,从此可以长做
霸主了,于是就带着从咸阳宫中掠来的财宝、妇女,回到彭城享富贵去了。
项羽分封诸侯,搞“任人唯亲”,这一措施不但不能收拾残局,反而加剧了分裂。
不久,齐将田荣最先起兵反对项羽,自立为齐王。彭越在梁地有1万多士兵,未得分地,
对项羽怨恨,田荣也联合彭越。陈余对张耳被封常山王不服,联合田荣赶走张耳,做代
王。诸侯混战再次爆发。
被项羽逼处巴蜀汉中一隅的刘邦,采纳萧何的策略,在汉中招揽人才,治理巴蜀作
根据地。公元前206年五月,项羽前去攻打田荣。刘邦趁机出兵,1月内占领全部关中。
接着向东挺进,直捣项羽的老窝彭城。楚汉战争爆发了。
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2年,刘邦和项羽苦战了5年,大战70余次,小战40余次。
刘邦在一再失败之后,逐渐转为优势。项羽曾一度提出和刘邦“中分天下”,以鸿沟
(今河南贾鲁河)为界,河东属于楚,河西属于汉(象棋盘上的“楚河汉界”由此而
来)。
公元前203年底,刘邦汇合诸将,合围项羽于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项羽粮
食吃光,援兵断绝。在寒冬的一个夜晚,项羽被围在一个山头,看到战场上旌旗遍野,
鼓角齐鸣。项羽在四面楚歌中知道军心涣散,大势已去,只好匆匆丢下爱妾虞姬,连夜
夺路突围。天亮以后,刘邦闻讯,立即派5千骑兵追赶。项羽渡过淮河,只剩100多人。
汉军追上,杀得项羽只剩28个残兵了。项羽跑到乌江边上,见前面茫茫乌江,后面滚滚
追兵,走投无路,拔剑自刎。
公元前202年6月,刘邦统一中国,建立汉朝。刘邦即皇帝位(即汉高祖)。
楚汉之争是由秦末农民战争直接演变而来的,但性质却截然不同。在当时的社会条
件下,农民战争虽然胜利地推翻了旧的封建王朝,但曾经是农民战争领袖的刘邦和项羽,
却不得不走封建统治的老路,遂转变为封建统治权的角逐者。在这场角逐中,项羽具有
强烈的旧贵族意识,不善于用人,不能重建统一王朝。刘邦知人善任,因势利导,终于
战胜了项羽,登上了西汉皇帝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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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汉初和亲
苟安与羁縻政策的产物
“汉匈和亲”,是西汉政府对匈奴的最主要策略,影响深远。中国历史上的和亲之
举,最早始于西汉王朝。它是在美人计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西汉初年,刘汉王朝刚刚
建立,历经了秦末农民战争和数年的楚汉相争之后,社会经济受到惨重破坏,人民嗷嗷
待哺,国库已经空虚。而此时北方匈奴军事力量却日益强大起来,不断发兵南下汉境抢
掠骚扰。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刘邦亲率33万大军北击匈奴,结果反被围困在白登
达7天7夜。刘邦和将士们无计可施,最后陈平施美人计,欲献美人给匈奴单于,匈奴阏
氏怕汉美女与之争宠,遂劝冒顿单于撤兵,“白登之围”由是得以解脱。但是,强大的
匈奴与虚弱的西汉力量鲜明的对比,使西汉统治者的威胁感并未减轻多少。在这种社会
背景下,娄敬鉴于美人计的效用,便向刘邦提出与匈奴和亲的主张。他解释说:把汉朝
公主嫁给匈奴的冒顿单于,并多多陪送嫁妆,匈奴必然慕汉钱财而立汉公主为阏氏。这
样,生子必为太子,接替单于。
冒顿单于只要活着,则即为汉女婿;冒顿死,则由外孙为单于。还没听说过外孙敢
于外公分庭抗礼者。刘邦听从了娄敬的建议,乃派娄敬为使者与匈奴缔结和亲,并每年
送给匈奴许多絮、缯、酒、米和食物等等。这就是西汉与匈奴的第一次和亲。娄敬也因
此被刘邦赐姓刘氏。后来的惠帝、文帝、景帝继续执行这一政策,先后向匈奴单于冒顿、
老上、军臣遣送公主,并奉送大批财物。从汉高帝九年至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
是属于西汉和亲政策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的和亲,意在以汉匈姻亲关系和相当数目
的财物来换取匈奴停止对汉边境的掠夺,以便争取时间休养生息,增强国力。
然而,汉初的和亲政策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匈奴的南下入侵并没有停止。文帝
三年(前177年)夏,匈奴入居河南地,侵上郡,杀掠人民。文帝十四年(前166年),
匈奴14万人入朝那肖关,杀北地都尉,掳掠人民畜产甚多,其前锋部队甚至进至雍、甘
泉附近,并烧毁回中宫。从公元前166—前162年间,匈奴日骄,每年入侵汉边境,杀戮
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景帝时期,随着西汉国力的逐步强盛,
匈奴经常小规模入侵,但无大规模的南下行动。
汉武帝时期,经过汉初70余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史称当时人
民富足,国库充盈,社会安定。汉武帝加强了中央专制权力,军事力量也强大起来,已
有足够的力量与匈奴抗衡,于是,汉武帝废和亲政策,而集中力量对匈奴进行军事打击,
它意味着汉匈关系开始发生新的转变。
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大行王恢建议以诈献马邑的办法,将匈奴主力诱至马
邑包围歼灭,武帝准许,遂派30万大军在马邑周围设伏。然而被匈奴识破计谋,围歼计
划破产。由此,汉匈关系恶化,双方激战开始。从元狩四年(前119年)开始,汉军与
匈奴多次交战,而最关键的战役有三次:
第一次是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率兵由云中郡出击,横扫河套南部
直至陇西,赶走匈奴白羊、楼烦王,占领河套南部地区。汉军在与匈奴的历次交战中第
一次取得大胜。
第二次是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等两次由陇西、北地出击匈奴各部,深入
河西走廊,捕斩匈奴混邪王子、相国、都尉等百余人,士兵4万多,大胜。
第三次也是决定性的一次大战是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派大将军卫青、骠
骑将军霍去病率10万精骑及数十万步兵,辎重队伍,越沙漠寻歼匈奴主力。
匈奴经过几次沉重打击,尤其是第三次打击,更加远离汉区,以至“漠南无王庭”,
西汉建国以来近百年的匈奴边患问题基本解除了。
汉匈力量对比的这种剧烈变化以至递转,使汉匈和亲的内容与形式也发生了一百八
十度的大转弯。匈奴经过连年的军事打击,人口增殖和畜群藩息皆大受影响,因而希望
息战和平,重建和亲,即汉仍像以前那样向匈奴称臣纳贡,匈奴兵不南犯。汉武帝不反
对和亲,但他希望的和亲则是要匈奴臣属于汉,遣子入侍为质,与其他藩国一样待遇,
汉匈地位完全颠倒。双方为此僵持了数十年。
汉宣帝时期,匈奴遭邻国多次攻击,“人民死者十三,畜产十五”,属国解体。又
因内部五单于争立,战乱不已。呼韩邪单于战败穷困,为郅支单于所逼,乃决计归汉。
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呼韩邪遣子右贤王入汉作“质子”。甘露三年,呼韩邪亲自
到长安入朝宣帝。宣帝对他优礼相加,仪节高于其他藩国和诸侯王。又从经济上和军事
上给他以帮助,使呼韩邪部渐渐恢复发展,至元帝初年重返北庭,恢复故土,收集余民,
政权开始安定下来。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等率屯田士兵与西域
诸国联军攻杀远逃别康居的郅支单于。呼韩邪既欣喜又害怕,喜的是多年的对头已灭,
怕的是汉王朝下一个消灭目标指向自己。思来想去,终于于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
入朝长安,提出愿与汉室通婚结为亲戚。元帝应允,即以宫女、待诏掖庭的王嫱(昭君)
赐予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即以其为“宁胡阏氏”。又上书元帝,愿意承担为汉王朝守边
的任务,建议撤除汉王朝边塞吏卒,以省减汉民徭役负担。虽然汉元帝没有答应呼韩邪
的建议,但双方和平相处,史称汉朝“边域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
干戈之役。”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西汉末。
昭君和番,给汉匈双方都带来了边陲和平,生产发展、生活安定,经济文化交流加
强的良好结果。但是应该注意到,这时的和亲已与汉初的和亲根本不同了。汉初是汉王
朝向匈奴求和亲,以汉宗室女和大量财物奉献匈奴单于,意在以暂时的屈辱,换取宝贵
的休养生息时间,是一种被动的、迫不得已的措施,即使如此,其后果仍然是阻不住匈
奴历年的南下杀戮抢掠。而此时的和亲则是匈奴在自身虚弱,慑于汉王朝强大的政治、
经济、军事实力的情况下,主动向汉王朝臣服和求婚的。汉王朝已不是以庄重的对等婚
姻形式嫁公主于匈奴单于,而是以高傲的姿态赐汉室宫女于匈奴单于。其目的则是要在
其恩威的情况下,使匈奴永远臣服于汉朝。所以说,汉朝对匈奴的和亲基本上可以说是
处理敌对国家间的一种政策。
西汉的和亲关系除了匈奴以外,还有乌孙。而与乌孙的和亲可以说是汉王朝处理友
好国家间关系的一种政策。乌孙地处西域,距汉地遥远,在今甘肃河西走廊的祁连山、
敦煌一带,汉文帝时,才来到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一带从事游牧。起初乌孙曾
依附于匈奴,后来逐渐强盛,乃远离匈奴,保持中立。匈奴击之,不胜。而乌孙与匈奴
的矛盾,便成为西汉与乌孙和好的基础。在西域诸国中,有的充当匈奴耳目,攻击或刁
难汉使,终于导致兵戎相见。而唯独乌孙没有与汉政权发生类似冲突。况且,乌孙乃西
域大国,地广人众,兵力强大,国内物产丰富。西汉若与乌孙缔结友好,一则可以彻底
制服匈奴,二则有利于西汉势力的向西发展。因此,汉武帝采纳张骞“遣公主为夫人,
结昆弟”的建议,联络乌孙以断匈奴右臂。后来乌孙主动提出与汉王朝结亲,又以千匹
马作聘礼以迎汉女。元封六年(前105年),汉遣宗室女细君妻于乌孙昆莫猎骄靡。她
入乌孙时,汉王朝“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待御数百人,赠送甚盛。”后来猎
骄靡年老,细君从乌孙俗,改嫁其孙军顺靡。不久细君死,汉武帝又遣公主解忧续配军
须靡。军须靡死后,解忧又作其堂兄弟翁归靡之妻。翁归靡死后,她又作前夫军须靡与
匈奴妻所生的儿子泥靡之妻。
西汉与乌孙的和亲,使乌孙由惧匈奴而疏汉逐渐变成叛匈奴而亲汉。当匈奴进攻乌
孙时,西汉则对匈奴用兵,这就使西汉与乌孙由亲戚关系发展成为事实上的军事联盟。
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西汉与乌孙联合对匈奴作战,汉发15万骑,五将军分道并
出,由东而击匈奴。乌孙王翁归靡亲率翖侯下5万骑由西方直捣匈奴右谷蠡王庭,俘获
匈奴单于叔父、嫂、公主以及各王、千长、骑将以下4万人,各种牲畜70余万头。匈奴
在两面夹击下死伤甚重,从此走上衰亡的道路。
和亲政策对西汉与乌孙的友好关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它既相当成功地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目的。同时,嫁于乌孙的汉公主所生子女后来
多成为乌孙国家的重要军政人物,在维护和促进与汉朝友好的事业中起着推动作用。而
且还把友好的种子撒向西域其他地区。汉王朝先进的经济、文化在促进乌孙与西域一带
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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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文景之治
它为人们带来的那段温馨的日子,为历代史家所讴歌
文景之治是西汉文帝,景帝两代40年左右的时间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
的“盛世”。
汉文帝刘恒是刘邦的第四子,母为薄姬。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受封为代王。公
元前180年吕后死,诸吕作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
迎立刘恒为帝,在位23年。汉景帝刘启是文帝太子,母为窦皇后。公元前157年即位,
在位16年。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
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
息的措施,这便是历史上所称的“文景之治”。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
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
文帝前二年(前178年)和前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
前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时,算赋也由每年
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徭役则减至每3年服役一次。景帝二年(前155年),又把秦
时17岁傅籍给公家徭役的制度改为20岁始傅,而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则为23岁。此外,
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
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前十二年还废除了过关用
传的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
促进作用。
汉文帝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①秦代大多数罪人,即被判处为隶臣妾
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
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②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
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
令”。文帝明令废止。③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汉文帝下诏废除黥,劓、刖,
改用笞刑代替,景文帝又减轻了笞刑。这些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后两项在当时和以
后并没有认真执行。文帝时许多官吏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
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
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民族也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
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
为赵越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黄
屋左纛,归附汉王朝。文帝后二年(前162年),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
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与文帝个人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他即位不
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
之官,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前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
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当节俭,他在位23年,宫室
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慎夫
人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
之产,于是作罢。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的国家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
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
要内容之一。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
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
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
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
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
武帝即位的70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
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大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粮仓有余财,
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但是,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归到底是地主阶级的政策。其目的是为了稳定
和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实则对地主、
商人更为有利。例如,文景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于商人政治地
位的提高。因此,在文景之治安定、富足的另一面,就是土地兼并势力的日益发展。同
时,文帝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对同姓诸侯王的权势虽曾有所限制,但基本上采取姑息
政策。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合谋叛乱,应当说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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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平定吴楚七国之乱
七国乱平,对当时的社会和未来的历史都是一大贡献
吴楚七国之乱是发生在汉景帝三年(前154年)的一次诸侯王国的叛乱。参与叛乱
的七国的国王是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胶西
王卬。吴王濞为这次叛乱的主谋。
七国之乱的根源,是强大的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
诸吕当权以及汉文帝刘恒继统等政治事件,加剧了这一矛盾。
七国之乱的导火线,则是汉景帝刘启采纳晁错的《削藩策》,削夺王国土地。
王国势力强大的局面,是汉高祖时形成的。楚汉相争阶段,刘邦迫于形势,分封了
异姓王。汉五年(前202年)刘邦称帝后,共有异姓王7人。此后,他陆续消灭了除去长
沙王吴芮以外的6人。他认为秦祚短促是由于秦不分封子弟的缘故,所以在异姓王的故
土分封自己的兄弟侄9人为王,即同姓9王。高祖并与群臣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
汉初的同姓诸王国,土地辽阔,户口众多,大大超过中央政权所保留的15郡的土地
和户口。由于同姓诸王与高祖血统亲近,效忠汉朝,起着拱卫中央的作用,所以干弱枝
强的问题这时并不突出。
高祖死后,当权的吕后违背誓约,立诸吕为王。吕后对于受封王的高祖诸子,控制
很严,有些国王甚至被摧残致死。
齐王肥是高祖长子,地位尊贵,吕后对他虽有猜疑,但却难于处置。齐王肥献城阳
郡地给吕后之女鲁元公主,主动调整同吕后的关系,才得以相安无事。
吕后专权以及分封诸吕为王,激起了刘姓诸王的强烈反对,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
矛盾,以刘姓诸王与拥刘大臣团结反吕的形式表现出来。吕后死,诸吕聚兵,准备发动
政变。
当时齐王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宿卫长安。他们暗约其兄齐王将闾领
兵入关,共灭诸吕,由将闾继承帝位。
刘将阁应约起兵,长安方面派遣大将军灌婴出击。灌婴屯兵荥阳,与刘将闾相约连
和,伺机共伐诸吕。这时,刘章在长安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协力消灭了诸吕势力。
群臣认为代王恒外家薄氏比较可靠,估计不致出现类似诸吕弄权的严重问题。于是他们
协议,舍齐王将闾而立代王恒为帝,即汉文帝。
文帝以高祖庶子继统,地位本来不很巩固。汉初所封诸侯王,到这时都经历了两三
代的更迭,与文帝的血统关系逐渐疏远,政治上已不那么可靠。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地
位,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其一使列侯一概就国,功臣如绛侯周勃也不例外,目的是便
于文帝控制首都局势,避免掣肘。其二封诸皇子为王,皇子武是景帝的同母弟,先封为
代王,于梁王揖死后徙封梁王。梁国是拥有110余城的大国,地理上居于牵制东方诸国、
屏蔽朝廷的关键位置。其三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举足
轻重的大国析为几个小国,如析齐国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国,
以已故的齐王肥的诸子为王。这样,齐国旧地虽仍在齐王肥的诸子之手,但是每个王国
的地域和力量都已缩小,而且难于一致行动。袁盎、晁错等对淮南王长骄矜不法,提出
过削藩建议,文帝碍于形势,没有实行。
文帝时一再发生王国叛乱。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
拥戴齐王将闾为帝的打算,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分割齐
国一郡,受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
年)乘文帝亲自击匈奴时,发兵叛乱,欲袭荥阳,事败自杀,济北国除。文帝六年淮南
王长谋反,被废徙蜀,死于道中。这些都预示着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加深,是更大的
叛乱的先兆。
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接受晁错所上
《削藩策》,下诏削赵王遂常山郡,胶西王卬六县,楚王戊东海郡;又削吴王濞会稽等
郡。削藩之举激起了诸王的强烈反对。吴王濞首先与齐王肥诸子中最强大的胶西王印联
络,约定反汉事成,吴与胶西分天下而治之。胶西王卬又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
王相约反汉。吴王濞还与楚、赵、淮南诸国通谋。削藩诏传到吴国,吴王濞立即谋杀吴
国境内汉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
胶东王雄渠等分别起兵。原来参与策划的诸侯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守城,济北王志和
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吴王濞年62,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错所议
削藩的主要对象。他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诛晁错,恢复王国故地,安刘氏社稷。
在他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遍及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
势,震动很大。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二年(前195年),那时在江淮之间叛乱的淮南王英布败走吴
越,高祖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王无以镇之,而高祖亲子均年少,仍封兄子刘
濞为吴王。
吴国是有50余城的大国。吴国的鄣郡(辖今苏西南、皖南、浙江之南)产铜,滨海
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各地的逃亡者铸钱、煮盐,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吴
国以船运载,一船相当于北方数十辆车,有较高的运输能力。吴国由于经济富足,境内
不征赋钱,卒践更者一律给予佣值,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文帝时,吴太子入朝长安,
由于博奕争执,被汉太子刘启(即以后的景帝)以博局棋盘击杀,引起了汉吴双方的猜
疑,吴王濞自此20多年托病不朝。文帝为了笼络吴王濞,赐以几杖,允许不朝。吴王濞
骄横不法,以珠玉金帛贿赂诸王和宗室大臣,企图在政治上取得他们的助力。
景帝三年(前154年),吴王濞起兵广陵(今江苏扬州),有众20余万,还兼领楚
国兵。他置粮仓于淮南的东阳,并派遣间谍和游军深入殽渑地区活动。吴楚军渡过淮水,
向西进攻,是叛乱的主力。胶西等国叛军共攻齐王将闾据守的临淄,赵国则约匈奴联兵
犯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36将军往击吴楚,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
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齐、赵兵。曾经做过吴国丞相的爰盎,建议在变起仓猝的情况下
接受了这一建议,处死晁错。暂居于优势的吴王濞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东帝”的地位,
拒不受诏,战事继续进行。
在吴楚军西向攻取洛阳的道路中,景帝弟刘武的封国横亘其间。吴楚军破梁军于梁
国南面的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当时周亚夫率汉军屯于梁国以北的昌邑(今山东巨
野东南),他不救梁国之急,而以轻兵南下,夺取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洪泽境),
截断吴楚军的粮道,使其陷入困境。吴军多是步兵,利于险阻;汉军多是车骑,利于平
地。战事在淮北平地进行,吴军居于不利地位。梁国又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吴
军无法越过。吴军北至下邑(今安徽砀山境)
周亚夫军营求战。结果吴军一败涂地,士卒多饥死叛散。周亚夫派精兵追击,吴王
濞率败卒数千遁走,退保长沙以南的丹徒(今江苏镇江)。汉遣人策动吴军中的东越人
反吴,东越人杀吴王濞。楚王戊也军败自杀。吴楚叛乱起于正月,三月即告结束。
在齐地,胶西等国兵围临淄,三月不下。汉将栾布率军进逼,胶西、胶东、淄川、
济南诸王或自杀,或伏诛。齐王将闾为汉城守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后来还参与
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被迫自
杀。在赵地,赵王遂撤兵坚守邯郸,郦寄攻之不下。匈奴人知道吴楚兵败,也不肯入汉
边助赵。栾布平定齐地诸国后,还军与郦寄共同引水灌邯郸城,邯郸城破,赵王遂自杀。
七国之乱的平定,巩固了削藩政策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汉高祖分封子弟为
大国所引起的矛盾,并为汉武帝以“推恩策”,从分封制度上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
造了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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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汉武帝抗击匈奴
维护国家的统一,是“当世之务,后世之利”之举
汉武帝抗击匈奴是发生在西汉年间的一件影响重大的事件。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成功地抗击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
扰,进一步巩固了汉初新兴的封建政权。
匈奴是中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汉朝初年,已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国势强盛。
东面打败了东胡,西面赶走了居住在今甘肃境内的大月氏,北面臣服了丁零族,而在南
面,则经常侵犯汉朝边境,有时竟深入到离汉朝都城仅350公里的地方,严重地威胁着
汉朝封建政权。
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0年曾亲率32万大军打匈奴,却被匈奴40万军队围困在白登
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南)7天7夜。此后,刘邦为了全力对付内部封建割据势力,对匈奴
暂时采取了“和亲”政策。把宗室女子嫁给匈奴首领,每年送去一定数量的黄金、绢、
絮,米、酒,允许人民往来买卖。以后几代皇帝,虽然一度注意改革边防制度,实行屯
田垦荒,但都没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公元前141年,16岁的汉武帝即位。这时汉朝已建立60多年,封建政权巩固,经济
上也有了实力。因而,他有条件和匈奴进行斗争,从根本上解除内地的威胁。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召集群臣商议对匈奴的政策。主战派大行(官名,主管对外
联络)王恢说道:“听说战国时的代国,是个小国,还能抗击匈奴。现在陛下神威,国
家一统,匈奴却侵盗不止,就是因为不怕我们。我认为对匈奴应该抗击。”御史大夫韩
安国连连反对。他说:“高帝当年打匈奴即遭到围困,7天没吃东西,只好‘和亲’,
至今已五世平安了。
还是不打为好。”王恢严厉驳斥了韩安国的论调,建议采取诱敌深入,以“伏兵袭
击”的作战方法。汉武帝支持王恢的抗战主张。匈汉战争至此开始。
从公元前133年至119年,汉武帝派兵和匈奴进行了多次作战。其中决定性的战役有
三次: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
公元前127年,匈奴贵族以两万骑入侵上谷(今河北怀来县)、渔阳。汉武帝派青
年将领卫青率3万骑出云中(今内蒙托克托县),西至陇西(今甘肃东部),收复河套
地区,扫除匈奴进犯的军事据点。卫青采取迂回进攻的方法,从后路包抄,一举赶走匈
奴的楼烦王和白羊王,解除了长安的威胁。
于是,汉武帝在那里设朔方郡、五原郡,移民10万屯垦,又重新修了秦代的旧长城,
派兵驻守。卫青升为长平侯。公元前124年,卫青率骑兵赶走了匈奴的右贤王,生擒匈
奴王子10余人,凯旋而归。汉武帝破格提升卫青为大将军,成为全军的统帅。
第二年,在和匈奴的战斗中又涌现出一位18岁的将领霍去病。他是卫青的外甥。一
次,他一马当先,率领800骑兵突进匈奴营地几百里,取得大胜。汉武帝据此封他为冠
军侯,给他造了一座阔气的房子,让他去看。霍去病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表
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
河西战役是从公元前121年3月开始的。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从陇西出发,在皋兰
山脚下和匈奴骑兵交战,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内)追击500多公里。夏天,霍
去病率几万骑兵,行军1000多公里,一直打到祁连山麓,给匈奴贵族以沉重的打击。汉
武帝在河西地区先后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移民10万定居农垦。河西走廊
的收复,解除了汉王朝的西部威胁,打通了汉和西域交往的道路。
公元前119年的漠北战役规模最大。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10万骑兵,几十万步
兵,分别从定襄郡(今内蒙呼和浩特东南)和代郡(今河北蔚县)出发,共击匈奴单于
(匈奴首领)于漠北。卫青北进千余里渡过大沙漠(戈壁沙漠),直抵阗颜山(今杭爱
山脉),歼敌1.9万余人。霍去病深入1000多公里,追击匈奴左贤王兵到狼居胥山(今
肯特山),俘敌7.4万余人。在这次战役中,汉武帝还组织了14万匹战马随行,以备换
用,派了10万辎重兵转运粮草,保证了主力军的物资供应。
漠北之战给匈奴以致命打击,出现了“匈奴远遁,漠北无王庭”的局面。从此,匈
奴北徙漠北。汉北自朔方,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以60万吏卒屯田,加强防守。
汉武帝取得抗击匈奴的战争的胜利,使国家更加统一,长城内外“马牛放纵,畜积
布野”,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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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难以估量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
秦汉之际,遭秦始王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家逐渐抬头,陈胜、吴广起义后,有些
儒生参加了反秦斗争,如孔子后裔孔甲一度为陈胜的博士。西汉初年,著名儒生叔孙通
被任为太常,协助汉高帝制订礼仪。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
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汉初,由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统治阶级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稳定
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
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当时,五经博士仅为具官待问,在政治上并
未得到重用。然而儒、道两家在政治、思想上的斗争相当激烈。
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武帝依靠文、景两代积累的财富,
大事兴作。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力量的强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
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因此,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
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
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
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
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
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
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
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
也因此被免职。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
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
“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
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
其道,勿使并地。”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
与此同时,元朔五年(前124年),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擢居相位。同年,武帝又批
准为博士官置弟子员50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吏有通一艺者则选拔担任重
要职务。此后,公卿、大夫、士吏都为文学之士,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
件。治狱官吏张汤、杜周,迎合汉武帝的需要,也主张以《春秋》决狱,用儒术附会粉
饰法律。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
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
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
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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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丝绸之路”的开辟
其“起点在2000年前的汉代,终点却在无限遥远的将来”
丝绸之路指汉代从中国到西方的交通大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
故称丝绸之路。在古代世界上,只有中国是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近年各地
考古资料已充分证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锦绣的生产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
平。那时中国丝绸已经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辗转贩到中亚、印度。汉初,河西走廊曾
先后为乌孙、月氏、匈奴所占,西域绿洲诸小国亦为匈奴所控制,汉与西方的道路难以
直达。元光二年(前133年)以后,汉武帝连年派大军进攻匈奴,巩固西北诸郡边塞,
又陆续设立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隔绝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得以沟通西域。
又从敦煌到盐泽(今罗布泊)筑造了很多烽燧亭障,以防匈奴南侵。公元前77年汉兵攻
克当道的楼兰国,更其国名曰鄯善,将其国都迁至以南扦泥城。公元前60年汉置西域都
护,屯田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以保西域通道。早自张骞西使乌孙结盟后,汉使
者、商人便接踵西行,至此丝绸之路益加畅通,大量丝帛锦绣沿此路不断西运,同时西
域各国的“珍奇异物”也输入了中国。此后,王莽当政时和后汉期间,西域虽然几度因
政局波动暂与汉廷短时中断关系,但商业往来并未受很大影响。通过这条丝绸之路,汉
与欧、亚、非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达300年,影响十分深远。
这条道路虽然主要是商路,但中国和亚欧各国的政治往来、文化交流也都依赖这条
通道。通过它,中亚和南亚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
药等科技知识,佛教、袄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先后传来中国,并在中国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中国的纺织、造纸以及一些工艺技术(如制作金银器、绘画等)也传到西方。
唐代以后,海运逐渐发达,西北地区民族政权兴衰变化急剧,这条陆上通道的重要
性与安全保障逐渐降低而趋于衰落。在元代,由于驿路畅通,又曾繁荣一时。
一般认为“丝绸之路”东起长安,西至地中海以达欧洲。
它由东向西可分为3段。
东段自长安至玉门关或阳关。其中在黄河以东的道路,与现在的几条公路干线和铁
路线大体相当,线路较多,可称陇西道。在黄河以西则是循今武威、张掖、酒泉以至敦
煌的“河西走廊”线,只有一条干道,可称河西道。在这条主要道路的南面和西面还有
一条线路,即自今成都西北通过今松潘,循积石山北麓到青海,沿柴达木北缘,越阿尔
金山进入新疆。
这条线路是南北朝时南方通往西域的道路,它当时穿过黄河,经吐谷浑境内,所以
称为“吐谷浑道”或“河南道”。
中段是从玉门或阳关到达葱岭(今帕米尔)。由于有广阔干旱的沙碛和高峻寒冷的
雪山阻碍,它是线路上的咽喉地段。
在汉代分为南北两道:南道指昆仑山北麓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沿之间的东西通道。
其间主要交通点有今若羌、且末、和阗、莎车。从塔克什库尔干越过帕米尔,可南下至
印度,或西行至西亚各国。北道指天山南麓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沿之间的通道。经过
的主要交通点有楼兰和今焉耆、库车、阿克苏。由此或西南经喀什西越阿赖山脉进入中
亚;或西北越过天山进入中亚。东汉明帝以后,北匈奴被迫西迁,汉朝开辟了另一条道
路,称为新北道,即由敦煌转北经伊吾(今新疆哈密西)西至柳中、高昌壁,至焉耆与
原北道合。在隋唐时期,又开辟了从瓜州以北的玉门关经伊州、北庭、轮台(今新疆乌
鲁木齐北)、越伊犁河至碎叶进入中亚的道路。
西段指葱岭以西。也有几条主要通道:一条从帕米尔经瓦罕山谷进入今阿富汗境,
向南越过兴都库什山,东南至巴基斯坦和印度;一条越帕米尔,经费尔干纳盆地,西行
至河中地区,转入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至地中海沿岸,进入欧洲或非洲;一条由中亚
西北行,经咸海、里海、黑海以北草原,进入欧洲其他地区。
近年来一些国外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扩大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上述道
路只是通过沙漠绿洲的道路,因而称之为:“绿洲道”。又将通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地
区的道路称为“草原道”。中国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或称“南
海道”)。这些提法虽对研究东西交通及其贸易有意义,但已非指一般所谓的“丝路”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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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盐铁之议
这是汉昭帝给当时社会注入的一剂强心针
盐铁之议是汉昭帝时,中央政府召开的一次由盐铁官营问题所引起的有关国家政策
的辩论。
汉武帝在元狩年间起用桑弘羊等人,制定和推行一系列的新经济政策,如统一币制,
盐铁和酒类官营,实行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这虽然充裕了封建国家的财政,为汉武
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伴随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兼并的现象日益尖锐,
广大农民的负担愈来愈重。盐铁官营等政策的弊端,如铁器苦恶,价格不平,主管官吏
废公法、谋私利,强征农民冶铁煮盐等等,也直接贻害农民,加剧了农民与封建国家之
间的矛盾,致使农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频繁。
而且依靠盐铁官营等政策所聚敛的财货,无法维持战争的长期消耗。因此,至武帝
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另一方面,经过汉王朝的连年出击,匈奴力量
大为削弱,边患有所缓和。这些客观情况,促使武帝晚年的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征和四
年(前89年)武帝在诏令中指出,此后务在禁绝苛暴,不得擅兴赋役,应致力农耕。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
汉武帝在政策上的转变,对于稳定汉王朝的统治是必要的,但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并
不一致。武帝死后,继位的昭帝年幼,大权掌握在霍光手里。为了保证“与民休息”政
策的实行,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
所举贤良、文学,询问民间疾苦所在。
贤良、文学与桑弘羊意见不一,他们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辩论。这就是有名
的盐铁之议。
在盐铁会议上,双方辩论的主要内容有:(1)民间疾苦的原因。贤良、文学认为
民间疾苦的根源在于国家经营盐铁等经济事业,提出废除盐铁,设酒榷,均输官。桑弘
羊反对这一主张,认为兴盐铁,酒榷,置均输,扩大了财源,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
经费来源。而且,这些政策便于堵塞豪强大家的兼并之路,有益于农民。因此,他坚持
推行盐铁官营等事业。(2)对匈奴的政策。贤良、文学主张偃兵休士,厚币和亲,企
图依靠德政的感化维持和亲局面。桑弘羊则认为匈奴反复无信,不能采用德政感化,只
有通过战争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扰,保证汉王朝的安全。他强调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当
世之务,后世之利”。(3)关于施政方针和治国的理论思想。贤良、文学信奉儒家的
仁义学说,主张德治,认为行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他们一再引证历史教训,批判严
刑峻法,指为亡国之道,把严刑峻法看作是秦王朝灭亡的原因。
桑弘羊以法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反对德治,主张法治,认为令是教育百姓的,法
是督察奸邪的,有了严刑峻法,百姓就小心谨慎,奸邪自然止息。他所坚持的经济政策
和治国方法都与法家思想相联系。此外。这次会议上的辩论还涉及农业的基本政策,对
社会现状的估计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以及如何看待古与今的关系问题。西汉桓宽编
撰的《盐铁论》详细记载了盐铁之议的情况。
贤良、文学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比较体察社会实况。他们在霍光
的支持下与桑弘羊展开的辩论,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对汉武帝晚年以后经济和政治形势
的不同认识。以及由此而提出的不同的治国政策。经过这次辩论,尽管没有废止盐铁官
营和平准均输法,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挫折,贤良、文学活跃一时。根据贤良、
文学的意见停止了酒类专卖。“与民休息”的政策进一步得到肯定,对昭帝、宣帝时期
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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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王莽改制
因改革而断送自己命运的王朝,在历史上极为鲜见
王莽改制是新朝皇帝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
措施。
西汉自宣帝以后,元、成、哀、平四个皇帝都极端荒淫腐朽。朝廷大权落到外戚手
里。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几个兄弟,王凤、王商,王音、王根4人以及侄王莽,先后担
任大司马的职务。大司马在当时是掌握政务军事重权的高官。其他一些重要官职和刺史
郡守,也都出于王氏门下。王氏集团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势力。
汉哀帝死后,汉平帝继位。他是一个9岁的小孩,完全受大司马王莽的摆布。王莽
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拉拢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结交官僚贵族。当他认为准备妥当之
后,就毒死平帝,立孺子婴为皇帝,由他辅政,称“摄皇帝”。这样,他还不满足,公
元8年,干脆踢开孺子婴,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把国号改为“新”,篡夺了汉朝的政
权。次年改元为“始建国”。
王莽当政后,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持“新”朝的统治,
打出《周礼》的旗号,宣布实行改制。公元9年,王莽宣布全国土地改称“王田”,不
许买卖。仿照古代井田制,规定一家男口不满8口而田过一半(900亩),多余的土地分
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的人,一夫一妇可以受田百亩。同时,他还把私家奴婢改称
“私属”,也不许买卖。王莽要推行的所谓“井田圣法”,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土地问题,
相反又把农民禁锢在“王田”里当牛做马;不仅没有解放奴婢,而且把占有奴婢作为制
度固定下来。实质上是复古倒退的改革。
王莽实行了多次币制改革,使用了金、银、龟、贝、钱、布五物六类,28种货币,
称为“宝货”。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将早已失去货币性能的原始货币,如龟壳、贝壳等
拿来使用,造成了严重的金融混乱,货币贬值,而每改革一次,就是王莽集团对人民的
一次大搜刮。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到他们的腰包。
王莽还实行了“五均六管”,即在全国几大城市里设“五均司市”负责管理市场,
平衡物价,收税和贷款;实行盐、酒、铁器官卖;钱由政府统一铸造;收山林、池沼和
农商、手工业税,表面好似有益于民,实际是王莽集团的又一次变相搜刮。王莽所用
“五均六管”官,都是些大富商。如薛子仲、张长叔等人,都有家资数千数万。这些人
有了特权,便乘机收贱卖贵,投机倒把,大发横财,币制改革已给商业带来严重的创伤,
百姓更是一贫如洗。贫苦农民无处谋生,就连上山打猎、放牧,以及捕鸟、捕鱼、养家
畜、养蚕、纺织,甚至缝补、算卦都要上税。
除此之外,王莽还多次改动官名和县名。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少府
为共工,改郡太守为大尹,县令长为宰。先据《尧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后又据《禹贡》
改为九州。有的郡甚至五易其名,最后又恢复旧称,他颁行五等爵,滥加封赏,却把受
封的人留在长安食禄,有的人因为俸禄无着不得不佣作为生,更多的官吏则竞为奸利,
受贿赂以自给。这些改革不仅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反而使社会矛盾加剧。贫苦农民一旦
触犯了“新法”,就要被罚为官奴婢。因犯禁被捕,押解长安去服劳役的人一次竟达10
万之多。在王莽当政期间,还挑起了对东北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大量征发徭役和物
资,使人民更陷入悲惨境地。王莽却用搜刮来的民财肆意挥霍,大兴土木,修建庙宇。
他还托言古时皇帝纳120女致神仙,将民间女子大批选入宫中,供其淫乐。
王莽的改制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
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大起义,新朝遂告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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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赤眉绿林起义
推翻新莽政权,是赤眉绿林起义对历史的巨大贡献
赤眉绿林起义是爆发于西汉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有的成为地主豪强的佃农,更
多的则完全被排挤出生产领域,成为辗转沟壑的流民,甚至沦为奴婢。
由于封建统治动荡不安,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认为汉祚已尽,王莽借机篡权。王莽
为缓和社会危机,实行托古改制。
由于托古改制措施损害了贵族、官僚、地主的利益,激起了社会经济的大混乱。加
之王莽法禁烦苛,滥用刑罚,又对边境少数民族无理用兵,结果民怨沸腾,社会危机进
一步加深。
农民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最后酝酿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公元18年,山东琅邪(今山东诸城)人樊崇,在莒县(今山东莒县东北)集合饥民
百余人起义,占据泰山,附近农民纷纷响应。不久樊崇的同乡逄安、东海人徐宣、谢禄
等都率领群众参加,起义队伍猛增至数万人。他们以泰山为中心,转战山东,到处捕杀
官军,没收地主财物,严惩恶霸地主。
樊崇领导的起义队伍,都是纯朴农民。他们没有文书,没有号令,也没有旗帜和标
识,领袖和普通老百姓平等相处。其中职位最高的人被称作“三老”,其次是“从事”,
再次是“卒史”。这些都是原来对乡闾小吏的称呼。他们互相之间以“巨人”相称,表
示地位平等。他们约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作为起义队伍的纪律。
这支起义军屡败王莽的地方军。王莽派太师王匡,率大军前往镇压,被打得落花流
水。为了和王莽军队区别开来,他们把眉毛涂上红色,因此被称为“赤眉军”。赤眉军
纪律良好,当时流传的歌谣说:“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起义武装
和王莽官军的爱憎。此后赤盾军活动于今山东、江苏、安徽、河南诸省交界的广大地区,
声势越来越大。
在赤盾军起义的同时,全国农民起义军还有铜马、大肜、五校、高湖、檀乡、五楼、
富平、获索等二十余支。其中力量最强的一支,是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与王莽
太师同名)、王凤领导的队伍。他们以绿林山为基地,因此被称作“绿林军”。
公元22年,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一带发生了传染病。
绿林军决定分散转移,由王匡、王凤领一支人马,向北攻占南阳(今河南南阳),
号称“新市兵”;由王常,成丹领一支人马,向西攻占南郡(今湖北江陵),号称“下
江兵”。不久,平林(今湖北随县北)人陈牧也聚集一支队伍响应,号称“平林兵”。
正当绿林军不断发展扩大的时候,一些地主阶级分子也乘机混入。如汉朝皇族、破
落地主刘玄参加“平林兵”;南阳大地主刘秀率家兵响应,号“春陵兵”。绿林军组织
成分复杂了,领导权逐渐被地主阶级分子所篡夺。
公元23年五月,绿林军已发展到10万人。他们推选刘玄为皇帝,建元更始,王匡为
定国上公,设置三公九卿,建立了革命政权。接着,王凤指挥八、九千农民军,英勇杀
敌,里外夹攻,打败了王莽围攻昆阳(今河南叶县)的42万大军。
昆阳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9月,绿林军攻入长安。长安城内百
姓乘机暴动,打进皇宫,处死王莽。有人把他的舌头割下,因为他说尽了骗人的谎话。
“新”朝的罪恶统治结束了。
刘玄政权建立不久迁都洛阳。第二年又迁至长安。在刘玄迁都洛阳时,赤眉军领袖
樊崇亲率起义军首领20多人去洛阳,表示对更始政权的信赖和支持。就在这时,刘玄这
个没落贵族的地主阶级本性也开始暴露出来。他日夜在后宫饮宴,先后将农民将领申屠
建、陈牧、成丹等人用计骗进宫中杀害。
樊崇为了团聚部众,离开洛阳。刘玄又派军队攻打王匡、张卬等及绿林军一些农民
出身的领导人。农民军和刘玄集团矛盾尖锐起来。
与此同时,混入绿林军的另一地主阶级分子刘秀,到河北发展自己的势力,于公元
25年六月建立了东汉政权。
赤眉军在樊崇等率领下,分兵两路向西进发,所过之处,给封建统治势力再一次扫
荡和打击。公元25年正月,进军弘农(今河南灵宝南)。这时,义军已扩大到30万人,
樊崇把起义队伍进行了整顿,分万人为1营,共30营。这年六月,赤眉军进至华阴(今
陕西华阴东南)。这时由更始政权中逃出来的一个地主阶级分子,向樊崇劝说立宗室。
农民军由于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樊崇从队伍中找出来姓刘的70多人,最后以抽签的办
法,选出15岁的牧牛娃刘盆子为皇帝,年号“建世”,国号“汉”。皇帝有了,下一步
当然要设立文武百官。
按地位和作用,樊崇是赤眉军领袖,威信最高,因此丞相一职应由樊崇担任。但樊
崇不识字,不能看、批公文,只好由初识几个字,能读懂《易经》的徐宣作了丞相,樊
崇作御史大夫,逄安、谢绿分别做了左右大司马。
在郑县(今陕西华县北),革命政权就这样组成了。9月,赤盾军开进长安,更始
帝刘玄投降,被农民军处死。
赤眉军进长安后,经过整顿,纪律严明,各营闭门自守,长安附近治安良好。以前
因避王莽之祸或躲更始政权骚扰的长安市民纷纷回来,“市里且满”。但赤眉军不知道
怎样管理夺到手的政权。长安的地主阶级看到赤眉军政权不同于更始政权,不代表他们
的利益,都把粮食隐藏起来。赤眉军在长安1年多,粮食断绝,不得已撤离长安,向西
北就食。当时车甲兵马“众号百万”,所过无敌。他们走到陇县西北的番须山谷中,正
遇上天寒大雪,战士衣薄,很多人冻饿死去,只得退回长安,准备东归。这时赤眉军人
人想家,军心涣散,出长安时只有20万人,一路上又散去不少。公元27年初,赤眉军在
崤底、宜阳一带,被刘秀用重兵包围,被迫投降刘秀。
同年夏,樊崇,逄安再次起义,旋即被镇压。
赤眉绿林起义推翻了新莽政权,给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使得西汉后期严重的社
会危机得到暂时的缓和。但是,在新的封建统治者所布下的陷阱里,这一轰轰烈烈的农
民大起义终于失败了。刘秀窃取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经过10年时间,先后削平地主割
据势力,重建了统一的东汉封建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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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白虎观会议
儒学经典与谶纬迷信的钦定结合
白虎观会议是汉章帝时(79年)召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和诸生在白虎观讨论
儒经的异同的一次会议,会后,章帝命班固把讨论结果编成《白虎通义》作为官方典籍
公布,影响深远。
自西汉初年叔孙通制礼作乐以来,儒家思想渐渐开始得到重视,汉武帝时期,采纳
经学大师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经义为汉治法,攻读儒经成了经师们荣显
的专门行道。但汉武帝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当时有名的儒家学派,皆为其在大学设
一讲座,谓之学官。充学官者,并不只是《诗》、《书》、《易》、《礼》、《春秋》
五经。然而,自此以后,儒家学说经政府的倡导,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越传越多,越传
越繁琐。《汉书·儒林传赞》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
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藩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
人,盖利禄之路然也。”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鉴于当时诸经分派分支太多,对
经义的解释也各有差异的状况,宣帝乃“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
临制决”史称石渠阁(未央殿北藏秘书的地方)奏议,这成了封建政权第一套完整的法
典。西汉末年,哀、平之际,儒家哲学内部发生经今,古文派之争,刘歆于皇家图书馆
秘室中发现的古字体《春秋左氏传》、《毛诗》、《易礼》等在王莽时代被立为学官。
自此以后,经今、古文二派斗争激烈,你消我长。
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进一步把儒家经义与谶纬图书等迷
信东西结合起来,完成了东汉国教的形式,所谓谶是当作神灵启示人们的一种预言。谶
与纬连称,是一种长期的发展结果。谶纬即总集过去所有的具有一定性质的预言,而用
以解释一般性质的儒家经典,使那些预言与儒家经典相交织,使圣人的教条与神灵的启
示合二为一。这样,圣经变成了天书,孔子就变成了神人。到了汉章帝建初四年(79
年),把西汉宣帝、东汉光武的法典和国教更加系统化,这就是所谓的“白虎观会议”。
章帝建初四年诏引光武中元元年诏书云:五经章句繁多,议欲省减。至永平元年,
长水校尉倏樊奏以,先帝大业当以施行。于是,章帝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
诸儒集会白虎观,讲义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章帝亲临
现场,裁定对错,决定取舍。这样一连数月,问题才得以解决,这就是白虎观奏议。钦
定的奏议,赋予了光武以来儒家经典与谶纬迷信相结合的神学性与国教化性质。
作为这次历史性会议结果的集中体现者,是《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
《白虎通》等。《旧唐书·经籍志》说它是汉章帝撰,《新唐书·艺文志》说它是班固
撰。实则是班固作为史臣对当时的白虎奏议加以系统整理的结果。
《白虎通义》实际就是这次会议的记录。全书共分4卷,书中除征引六经传记外,
杂以谶纬,将今文经学与谶纬糅合一起,体现出东汉统治思想的特点。
从《白虎通义》所引的经传来看,它是尽其杂糅混合之能事,将《易》、《诗》、
《书》、《春秋》(包括各家的《序传》)、《礼》、《乐》、《论语》、《孝经》以
及各种逸文,和图书谶纬混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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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东汉外戚宦官专政
在腐朽的政风中走向灭亡
外戚宦官专政,是东汉后期特殊政治事件,对当时的朝野震动颇大。大凡每个封建
王朝后期,政治腐败,经济崩坏,皇帝昏庸无能,这就为外戚、宦官操纵朝政提供了绝
好的条件,东汉末年的外戚宦官专政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典型说明。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建立政权后,为防大权旁落,对外戚的防范极严。所以,刘汉政
权机制运转还属正常。章帝死后,其子继位为和帝时,年仅11岁,难以视政,只好由其
母亲窦太后临朝听政。母后听政,必然要倚重其娘家亲属以为辅助,其兄弟窦宪等掌握
实权,由此开始了外戚专政的局面。但是渐渐年长的和帝开始对其舅父窦宪等不满起来,
于是,宦官郑众等趁机为和帝谋划,将窦宪党羽一举收捕,夺回政权,郑众等宦官因此
得以封侯升官,宦官开始得势,这也是宦官与外戚的第一次交锋。此后,东汉政权就在
外戚与宦官的争夺打斗中摇来晃去,皇帝就似任人摆弄的布娃娃,完全成了傀儡。
和帝死,出生仅百多天的殇帝立,不到数月死。于是,邓太后与其兄弟邓骘迎立年
仅13岁的和帝之侄为安帝,邓太后掌握大权,引用外戚,但她汲取窦太后的覆灭的教训,
尽量恭谨守法,礼待宦官郑众、蔡伦等人,尚保平安无事,邓太后死,安帝亲政,邓氏
一门立遭贬黜,邓骘等兄弟子侄7人被迫自杀。邓氏被灭,宦官并未得势,安帝又引其
母家耿氏,妻家阎氏等外戚掌权,但更加骄横无度,政治也愈加腐败。安帝死,阎氏掌
大权,迎立年幼的北乡侯为少帝,不久少帝病死。对外戚独揽朝政,宦官早心怀不满,
意图夺权,这时见时机一到,宦官孙程等19人共谋,发动宫廷政变,杀掉阎显及其同党,
拥立济阴王为顺帝,宦官声望陡然升高,他们既被封侯,又被破例恩准可以收养子以传
袭爵位。
顺帝时,以皇后父梁商为大将军执政。梁商死,顺帝又任命梁商子梁冀为大将军执
政,东汉的外戚政治进入最黑暗、最腐败时期。梁冀不学无术,无才无德,向来横行不
法。顺帝死,年仅2岁的冲帝立,梁太后听政,其兄梁冀掌握大权。
一年后冲帝死,立仅8岁的质帝。质帝幼而聪明,即指斥梁冀为“跋扈将军”。梁
冀听了既恨又怕,觉得这小皇帝不好胡弄,于是支使人暗中毒死质帝。又立15岁的蠡武
侯为桓帝。
桓帝即位后,娶梁冀之妹为皇后,梁氏更加飞扬跋扈,权震朝野。
梁冀身为大将军执政,又有皇太后、皇后两个妹妹镇守宫中,许多宦官也是他安插
的亲信,皇帝已处于他监控之下,甚至生命安全也为其掌握。桓帝为了讨好外戚,既增
加梁冀封邑,又增加梁冀所领大将军府的官属,倍于三公;又封梁冀的兄弟和儿子皆为
万户侯。梁冀的封户前后共3万户。梁冀掌政,其妻孙寿也大获封赏,被封为襄城君子,
兼食阳翟租税。又加赐赤绂,和长公主相同待遇。梁冀嚣张的气焰使人望而生畏,不但
不敢得罪,而且还必须顺从拍随,凡朝廷百官升迁,都要先到梁家求见谢恩,然后才敢
去政府部门报到任职,太尉李固、杜乔等耿直之士不肯依附他,都被他诬陷处死。文武
百官,顺之者生,逆之者死。他还不惜用诬蔑、下毒、强取豪夺等手段,威吓众人。桓
帝曾大会公卿,共议如何特殊礼遇梁冀之事。有司奏请准许梁冀入朝不趋,带剑上殿,
谒赞时不称名,其礼仪比于西汉开国功臣萧何。以定陶、阳成余户、增其封地为4县,
其势比东汉开国功臣邓禹。
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于西汉中兴功臣霍光。群臣朝会时,
为其独辟席位,凌驾于三公之上。对于这样优厚的待遇,梁冀心里还不高兴,觉得有司
所奏礼薄。
从此,专擅威柄,凶恣日积,政事无论大小,莫不由他谘决之。
梁冀在政治上无法无天,生活上更是骄奢淫佚。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梁氏为了炫
耀其灼天气焰,大肆修建豪华宅地、园林,皇宫般富丽堂皇,他在首都附近辟猎场,逶
迤千里。设兔苑养兔,绵延数十里,征发吏民费数年工时才得以完成。曾令各地上交活
兔,不得有任何损伤,违者死罪。曾有一西域商人不知禁令,误杀一兔,结果因此处死
者竟达10多人。他还将数千良民掠为奴婢,又称之为“自卖人”,视东汉禁令为废纸。
各地贡献给皇帝的珍品,上等者皆选送梁府,剩下者才交皇宫。据统计,梁氏一门前后
有7人封侯,女子7人被封君(相当于侯),2人为大将军,3人为皇后,6人为贵人。娶
公主为妻者3人,文武大臣57人,掌权20余年,拥立三位皇帝,是东汉外戚中无有比拟
的权臣。
外戚灼天气焰引起宦官不满,斗争时明时暗。桓帝为外戚所制,也想摆脱梁冀控制,
多得些自由,所以当梁太后、梁皇后死后,即与宦官唐衡、单超等人策划铲除梁冀。延
熹二年(159年),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5人发动政变,将梁氏一门无
分老少长幼,尽皆斩尽杀绝,梁冀慌恐自杀,其他公卿将校处死的数十人,免官300多
人,朝廷的高官几乎被罢黜一空。被没收的梁冀家财,拍卖后得钱30多亿,朝廷因此而
减当年天下租税之半。
梁氏外戚是被铲灭了,但是,政权实际上并未回到桓帝的手中,而是为宦官们所掌
握,单超、徐璜等5人因诛外戚有功,同日封侯,世称之为五侯。又小黄门刘普、赵忠
等8人也被封为乡侯。宦官执政,情况比外戚执政并好不了多少,甚至更加腐败混乱。
他们把宗族亲戚派到地方上担任刺史、太守,贪赃枉法,榨取民财,形同盗贼。单超弟
单安为河东太守、弟子匡为济阴太守,徐璜弟徐盛为河内太守,左悺弟左敏为陈留太守,
具瑗兄具恭为沛相,都是为害当地的贪官。徐璜兄子徐宣为下邳令,因求汝南太守女不
得,竟然发吏将其女捕到衙署,用箭射死,埋尸县衙。宦官侯览的哥哥为盖州刺史,将
辖区内富足人家以诬陷手段抓来杀掉,没收其财产装入腰包,前后累计达亿万数。侯览
自己霸占他人住宅多达381所,良田万亩,还新建府第16座,并仿皇宫模样,宾客仆从
在地方为非作歹,侵扰百姓,劫掠旅客,地方官稍加干涉,即被罢官,是非完全颠倒。
宦官单超早死,皇帝除追封为车骑将军外,又赐东园秘器,棺中玉具,赠侯将军印绶,
并赐国葬。后又派五营骑士、将军、侍御史护葬。由其死可想见其生。此后,四侯骄横,
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
宦官的贪污无耻和强取豪夺,使老百姓受尽其苦,无法忍受,于是纷纷“起而为
盗”,组织反抗。延熹八年(165年)桓帝立贵人窦氏为皇后。桓帝死,无子。窦皇后
与其父窦武迎立12岁的灵帝,窦太后临朝听政,以窦武为大将军执政。窦武与太傅陈蕃
等谋划诛锄宦官,先控制政府中枢和部分近卫军,又掌握首都及附近地方政府机构,准
备将宦官逐步剪除。但宦官曹节、王甫等先发制人,劫持灵帝和窦太后,假传圣旨收捕
窦武等。窦武拒不受诏,聚兵数千准备抵抗,但最后还是被困自杀。事后,窦太后被软
禁于云台,灵帝完全为宦官所控。本来占尽优势的外戚居然被宦官的突然发难搞垮,可
知宦官的势力在当时是多么之大。
曹节、王甫诛杀窦武、陈蕃等人后,自相封赏,加官进爵,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
牧令守长,布满天下。王甫、曹节等死后,宦官赵忠、张让等12人都任职中常侍,封侯
贵宠,世人称之“十常侍”。灵帝甚至宣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待是我母”。宦官
得到了空前的恩宠,他们愈发肆无忌惮,胡作非为,东汉的政治也愈加混乱。
东汉后期的政治,一言以蔽之,可谓是外戚宦官政治。这种政治使皇权旁落到外戚
和宦官之手,而皇帝则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形同摆设,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
为非作歹。惑乱朝纲,为害地方。不管是外戚掌握也好,还是宦官掌权也好,都是为了
满足其自己的贪欲欲望,于政治无补,于社会无益。相反,只会导致政治更加腐败,经
济更加糟乱,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东汉王朝就是在外戚与宦官的打来斗去,皇帝像走马
灯似的换来换去的过程中走向灭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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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东汉党锢之祸
士大夫政治抗争的第二次大惨剧
东汉党锢之祸,是东汉桓、灵时的两次打击士人和太学生的事件,影响深远。东汉
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虚设。他们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敢
豪夺;同时又把持官吏选拔大权,滥用亲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
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的仕途。当时民间流传着嘲讽官吏选拔制度的打油诗:“举秀才,
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可知在外戚宦官把持
下选拔出来的官吏都是何等昏庸的人物。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荡,国家命运和个人前
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的批评,贬抑篡权窃国的
外戚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这种清议
发展到后来,便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外戚宦官主持朝政,有气节的士大夫必然退归田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规律,
早在顺帝时,士大夫就曾毁裂冠带,避祸深山。到桓帝时,政治更加黑暗,更多的知识
分子逃入乡下或山林,或躬自耕稼,自食其力;或隐居讲学,苦身修节。表面看起来是
与世无争,而透过其表象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外戚宦官当朝的强烈不满。所以,当
朝廷安车玄纁,到深山谷中征请他们入朝为官,替宦官政治歌功颂德时,他们宁死也不
肯与宦官为伍,不但不应征,而且进而指斥时政。《后汉书·党锢列传》称桓帝、灵帝
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
名声,互相题拂,品敷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
与避居深山或山野的耆年渊德者相对应的,是居于太学年青气盛的青年学生。东汉
桓帝年间,太学生已达3万多人,他们有感于自己家世的零落和政治前途的暗淡。也对
宦官当政感到怨恨。于是,以郭泰、贾彪等为首的一批学生领袖一方面在太学中进行反
宦官政治的组织和宣传;另一方面,又吸收社会上有识有才能者入太学,以扩充自己阵
容。因此,太学也成为当时又一政治活动中心,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第一次出现在政治
斗争的前线上。桓帝永兴元年(153年)朱穆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惩除贪官
污吏和权贵。他又以宦官赵忠葬父僭越规制为由,挖坟剖棺查实并逮捕其家属治罪。桓
帝闻讯大怒,反将朱穆判作苦役。因此,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
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廷向桓帝上书请愿,为朱穆喊冤。他们指责“中官近习,窃持
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颠倒是非,滥用职权。朱穆忠心忧国,深谋远虑。是难
得的贤臣。如非要判刑,则我愿代他受刑服苦役。桓帝只好赦免了朱穆。第一次请愿算
是结束了。桓帝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悺向其敲榨货
赂不遂,诬陷其侵没军饷,判其服刑苦役。于是,太学生张凤等300余人又发起第二次
请愿运动,诣宫廷上书为皇甫规鸣冤,皇甫规又因而得以赦免。
处士的横议与太学生的抗愤,给一批中下级正直官吏在精神上和舆论上以极大鼓舞,
他们也刚正执法,制裁宦官及其亲朋。河东太守刘祜的属县令长大半为宦官子弟,百姓
患之。刘祜到任,黜其强权,平理冤狱。苑康为太山太守时,郡内豪姓多不法,苑康奋
威怒,施严令,再无敢犯者。南阳太守成瑨与功曹岑晊诛杀与宦官勾结的商人地主张讯。
山阳太守翟超与督邮张俭籍没宦官侯览老家财产。太原太守刘瓆诛杀贪横放恣的小黄门
赵津。东海相黄浮逮捕射杀太守李暠之女的下邳令徐宣一门老幼,并将徐宣弃市示众。
在野处士,在朝中下级官吏和太学生三股力量平行发展,交相呼应,遂形成了反宦
官斗争的政治高潮。而这场斗争的首领人物就是出身中下的官吏后官至太尉的陈蕃,司
隶校尉李膺等。桓帝初,李膺为司隶校尉,宦官张让的弟弟在其属下任县令,贪残暴虐,
为躲惩治,逃到张让家里藏起来。李膺不畏宦官权势,亲自率吏卒到张让家将其搜捕治
法。张让诉冤桓帝,李膺据理驳斥,桓帝只好判李膺无罪。此后宦官一度收敛,李膺声
望更高。当时人们若受到他的接待,则荣称作“登龙门”。
然而,宦官并没有在那里坐视对手宰割,他们总在伺机反扑。正好发生的张成事件,
成为他们发动第一次党锢事件的借口。史载河内豪强张成善观天文星相,占卜吉凶。他
结交宦官,连桓帝也曾向他请过教。他算准近期将要大赦,乃指使儿子杀人。李膺收捕
其子欲治极刑,却正逢大赦当免。李膺愈怀愤疾,竟不顾大赦令而案杀之。于是怀恨已
久的宦官侯览指使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
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庭,疑乱风俗。”桓帝闻听大怒,即下诏逮捕党人,并向全国公
布罪行,以求天下同声讨。其时为延熹九年(166年)。结果,李膺、范游等200多人被
捕,“有逃遁不获者,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太尉陈蕃力谏桓帝,指出
这种作法“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异?”桓帝听了更生气,竟
找借口连陈蕃也罢免了。李膺等在狱中受审时,故意牵扯部分宦官子弟,使宦官惧怕牵
连。窦皇后的父亲窦武不满宦官专权,同情太学生反宦官运动,太学生乃求助于窦武。
窦武乃上疏切谏桓帝,赦免党人不要治罪,否则,将天下寒心,海内失望。于是,永康
元年(167年)赦免党人200余人。将其全部罢官归家,并书名三府,终身禁锢不得为官。
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党人虽然被罢官归田,禁锢而不得为官,但他们却得到了比当官更为荣宠的社会敬
仰。范滂出狱归乡,家乡人迎接他的车多达数千辆。名将皇甫规乃西部豪杰,也觉得自
己未能列名党人是一种耻辱。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
他们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
次曰八厨。”以窦武、陈蕃等为三君,“君”指受世人共同崇敬。以李膺、王畅等为八
俊,“俊”指人中英雄。以郭泰、范滂等为八顾,“顾”指品德高尚而及于人。以张俭、
刘表等为八及,“及”指能引导人追行受崇者。
以度尚、张邈等为八厨,“厨”指能以财富救助他人。这种相互的激励,使与朝廷
权宦们的对立情绪更为强烈,不但没能使党人屈服,反而更激发了他们的斗志。
桓帝死后,灵帝立,宦官的权势更大,也愈加腐朽荒淫。
侯览、曹节、王甫等人与灵帝乳母及诸女尚书,相互奸姘,秽乱宫廷,操弄国柄。
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乃谋诛杀宦官,不幸事泄,反被诛杀。由此开始,宦官们有恃无
恐,开始对党人大打出手,演出了第二次党锢之祸。建宁二年(169年)宦官侯览指使
人诬告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结党,图危社稷。曹节趁机示意有关治狱部门将上次的党锢
者也牵扯进去。灵帝昏庸,遂准其奏,于是,李膺、范滂等百余人被逮捕死于狱中,张
俭外逃出境才得以幸免。但他外逃途中,曾得到过许多人的冒死掩护,官府沿途追查,
因此成百人受牵累而家破人亡。这时候,仇人间也借机陷害对方,诬指与党人无关者。
宦官又将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指为党人,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
人。事情至此并未结束,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认为党人
者,或耆拥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今乃被禁锢,辱在涂泥,所以灾异屡见,
水旱并至。应该解除禁锢,以慰天命。曹鸾的上书本是好意,哪知皇上龙颜大怒,不但
不听劝谏,反将曹鸾拘死于狱。又下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全
部免官禁锢,波及五属。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事件。这次事件打击面更宽,惩治也更残酷。
自此以后,士人忌口,万马齐喑,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无遗类,社会陷入一片黑暗和混
乱之中。
东汉的党锢之祸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党锢事件。它不同于秦始皇的焚书坑
儒只坑杀儒生,禁锢百家思想而独崇法家,也不同于后来的文字狱。它是擅政宦官假借
皇帝名义而对朝野反对士人及年轻学生的全面打击。但这种倒行逆施,并不能挽救其行
将灭亡的统治,当士人、学生的“文争”被镇压下去以后,接下来的,就是平民百姓们
不堪压迫起而进行的“武斗”了,党锢不久的黄巾大起义,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
使汉灵帝意识到如不解决党锢问题,党人与起义军结合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中平元
年(184年)
宣布大赦党人,流放者准许返回故里。至此,党锢问题才算最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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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黄巾起义
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里程碑
黄巾起义是爆发于东汉后期的一次全国性的农民起义。
因起义军头戴黄巾为标帜,史称黄巾起义。
东汉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豪强地主势力迅速膨胀。
他们“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拥有成千上万的奴婢和徒附。广大农民丧
失土地之后,多数沦为豪强地主的依附农民。他们除了交纳高额地租和服徭役外,人身
也受到地主的支配,如充当家兵等,甚至跟随主人迁徙。农民与地主阶级处于尖锐对立
地位。
由于社会危机日益加重,广大农民纷纷起来反抗。据统计,从公元107年到184年,
农民武装暴动就有近百次。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首歌谣:“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
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农民群众就是以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前仆后继,
坚持着斗争。
在封建统治阶级层层控制下,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
要进行长期的秘密准备工作。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就是由张角利用“太平道”,经过
10多年的努力,才发动起来的。
张角是河北巨鹿(今河北平乡)人。他创立了“太平道”,以行医为掩护,秘密传
道,组织群众,向贫苦的农民宣传“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的平等思想,提出要建立
一个财产公有的“太平”世界。因此,广大贫苦群众拥护他,尊敬地称他为“大贤良
师”。10余年间,徒众达10万。
为了更广泛地发动群众,张角和他的8个弟子,分别活动在青、徐、幽、冀、兖、
豫、荆、扬等八州,吸收了几十万人加入了“太平道”。张角把他们编成36方。大方1
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各方都设“渠帅”为首领,统一在他领导下。176年,司徒杨
赐曾上书灵帝,请求诛杀太平道的渠帅,以免酿成后患,可见太平道已引起统治阶级的
严重注意。
张角在组织工作就绪后,又亲自到京师洛阳观察政局,并不断地派人秘密搜集情报,
寻找最有利的起义时机。最后,他选定了“甲子”年(184年)三月五日,为全国各地
同时发动起义的日期。张角又让部下在群众中广泛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
子,天下大吉”的口号。他还特别派人在京师洛阳的寺庙,以及各州郡官府的门上,用
白土写上“甲子”两个大字,作为起义的信号和打击的目标。
184年二月,张角弟子唐周向东汉政府告密,叛变了农民革命。接着,义军首领马
元义被捕惨遭车裂,洛阳的1000多名道徒也惨遭杀害。张角与宫廷的秘密联系断绝了。
东汉政府随即下令搜捕张角。在这万分紧急的形势下,起义提前爆发了,“旬日之间,
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他
们分别指挥着农民起义军。这支队伍很快发展到几十万人。每个战士头上裹着黄色的头
巾为标志,因此被人们称为“黄巾军”。
黄巾军斗争矛头直指东汉王朝和地主阶级。他们所到之处,焚烧官府,捕杀官吏,
夺回被地主豪强霸占的土地,释放被囚的群众,开仓赈济饥民。在这支起义队伍中,也
有不少劳动妇女参加,她们和男子一样杀上战场,给东汉官军以沉重的打击。农民军的
革命风暴席卷长江南北和黄河两岸。在黄巾起义胜利的鼓舞下,各地少数民族也纷纷起
来,进行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
黄巾起义军在对敌战争中,逐渐形成了三支主力部队:一支是张角亲自领导的队伍,
活跃在河北一带;一支是由张曼成领导的,战斗在南阳地区;另一支则由波才领导的,
像一把尖刀直插东汉王朝的心脏颍川附近。他们互相配合,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东汉王朝
的首都洛阳。这时,汉灵帝慌了手脚,惊呼:“万人一心,其害甚矣!”他急忙召集群
臣商量对策,拼凑了几十万人的队伍,派皇甫嵩、朱儁、董卓率领,向起义军猛扑过来。
各地方的大小官僚和地主,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也联合向农民军施加压力,其中著名的
有袁绍、袁术、公孙瓒、曹操、孙坚、刘备等。
黄巾军面对野蛮凶暴的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搏斗,连续打了许多胜仗。四月,波才
领导的颍川黄巾军,在围攻京师洛阳的战斗中,击败了皇甫嵩和朱儁的4万多东汉主力
军。6月,南阳黄巾军攻击了宛城(今河南南阳市),赶走了新任太守秦颉。张角兄弟
亲自领导的河北黄巾军攻占了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南),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等地。
八月,东汉政府被迫发出最后一张王牌,把皇甫嵩调到河北前线来,两军在广宗相持。
在这紧要关头,张角不幸病死。黄巾军由他的弟弟张宝、张梁率领,继续与敌人作
战。农民军打得皇甫嵩不敢出营应战。后来,由于他们骄傲轻敌,放松了戒备,遭到了
敌人突然袭击。十一月,张梁与3万勇士战死,5万多黄巾军将士舍身投河,壮烈牺牲,
许多随军家属遭到敌人惨杀。与此同时,张宝指挥的10万大军,与皇甫嵩在下曲阳决战,
全部牺牲。
张角被剖棺戮尸。其他几路黄巾主力军也被敌人孤立包围,分别镇压。
黄巾军主力被镇压后,黄巾余部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仍坚持斗争,给封建割据势力
和豪强地主以沉重的打击。黄巾农民大起义以及在它影响下的各族人民起义共持续了20
多年,像这样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准备的起义,在中国古代农民史上是空前的。
它公开宣布要推翻东汉王朝,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比以前的农民起义有显著的进步。
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它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沉重地打击了极端腐朽
的封建地主阶级,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
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腐朽的东汉王朝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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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三国鼎立
三国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中的一段精彩的篇章
从公元220年起,在我国历史上先后建立了魏、蜀、吴三个国家,它们三分东汉州
郡之地,各霸一方,称王称霸,互相对峙,这种政治局面习称为“三国鼎立”。
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是东汉王朝镇压黄巾起义的必然结果,也是东汉末年割据战
争的继续发展和社会大破坏的自然产物。因为东汉政府在镇压农民起义时,给予了各地
军阀和州郡长官以可乘之机,他们纷纷组织武装,修建坞堡,扩大地盘,成为大大小小
的割据势力。公元189年,并州牧董卓乘中央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利之乱,带兵进京(今
河南洛阳),废除少帝刘辩,另立刘协为献帝,自任相国,独揽朝廷大权。这时在京师
为官的袁绍、袁术和曹操等人不愿与董卓为伍,遂逃亡地方,号召州郡共同讨卓。关东
一些州郡的牧守,不满董卓专权,纷纷举兵声讨,并推袁绍为各地联军的盟主。当联军
进至洛阳以东时,董卓自知打不过联军,于是在公元190年,挟持献帝西迁长安。关东
联军就自动解散了。
董卓之乱以后,各地军阀趁机割据称雄,各霸一方,成了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达
数十个之多,其中比较强大的,有冀州(今河北中南部)的袁绍、扬州(今淮河以南)
的袁术、徐州(今湖北、湖南)的刘表、凉州(今甘肃)的马腾和韩遂、幽州(今河北
北部)的公孙瓒、江东(今长江以南东部)的孙坚和孙策、辽东的公孙度以及兖、豫二
州(今山东西南部、河南)的曹操等。当时刘备的势力还不大,只得到处投靠,没有固
定地盘。这些割据势力,仍不断进行兼并战争,残害人民,使社会遭到严重破坏,出现
了“各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人民
群众迫切期望重新出现安定的局面。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公元155年生于一个大官僚家庭。历
任东汉洛阳北部都尉、顿丘令、议郎、济南国相、东郡太守等职。他是在镇压黄巾起义
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武装的,在所有割据势力中,实力最强大,是一位比较杰出
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把汉献帝迎往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重视发展生
产,实行屯田,解决了军队粮食问题。又善于带兵作战,军纪严明。建安五年(200
年),占据了兖、豫二州的曹操,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与占有幽、冀、青、并四州(今
河北、山西、山东东部)的袁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进行了一场大的兼并战争。
结果,曹操以少胜多,打败了袁绍,进而全部占有了青、翼、幽、并四州,大体上
统一了我国北方。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妄图乘胜统一南方。又挥军南下,攻打荆州。这时,
占据荆州的刘表刚刚死去,他的次子刘琮不战而降。原来投靠刘表的刘备,则与刘表的
长子刘琦一道,率领2万左右的兵力,退守夏口(今汉水入江处)。
曹操率领20多万军队(号称80万大军),自江陵(今属湖北省)沿江东下,直逼夏
口。刘备危急万分,立即派诸葛亮去江东联合孙权,共同抗曹(这时,孙策已经病死,
其弟孙权继位)。
孙权深知,如荆州为曹所有,江东也难保全,同意派周瑜、程普、鲁肃等大将率领
3万军队,与刘军共同作战。
曹操的军队和孙、刘联军在赤壁(今湖北蒲圻市西北赤壁山)相遇,因曹军远来疲
惫,瘟疫流行,不习水战,初次交锋失利,退驻江北乌林(今湖北洪湖东北),与孙、
刘联军隔江对峙。十一月,周瑜派黄盖向曹操诈降,用战船10艘装满柴草,灌油放火,
顺风猛冲曹军水寨,延及岸上营垒。随后,周瑜和刘备的军队水陆并进,大败曹军,曹
操不敢再战,率残部逃回北方。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后,全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曹操回到北方,不敢再轻易南
下,势力只能局限在北部中国。他一方面在洛阳、弘农、颍川、睢阳等20余处郡国,广
泛推行屯田,储备军粮,加紧训练水军;另一方面加强和扩大对北方的统治,建安十六
年(211年)平定了关中(今陕西中部)
马超、韩遂的作乱,迫使马、韩逃亡凉州。215年,曹军又自陈仓(今陕西宝鸡市
东)出散关,打败张勇,占领了汉中(今陕西南部)。220年,曹操病死,他的儿子曹
丕废掉汉献帝,自立为皇帝。国号魏,改元黄初,定都洛阳,历史上又称曹魏。
刘备则乘胜攻占了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荆州大部分地方,取得了立足之地。
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又向西发展,经过3年的时间,夺取了刘璋的益州,刘璋被
迫投降。218年,刘备又率兵进攻曹操占领的汉中,两军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第二年,
刘军攻下了汉中,公元221年,即曹丕称帝的次年,刘备也自立为皇帝。国号汉,改元
章武,建都成都,史称蜀汉,简称蜀,又称季汉。
江东的孙权,通过赤壁之战,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统治势力进一步得到巩固,比以
前更加强大。这时,被刘备的大将关羽领导的荆州,位于长江的上游,直接关系孙权统
治的安危,对荆州势在必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当关羽攻占了曹操的襄阳(今
湖北襄樊),进而围攻樊城时,孙权的势力受到了严重威胁。于是,他采纳司马懿等人
的建议,袭击关羽的公安、江陵等地,俘虏了关羽的家属,关羽败走麦城(今湖北当阳
东),被孙军擒杀,从而孙权攻占了荆州全部。公元229年,孙权称帝,改元黄龙,迁
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国号吴,历史上也叫孙吴、东吴。
从此,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完全形成。魏国占有今淮河两岸以北的中原地区
和秦岭以北的关中、陇右、河南之地,西包新疆,东抵朝鲜半岛西北部,公元265年,
司马炎代魏称晋,魏亡。历五帝,共46年;蜀国占有今四川、云南的大部分,贵州全部、
陕西汉中和甘肃白龙江流域的一部分土地。公元263年为魏国所灭,历二帝,共43年;
吴国据有今长江中下游,南至福建,两广以及越南北部和中部等地,公元280年为晋所
灭,历四帝,共59年。
魏、蜀、吴三国鼎立期间,虽然兼并战争仍旧继续进行,但是,由于三国的统治者
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都比较重视在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安定。比起东
汉末年那种无数军阀割据的纷乱局面来,相对地说要好得多。实际上三国鼎立是中国遭
受十几年大破坏以后逐渐恢复统一的一个过渡阶段,三国的统治者在本国内所采取的某
些政治、经济措施,如曹操的屯田和九品中正制的推行;蜀汉诸葛亮的“西和诸戎,南
抚夷赵,外结孙权,内修政治”的策略;孙吴发展世家大族的统治政策等,客观上对全
国的统一都起着有益的作用,它们的产生和存在都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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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三分归晋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通过混战兼并,最后形成魏、蜀(汉)、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司马懿是魏国最有才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足智多谋,通过对吴、蜀的战争,他逐渐掌
握了魏国的军事大权。然而遭到曹爽的疑嫉,迁为太傅,剥夺了军权。嘉平元年(249
年)他发动政变,翦除曹氏势力,于是魏国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司马氏之手。他死后,其
子师、昭相继执政。魏国在司马懿父子的治理下,日益强大。司马昭为了取代曹魏,计
谋先灭蜀,后灭吴,统一全国,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因此,景元四年(263年)秋。便
调动大军灭蜀。
蜀(汉)国小兵寡,后主刘禅又是有名的昏庸之主。自诸葛亮、蒋琬、费祎相继死
后,大权逐渐落入宦官黄皓之手。
因此,朝政日非,内部矛盾日趋尖锐。景曜五年(262年),大将军姜维欲诛皓而
未能,为了逃避其迫害,率军屯驻沓中(今白龙江上游,甘肃舟曲、迭部二县境),不
敢回成都。次年,姜维闻钟会治兵关中,准备进攻蜀,表请派左将军张翼、右将军廖化
督诸军分守阳安关口(即今陕西勉县老城)、阴平桥头(今甘肃文县南门外的白龙江
上),以防未然。黄皓收到表奏后,询问鬼巫。鬼巫谓敌终不自致。皓启奏后主,遂寝
其事。这就给了司马昭一个灭蜀的良机。
司马昭估计蜀国的总兵力不过9万,其中驻守成都及其他各郡者不下4万,姜维所领
不超过5万人。只要采取以一路大军绊姜维于沓水,使其不得东顾;另发一路大军由骆
谷乘虚袭取汉中,风驰电闪,交经剑阁直取成都,蜀国就必亡。
于是这年秋,发兵18万,使征西将军邓艾统军3万,自狄道(今甘肃临洮县)绊姜
维于沓中;雍州刺史诸葛绪统军3万,自祁山(今甘肃礼县20公里祁山镇)军于武街桥
头(今甘肃文县面门外白水江上),断维东归之路;镇西将军钟会统军12万,帅前将军
李辅、征蜀护军胡烈等进攻汉中。八月,蜀廷闻魏军且至,始遣廖化将兵往沓中为姜维
援军,张翼、董厥率兵向阳安关口为汉中诸城外援,敕汉中诸围军不要出战,退保汉城
(即淝阳县城,在今陕西勉县城东)、乐城(即成固县城,在今陕西固县城东)。
九月,钟会分兵三路,由斜谷、骆谷、子午谷进入汉中。
汉中蜀军少,很快就被钟会大军占领。邓艾亦分兵三路:使天水太守王颀直攻姜维
营,陇西太守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杨欣攻甘松(今迭部县中部白龙江沿岸),邀维之后。
维闻钟会大军已入汉中,急引军东还。时诸葛绪军已占领桥头,不能过,姜维乃以轻军
从孔函谷入北道,佯出绪后;绪探知,率军入北道堵截。维迅速领军过桥头,绪返追之,
时隔一日,已不及。维还至阴平(今甘肃文县东部白龙江与白水江江合流处附近),集
合将士,欲赴关城(今陕西宁强县西北阳平关),听说已破,乃退往白水(今四川青川
县东北白水镇)。与廖化、张翼、董厥等相会,遂合兵守剑阁以拒钟会大军。
邓艾统军追姜维至阴平,欲与诸葛绪合军经江油(今四川平武县东南60公里涪江西
岸的南坝),径取成都;绪不从,引兵经白水与钟会军合,会密奏绪畏懦不进,槛车归,
还军悉属会。姜维守剑阁,钟会攻之不下,粮道险远,粮草缺乏,欲退军。邓艾上书说:
如以奇兵由阴平、江油间道到成都,剑阁蜀军必然还救,钟会大军就会平安抵成都。他
自阴平凿山开道,攀木缘崖,经350公里无人地区。至江油。守将马邈迎降。艾破诸葛
瞻前军于涪;赡退守緜竹,败死;艾遂至成都。刘禅投降,别敕姜降钟会,蜀亡。
钟会自以其军未能先至成都,乃密奏邓艾有反状。及至槛车收艾,会复谋王蜀,后
为魏军所杀。邓艾为本营军士放还,也被卫瓘袭斩于緜竹西。这次魏军损失很大,因此
没有接着出兵灭吴。
咸熙元年(264年),司马昭以灭蜀功进爵为晋王。次年,正准备迫使魏帝让位,
突然于八月死去。其子司马炎袭位,继承父志,这年十二月,取代曹魏,是为晋武帝。
晋武帝的威望、能力不如其父,禅代以后,又有不少人反对。为了安定内部,迟迟
不敢灭吴。一直过了14年,即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在王濬、杜预等人的催促下,
他才发兵。
吴主孙皓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在位期间(264—280年),“肆行残暴,忠谏
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国内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都很
尖锐。只是由于晋国内部局势不稳,吴国名将丁奉、陆抗等尚在,才勉强地维持了十六
七年。建衡三年(271年)丁奉死,凤凰三年(274年),陆抗卒,防御力量衰落,朝政
更加黑暗,人心涣散,已呈土崩瓦解之势。
咸宁五年(279年),晋武帝在群臣的一再催促下,才下决心灭吴。这年十一月,
他命令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统军出涂中(今江苏、安徽间之滁河流域),安东将军王
浑出江西(今安徽)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将军杜预出江陵,
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军浮江东下,东西诸军共20万。以太尉贾充为大
都督,行军将军杨济为副,率中军驻襄阳,为诸军节度。
太康元年(280年)正月,杜预向江陵,王浑出横江,攻吴镇戍,均所向克捷。二
月,杜预克江陵,胡奋克江安(今湖北公安县),王濬、唐彬浮江东下,先后克西陵
(今湖北宜昌市南)、夷道(今宜都县)、巴丘(今湖南岳阳市),复与胡奋、王戎军
共平夏口、武昌,顺流而下,直向吴都建业(今南京市)。吴人曾于江碛要之处,置铁
锁横拦江中;又作铁锥,长几米,暗置江中,逆拒晋舰。王濬作大筏数十、方百余步,
于前开道。铁锥遇筏,辄著筏而去。濬又作大炬,长几米,大数十围,灌以麻油,也放
在大舰前。遇铁锁,燃炬烧之;铁锁很快融化断掉,王濬舰队因此得以通行。
孙皓闻王浑军南下,令丞相张悌督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副军师诸葛靓率精兵
三万江渡拒战。结果大败于版板,全军覆没,吴人大震。三月,王濬舰队浩浩荡荡由武
昌东下,临近建业,皓派游击将军张象率水军万人拒战;象军望旗而降。吴司徒何植、
建威将军孙晏等也纷纷投降。濬军共8万人,舰队长百里,鼓噪抵石头城(在今南京市
清凉山)。孙皓见大势已去,只得面缚出降。吴亡。至此,中国又重归于一统。
在汉末长达84年的分裂时期,战争不息,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无穷无尽
的苦难,比之西汉,人口大为减少,生产出现了大倒退。西晋统一之后,社会比前安定,
政府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如移吴、蜀稠密的人口于地广人稀的北方,劝课农桑,轻徭薄
赋等,因此,农业生产在全国各地都得到了很大的恢复。总之,西晋的统一,是有重大
的历史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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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八王之乱
祸起萧墙,自我毁灭
西晋惠帝时(291—306年),在统治集团内部,即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
王冏、长沙王乂、成都王颖、河间王颙、东海王越等八个诸侯王之间,为争夺中央最高
权力,发生了一连串的相互残杀和战争,历时16年之久,历史上称为“八王之乱”。
这场恶斗,虽然爆发在惠帝统治时期,可是祸根子却在其父晋武帝司马炎实行的分
封制。晋朝的建立者司马炎认为,自己能够从曹魏手中夺得政权,当上皇帝,是因为曹
氏不分封同姓为诸侯王,皇室孤立无援,缺乏屏藩的缘故。于是,他便在公元256年,
恢复了古代的分封制,大封皇族27人为王,并允许诸王自选本王国内的大小文武官吏。
公元277年,又制定了王国置军的制度,将封国分为大、次、小三等。辖民户2万者为大
国,可置上、中、下三军5000人;辖民户1万者为次国,可置上、下二军3000人;民户
5000以下者为小国,置军1500人。武帝在分封同姓王的同时,又大封异姓士族为公、侯、
伯、子、男等爵位,他们不仅领有封地,还可以和小王国一样置军。不少诸侯王还兼领
中央或地方的军政大权。他们都是些贪婪残暴的野心家,趁机网罗党羽,扩充军队,各
自拉拢一批士族官僚地主,相互倾轧,妄图夺取帝位。这样,诸侯王国就成为晋朝内部
的强大割据势力,最后演出了“八王之乱”的丑剧。
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
惠帝是个白痴,除了享乐以外,什么事也不懂。时值天下荒乱,百姓多饿死,他得
知后竟说:“为什么不吃肉粥?”这样糊涂的皇帝,自然无法掌管朝政,由他的外祖父
杨骏辅政,独揽了晋王朝中央大权。惠帝的皇后贾南凤,是一个有政治野心和阴险毒辣
的女人,她不满意中央大权落入杨氏手中。公元291年,贾后与宫中侍从官阴谋策划,
秘召都督荆州的楚王司马玮带兵进京(今河南洛阳),挟惠帝下诏杀死杨骏、杨珧、杨
济兄弟3人,其亲族和党羽被株连而死者达几千人。贾后又废黜杨太后为庶人,迫使她
绝食而死。晋朝内部大乱就从这次宫廷政变开始了。
杨氏集团被消灭后,晋廷推举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共执朝政,楚王司马玮因协
助贾后政变有功,乃封为卫将军兼领北军(守卫京城北部的禁兵)中侯,在中央掌握兵
权,亮、玮之间因而经常发生矛盾。贾后认为亮玮2人皆妨碍了自己专权,便又施展手
段,先要惠帝下手诏给司马玮,令其率领北军,杀死南王亮和卫瓘,然后又否认惠帝下
过这道诏书,反而以司马玮擅杀大臣的罪名,杀了楚王玮。这样贾后就完全掌握了晋王
朝的大权。
贾后掌权后,大树自己的党羽,除了依靠族兄贾模、内侄贾谧,母舅郭彰这些亲党
外,还起用当时的名士张华为司空,世族裴頠为尚书仆射,裴楷为中书令,王戎为司徒,
令他们4人共管京城机要。由于这几个人都具有一定的统治经验,又和贾模等人能“同
心辅政”,所以从公元291年至299年的七、八年间,贾后还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
公元299年,贾后与太子司马遹的矛盾又爆发了。惠帝只有一个儿子,即太子司马
遹,是后宫谢玫后生,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贾后一伙的擅权渐露不满之意,引起了贾
后的关注,贾氏的亲党贾谧等人,又害怕太子得政之后,也像贾后杀杨骏、逼死杨太后
一样来对付自己,所以竭力劝贾后废太子。于是贾后诬谄太子有杀害惠帝和她的企图,
废太子为庶人,接着又把太子杀了。太子无罪被害,引起了诸王和一部分拥护太子的朝
臣不满。就在太子遹死后一个月,即公元300年四月,在京师洛阳任车骑将军的赵王司
马伦,借为太子报仇,利用自己掌握的宿卫禁兵,入宫杀掉了贾后和张华、裴頠等党羽,
并重用嬖人孙秀,杀害异己。次年正月,司马伦又迁惠帝为太上皇,自立为皇帝,从此
宫廷政变又转变为皇族争夺皇位的斗争。
赵王伦篡夺了帝位,马上激起了其他宗室诸王的反对,出镇许昌(今河南许昌市东)
的齐王司马冏首先起兵讨伦,并得到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冏等的响应。三王联军
与伦兵在洛阳附近战斗了两个多月。结果,赵王伦兵败被杀。同时,司马伦的亲信将领
王舆也在京城内起兵反伦,迎惠帝复位。司马冏入京辅政。掌握了朝廷大权。
司马冏自辅政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久专朝廷大权,把本来可以立为皇太弟的
司马颖和长沙王司马乂改立惠帝弟清河王司马遐之子,年仅8岁的司马覃为皇太子。这
一招,不但导致司马颖与司马冏关系的破裂,而且也引起司马乂的不满。公元302年十
二月,司马卹联合西镇关中的河间王司马冏反对司马颙。司马颙出兵进攻洛阳,军抵新
安(今河南渑池县东)。在洛阳的司马乂也举兵讨冏,双方军队在京城内展开激战。一
时间,飞矢如雨,火光冲天,混战了3天3夜,冏败,为乂所杀。长沙王乂掌握了政权。
公元303年八月,司马颙又派大将张方率领精兵7万联合成都王司马颖的20多万大军,
借口司马乂“论功不平”对京城发动进攻。由于双方兵力悬殊,洛阳城危在旦夕。这时
城内的统治集团开始分裂。公元304年正月,东海王司马越勾结部分禁军。拘禁司马乂,
向外兵求和,并把司马乂交给张方用火活活烤死了。司马颖进入洛阳,虽然当了丞相,
但他仍然回到自己的根据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遥执朝政,废太子覃而自兼皇
太弟,一时政治中心由洛阳移到邺城。
成都王司马颖在邺城遥执朝政期间,政治腐败,比以前司马冏,司马乂执政时还要
坏,大失人心。因此,东海王司马越统率洛阳禁军,拥戴惠帝讨伐司马颖,结果在汤阴
(今河南汤阴县西南)战败,惠帝被俘至邺城。司马越逃往自己的封国(今山东郯城县
北)。河间王司马颙命部将张方率兵占领了洛阳,不久,幽州刺史王浚与并州都督司马
腾联兵攻破邺城,战争进一步扩大。司马颖挟惠帝出奔洛阳,皆落入张方之手,又被迫
前往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
公元305年七月,司马越在山东再次起兵,西向进攻关中。次年攻入长安。司马颙
和司马颖败走,相继被杀。越迎惠帝还洛阳,随后把惠帝毒死,另立惠帝的弟弟豫章王
司马炽为帝,是为晋怀帝。晋朝大权最后落入司马越手中。至此,“八王之乱”才告结
束。
“八王之乱”是西晋世族势力恶性发展的产物,也是封建统治阶级凶恶、残忍、毒
辣、腐朽等本性的一次大暴露。这场大恶斗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生产遭到破坏,
数十万人民丧失了生命,许多城市被洗劫和焚毁。在洛阳13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迫服役,
城内米价贵到一石万钱,不少人饥饿而死。人民又重新陷于苦难的深渊,掀起了大规模
的流亡的浪潮。尤其是诸王利用少数民族的贵族参加这场混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
成都王颖引匈奴刘渊为外援,让其长驱入邺;东瀛公司马腾引乌桓羯人袭击司马颖,让
其乘机入塞;幽州刺史王浚召辽西鲜卑攻邺,鲜卑则大掠妇女,被沉入易水者就有8000
人。从此,大河南北就成为匈奴和鲜卑贵族统治的世界,加深了民族矛盾。因此,八王
之乱不久就爆发了各族人民大起义,西晋王朝也就很快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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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五胡十六国的分裂
兄弟阋墙,历史在这里拐弯
公元304年至公元439年(西晋永兴元年至北魏统一),南至今淮河,北至阴山,西
至葱岭,东至海,东北至鸭绿江下游以北,西南至澜沧江以东,相继建立了十六个分裂
割据政权。即西晋永兴年建立的成(巴氐)、汉(匈奴),西晋亡后建立的前赵(匈
奴)、后赵(羯)、前凉(汉)、前燕(鲜卑)、前秦(氐)、后秦(羌)、后燕(鲜
卑)、西秦(鲜卑)、后凉(氐)、北凉(匈奴)、南凉(鲜卑)、南燕(鲜卑)、西
凉(汉)、夏(匈奴)、北燕(汉)。此外,还有冉魏(汉)、西燕,但没有包括在内。
汉和前赵算一国,史称十六国时期。而入主中原的五个主要部族即匈奴、羯、鲜卑、氐、
羌,史称五胡。习称五胡十六国。
西晋时,秦、雍、并三州膏腴之地已为羌、氐、匈奴所聚居,羌族及杂胡居泾水及
渭水下游以北,氐族居渭水中游两岸及下游南岸。匈奴族则居汾水中下游,羯族居蜀漳
河上游。西晋政府的民族歧视及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引起他们的反抗。公元294年匈奴郝
散反,攻上党,不久被杀,公元296年郝度元联合羌、胡反,杀北地太守,又击败冯翊
太守及雍州刺史。秦、雍二州氐、羌皆响应,推氐帅齐万年为帝。大疫、大旱、饥馑,
使起义声势日大,历时4年才被镇压下去。汉民大量流亡梁、益、荆、豫等州求食。由
于官吏的迫害,益州流民推举巴氐豪酋李特父子为首,先后击败益州刺史赵廞、罗尚。
公元304年李雄据成都称王,公元306年称帝,国号大成,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民多富实。
公元347年灭于东晋。
西晋门阀士族独占政权,排斥寒门士族和少数民族贵族,引起后者强烈不满,八王
之乱,王室兵戈相残,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灾难。西晋政府残忍腐朽暴露无遗,统治机
构分崩离析,统治力量急剧削弱。这时匈奴诸部贵族密议“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共
推刘渊于公元304年举兵反晋,称汉王,建庭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县东北)。刘渊字元
海,幼习儒学,又久居洛阳,接触诸王,宰辅、名士。他声称继承汉祚,立汉高祖以下
三祖五宗神主祀之。王弥、石勒等亦领兵附之。公元308年即帝位,徙都平阳(今山西
临汾市西南)。两次派兵攻洛阳,皆不克。公元310年刘聪继位。公元311年遣刘曜、王
弥、石勒等攻陷洛阳,俘晋怀帝。公元316年又遣刘曜攻陷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
俘晋愍帝,灭亡西晋。公元319年刘曜即帝位于长安,改国号为赵,改祭匈奴冒毒单于
及刘渊,史称前赵。疆域北至朔州(今甘肃固原县)南至略阳(今甘肃天水市),西至
抱罕(今甘肃临夏县东北),东至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与后赵为界。公元329年灭
于后赵石勒。
石勒,上党武乡羯族小帅,因饥寒曾被掠卖为奴,后聚18骑为盗,又召集亡命随汲
桑破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后奔附刘渊,屡立战功。公元311年攻灭王衍所率
司马越军10余万,又与刘曜、王弥攻陷洛阳。随即火并王弥,南攻江、汉。纳谋士张宾
计,以襄国(今河北邢台市)为据点,取幽冀二州。公元319年称赵王,史称后赵。公
元329年灭前赵,迫前凉称藩,统一了北方。疆域东至海,西至抱罕,北至阴山、渔阳
(今北京市北),南以襄阳、合肥与东晋为界。
石勒以羯族为国人。立太学,培养羯族士人,提高羯族文化素质。实行九品官人制,
招纳人士。“遣使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均百姓田租之半。”恢复和发
展了生产。石虎继位后,徙都邺,公元350年为冉魏所灭。冉闵建立魏国,都邺,史称
冉魏。公元352年为前燕所灭。此后,中原为前燕和前秦所统治,凉州则一直为前凉割
据。
公元301年张轨任凉州刺史,平定州境,城姑臧(今甘肃武威市),守境安民。曾
多次派军去保卫洛阳、长安。西晋亡后,仍奉西晋正朔,中原士民多避难于此。史称前
凉。其孙张骏曾派杨宣领兵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皆降。疆域东至黄河,
西至葱岭,北至居延泽(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南至南山(今甘肃祁连山)。公元
376年为前秦所灭。
鲜卑慕容部经济文化较落后,原居辽河流域,在汉族封建生产方式影响下,逐渐封
建化,先后徙居大棘城(今辽宁义县)、龙城(今辽宁朝阳市)、蓟(今北京市西南)。
公元352年灭冉魏,自称燕皇帝,徙都邺。史称前燕。疆域东至海,西至今山西离石、
河南洛阳、南阳与前秦为界,北至今山西代县,南于淮河与东晋为界。东北至今鸭绿江
下游以北。公元370年灭于前秦。此后,前秦统一了北方。
氐族豪苻洪原居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县)。后赵时,东徙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
淇门渡),为流民都督。后赵亡,其子苻建率众西归关中,称王,都长安,国号秦。史
称前秦。公元357年,苻坚即帝位,重用寒门士人王猛,改革政治,镇压豪强,发展生
产,“田畴修癖,帑藏充实,典章法物靡不悉备。”他先后灭前燕、前凉、代国(鲜卑
拓跋部),征服西域,统一了北方。又取东晋梁、益二州。疆域西至葱岭,东至海,西
南至今四川攀枝花市,东北至今鸭绿江下游以北,北至阴山,南至淮河与东晋为界。公
元383年苻坚大举南伐东晋,败于淝水,于是鲜卑慕容部、羌、杂胡及各地纷纷叛乱、
割据。
在西燕的猛烈攻击下,公元385年为后秦所灭。此后,中原为后燕,后秦所割据,
凉州则为后凉割据。
西燕,公元384年鲜卑慕容冲建,都阿城(今陕西长安市西北),冲死,慕容永徙
都长子(今山西长子县西南),公元394年为后燕所灭。
后燕,公元384年鲜卑慕容垂建。都中山(今河北定县)。公元397年北魏攻占中山,
慕容宝徙都龙城。公元407年慕容熙为冯跋所杀,国亡,冯跋立高云为帝,史称北燕。
公元409年冯跋继位,“省徭薄赋。”公元436年为北魏所灭。南燕,公元398年鲜卑慕
容德建于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为北魏所逼,乃率众东取青州诸郡,都广固(今山
东青州市西北)。公元410年灭于东晋。
后秦,公元384年羌酋姚苌叛苻坚建,都长安,公元394年姚兴继位。公元417年为
东晋所灭。
夏,公元407年匈奴赫连勃勃建,都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东北白城子)。公元417
年东晋灭后秦。勃勃击败晋兵,取长安。公元431年赫连定灭西秦之后,为吐谷浑所袭,
国亡。
西秦,公元385年陇西鲜卑乞氏建,都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公元431年为夏所
灭。
后凉,公元386年前秦大将氐人吕光自西域回师据凉州所建,都姑臧(今甘肃武威
市)。疆域东起黄河,西至葱岭,南至祁连山,北至居延泽。公元403年灭于后秦。其
西部为西凉,公元400年李嵩建,初都敦煌,后徙都酒泉(今甘肃酒泉市)。公元420年
灭于北凉;其东部一为南凉,公元397年河西鲜卑秃发氏建,都乐都(今青海乐都县)。
公元414年灭于西秦。另一为北凉,公元397年临松卢水胡沮渠蒙逊建,都张掖(今甘肃
张掖市西北),后徙都姑臧。公元439年灭于北魏。
十六国时期虽处于分裂时期,但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先,它开创了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先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仅由雇农陈胜、亭长刘邦实现了,
这时亦为刘渊、刘聪、石勒、苻坚等实现了,汉族门阀士族统治的独占被突破了。而代
之以少数族与汉族寒门士族的联合统治,他们中多数受过儒学薰陶,重用寒门士族,恢
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使百姓得到喘息之机,北方获得短时的安定。和同时的东晋比较,
并不逊色。这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其次少数民族由被统治民族变为统
治民族,其统治者(以及汉族谋士)如何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是历史提出
的新课题。有的一开始就解决得不好,有的开始还解决得好,实现了北方的统一,后来
就不行了,其统治很快就崩溃,北方又陷入分裂状态。但他们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历史影
响也是很大的。所以到北魏出现了孝文帝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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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北魏统一北方
统一是社会发展的最主要条件
北魏是公元385年鲜卑拓跋部所建。鲜卑拓跋部是经济文化落后的游牧部落,魏晋
时游牧于幽、并塞外,已取得世袭权的部落联盟酋长力微居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
县西部土城子)。因大败汉国刘粲进封为代王。公元338年在后赵都城邺当质子的什翼
犍被迎回,即代王位,都繁畤(今山西浑源县西南)北。他以燕凤为右长史,许谦为郎
中令,始置百官,分掌众职。初置左右近侍之职,始制法律六条。确立了国家机构。公
元340年徙都盛乐,有了农业生产,封建因素有了很大增长。公元376年为前秦所灭,其
国被分为二部。
前秦亡后,公元385年一月拓跋珪复国,于牛川(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境内塔布河,
或称钖拉木林河),即代王位。二月定都盛乐,四月称魏王。史称北魏。拓跋珪以张衮
为左长史,许谦为右司马,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以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在后燕军的
支援下击败窟咄于高柳(今山西阳高县西北)。又破刘显于弥泽(今山西朔县南)。从
而安定了拓跋部,接着征讨诸部,公元388年,北破库莫奚部于弱落水(今内蒙古西拉
木伦河),破解如部于女水(今河北滦河)。公元389年又破叱突邻部于女水。公元390
年与后燕军讨贺兰、纥突邻、纥奚诸部,大破之,于是纥奚部,纥突邻部皆举部内属。
公元391年10月大破柔然于大碛南林山下(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赛尔乌苏西南),平
望川(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雅台南方)、涿邪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阿尔泰山东麓),将
柔然各部降众徙于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十一月大破刘卫辰子直力隄于铁岐
山(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自金津(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西北)渡河,灭刘卫辰。黄
河以南(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悉归附。于是东起濡源(今河北沽源县、内蒙古太仆
寺旗境),西至阴山,复归统一。
以后,北魏开始与后燕交锋。公元395年后燕慕容垂派太子宝及慕容农、慕容麟率
兵8万进攻北魏。张衮建议,“宜羸师卷甲,以侈其心。”拓跋珪从其计,避兵于河西,
燕军追至临河(今内蒙古临河县东北乌加河南)。因有谣传慕容垂死,太子慕容宝与麟
相猜忌,军心乱,遂退兵,至参合陂(今山西大同市东南),魏大军掩至,燕军不备,
大败,慕容宝单骑逃走。燕军降卒数万皆为魏军所坑。燕军元气大丧。公元396年慕容
垂亲征,取魏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至平城西,垂病,折返,卒于上谷(今河北怀
来县南)。于是北魏攻取燕广宁(今河北涿鹿县西)、上谷。八月拓跋珪遂称帝,年号
皇始,大举伐后燕,分兵攻围中山(今河北定县)、信都(今河北冀县)、邺三城。公
元397年取信都。还军至钜鹿之栢肆坞(今河北藁城县北15公里),遭慕容宝夜袭,先
败后胜,宝奔还中山。燕国王室内讧,宝出奔龙城(今辽宁朝阳)。十月,拓跋珪遂取
中山。公元398年一月取邺。于是今河北山西除西南一隅之地尽为北魏所有。
公元398年六月拓跋珪定国号为魏。七月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营宫室,
建宗庙,立社稷,正封畿,立官制,制礼仪,定律令。十二月即帝位,史称道武帝,确
定了封建制。
为了使诸部落封建化,拓跋珪“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大人皆同编
户。”又制定京邑,东至代郡(今河北蔚县),西及善无(今山西右玉县东南),南极
阴馆(山西朔县东南夏馆城),北尽参合(今内蒙古凉城县东北),为畿内田;其外四
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
地方上除设州郡县外,还设宗主督护由各坞堡主担任。此后拓跋珪又致力于发展生产,
完善封建国家机构,发展文化。
公元409年拓跋嗣即位,史称明元帝。他以长孙嵩、安同、崔宏等8大臣共听朝政。
又使燕凤、封懿等共议政事。时关中为夏赫连勃勃所统治,黄河以南为东晋,后为南朝
宋所统治。辽西为北燕所统治。凉州为北凉、西秦所统治。漠北为蠕蠕所统治,其铁骑
经常侵扰北魏边境。当时黄河南岸的碻璈城(今山东茌平县西南)、滑台(今河南滑县
东南八里城关)、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北白马市东)、虎牢(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
地居冲要,为双方争夺的重要军事据点。公元422年,北魏大举渡河攻滑台、虎牢、洛
阳(金墉城)、碻璈。
十一月,宋东郡太守王景度弃滑台走,以元苟儿为兖州刺史镇滑台。十二月,叔孙
建等自平原东渡,东入青州取泰山、高平、金乡等郡,娥清军碻璈城。公元423年于粟
磾克金墉城,为豫州刺史镇之。奚斤南取豫州诸郡县,克许昌,又还助攻虎牢,取之。
北魏称虎牢等四城为河南四镇。于是司州及兖、豫二州大部郡县皆属北魏。
公元424年拓跋焘继位,史称太武帝。公元426年,夏赫连勃勃死,诸子相攻,关中
乱。北魏趁机大举伐夏,拓跋焘命奚斤袭蒲坂(今山西永济),周几袭陕城(今河南三
门峡市西老城),东攻长安;又率主力自君子津(今内蒙古准格尔旗黄河上),渡河进
袭夏都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东北的白城子),夏主赫连昌仓皇应战,败退入城。魏军
大掠而去。而奚斤已西入长安,秦、雍氐羌皆归降。公元427年五月,拓跋焘又领大军
自君子津渡河攻统万城,赫连昌战败,奔上邽(今甘肃天水市),北魏军遂攻统万城。
公元428年北魏军取上邽,又与赫连昌战于安定,擒昌。奚斤追赫连定于平凉马髦岭
(今宁夏固原县西南)兵败,为赫连定所擒。赫连定反攻,取长安。公元430年,拓跋
焘亲攻平凉,遣古弼率军趋安定,阻赫连定援军,又遣高车军夹击,赫连定败走上邽。
于是平凉、长安诸城皆降北魏军。关中属北魏。公元431年赫连定灭西秦,欲袭沮渠蒙
逊,渡河时,为吐谷浑所袭,被擒。
夏灭。公元432年拓跋焘伐北燕,围攻北燕都城和龙,不克,分兵四出,攻取郡县。
公元436年灭北燕。公元439年魏军二道讨伐北凉。围北凉都城姑臧(今甘肃武威市)。
沮渠牧犍降。北凉亡,凉州属北魏。于是北魏统一了北方。
北魏统一北方其影响是很大的。鲜卑拓跋部在魏晋时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经济文
化落后,在汉族封建生产方式强烈影响下,在部落氏族守旧势力顽抗下逐步封建化,从
部落联盟酋长力微到北魏国君拓跋邽经历了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过程。最后
封建势力战胜了氏族守旧势力从而为建立北魏国家,为北魏统一北方创造了条件。北魏
统治者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依靠汉族士族,虚心吸取汉族优秀的封建政治、经济、文
化来管理国家获得成功。与南朝宋、齐比较并不逊色。这对中国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
北方的重新统一,创造了一个较安定的社会环境,农业生产、畜牧业生产、手工业
生产以及商业都得到发展,文化艺术也有新的发展。为各族之间的交流、融合创造了有
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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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征服者总是为被征服者的较高文明和文化所征服
北魏统一北方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仍然尖锐,北魏统治集团与各族人民的阶级
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青、齐、洛、豫、冀、秦、雍、徐、兖等州相继发生起义,北方
边镇一带反抗逃亡频繁。北魏统治集团与汉族地方豪强的矛盾、北魏统治集团内部,封
建中央集权与旧部落显贵的矛盾也十分尖锐。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进行政治、经济、文
化全面地深入地改革。孝文帝就承担并且实施了这样的改革。
第一,班俸制代替断禄制。北魏官吏原无俸禄,中央官吏按等级得到战争中获得的
财物、隶户。地方官吏只要上缴额定的租调,就可以任意搜括、贪污,旧制户调:帛二
匹、絮二斤、丝一斤、谷二十石。有的州县只产麻布,因此,又令每户出帛一匹二丈,
存放州库,作为官府委托商人调换布帛之用。有的商人籍此渔利。公元484年魏孝文帝
下诏:“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蕳民事,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
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
中规定:“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
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使开国以来形成的贪污之风有所收敛。
第二,以三长制代替宗主督护制。西晋末由于北方长期战乱,基层行政机构瓦解,
出现以宗法关系为纽带,集军事、政治、经济为一体的坞堡。坞堡主管辖着前来依附的
中小地主,众多的农民,部曲佃客。北魏初实行坞堡主任宗主督护制,所以民多隐冒,
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公元486年开始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
五里立一党长。负责督察户口,催督租赋,征发徭役和兵役,推行均田令,从而健全了
县以下基层行政机构。使国家从中央到基层的行政体制得以完善。
第三,实行均田制。北魏时由于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很多农民又得不到土地,
农民或转入私门,成为豪强地主的隐户,或亡聚山泽起义反抗。隐户增多,使国家税、
赋减少。农民的反抗,动摇着国家的统治,为了缓和这一社会矛盾,公元485年孝文帝
颁布了均田令:“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
受田三十亩。
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
均田令是北魏初期在旧都平城实行的计口授田、畿内课田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在全
国范围内推广。均田令并没有触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其实质是在保障鲜卑贵族和汉
族地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束缚农民于土地,强迫他们垦种土地,以增加封建国家的租
调收入和徭役来源。均田令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自耕农民对所耕土地的占有,一些无地或
少地的农民也多少得到了一些荒田。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北魏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还颁了新的租调制,规定一夫一妇每年出帛一匹,粟二
石;15岁以上未婚的男女14人,从事耕织的奴婢8人,耕牛20头,其租调与一夫一妇数
量相同。由于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主的营私舞弊,一般农
户的负担略有减轻。流散的农民被强制定居,许多荫户户口脱离了宗主豪强。国家纳税
户口及租调收入增加了。
公元495年孝文武迁都洛阳。他向任城王元澄讲了迁都的理由:“今日之行,诚知
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
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元澄回答:“伊
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为了迁都洛
阳,孝文帝于公元439年十月“幸金墉城。诏徵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
始洛京。已卯,幸河南城。……乙未解严,设坛于滑台城东,告行庙以迁都之意。”
迁都之后,又进行了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定族姓等一系列移风移俗的改革。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不仅缓和了当时紧张的阶级矛盾,也使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亦有
所缓和。更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北魏的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迅速的发展。对中
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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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北魏各族人民大起义
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历史的赞歌
魏孝文帝于499年死后,他的后继者的生活日益腐朽,政治日益黑暗,阶级矛盾尖
锐化,终于引发了各族人民大起义,主要有六镇起义、河北起义以及山东起义和关陇起
义。
六镇起义。六镇是沿长城一线的六个军镇,自西而东为沃野(今内蒙古五原东北)、
怀朔(今固阳东北)、武川(今武川西土镇)、抚冥(今四子王镇东南)、柔玄(今兴
和台基庙东北)、怀荒(今河北张北县境)。是北魏为防御柔然等漠北民族而设立的。
镇将和镇兵都是鲜卑族人。另有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居民以及内地因犯罪而发配北边的人
等。
这里的生活条件本来就很苦,镇兵和镇民又受镇将和各族豪酋的残酷剥削和奴役,
生活更加痛苦。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柔然南侵,怀荒镇兵民缺少食粮,请求镇
将开仓发粮,以便抵御柔然。镇将拒绝开仓,兵民异常愤怒,随即聚众捕杀镇将举行起
义。次年春,沃野镇镇民、匈奴人破六韩拔陵聚众杀镇将起义,其他各族的兵、民纷起
响应,一时北边都处于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形势之下。
北魏朝廷屡派军队前往镇压,都遭到失败。525年春,北魏统治者勾结柔然主阿那
瓌,联合镇压起义军。阿那瓌以10万进攻破六韩拔陵,破六韩拔陵战斗不利,率众渡过
黄河南移,当时尚有众20万余人。不幸为北魏军所截击,起义军大败,破六韩拔陵被杀,
起义失败。
河北起义。在破六韩拔陵失败后,他的20万兵民都成为北魏官府的俘虏,被官府分
散安置到定(今河北定县)、冀(今河北冀县)、瀛(今河北河间县)三州就食。当时
的河北连年遭受水旱之灾,人民四处逃散,这些被俘的兵民前来,更增加了这一地区的
困难。于是,这年八月,柔玄镇兵杜洛周率领被俘兵民在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大古城)
起义,北魏安州(今河北隆化)一带的戎兵2万多和汉族人民群起响应。
孝昌二年(526年)正月,大败北魏都督元谭于军都(今北京昌平西北)。四月,
大败魏军于蓟城(今北京市)之北,杀都督李据。十一月攻破幽州(今北京市),捕获
了北魏幽州刺史王延年及行台常景,声威大振。
526年初,怀朔镇兵在鲜于修礼率领下,在定州左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起义,
六镇余众和汉族农民亦群起响应。
北魏政府派大都督长孙稚和河间王元琛率兵镇压,起义军在五鹿(今河南濮阳南)
大败长孙稚军,声势日盛。八月,叛徒元洪业杀害了鲜于修礼,部将葛荣又杀死元洪业,
率领部众继续战斗。九月,葛荣在博野(今河北蠡县)大败北魏军,杀章武王元融。葛
荣自称天子,国号齐。这时,杜洛周和葛荣两支起义军所向披靡,攻克了许多州郡,北
魏将军、刺史、守令等被逮被杀很多。河北的广大的地区都在起义军的控制之下。
武泰元年二月(528年),怀朔镇将出身的葛荣怀着个人野心杀害了杜洛周,吞并
了杜的部众,造成了起义军内部的严重不团结,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八月,葛荣率
军围攻相州(今河北临漳西南),失败被俘,在洛阳就义。他的余部在韩楼的率领下,
占据幽州(今北京市)。529年2月,韩楼战败被杀,河北起义至此失败。
山东起义,在河北大起义期间,河北地区约有20多万汉族流民逃到了青州(今山东
益都)一带,他们生活无着,饱受当地的官僚、地主的欺凌。孝庄帝建义元年六月
(528年),邢杲领导河北流民在北海(今山东潍坊西南)起义,山东的贫苦农民纷纷
响应,部众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邢杲自称汉王。邢杲是河间(今河北献县)大地主,
曾任北魏幽州北平府主簿。在河北时,曾率部抗拒杜洛周、葛荣等部起义军,后随流民
到青州。他起义后,曾攻占光州(今山东掖县)等地。
次年,为北魏上党王、大将军元天穆所败,邢杲投降,在洛阳被杀。起义失败。
关陇起义。六镇起义不久,关陇地区也发生了各族人民大起义。这里的起义军主要
有两支,一由高平镇(今宁夏固原)敕勒族酋长胡琛率领,一由原秦州城兵、羌人莫折
大提率领。
胡琛是响应破六韩拔陵起兵的,自称高平王,遣军进攻豳(今甘肃宁县)、夏(今
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北华(今陕西黄陵县西南)三州。他死后,部众由万俟丑奴
率领。
丑奴为鲜卑族人(亦说匈奴别部)。他攻占魏的东秦州(今甘肃天水),复围攻岐
州(今陕西凤翔),自称天子。这时,葛荣部起义军已为尔朱荣击溃。尔朱荣命其从子
尔朱天光率军到关陇。孝庄帝永安三年(530年),丑奴为天光击败被俘,在洛阳就义。
莫折大提起兵后,自称秦王。他派兵攻破高平镇,杀镇将赫连略和行台高元荣,不
久病死。其子莫折念生继续率众战斗。念生自称天子,国号秦。在攻占岐州时,杀北魏
都督元志和岐州刺史裴芬之等。527年正月,又攻下泾(今甘肃泾川北)、凉(今甘肃
武威)等州,一度攻占潼关,威胁洛阳。
这年九月,念生为叛徒杜粲所杀,杜粲又为他的部下骆超所杀,所部并入万俟丑奴
的领导下。又继续战斗了3年,最后失败。
北魏末年各地各族人民大起义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鲜卑、汉族、匈奴、高车、氐、羌
各族兵、民反对北魏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地主阶级的斗争。在这次起义的打击下,北魏政
权分崩离析,各族豪酋和汉族地主也受到沉重打击。各族人民在共同的起义过程中,加
速了各民族的融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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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周武帝灭佛
“温情脉脉”的教派与王权的斗争
自西晋末年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我国北方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
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在镇压汉人等各族劳动人民的同时,他们都极力利用佛教和道教,
来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识。因此,佛、道二教在中国北部广泛地传播开来。据《魏书·释
老志》记载,北魏末年,仅京城洛阳(今洛阳市东北12公里)就有寺院500多座。神龟
元年(518年)时,“寺夺民居,三分且一”。武泰元年(528年)河阴之变,王公朝士
多死,“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至东魏末年,略而计之,全
境有寺三万有余,僧尼达二百万。道教在北魏、东魏时也很受朝廷的重视,并有很大的
发展,然而道观、道士之教远不及佛寺、僧尼。
北齐时,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20公里漳水上),也是佛教的中心。据《历
代三宝记》记载:城内有寺院4000所,僧尼共8万人。全境寺院、僧尼之数不减东魏末
年。由于佛教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敬仰和提供各种优越条件,东魏、北齐时出现的许多名
僧,如慧光,在东魏时任都统,北齐时为国统,是地论学派南派(邺都)的开创者,也
是四分律宗的祖师。慧文,是天台宗之祖。慧可,他继承和发展菩提达摩的禅学思想,
被尊为中国佛教最有影响的禅宗的第二祖师。至隋唐,慧光、慧文、慧可的佛学思想,
便最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教派——华严宗、天台宗、禅宗。
但是佛教、道教势力的扩张,不仅损害了政府的税收与徭役、兵役,也妨碍了世俗
地主经济势力的扩展。佛教“捐六亲,舍礼义”,以及佛、道的虚幻想说等,都成了儒
生的攻击目标。他们从维护中国正统文化的立场出发,极力攻击和贬低佛、道。刘昼称
“佛是疫胎之鬼。”章仇子陁谓佛教是“胡妖乱华。”樊逊又更进一步。《北齐书·樊
逊传》:天保五年(554年)文宣帝询问对佛教道教的意见时,逊答道:道教之“玉简
金书,神经秘录,三尺九转之奇,绛雪玄霜之异,淮南成道,犬吠云中,子乔得仙,剑
飞天上,皆是凭虚之说,海枣之谈,求之如系风,学之如捕影。……末叶已来,大存佛
教,写经西土,画像南宫。昆池地黑,以为劫烧之灰;春秋夜明,谓是降神之日。法王
自在,变化无穷,置世界于微尘,纳须弥于黍米。盖理本虚无,示诸方便。……宁有改
形易貌,有异生人,恣情放纵,还同俗物?”他称僧、尼、道为“左道怪民,亦何疑于
沙汰。”只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袒护,佛、道二教在北齐的发展才没有受到影响。
在西魏、北周,佛教也很盛行。宇文泰就信奉佛教。他的继承人、北周的孝闵帝宇
文觉、明帝宇文毓信佛更加虔诚,故佛教在其境内长盛不衰。道教也在这时迅速发展壮
大。其时“缁衣(指僧尼)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指道士)之徒,数过于正户。”
虽然佛教、道教都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但是,这么多的不向政府纳税服役而占
有大量土地的僧、尼、道士,对于国小民寡的北周来说,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寺院、
道观地主不但在经济上与官府、世俗地主发生矛盾,而且思想上也与恪守儒家学说的土
大夫发生矛盾,佛、道之间也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地位而发生冲突。
周武帝宇文邕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最重儒术,励精图治。在位期间,在政治、
经济、军事方面都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据《广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载
言:天和二年(567年)蜀郡公卫元嵩上书说:“国治不在浮图,唐、虞无佛图而国安,
齐、梁有寺舍而祚失。大周启运,远慕唐、虞之化,宜遗齐、梁之末法。”他的意见深
受周武帝的赞赏。
这时道士张宾也上书请求废除佛教。于是,周武帝召集群臣及名僧、道士,讨论三
教的优劣。意在压低佛教的地位,定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可是,当时执掌朝
政大权的是笃信佛教的大冢宰宇文护,不表同意,加上道安、鄄鸾等上书诋毁道教,因
此,虽经多次讨论,三教未能定位。建德元年(572年)周武帝诛宇文护,始掌朝政大
权。次年十二月,又召集群臣、道士、名僧进行辩论,始定出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
佛教为后的位次。由于名僧僧勔、僧猛、静蔼、道积等奋起抗争,极力诋毁、排斥道教,
又使这次的位次未能付诸实现。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周武帝再次召集大臣、名僧、
道士进行辩论。在会上,佛、道两家斗争非常激烈。据《续高僧传·智炫传》记载,智
炫在辩论时力挫道士张宾,周武帝为道教护短,斥佛教不净,智炫答道:“道教之不净
尤甚!”
武帝这次原来只想罢斥佛教,由于道教的迷信方术和教义的虚妄,经道安、甄弯、
智炫等人的揭发,已经彻底暴露,因此,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即
僧尼)道士,并令还民。”诏令发布之后,立即实施。“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
刹伽蓝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这年六月,武帝又下诏立通道观。使“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蹟玄文,
所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者,并宜弘阐,一以贯之。”通道观的学士共120人,都是儒、
道、佛的名流。他们的任务是研究三教的哲理,探讨宏深的“至道”和幽玄的“理极”,
并达到弥合三教的分歧,使“争驱靡息”的目的。
建德六年(577年)灭北齐后,周武帝在邺城新殿多次召请名僧,解释尊儒佛的原
因与意义,与会的500僧人都沉默不语,只有慧远明确表示反对,并且以阿鼻地狱相威
胁。佛教徒任道林也上书反对毁佛,以因果报应进行恐吓。周武帝表示自己不是五胡,
无心信佛。他权衡得失后,最终决定在原齐国境内灭佛,寺院等“还准毁之”于是,整
个中国北部的佛教都被禁绝了。
周武帝这次灭佛比较彻底。据《房录》卷11记载:其时“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
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
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共40千,尽赐王公,充为宅第。三方释子减
300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周武帝灭佛,目的虽然和魏太武帝灭佛一样,都是为了扩大财源,巩固政权,但是
在方式方法上不同:第一,这次灭佛,是经过多次辩论之后作出的,各方面都有思想准
备。第二,这次没有采取坑杀僧、尼、道士和捣毁寺、观的作法,而是将寺、观赐给王
公,让僧尼等还为编户。对于那些知名的高僧、道士,或以政府官员的身份送到通道观
进行研究工作,或者量才任以官职,如以昙为光禄大夫,法智为洋川太守,普旷为岐山
郡从事,等等。总之,方式方法比较温和。
这次灭佛,北周政府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寺观财富,而且获得了近300万的编民,遂
使生产日益发展,“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从而,为后来隋朝的统一和对突厥的斗
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实力。而通道观的建立,促成了儒、道、佛三
教的交流与互相渗透,为建立以儒家为治国之本,辅以道、佛的三教结合的新的封建统
治服务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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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南朝“神不灭”与“神灭论”大论战
公元5世纪的形、神理论风波
南北朝时期,南北对立,战争不断;南朝内部赋税、徭役、兵役的加重,官吏的贪
污腐化,自然灾害的不断发生,使得人民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南朝统治者
为了消灭人民的反抗意识,进一步依靠宗教迷信作为麻醉人民的鸦片烟。佛教给人们虚
构了一个来生的世界,宣称人死灵魂不灭,根据在生的善、恶,或入天堂极乐世界,或
入地狱受各种痛苦;它要求人民放弃一切反抗,忍受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苦难,而把希望
寄托于所谓“来世”。这正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也从佛教教义中得到了安慰,只
要信佛,并且做些“功德”,来世就可以继续享受富贵荣华。因此,他们极力提倡佛教,
到处兴建佛寺,铸雕塑佛像。佛教在南朝很盛行。在南朝,仅在首都建康城(今南京市)
就有480寺;全境的寺院成千上万,僧众以百万计。
佛教的神不灭唯心主义哲学思想,遭到了当时以神灭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者的反对。
其中最著名唯物主义代表是范缜(450——515年)。《梁书·范缜传》:缜祖籍南乡舞
阳(今河南泌阳县西北),祖琢之,官至中书郎;父蒙,曾为奉朝请,早卒。缜少孤贫,
弱冠,拜当时的名儒刘瓛为师。他卓越不群,勤奋好学,深受刘瓛赏识。“既长,博通
经术,尤精《三礼》。”由于“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朝廷所重,一直怀才不遇,
穷困潦倒,25岁就白了头。35岁始起家齐朝宁蛮主薄,累迁至尚书殿中郎。大概就在他
入仕前后,愤世黑暗与佛教的欺骗,于是研究汉魏以来,特别是杨泉、何承天等人的无
神论和神灭论思想,对佛教唯心主义进行坚决斗争。永明七年(489年),笃信佛教的
竟陵王萧子良大宴宾客,范缜在座上发言反对佛教的神不灭与因果报应。子良问:“君、
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答道:“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坠,自有拂簾幌坠
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范于粪溷之中。附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
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他的意思是:人们的富贵贫贱并不是前生注定或因果
报应的结果,而是由不同的客观条件造成的。
“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
为了进一步展开论战,范缜乃以问答形式,著《神灭论》,论述其理。他指出:
“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就是说,身体和精神是对
立的统一体,精神(灵魂)从属于身体,身体存在就有精神(灵魂),人死了,精神
(灵魂)也就随之消灭。又说,形体与精神是统一的,互为依存而不能分割的。
他又举例说:精神就像锋利,形体就像是刀刃。离开了锋利就无所谓刀刃,离开了
刀刃就谈不上锋利。没有听说刀没有了而锋利还存在的,岂有形体亡了精神还在的道理?
从而,他作出了形与神关系的正确论断。
形神关系问题,是当时哲学上的一个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也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的分水岭。范缜关于“形神相即”和形质神用的一元论体系,是我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
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当时论敌提出:木与人既都是质,但是“木之质无知也,人之质有知也。人既有如
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岂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活人和死人都有形骸,岂不是死
人与活人都有知?”也就是说精神可以离开形体而单独存在。范缜解释说:人与木、生
人与死人虽然都是质体,但是两者的本质属性不同,觉是人生的属性,无知是木和死人
的属性属,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论敌又提出:既然生人之形有知。那么,“死者之形骸,非生者之形骸邪?”如此,
死人也应有知,有灵魂。范缜辩解说:“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区已革矣,安
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有如“荣木变枯木,枯木之质,宁是荣木之体?”
即是说,由生人变死人,荣木变枯木,是一种质变,不能等同。“若枯即是荣,荣即是
枯,应荣时凋零,枯时结实也。又荣木不应变为枯木,以荣即枯,无所复变也,荣枯是
一,何不先枯后荣?要先荣后枯,何也?”“生灭之体,要有其次故也。夫欻而生者必
欻而灭,渐而生者必渐而灭。欻而生者,飘骤是也;渐而生者,动植是也。有欻有渐,
物之理也。”就是说,人由生到死,树由荣变枯,是自然一定变化的规律,生与死,荣
与枯,两者既不同质,也不能反变和循环。这些有关物质的属性和事物发展规律的解释,
进一步发展了当时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在“知”(感性)与“虑”,(理性)认识上,论敌们问道:
“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神邪?”范答:“皆是神之分也。”又问:“若皆是神之
分,神既虑,手等亦应虑也?”范答:“手等亦应能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
“浅则为知,深则为虑。”
即是说,认识分为知、虑两个阶段,手等只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他认为:
“是非之虑,心器所主,”而“五脏各有所司,无有能虑者。”论敌们又问:“虑体无
本”(即思维活动不必依赖一定的生理器官)。范答:“苟无本于我形,而可编寄于异
地,亦可张甲之情寄王乙之躯,李丙之性托赵丁之体。然乎哉?不然也。”由此可见,
他发展了认识论。只是由于当时的科学不发达,他把人类思维的器官错误的以为是心。
范缜在《神灭论》最后指责“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由于
迷信佛教,“惑以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之故,
“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馨于隋游,货殚于
泥木。……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无限。”
《南史·范缜传》载言:此论一出,朝野震动,肖子良急忙召集名僧和名士王琰等
诂难之。但是,都无法难倒范缜。于是子良心生一计,以中书郎为诱饵,派王融去劝说
范缜放弃神灭论,缜大笑道:“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这
体现了他坚持真理的高尚品德。
梁武帝是一个狂热的佛教徒,他对范缜的神灭论感到极度不安。取代萧齐后不久,
即发动和组织对范缜的围剿。他在《敕答臣下神灭论》中,指责缜“违经背亲,言语可
息。”
并对缜挑衅说:“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辩其短长。”
据《弘明集》记载:天监六年(507年),他亲自组织朝贵64人,先后写出75篇文
章,围攻范缜的《神灭论》。其中有尚书令沈约的《形神论》、《神不灭论》,东宫舍
人曹思文的《难〈神灭论〉》、《重难〈神灭论〉》等,光禄大夫萧琛的《难〈神灭
论〉》等,这些文章都拿不出驳倒《神灭论》的有力论据;
而辅国将军韦睿等人的文章更出其右,他们只是按梁武帝的旨意,用“异端”、
“外道”、“妨政”等大帽子去企图压服范缜,这当然也毫无用处,曹思文后来在上奏
中也承认:“思文情识愚浅,无以折其锋锐。”梁武帝无奈,最后只得以范缜“灭圣”、
“乖理”等钦定罪名,来结束这场辩论。
范缜的《神灭论》为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也存在着一些
缺点:首先,他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反对佛教的,因而对儒家经典中提到的鬼神观不敢公
开反对;其次,他没有揭露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最后,他还把形体分为“圣
人之神”和“凡人之神”。这些,都是受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的结果。因此,他还
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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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隋文帝统一南北
300年的分裂至此结束,中国历史进入新纪元
隋文帝统一南北是发生在隋朝初年的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
从公元420年东晋灭亡起,我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在南方,陆续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王朝,历史上称南朝;在北方,先是北魏,
后又分裂为东、西魏,接着东、西魏又为北齐、北周所代替,最后北周又灭掉北齐,这
几个王朝历史上称北朝。南北朝就是南朝和北朝的合称。
南北朝时期,南北一直处于对峙的状态。到了6世纪中叶以后,南北统一的条件成
熟了。几百年中间,北方各少数民族和汉族已经逐渐融合在一起了。在北方各族之间,
在南北之间,已经不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原来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江南地区,由于北
方人口大量南迁,农业和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随着南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联系的
加强,人民迫切要求结束南北对峙状态,实现全国的统一。
公元581年,北周的外戚杨坚夺取了周静帝的皇位,建立隋朝。他就是历史上的隋
文帝。隋文帝上台以后,决计灭掉南方的陈朝。
他首先制造舆论,说自己挥师南下是为了除暴安良。他对仆射高颍说:“我为百姓
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
公元588年三月,隋文帝下伐陈诏,历数陈后主罪恶,并抄写30万份,散发江南各
地。10月,命杨广率军50余万,分别从六合(今属江苏)、襄阳(今属湖北)、永安
(今四川奉节东)、江陵、蕲春(今属湖北)、庐江(今安徽合肥)、广陵(今江苏扬
州)、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数路出兵。隋军在“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
横亘数千里”的长江沿线对陈发起全面进攻。这一战略进攻的目的在于使散布在长江中
下游的陈朝水陆军队首尾不能相顾,并且使上流陈军无法东下增援建康,同时便于对陈
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589年正月,隋军发起突然袭击,贺若弼、韩擒虎两军渡过长
江,分别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和采石(今安徽当涂县境)向建康合围。
行将覆灭的陈氏王朝,政治军事一团糟。当许多官员要求采取紧急措施时,陈后主
却说:“王气在此。齐军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彼何为者邪!”大臣孔范随声附
和道:
“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于是他们醉生梦死,依然
故我,连沿江告急文书都不屑过目。等隋军逼近建康,陈后主先是日夜啼哭,束手待毙,
后又出城决战,指望侥幸取胜,结果大败,都城陷落,他藏至景阳殿的井里,最后连同
张贵妃、孔贵妃一起被隋军俘获。二月,全境皆平,隋得州30,县400,户50万,人口
200万。
之后,隋文帝还平定了地方豪族的叛乱。陈亡之后,江南士族高门虽大都北迁,但
梁陈时正在扩大势力的地方豪强以及所谓“溪洞豪帅”却仍然保有实力。隋朝派到江南
的官吏都是北方人,不尊重地方豪强的特权。豪强们认为统一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开皇
十年(590年)冬,遍至陈朝旧境的反隋暴动爆发。当时谣传隋朝要把所有江南人全部
迁入关中,豪强们因此得以纠集民众,大股数万人,小股数千人。隋朝派遣杨素为行军
总管,领兵镇压。统一是大势所趋,分裂割据不可能真正获得江南人民的支持。豪强们
各踞一方力量也分散。隋军将其各个击破,大约次年即告平定。士族高门的北迁和这次
镇压,沉重打击了江南的割据势力。
西晋末年以来,南北长期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尖锐的民族矛盾。北朝后期,鲜卑贵族
的门阀化,尤其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汉族杨氏
代周以后,象征民族矛盾的鲜卑政权亦告消亡,南北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当时,隋的
经济、政治及军事力量都比陈强。于是,结束近300年分裂状态的历史任务便由隋来完
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又重新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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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隋文帝改革
这次改革,为后世的当政者们竖立了富国安民的样板
隋文帝改革即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为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一系列强化措施。
隋文帝杨坚,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父亲杨忠是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他
15岁时因父亲的功勋被授官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成纪县公。周武帝时
进位大将军,袭爵隋国公,长女为太子妃。公元580年五月,入宫辅政。581年二月,他
逼迫周静帝让位,建立隋朝,定都长安,取年号为开皇。589年,隋文帝完成了南北统
一,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延续近300年的分裂局面。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从开皇元年(581年)开始,隋文帝即着手一系列的改革。
他首先废除不合时宜的北周六官制,基本上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以利于加强中央
集权。三省,就是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这三省的正副长官,即尚书省的令、仆射,
门下省的纳言,内史省的监、令,都是宰相。三省都是最高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
审议和执行。尚书省下设吏、礼、兵、刑、户、工等六部。每部设尚书,总管本部政务。
此外,有御史台和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等九卿。
在地方,简化行政机构,废除郡一级地方官,实行州、县两级制。官吏的任用权一概由
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录用僚佐。
隋文帝建立的这一整套规模庞大、组织完备的官僚机构,表明封建制度已发展到成
熟阶段。自隋定制,一直沿袭到清朝。
其次,隋文帝下令制定对后世法律影响深远的《开皇律》,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确
立法律根据。《开皇律》分为12篇。判刑的名目有五种:一是死刑,二是流刑,三是徒
刑,四是杖刑,五是笞刑。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修订《开皇律》时,废除了一些酷刑,
如枭刑——斩首悬于木杆上;轘刑——车裂;宫刑——破坏生殖器。也一概不用灭族刑。
同时,减省一些刑律,减去死罪81条,流罪154条,徒、杖等罪千余条,总共保留500条。
这个新的封建法律,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明文规定贵族官僚享有法律特权。凡
是在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即所谓“八议”范围内的人
和七品以上官吏,犯罪都可以减罪一等。九品以上官吏犯罪,可以用钱来赎罪。
第三,隋文帝采取了许多经济措施以巩固其统治。他颁布了关于均田和租调的新令;
下令将百姓成丁年龄由18岁推迟到21岁,丁男服役期限由1个月减为20天;户调绢由1匹
(4丈)减为2丈;丁男年满50,免役改庸等。这些规定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民有更
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
他还整顿了府兵制,加强中央对军队的控制权。西魏、北周建立的府兵制,士兵另
立户籍,完全脱离生产,实际上是地方豪族的武装,统兵权不归中央。隋文帝改变了这
种情况,规定军人户籍属州县管理,平时参加生产,兵农合一化。使府兵制和均田制结
合起来,既保证国家的兵源,又加强了对农民的奴役和控制。中央政府设立十二卫,各
卫设大将军,为府兵最高将领,归皇帝统管,加强了封建国家对军事机构的直接控制权。
此外,建立科举制,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隋文帝命令各州每年推选三个文章华
美、有才能的人,到中央受官。后来,隋文帝又下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部管刺史,
要由有德有才的举人担当。到隋炀帝时,定十科举人,开设进士科,以考试诗赋为主,
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科举制度的创建,重才学而不重
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对后代影响很大。
隋文帝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削弱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起了积极的
作用。隋文帝统治的后期,国家富足强盛,编户大增,仓储的丰实为历史所罕见;全国
安宁,南北民众得以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繁荣景象。隋文帝所创隋制,为唐朝以后各朝
所遵循,在历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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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大运河的开凿
世界上开凿最早的人工河
大运河的开凿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利用自然水源、修筑人工运河、灌溉农田和进行运输的历史。据
记载,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了进攻齐国,运兵运粮,征调大批民夫,在长江与淮河之
间开凿一条运河,叫做“邗沟”。这就是后来大运河在江苏境内的一段。两汉至南北朝
时期,相继修建了一些渠道。这些渠道虽然断断续续,却使大运河的开凿,在江南和中
原地区初具规模了。
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修凿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
尤其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占重要地位,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交
流的迫切需要了。
隋统一中国后,人民得到安定的社会条件从事生产,社会经济逐渐恢复。隋文帝于
584年命宇文恺率众重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
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604年改名永通渠。
但是,大规模的修造,还是在隋炀帝杨广上台以后。公元605年,隋炀帝征发百万
士兵和夫役,修造通济渠。同年又改造邗沟。608年,又征发河北民工百万开凿永济渠。
610年沟通长江河。至此,开凿大运河的工程基本完成。
隋炀帝在修运河同时,还在两岸筑起御道,种上杨柳树。
从长安到江都,沿途建造离宫40多处。此外,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
或贮粮之所。
隋代开凿的一系列运河,西到京师大兴城,北抵涿郡,南至余杭,沟通了海河、黄
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把京师、东都、涿郡(幽州)、浚仪(汴州)、
梁郡(宁州)、山阳(楚州)、江都(扬州)、吴郡(苏州)、余杭(杭州)等通都大
邑联缀在一起,从而加强了各地区间的联系。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
它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
用。
唐朝时,对运河作过一些修整。如于公元742年在三门峡以东,人们在岩石中曾开
凿一条渠道,为“天宝河”。
后来的各个朝代,从维护统治阶级切身利益出发,都继续使用和修筑了大运河。元
朝定都在大都(今北京),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移到这里。因而,需要一条直通南北的
运输线。
元世祖忽必烈在1289年,下令开凿会通河。这条河北始临清,南到东平路(今山东
境内)的安山。又从北京到通县间开了一条通惠河,与原有的旧河道沟通。这样一来,
由杭州到北京,就可以不绕道洛阳,直接到达。而隋朝开掘的部分河道由于年久淤塞,
未加清理,逐渐废弃了。现在的大运河,基本上是元朝的河道。
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个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它北起北京,南到杭
州,贯通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全长为1794公里,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
脉,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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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隋末农民起义
埋葬隋王朝的汪洋大海
隋末农民起义是爆发在隋末推翻隋统治者的农民起义。
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有名的骄奢淫逸的皇帝。他统治期间,百役繁兴,民脂榨尽。
仅建筑东都洛阳,每月役使200万人,半数以上死在工地。他在西郊建造了一个大花园,
周围100公里。从江南采得大木柱,运往东都,每根大柱须2000人往返递送,沿途络绎
不绝。据记载,西苑“堂殿楼观,穷极华丽”,不知搜刮和浪费了人民多少财富!
611年,隋炀帝为了发动攻打高丽的战争,大批征兵、调粮、造战船。在隋朝官吏
监督之下,造船工们日夜立在水中工作,腰部以下都生了蛆,死去很多人。被政府征调
的兵役,由全国各地向幽州(今河北、辽宁地区)集中,源源不断;搬运粮食、兵器、
盔甲和攻城机械的民夫千里征途,日夜不绝。
许多人有去无回,尸体“臭秽盈路”,十分凄惨。在农村,“耕稼失时,田畴多
荒”。山东、河北一带,历来是隋统治者搜刮财赋的中心,又是进攻高丽的战争中征调
最多、受害最深的地方,再加上这年夏天发大水,山东地区灾情特别严重,“百姓困穷,
财力俱竭”。处在饥寒交迫困境的贫苦农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农民起义的烽火便
首先在这里燃起。
山东邹平县铁匠王薄首先举旗造反,各地农民纷纷响应。
从公元614年到617年间,农民革命的风暴已席卷全国大部分地区,先后在全国各地
兴起的起义军大小不下100支,参加的人数达数百万。后来,农民起义军汇成三支强大
的农民革命队伍:一支是河南的瓦岗军,一支是河北的窦建德军,一支是江淮地区的杜
伏威军。
瓦岗军是三支农民起义军中较强的一支,先由翟让领导,起义在瓦岗寨(今河南滑
县南)。这支起义军“多是渔猎之手”,“善用条枪”。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隋朝政府
和门阀士族,规定不得侵掠百姓,因而得到当地农民的拥护。他们又联合附近小股起义
军,使队伍扩大到万余人。
616年10月,隋炀帝派军队2万人来镇压。瓦岗军采取诱敌深入、伏兵袭击的战术,
把隋军全部歼灭。河南道“讨捕大使”张须陀突围不成也丧了命。农民起义军取得了荥
阳大捷,奠定了在河南的胜利基础。617年二月,瓦岗军攻下隋朝最大的粮仓——兴洛
仓,“开仓恣民所到,老弱襁负,道路相属”。把粮食分给贫苦的群众,农民起义军的
队伍也迅速壮大到数十万。接着,瓦岗军又大败越王杨侗的军队,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
成为中原地区起义队伍的中心。不久,这支农民军又攻占了黎阳,回洛二仓,开仓济民,
10天内得兵20余万人。农民军向隋朝东都洛阳进军,隋炀帝十分恐慌,派王世充率精兵
增援洛阳。瓦岗军和几十万隋军展开了激战。洛阳战役历时3个月,经过60余次战斗,
打得王世充全军溃败,所剩不过数千。瓦岗军围困东都,控制了河南大部分地区。这时,
瓦岗军发布了讨伐隋炀帝的檄文,揭露他罪大恶极,“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
之波,流恶难尽”。
在瓦岗军节节胜利的同时,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也转战河北各地,占据了河北
大部分地区。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江淮农民军,也紧密配合瓦岗军,不断地给隋王朝
以严重打击。在各地农民军的包围之下,隋朝统治者占据的少数城邑如同大海中的几个
孤岛。驻守江都的隋炀帝极度的惊慌。
他对着镜子说:“我这个好脑袋,不知道该谁来砍它。”他坐卧不安,梦中经常惊
叫有“贼”。隋炀帝杨广最终被部下杀掉,隋朝灭亡。
当瓦岗军即将到得胜利之时,李密的投降活动导致了瓦岗军的失败。李密出身大官
僚贵族家庭,参加杨玄感兵变失败后,隐姓埋名,流浪在河北、河南之间。公元616年,
他混入瓦岗军的队伍,用欺骗手段取得了部分领导权。同时,他又招降纳叛,扩大了自
己的势力。李密的阴谋活动引起了瓦岗军内部的斗争。翟让的“部将王儒信劝让为大冢
宰,总统众务,以夺密之权”。由于翟让没能及时识破李密的真正面目,“不以为意”,
反被李密夺了权。李密自称魏公兼元帅,让翟让当了副手。公元617年十一月,李密以
赐宴为名,杀害了翟让,篡夺了领导权。后来李密被隋朝招降,瓦岗军最后失败了。公
元618年王世充击败李密,李密投降李渊(即唐高祖),后为李渊所杀。接着河北起义
军和江淮起义军也先后被李渊镇压下去。英勇奋斗14年的隋末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被李
渊地主集团夺去。但是,这次农民大起义,推翻了隋炀帝的暴虐统治,打击了士族地主,
对唐初的政治、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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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贞观之治
没有大治,就没有唐代的繁荣,也就没有光辉灿烂的汉唐文化
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从627年到649年共计23年。贞观之治是唐太宗贞观年
间,封建统治比较稳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民族融洽,社会升平的局面的艳称。
唐太宗李世民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他以隋炀帝杨广的破家亡国为戒,接受隋末
农民起义的教训,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在政治上励精图治,实行了一系列的开
明政策和措施,政绩卓著。他曾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民众好比水,人君好
比船。”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就不能过苛地对待民众。因此,他很注意倾听不同意见,
鼓励群臣犯颜直谏,并留心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当官,不计身份,不别亲疏,推行“任
人唯贤”的政策。
首先,他罢免了裴寂等保守官僚,起用了庶族地主的代表人物魏征、戴胄、刘洎、
马周、李勣、张亮等,这些人大都是知识分子,熟悉历代兴亡的史实和封建思想家治国
的道理,特别是许多人参加过农民军,对农民革命的伟大力量有所了解,处理政务比较
接近实际。李世民还能通过选拔大批庶族地主的政治家进入最高统治集团,通过修《氏
族志》和发展科举制度,抑制了士族地主势力,适应了庶族地主发展的历史趋势。李世
民又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博纳,从谏如流;魏徵、刘洎、岑文本及马周等谏臣
盈廷,多能面折廷争,提出了不少的中肯意见和批评,因此皇帝能够较好地实行“君
道”,避免和纠正了许多错误。太宗善辨君子、小人,根据举贤任能的原则,用贤良,
退奸佞,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
一人兼数职的名臣。太宗举贤任能不避仇,以诚信待下,信赏必罚,调动臣下的积极性,
政治生活十分正常。他又进一步严密了三省六部制,规定三省长官,尚书省的尚书仆射,
中书省的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侍中共掌宰相的职权。另外,又任命一些官员加以“参知政
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头衔为宰相,参加政事堂议事。
宰相人数增多,可以集中多数意见,避免一两个宰相专权。而且宰相品位不高,进退较
易,使唐太宗可以破格提拔庶族地主做宰相,造成中央机构中庶族地主占优势。
其次,以变重为轻,务行宽简的精神立法,选择执法官吏,尽量避免枉滥;国君率
先遵守法制,执法不避亲贵。重视地方政治,慎择刺史,吏治比较清明。释放宫女,纵
放鹰犬,提倡节俭,避免不必要的战争,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发展生产,以缓和阶级矛
盾。他坚持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休养生息,奖励农耕,使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
展。太宗贯彻“重今朝冠冕”的原则,令高士廉等修成《贞观氏族志》,并禁止山东大
族卖婚求财,抑制了旧士族的势力。由于执行上述政策和措施,也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
努力,贞观时期出现了牛马布野,谷价低廉,社会升平的景象。
李世民还注意各民族的关系,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北方突厥贵族向中
原侵扰,唐太宗坚决进行了抵抗,派李靖、李勣率领十几万军队,于630年打败了东突
厥。唐朝政府把大批不甘突厥奴隶主贵族统治而南下的突厥人,安置在幽州到灵州间的
土地上,又在东突厥故地设置了许多都督府州,任命东突厥贵族为都督、刺史,隶属唐
朝中央政府统辖。这样,不仅消除了北方的边患,也缓和了民族矛盾,因而被北方各族
尊为“天可汗”;太宗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蕾,为汉藏两族间的友好交往开了先河,唐太
宗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可与汉代“文景之
治”相媲美的盛世。
唐太宗实行的政策和措施虽然具有进步性,但都是服务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
贞观时期劳动人民仍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贞观后期,唐太宗逐渐走向奢靡,有
时浪掷民财,纳谏、用人、执法等方面也不如以往;东征高丽的战争则给中朝人民带来
了苦难。这说明“贞观之治”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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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开元之治
它为汉唐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开元之治是唐玄宗开元(713一741年)年间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
富强的局面的艳称。这是唐朝极盛的时期。
唐朝自武则天退位到玄宗即位以前的中宗、睿宗统治期间(705—712年)政局极不
稳定。武氏诸王、中宗的韦皇后及其女儿安乐公主、武后女儿太平公主都参预政权,朝
廷大臣也分为几派,相互排挤,因此接连发生政变。
开元元年(713年),玄宗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消灭了政敌太平公主一伙,才结束了
这种混乱局面。此后,为了稳定政局,玄宗采取了以下措施:
(1)把武、韦及太平公主的余党都加以杀戮或贬斥;把武后以及中宗和睿宗时大
量委派的斜封官(非正式任命),试、摄、判、知官(非正职的冗官)予以裁撤精简,
将宰相员额由睿宗时的10余人减少到二三人,从而提高了行政效率。
(2)用恩礼优待自己的同胞兄弟,却不给他们以实职,从而削弱了皇室内部发动
政变的政治基础。
(3)对那些自恃对玄宗有功而邀求权位的功臣(如刘幽求、钟绍京、王琚等)坚
决予以贬斥。
(4)对有才干的宰相任用不疑,开元初以姚崇为相,他帮助玄宗执行上述几项政
策,又裁汰僧尼,整顿吏治,对实现政局安定起了很大作用。姚崇之后,所用宋璟、张
说、韩休、张九龄等,皆为名相,对政治均有所建树。
政治的安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于是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开元时期,
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
封泰山。
米斗至十三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开封),
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凭客乘,倏忽数十
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
川(今四川成都)、凉府(即凉州,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
不持寸刀。”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
到开元二十年,全国有民户7,861,236(最多时逾千万),人口45,431,265,比之
唐初户口增加一倍半以上。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唐诗最为后世称道。著名诗人高适、岑
参、王维,特别是李白、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代,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
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其他如音乐、绘画、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有显著
成就。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帜。自唐高宗以后,吐蕾强大,成为唐朝西方严
重威胁。武后时期,东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
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627—655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唐玄宗加强邻接
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
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9个节度使和1个岭南五府经略
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于是在开元五年,收复陷于契丹21年的辽西12州,于柳成
(今辽宁朝阳)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的同罗、拔也古等都重新归顺唐朝;西突厥与唐
之间的战争也逐渐停止而代之以友好往来;唐又在西域设置安西国镇节度经略使,阻止
吐蕃势力的北上;在陇右、河西之西设置军镇,巩固河西走廊的安定,保证了中国和中
亚、西亚的交通顺畅。当时唐朝的声威远达西亚,各国使者和商人往来不绝。
但在繁荣强盛的背面,深刻的社会及政治危机也在发展。
土地兼并激烈,大量农民逃亡,均田制、府兵和租庸调制都濒于崩溃,特别是节度
使统辖的军事力量加强而内地军备废弛,导致内轻外重,成为后来安史之乱的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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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安史之乱
这是唐王朝从盛至衰的转折点
安史之乱是755年至763年发生在唐朝的一次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反叛。因叛
乱是由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所以历史上称这次叛乱为“安史之乱”。
唐朝初年,为巩固中央集权,保卫边疆,实行府兵制。府兵一般征自“高赀多丁”
之家,分给其土地,定期卫戍京师或守御边疆。在内地或边境重镇设置大都督,统兵驻
守。后来,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农民失掉土地逃亡,兵源发生了问题;加上征战频
繁,府兵不能按时轮换,长期服孔,家中不能免去征徭,因此大批逃亡。在这种情况下,
唐朝统治者被迫改为“募兵制”,召募兵士宿卫,在边将统率下从事屯垦。在边境统兵
的将官称为“节度使”。
“节度使”最初只掌兵权,后因统兵作战的需要,兼管地方行政和财政。节度使权
力无限扩大,“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富”,成为大军阀。
唐玄宗时期,节度使已有10个,他们各掌握一州或几州的军、政、财权,使中央政府越
来越无力控制。
以唐玄宗为首的贵族官僚,营私舞弊,不问政事,过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
王不早朝”的淫逸生活,把朝廷外事推给权相李林甫、杨国忠去应付,内事交付宦官高
力士。李林甫专权自恣,排斥异己。杨国忠到处搜刮,广受贿赂。统治集团的腐败,给
安史叛乱造成可乘之机。
身兼范阳(今北京西南)、河东(今山西太原)、平卢(今辽宁锦州西)三镇的节
度使安禄山,是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市附近)人,他为人狡诈,善逢迎,因请求做杨
贵妃养子,很得玄宗的欢心,并取得信任,官运亨通,是势力最大的军阀。他看到唐玄
宗荒淫昏乱,内地防卫力量薄弱,“取而代之”的野心膨胀起来。在表面上,他经常到
首都长安,装得对朝廷极其恭顺,骗得唐玄宗的宠信,而在背后却暗自在河北老巢积蓄
力量。在范阳城北建筑雄武城,广招兵马;又利用民族矛盾,大搞分裂活动。经过10年
左右的准备,于755年11月,安禄山串通部将史思明,以讨伐杨国忠为名率15万兵南下
反唐。“安史之乱”爆发。
当时,海内承平日久,百姓多年未见战乱,突然听说叛乱爆发,远近震骇。叛军所
过州县,无敢拒之者。甚至士卒登城,听到敌人的鼓角声,竟吓得纷纷坠落城下。唐朝
廷急忙命封常清、高仙芝招收市并无赖之徒,前往阻挡,结果二人兵败身亡。756年正
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
756年六月,潼关失守。唐玄宗伙同杨国忠以及杨氏弟兄姊妹,西奔四川。行至马
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军士鼓躁不进,杀死杨国忠,杨贵妃也被迫吊死。
安史叛军烧杀掳掠,遭到沿途老百姓和部分唐政府军的反对,“河朔之民苦贼暴,
所至屯结,多至2万人,少者万人,各为营以拒贼。”唐朝地方官吏和将领颜杲卿、张
巡、鲁炅都进行了有效的抵抗。在广大人民群众和唐朝部分将吏的抗击下,安史叛军受
到挫折,内部矛盾重重。此时,唐玄宗的儿子李亨在灵武即位,这就是唐肃宗。他任用
郭子仪等大将,集合西北各路军队,依靠淮南、江南的雄厚财力、物力,并向回纥等少
数民族借兵,准备平乱。
757年,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唐军乘机收复长安、洛阳等地。唐军因缺乏统
一指挥,加上粮食供应不足,士气低落。759年,史思明率13万人进攻,结果唐军大败。
史思明在邺城(河南安阳市)取胜后杀了安庆绪,自称大燕皇帝。
接着,又攻陷洛阳。后史朝义杀死其父史思明。762年,唐军再次收回洛阳,史朝
义出逃中被迫自杀,其部下将领全部投降。历时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告结束。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在战争中,人民群众特别是黄河中下游
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北方经济受到很大破坏。“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
“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出现了千里萧条,人烟断绝的惨景。社会
阶级矛盾加深了。同时,唐朝中央的力量削弱了,各地出现了40多个大小军阀,形成了
方镇割据的局面。
在节度使管辖的地区,唐朝中央政府既不能任免官吏、征收赋税,又不能调动军队。
节度使的职位,或者父子相袭,或者部将相继。他们手握重兵,互相攻伐,对唐朝中央
集权形成了严重的威胁。
安史之乱既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斗争,更不是敌对阶级之间的较量,而是一场封建
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所以广大人民群从对这场战争是厌恶的。安史之乱集团
是一股分裂割据的反动势力,是发动战争的祸首,更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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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藩镇割据
在统一的国度里分裂割据,“起也快,败也速”
藩镇割据是唐朝中叶以后,一部分地方军政长官据地自雄、不服从中央命令的政治
局面。
藩是保卫,镇指军镇。封建朝廷设置军镇,本为保卫自身安全,但发展结果往往形
成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这是封建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本性所造成的矛盾。
唐玄宗在位(712—756年)时期,为了防止周边各族的进犯,大力扩充防戍军镇,
设立节度使,赋予军事统领、财政支配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一共设立了9个节度使
和一个经略使。其中特别是北方诸道权力的集中更为显著,经常以一人兼任两三镇节度
使,安禄山就是凭借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发动叛乱的。安史之乱爆发后,
为了抵御叛军进攻,军镇制度扩展到内地,最重要的州就设立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
事;较次要的州就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地。于是在今陕西、山西、河南、
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出现了不少的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后来
又扩充到全国。这些本是军事官职,但节度使又常兼所在道的观察处置使(由前期的采
访使改名)之名,观察处置使也兼都防御使或团练使之号,都成为地方上军政长官,是
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大则节度,小则观察,构成唐代后期所谓藩镇,亦称方镇。方镇
并非都是割据音,在今陕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方镇绝大多数服从朝廷指挥,贡赋输
纳中央,官职任免出于朝命。但是在今河北地区一直存在着名义上仍是唐朝的地方官而
实际割据一方,不受朝命,不输贡赋的“河北三镇”;在今山东、河南、湖北、山西也
曾在很段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类似河北三镇的藩镇;还有一些倚仗自己实力对中央跋扈不
驯、甚至兴行叛乱的短期割据者。后代史家把这种局面统名为“藩镇割据”。
唐代藩镇割据的形势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唐代宗初年到德宗末年(762—
805年),是割据形势发展时期。763年,安史之乱以史朝义自缢,其党羽纷纷投降唐朝
而告结束。
但朝廷无力彻底消灭这些势力,便以赏功为名,授以节度使称号,由其分统原安史
所占之地。计有李怀仙为卢龙(又名幽州或范阳,今北京)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东北部;
李宝臣为成德(又名镇冀或恒冀,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中部;田承嗣为魏
博(今河北大名北)节度使,统治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薛蒿为相卫(今河南安阳)
节度使,统治今河北西南部及山丁、河南各一部,共四镇。其后相卫为田承嗣所并,则
成为三镇,即河北三镇。这三镇名虽服从朝廷,实则独立。军中主帅,或父子相承,或
由大将代立,朝廷无法过问。与此同时,淄青(又名平卢,今山东益都)镇大将李正已
逐节度使侯希逸,唐亦授予节度使称号,统治今山东地区,世袭相承达三代4人。山南
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节度使梁崇义也实行割据,统治达19年。781年,梁崇义被消
灭,782年,淮西(今河南汝南)节度使李希烈据镇反叛,自称建兴王,并联合已称王
的淄青、魏博、成德、卢龙四镇节度使抗拒中央。唐德宗调集淮西邻道兵攻讨李希烈,
诸道兵都观望不前。783年,又调泾原(今甘肃泾川北)兵东援,十月,该军发生叛乱,
拥立留居长安的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秦帝。德宗出奉天(今陕西乾县)。784年正月,
李希烈称楚帝,改元武成。二月,入援朝廷的朔方(今宁夏灵武)节度使李怀光也叛乱,
德宗又奔梁州(今陕西汉中),唐朝政权处于极危险的境地。同年六月,平定了朱泚,
785年八月平定李怀光,786年四月李希烈为部将所杀,河北、山东四镇表示重新服从中
央,表面上又归统一。但德宗经过这些恐慌之后,转为推行姑息政策,求得暂时安定。
第二阶段从唐宪宗永贞元年至元和末年(805—820年),是讨伐叛镇的时期。永贞
元年(805年)八月,唐宪宗即位,他开始执行削藩政策。806年,剑南西川(今四川成
都)节度使刘辟求兼领三川,因朝廷不许,就发兵攻击东川节度使治所梓州(今四川三
台)。宪宗即派高崇文统率神策军出征,很快平定。同年,还平定夏绥节度使杨惠琳的
叛乱。次年,镇海(又名浙西,今江苏镇江)节度使李锜叛变,宪宗调邻道兵征讨,李
锜被部将所杀。这几次平叛的胜利,使宪宗及主战派大臣增强了信心。809年,成德节
度使王士真死,其子承宗自为留后,宪宗以宦官吐突承璀领兵讨伐,没有取得胜利,只
得暂时妥协,承认承宗继位。812年,魏博节度使田李安死,子从谏年幼继位,军中推
立大将田兴(后改名弘正),田兴表示服从中央,遵守法令,申报户籍,请朝廷任命管
内地方官,送从谏入京。长期割据的河北三镇中出现了一个突破口。淮西李希烈被部将
陈仙奇所杀后,吴少诚又杀陈仙奇,仍割据自雄,吴少阳继位。元和九年(814年)吴
少阳死,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在对淮西镇的处置上,朝中大臣分为主战、主抚两派。宪
宗主战,征集邻道军队围攻淮西。淄青、成德两镇暗中支持淮西,派人焚烧河阴转远仓,
刺杀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企图阻止朝廷进攻,但宪宗没有动摇,以裴度为
相,坚持平叛。这是藩镇势力和唐朝中央的一次大决战。由于平叛军队中有不少将领迁
延观望,作战无力,战争拖了4年。宰相裴度亲临前线督师,817年十月,唐邓节度使李
愬雪夜袭克蔡州,擒吴元济,取得最后胜利。次年宪宗又发兵攻淄青,819年二月,淄
青将刘悟杀节度使李师道降唐。
于是成德王承宗、卢龙刘縂相继自请离镇入朝,朝廷另委节度使,长期割据的局面
似乎都解决了。
第三阶段从唐穆宗初年至唐懿宗末年(821—872年),是藩镇复活并延续的时期。
宪宗伐叛所创下的新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长期战争,中央府库的积蓄已经枯竭,宪
宗晚年任用聚敛之臣,遭到百姓怨恨;新的统一局面,也使大臣们思想麻痹。宪宗死,
穆宗即位后,“销兵”(即裁减兵员)的主张盛行一时。销兵虽可节省财政开支,但被
裁的士卒无可靠生计,却是一个乱源。河北三镇的将士几十年不识中央委派的官吏,如
今看到的却是一些趾高气扬把河北士兵视为降虏的昏庸骄奢的人物。821年卢龙首先发
生兵乱,将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接着,成德军将又杀自魏
博移镇成德的节度使田弘正(即田兴),朝廷命裴度统兵讨伐,又命魏博节度使田布
(田弘正之子)出兵助讨成德,但将士不肯出力,要求田布行河朔故事(即恢复独立状
态),后田布自杀。于是“河北三镇”又脱离了中央控制,被裁的士卒,纷纷投奔其下。
新割据者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诚实行原先的旧传统。裴度的讨伐军无功而还。朝廷因
军费浩大,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只好承认现实。经此,唐朝中央再也没有恢复河北的打
算。在唐朝尚能控制的区域,也出现割据者,如徐州(今属江苏)大将王智兴逐节度使
崔群,自领军务,朝廷即授以节镇。泽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悟擅囚监军使刘承偕,
朝廷无可奈何,宣布流放刘承偕,刘悟才将其释放。
后来刘悟子孙三代据有泽潞。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李德裕主持平定了泽潞。
这次被称为“会昌伐叛”的胜利,对稳定中央直接控制地区起了积极作用。总之,第三
阶段中,藩镇有所复活并发展,不过程度不如第一阶段之甚。在这段时间内,不论是在
唐朝控制的地区,还是藩镇割据的地区,都经常发生牙将逐帅的事件。这是藩镇割据的
另一种表现形态,是权力下移的象征。
第四阶段从唐僖宗乾符二年至唐亡(75—907年),是藩镇相互兼并的时期。乾符
二年(875年),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唐朝虽然征集各镇士兵围剿,
并委任都统、副都统为统帅,实际上指挥并不统一。许多节镇利用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
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黄巢攻入长安后,唐朝中央政权实际已经瓦解,这时在全
国逐渐出现了许多割据势力,有的原是唐朝的节度使(如高骈);有的则是自己形成一
个武装集团之后,被唐朝授予节度使(如杨行密、董昌、钱镠)。这样,割据的藩镇就
空前增多。农民起义军失败后,这些藩镇立即转入相互兼并的战争中,数十年战争不断,
几乎遍及全国。天祐四年(907年),名义上的中央朝廷也被藩镇之一朱温夺去了,历
史终于演变为五代十国,成为唐代藩镇割据的延续。直到北宋统一,才结束了这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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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永贞革新
昙花一现的改革,终究付诸东流
唐王朝在经历了唐太宗贞观时期、武则天时期后,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其政治
军事上的强大、经济上的繁荣,也就达到了顶峰。在一片欣欣向荣的背后,也隐藏着巨
大的危机。安史之乱使唐王朝几乎灭亡,从此走上下坡路。唐王朝的政治一统,被藩镇
割据所取代,赫赫王权转到宦官手中,形成宦官专政的局面。这两个恶疾附着在唐王朝
身上,难以根除。总的说来,唐中期以后的皇帝多是庸人,虽然有个别皇帝曾在一些朝
臣的帮助下,试图清除这两个毒瘤,但终于由于根深蒂固,难以奏效。唐顺宗时期的
“永贞革新”就是一次失败的政治改革。
宦官是专制制度的伴生物,宦官被作为皇帝的家奴,服务于皇宫中。宦官作为一个
集团,其成份相当复杂,他们多数是来源于社会下层,由于肉体被残害,所以心理上也
常常是畸形的。众多的宦官集中在宫内,很容易结成集团。唐朝前期,宦官数量不多,
地位也很低,无权过问军政大事。到唐玄宗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开元、天宝年间,
宦官激增到3000人,仅五品以上的宦官就有1000人。宦官高力士尤其被重用,玄宗还委
派宦官任监军,到藩国出使。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当皇帝得到了宦官的帮助,所以更加
信任宦官,任用宦官李辅国掌握禁军,朝廷所有制敕,须经他押署,才能实行。到唐德
宗时期,他刚愎自用,猜忌大臣、宿将,便依靠宦官。德宗设护军中尉2人,中护军2人,
全由宦官充任,统率左右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军。从此以后,宦官掌典禁军成为定制。
从唐代宗时开始,还以宦官2人充内枢密使,掌管机密,传宣诏旨,权力很大。
宦官有了武力作后盾,地位更加巩固,他们有权任免将相,地方上的节度使也多从
禁军中选任,宦官势力日渐膨胀。
皇帝和朝臣都要受到宦官的支配,因而非常不满。
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安史余部并没有被完全消灭,唐代宗为了敢得暂时的安定,把
仍有较大实力的安史部将任命为节度使,同时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朝对内地掌
兵的刺史也给以节度使的称号,到安史之乱平定以后,节度使数量已相当多。这些节度
使都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大的占有十余州,小的也有三四州,自己任命官员,掌握本地
赋税收入,父死子继,或者由部将拥立,完全独立于唐朝的政治体系之外。平时互相攻
战,强大时就向唐王室发难,威胁唐王朝的安全。
永贞元年(805年)正月,唐德宗死,太子李诵即位,这就是唐顺宗。他在东宫20
年,比较关心朝政,从旁观者的角度对唐朝政治的黑暗有深切的认识。唐顺宗即位时已
得了中风不语症,但还是立刻重用王叔文、王伾等人进行改革。
王叔文,越州山阴人(今浙江绍兴)。王伾,杭州人,一个是棋待诏,一个是侍书
待诏,原先都是顺宗在东宫时的老师,他们常与顺宗谈论唐朝的弊政,深得顺宗的信任。
在顺宗即位后,他们和彭城人刘禹锡、河东人柳宗元等人一起,形成了以“二王刘柳”
为核心的革新派势力集团。他们维护统一,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
官专权。王叔文、王伾升为翰林学士,王叔文兼盐铁副使,推韦执谊为宰相,柳宗元为
礼部员外郎,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共同筹划改革事谊。
他们围绕打击宦官势力和藩镇割据这一中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罢宫市、五坊使。唐德宗以来,宦官经常借为皇宫采办物品为名,在街市上
以买物为名,公开抢掠,称为宫市。白居易《卖炭翁》诗就是对宫市的控诉。早在顺宗
做太子时,就想对德宗建议取消宫市,当时王叔文害怕德宗怀疑太子收买人心,而危及
太子的地位,所以劝阻了顺宗。永贞年间,宫市制度被取消。充任五坊(即雕坊、鹘坊、
鹞坊、鹰坊、狗坊)小使臣的宦官,也常以捕贡奉鸟雀为名,对百姓进行讹诈。五坊使
也被取消。这二项弊政被取消,因而人心大悦。
第二,取消进奉。节度使通过进奉钱物,讨好皇帝,有的每月进贡一次,称为月进,
有的每日进奉一次,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吏,甚至幕僚也都效仿,向皇帝进奉。德宗时,
每年收到的进奉钱多则50万缗,少也不下30万缗,贪官们以进奉为名,向人民搜刮财富,
革新派上台后,通过唐顺宗下令,除规定的常贡外,不许别有进奉。
第三,打击贪官。浙西观察使李锜,原先兼任诸道转运盐铁使,乘机贪污,史书称
他“盐铁之利,积于私室”。王叔文当政后,罢去他的转运盐铁使之职。京兆尹李实,
是唐朝皇族,封为道王,专横残暴。贞元年间,关中大旱,他却虚报为丰收,强迫农民
照常纳税,逼得百姓拆毁房屋,变卖瓦木,买粮食纳税。百姓恨之入骨,王叔文等罢去
其京兆尹官职,贬为通州长史,百姓非常高兴,市里欢呼。
第四,打击宦官势力。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19人俸钱,这些都是
抑制宦官势力的措施。革新派还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兵权。这是革新措施的关键,
也是关系革新派与宦官势力生死存亡的步骤。革新派任用老将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
度使,用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宦官发现王叔文在夺取他们的兵权,于是大怒说:
“如果他的计划实现,我们都要死在他的手下。”同时立刻通知神策军诸军不要把兵权
交给范、韩二人,这个重要步骤未能实现。
第五,抑制藩镇。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刘辟到京都对王叔文进行威胁利诱,想
完全领有剑南三川(剑南西川、东川及山南西道合称三川),以扩大割据地盘。王叔文
拒绝了韦皋的要求,并要斩刘辟,刘辟狼狈逃走。
此外,王叔文等还放出宫女300人、教坊女乐600百人还家,与家人团聚。
从这些改革措施看,革新派对当时的弊政的认识是相当清楚的,在短短几个月的时
间里,革除了一些弊政,受到了百姓的拥护。但同时,革新的主要矛头是对准当时最强
大、最顽固的宦官势力和藩镇武装的,所以革新派面对的阻力很大。
因为实力掌握在宦官和藩镇手中,而革新派则是一批文人,依靠的是重病在身的皇
帝,而皇帝基本上又是在宦官们的控制之中,所以,在必要的时候,宦官们随时都可以
把改革派一网打尽。
早在永贞元年三月,宦官俱文珍等人就一手操办,将顺宗长子广陵王李淳立为太子,
更名为李纯。
七月,俱文珍又伪造敕书,罢去了王叔文翰林学士之职,王伾竭力争论,才允许王
叔文三、五日到一次翰林院。不久,王叔文母亲去世,王叔文归家守丧,王伾孤立无援。
这时王伾请求宦官起用王叔文为相,统领北军,继而又请起用王叔文为威远军使、平章
事,但都未得允许。革新派人士已感到人人自危。这一天,王伾又两次上疏,都没有得
到任何答复,知道大事已去。当天夜间,王伾得中风病,第二天回到自己的府第。
同时,韦皋上表请求由皇太子监国,又给皇太子上书请求驱逐王叔文等人,荆南节
度使裴均、严绶等也相继上表。于是,俱文珍等以顺宗的名义下诏,由皇太子主持军国
政事。八月,宦官拥立李纯即皇帝位,即唐宪宗,顺宗退位称太上皇。
到第二年,顺宗也被宦官害死。
在宪宗即位后,革新派纷纷被贬斥,而像杜黄裳、袁滋、郑絪等依附于宦官的官僚
纷纷得到重用。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马,第二年被赐死。王伾贬为开州(四川开县)司
马,不久病死。其余柳宗元、刘禹锡等6人都被贬为边远州的司马。
因此,这次革新运动也叫“二王八司马”的革新运动。
永贞革新运动被扼杀,唐朝政治更加黑暗,从此唐朝又创了一个新的恶例,每个皇
帝都把自己任用的人当作私人,继位的皇帝对前帝的私人,不论是非功过,一概予以驱
除。宦官拥立皇帝,朝官分成朋党,本来就有相沿成习的趋势,在唐宪宗以后,都开始
表面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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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会昌灭佛
教派斗争在党争的淤涡中浮沉
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指周世宗柴荣。“会昌灭佛”就是指唐武宗在会昌
年间的毁佛活动。
“会昌灭佛”是佛教与封建国家发生经济上的矛盾冲突、佛教与道教争夺宗教上的
地位的斗争的结果。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末年。它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魏晋以前为输入时期,东晋南北朝为传播时期,隋唐为兴盛时期。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门阀世族统治阶级的提倡下,获得了广泛的传播。皇帝、
贵族和世族官僚大都信仰佛教,印度僧人佛图澄、鸠摩罗什先后被后赵石勒、石虎和前
秦苻坚尊为国师。南朝梁武帝更是一个迷信很深的教徒,他尊佛教为国教,并曾三次舍
身出家为僧。所以,这个时期佛教寺院大量兴建,僧尼空前增多。北魏时,佛寺多达3
万余所,出家僧尼达200余万人。南朝梁武帝时,仅建康一地,就有佛寺500余所,僧尼
10万人。而且这些佛教寺院都拥有独立经济,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形成了特殊的
僧侣地主阶层。
佛院经济的发展必定会在经济方面与封建国家发生冲突。北周武帝当政时,北周有
僧侣100万,寺院万余所,严重影响了政府兵源、财源。为了消灭北齐,他决定向寺院
争夺兵源和土地。建德三年(574年),下诏禁断佛、道二教,把僧侣地主的寺宇、土
地、铜像资产全部没收,以充军国之用,近百万的僧尼和寺院所属的僧祇户、佛图户编
入民籍。此后四年,北周灭北齐,北周毁佛的范围达到关内及长江上游,黄河南北的寺
院也被毁灭。江南自侯景之乱后,佛教势力也受到影响,陈朝的佛教已不及梁朝之盛。
佛教势力的再次膨胀与隋文帝杨坚的提倡有极大关系。
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元年(581年),发布诏令,可以自由出家,并按人口比例出家
和建造佛像。隋炀帝时,命僧人法果在洛阳缩写佛经经目。所以在隋朝时,佛教已再度
兴盛起来,唐朝时更为发达了。
唐朝统治者虽也有几次抑制佛教的活动;但总的说来还是提倡的。
唐高祖比较信佛,但唐初时,傅奕多次上书,列数佛教的恶果,请求废除佛教。唐
高祖曾下诏淘汰僧尼,并波及道士。由于唐高祖退位,太宗摄政,大赦天下,所以并没
有实行。唐太宗时曾于贞观初年,下令凡有私度僧尼者处以极刑。
唐太宗晚年有忧生之虑,所以留心佛法,再者,因爱玄奘之才,所以曾亲自写了
《大唐三藏圣教序》,宣扬佛法。并下令度僧尼18000余人。以后的高宗、中宗、睿宗
都很信佛。武则天之时,则更是大力提倡佛教,到处建造佛像,又建明堂,修天枢。佛
教势力更加膨胀。佛教寺院可与宫室相比美,极尽奢华。以后诸帝也多信佛,肃宗、代
宗在宫内设道场,养了数百个和尚在里面早晚念佛,宪宗时还举行迎佛骨的活动。
代宗时下诏,官吏不得“箠曳僧尼”,僧尼犯法也不能绳之以法。当时关中的良田
多为寺院所有。
佛教在统治者提倡下,迅速发展起来,但同时也与封建国家存在着矛盾。大量的劳
动人手出家为僧或者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寺院控制了许多土地和劳动力,寺院经济
发展起来,而封建政府的纳税户却大为减少。傅奕反对佛教的理由之一就是,僧尼是游
食之民,不向国家交纳租税,浪费了封建国家许多钱财,减少了税收。韩愈在反佛的文
章中也从国家财用的角度,指出了佛教的弊端。代宗时,彭偃就建议:
僧道不满50岁的,每年交纳四匹绢,女尼及女道士不满50岁的,交纳二匹,并和普
通百姓一样应役。他认为如果这样,那么出家为僧也就没有什么害处了。因为存在争夺
土地和劳动人手方面的矛盾,在这一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封建国家就会向佛教势力宣
战。
另一方面,唐武宗灭佛也是佛教与道教斗争中的一个回合。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追尊老子李聃为教祖。北朝以来的皇帝多信道教。唐
朝建立后,因为皇帝姓李,道教尊奉的老子也姓李,统治者为了借助神权,提高皇家的
地位,自认是老子的后代,所以推崇道教。高宗时,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还
亲自为《道德经》作注,叫人学习。尊老子的《道德经》为《道德真经》,庄子的著作
为《南华真经》,庚桑子的著作为《洞灵真经》,列子的著作为《冲虚真经》,在科举
中增设老、庄、文、列四子科。并规定道士女冠由宗正寺管理,宗正寺是管理皇室宗族
事务的机构,说明唐朝把道士和女冠当作本家看待。武则天崇佛,一是因为佛教曾为她
当女皇制造理论根据,同时也是要用佛教来压道教。
由于唐代尊崇道教,有很多为皇帝所宠信的道士。这些道士,继续前代以来佛、道
二教的斗争,对佛教大肆攻击。唐武宗灭佛的根本原因在于打击佛教寺院的经济势力,
但也和道士赵归真对佛教的攻击有很大的关系。
武宗前面的敬宗、文宗仍照旧例做佛事,但敬宗已酷信道教,赵归真可以出入皇宫。
文宗时已有毁佛之议,曾下令禁止度僧和营建寺庙。武宗未即位时,已好道术。即位后
即召道士入禁中。赵归真利用了这一点。对武宗说:佛教不是中国之教,应当彻底清除。
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3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
吾民尤困于佛。唐武宗说:使吾民穷困的是佛。于是下诏废除佛教。先拆去山野招提和
兰若(私立的僧居)4万所,还俗僧人近10万人。会昌五年(845年),规定西京留4寺,
每寺留僧10人,东京留2寺,其余节度观察使所治州34处可以留1寺,留僧照西京例。其
他刺史所在州不得留寺。并派御史4人巡行天下,督促实行。共废寺(朝廷赐名号的僧
居)4600余所,僧尼还俗260500人,释放奴婢15万人,被寺院奴役的良人50余万。没收
良田数千万顷。凡被释放的奴婢,每人分给田百亩,编入国家户籍。
并将寺院铜像用来铸钱,铁像铸成农具,金银像收归国库。民间佛像限一月送交官
府,如违犯则给以处罚。会昌末年,全国两税户比宪宗“元和中兴”时增加了两倍多,
比穆宗时期增加了1C3,是安史之乱以后国家最盛时期。可见,这次灭佛运动是成功的。
但是,武宗死后,宣宗即位。宣宗崇信佛教,下令恢复武宗时被废的佛寺,并杀死
道士赵归真等。在此之后,佛教势力又兴盛起来。
对佛教的态度也是唐后期牛李党争的一个内容。李德裕反对佛教,他在浙西做官时
曾拆毁寺观1400余所;在西川任节度使期间,也曾毁寺观兰若干处,把寺院土地分给农
民。会昌年间的灭佛运动就是李德裕和唐武宗协同进行的。宣宗大中元年(847年),
李德裕被贬为潮州司马,后又贬崔州(海南琼山县东)司马。教派斗争终于纳入了政治
斗争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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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黄巢起义
中国农民起义的崭新阶段
黄巢起义是875年至884年发生在唐朝末期的一次志在推翻唐王朝的农民起义。
唐朝末年,农民不甘封建压迫和剥削,纷纷起来造反。762年,袁晁领导长江下游
的农民起义;859年,袭甫在浙东领导起义;868年,庞勋领导徐泗地区的戍兵在桂林起
义。这些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拉开了唐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公元873年,唐懿宗死,僖宗立,政治更加黑暗,财政亏空年达300万贯。这一年又
逢黄河中下游遭受旱灾,夏季麦收一半,秋季颗粒不收。农民只好以野菜、树皮充饥。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徭役,赋税仍未减轻,逼得农民无法生活。愤怒的群众在走投无
路的情况下,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唐末农民起义爆发了。
874年,王仙芝在长垣(今河南长垣县东北)聚集3000多人举行起义,自称“天补
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发布文告,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唐朝。第二年夏天,黄巢
领导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北)数千群众响应。
黄巢是山东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人,以贩盐为生,读过书,能骑善射。他曾组
织过武装盐帮,同唐政府缉查私盐进行过多次武装斗争。他对唐朝的黑暗统治,早有无
比的仇恨,立志要推翻唐王朝。黄巢起义后,贫苦农民纷纷加入义军,很快发展到几万
人。王仙芝率领队伍攻克濮州(今河南范县)、曹州时,和黄巢起义军会合,声势浩大。
他们转战山东、河南、湖北诸地。
唐朝统治者受到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之后,企图用高官厚禄来收买起义领袖,瓦
解农民革命队伍。在敌人的诱降政策面前,王仙芝产生动摇,黄巢和起义军战士坚决抵
制,使他未敢公开投降。这时,黄巢率军打回山东,王仙芝留在湖北。唐朝军队前来镇
压,王仙芝派人去洛阳谈判投降条件。虽然由于使者中途被唐军捕杀,谈判未成,却使
起义军陷入被动局面。878年2月,黄梅一战,5万多起义军战死,王仙芝也被唐军杀死,
只有尚让率领一部分起义军突围,到亳州投奔黄巢。
此后,农民起义军一致推举黄巢为统帅,号称“冲天大将军”,建立王霸,任命官
署,斗争锋芒直指以“天”为象征的地主阶级政权。从878年2月起,黄巢率领起义军横
扫淮河南北各地,并乘虚南下渡过长江,攻取虚州、吉州、饶州、信州和福州。农民军
所到之处,焚官府,杀贪官、济贫农,得到人民的支持,队伍扩大到几十万人。
879年10月,农民起义军攻克广州,在这里进行了短期的休整,补充了人员和武装。
这时黄巢以“百万都统”的名义发表了北伐的政治宣言,提出了“禁止刺史殖(聚敛)
财产,县令犯赃者族(灭族)”的具体政治主张。接着,他率军北上,向唐王朝的老巢
长安方向进军。
消息传到朝廷,皇帝大为震惊,急忙调兵阻截。宰相王铎亲自出马,充当荆南节度
使、南在行营招讨都统驻守江陵,并保举“将门后代”李系为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
率军5万驻守潭州,又调高骈为淮南节度使驻屯扬州,防守长江天险。
农民起义军英勇进军,毫不畏惧。同年11月大军在桂州(今桂林)集中后,沿湘江
向北经永州、衡州,直取潭州,消灭唐军5万。起义军乘胜顺长江东下攻克鄂州,到安
徽、浙江等地流动作战。880年,起义军突破长江防线,又突破淮河防线,直取洛阳。
唐朝政府企图坚守潼关,垂死挣扎,除守将齐克让率领1万名士卒驻守外,又拼凑
2800名“神策军”协同守关。黄巢率大军至潼关城下,亲临前线,并以先锋尚让绕潼关
背后两面夹攻。当地群众1000多人自动赶来挖土填壕,支援农民军。黄巢起义军仅用6
天时间就攻下潼关,打开了长安的大门。起义军迅速向长安城挺进。
881年1月8日,唐僖宗带随从宦官仓皇逃奔四川成都。
同日傍晚,农民军占领长安城。十六日,农民起义军在长安建立了新政权,黄巢做
了皇帝,国号“大齐”,年号金统。唐朝三品以上大官一律罢免,四品以下留任。
革命政权建立后,黄巢没有乘胜追击,也没有消灭关中附近的禁军,而是陶醉在胜
利之中,这就使逃到四川的唐僖宗站稳了脚,并集结了残余势力,联络各地军阀武装,
向农民军反扑过来。在起义高潮中一些暂时投降的节度使,也乘机起兵。农民军没有根
据地,很快陷入唐军包围之中。在艰苦的条件下,起义军首领朱温叛变。883年,唐朝
统治者又勾结沙陀族和党项族的贵族武装力量向农民军进攻。由于寡不敌众,农民军退
出长安,在河南坚持斗争。884年6月,农民军又退到山东。在莱芜以北狼虎谷一战中农
民军多数阵亡,黄巢自杀。农民起义失败。
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起义,率众几十万,转战十几省,持续十几年,是中国历史上
一场空前宏伟壮烈的农民革命战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它沉重地打
击了唐王朝的统治,表现了农民战争对封建社会的改造作用。同时,起义也削弱了藩镇
割据势力,打破了原来中央与藩镇之间、藩镇相互之间的均势。这支农民军以“冲天”
的革命思想,第一次提出“均平”的战斗口号,建立了革命政权,猛烈地冲击了封建制
度。标志着农民战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给后世的农民斗争以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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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五代十国的分裂
五代的历史,使中国的分裂走向了终点
五代十国的分裂是唐末至北宋初年群雄割据的一种局面。
唐朝政府在黄巢农民大起义中,被打得七零八落,名存实亡。农民军虽然失败了,
唐朝统治也随之垮台了。
907年,朱温废掉唐哀帝,自立为皇帝,建立了后梁政权,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
时期。
“五代”是指中国北方先后出现的五个封建王朝:后梁(907一923年)、后唐
(923—936年)、后晋(936—946年)、后汉(947—950年)、后周(951—960年)。
据记载,这53年中,更换了14个皇帝。他们都建国于华北地区,疆土则后梁最小,后唐
最大。
“十国”是指当时割地分据的十个独立政权:吴(902—937年)、南唐(937—975
年)、吴越(902—978年)、楚(927—951年)、闽(909—945年)、南平(924—963
年)、前蜀(907—925年)、后蜀(934—965年)、南汉(917—971年)、北汉(951
—979年)。前9个政权建立在长江以南;后一个政权建立在山西境内。十国与五代并存,
但各国存在的时间长短不一,如吴越,割据于唐亡以前,直到五代结束时才为北宋所灭。
疆土则南平最小,南唐最大。
此外,还有先已存在于东北地区的渤海国,新兴于北方的契丹(辽),西南边境的
南诏(后称大理)、吐蕃、高昌等等,也同时并立,互相攻伐。
五代十国政权频繁更迭的局面,是唐朝后期方镇割据的进一步发展。比如最早夺取
唐朝皇位的朱温,就是唐朝方镇的藩帅。
朱温,又名朱全忠,早年参加黄巢起义军,后来叛变投降,被唐朝封为河中行营副
招讨使。由于他镇压农民军十分卖力,又进封宣武节度使,成为关东最强的方镇。907
年,朱温在开封定都,当了后梁皇帝,改名朱晃,这就是后梁太祖。
后来他被其子朱友球所杀。
朱友球杀死朱晃后,自己又被其弟朱友贞所杀。朱友贞就是后梁末帝。他在位期间
跟唐朝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为争夺地盘,进行了激烈的战斗。923年,李存
勖灭掉了后梁政权,建立了后唐,都城设在洛阳。
后唐李存勖是血战20年而得天下的。他上台后,大兴土木,拼命地搜刮老百姓,很
快把社会搞得一团糟。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替他打仗的士兵也吃不上穿不上。饥饿威胁
着人们,出现卖子女、卖老婆的悲惨景象。
这时候,魏州发生了兵变。李存勖派李嗣源带兵去镇压。
没想到,李嗣源反与魏州士兵联合,推翻了李存勖,自己进洛阳当了皇帝。李嗣源
是李克用的“养子”,历史上称他为后唐明宗。
明宗李嗣源的女婿叫石敬瑭,是一个野心家。他趁着后唐混乱的时候,于936年请
契丹统治者帮助,从太原起兵进攻洛阳,灭了后唐,建立后晋。
946年,契丹进入开封,烧杀掠抢,被中原人民起来赶跑。
后晋随之灭亡。这时,太原节度使刘知远称帝,建立后汉政权,带兵进入开封,成
为中原的统治者。
后汉朝廷内部争夺权利的斗争十分激烈。950年,邺都留守郭威带兵攻入开封,灭
了后汉,建立后周政权。
从后梁到后周,几十年的军阀混战,给广大农民带来极大灾难。他们强迫农民当兵,
为其争权夺利卖命。农民不愿当兵,纷纷从军队逃出来,军阀便在士兵脸上刺字,如逃
走的抓回来处死。农民无法生活,四处逃难,使土地荒芜,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的摧残。
此间,南方十国也处于分立割据之中。唐末,王建据有四川,后又取东川,907年
称帝,国号蜀,史称前蜀,建都成都。925年,庄宗派兵攻灭前蜀,934年孟知祥称帝,
建元明德,重建蜀国,史称后蜀,仍都于成都,965年为宋所灭。
唐末,杨行密占据淮南28州,902年受唐封为吴王,927年其子杨溥称帝,937年徐
知诰废吴帝杨溥,自己称帝。国号大齐,改元升元,次年改姓名为李升,改国号唐,史
称南唐。
951年南唐出兵灭楚。975年南唐被宋兵所亡。
钱镠在唐末占据杭州地区,后吞并浙东,占有两浙10余州之地。907年后梁封他为
吴越王,978年吴越亡。
王潮、王审知兄弟在唐末占有福建,909年后梁封王审知为闽王。945年闽为南唐所
灭。
马殷在唐末占有潭(今湖南长沙)、衡(今湖南衡阳)诸州,后梁开平元年(907
年)被封为楚王,951年为南唐所灭。
唐朝末年,刘隐据有西至邕州(今广西南宁)、东至潮州(今属广东)的岭南广大
地区,917年其弟刘岩称帝,国号越,不久改为汉,史称南汉。971年被宋所灭。
907年,后梁大将高季兴驻守江陵。924年,后唐封他为南平王。963年为宋所灭。
十国中唯一在北方的是北汉。951年,刘崇在山西太原称帝,史称北汉。979年被宋
所灭。
五代十国的分裂导致战争频繁,人民的兵役负担加重。社会经济也遭到严重破坏,
赋役剥削苛重,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直到后周时,政治才有所改革,生产也有
所恢复。
增强了后周的实力,为后来后周的赵匡胤(即宋太祖)统一全国、结束五代十国的
分裂局面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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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
割让燕云十六州,“山前”、“山后”尽失天险,自毁长城
唐朝在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下更加衰弱,907年,朱温最后取代唐朝建立了后梁政
权。唐朝后期以来的藩镇割据演化为五代十国的分裂混战局面。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
王朝更迭最频繁的一个时期,实行的是军阀强权政治。割据一方的藩镇拥有一定的军事
实力,在时机成熟时,他们就推翻朝廷,取而代之,建立自己的王朝。同时在王朝内部,
为争夺皇位而内讧,父子相杀、兄弟相杀的事件层出不穷。总之,五代时期就是这样一
个无法无天的时代,军阀们为了皇位可以不择手段,石敬瑭就是这样一个靠出卖国土、
认贼作父而取得契丹帮助,爬上帝位的无耻之徒。
石敬瑭出自西夷,他的父亲臬捩鸡,跟随沙陀贵族李国昌、李克用父子打仗,石敬
瑭本人在年轻时得到了当时任代州刺史的李嗣源的赏识,成为李嗣源的女婿,李嗣源是
李克用的养子,即后来的后唐明宗。
唐明宗死后,他的儿子李从厚继位,这就是闵帝。他仅在位四个月,皇位就被唐明
宗的养子李从珂夺去了,李从河就是末帝。末帝即位后,任石敬瑭为北京(太原)留守、
太原节度使。李从珂夺得帝位,对石敬瑭是一个刺激。他也就积极筹划如何可以过一下
皇帝瘾了。太原之地地形险固,粮食充足,石敬瑭又把在洛阳的钱财运到太原,准备以
太原为根据地,勾引契丹为助,来夺取帝位。
契丹是居住在我国东北的少数民族,公元907年,阿保机在统一各部后,建立了政
权。阿保机死后,耶律德光继立,改国号为辽。在阿保机建立政权日益强大时,就常常
向南侵扰五代的北部边境。但当时阿保机建国不久,他还曾派使者向后梁王朝称臣,以
求得册封,后梁册封契丹为甥舅之国。契丹不断南侵,也常遇到不小的阻力,所以尚不
能长驱直入。
石敬瑭与他的部下桑维翰、刘知远共同筹划,引契丹为援,夺取后唐天下。石敬瑭
让桑草拟给契丹的文书,表示称臣于契丹皇帝,并向契丹皇帝行父子之礼,答应在事情
成功后割让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的土地。刘知远也认为太过分,他向石敬瑭说:
称臣就可以了,行父子之礼太过分;多给一些钱物就可让契丹出兵帮助,割让土地,恐
怕将来会成为中原的一大祸患,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但石敬瑭帝梦心切,根本听
不进去。当时石敬瑭45岁,耶律德光34岁,石敬瑭此举可谓无耻之极。
石敬瑭叛唐后,唐末帝以张敬达为都部署讨伐,杨光远为副。张敬达在晋安乡(在
晋阳南)筑长围以围困晋阳,石敬瑭领军坚守,但也面临着缺粮的问题。九月,耶律德
光帝自率5万军队来援助石敬瑭,当天就打败唐兵并包围了晋安寨。末帝调集军队来解
围。卢龙节度使赵德钧领兵来解围,但是他却以大量金帛送给耶律德光,并请求立自己
为皇帝,他提出的条件是:自己率兵攻占洛阳,与契丹约为兄弟之国,答应让石敬瑭常
镇河东。这个条件比石敬瑭的条件要差得多,但是尽管如此,因为耶律德光觉得自己孤
军深入,赵德钧仍有很强的实力,自己也有被后唐军队切断退路的危险。所以耶律德光
准备答应赵德钧的请求。石敬瑭听说这一消息,十分恐惧,派桑维翰到契丹军营,跪在
耶律德光帐前,从早到晚哭哭啼啼阻止耶律德光答应赵德钧的请求,最后耶律德光才作
罢。
十一月十二日,契丹耶律德光册封石敬瑭为晋帝,约定双方永为父子之邦。晋每年
向契丹交纳帛30万匹,并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这十六州是:幽(辽升为南京,亦
称燕京,即今北京)、涿(河北涿州)、瀛(河北河间县)、莫(任丘)、檀(密云)、
蓟(蓟县)、顺(顺义县)、蔚(蔚县)、新(河北原涿鹿县)、妫(怀来县)、儒
(北京延庆县)、武(河北原宣化县)、朔(山西朔县)、云(大同市)、应(应县)、
寰(朔县东)。闰十一月,杨光远杀掉张敬达,向契丹投降。耶律德光遂同石敬瑭一起
向南进军,派高谟翰为先锋,与后唐降军一起南进,到团柏谷,赵德钧与其子延寿率先
逃走,其他将领也相继逃跑,士卒大溃。赵德钧、延寿逃到潞州,耶律德光与石敬瑭到
达潞州,赵德钧父子投降契丹。至此,耶律德光没有再继续南下,石敬瑭则继续向洛阳
前进,后唐军队纷纷投向石敬瑭,末帝与曹太后、刘皇后等人携传国宝登上玄武楼自焚。
当天晚上,石敬瑭进入洛阳。石敬瑭就是后晋太祖。
石敬瑭奉耶律德光为父皇帝,向契丹称臣,每次契丹使者到来,他都要拜受契丹诏
敕。除每年输送的金帛之外,凡有吉凶庆吊,节日赠送,后晋向契丹进奉的珍奇礼品数
量也很大。以至应天太后、元帅、太子、南北二王韩延徽、赵延寿等大臣都有礼品,稍
有不如意,就派使者来指责,石敬瑭每次都卑躬屈膝地道歉。后晋的使者到契丹,契丹
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使者回来向朝廷汇报,无论朝中还是民间都认为这是莫大的耻辱,
而石敬瑭却从来没有感到不耐烦,这个儿皇帝真是毕恭毕敬了。
契丹从石敬瑭那里得到燕云十六州,但是一些地方的军民反抗,却使契丹统治者并
不能轻易取得这些地区。如在云州,云州节度判官吴峦对部众说:我们有礼义之俗,怎
么能向夷狄称臣呢?他被推举主持云州州事。在吴峦的率领下,云州军民闭门拒守,契
丹兵不能攻克,只好绕城而走。
契丹取得燕云十六州后,分置南京道和西京道,以幽州为南京、云州为西京。石敬
瑭割让十六州,将北边险要之地,拱手让与契丹,造成契丹统治者南扰的有利条件,从
此中原王朝在与契丹的军事斗争中处于无险可守的被动地位。当时人桑维翰曾经谈到北
边形势,指出契丹骑兵,利在坦途,中原步兵,利在险阻。割让十六州以后,燕蓟以南,
千里平原,步兵与骑兵谁更有利,是十分明白的。
石敬瑭死后,侄儿石重贵继位。石重贵不向契丹称臣,在后晋朝臣中也有以景延广
为首的强硬派。耶律德光怒不可遏,派使者质问。从开运元年(944年)起,耶律德光
多次入侵河北、河东各州县,所到之处玉石俱焚。开运二年(945年),契丹军队攻掠
邢(邢台)、洺(河北永年县东南)、磁(河北磁县)三州,到了安阳河。后晋为了抗
击契丹,动员了全国兵力,阳城一战,契丹大败,耶律德光丢了车子,骑骆驼逃回幽州。
开运三年(946年),后晋将领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等相继投降契丹,契丹大
军在耶律德光统率下长驱直入中原腹地。第二年年初,开封陷落,石重贵被俘。中原人
民纷纷起来,奋勇抗击契丹统治者的骚扰。这时,原为石敬瑭部将,这时担任太原节度
使的沙陀人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国号为汉。
契丹据有燕云十六州,使它成为南侵的根据地。后周时,契丹又帮助北汉进扰中原,
北汉也勾结契丹,想仿效石敬瑭。
周世宗柴荣曾于显德六牟(959年)进行北伐,收复了瀛、莫、宁(河北静海县南)
三州和益津关(河北霸县)、瓦桥关(涿县南)、淤口关三关。因周世宗病逝,北伐中
止。
北宋建立后,统一了内地,形成了宋辽对峙的局面。宋太宗曾两次大规模北伐,试
图收复燕云故地,但都没有成功。
由于北边险要地区的失去,北宋始终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只好以兵为险,靠驻扎
大军来守卫边防,这对北宋国家政治军事各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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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陈桥兵变与北宋统一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统一永远是历史的主流
后周显德六年(959年),世宗柴荣突然一病而死,宰相范质受顾命扶助柴荣幼子
柴宗训继立为恭帝。这时恭帝年仅7岁(一说5岁),后周出现了“主少国疑”的不稳定
局势,一个由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
策划的军事政变计划正在酝酿着。
翌年正月初一,风闻契丹和北汉发兵南下,后周执政大臣范质等人不辨真假,匆忙
派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抵御。正月初三日,赵匡胤统率大军离开都城,夜宿距开封东
北20公里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兵变计划就付诸实践了。这天晚上,赵
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将士中散布议论,说“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破敌,
有谁知晓;不若先拥立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将士的兵变情绪很快就被煽
动起来,这时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后改名光义即宋太宗赵炅)和亲信赵普见时机成熟,
便授意将士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皇帝登基的黄袍披在假装醉酒刚刚醒来的赵匡胤身上,
并皆拜于庭下,呼喊万岁的声音几里外都能听到,遂拥立他为皇帝。赵匡胤却装出一副
被迫的样子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
矣。”
拥立者们一齐表示“惟命是听”。赵匡胤就当众宣布,回开封后,对后周的太后和
小皇帝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侵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赏,违
反命令者族诛,诸将士都应声“诺”!于是赵匡胤率兵变的队伍回师开封。
守备都城的主要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是赵匡胤过去的“结社兄弟”,得
悉兵变成功后便打开城门接应。当时在开封的后周禁军将领中,只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
都指挥使韩通在仓卒间想率兵抵抗,但还没有召集军队,就被军校王彦升杀死。陈桥兵
变的将士兵不血刃就控制了后周的都城开封。
这时后周宰相范质等人才知道不辨军情真假,就仓促遣将是上了大当,但已无可奈
何,只得率百官听命,翰林学士陶谷拿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禅代诏书,宣布周恭帝退位。
赵匡胤遂正式登皇帝位,轻易地夺敢了后周政权,改封恭帝柴宗训为郑王。由于赵匡胤
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藩镇所在地是宋州(今河南商丘),遂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
历史上习惯把赵匡胤建立的赵宋王朝称作北宋,赵匡胤死后被尊为宋太祖。这就是历史
上有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的真相。
在北宋取代后周的过程中,因赵匡胤注意严肃军纪,一回开封就下令军队各归兵营,
开封城中没有发生以往改朝换代时出现的那种烧杀抢掠的混乱局面,因而得到原后周大
小官吏的支持。北宋建立伊始,后周一些带重兵在外执行巡边使命的将领,如慕容延钊、
韩令坤,大都表示拥护宋太祖登皇帝位,只有盘腿潞州(今山西上党)的昭义军节度使
李筠及在扬州的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先后起兵反抗,于是宋太祖亲率大军平叛,在不到半
年的时间里先后击败李筠和李重进。李筠和李重进当时是后周境内两个力量较强的藩镇,
他们的失败,使得一些势力较小,又对赵匡胤代周不满的地方藩镇更感到无力与中央抗
衡,也只得表示屈服。这样到建隆元年(960年)末,北宋在原后周统治区已基本上稳
定了局势。
虽然,赵匡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稳定了内部政局,但是在宋的辖区外,北边
有劲敌辽朝和在辽朝控制下的北汉,南方有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等割据政权。
这一客观形势,不能不使赵匡胤深深感觉到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
因此,一当政局稳定之后,赵匡胤就开始考虑如何把周世宗统一中国的斗争继续进
行下去。起初,他曾经想把北汉作为首要目标,但文武官员却不赞成先攻北汉,认为这
样做有害无利,后来赵匡胤就放弃了先攻北汉的打算。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赵匡胤
和其弟赵光义走访赵普共商国策。赵普听了宋太祖试探他的话“欲收太原”之后,沉吟
良久然后说,先打太原有害无利,为何不等到先削平南方诸国之后再攻打北汉,到那时
“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这一分析正合宋太祖走访赵普的初衷,使他大为高兴。
一个先消灭南方各个割据势力,后消灭北汉的统一战争的战略方针就这样确定了,也就
是后人归纳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方略。北宋的统一战争基本是按照这个方
略进行的,对辽和北汉,在削平南方割据势力前,基本上采取守势,只在边境适当显示
武力,并对来犯之敌适当反击。同时与契丹互派使臣发展关系,力图保持北方战线的暂
时安定。对南方各国则密切注视它们的政治动向,寻找时机,准备找到合适的突破口。
建隆三年(962年)九月,割据湖南的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死,其幼子周保权嗣位。
盘据衡州(今湖南衡阳)的张文表不服,发兵攻占潭州(今湖南长沙),企图取而代之。
周保权为此一面派杨师璠率军抵挡,一面派人向宋求援,这就给北宋出兵消灭这个割据
势力制造了一个好机会。宋太祖抓住战机,立即以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李处
耘为都监,调兵以讨张文表为名从襄阳(今湖北襄樊)出兵湖南。当时北宋军队挺进湖
南,要经过荆南节度使割据的地方,这时荆南节度使已由高保融之子高继冲嗣位,北宋
早已清楚探明,高继冲只有军队3万人,且内困于暴政,外迫于诸强,其势日不暇给。
于是赵匡胤制定了以援周保权讨伐张文表为名,“假道”荆南,一举削平荆南和湖南两
个割据势力的方针。乾德元年(963年),宋军兵临江陵府,要求假道过境,荆南主高
继冲束手无策,被迫出迎宋军,荆南亡。接着宋军继续向湖南进发,击败抵御的守军,
擒湖南主周保权,平定了湖南。
乾德二年十月,宋太祖以后蜀主孟昶暗中与北汉勾结,企图夹击宋朝为借口,命王
全斌为西川行营都部署,率兵6万分两路向后蜀进军。一路由王全斌、崔彦进率领自剑
门(今四川剑阁北)入蜀,一路由刘光义、曹彬率领从归州(今湖北秭归)出发溯江而
上,直入夔州(今四川奉节县)。由于孟昶荒淫腐朽,不修军政,蜀军士气低落,抵挡
不住宋军的凌厉攻势。宋军二路兵马连败后蜀军的反抗,迅速进逼成都,乾德三年正月,
孟昶投降,后蜀亡。
继后蜀被消灭的割据政权是南汉。开宝三年(970年)十一月,宋太祖命潘美为桂
州道行营都部署,大举攻南汉。南汉主刘鋹负隅顽抗,但由于南汉许多将领在统治集团
内部的斗争中,被刘鋹残杀,掌握兵权的是几个宦官,军事设施皆毁坏失修,因而无法
阻挡宋军的进攻,只好向宋军投降,南汉亡。
灭亡南汉,北宋就加紧备战消灭南方割据势力中比较强大的南唐。开宝七年(974
年)宋太祖认为出兵南唐的准备工作已经就序,为制造进攻南唐的借口,要南唐后主李
煜亲自到开封朝拜,李煜惧怕被宋扣留未成行。因此宋太祖就于这一年九月派曹彬率10
万大军进攻南唐,战舰沿江而下,歼灭南唐军主力,包围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开宝
八年十一月李煜在被围困了近一年后才被迫出降,南唐亡。
在削平南方诸国其间,宋太祖曾两次发兵进攻北汉,均未获克捷。开宝九年(976
年)十月,宋太祖突然死去,他的弟弟赵光义登基,是为宋太宗。太宗继承了他哥哥未
竟的事业,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吴越钱俶和割据福建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纳土归降,两
浙、福建亦归入宋的版图。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初,宋太宗亲率大军北征,他采用
了围城打援的战法,派潘美等率军四面合围太原,并击败了辽朝的援兵,北汉主刘继元
被迫投降。至此,安史之乱以来200多年的封建军阀割据局面基本上结束了。北宋的统
一,为南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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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杯酒释兵权
强干弱枝,巩固中央集权,中国从此不再分裂
在结束五代十国局面的过程中,北宋统治者着重考虑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重建
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使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跋扈局面不再继续出现;二是如何使
赵宋王朝长期巩固下去,不再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建隆元年(960年)末,
宋太祖平定李筠及李重进叛乱后的一天,召见赵普问道:为什么从唐末以来,数十年间
帝王换了八姓十二君,争战无休无止?我要从此息灭天下之兵,建国家长久之计,有什
么好的办法吗。赵普精通治道,对这些问题也早有所考虑,听了太祖的发问,他便说这
个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治理的办法也没有奇巧可施,只要削
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就安定了。赵普的话还没说完,宋太祖就连声
说“你不用再说了,我全明白了”。于是一个重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计划就这样酝酿
出来,并逐步付诸实施了。
在北宋中央集权方面,最重要的是兵权,也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范浚在《五代论》
中指出:“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这些话揭示了唐末五代以来,
在政治局面变换中,兵权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从小军官到殿前都点检,又从殿前都点检
跃上皇帝宝座的赵匡胤,十分懂得军事力量的重要作用。因此,宋朝一建立,他就吸取
后周灭亡的教训,加强了对禁军的控制。
建隆二年太祖鉴于当时已控制局势,就着手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把殿前都点检镇
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罢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成德节度使。
因为殿前都点检是宋太祖黄袍加身前担任过的职务,从此不再设置。由石守信接替韩令
坤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起初太祖以石守信等人都是自己的故友,并不介意,赵普就
向他数次进言说:“臣也不担心他们会背叛陛下,但是如果他们的部下贪图富贵,万一
有作孽之人拥戴他们,他们能够自主吗”?这些话实际上是提醒宋太祖,要他记住陈桥
兵变的事件,避免类似的事件重演。果然宋太祖采取措施要解除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
建隆二年七月初九日晚朝时,宋太祖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喝酒,
当酒兴正浓的时候,宋太祖突然屏退侍从叹了一口气,给他们讲了一番自己的苦衷,说:
“我若不是靠你们出力,是到不了这个地位的,为此我从内心念及你们的功德。但
做皇帝也太艰难了,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个夜晚都不敢安枕而卧啊!”石守信等
人惊骇地忙问其故,宋太祖继续说“这不难知道,我这个皇帝位谁不想要呢”?石守信
等人听了知道这话中有话,连忙叩头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
心呢”?宋太祖说:
“不然,你们虽然无异心,然而你们部下想要富贵,一旦把黄袍加在你的身上,你
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也身不由己了。”
一席话,软中带硬,使这些将领知道已经受到猜疑,弄不好还会引来杀身之锅,一
时都惊恐地哭了起来,恳请宋太祖给他们指明一条“可生之途”。宋太祖缓缓说道:
“人生在世,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所以要得到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聚金钱,多多娱
乐,使子孙后代免于贫乏而已。你们不如释去兵权,到地方去,多置良田美宅,为子孙
立永远不可动的产业。
同时多买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同你们再结为婚姻,君臣之间,
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石守信等人见宋太祖已把话讲得很明白,再
无回旋余地,当时宋太祖已牢牢控制着中央禁军,几个将领别无他法,只得俯首听命,
表示感谢太祖恩德。第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上表声称自
己有病,纷纷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让他们罢去禁军职务,到地方任节度使,
并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
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将的兵权后,太祖
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军将领。禁军领兵权析而为三,
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这就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以后宋太祖还兑现了
与禁军高级将领联姻的诺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后来又把女儿嫁给石守信和王
审琦的儿子。张令铎的女儿则嫁给太祖三弟赵光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
权”。
杯酒释兵权只是宋太祖为加强皇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
开始。其后在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有三项。
第一,建立不同于前朝的枢密院制度,长官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主管调动全国军
队,分掌军政大权。枢密院与三衙统领各有所司。三衙虽然掌握禁军,但却无调兵和发
兵的权力。枢密院有发兵、调兵之权,而不能直接掌握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各
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
第二,内外相维政策。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在京城,一半戍守各
地,使京城驻军足以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变乱,也使外地驻军合起来足以制止京城驻军
可能发生了内变。内外军队互相制约,都不能发生变乱,而京城驻军又多于外地任何一
个地方,这样皇帝也就可以保证牢牢控制全国的军队了。
第三,兵将分离政策。无论驻屯京城的禁军,还是驻在外地的禁军都必须定期调动。
京城驻军要轮流到外地或边境戍守,有的则要到产粮的地方就粮,这种轮流驻防的办法
称为“更戍法”。这种方法名义上是锻炼士兵吃苦耐劳,实际上是借着士兵的经常换防,
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官再也不能同士兵结合,在士兵中
建立自己的声望,也就再也不能率兵同朝廷皇帝对抗了。
对地方藩镇采用强干弱枝之术,其措施主要有三项:
第一,削夺其权。为削弱节度使的行政权力,把节度使驻地以外兼领的州郡——支
郡直属京师。同时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等地方官。3年一更换,直接对中央
负责,向朝廷奏事,不再听令于节度使。对于一些五代以来一直盘踞一方的节度使,宋
太祖又故伎重演,拿出“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将其逐一罢免。后来又设置通判以分知州
之权,利用通判与知州之间的相互制约,使一州之权不致为知州把持,防止偏离中央政
府的统治轨道。
第二,制其钱谷。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除留少量应付日
常经费外,其余的钱帛都要送到京城上交中央政府,不得占留,这样地方的财权就完全
收归中央了。
第三,收其精兵。乾德三年(965年)八月,宋太祖下令各州长官把藩镇所辖军队
中骁勇的人,都选送到京城补入禁军。又选强壮的士卒定为“兵样”送到各路。召募符
合“兵样”标准的人加以训练,然后送到京城当禁军。这样中央禁军集中了全国精兵,
而地方军队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编成厢军,只供杂役,地方再也没有军事力量可以同
中央抗衡了。
通过这些措施,唐末五代的那种专制一方的藩镇,在宋初就逐渐消失了。
在官僚制度方面,侧重削弱宰相权力。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
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
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
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
的副手,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的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此外,宋初还在设
官分职、科举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有利于加强皇权的政策。
宋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加强了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
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
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
“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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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杨家将抗辽
人民按照自己的选择,让杨家将的忠勇流芳百代
杨家将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已达800多年,它主要是叙述北宋名将杨业及其子孙
们抗击北方辽朝和西夏统治者侵扰中原的事迹。其中杨业、杨延昭、杨文广都有一定的
历史事实作依据,但是大量的故事情节,却是劳动人民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塑造出来
的。
杨业(?——986年),原名重贵,麟州新秦(今陕西神木)人。他的父亲杨信在
后汉曾任麟州刺史。杨业青少年时代为后汉河东节度使刘崇的部属。后周广顺元年
(951年)刘崇在太原割据,建立北汉政权,提拔杨业为建雄军(今山西代县)节度使,
并赐名刘继业,让他长期镇守北方重镇代州捍御辽兵。在抵御辽朝侵扰的斗争中,杨业
屡立战功,每战必捷,当时被人称作“刘无敌”。
太平兴国四年(997年),宋太宗率大军亲征北汉,兵围太原,杨业随北汉主刘继
元出城降宋。太宗早闻杨业大名,见杨业归降,大喜过望,命为左领军卫大将军、郑州
防御使,并复其姓名为杨业,仍带兵镇守代州。杨业自归附宋朝以后一直带兵驰骋在河
东的抗辽战场上。
太平兴国(980年)三月,辽景宗发兵10万攻雁门,当时杨业只有数百名骑兵,无
法与辽军硬拼,他出奇兵抄小路绕到雁门关以北,从辽兵的背后杀出,与潘美前后夹击,
大败辽兵,杀死辽朝驸马侍中肖咄李,活捉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杨业因此被提升为
云州观察使。自此契丹人都畏惧杨业的威名,每同宋军作战,只要一看到杨业的旗帜,
就悄然引兵退走。但杨业却遭到其他宋将的妒忌,有的甚至上书诽谤他,幸好太宗不信
那些不实之词。
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决定再次北伐辽朝,分三路出击。以忠武军节度使潘
美为云应朔等州行营都部署,命杨业为副帅,率领西路军出雁门关。起初,西路军进展
迅束,连克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朔(今山西朔县)、寰(今山西朔
县东北)四州。但由于曹彬、米信率领的东路军进攻幽州失利。宋太宗即命西路军撤退,
并把云、应、朔、寰四州吏民迁往宋境内。当潘美、杨业撤军至朔州南面的狼牙村时,
辽兵已攻陷寰州,杨业见辽兵势盛,不宜同辽兵争锋,主张绕道而行,避开正面强大之
敌,于途中的石碣谷布列3000强弩,再以骑兵援于中路,这样就可保证撤退的宋军将士
和被迁的四州吏民安全回到宋朝境内。这个作战计划遭到潘美和监军王侁、军器库使刘
文裕等人的反对。王侁说“现有数万精兵,不必如此胆怯畏敌,而应直趋雁门北川”,
杨业以为这个冒险举动必遭失败。王侁竟指责杨业空有无敌的称号,并诋毁他遇敌有意
不战,是怀有异志。杨业作为一个从北汉归降宋朝的将官,最忌讳别人诽谤他对宋朝怀
有二心,于是他气愤地说“我杨业不是伯死,只是认为时势不利,不能让士卒白白死亡
而又不能立功,既然你们指责我不去死,我就先死在你们之前好了。”说完就带兵向朔
州进发,临行前,杨业老泪纵横对潘美说:“我此去必定要失利,我杨业本是北汉降将,
按理早该被处死了,但是皇上不杀我,反而让我带兵,我不是故意放着敌军不去出击,
而是想寻找战机,争取立尺寸之功以报国恩,今天诸位指责我有意避敌,我杨业一定先
死于敌人手中。”接着他指着陈家谷口(今山西朔县南)
说:“请你们在此布置步兵强弩,分左右两翼准备救援,待我杨业转战到这里,你
们就用步兵两面夹击相救,不然,将会全军覆没”。潘美答应了杨业的请求,在陈家谷
口布下了阵,以备救援。可是过了不久,王侁见杨业没有回来,以为杨业已击败辽兵,
为了争功,他擅自领兵离开谷口,潘美作为主帅对这种行为不仅没有阻拦,自己也跟着
离开了。当潘美和王侁率军离开陈家谷口10公里远的时候,就听到杨业兵败的消息,他
们非但不前去援救,反而率兵逃跑。
杨业遭到辽军的伏击,率所部同占绝对优势的契丹兵作战,自正午至傍晚,辗转退
至陈家谷口,眼望着潘美、王侁的援军,可潘、王二人竟置杨业于不顾,只管自己逃命
去了。
杨业至此仰天长叹:“此遭必死矣”,将士们抱头痛哭。当契丹追兵又蜂拥而至时,
杨业身边仅存100多名宋军将兵,感到再战,也是徒劳,便命他们自谋出路,若能生还
也好回去把这次战斗的情况向宋太宗报告。众将士为杨业的真诚所感动,皆死战不愿离
去。这时契丹兵越围越多,最后部下将官和士兵全部壮烈殉难,只剩下身负十数处重伤
的杨业,仍奋力杀敌,直到坐骑受了重伤不能行动,才被契丹兵所俘,杨业的儿子杨延
玉也在这次战役中战死。杨业自被俘后,绝不向契丹低头投降,他想到自己对宋朝一片
忠心,却遭到奸臣陷害,以致兵败被俘,无限悲愤,决心用绝食而死来表白自己的一片
赤胆忠心。这位威震敌胆的沙场老将,在绝食3天后,死于被押解往燕京的途中。
杨业之死,使北宋朝野震动。当时许多人听了杨业受陷害以及同部下一起英勇不屈
壮烈牺牲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后,都为之流下热泪。为了褒奖杨业为国捐躯的英雄行为,
宋太宗追赠杨业为太尉、大同节度使。他的儿子延朗(后改名延昭)、延浦、延训、延
环、延贵、延彬亦因此得到升迁。潘美受到削夺三任的处分,王侁则被除名编管。
杨业的七个儿子中,杨延昭最负盛名,他继承了父亲事业,亦驰骋在宋朝抗辽的战
场上,也是一代名将,杨延昭在青少年时,就深得杨业的喜爱,认为“此儿类我”,每
次出征,都把他带在自己身边,经受战斗锻炼。雍熙北伐,杨业攻应、朔等州时,延昭
为其先锋,英勇杀敌,在朔州城下被流矢射穿了胳臂,他仍然不下战场。雍熙北伐之后,
延昭在景州(今河北景县)、保州(今河北安新县)等地抵御辽军侵扰。
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契丹贵族又一次向宋朝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宋军节
节失利。当时杨延昭正守卫遂城(今河北徐水县东),九月初,辽军攻遂城,杨延昭等
人飞书告急,请求增兵为援。河北大将傅潜畏怯不敢出,遂城遂为辽军所困。于是,遂
城城小无备,辽军攻围甚急。杨延昭虽指挥部队将他们一次又一次打退,而由于萧太后
亲临城下,自执桴鼓督战,矢飞如雨,危势并不稍减。城中守军不满3000,众心危惧,
延昭则从容自若,悉发城中居民丁壮登城,被甲执械,日夜护守。一直坚持到十月间。
时当初冬,本不甚冷,适值寒潮,气温骤降,杨延昭命城中军民汲水浇灌城墙,一夜之
间城墙变得又坚固又光滑,辽军攻城不下,只好绕过遂城进攻别处。这次战役结束后,
杨延昭等即威震边庭,人们称杨延昭守卫的遂城为“铁遂城”。宋真宗特意召他询对边
策,并称赞他“治兵护塞有父风”。
咸平四年冬,契丹再发兵寇边,杨延昭与杨嗣共守保州,设伏兵于遂城西北之羊山,
待辽军攻城,即以少数骑兵自北诱之,且战且退,至羊山下,伏兵四起,尽歼辽军。杨
延昭以此功升任莫州团练使,这就是著名的“羊山之伏”,当地居民为纪念这一胜利,
因改羊山为杨山,或曰“藏兵山”。
景德元年(1004年),辽圣宗、萧太后率兵大举南侵,一直深入到黄河北岸的澶州,
宰相寇准信赖杨延昭等名将,力主抵抗。杨延昭当时上书建议,乘辽兵大举南下之际,
出兵取幽、易等州,但宋真宗根本没有挫败辽军的信心,杨延昭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澶
渊之盟订立后,杨延昭以为国耻,乃拒绝朝廷“勿伤北朝人骑”之命,与张凝、石普等
痛歼辽军游骑不止。及辽军北退又不顾朝廷“勿追契丹”之命,独率所部万骑,进抵辽
朝边界,破古城(今山西广灵西南)。景德二年杨延昭升任莫州防御使,并出知保州,
后又任高阳关路副都部署,主持河北一线的边防。
杨延昭也像他父亲杨业那样智勇善战,能与士卒同甘苦,遇敌必身先士卒而又不居
功,深受士卒爱戴,他前后守卫边境20多年,威名也为契丹人所畏,被契丹人称之为
“杨六郎”。他死后,河朔之人多望棺而泣,就连敌方契丹人也举哀致敬。
杨延昭之子杨文广也是一名武将,在北宋中期曾在陕西对西夏作战。还曾随狄青讨
广源州蛮侬智高,都有战功,后来杨文广还出任过定州守将,为抗辽斗争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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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宋辽和战与澶渊之盟
“化干戈为玉帛”,促进南北经济的发展
宋辽战争长达25年,其目的在于争夺燕云十六州。由于燕云十六州是一个先进的农
业区,它的农业、手工业和其他文化活动都比契丹本部地区发达。因此契丹统治者对这
一地区的重要性有着足够的重视,他们把燕云十六州中的幽州升为南京,改皇都为上京,
把原先的南京(辽阳)改为东京,又在南京幽州建立了相应的许多官职,视为腹地,俨
然以大国的姿态屹立于宋朝对峙的北方,成为大辽帝国。
从中原王朝来看,燕云十六的得失,关系一代江山的安危。这十六州的幽、蓟、瀛、
莫、涿、檀、顺七州在太行山北支的东南,称为“山前”,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称为
“山后”。今长城自居庸关以东向西南分出一支,绵亘于太行山脊,到朔州以西复与长
城相合,这就是内长城。中原失“山后”,犹有内长城的雁门关寨可守,失“山前”则
河北藩篱尽撤,契丹的骑兵就可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河朔。所以中原王朝从后
周柴荣起,就开始了与辽争夺燕云十六州的战争。柴荣病故的第二年,赵匡胤建立北宋
政权,他鉴于北汉与契丹联盟一时难取,因而在进行统一南北的战争的时候,采取了
“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但他念念不忘收复燕云,曾在内府库专置“封桩库”,准备
以封桩库的钱来赎买燕云。开宝末年(976年),赵匡胤突然故去,其弟赵光义即位,
他就是宋太宗。
这时中原统一的形势已经奠定,漳泉、吴越又相继归降,于是中原剩下来的封建割
据政权就只有一个称藩于辽的北汉。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乘灭北汉之势,移师辽南京幽州,企图一举收复
燕云地区。宋军初战获胜,连下易(今河北易县)、涿等州,由于辽军苦守待援,宋军
不得不屯兵于坚城之下。宋太宗率军于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与辽援军展开激战,
在辽军耶律休哥、耶律斜轸援军夹击之下,宋军大败,宋太宗中箭,急乘驴车逃走,从
此不再亲临战场。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辽圣宗即位,年方20,母萧太后当政,宠臣韩德让掌握
大权。宋太宗认为辽朝“主幼国疑”,正是可乘之机。雍熙三年(986年),宋军再次
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战,分东、西、中三路出兵。但由于东路军受阻,宋军败退。
宋太宗两次伐辽失败,使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有了严重的恐辽情绪,接着而来的
王小波、李顺起义,李继迁联辽反宋,迫使宋太宗重新考虑其内外政策的调整。淳化二
年(991年)宋太宗向大臣讲了这样一段话“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
有内患,外忧不过是边事,都可以预先防备,只是奸邪难以觉察。若为内思,深为可怕,
帝王合当用心于此”,寥寥数语,却标志着北宋王朝军政方面的一个重大转折,它情愿
把敌对的辽政权置之不顾,而把武装力量侧重使用在镇压境内的劳动人民方面了。可以
说在宋太宗晚年,宋的守内虚外政策的的指导思想已经形成。宋太宗正是在这一思想指
导下,对辽由攻到守,故放弃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打算,只在河北平原上疏浚沟通沿边河
道,使西起沉运泊(今河北保定北)、东达泥沽海口(今天津塘沽南)的屈曲450公里
之地,遍布塘泊、筑堤贮水,沉远泊以西则依靠种植榆柳林,设置寨铺,派兵戍守,以
与辽朝相对峙。在宋取守势后,辽朝对宋却展开攻势,就在宋军第二次伐辽失利的冬天,
辽圣宗和萧太后利用宋军溃散,士气低落的时机,率大军南下。东线辽兵主力在瀛州的
君子馆歼灭宋军数万。乘宋河朔守军皆无斗志,长驱直入,攻陷了深州(今河北深县)、
祁州(今河北安国)、易州,大肆纵火杀掠,然后满载金帛等战利品北还。自此,辽利
用其骑兵优势,不时进扰宋的边区。咸平二年(999年)萧太后、辽圣宗率兵南下,宋
将傅潜率大军驻定州,闭门自守,不敢出战,次年正月辽兵到瀛州,大败宋军,擒宋将
康保裔。咸平六年四月,辽兵入侵定州望都,宋将王继忠与王超、桑赞领兵前去迎敌,
在望都附近的康村同辽兵遭遇。王超、桑赞临阵畏缩,率师先退。王继忠虽与部下赴敌
力战,但被俘后也向辽投降,娶了萧太后所赐的妻子,做了辽朝的官,还表示要“为辽
尽力”。宋真宗还以为他战死了,下诏赠官褒奖,令人啼笑皆非。
景德元年(1004年)八月,萧太后、辽圣宗率大军以收复失地为名大举南侵。辽军
采取避实就虚的策略,绕过许多宋军坚守的州县,直趋黄河边的澶州(今河南濮阳),
大有直逼北宋都城开封之势。宋廷震恐,朝中大臣在如何对付辽朝进攻的问题上,发生
了主张迁都逃跑与坚决抵抗两种对立意见。大臣王钦若主张放弃东京逃跑,迁都昇州
(今江苏南京),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只有新任宰相寇准等少数人力
主宋真宗亲往澶州前线督师,以振士气。十一月二十四日辽兵抵达澶州北城,随即对澶
州北城展开三面围攻,辽军充当先锋的大将萧挞览在督战时,被宋军床子弩射中额角,
当晚死去。辽军因损失大将,士气低落,就稍为退却。十一月二十六日,宋真宗到达澶
州北城,使宋军士气大增。辽军的南侵,原是以掠夺财物和进行政治讹诈为目的,及侵
入宋境后,因阵前受挫败,就表示愿与宋朝议和。宋真宗原就害怕同辽兵作战,这时见
议和有希望,他只盼辽军能够尽快北撤,不惜代价,遂在十二月初与辽商定和议,交换
誓书。和议约定:1、宋朝每年交给辽朝绢20万匹、银10万两;
2、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不得收容对方逃亡“盗贼”;3、双方
不得创筑城堡,改移河道。此外,宋辽互称兄弟之国,辽圣宗耶律隆绪称宋真宗赵桓为
兄,双方使者定期互访。这个宋辽双方在澶州城下达成的休战协议,历史上就称为“澶
渊之盟”。
“澶渊之盟”不仅使辽兵得以安然从险境中脱身,还获得了战场上本来得不到的东
西。对宋朝来说“澶渊之盟”则是一个屈辱妥协的和约,它是宋朝推行“守内虚外”政
策的副产品。不过,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看,“澶渊之盟”的订立,却结束了宋辽之间
连续数十年的战争,使此后的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不仅双方边境大
片地区得以发展生产,而且双方还通过“榷场”进行经济交流和商业活动,因而对南北
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提高是十分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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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王小波、李顺起义
这次起义提出的“均平”思想,对以后的农民起义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小波、李顺起义是爆发在北宋建国后不久的一次农民战争。
北宋王朝是通过军事政变夺得政权的,因而统治者一开始就公开纵容大地主进行兼
并,土地迅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唐末的黄巢农民大起义,从中原到江南,横扫了大
半个中国,但没有进入四川,这里的封建势力没有受到冲击,生产关系比其他地区落后。
农民,特别是佃农所受的剥削压迫十分苛重。后蜀统治时期,四川境内绝大多数土地为
豪强地主所占有,80%左右的人口属于贫苦农民。因此,四川已经成为当时国内阶级矛
盾最尖锐的地区。
北宋政府建立后,对四川农民的处境不但未作任何改善,反而加强了对他们的剥削,
除常规赋税外,官府在成都又设置了“博买务”,迫令四川人民织作冰绔、绮绣等精美
丝织品,由“博买务”统购专卖,许多农民的副业收入被官府剥夺了,造成手工业者和
小商贩的大量失业。以孟昶为首的后蜀统治集团,挥霍无度,甚至连溺器上都装饰以珍
宝。
四川还是中国重要的产茶区之一,农民大多数是茶农。官府垄断当地与少数民族地
区的“边茶”贸易,广大茶农在封建官府和地主豪绅的压榨下,生活陷入绝境,很多人
只得逃亡。
993年5月,西川青城(今四川灌县)人王小波发动了武装起义。王小波向群众提出:
“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革命口号,向地主阶级发起了猛攻。“均贫富”的口
号既是对唐末农民起义的发展,也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
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数万人。王小波领导起义农民攻克青城县,“旬日之间,归之
者数万人。”接着又攻克彭山县,将贪赃虐民的县令齐元振处死,剖开他的肚皮,塞满
了他平日贪污来的钱币。这年冬,王小波率众攻打江源县。他在战斗中身先士卒,不幸
被流矢射中额头,伤势过重牺牲。在这个紧要关头,起义队伍没有动摇,他们共推王小
波妻弟李顺为统帅,继续实行“均贫富”的主张。李顺号令严明,所到之处,把乡里的
富人大姓召集来,命令他们如实申报各自所有的财产和粮食,除按人口给他们留下够用
的数量外,所余全部征调,发放给贫苦农民,得到人民拥护。李顺领导农民军连克蜀、
邛二州,队伍已增加到数十万人。接着,他率领部队挥戈东下,从西南和西北两面向成
都逼进,“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
994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汉州、彭州。经过浴血奋战,又于5月16日攻克成都。为了
保卫胜利果实,发展革命形势,起义军建立大蜀农民革命政权,李顺自称大蜀王,改元
“应运”,并铸造“应运元宝”(铜钱)和“应运通宝”(铁钱)货币。起义军战士还
在脸上刺“应运雄军”四字,以纪念胜利。
大蜀农民革命政权坚决执行“均贫富”的政策,用革命暴力没收地主财物,还依靠
“在城贫民”,“指引豪家收藏地窖”,大挖地主藏匿的浮财,分给贫民。这时,北到
锦州,南至巫峡,大部分地区都为农民革命政权所控制。
大蜀政权建立后,李顺立即指挥起义军四出攻打州县,反动营垒相继土崩瓦解,宋
朝的“败卒亡官”四散逃命,地主豪绅“人心恐悚,投死无地”。这时,起义军已发展
到“数逾百万”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形势,迅速波及其他地区,农民革命的怒火,正以
燎原之势迅猛发展,“今日取某州,明日陷某县,向风则靡,何啻席卷之易”。
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斗争,北宋政权极为惊慌,急忙派遣王继恩为剑南西川招安史,
统帅中央禁军前去镇压。李顺为阻止宋军入川,也派农民军数万人北取剑门,控制栈道,
以拒宋军于险关之外。但农民军在战斗中伤亡太重,退回成都。
李顺又亲率起义军20万围攻梓州,因遭宋军夹击,战斗不利,也相继撤回。宋军进
围成都时,正值农民军大都四出攻取其他州县,只有10万人守卫成都。经过拚死抵抗,
大多数人英勇牺牲了。不久城破,李顺在群众掩护下出城不知下落,宋军抓了一个貌似
李顺的人杀头报功。
李顺起义失败后,起义军在眉州战斗的将领张余,仍继续转战于四川各地,连续攻
破嘉、沪、戎、渝、涪、忠、万、开等八州,沿江而下,很快又发展到拥有“众十万余”
的队伍。直到996年5月,各地起义军才陆续被宋军镇压下去。
这次轰轰烈烈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严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四川“旁户”这一
名称从此很少出现,博买务也取消了。这次起义提出的“均贫富”的口号,是唐末农民
大起义提出的“均平”思想的继续和深化,它反映出广大农民要求土地和贫富均等的强
烈愿望,对以后的农民起义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史上具有承前启
后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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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庆历新政与庆历党争
“王安石变法”的前奏曲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庆历年,已经统治了80余年,其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
趋尖锐,财政危机日益加深。宋初以来,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竟相兼并土地,造成“势官
富姓,占田无限”的严重局面。土地集中的过程,就是农民们倾家破产、流离失所的过
程。同时,宋初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逐渐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
“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宋太祖开宝年间,作为正规军的禁军约有38万人,宋仁宗时为对西夏用兵和加强对
内镇压,各路广募兵士,仅禁军就激增至80万人,还有厢军四五十万。北宋政府官僚机
构日益庞大,通过思荫(任子)、科举、进纳、军功、胥吏出职等途径入仕者不断增加。
军饷和官俸随之而都成为一项庞大的财政开支,单用于养兵的费用竟达全国财政收入总
数的十分之七八。在和辽国订立“澶渊之盟”后,每年又须向辽国交纳银10万两、绢20
万匹的所谓岁币到宋仁宗宝元、康定年间(1038—1041年)为了抵御西夏的军事侵犯,
调集大兵到陕西诸路,军费开支陡然大增,支出总数达3390万两。当西夏犯边时,辽国
又乘机迫使宋廷把每年交纳的岁币在原数的基础上再多增加了2C3。北宋政府只有依靠
增加课税的收入,主要是依靠加重按地亩征取的农业税来解决这些问题。当时的官僚豪
绅大地主阶层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赋税的负担都落在中小地主以至自耕农民的身上,
这就促使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中小地主的赋税负担,总
是通过加重地租或放出高利贷而转嫁给佃农,这就促使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及北宋统治
集团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因而,从太宗统治后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到宋仁宗庆历年前的40多年中,农民和
士兵的反抗斗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伙)”。
北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严重,统治集团面临危机四伏的局面,士大夫感到必
须采取措施,摆脱困境。因而有些人对当时死气沉沉的官僚政治提出批评,提出了改革
弊政的主张。如宝元二年(1038年)同判礼院宋祁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
费”。“三冗”是全国有定官而无限员,各级官员比前增加5倍;几十万厢军坐耗衣食;
僧尼道士人数日增而没有限额。“三费”是道场斋醮、百司供费无数;京师多建寺观、
多设徒卒,增添官府衣粮;大臣罢黜仍带节度使衔,靡费公用钱。他主张裁减官员,节
省经费。长期担任宰相的吕夷简则指责这些不满统治现状的官员是“朋党”,对他们加
以打击排斥。在对时政不满,要求有所改革的官员中,核心人物是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苏州市)人,幼年丧父,家境贫
寒,但他刻苦读书,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开始了宦游生涯。他在
当地方官时,很注意兴修水利,兴办学校,关心时政得失,获得清正的名声。宋仁宗天
圣六年(1028年),上书言朝廷得失,民间利病,为宰相王曾所知,晏殊荐为秘阁校理。
景祐二年(1035年)权知开封府,当时舆论认为“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景祐三年,范仲淹上百官图讽刺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又上书讥切时弊,希望宋仁宗不
要一味信任吕夷简。为此范仲淹被吕夷简指责为离间君臣、引用朋党,被罢去权知开封
府事。从此朋党问题成了宋朝统治集团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范仲淹遭受排斥时,挺
身而出对他表示支持的,有余靖、尹洙、欧阳修、蔡襄等一批位居馆阁清要职事并以文
学知名的人士。余靖上疏为范仲淹申辩,尹洙则上疏表示以能同范仲淹朋党为幸,蔡襄
作“四贤一不肖”诗赞誉范仲淹、余靖、欧创修和尹洙,讽刺不能为范仲淹申辩的谏官
高若讷。当时尽管支持范仲淹的人都被罢官,但斗争却没有因此而停止,不断有人上疏
要求复用范仲淹,反对用“朋党”的罪名堵塞言路。欧阳修还作了著名的《朋党论》一
文呈献给宋仁宗,分析了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君子、小人都各有朋。凡小人之朋得势,
就会以朋党为名排斥君子之朋,国必乱亡,要求宋仁宗以历史上的兴衰治乱之迹为鉴,
“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这些所谓“真朋”与“伪朋”的对立,实质是当时
要求改革新朝政的势力同守旧势力的斗争。
庆历三年(1043年)初,宋廷对夏战争惨败后,农民起义犹如山雨欲来,而宰相吕
夷简对此束手无策。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遂于这年三月罢
去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任命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为谏官,七月,任命范仲
淹为参知政事与宰相章得象同时执政,任命富弼、韩琦等为枢密副使。这一班朝臣中,
当时名士居多,士大夫交口称赞,以为可以有所作为了。宋仁宗在召对中,对范仲淹、
富弼等特别礼遇,并曾多次催促,要求他们立即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来。于是在
一片改革呼声中,范仲淹、富弼等人综合多年来的改革意见,并加以补充发挥,于庆历
三年九月将《答手诏条陈十事》奏折呈给宋仁宗,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
这个方案所提出的十事是:“明黜陟”、“抑侥倖”、“精贡举”、“择官长”、
“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范仲
淹认为当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裁汰内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之人。
宋仁宗采纳了这些意见,连续颁布几道诏令,规定:1、改革文官3年一次循资升迁
的磨勘法,注重以实际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员,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称职者和在任
犯罪者。2、严格恩荫制。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
3、改革贡举制。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改变专以诗赋、
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操行。4、慎选地方长官。由中书、枢密院慎选各路、州
的长官。由各路、州长官慎选各县的长官,择其举主多者尽先差补。5、改进职田法。
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调配给缺乏职田的官员,以“责其廉节”,
防止贪赃枉法。6、“减徭役”。将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
的五县废为镇,又析王屋县(今河南济源西)并入河南府,以精简乡村投入。范仲
淹、富弼提出“厚农桑”,“修武备”等建议则并未实施。
范仲淹的各项改革,在当年和次年上半年陆续颁行全国,号称“庆历新政”。庆历
新政的推行,虽然主要是为了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但对官僚机构的整顿,却不能不触
犯那些在因循腐败的官僚制度中获得利益的势官权贵的利益。有的庸碌无能的官员确实
被撤掉了,庆历三年十月,宋廷从整顿吏治出发,由中书与枢密院共同廷议了几天,首
先选拔各路的转运使。范仲淹在提名时,翻阅名册,凡庸碌无才的就一笔勾去。富弼对
他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却说:“一家哭,怎比得一路哭
呢”?坚决罢了那种不称职的官员的职事。正因为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
到各种无端的诽谤,攻击范仲淹、富弼是“朋党”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
“朋党”是宋朝统治者极为敏感的一个问题。为维护皇帝的专制统治,宋初以来设
立了许多防微杜渐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严禁臣僚们结成朋党,他们以唐代牛李党争为
鉴,明令禁止科举考试中考官与考生之间结成座主与门生的关系。
范仲淹与吕夷简矛盾发生后,宋仁宗于宝元元年(1038年)诏诫百官朋党,对范仲
淹早就存有戒心。只是由于国内外局势险恶,不得不起用范仲淹,并赋以改革重任。当
着朝廷上下、宫廷内外反对改革的叫嚣连成一片之际,宋仁宗那迫切更革弊事的心情很
快就消失了。特别是当着最敏感的朋党问题响彻朝廷,欧阳修的《朋党论》、范仲淹的
奏言又直言不讳地承认君子也分朋分党之时,宋仁宗对范仲淹和富弼便不再信任,让范
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罢去参知政事的职务。到庆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
富弼又被以更张纲纪,纷扰国经等罪名贬黜。朝中支持新政的官员也都被贬官到地方任
职,已经颁行的磨勘(考绩)、荫子等新法也被宣布作废,“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
左右就昙花一现地夭折了。
庆历新政失败了,但社会矛盾并未缓和,财政危机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士大
夫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一场更大规模、更为深刻的改革运动已在酝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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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王安石变法
中国11世纪的改革高潮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
在向前发展,统治集团感到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
涨起来,终于掀起一次更大的变法活动。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其父王益做过几
任州县长吏,王安石在青少年时期随父亲到过许多地方,对宋朝的社会问题有一些感性
认识。庆历四年(1044年)进士第四名及第,其后在扬州、鄞县(今浙江宁波)、舒州
(今安徽潜山)、常州等地任地方官。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不仅使王安石深刻地认识到
宋朝社会普遍性的贫困化,而且也使王安石认识到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由此王
安石进一步认识到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机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
于夷狄。因此,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在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分析
了宋朝内忧外患交织,财政日益困穷,风俗日益败坏的形势,提出了变更天下弊法及培
养大批适应变法革新需要的人才的迫切性。要求宋仁宗以汉、唐两代王朝的覆亡为前车
之鉴,果断实行变法。他还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的理财思想。这封言事书受到了一般官僚士大夫的称赞,却没有从最高统治集团中得到
任何反应。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他向元老重臣富弼等
人征询富国强兵和制胜辽与西夏之策,他们规劝神宗,在20年内不要提及用兵二字。宋
神宗从此不再倚靠这班元老重臣。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
的王安石入京,用为参知政事,要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当时王安石已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士大夫们大都以为只要王安石登台执政,太平可立
致,生民咸被其泽。为了推动变法,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建立一个指导变
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后条例司废,变法事宜由户部司农寺主持),并与吕
惠卿、曾布等人一道草拟新法,各路设提举常平官,督促州县推行新法。由此在中国历
史上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便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从熙宁二年到熙宁九年(1076年)
的8年内,围绕富国强兵这一目标,陆续实行了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
免行、方田均税、将兵、保甲、保马等新法。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几
个方面。
一、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均输法。宋初以来,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军队的消费,在东南六路设置发运
使,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质。
发运司只照章办事,各路丰年物多价贱时不敢多办,歉年物少价贵时却又必须办足。
物货运到京城后往往因不合需要而削价抛售,朝廷所需却又要另去搜括。这些做法给富
商大贾操纵物价,控制市场,囤积居奇提供了方便。熙宁二年七月,颁行淮、浙、江、
湖六路均输法规定:总管东南六路赋入的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六路每年
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品种、数额以及库存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
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这项新法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
既保证朝廷所需物资的供给,又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和人民的负担。
市易法。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主要内容是在京城设市易务(后
改为市易司),以100万贯作本,负责平价收购商人滞售的货物,赊货给商贩贩卖,也
向商贩发放贷款。商贩赊货物及借款,需以财产作抵押,5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
市易法最初实行于京师,后来又推行到其他较重要的商业城市。
免行法。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开封各行商铺原来承担供应官
府所需物品的任务,经常被迫用高价收购货物供官,所以“每纠一人入行,辄诉讼不
己”。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向市易务(司)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
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此后,宫廷买卖物品,都通过杂卖场、杂买务,并设置市司负责
估定物价。
二、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
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青苗法。熙宁二年九月制置三司条例司颁行青苗法。仁宗时陕西转运使李参在当地
百姓缺少粮、钱时,让他们自己估计当年谷、麦产量,先向官府借钱,谷熟后还官称
“青苗钱”。王安石、吕惠卿等据此经验,制定青苗法。它规定把以往为备荒而设的常
平仓、广惠仓的钱谷作为本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
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加息2C10,随夏秋两税纳官。实行青苗法
的目的,在于使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免受兼并势力的高利贷盘剥,并使官府获得一大笔
“青苗息钱”的收入。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熙宁四年正月,司农寺拟定的募役法先在开封府界试行,同
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规定: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衙前等州、县差役的办法,
改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
上三等户分八等交纳役钱,随夏秋两税交纳,称免役钱。原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
寺观,要按同等户的半数交纳钱,称助役钱。州县官府依当地吏役事务简繁,自定数额,
供当地费用;定额之外另加2C10缴纳,称免役宽剩钱。由各地存留,以备荒年不征收役
钱时雇役之用。此法的用意是要使原来轮充职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
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八月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和《式》颁行。此法分
“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
“方田”就是每年九月由县令负责丈量土地,按肥瘠定为五等,登记在帐籍中。
“均税”就是以“方田”的结果为依据均定税数。凡有诡名挟田,隐漏田税者,都要改
正。这个法令是针对豪强隐漏田税、为增加政府的田赋收入而发布的。
农田水利法。熙宁二年十一月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农田水利利害条约》。条约奖
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建立堤坊,修筑圩埠,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如
果工程浩大,受利农户财力不足,可向官府借贷“青苗钱”,按借青苗钱的办法分两次
或三次纳官,同时对修水利有成绩的官吏,按功绩大小给予升官奖励。凡能提出有益于
水利建设的人,不论社会地位高低,均按功利大小酬奖。此法是王安石主张“治水土”
以发展农业,增加社会财富的重要措施。
三、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整顿加强军队的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
立军器监等。
将兵法。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
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始,在北方各路陆续分设100多将,每将置正副将各1人,选派
有武艺又有战斗经验的军官担任,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凡实行将兵法的地方,
州县不得干预军政。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素质。
保甲法。熙宁三年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其主要内容是乡村住户,不
论主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
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以住户中最有财力和才能的人担任保长、大保长和都保长,
同保人户互相监察。农闲时集中训练武艺,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王安石推行保甲法
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范和镇压农民的反抗,以及节省军费。
除以上几方面的措施外,王安石变法派还实行了改革科举制、整顿学校等措施。王
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15
年。在这15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有的是因为
变法派自己改变了初衷,有的是因执行新法出现偏差,但基本上都部分地收到了预期效
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地主阶级的下层和自耕农民从事
生产的条件获得一些保证。贫苦农民从新法中得到好处则很有限。虽然如此,王安石的
变法总归多少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稳定了北宋的统治。封建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
当时朝廷内外的仓库所积存的钱粟“无不充衍”。
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因此,在
每一项新法的推行过程当中,遂无例外地都遭受到他们的阻挠和反对。到宋神宗逝世之
后,哲宗继位,向太后垂帘听政,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掌握了政权,此前的新法便在
元祐初期全被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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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女真族建立金政权
“起自靺鞨,驰聘中原”
建立金政权的女真族,是我国历史上古老的北方民族之一。它的远祖可以追溯到春
秋战国时期,甚至更远,当时称作肃慎。这个民族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名称。在两汉
时称挹娄,在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到辽宋对峙才被称作女真。他们的活动
地区包括了黑龙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征服北方诸民族,女真族即是其中之一。耶律阿保机为了削弱女
真族,曾将其中数千户强宗大族迁往辽阳以南。这部分被迁的女真部落,逐渐接受辽同
化,后来被编入辽朝户籍,称为熟女真,又称曷苏馆女真(意为篱笆内的女真),没有
被迁而分散在松花江以北宁江以东的女真诸部落,保持本民族的习俗和制度,叫做生女
真。后来统一了其他部落,并建立金政权的完颜部,就是生女真许多部落中的一个部落。
女真族完颜部的历史,大概只能从10世纪初叶的函普说起,函普在后来被金政权追
尊为始祖,他是完颜部最早有名字可记的部落酋长。自函普以后,一直要到第六代酋长
乌古乃时才有确切的年代。乌古乃生于11世纪初,这时完颜部已定居在按出虎水(今阿
什河)的附近各地。这个地区森林茂密,土地肥沃,完颜部在那里种植五谷,刳木为器,
制造舟车,修盖屋宇,并且能够烧炭炼铁了。铁器的使用,使得完颜部的生产的进步比
过去一切阶段的总和都要丰富得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了获得和榨取剩余生产物的
可能,这便为奴隶制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因而从乌古乃到正式称帝的阿骨打大约经过近
100年的光阴,这一个世纪是完颜部由父系氏族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时期。
大约在11世纪中叶,女真完颜部发展成为强大的部落,它联合白山部、耶悔部、统
门部、耶懒部、土骨论部和辽朝称“五国部”的蒲聂(蒲奴里)、铁骊、越里笃、奥里
米、剖阿里等五部,组成部落联盟,完颜部酋长乌古乃为联盟长,并接受辽朝加给的节
度使称号。又设有“国相”管理联盟事务,由完颜部的雅达充任。乌古乃利用坚硬锐利
的铁制武器铁犁,更利用辽朝的“生女真节度使”的称号,渐次役属了更多的部落,
“以专征伐,嶷然自为一国”。(《金史·百官志序》)然而,这个时候的女真部落联
盟还不十分巩固。
辽道宗时,乌古乃死去,子劾里钵继任联盟长,以其弟颇刺淑为国相,免去了雅达
的职任。雅达的儿子桓赧、散达等不满,起而反抗,部落贵族间展开激烈的战斗。颇刺
淑被桓赧、散达军战败。劾里钵与族弟辞不失又击败桓赧军。桓赧、散达率部投降。以
锻铁驰名的温都部长乌春,也曾与桓赧等联兵反抗,也被完颜部欢都战败。劾里钵与其
弟盈歌又战胜活刺浑水的纥石烈部,巩固了部落联盟,这时的部落联盟已扩大到包括30
个部落了。而且内部的阶级分化日趋明显,一个奴隶制国家的雏型已开始形成。
辽天祚帝天庆三年(1113年),完颜旻(即阿骨打)继任联盟长,称“都勃极烈”。
翌年六月,辽加封完颜阿骨打节度使称号。辽天祚帝后期在辽的全部境土之内,已经普
遍地卷起了汹涌澎湃的反辽斗争的狂澜,而最终推翻辽朝的,则是以完颜部为中心的生
女真的武装反抗。
从天祚帝即位以后,契丹贵族对于生女真各部落的压榨勒索越来越重。生女真地区
的土产,如人参、貂皮、名马、北珠、俊鹰、蜜蜡、麻布等等,除依照定期定量向辽朝
进贡而外,辽朝东北边境的官吏和奸商在朝廷的纵容下,还经常到榷场中用“低值”去
强购,称为“打女真”,这早就在女真人民心里种下仇恨了。辽廷派往东北地区的地方
长官,如东京留守和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县境)尹等,每每在到任之后,先逼迫女真各
部落奉献礼物,并有各种名目的摊派。辽天祚帝经常派遣银牌天使到女真地方去,强迫
女真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去捕捉海东青并采珠。银牌天使率领着大批随从,到处欺压女真
人民,向他们敲榨勒索财物。更不能容忍的是迫使女真人献出部落的美女伴宿,既不问
其出嫁与否,也不问其家门高低。契丹贵族对生女真诸部的这些行径,使得生女真的各
部无不忿恨怨叛,都愿在阿骨打的领导下对辽进行武装反抗。
女真联盟在阿骨打叔父盈歌为首领时,已经是一个富有掠夺性和进攻性的组织。阿
骨打在跟随父兄向外扩张的战斗中成长为一个负有重望的军事统帅。阿骨打继任联盟长
后开始更大规模向外掳掠和扩张。但是辽朝企图阻挠女真联盟继续扩张,并拒绝引渡因
不服阿骨打约束而叛入辽朝的女真纥石烈部勃堇阿*,于是双方箭拔弩张,加之女真人
民对辽朝的怨愤,坚定了阿骨打反辽的决心,遂于辽天庆四年誓师起兵,展开反对辽朝
民族压迫的斗争。
当时辽朝为了防止女真族的武装叛乱在其国境的东部,北起宁江州和出河店(今吉
林扶余县境内),中经黄龙府和咸州(今辽宁开原县),南到东京辽阳府布置了一道军
事防御线。
阿骨打起兵后,首先集合各部落兵卒800人向宁江州发起进攻。宁江州有守军800,
加上由东北路都统萧嗣先率领的援军7000,合计7800人。但由于辽天祚帝统治时期,政
治腐败,民不聊生,从根本上毁坏了辽军的士气和纪律,所以在斗志旺盛的女真战士冲
击下,数量的优势并不能使辽军免于溃散。
阿骨打攻破宁江州城后,辽廷派出各族兵士大举反击。十一月两军战于出河店(今
黑龙江肇源西南),阿骨打领兵3700人迎战,获得大胜。收降辽军各族兵士编入女真军,
兵力增大到步骑1 人,乘胜攻占辽宾(今吉林农安县境)、咸州。
女真社会中原已出现因犯罪或负债而沦为奴隶的现象,奴隶主与奴隶两个对立的阶
级在逐渐形成,阿骨打胜利进军后,女真奴隶主贵族在战争中掳获大批奴隶。随着占领
区的迅速扩展,又需要加强对被征服的各族人民的统治。女真族的氏族部落制已不能再
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阿骨打弟完颜晟(吴乞买)、国相完颜撒改等拥戴阿骨打建立国
家。辽天庆五年(1115年)正月元旦,阿骨打依仿汉族制度,称皇帝,立年号收国,营
建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南)作为首都,建国号大金,阿骨打是为金太祖。
金太祖建国后,废除国相制,设立谙版勃极烈等辅佐国政,由完颜晟、完颜撒改,
完颜习不失和完颜果充任,女真军兵仍按传统的猛安谋克制度,改为以300户为谋克,
十谋克为猛安,使之成为军事行政组织。又命完颜希尹依仿辽、汉文字创制女真字,天
辅三年(1119年)颁布行用。收编的辽东降军依辽朝兵制设都统或军帅。
收国元年(1115年)九月,阿骨打率军攻下黄龙府。黄龙府被攻破后,辽天祚帝率
领10多万兵马东下亲征,在扶余附近又被女真军队打得大败。辽军的威势从此扫地以尽。
收国二年金军攻克辽朝东京辽阳,此后连年对辽作战,不断取胜。天辅四年(1120年)
与北宋订立海上盟约,议定夹攻辽朝。是年四月攻占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
南)。天辅五年金太祖命完颜杲、完颜昱、完颜宗翰与完颜宗斡等大兵进攻,次年攻下
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西京大同府。辽天祚帝仓皇出奔,逃入夹山(今蒙
古萨拉齐西北),同年年底金太祖亲率大兵攻下了辽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天辅七年
八月金太祖自燕京北返途中病死。其弟谙版勃极烈完颜晟(吴乞买)即位,改年号天会,
他就是金太宗。金太宗联合西夏,追击辽天祚帝。天会三年(1125年)辽天祚帝在逃往
党项的途中为金兵俘获,辽朝亡。
女真族在阿骨打率领下,从1114年誓师起兵反辽,所向披靡,只用10年时间就占领
了辽朝原统治的全部州县,灭辽以后,女真族贵族为逞其奴隶主的掠夺之志,又把兵锋
直指北宋王朝,金宋战争爆发在即,中国历史又将进入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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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方腊起义
“漆园誓师”,名垂青史
方腊起义是爆发在北宋末年的一次农民战争。
北宋末年,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宋徽宗赵佶和“六贼”蔡京、王黺、童贯、梁师成、
朱勔、李彦结成最反动的集团,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盘剥,自己则过着纵情声色,荒
淫无耻的生活。1114年宋徽宗修建延福宫、万岁山,耗尽人力物力。
他还崇信道教,宫观遍天下,广占土地。为在宫殿林苑中布置各种奇花异石供其玩
赏,特派朱勔等在苏州特设一个“应奉局”,到江东各地专门搜集花石竹木和珍异物品,
送到京都汴梁(今开封),每十船组成一纲,称“花石纲”。哪个民家有一块较别致的
石头或一株少见的花木,“应奉局”的恶棍们就闯进去用黄纸一贴,就算是赵宋“皇家”
的了。启运时如花木高大,就拆墙倒屋,趁机抢掠一空,之后扬长而去。他们为了将笨
重的“太湖石”运到东京,巨船装载,数千人护送,甚至拆桥凿城而过。“花石之忧”
使运河两岸的大批农民倾家荡产,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逼得百姓妻离子散。加上连年灾
荒,百姓饿死的尸体遍地。“花石纲”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成为方腊起义的直接导火线。
方腊,歙州(今安徽歙县)人,后到睦州(今浙江淳安)碣村地主家里当佣工。当
他看到“应奉局”对青溪人民苛酷勒索,每年索取的漆就达千万斤,花石竹木更多,极
为愤怒,决心组织大家起来反抗。方腊以“摩尼教”为掩护,秘密地发动群众。
摩尼教是由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在唐代传入中国,成为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因为
这个教宣传通过斗争,光明一定能战胜黑暗,所以在中国又叫“明教”。入教的人要吃
素食,断荤酒,人们就称之为“食菜事魔教”。由于摩尼教主张“是法平等,无有高
下”,同教的人都称“一家”,提倡大家聚财帮助贫穷教友,因此得到贫苦农民的信仰。
方腊自任摩尼教的“魔头”,吸收了一大批教徒,成了起义军的基干力量。公元
1120年11月的一个晚上,方腊在漆园召集100多教徒聚会。他激动地向大家说:天下国
家本同一理。如今我们老百姓整年劳苦耕织,得到一点粟帛,却被皇帝官老爷全部拿去
挥霍掉。而且稍不如意,就要鞭打,甚至随便处死。你们能甘心忍受么?大家齐声说:
不能!
方腊又揭露统治者说:如今赋税繁重,官吏侵渔,我们单靠农桑不够过日子,就只
好依靠漆楮竹木,可又被他们抢走,一点不留。皇帝和官老爷们声色犬马,土木祭祀,
甲兵花石。挥霍以外,每年还要给西、北两敌银绢几百万。这也是我们老百姓的膏血啊!
我们整年勤劳,老婆孩子还是受冻挨饿,吃不到一顿饱饭。我们大家该怎么办?大家激
愤地说:
听你的命令!
方腊继续说:东南的老百姓,长期被剥削太苦了。近年花石的骚扰更无法忍受。大
家如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须闻风响应。十天半月,可以集聚万余人。我们一举攻下江南
各郡,守住江南,减免徭役和赋税,有十年时间,就能统一全国!这就是著名的漆园誓
师。
从此,方腊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爆发了。11月初,起义军建立政权,方腊自称“圣
公”,立年号“永乐”,建置将帅分为六等,以头扎各色头巾作标志。11月底,农民军
打下青溪县城。12月初,又攻取睦州,然后分兵两路:一路向杭州方面进军;一路穿过
千里岗山和天目山之间的峡谷,进入歙州(今安徽歙县),逼近宣州(今安徽宣城)。
农民军所到之处,“见官吏、公使皆杀之”。对恶霸土豪坚决镇压,焚烧他们的院
宅,把财产分给贫苦的农民。
方腊起义军的纪律严明,每到一处,老百姓都像接待亲人一样烧水煮饭,给伤员换
药、喂水。义军每从一地出发,人们依依送行。浙江桐乡县乌镇的“哭送亭”,传说就
是当年人民送起义军由秀州退军的地方。
由于农民军和群众一条心,在政治上无视“君臣上下”;
在经济上“凡物用之无间,不分你我”,所以发展迅速,作战顺利。三个月时间,
“永乐”大旗已飘扬在睦、歙、杭(今浙江杭州)、处(今浙江丽水)、婺(今浙江金
华)、衢(今浙江衢县)等6州52县。
方腊起义军的迅猛发展,吓坏了宋徽宗为首的统治集团。
当时,宋朝正准备与金人夹攻辽国的战争,已调集各路精兵强将,得知方腊起义的
消息后,遂停止对辽作战,派遣童贯率领15万大军前往镇压。同时,罢朱勔官,撤销
“应奉局”,停办花石纲,用此欺骗人民。起义军对宋王朝如此迅速的大军压境没有准
备,因此,在战略上失策,仍分散在各地作战。
在杭州战役中,起义军同10倍于己的敌人搏斗,无一人投降。
在帮源洞战役中,起义军7万人战斗到最后一刻。1121年4月,方腊不幸被俘,于8
月在开封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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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靖康之变
“靖康耻”,永远令人刻骨铭心
12世纪最初的25年,是宋徽宗统治的年代。宋徽宗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和昏君。
他以蔡京为宰相,同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杨戬、朱勔、李彦、高俅等人结成反
动的统治集团,使北宋的政治进入最黑暗、最腐朽的时期。宣和元年(1119年)和宣和
二年,先后爆发了宋江、方腊领导的两次大的农民起义。宋徽宗虽然镇压和瓦解了这两
次农民起义,渡过农民革命带来的一场统治危机,但是东北地区女真族的兴起,却使北
宋王朝面临覆灭的命运。
早在政和元年(1111年),宋徽宗派大宦官童贯出使辽朝。了解辽朝的政治形势,
童贯在这次出使过程中,遇到了燕人马植,向童贯献策取燕(今北京),深受童贯赏识,
被童贯改名为李良嗣,带回开封。李良嗣向宋徽宗陈说辽天祚帝的荒淫和政治腐败,女
真对辽恨之入骨,如能从登莱过海,与女真族结好,相约攻辽,则燕地可取。宋徽宗对
此非常高兴,又赐姓赵,开始了谋取燕京的一系列活动。
当辽朝在金兵的进攻下,处于岌岌可危之时,宋徽宗、蔡京等人以为联合女真夹击
辽朝,进而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时机已成熟。于是,重和元年(1118年)宋廷以买马为名,
遣使从登州(今山东蓬莱)渡海到辽东,同金朝商议共同伐辽的事宜。宣和二年(1120
年)宋再遣赵良嗣等使金,遂与金订立“海上之盟”。双方约定:长城以南的燕云地区
由宋军负责攻取,长城以北的州县由金军负责攻取;待夹攻胜利之后,燕云之地归于北
宋,北宋则把前此每年送与辽朝的岁币,照数送与金朝。宋廷原以为据此便可轻易夺取
燕云十六州,可是没料到辽军抵不住金兵的进攻,却不惧怕与腐朽不堪的宋军作战,结
果宣和四年(1122年)北宋两次出兵攻打燕京,均被辽的燕京守兵打得大败。到这年年
底金兵由居庸关进军,攻克燕京。这样金人就表示不再把燕云诸州交给北宋了。经过双
方讨价还价,宋朝方面一再退让,最后金朝只答应把燕京及其所属的六州二十四县交给
宋朝,却要宋朝每年除把原给辽朝的40万岁币交给金朝外,还要把这六州二十四县的赋
税如数交给金朝。宋朝答应每年另交100贯作为燕京六州的“代税钱”,金朝才答应从
燕京撤军,而在撤军时,金兵却把燕京的金帛子女官绅富户席卷而去,只把几座空城交
给宋朝。
辽朝灭亡后,金朝最高统治集团从北宋对辽作战的表现,以及交涉交割燕云的过程
中,已经看透北宋政治的腐朽和军事的无能,遂即乘胜侵犯北宋。于宣和七年(1125年)
十一月分兵两路南下,西路由完颜宗翰率领从云中府(今山西大同)进攻太原府。东路
军由完颜宗望率领,由平州(今河北卢龙)进取燕山府。两路约定攻下太原、燕山府后,
西路军进出潼关北上洛阳与南渡黄河直向东京的东路军会师于开封城下。西路军在太原
城遭到王禀领导的宋朝军民的顽强阻御,长期未能攻下,东路军到达燕山府,宋守将郭
药师投降,金兵遂长驱直入,渡过黄河向东京进军。
宋徽宗听到金兵南下的消息后,不敢亲自担当领导抵抗敌人的责任,急忙传位给太
子赵桓,企图南逃避难。赵桓即位,是为宋钦宗,改明年(1126年),为靖康元年。这
时朝野官民纷纷揭露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六贼”的罪恶,要求
把他们处死,宋钦宗被迫陆续将蔡京等人贬官流放或处斩。
靖康元年正月,宋钦宗迫于形势起用主战派李纲为亲征行营使,部署京城的防御。
李纲刚把京城守备设施布置就绪,完颜宗望所率金军就已兵临城下,向开封的宣泽门发
起猛烈进攻。李纲组织开封军民坚守城池与金军展开激战,把攻城的金兵击退。完颜宗
望见开封一时难以攻下,便施展“以和议佐攻战”的策略,宋钦宗原本就是一个畏葸惧
战的昏君,便急忙派使者去金营议和。完颜宗望提出宋须交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
牛马骡各1万头匹,驼1000头、杂色缎100万匹,割让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
三镇,尊金帝为伯父,以宋亲王、宰相作人质,送金军北渡黄河,才许议和。宋钦宗竟
不顾一切,全盘答应完颜宗望的苛刻要求,下令在开封全城刮借金银运送给金军。李纲
坚决反对同金军议和,宋钦宗就以宋兵一次夜间出击金营失利一事,追究李纲的责任,
下令罢免李纲,废掉李纲主持的亲征御营司,藉以向金人表示议和的决心。
宋钦宗这一倒行逆施,激起了开封军民的愤慨,太学生陈东等在宣德门上书,要求
复用李纲,罢免主张和议的李邦彦、张邦昌等人,几万人不约而同来到皇宫前,声援和
支持陈东,要求宋钦宗接见,并砸碎登闻鼓,打死宦官几十人。宋钦宗不得已宣布再用
李纲,为尚书右丞,让李纲主持京城四面的防御。这时宋朝各路勤王兵,约计20万人也
已陆续赶到。
面对这种形势,完颜宗望知道以6万兵马孤军深入是难以攻下开封了,于是在得到
宋钦宗同意割让三镇后,于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率军撤离开封北还。
完颜宗望北还,河北一线的战局虽暂时平静,而河东的战事却继续紧张进行着,从
靖康元年二月至七月,宋军曾三次大规模入援太原,合计投入兵力40万人,均被金军击
败,宋军主力耗折殆尽。
河北暂趋平静和河东战事胶着的军事形势,只是金军更大规模入侵的间歇。然而,
以宋钦宗为首的腐朽统治集团却以为太平无事了。罢了有声望的老将钟师道的兵权,各
路赶来的勤王兵也全被遣还,宋廷又恢复了以往文恬武嬉的故态。
主和派在朝廷重新占了上风。靖康元年六月,宋钦宗因为厌恶李纲屡言备边之策,
借入援太原之际,派他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强行把他赶出朝廷。八月,李纲因入援太
原失利,又被罢去两河宣抚使之职。
靖康元年八月,金军在经过一个夏天的休整后,又以宋朝不如约割让太原、河间、
中山三镇为口实,再次南侵。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分东西两路进兵。这时宋将王禀坚守
太原已8个多月,因粮尽援绝,九月初三日被攻破。完颜宗翰乘胜南下,直逼黄河北岸
的河阳(今河南孟县)。完颜宗望的东路军,也于十月初攻入河北重镇真定府(今河北
正定)。余军的这次南侵已摆出了一举灭亡北宋的态势。宋钦宗却一心只想投降,以为
可以继续用金帛赂使金军撤退,急忙派出一批批的使者到金营乞和,在军事上不做认真
的准备。而朝廷内部的主和派唐恪、耿南仲等人坚主割地,遣返各地再次聚集的勤王军,
撤除京城的防御工事。金军渡过黄河,完颜宗翰向宋廷提出要划黄河为界,河东、河北
地归金朝,宋钦宗一一答应,并且亲自下诏给两路百姓,劝谕他们“归于大金”。
由于宋廷不在军事上作认真准备,两路金军未遇大的抵抗,便顺利向东京挺进。十
一月金军前锋到达东京城外,闰十一月初金军东西两路会师开封城下,对开封展开攻势。
开封城内兵力有限,士气不振,宋廷于危急之际,竟派郭京带领“六甲神兵”出战,大
败溃散,东京城被攻破。
虽然东京城破,统治者依然决意投降,但开封军民不愿作亡国奴,抗敌情绪很高,
要求参战的人达30万之多。金军见开封军民已准备展开巷战,不敢贸然进占全城。于是
故伎重施,放出“和议”的空气,向宋王朝索取1000万匹绢,100万锭金,1000万锭银
等钱帛。然而至此危在旦夕之时,宋钦宗仍不能醒悟,他派宰相何栗去金营乞和,完颜
宗翰和宗望却要宋钦宗亲自到金营商议割地赔款之事,钦宗不得已进了金营求降,献上
降表,并秉承金人的意旨,下令各路勤王兵停止向开封进发,对自发组织起来准备抵抗
的民众进行镇压,然后金军大肆搜括宋朝宫廷内外的府库,以及官、民户的金银钱帛。
当时正是严冬季节,大雪纷飞,被掳掠一空的开封人民遭受饥寒无情的袭击,冻死、饿
死的人不计其数。宋朝腐朽统治者的投降政策,使开封人民遭受难以言状的灾难。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金军先后把宋徽宗、宋钦宗拘留在金营,二月六日金主
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另立同金朝勾结的原宋朝宰相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四月
初一日金军俘虏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撤。宋朝皇室的宝
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也被搜罗一空满载而归。北宋从此灭亡,这就是所谓
的“靖康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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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岳飞抗金
人们从此认识了“尽忠报国”,为追求正义而献身的精神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兵把徽、钦二帝及后妃、宗室俘虏北去,当时宋朝嫡
亲宗室中只有在河北组织兵马的康王赵构和哲宗的废后孟氏幸免于难。五月,赵构在南
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这个重建的小朝廷,后来被称为南宋,赵构
就是宋高宗。
赵构是南宋初期投降派的首领,他同乃父乃兄一样惧怕与金朝打仗。赵构所信用的
汪伯彦、黄潜善二人,也都是些主张逃跑和屈膝投降的人。为了笼络人心,他曾一度起
用因组织开封保卫战而声望很高的李纲担任宰相。不久就因李纲坚决主战,不符合他的
苟安议和的意愿,只让李纲担任了75天的宰相,就罢了李纲的官。建炎元年九月,赵构
听说金朝以傀儡张邦昌被废为借口,再次南侵已抵达河阳,也不问消息是否确实,立即
准备南逃。十月初从南京(今河南商丘)出发,月底逃到扬州。十二月金朝分兵三路南
下。完颜宗辅率东路金军自沧州渡河,进攻山东,完颜宗翰率中路金军自河阳渡河,直
攻河南,西路金军由完颜宗望所派的娄室率领,进攻陕西。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金
军奔袭扬州,宋高宗仓皇出逃,经镇江府到杭州。九月金兵渡江南侵,赵构又率臣僚南
逃,十月到越州(今浙江绍兴),随后又逃至明州(今宁波),并自明州到定海,漂泊
海上,直到建炎四年夏,金军撤离江南后,他才又回到临安府,后将临安府定为南宋的
都城。
这年九月,金册立刘豫为“大齐皇帝”,建立傀儡政权,统治河南、陕西大部地区,
与南宋对峙。
面对金朝的入侵,虽然南宋最高统治者奉行屈膝投降的政策,但是宋朝各地人民纷
纷奋起抗击金军的残暴虏掠,而宋廷内部的主战将士亦活跃在抗金的最前线。民族英雄
岳飞,就是南宋初期抗金的一面旗帜。
岳飞(1103—1142年),字鹏举,河北西路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出身农家,
曾当佃客。北宋末年从军参加征辽战争。南宋初他曾作为河北招抚司的下级将校,随王
彦渡过黄河在河北一带抗金。离开王彦后,又投到东京留守宗泽的麾下参加开封保卫战,
为宗泽所赏识。其后转战于广德军(今安徽广德)等地,建炎四年,金兀术率军自临安
府沿运河北撤,岳飞率军袭击常州,克复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金军退至江北。这时
的岳飞,已经经历了大小200余战,因英勇善战,声誉日高,很快就升任独当一面的将
领。当绍兴二年(1132年)他刚30岁的时候,已经成了守卫长江中游的主帅。
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奉命挥师北伐,自鄂州(今湖北武昌)趋襄阳(今湖北襄
樊),向伪齐政权的守军发起猛烈进攻,仅用二三个月的时间就按照预定计划收复襄阳、
郢州(今湖北钟祥)、随州(今湖北随县)、邓州(今河南邓县)、唐州(今河南唐
河)、信阳军(今河南信阳)等六州军之地。这是南宋建立政权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
地。因此年仅32岁的岳飞被封为节度使,成为南宋大将中最年轻有为的一员。他所率领
的“岳家军”因纪律严明,战功显赫,深受人民爱戴,成了南宋抗金斗争的一个中流砥
柱。
由于南宋军民的英勇斗争,到建炎四年(1130年)时,宋金双方力量对比开始发生
巨大的变化,先是韩世忠在黄天荡(今江苏南京东北)一带大败金兀术;在陕西战场吴
玠、吴璘兄弟亦给金兀术以沉重打击,并迫使他放弃由陕进入四川的打算;在荆湖一线
岳飞重创伪齐收复襄阳六州军,使西北战场的防线同两淮战线的联系保持畅通,南宋的
防御力量得到加强。绍兴四年九月金兀术率军伙同伪齐军大举渡淮南侵,又遭到岳飞、
韩世忠所率宋军及两淮许多水寨义兵的英勇抗击,很快以失败告终。这一切说明宋金战
场的形势,已经向有利于南宋方面转化,金兵的军事逐渐在消失,就连金人自己也认识
到“昔我强彼弱,今我弱彼强”,因此,金廷内部掌握实权的挞懒一派主张将伪齐管辖
的河南、陕西划归南宋,以此换取南宋的臣服,决定同南宋议和。这个消息传到宋廷,
宋高宗喜出望外,认为多年盼望的“和议”又有了希望。绍兴八年(1138年)三月,宋
高宗任命秦桧为右相,十月又把向金屈膝投降的事交给他专办,其他大臣不得参预。秦
桧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宋高宗和他沆瀣一气,于绍兴九年正月不顾一切,
同金朝订立和议,向金称臣纳贡。为此,南宋小朝廷还大事庆祝,文武官员纷纷上表庆
贺。
宋高宗、秦桧的投降求和,激起宋廷抗战派将士的强烈反对,岳飞不仅没有按惯例
向宋高宗敬献贺表,反而上表对宋高宗说“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
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称藩”,从根本上否定了这次求和协议。岳飞
这种坚决反对“和议”的态度。使宋高宗甚为恼怒,更为秦桧所切齿,从此被宋高宗和
秦桧视为眼中钉。绍兴九年七八月间,金廷内部发生内讧,原主张同宋朝议和的挞懒,
被金廷以谋反罪处死,对宋战争的急先锋金兀术掌握了军权。他立即撕毁与南宋订立的
“和议”,并于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分兵两路向陕西和河南大举进攻,在很快夺
回了河南、陕西之后,又率大军向淮南大举进攻。这时宋高宗又慌了手脚,急忙下诏让
已经辞职在家守母丧的岳飞从襄阳出击,牵制向淮南及陕西进攻的金兵,并“图复京师
(开封)”。但是进攻淮南的金兵却在顺昌(今安徽阜阳)遭到刘祐所率原“八字军”
的沉重打击,金兀术不得不撤回开封。金兵对淮南的威胁很快就解除了。宋高宗也马上
改变主意,立即向岳飞下了“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的命令。岳飞却认为机不可失,
大举北上,向中原进军,分别攻占郑州、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等地区,并派遣梁
兴等深入黄河以北,袭扰金军后方。金兀术乘岳家军兵力分散之机,亲率精锐骑兵
15000人向岳家军指挥中心——郾城(今属河南)发动进攻。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初八日,金兀术率部在既城与岳家军对阵,岳飞令其子岳
云率轻骑攻入敌阵,往来冲杀。金军出动重甲骑兵“铁浮图”作正面进攻,另以骑兵为
左右翼,号称“拐子马”配合作战。岳飞遣背嵬亲军和游奕军迎战,并派步兵持麻扎刀、
大斧等,上砍敌兵,下砍马足,杀伤大量金兵,使其重骑兵不能发挥所长。岳家军中的
勇将杨再兴,突入敌阵,打算活捉金兀术,杀金兵数百人。双方从下午激战到天黑,金
军大败。郾城之战是宋金双方精锐部队之间的一次大决战,宋军以少胜多,给金军以沉
重打击。接着岳家军又在颍昌府打得金兀术狼狈逃窜,并一直追击到距开封仅22.5公
里的朱仙镇。这时黄河南北许多坚持斗争的义兵,都打着岳家军的旗号响应岳飞的北伐,
其他各路宋兵也转入局部反击。抗金斗争呈现一派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金军惊呼“撼
山易,撼岳家军难”,金兀术曾准备撤离开封,到河北以避岳家军的兵锋。
岳飞根据中原战场的大好形势,向高宗上书提出宋军全线进攻的要求,然而宋高宗
所求的只是抵挡住金军的进一步南侵,能保住半壁江山,成为金的属国就已心满意足了。
所以不仅不同意岳飞的要求,反而急忙下令各路宋军班师,使岳家军处于孤军无援的状
况,接着又连发金牌,强令岳飞退兵,岳飞悲愤地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然后无
可奈何地下令班师,岳飞北伐的巨大成果,就这样让宋高宗、秦桧拱手送给了金朝。
宋高宗、秦桧强令岳飞班师后,为了扫清向金人议和的障碍,先后解除了岳飞、韩
世忠等大将的兵权。而这时金兀术攻打淮西又连败于宋军,终于使他认识到对宋战争已
不可能用武力取胜,也表示愿意与南宋议和,于是双方开始了紧张的和议活动。宋高宗
和秦桧见和议可成,像岳飞这样的良将不仅不再需要,还有碍于投降活动,加之金兀术
害怕岳飞反对和议,也派人授意秦桧害死岳飞。因而宋高宗和秦桧便以谋反罪名将岳飞
父子及部将张宪逮捕入狱。此后宋金双方终于在绍兴十一年十一月订立和议:南宋正式
向金朝称臣,每年纳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并以淮水为界,将淮水以北的地区划归金
朝。这个和议因是在绍兴年间签订,故被称作“绍兴和议”。绍兴和议订立不久,秦桧
秉承宋高宗的旨意,加紧了迫害岳飞的活动。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终以“莫须有”
的罪名将岳飞父子杀害,当时岳飞年仅39岁、岳云年仅23岁,岳飞临刑前在狱案上挥笔
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表示了对投降派的最后抗议。
发生于12世纪的宋金战争,是我国历史上范围最广、持续很久的民族战争。在岳飞
生前,酷烈的战祸遍及宋朝疆土,对经济造成很严重的破坏,而宋金南北对峙分裂的局
面,又严重地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各族人民造成深重的苦难。因此,以岳飞为代表
的抗金斗争,不仅服务于赵宋政权,而且实质上体现了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反对
分裂、争取进步、反对倒退的正义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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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钟相、杨么起义
洞庭湖畔的赞歌
钟相、杨么起义是发生在南宋初洞庭湖地区的一次农民起义。
北宋末,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钟相在家乡利用宗教活动组织群众,凡加入他
的组织——乡社的农民要交一点钱粮,社内实行互相共济,因此都能“田蚕兴旺,生理
丰富”。他宣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代表
了农民要求财富上平均、社会地位平等而提出的政治主张,比北宋初王小波“均贫富”
的思想又进了一步。钟相因此深受群众拥护,被称为“老爷”或“天大圣”。周围的贫
苦农民加入乡社的不计其数。20余年,其影响扩大到洞庭湖周围各县。
靖康二年(1127年)初,金人入侵,钟相组织民兵300人,命长子钟子昂率领北上
“勤王”。这支队伍未与金兵接触,就被刚即位的宋高宗赵构命令遣返。钟相便以这支
队伍为基础,筹划起义。金兵渡江南犯,所过残破,官兵和溃兵到处烧杀抢劫,南宋统
治者横征暴敛,“政烦赋重”,南方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江西、福建、荆湖各路
先后爆发了农民起义。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钟相在金人屠潭州(今湖南长沙),
孔彦舟匪军犯澧州(今湖南澧县)、鼎州危急之时,率众起义,保卫家乡。建国号楚,
年号为天载(一作天战),钟相称楚王,立长子钟子昂为太子,设立官属。起义军“焚
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
人,”并占据地主的土地,归为己有。
他们把杀官吏等称为“行法”,把平分这些人的财产称为“均平”,斥宋朝国法为
“邪法”,对于“执耒之夫”,和“渔樵之人”,则加以保护。凡是参加起义军的,一
律免除赋税差科,不受官司法令的束缚。这些主张和行动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认为是
“天理当然”。起义军攻占了鼎、澧、荆南(今湖北江陵)、潭、峡(今湖北宜昌附
近)、岳(今湖南岳阳)、辰(今湖南沅陵)等州的19县。
农民起义军的革命行动和浩大声势,使地主豪绅十分恐惧,他们勾结孔彦舟匪军进
驻鼎州,镇压农民起义。孔彦舟屡遭失败之后,派奸细混入起义军作内应,于三月末偷
袭攻破钟相营寨,钟相及子钟子昂被俘遇害。
钟相牺牲后,部众在杨么等领导下,仍继续坚持斗争。杨么在诸首领中最年轻,楚
语称幼为么,故称他为“么郎”或“杨么”,逐渐成为起义军共同拥护的领袖。
杨么在洞庭湖周围建水寨、造战船,实行兵家相兼,“陆耕水战”的战略方针,使
起义军得到迅速发展。他们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则登舟作战。从武陵、龙阳到沅江县的
沅水西侧建立水寨二三十所,尤以上沚江(沅水支流,在今汉寿县内)的夏诚、刘衡二
寨最为险要。他们充分利用河港交错的地形和自己善于操舟的特长,采用水陆两栖的战
术与官军周旋。绍兴元年(1131年)俘获南宋官军车船和工匠后,大造车船。车船是大
型战船,用脚踏动车轮,即可击水前进,其行如飞,四周装有打击敌船的拍竿。杨么水
军更加强大,水战中一直保持优势。1133年四月,起义军重建楚政权,立钟子仪为太子,
称杨么为大圣天王。这时起义军控制了北达公安,西及鼎、澧,东至岳阳,南抵长沙之
界的广大地区。
绍兴三年以来,南宋多次派遣军队前往镇压,都大败而归。是年冬,禁军将领王燮
又率兵前往镇压。他从上游的鼎州水陆并进,对沅水沿岸的起义军水寨发动攻击,并在
下游埋伏大量水军,企图一举消灭起义军。杨么早将上游的主力及家属转移,使敌人扑
空。杨么又发车船数只,偃旗息鼓,交横顺流而下。埋伏在下游的崔增、吴全水军以为
是起义军败下的空船,全队争先入湖,大小数百只舟船都被起义军的车船撞沉,崔、吴
二人也葬身湖底。一日之内,起义军歼灭南宋水军上万人。起义军还多次挫败南宋朝廷
“招安”的阴谋。
绍兴五年春,宋高宗调岳飞前往镇压起义军,又派宰相张浚亲临督战。他们在湖区
各要道屯驻重兵,缩小包围圈,加紧经济封锁,并在夏季进兵,蹂践禾稼,造成起义地
区严重的经济困难;同时大力开展政治诱降活动。黄佐、杨钦首先叛变投敌,起义军内
部分化瓦解,杨么力战不屈,被俘牺牲。
杨么死后,黄诚、周伦等力屈投降,夏诚继续抵抗,小寨亦被攻破。澧州的起义军
则在雷德进、雷德通兄弟率领下,固守小寨,又坚持了一年多才最后失败。这次起义前
后共持续六年半之久。它以洞庭湖地区为根据地,坚持斗争,为后来的农民起义提供了
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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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
蒙古的崛起,使中国历史写下了新的篇章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页。
蒙古族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游牧民族。12世纪时,在蒙古高原上散居着蒙古族的大大
小小上百个部落。他们有的以打猎为生,有的以放牧为生,也有的开始经营农业。后来,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氏族制“没有主子,不分尊卑好坏和上下”的情况改变了,形成阶
级对立的社会。
当时,金朝对蒙古族野蛮地统治着。金世宗每3年派兵向北大杀一阵,给蒙古人民
造成深重的灾难。蒙古族的统一和安定成为客观要求。
成吉思汗,原名钦木真,是蒙古部落集团内孛儿只斤部的贵族,生于1162年。他从
小习武,成年时已是一个能征善战的贵族青年了。他率众打败前来侵袭的部落,壮大了
自己的势力,不少蒙古贵族投奔他。铁木真被推戴为“合罕”。他先是争取到札答刺部
首领札木合和克烈部首领王罕的支持,打败了塔塔儿、蔑儿乞等部;又与王罕合兵击败
札木合。接着,他与王罕决裂,在1203年攻灭了克烈部。1204年征服了乃蛮部。1206年,
蒙古各部实现了统一,在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至大沙漠,北达贝加尔湖的广
大地区,建立起蒙古历史上第一个军事奴隶制国家,铁木真被各部落首领推举为全蒙古
的大汗,尊称“成吉思汗”(“成吉思”是“强大”的意思)。
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国家。他把护卫军扩充到1万人,成为一支主力部队。他实行
了领户分封制度,把居民按十户、百户、千户和万户划分,按等级赐给开国功臣,分别
做万户那颜、千户那颜、百户那颜、十户那颜。形成行政与军事合一的统治机构。他成
立了司法部门,颁行了法典“大札撒”,即《蒙古习惯法》。他又命令留居乃蛮部的维
吾尔人塔塔统阿用维吾尔字母拼成蒙古国书,从此蒙古有了通行的文字。蒙古国家制度
也完善起来。
13世纪的蒙古贵族,发动了连续不断的征服战争。在欧亚大陆先后形成四大汗国,
就是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儿汗国。
在中国境内,成吉思汗在1205至1209年,发动三次对西夏的进攻,扫除了对金朝作
战的牵制力量。
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向金朝进攻。他的骑兵从紫荆关、居庸关两路突进
华北地区,会师于中部(北京)城外。前军伸入黄河北岸,一路焚掠90余城。1214年,
金朝统治者以献金帛、童男童女和马匹为条件,向蒙古贵族求和。蒙古军队退出居庸关。
第二年,成吉思汗以金朝首都由燕京迁到汴京(开封)是缺乏和议诚意为借口,又
发兵南下,蒙古军队很快攻占中都和华北其他地区。
1218年至1223年间,进行了第一次西征,占领了中亚细亚和南俄罗斯草原,建立了
一个以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为中心,横跨欧、亚的大汗国。
1227年,成吉思汗在灭西夏政权前夕,病死于宁夏六盘山下的清水县行宫。
公元1229年,成吉思汗的三子窝阔台即汗位。他率蒙古军队从南宋的统治区内通过,
绕过金朝的军事重镇潼关,一举攻占了汴京。1234年,南宋和蒙古联军攻破蔡州,金朝
灭亡。蒙古贵族占领了黄河流域,金灭亡后,蒙宋战争揭开了序幕。1251年,窝阔台汗
死,他的侄子蒙哥继承汗位。后来,蒙哥汗在钓鱼城战役中流矢而死。1260年,忽必烈
取得了汗位。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1279年,南宋灭亡。忽必烈统治了中国,史
称元世祖。
成吉思汗所领导的统一蒙古各部的战争,结束了草原上长期分裂混战的局面,使复
杂、众多的部落联合成统一的蒙古民族。他建立了蒙古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规定
了它的一套制度。这些,对于蒙古民族的发展,蒙古社会经济的进步,都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对金朝的战争,也具有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性质。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民族英雄,
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有贡献的著名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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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红巾军起义
一块红色的头巾,竟能挑动天下人造反
红巾军起义是爆发于元末的一次农民战争。
元朝后期,以蒙古贵族为主的统治阶级,对各族特别是汉族人民的掠夺和奴役十分
残酷。他们疯狂地兼并土地,把广阔的良田变为牧场,如大臣伯彦得赏赐土地就达2万
顷。大地主“广占土地,驱役佃户”,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奴婢。官府横征暴敛,苛捐杂
税名目繁多,全国税额比元初增加20倍。
元朝统治者挥霍无度,到处搜罗民间美女,天天供佛炼丹。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滥
发货币,祸国殃民。加上黄河连年失修,多次决口,真是民不聊生,出现了“饿死已满
路,生者与鬼邻”的悲惨局面。反抗的烈火在人民心中燃起。社会上流传着“一日三遍
打,不反待如何”的歌谣。
在这种情况下,刘福通遂利用白莲教和弥勒教暗暗串通穷人。1351年,元朝政府强
征农民15万人挖黄河河道。监督挖河的官吏乘机克扣河工“食钱”。河工挨饿受冻,群
情激愤。
刘福通派了几百名教徒作民伕,在工地活动,传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的歌谣,暗中凿了个一只眼睛的石头人埋在工地。民工挖出后,反抗的烈火顿时燃起。
刘福通是颍州(今安徽阜阳)人。他与白莲教另一首领、河北永年人韩山童一直在
北方地区秘密传教,宣传“明王出世”、“弥勒佛下生”,以吸引群众。石人挖出,时
机成熟。在韩山童、刘福通领导下,3000人在颍州颍上县白鹿庄准备起义,因事前泄密,
遭到敌人包围,韩山童牺牲。刘福通突围后把起义群众组织起来。起义者以红巾裹头,
一鼓作气占领颍(今安徽阜阳)、罗山(今河南罗山县)、上蔡(今河南上蔡县)、真
阳(今河南正阳县)、确山(今河南确山县)等地。
“众至十余万,元兵不能御。”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首诗:
“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反映
了元朝统治下的阶级对立和民族压迫的社会现实,表达了被压迫的广大农民的政治理想。
因起义军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又因其烧香聚众,亦称“香军”。红巾军所到之
处,开仓散米,赈济贫农,深得人民拥护。群众纷纷加入红巾军,队伍迅速扩大到几十
万人。在红巾军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农民纷起响应。人数较多的有蕲水(今湖北浠水)
的徐寿辉部、萧县(今安徽萧县西北)的芝麻李部、南阳的布王三部、荆樊的孟海马部、
濠州(今安徽风阳东)的郭子兴部等。
为推翻元朝的反动统治,起义军提出以“明”斗“暗”(“明”指起义军;“暗”
指元朝统治)的口号,鼓舞群众向封建官府作斗争。1355年,刘福通率军攻下亳州(今
安徽亳县),立韩林儿为“小明王”,国号“大宋”,年号“龙凤”,建立了农民革命
政权。
1357年,刘福通分兵三路北伐。东路由毛贵率领,经山东、河北攻入大都;中路由
关先生、破头潘等率领,攻向山西、河北一带,经大同直捣元上都(今内蒙古多伦西
北),放火烧毁“富夸塞北”的蒙古皇宫,继续转战辽东各地;西路由大刀敖、白不信、
李喜喜率领,直趋关中,攻下兴元(今陕西南郑县)、凤翔(今陕西凤翔县),转战四
川、甘肃、宁夏各地。农民起义军节节胜利,出现“官府四散躲”,“红军府上坐”的
大好形势。
三路大军转战各地的同时,刘福通率部于1358年五月又攻克汴梁,定为国都。在红
巾军沉重的打击下,元王朝危在旦夕。这时,红巾军的势力已“东逾齐鲁,西出函秦,
南过闽广,北抵幽燕”,达到了极盛时期。
元朝统治者如热锅里的蚂蚁,惊慌失措,先派遣的回军、汉军溃败后,又派御史大
夫也先帖木耳带兵镇压,结果又大败而归,军资兵器几乎丢光。元朝统治者搜罗一切反
动力量,孤注一掷,从各处向红巾军扑来。
红巾军英勇抗击官兵和地主武装的进逼。由于兵力分散,三路大军流动作战,没有
巩固的根据地,又缺乏周密的作战计划,往往使所占之地得而复失。正当红巾军与元朝
军队进行殊死斗争的关键时刻,义军领袖刘福通遇难,中原地区的红巾军被地主武装镇
压下去。1363年,红巾军建立的韩宋政权结束了。而在南方,朱元璋的起义军发展迅速。
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原是郭子兴红巾军部左副元帅,后独树旗帜,背叛农民军,
成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元洪武,国号大明。元王
朝在各地农民军打击下终于灭亡了。
元末红巾军虽然失败了,但农民军坚持斗争13年,历经“大小数百战”,波及大半
个中国,对瓦解和推翻元朝的统治起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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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张居正改革
“一条鞭法”,把似乎停滞了的历史狠狠抽了一鞭子
张居正改革是明朝中期政治家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而进行的一系列改革。
明朝中叶,贵族大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在江南,有的大地主占田7万顷。
在朝廷,大学士徐阶一家就占田24万亩。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
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贵族大地主疯狂地掠夺土地,封建剥削的进一步加
剧,激起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接二连三地发生了邓茂七、刘通、蓝廷瑞以及刘六、刘
七等农民起义。明王朝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
怎样才能将封建统治维持下去呢?地主阶级一些当权人物认为,必须改革政治,寻
求一条自救的道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推行。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
在明神宗万历年间,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宰相)。他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
在内政方面,他首先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张居正创制了“考成法”,严格
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
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
组织准备。并且整顿了邮传和铨政,他的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
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
在经济方面,张居正的成绩最为突出。他曾任用著名水利学家潘季驯督修黄河,使
黄河不再南流入淮,于是“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而漕河也可直达北
京。
“一条鞭法”则是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
的重大变革。
明朝初年的赋税制度十分繁杂。当时的赋税以粮为主,银绢为辅,分夏秋两季征收。
此外,还规定农民要服各种徭役,并交纳特殊的土贡等等。“一条鞭法”的内容是:
“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就是把各州县的田
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
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实行这种办法,使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解除劳役负担,有田
的农民能够用较多的时间耕种土地,对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同时,把徭役改
为征收银两,农民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比较容易离开土地,这就给城市手工业提供
了更多的劳动力来源。没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可以不纳丁银,这对工商业的发展也有积极
作用。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岁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
善。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
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张居正在军事上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他派戚继光守蓟门,李志梁镇辽东,又在
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
行茶马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
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经过上述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
“言之必效”,国家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在国防上增强了反侵略
的能力。当然,张居正倡导改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而是为了巩固明朝
的封建统治。因而,他的变法不可能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只能作一些修修补补的
改良,挽救不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总趋势。尽管如此,张居正的改革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
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麋集,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
们攻击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
“祖制”。他们下令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
张居正的长子被逼自杀,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代表大地主、大贵族势力的封建顽
固派又掌了权,劳动群众生活更为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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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郑和下西洋
人类征服海洋的空前壮举
郑和下西洋是明代航海家郑和出使“西洋”(今印支半岛、马来半岛、印尼、婆罗
洲等地)的壮举。
中国的造船业和海上航行,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唐代,许多外国商人从海道来中国
经商,大都搭乘比较安全的中国海船。到宋代,中国的航海人员开始把罗盘针使用到航
海上,这就给远洋航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3世纪初,中国已使用十樯十帆的大海船。
明朝初年,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国内得到相对的安定,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迅速发
展起来。为了发展对外关系,扩大贸易往来,明政府先后七次派郑和统帅巨大的船队到
“西洋”各国,在中外关系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郑和本姓马,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人,回族,自幼入宫,改姓郑,为宫内太监。
因为他既有能力,又是回教徒,所以被明成祖选中,负责远航。从1405年到1433年,他
率船队七次出海,进行大规模的远洋航行,总共到过南洋、印度洋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最南到爪哇,西北到波斯湾和红海,最西到非洲东海岸,是历史上的空前壮举,可谓世
界航海家的先导。
1405年六月,郑和率领由62艘大海船2.9万余人组成的远洋舰队,由苏州刘家河出
发,第一次出使南洋。最大的船,长100多米,宽几十米,可容纳1000人,船上有航海
图、罗盘针。当时使用的罗盘针分许多方位,划分若干度数,按照一定的方向和度数航
行,就可以测出航行的远近。这种罗盘针夜间还兼看星辰,能观星定向,充分显示了中
国造船业和航海业的先进技术和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此次航行于1407年九月满载而归。
之后,他又分别于1407年九月至1409年七月、1409年十月至1411年七月、1413年至1415
年、1417年五月至1419年八月、1421年正月至1422年八月、1430年六月至1433年七月率
船队远航,扩大了中国的声威,加强了中国同各国的贸易往来。
郑和船队给所经过的国家带去大量的中国瓷器、铜器、铁器、金银和各种精美的丝
绸、罗纱、锦绮、纻丝等丝织品,同时也换回了亚非各国的许多特产,如胡椒、象牙、
宝石、染料、药材、硫黄,香料、椰子以及长颈鹿、狮子、驼鸟、金钱豹等稀贵动物。
广泛地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经济交流。
郑和船队每到一地,都以友好的态度,交流所带货物,从事平等贸易。同时还了解
当地的风俗习惯,尊重当地人民。如在古里,依照当地习惯,交易时在众人面前拍掌为
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给那里人民留下良好的印象。第三次出使到斯里兰卡时,
还把大批金银供器、彩妆、织锦宝幡等,施舍给岛上的寺院,并建立石碑留念。所到之
处,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如婆罗洲人民,“凡见中国人去其国,甚为爱敬,有醉者则
扶归家寝宿,以礼待之,如故旧。”直到今天,索马里、坦桑尼亚等国,还把当地出土
的明代瓷器,作为同中国人民传统友谊的象征。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的爪
哇有地名叫三宝垄、三宝庙;泰国有三宝庙和三宝塔(因郑和叫三宝太监而得名),印
度的古里和柯枝都建有纪念碑。
这些都是中国与亚非国家友好关系的历史见证。
在郑和航海的过程中,每经过一处地方,都作了精密的航行记录,这就是有名的
《郑和航海图》。在这部地图中,关于航行的方向、航程的远近、停泊的处所以及暗礁
险滩,都有详细的记载。此外,在航行过程中,还积累了对于海上风向、气候和潮汐等
自然变化的知识。从郑和船队往返的日期中可以看出,他们利用季候风进行海上航行。
每次出洋总是在冬季或初春时刻,因为这时风向大都是从大陆向海洋方向吹去;而归国
则是在夏季或初秋,因为这时风向大都是从海上吹向大陆。这说明中国人民在那时就已
经掌握了航海方面的一些自然规律。
随同郑和出使的马欢、费信、巩珍等人,都各自把他们的海外见闻整理成著作。马
欢著《瀛涯胜览》,费信著《星搓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记载了所到各国的
情况,增进了中国人民对亚非许多国家人民的生活、风俗习惯以及生产等各方面的了解,
丰富了中国人民的世界知识。
郑和下“西洋”之后,所经诸国都纷纷派遣使节前来中国修好通商。像渤泥(加里
曼丹)、菲律宾、马来亚等国的国王还亲自到中国来进行友好访问,促进了中国与亚非
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
郑和下西洋,前后历经30年,其时间之早,规模之大,都是后来的哥伦布、麦哲伦
所不能相比的。它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郑和下
西洋后,大大加强了中国与南洋的联系,航路畅通,贸易发展,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
极其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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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戚继光抗倭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斗争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很早以来,两国人民就友好交往,但在明朝的时候,由于日本
国内形势的变化,酿成了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地区的倭患,和以戚继光为首的中国军民抗
击倭寇的斗争。
倭寇之患从明初以来就一直存在。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日本正处于封建割据的
南北朝时代。早在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打进京都的足利尊氏废黜了后醍醐天皇,
另立天皇,自任征夷大将军,设幕府于京都。后醍醐天皇南逃吉野,建立朝廷,史称南
朝,在京都的朝廷被称为北朝。后醍醐天皇为了恢复王权,推翻幕府,派他的儿子在九
州设征西府。除了南、北两个朝廷外,还有许多割据势力——守护大名。他们掠夺财富,
除互相争战之外,还常常支持和勾结海盗商人骚扰和掳掠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元末明
初的倭患。
朱元璋即位后,连续派使者到日本,以恢复两国关系,更重要的是为了消弥倭患。
但由于日本处于分裂对抗状态,几次派使都毫无结果,倭寇侵扰日渐繁复。北起山东,
南到福建,到处受到劫掠。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北朝统一日本。南朝的武士、失意政客和浪人失去了依
托,于是流落海上,盘踞海岛,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力量,不时侵扰中国沿海,造成洪武
末年日渐炽盛的倭患。
统一日本的足利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也想肃清南朝的残余势力,打击海上盗
贼,同时也想发展与明朝的贸易,获取丰厚的利益。于是,两国恢复了关系。明成祖时,
双方建立了勘合贸易关系,明朝给予足利幕府贸易凭证,即勘合,日本方面凭勘合来中
国进贡,进行贸易。明朝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主要是为了消除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
扰,足利幕府也积极剿捕倭寇。在足利义满死后,其子足利义持改变政策,双方勘合贸
易中断,日本也不再剿捕倭寇,足利义满时期稍有收敛的倭寇劫掠又在中国沿海一带蔓
延开来。
其后,在足利义教时期,中日勘合贸易又得以恢复。成化三年,即日本应仁元年
(1467年),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足利幕府衰弱,勘合贸易制度遭到破坏,一些守护
大名为了争得与明朝贸易的权力,抢夺勘合,没有贸易勘合的大名便进行海盗活动,明
嘉靖中叶以后,中日勘合贸易完全断绝,倭寇侵扰日益严重。
明初,由于国家强盛,重视海防设置,因此倭寇未能酿成大患。正统以后,随着明
朝政治腐败,海防松驰,倭寇气焰便日益嚣张。正统四年(1439年),倭寇侵扰浙江台
州的桃渚村,杀人放火,掘坟挖墓,甚至把婴儿束在竿上,用开水浇,看着婴心啼哭,
拍手笑乐。倭寇的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痛苦和灾难。
至嘉靖时期,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僚豪富下海经商的人日益增多,
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如汪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组成武装劫夺集团。一些明朝官僚也与
这些寇盗建立了联系。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朝派朱绔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
务,朱绔到任后,封锁海面,击杀了通倭的李光头等96人。朱绔的海禁触犯了通倭的官
僚、豪富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攻击朱绔擅杀,结果朱绔被迫自杀。从此,罢巡
视大臣不设,朝中朝外,不敢再提海禁之事。倭寇更加猖獗起来。
东南沿海人民在抗倭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入侵南
汇县,闵电等募集千人抗击。同年倭寇进犯松江,营州商人孙镗捐资助军饷,还派人回
家乡动员子侄前来参加抗倭斗争。当时有“吴中倚镗若长城”的说法。嘉靖三十四年
(1555年),由苗、汉、壮、瑶等族人民组成的抗倭军队,在明朝爱国将领的领导下,
于王江泾(嘉兴北)大破倭寇,斩敌2000人,这是嘉靖年间抗倭斗争中的一次巨大胜利,
被称为“自有倭患以来,此为战功第一”。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进犯定海,
城中居民誓死抵抗,倭寇转攻长乐,城墙崩坏几十米,居民数千人列栅拒战,拼死防守。
同年,倭寇袭击扬州,各地来扬州经商的商人数百人参加守城作战,郜姓商人射死倭寇
首领,扬州城得以保全。
抗倭斗争中涌现出了戚继光为代表的爱国将领,他们依靠人民的力量,在抗倭斗争
中屡建战功,终于取得了抗倭斗争的胜利。
戚继光(1528——1587年),字元敬,山东牟平人。嘉靖中,任都指挥佥事,在山
东备倭。他曾用“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表达自己消除倭患的决心和志向。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从山东调到浙江抗倭,他看到卫所官军毫无作战能力,
而人民却英勇抗战,于是召募义乌等地的农民和矿工3000人加以训练,组成戚家军。戚
家军纪律严明,战斗力旺盛。戚继光注意到倭寇的倭刀、长枪、重矢等武器的特点,创
造了新的阵法鸳鸯阵,使长短兵器相互配合,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在抗倭战斗中,屡建
奇功,戚家军名闻天下。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几千人袭击浙江台州、桃渚、圻头等地,戚继光率部
队在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持下,先后九战九捷,歼灭大量倭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卢
镗、牛天锡也在宁波、温州大败倭寇。浙东的倭寇被全部扫除。
第二年,倭寇大举进犯福建,从温州来的倭寇与福宁、连江的倭寇一起攻陷寿宁、
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来的倭寇与福清、长乐等地的倭寇攻陷玄钟所,并延及龙延、
松溪、大田、古田、莆田。倭寇在距宁德5公里的横屿,凭险固守,官军与倭寇相持一
年多。新来的倭寇又在牛田,兴化筑营固守,互为声援,使福建频频告急。戚继光又率
军进入福建剿寇。戚继光攻下横屿,斩首2600。又乘胜攻下牛田,捣毁倭寇巢穴。
倭寇逃向兴化,戚继光乘胜追击,连夜作战,连克60营,斩首无数。戚家军进入兴
化城,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戚继光回师福清,又歼灭登陆的倭寇200人。同时明朝
将领刘灦也屡败倭寇,盘踞在福建境内的倭寇几乎被全部消灭。
戚继光返回浙江后,大量倭寇又进扰福建,并包围兴化城。明朝命俞大猷为福建总
兵官,戚继光为副。倭寇攻占了兴化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戚家军再次进入福
建。明朝军队在平海与倭寇战斗,戚继光率军队率先登城,俞大猷、刘灦相继,杀敌
2200人,并救出被掠人口3000人。戚继光因战功而升为总兵官。
第二年,倭寇又纠集余党万余,围攻仙游,戚继光先败之于城下,继而又追击余寇,
歼灭大量倭寇。其后戚继光又在福宁大败倭寇,并与俞大猷一起最后扫清了福建境内的
倭寇。
俞大猷也是一位抗倭英雄。在福建境内的倭寇被平定后,广东倭患严重。广东的倭
寇主要是由俞大猷平定的。他在任广东总兵前,就招收过漳州农民武装6000人,到广东
之后,先后调汀、漳等地军队1.4万人到广东,其主要部分就是他在福建招收的那支队
伍,到广东后,俞大猷又招募和组织农民武装力量,在抗击倭寇的战斗中获得很大成功。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在海丰附近的战斗中,农民武装花腰蜂等英勇杀敌,取得了
胜利。俞大猷领导广东军民歼灭了广东境内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患被最后平定,
这是爱国军民共同奋战的结果。戚继光是抗倭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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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郑成功收复台湾
这是17世纪震撼全球的壮举
郑成功收复台湾是发生在清代的一件震撼全球的壮举。
台湾是中国第一大岛屿。岛上物产丰富,土地肥沃。自古以来,中国劳动人民就在
岛上生活。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开发和建设这美丽的宝岛。到了三国时,吴国曾派人到达
台湾。
以后,又有很多汉人迁入,和当地人民一道开发台湾。宋、元时,曾在台湾建立行
政机构。1624年,荷兰殖民民主义者侵入台湾,对岛上居民进行残酷的掠夺和野蛮的殖
民统治,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郑成功收复台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
郑成功,初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出生在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那一年。他在
少年时代,亲眼看到荷兰侵略者对沿海人民进行掠夺和烧杀,对侵略者十分憎恨。
1644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明朝统治。满族统治者和汉族地主官僚相勾结,
篡夺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成果,建立清朝政权。1646年,清军占领福建。这时,郑成功组
织福建、广东的群众在南澳起义,进行了长期的抗清斗争。
1659年,郑成功从返回大陆的爱国通事何廷斌那里了解到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苛政
和暴行,便决心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祖国的神圣领土。
1661年四月二十一日,郑成功亲自率领将士2.5万人,分乘战船350多艘,由金门
出发,攻入澎湖。四月三十日黎明,在台南的鹿耳门登陆。鹿耳门地势十分险要,外围
有几十里的浅沙滩。荷兰殖民者在这里沿水边设置许多炮台。郑成功不顾地形险峻和敌
人的严密防守,亲率船队迂回前进,直趋台湾北港。他的队伍在距赤嵌城北约5公里的
地方,迅速登陆。台湾人民争先恐后前来迎接,提水担饭,协助运输。郑成功部队在台
湾人民大力支持下,士气更为高涨。荷兰海军司令官彼特尔倚仗着精良的火器负隅顽抗,
妄想阻止郑成功的部队。郑成功部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勇猛直前,打得荷兰殖民者弃械而
逃。
郑成功登陆后,立即通令荷兰侵略军投降。但荷兰殖民者表示愿意献出10万两银子
犒赏郑成功的军队,请求退兵。
面对这种卑鄙的收买引诱,郑成功严辞拒绝。接着,郑成功连续打败敌人多次反扑。
五月初攻下赤嵌城,迅速控制台湾全境,迫使荷兰殖民者退守热兰遮城。
但是,龟缩在热兰遮城的荷兰侵台总督科业特,倚仗粮草充足,妄想固守该城,等
待海外援助。荷兰舰队也屡次从海上进行反扑。郑成功率领英勇的水师,在台湾人民的
密切配合下,同荷兰侵略军展开激烈的海战。荷兰舰队在浅水外行动笨拙,而郑成功的
小型战船却转动灵活。郑成功军队在海战中,给了荷兰侵略军以毁灭性的打击。1662年
2月,荷兰殖民者被迫在投降书上签了字。荷兰在台湾的所谓“总督”科业特和他的残
兵败将狼狈地从台湾撤走。被荷兰殖民者侵占了38年的台湾,终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将侵略者修筑的赤嵌城改名为安平城,赤嵌楼改名为承天府,
并建立了同祖国大陆一样的郡县制度,建立行政机构;招徕大陆移民。为了发展农业生
产,郑成功实行了“屯田法”。士兵一面生产,一面练兵。几年后,做到了“野无旷土,
军有余粮”。当时,台湾的高山族人民,在荷兰殖民者奴役下,生活十分贫困,生产极
端落后。郑成功在那里推广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将大陆上汉族地区的先进生产方法
介绍给台湾人民。从此,高山族也同大陆一样,使用牛耕和铁犁种田。还铸造了“永历
通宝”钱币,促进了台湾社会的经济发展,稳定了市场,安定了人民生活。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不久便病逝了。他的子孙统治台湾20多年。1683年,清军进入
台湾,在那儿设立了台湾府,加强了那里的边防。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壮举将永垂史册,而他作为一个
民族英雄,也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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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明末农民起义
这次起义,掀起了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最高潮
明末农民起义是爆发于明末的一场农民战争。
明末农民起义首先爆发于陕北。这儿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和徭役严重,加之
连年发生灾荒,终于引起农民起义的爆发。
1627年,陕北白水县农民王二率领数百农民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
的序幕。
陕北巡抚得报后,因怕受到朝廷怪罪,充耳不闻,起义队伍乘机迅速扩大。1628年,
王嘉胤、王大梁、高迎祥和王左卦等纷纷起兵响应。李自成、张献忠约在1630年前后也
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
李自成,1606年出生在陕西米脂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当时正是明朝末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天灾人祸不断发生。
连续多年闹灾荒,土地都被皇亲贵族、地主豪绅霸占了。千百万农民身上无衣,口
中无食,受着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李自成从小就因欠债被迫给姓艾的地主牧羊。
21岁那年,他打伤了地主,逃到银川当一名驿卒。当时,全国到处都有农民起义爆发。
1630年,张献忠在陕西米脂十八寨起义,自称“八大王”。李自成也杀死贪官造了反,
在他舅舅高迎祥领导的起义军中当“闯将”。1635年,明朝派洪承畴出陕西,朱大典出
山东,两面夹攻起义军。斗争的实践教育了起义军,他们深深感到,只有联合作战才有
力量。1635年,各路起义军会师于河南荥阳,共13家,72营,在一起共商对敌之策。
杰出的农民军领袖李自成提出联合作战、分兵出击的方案,受到大家的支持。
高迎祥是明末农民战争早期的一位杰出领袖。1636年,他不幸被俘,英勇就义。起
义军把“闯王”这个英雄称号推让给屡建战功、声望很高的李自成。从此,李自成作了
“闯王”。李自成领导着起义军继续和明朝作战,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农民革命
领袖。
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英勇善战,南征北讨,声威大震,使腐朽的明统治阶级闻风
丧胆。他们每到一处,都是砸官府,开粮仓,对官僚、地主坚决镇压,把粮食和财物分
给劳动人民。他常向群众宣传:“我们杀掉欺压穷人的贵族地主,就是要解除你们的心
头之恨。”因此,李自成很受群众欢迎。当时在民间广泛流传这样的歌谣:“盼闯王,
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迎闯王,
管叫大小都欢悦”。
“闯王”领导的起义军,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1637年,李自成起义中了敌人埋
伏,队伍被打散。李自成、刘宗敏等十几个人被迫隐伏在商洛山中。但他并不灰心,同
将士们白天耕田练武,晚上读书思考,吸取历史上各次农民起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
研究斗争策略,总结自己的斗争经验。
1639年,他率众出山,又受挫折,被困于巴西鱼腹山中。后来,李自成只率50骑人
马突围,闯入河南。这时,河南大旱,斛谷万钱,饥民争相参加起义军者数万人,一个
更大的革命高潮出现了。起义军获得迅速发展,人数达到50万以上。
1641年,李自成提出了“均田免粮”的革命纲领。均田就是把土地分给农民;免粮
就是取消封建的赋税剥削,把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
李自成还特别注意农民军的自身纪律约束。他规定:战士不准收藏白金;缴获物品
归公;行军不住民房,自带帐篷宿营;损坏庄稼,严厉处罚;“公平交易”,“平买平
卖”,不滥杀人,不奸淫妇女。他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妇如淫我母”的口号。
李自成本人作风民主,上下平等,大的决策都和部下讨论决定。平日生活简朴,粗
茶淡饭,食无兼味,每天早晨只喝小米粥,与战士同甘苦,始终保持劳动人民本色。这
些正符合被剥削、被压迫劳苦大众的愿望,对部下是极大的鼓舞。
1643年,李自成在人民的拥护下做了“新顺王”,在襄阳正式建立了革命政权。改
襄阳为襄京。这年10月,攻下西北陕、甘、宁地区为根据地。第二年春天,革命政权中
心迁到西安,“闯王”改称“大顺王”,年号“永昌”,还颁布了新的历书,铸造“永
昌”钱币,平抑物价,招抚流亡,镇压地主豪绅,废除“八股文”,选拔官员接管地方
政权。这时,李自成的起义军已经是雄兵百万了,开始向明王朝发动了总攻击。
起义军取得了节节胜利,消灭了大量的明朝官军,迅速攻下太原、大同、宣化、居
庸关、昌平。1644年3月17日,起义军包围了明朝统治集团的老巢——北京。19日,李
自成军队胜利地开进了北京。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地主老爷,都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一
个个狼狈逃窜。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今景山)的一棵树下。统治中国276年之久的明
王朝,终于被李自成领导的伟大农民革命推翻了。
农民军进了北京城,内部发生很大变化。许多将领犯了严重错误。有的将领被胜利
冲昏头脑,产生骄傲自满、麻痹轻敌的思想,忽视了地主阶级猖狂反扑的危险。有的进
城后开始蜕化,不能抵制金钱酒色的侵蚀,逐渐消失原来的革命意志。也有些士兵,以
为革命已到尽头,盼望回家务农。特别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牛金星乘机破坏,
胜利果实被满族贵族和汉族地主官僚篡夺了。1644年5月,原明朝三海关守将吴三桂引
清兵占领北京。李自成退出北京,继续在河南、山西、陕西一带战斗。1645年4月,李
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地方察看地形,遭地主武装袭击壮烈牺牲,年仅39岁。以后农
民军又继续战斗了十几年。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失败了,但他的伟大历史功绩是永垂史册的。它沉重地打击
了地主阶级;遏止了土地高度集中的发展,使得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
弛;起义中提出的“均田”口号,是唐宋以来农民战争的一个新发展,它直接触及了封
建土地所有制,这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是第一次,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已经
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明末农民起义,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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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南明政权的抗清斗争
其事虽败,但其义深远
南明政权的抗清斗争是发生在清初(1644—1662年)的一件影响重大的事件。
满族是由我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女真族发展来的。明朝初年,他们分散居住在黑
龙江两岸和松花江、牡丹江、绥芬河流域。16世纪80年代起,女真族的杰出首领努尔哈
赤用了30多年的时间,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1616年,他建立后金国(后来改国号为
清),他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和他的儿子皇太极(即清太宗)逐步统一
了我国东北地区,并屡次侵入长城以南地区。
1644年3月,正当清军要打进山海关时,李自成攻进北京。不久,明将吴三桂勾引
清军入关。清军在山海关打败李自成的起义军以后,乘胜向北京进军。1644年5月,清
军进占北京。
那时候,明朝在南京的一些文臣武将,决计拥立朱家王室的藩王,重建明王朝。就
在这年5月,他们拥立福王朱由崧做皇帝,在南京建立政权。
福王政权一建立,就想联合清朝,镇压农民起义。但是,清政府是决不允许南明弘
光小朝廷存在的。它要消灭农民军,也要消灭弘光小朝廷,统一全中国。1645年春,在
陕西方面取得胜利的清军移师南下。这时,弘光政权内部正进行着激烈的党争。驻守武
昌的左良玉部队于3月顺江东下,要“清君侧”,马士英急调江北四镇迎击左军,致使
江淮防线陷入空虚。史可法被排挤出南京到扬州督师后,根本不能指挥那些骄兵悍将,
因此也无法做出抗清的有效布置。4月,清军抵达扬州城下。史可法进行了顽强抵抗。
25日,城陷被俘,史不屈遇害。5月,清军攻入南京,弘光政权覆灭了。福王本人在城
陷前出奔,不久亦被俘,次年被处死于北京。
南京失陷后,又有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唐王朱聿键称帝于福州(改元隆武),
都打起抗清的旗号。这时清朝再次宣布薙发令,江南一带掀起了反薙发的抗清斗争,清
军后方发生动乱,一时无力继续南进。但鲁、唐二王政权不但没有利用这种有利形势,
发展抗清斗争,反而在自己之间为争正统地位而形同水火,所以当1646年清军再度南下
时,先后被攻灭了。鲁王在张煌言等保护下逃亡海上,在沿海一带继续抗清;唐王则被
清军俘杀。
这年11月,在广州和肇庆又成立了两个南明政权:唐王弟朱聿称帝于广州,改元
绍武;桂王朱由榔称帝于肇庆,改元永历。这两个政权也不能团结,甚至大动干戈,互
相攻伐。
绍武政权仅存在40天就被清军消灭,桂王也在清军进逼下逃入广西。
正当南明政权一个接一个地覆亡,形势万分危急之际,大顺农民军余部出现在抗清
斗争最前线,挽救了危局。自李自成死后,他的余部分为二支,分别由郝摇旗、刘体纯
和李过、高一功率领,先后进入湖南,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北巡抚堵胤锡联合抗清。
1647年,郝摇旗部护卫逃来广西的桂王居柳州,并出击桂林。年底,大败清军于全州,
进入湖南。次年,大顺军余部又同何腾蛟、瞿式耜的部队一起,在湖南连连取得胜利,
几乎收复了湖南全境。这时,广东、四川等地的抗清斗争再起,在江西的降清将领金声
桓和在广州的降清将领李成栋先后反正,清军后方的抗清力量也发动了广泛的攻势。一
时间,永历政权控制的区域扩大到了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7省,
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一次抗清斗争的高潮。
但永历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各派政治势力互相攻讦,农民军也倍受排挤打击,不能
团结对敌,这就给了清军以喘息之机。1649—1650年,何腾蛟、瞿式耜先后在湘潭、桂
林的战役中被俘牺牲,清军重新占领湖南、广西;其他刚刚收复的失地也相继丢掉了。
不久,李过病亡,其子李来亨同其他农民军将领率部脱离南明政府,转移到巴东荆襄地
区组成夔东十三家军,独立抗清。这支部队一直坚持到1664年。
1652年,走投无路的南明永历小朝廷接受张献忠部将孙可望、李定国联合抗清建议,
在贵州安隆所投靠了农民军。这年,李定国发动反攻,率军8万东出广西,下桂林,又
攻入湖南、广东,“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同时,刘文秀亦出击四川,克复川南。东
南沿海的张煌言等的抗清军队也发动攻势,并接受了永历封号。抗清斗争再次出现高潮。
不幸的是,这时孙可望同李定国之间矛盾爆发,破坏了大好形势。1656年李定国拥
桂王至云南,次年又大败孙可望,可望势穷降清。孙可望降清后,云贵虚实尽为清军所
知。1658年,吴三桂率清军攻入云南。次年初,下昆明,桂王出逃缅甸。李定国率全军
设伏于磨盘山,企图一举歼灭敌人追兵,结果因内奸泄密失败。1661年,吴三桂率军入
缅,索回桂王,次年四月在昆明将其处死。7月,李定国在勐腊得知桂王死讯,亦忧愤
而死。
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影响和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它对于明代旧有的生产关系和封建秩序进行了种种冲击与破坏,为清朝前期社会经
济的继续发展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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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平定三藩之乱
在统一国家里叛乱,终究是个人的一厢情愿
平定三藩之乱是发生在清朝初期的一件影响重大的事件。
三藩系指清平西王吴三挂、平南王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三藩的建立及其势力的
养成,是清廷利用明朝降将平定及镇守南方的结果。清廷入关之后,因为八旗兵力不足,
为了对付义军及南明政府的反抗,不得不依靠明朝的降官降将,使之充当前驱,从事招
抚工作及武力镇压。在明朝降将中,以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4人替清朝出
力最大,所以均受封为王。他们所率领的军队成为八旗以外的重要武力,在入关后替清
朝效尽犬马之劳。经过20年的斗争之后,坚决抗清的农民军失败了,南明的腐朽政权也
垮了台。这时清廷把八旗基本力量放置在北方,以保卫京师及驻防各重要城池,而南方
就暂让给吴桂三等去镇夺。吴三桂驻云南,尚可喜驻广东,耿精忠(耿仲明之孙)驻福
建,这样便形成了三藩。三蕃之外,还有孔有德的势力存在。孔有德同农民军李定国作
战,自杀于桂林,其子也为李定国所杀,所以无人袭封,仅有一女孔四贞嫁孙延龄,清
廷即以孙延龄为将军代领其众,驻守桂林。
三藩之中,吴三桂的势力最大,也最为跋扈。其藩兵定制有53个佐领,一佐领有甲
士200,系五丁出一甲,计有壮丁5万余,此外又有绿旗兵1.2万人。这些军队都是其私
属,将领皆其死党。其军事实力是极其雄厚的,兵数总计不下10余万。因此,清廷对之
颇存顾忌,一切不敢过问,假以专制云、贵二省的一切大权。当时清廷所给云、贵二省
督抚的敕书,都要写入“听王节制”四字。吴三桂可以随意题补官吏,号曰“西选”。
凡朝廷所选文武官到云南,吴三桂即派人加以收买,使之卖身藩下,以为己用。吴三桂
在经济上也有很大的势力。他占据明代世镇云南的沐氏庄田700顷作为藩庄,又和西藏
的达赖喇嘛在北胜州互市,以茶换取蒙古的马匹。又派许多人出兵去做生意,贩运辽东
人参及四川的黄连、附子,以牟取利润。他曾大量地贷钱给商人使用,谓之藩本。他强
征关市之税,开矿鼓铸。吴三桂欲效明代沐氏故事,世守云南,所以从各方面培植自己
的势力,以求达到这个目的。其他尚、耿二藩也和吴三桂一样,其藩下兵各有15佐领,
又绿旗兵各有六七千,并且也是经商括财,强征市税,遍置私人,坐地称霸。
三藩各据一方,形成独立王国,其势力已尾大不掉,严重威胁着清政权;三藩的存
在,每年要消耗兵饷2000余万两,在经济上也成为清廷沉重的负担。因此,清廷不能不
考虑撤藩的问题。
康熙十二年(1673年)春,撤藩的机会来了。这时尚可喜首请归老辽东,而欲使其
子尚之信继续留镇广东。康熙帝抓住这个机会,即命其父子率属下兵丁家小同撤。吴三
桂、耿精忠闻之,也奏请撤藩,目的在于试探清廷的态度。当时朝中大臣畏惧吴三桂的
武力,多数人都不敢主张应允。而康熙帝则毅然作出决定,吴、耿二藩也一齐全撤。
撤藩之令既下,吴三桂首先于这年十一月杀云南巡抚朱国治反,自称天下都招讨兵
马大元帅,蓄发,易衣冠,发布檄文,倡言“兴明讨虏”,呼清皇帝为满酋。吴三桂想
以恢复明朝作幌子,用以收拾人心,但其背叛明朝的行为早已昭昭于人耳目,所以恢复
明朝的旗帜并不能骗人,不但得不到广大汉族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甚至连明朝尚存的遗
老也无人出来理睬他。不过,吴三桂的发难,也鼓动起一个很大的反清浪潮。吴三桂军
以破竹之势,由云、贵直冲湖南,长驱至岳州,湖南全省尽为占有。吴三桂又分军犯四
川,四川提督郑蛟麟、巡抚罗森、总兵谭宏及吴之茂均降,四川全省皆下。于是,云南、
贵州、湖南、四川四省尽入吴三桂之手。吴三桂兵锋甚锐,一时响应者四起,在福建有
靖南王耿精忠,在广东有总兵刘进忠、平南王尚之信,在广西有将军孙延龄,在陕西有
提督王辅臣,在湖北襄阳有总兵杨来嘉,在河南彰德有总兵蔡禄。这样一来,中国西南
全部和东南沿海地区以及中原、西北一带,都骚动起来,战火弥漫十数省。
但是以吴三桂为首的反清阵营是虚弱的,内部互相利用,矛盾重重,经不起持久的
军事攻击与政治瓦解。而且吴三桂一开始即在战略上犯了保守主义的错误,以致陷于被
动地位。
当他以锐不可当之势占领湖南全省时,却立即收住了攻势,不再渡江前进,扩大占
领地区,乃转而在湖南采取守势,沿江布置防御工事,与清军对峙,结果不能出湖南一
步。因为吴三桂骚动的目标,即趋向在西北陕甘和东南闽浙,遂遣兵一由长沙犯江西,
企图与耿精忠合;一由四川犯陕西,企图与王辅臣会合。这样一种打法,就给予康熙帝
以调兵遣将、从容布置应付的机会。
相反,康熙帝在应付这一事变中却表现出他的雄才大略。
他看出主要的叛变者是吴三桂,所以所采取的对策是,坚决打击吴三桂,决不给予
可以进行妥协讲和的机会,而对其他的叛变者则大开招抚之门,只要肯降,不咎既往,
以此来分化敌人,削弱吴三桂的羽翼,从而孤立吴三桂。在这个方针之下,康熙帝把湖
南作为军事进攻的重点,命勒尔锦等统领大兵至荆州、武昌,正面抵住吴三桂,并进击
湖南,又命岳乐由江西赴长沙,以夹攻湖南。此外,康熙帝又放手利用汉将汉兵来应付
作战,使其充分发挥作用。
康熙十五年(1676年),陕西的王辅臣和福建的耿精忠先后投降清朝。次年,广东
的尚之信也投降于清。吴三桂局促于湖南一隅之地,外援日削,而清岳乐之军已由江西
进围长沙,其失败之势已成。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已起兵6载,年已67岁,
为排除胸中苦闷,乃于这年三月在衡州称帝,立国号周,建元昭武,大封诸将。但这是
吴三桂穷蹙绝望的表现,未几即忧愤成疾,这年八月病死。吴三桂一死,其势即土崩瓦
解。清军得到吴三桂水师将领林兴珠的献策,乃击败吴应麟,攻下岳州。以后占据四川,
进攻云贵,主要也是依赖汉将赵良栋、王进室、蔡毓荣、董卫国等的力量。康熙二十年
(1681年)冬,清军进入云贵省城,吴三桂之孙吴世藩自杀。历时8年,波及十数省的
三藩之乱,终于被削平了。
平定三藩,清廷才真正在关内完成了统一,稳定了统治权,从此之后,才建够开始
从事行政和财政经济的调整改革,然后致力于解决边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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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康熙帝抗击沙俄
中国东北版图的奠定
康熙(1654—1722年,爱新觉罗·玄烨)是清王朝第二个皇帝,自1662年到1722年
君临天下61年。历史上所说的康熙——乾隆“升平盛世”是这时开创的,有清260多年
的统治也是在这期间奠定的。康熙与法兰西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1661—1715年)和俄
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彼得大帝(1682—1725年)正是同时,同样引起人们的重视。
康熙帝当政61年,在国内和对外斗争中都为中国历史留下了值得重视的篇章。在国
内,康熙帝统治期间,中国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相当强大统一的封建国家;
封建的经济、文化在这个条件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点,中国的版图进一步统一和稳
定。
清王朝从它建立了全国的统治时候起,就遇到了复杂而棘手的和西方国家的矛盾,
面临着中国历代王朝从未经历过的险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沙皇俄国武装入侵中国东北
地区,在黑龙江流域长期进行劫掠骚扰,侵犯了中国的领土完整,破坏了中国边疆各族
居民的和平生活,也威胁到了清朝政府的统治。中国各族人民和清政府不得不增强防御,
对沙俄侵略势力进行自卫反击。
17世纪中叶,沙俄殖民主义者开始窥视中国领土。1643年,雅库次克督军戈洛文派
出以文书官瓦西里·波雅科夫为首的一支远征军,共133人,携带枪支弹药向黑龙江窜
犯。这伙侵略者到处烧杀抢劫,无恶不作。他们的残暴行径,遭到当地达斡尔族人民的
英勇抗击。到1646年春返回雅库次克时,全队133人只有53人生还。
1650年一月,叶罗菲·哈巴罗夫率领70名哥萨克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黑龙江流
域,窜到雅克萨以西。但他看到中国人民已有准备,自己又力量单薄,决定回雅库次克
求援。1651年初,他带领137人再次窜到黑龙江上,并武力攻占了雅克萨城。由于中国
东北各族人民的英勇抗击,终于把这伙侵略者赶出黑龙江流域。
1665年夏,俄国西伯利亚流放犯切尔尼果夫斯基聚众杀死了俄国伊利姆斯克的督军,
然后伙同84人窜到黑龙江流域,重占了雅克萨。他们的侵略行为受到沙皇的赞许,任命
切尔尼果夫斯基为阿尔巴津(即雅克萨)总管,发给饷金2000卢布。这样一来,这伙杀
人抢劫的强盗,一变成为沙俄的正式官兵。他们得到沙皇政府支持后,更加有恃无恐,
不仅在尼布楚和雅克萨建筑寨堡,设置工事,勒索贡税,绑架人质,建立殖民农庄,奴
役和镇压当地中国各族居民,而且还不断向黑龙江中下游进行骚扰、扩张。
面对沙俄的疯狂侵略,康熙帝在加强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之后,为了保卫边疆不受
外来侵犯,决定采取坚决的自卫措施,出兵反击,彻底清除这伙沙俄侵略者。
康熙帝奉行的方针是军事斗争、外交谈判和充实边防三者并举。他总结了中国军民
30多年来和俄国侵略者进行斗争的经验,制订了周密的计划,进行了细致的准备工作。
1682年4月,康熙帝到盛京(今沈阳)谒陵后,由抚顺、兴京、哈达城(今西丰),出
柳条边,5月到船厂(今吉林市),航行于松花江上,亲身视察边防情况。9月,康熙帝
派副都统郎谈、一等公彭春率烦几百人,以捕鹿为名,到雅克萨附近侦察地理形势和水
陆交通。1683年1月,郎谈等回到北京报告,认为要攻取俄罗斯并不难,只要发兵3000
人就足够了,并建议立即行动。康熙帝没有同意这种单纯从军事上考虑的意见,认为必
须作更充分的准备,先在黑龙江(今爱辉)和呼玛尔两地建城驻兵,储存粮食,修造船
只,筹划屯田,开辟驿路,以求战而能胜,胜而能守。
1683年夏天,康熙帝下令设立黑龙江将军,由副都统萨布素担任,驻守瑷珲(今爱
辉),并先后3次调兵3000人进驻,保卫黑龙江流域,准备剿灭入侵的沙俄侵略者。
清军在做好军事进攻的同时,为了争取和平解决雅克萨问题,曾多次派人送信给盘
踞在雅克萨的沙俄侵略者,要他们撤离中国领土,回到俄国境内,不要扰害中国居民,
否则大军进剿,将全部歼灭。但侵略成性的沙俄侵略者,对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反而
招募新兵,增强雅克萨的兵力,并任命有作战经验的军役贵族托尔布金为阿尔巴津督军,
来到雅克萨指挥作战。
康熙帝在对沙俄侵略军多次警告和劝说无效之后,决定出兵剿灭这伙匪帮。1685年
6月,康熙帝派遣都统彭春率兵进抵雅克萨。彭春到达雅克萨后,先派人送去康熙帝致
沙皇的信和他本人给雅克萨俄军的咨文,要求俄军撤离中国,对侵略者发出最后警告。
6月23日,清军统帅部移至雅克萨城下和俄方对话,俄方顽固,且出言不逊。6月24日,
清军列阵,包围雅克萨。25日,有一队俄军从黑龙江顺流而下,企图冲进雅克萨,被清
军拦截,在江上展开激战,毙伤俄军40多人。接着,清军架起大炮,向雅克萨猛烈轰击,
俄军伤亡严重,心胆俱裂,走投无路。在清军的劝降下,俄军头目托尔布金竖起了降旗。
清军接受了俄军的投降,并对他们采取宽大态度,准许700多名俄国人撤出雅克萨,经
额尔古纳河,返回俄国,另有巴什里等45名俄兵不愿回国,要求留在中国。
随清军回到瑷珲。
托尔布金从雅克萨退到尼布楚,但侵略中国的野心不死,仍想卷土重来。这时,由
彼顿率领的600名援军到达尼布楚,俄军的力量增加了。同时,他们打听到,清军战胜
后已全部撤回瑷珲,并没有在雅克萨留兵驻守。因此,托尔布金和彼顿立即率军重新占
据雅克萨,并全力构筑城堡工事,筹集粮草,妄图负隅顽抗。
俄军再占雅克萨,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出兵。1686年3月,康熙帝下令:今俄军复回
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扑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令将军萨布素等,率所部
2000人,攻取雅克萨城。7月,萨布素奉命率所部2000余人及福建藤牌兵400人进抵雅克
萨,随即围城进攻。经过两个多月的攻城和围困,俄军损失惨重。9月底,俄国头目托
尔布金被击毙,城中俄军大多战死或病死,800多俄军最后只剩66人,粮食弹药也消耗
殆尽,困守雅克萨的俄军只有坐以待毙。
康熙帝为了彻底解决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的问题,以求得边界上稳定的和平,多次
写信给沙皇,谴责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建议他撤回侵略军,派使议界。1686年9月,清
政府又委托从北京回国的荷兰使臣宾显巴志带信给俄国沙皇,建议两国休兵,举行谈判,
共同议定边界。
1686年11月,正当雅克萨围城旦夕可下的时候,一批俄国信使,由文纽科夫和法沃
罗夫率领,从莫斯科来到了北京,递交沙皇要求解除雅克萨的包围和派使臣戈洛文来华
议定边界的信件。康熙帝同意了俄国沙皇的请求,下令停止战斗,解除对雅克萨的包围,
并实现单方面撤军。11月底,清军停止进攻。1687年5月,清军撤离雅克萨返回瑷珲,
等待俄国使团的到来。进行两年多的雅克萨战争至此结束。
这场战争,是中国人民和清政府反击沙俄侵略,驱逐入侵者,收复被侵占领土而进
行的一次自卫的正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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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这是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平等条约之一
1686年冬,雅克萨停战后,中俄两国立即准备派使谈判,划分中俄东段边界。
当时,沙俄由于在西方同波兰争夺乌克兰,进行了多年战争,和土耳其、瑞典的关
系也很紧张;国内人民不断起义,兵疲财乏,困难重重,没有力量再派兵到远离欧洲的
黑龙江流域大规模作战。沙俄政府为了缓和远东方面的紧张局势,确定了暂时避免同中
国发生武装冲突,设法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谋取商业利益。所以,当它在雅克萨一带
受到沉重打击后,一批俄国信使由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率领,从莫斯科星夜奔驰,1686
年11月来到北京,递送沙皇给康熙帝的书信,要求清政府停止攻打雅克萨,等待戈洛文
使团到达,进行谈判。
这时的清政府也不愿大量用兵对外作战,不主张单纯用武力解决俄国入侵黑龙江流
域的问题。因为清政府在和俄国长期交涉的过程中逐渐地懂得,没有强大的武装,不建
立巩固的边防,不经过激烈的战争,不可能劝说俄国放弃侵略,撤出中国领土;同时,
清政府也懂得,中俄两国都是封建大国,不可能用军事力量彼此压服,只能通过和平谈
判,商定两国都可以接受的边界线,才能有边境上的安定,才能保持长期的和平。鉴于
这一认识,就是在雅克萨战争期间,清政府也没有放弃和平解决同沙俄入侵的争端问题。
康熙帝就曾多次写信给沙皇,一面谴责俄国对中国的侵略,一面建议他们撤军谈判。因
此,一经沙皇要求停战谈判,清政府就立即下令停止对雅克萨的进攻,并于1687年单方
面撤离雅克萨,等待俄国使团到来。
沙俄虽然提出谈判解决黑龙江流域问题,但并不想轻易放弃侵占这一地区。1686年
1月,沙皇决定派御前大臣费奥多尔·戈洛文出使中国,谈判边界问题。在发给戈洛文
的训令中指出:一、俄中两国应力争以黑龙江为界;如果中方不同意,则争取以牛满河
(今俄罗斯联邦境内布列亚河)、精奇里江(今俄罗斯联邦境内结雅河)及其以西的黑
龙江为界;如中方再不同意,则争取以雅克萨为界,俄国人得在黑龙江、牛满河、精奇
里江渔猎。二、如中方不接受上述划界方案,则俄国使臣应争取缔结临时停战协定,然
后做好准备,进行战争。同时又指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大使应不惜赠送任何礼物,
向中国使臣行贿。这一训令表明,当时俄国政府的基本方针是企图通过外交谈判取得黑
龙江以北的全部或一部分中国领土;如果在会议桌上达不到目的,就准备再次诉诸武力,
以求一逞。
清政府对黑龙江流域的主权观念极为明确。1688年,清朝康熙帝任命侍卫内大臣索
额图为全权大臣,与俄使议界。康熙帝指出,俄罗斯占据的尼布楚是中国茂明安部游牧
的地方,雅克萨是中国达斡尔族居住的土地。因此,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和通
此江的一河一溪,全是中国的领土,不可少弃之于俄罗斯。如果俄国同意这些,就和它
划定疆界,准许它通使贸易。否则,你等即还,不便与它议和。这个方针的基本点,就
是要求收回包括尼布楚在内的被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议定中俄边
界,并建立正常的外交和通商关系。
中俄两国经准备后,商定于1688年在色楞格斯克进行谈判。这年5月30日,中国使
团从北京启程去色楞格斯克,7月下旬行抵克鲁伦河附近,因准噶尔部进犯喀尔喀蒙古,
道路阻隔,无法通行,索额图使团不得不折回北京。又和俄国代表商定,会谈改为1689
年在尼布楚进行。
在此期间,俄国政府考虑了当时的形势,感到坚持吞并黑龙江流域,必然遭到中国
政府的拒绝。为了避免冲突,并争取同中国达成贸易协定,打算在中国坚持收复黑龙江
时,暂时放弃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沙皇于1689年初训令戈洛文,让他在中国坚持要俄
国交出雅克萨时,毁掉那里的城防,撤退俄国居民。但为了给俄国以后侵占黑龙江流域
留有余地,让戈洛文要求中国也不要在雅克萨设防。
清政府为了能够早日和平解决黑龙江流域问题,也打算做出更大的让步。1689年6
月,中国使臣索额图去尼布楚会谈前,上奏康熙帝,准备按原议,以尼布楚为界。康熙
帝认为,以尼布楚为界,俄罗斯派使贸易都没有栖托的地方,势难相通。他指出,初议
可以提出以尼布楚为界,如果俄使恳切要求尼布楚时,可以额尔古纳河为界。这样,中
俄两国的主张逐步接近,为尼布楚会谈达成协议奠定了基础。
1689年6月13日,清朝索额图使团自北京启程,出古北口北行,7月31日到达尼布楚,
在石勒喀河南岸扎营。使团成员有: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一等公佟国纲、都统郎
谈、都统班达尔善、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护军统领玛喇、理藩院侍郎温达,翻译是耶稣
会士法国人张诚(法国名字弗朗索瓦·热拉皮翁)、葡萄牙人徐日升(原名托马斯·佩
雷拉)。
俄国戈洛文使团1686年2月从莫斯科出发,1687年9月到达贝加尔湖东岸,在那里停
留了两年之久,1689年8月19日才到达尼布楚。使团成员有:御前大臣戈洛文、伊拉托
木斯克总督符拉索夫、秘书科尔尼茨基。
双方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于8月22日开始正式会谈。会议一开始,俄方代表就提出
两国以黑龙江至海为界,左岸属俄国,右岸属中国,妄图在谈判桌上取得它用武力未能
得到的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这一蛮横无理的领土要求,当即被中方代表严词拒绝。索
额图明确阐述了中国领有黑龙江的情况,提出两国应以鄂嫩河、尼布楚一带划界。双方
辩论一天,没有任何结果。
8月23日,中俄双方使臣举行第二次会议。俄方开始仍坚持原方案,中方坚决拒绝。
双方坚持不让,谈判呈破裂危机。戈洛文见第一方案不能实现,便稍微降低要价,企图
以牛满河或精奇里江为界。索额图抱着早日缔约划界的愿望,一方面明确表示不同意俄
方的第二方案,另一方面则主动做出让步,表示可以把尼布楚让给俄国。俄方对中方的
这一让步仍不满足。
由于两国意见相距甚远,两次会谈都没有结果。后来就停止会谈,由两国使团翻译
往来交涉,交换意见。这时,俄国代表看到中方翻译是外国人,认为有机可乘,就让他
的翻译别洛鲍茨基找耶稣会士秘密商谈,允许给予重赏,企图背着中方代表,暗中捣鬼。
8月25日,俄方翻译送来条约的俄文本,告诉耶稣会士说,文本中已经写有在雅克萨地
方中国不得修筑房舍,请他在中国的交换文本中照样写上,不必通知中方代表,因为中
国使臣不会知道文本中用拉丁文写了些什么。由于耶稣会士感到这件事关系重大,不敢
贸然行事,使俄方代表企图用贿买办法,把他们的主张强加给中国的阴谋没有得逞。
从8月24日开始到9月6日的半个月中,两国使臣一直没有会谈,但双方通过译员继
续进行商谈。在多次协商过程中,中方代表据理驳斥了俄国代表的无理要求,并做了一
定的让步。俄国代表在中国代表的坚持下,也表示不再坚持占据黑龙江,双方意见渐趋
一致。自8月22日两国全权使臣举行首次会议以来,双方往返交涉达16天之久,终于在
一切重大问题上全面地达成协议。
9月7日(清康熙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俄两国签订了第一个边界条约——
《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共六款,明确规定中俄两国东段边界以外兴安岭(即斯塔诺
夫山脉)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和流入黑龙江的河川,
全属中国;以北一带土地及河流,全属俄国。
乌第河流域划为待议地区,留待以后再议。俄国事实上承认侵略中国黑龙江地区为
非法,同意把侵入这一地区的沙俄军队撤回本国。沙俄通过《尼布楚条约》把中国方面
让予的贝加尔湖以东尼布楚一带地方纳入它的版图,并获得重大的通商利益。条约的全
部条款及交涉过程都清楚地表明,这个条约是经过平等谈判、中国政府作了让步的结果。
中俄两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
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明确划分了中俄两国东段边界,遏止了沙俄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
武装入侵,使东北边疆获得了比较长久的安宁。在条约签订后的150多年间,两国按照
这一条约管理边界,使黑龙江流域在此期间没有发生重大的边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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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平定准噶尔叛乱
统一,才能使中国变得强大
准噶尔部是中国厄鲁特蒙古族的一支。明末清初,准噶尔部贵族兼并了厄鲁特蒙古
各部,逐步控制了天山南北,在西起巴尔喀什湖,北越阿尔泰山,东到吐鲁番,西南至
吹河、塔拉斯河的中国西部边疆地区,建立了准噶尔贵族的封建统治。
准噶尔贵族统治厄鲁特蒙古各部后,与清政府仍保持着地方与中央的隶属关系。准
噶尔首领巴图尔珲台吉、僧格等,每两年都要向清政府遣使“朝贡”。清政府也赐予大
量财物给准噶尔,并经常遣使通报情况。
但是,在准噶尔贵族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坚持分裂主义立场。1670年僧格死后,他
的异母弟噶尔丹杀害了他的子嗣,夺得了准噶尔的统治权。噶尔丹是个野心勃勃的阴谋
家和卖国贼,在他自任为准噶尔汗以后,1677年用计袭杀了和清政府关系最密切的厄鲁
特“丘尔干”(蒙语,即盟会)首领车臣汗鄂齐尔图,强占了河套和硕特部,并在该部
强征兵丁,准备侵犯青海地区。1678年,噶尔丹出兵南疆,占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把
广大维吾尔族人民置于其统治之下。
噶尔丹取得准噶尔的统治权后,一反其父兄抗击外来侵略、捍卫民族主权的立场,
而逐渐走上与沙俄相勾结的道路。
噶尔丹在沙俄的挑唆和指使下,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东方,把矛头指向喀尔喀蒙古地
区。
1688年,正当蒙古族人民英勇抗击戈洛文率领的沙俄侵略军,打得俄军丢盔卸甲、
抱头鼠窜之时,噶尔丹竟丧心病狂地突然率兵越过杭爱山,大举进攻土谢图汗,从背后
向喀尔喀蒙古军民施放暗箭,迫使喀尔喀蒙古诸部南迁。1690年6月,噶尔丹以为有俄
国的支持,有恃无恐,以追击喀尔喀为名,又向漠南喀尔喀蒙古进攻,俘掠人口,抢劫
牲畜。他还公然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的分裂主义要求,妄图把中国
北部置于他的农奴制统治之下。
清政府为了保卫边疆的安宁,反抗沙俄的侵略,对准噶尔部封建主噶尔丹进行了坚
决的斗争。
清政府在外交上与沙俄侵略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作了
一系列准备。康熙帝认为,若听任噶尔丹荼毒塞外,将势成毒痈。要使边境得以安定,
国家得以长治久安,不能贪图一时苟安之计,而必须顺其民心,消灭噶尔丹叛乱分子,
才能保障国内安定。因此,康熙帝决计亲征。
1690年7月2日,康熙帝组成以和硕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和以和硕恭亲王常宁为
安北大将军的左右两路大军,分别出古北口和喜峰日。7月14日,康熙帝也从北京启程,
24日进驻博洛河屯(今河北隆化县),节制诸军,统筹全局,开始了康熙帝的第一次亲
征。
8月1日,清军全线出击,大战于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清军大败
噶尔丹军于乌兰布通峰下,噶尔丹乘夜色昏暗偷渡西拉木伦河,向北溃逃。逃回科布多
时,2万军队仅剩数千人。
噶尔丹自乌兰布通战败后,仍盘踞科布多地区,集合残部,休养生息,以期东山再
起。他一面派人去沙俄活动,企图获取更多的军事支持;一面煽动内蒙古科尔沁等部作
乱,并杀害清政府官员,不断骚扰边地安宁。
针对噶尔丹的骚扰滋事,清政府除加强军备外,主要是展开政治攻势,以期政治解
决。
1695年5月,在沙俄的怂恿和支持下,噶尔丹率骑兵3万向东进犯,到达巴颜乌兰一
带,又点燃起叛乱的战火。
1696年2月,康熙帝发兵10万,分三路大举出击: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东三
省军队越兴安岭出克鲁伦河进剿;西路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陕西、甘肃兵勇由宁夏北
越沙漠沿翁金河北上,以断敌军归路;中路为主力,由康熙帝亲率出独石口,直奔克鲁
伦河,与东西两路协同夹击。
噶尔丹得知康熙皇帝亲自统率大军进抵克鲁伦河时,不敢迎战,尽弃庐帐、器械,
乘夜西窜。清军进抵巴颜乌兰时,扑了个空。康熙帝为了捕捉噶尔丹叛军主力,一面命
总兵岳昇龙、马进、白斌等率精兵轻骑穷追噶尔丹叛军;一面密谕西路军统帅费扬古堵
截噶尔丹叛军脱逃之路。5月13日,西路军在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以南的宗莫德)
与噶尔丹叛军相遇,双方展开了激烈鏖战。在清军浴血奋战下,自午至暮,大败噶尔丹
军,杀死叛军3000余人。噶尔丹的妻子阿奴也被炮弹击毙。昭莫多一战,基本上歼灭了
噶尔丹的叛军力量,清军取得平叛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噶尔丹战败后,率残部流窜于塔米尔河流域,成为一股走投无路、日暮途穷的流匪。
但他顽固到底,拒不接受清政府的招抚,继续坚持分裂祖国的叛乱,作最后的垂死挣扎。
为了彻底消灭噶尔丹势力,康熙帝认为必须乘其新败之后,捣其巢穴,以其“万年
之计”。1697年2月,康熙帝举行第三次平叛的军事行动,命费扬古、马恩哈分别统率
两路大军,共6000人,由宁夏出发,进剿噶尔丹残部。4月,康熙帝亲赴宁夏,指挥这
次军事行动。
正当清军进发之时,噶尔丹集团内部分崩离析,众叛亲离,军队只剩下五六百人,
噶尔丹成了孤家寡人。在清军征剿下,噶尔丹走投无路,遂“饮药自尽”。至此,沙俄
支持下的噶尔丹的民族分裂叛乱被清政府平定下去。
噶尔丹败死后,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继续任准噶尔部台吉,准噶尔部又逐渐强大
起来,和清政府发生矛盾冲突。
1715年,策妄阿拉布坦在沙俄支持下,又发动叛乱,率兵2000人窜入哈密北境,侵
掠五寨。后见哈密戒备森严,无法占据,又改为窜扰西藏。
清政府得知策妄阿拉布坦派兵往西藏,即令出兵围剿。
1718年,康熙帝命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统帅大军,驻节西宁,指挥进藏平
叛的各路清军。1720年,清军两路从青海和四川出发,进军西藏,大败准噶尔军,大策
凌敦多布狼狈而逃,率残部逃回伊犁。
康熙帝没有能彻底平定准噶尔贵族的叛乱就于1722年死了。他所制定的政策,由他
的儿子雍正帝、孙子乾隆帝继续推行并得到贯彻。
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为准噶尔领袖。他的内外政策基本上
遵循其父的路线,对东边也没有放弃向喀尔喀扩展的意图。1729年,雍正帝决定发兵征
讨,命侍卫内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屯阿尔奉,出师北路;命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宁
远大将军,屯巴里坤,出师西路,分进合击。噶尔丹策零闻讯惊恐,忙遣使要求清廷缓
兵一年。雍正帝恩准。在缓兵期间,准噶尔出兵2万突袭西路清军大营,清军损失很大,
清政府与准噶尔贵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破裂。
1731年,噶尔丹策零又用诈骗计伏击傅尔丹北路军于和通泊,使清军损失十分惨重。
1732年6月,噶尔丹策零又派兵进犯喀尔喀,在光显寺战役中惨败,只得求和。清政府
与准噶尔部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维持了将近20年的和局。
1745年,噶尔丹策零死去,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继位。
1750年,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被杀,其兄喇嘛达尔扎篡位。不久,喇嘛达尔扎的堂
兄弟达瓦齐联合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杀死喇嘛达尔扎,自立为汗。接着,达瓦齐又与
阿睦尔撒纳互相攻战。1754年,阿睦尔撒纳被达瓦齐打败,率领2万余人投奔清朝。清
政府认为统一西北地区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命将出师,消灭准噶尔贵族割据政权。
1754年,清政府决定分兵两路远征伊犁,平定达瓦齐割据势力。北路以班第为定北
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西路以陕甘总督永常为定西将军,萨拉尔为定边右
副将军。1755年春,清军5万人分西、北两路向伊犁进军。在准噶尔人民支持下,清军
没有遇到抵抗,不到100天就到达伊犁。达瓦齐率兵6000人扼守伊犁西南的格登山(今
新疆昭苏县境内),清军以25人夜袭达瓦齐大营,达瓦齐军惊溃,不战自降。达瓦齐仅
带少数人仓皇南逃,为乌什城的阿奇木伯克霍集斯擒献清军。
在清军捉获达瓦齐、获得初步平叛胜利的时候,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又叛变了。
阿睦尔撒纳因败于达瓦齐才归附了清政府,欲借清政府的军事力量消灭达瓦齐,以
达到他谋取汗位的目的。1754年,清政府任命他为定边左副将军,率北路先锋部队出征
达瓦齐。
1755年,他在进军途中,广纳党羽,收纳降人,占据地盘,企图恢复和扩大自己的
势力。乾隆帝识破了他的诡计,密谕西路军定边右副将军萨拉尔留心防范,并指示定北
将军班第,凡事宜会同商办,切勿令其先行独办。阿睦尔撒纳在进驻伊犁之后,便公开
要求清政府封他为厄鲁特四部总台吉。清政府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阿睦尔撒纳就在蒙
古各部进行煽动,并与沙俄暗中勾结,公开发动叛乱。
1756年,清政府得知阿睦尔撒纳率众叛乱时,当机立断,命策楞为定西将军,玉保、
富德、达勒当阿为参赞大臣,从巴里坤出兵进讨。但策楞和玉保中了阿睦尔撒纳的缓兵
之计,没有穷追,让其逃入哈萨克。
1757年初,清政府开始新的军事行动,命成袞扎布为定边将军,兆惠为定边右副将
军,率清军7000人分两路推进。
准噶尔叛军在清军的追剿下,全线溃败。阿睦尔撒纳乘夜带随身侍从8人投奔沙俄,
不久因患天花病死异域。
1759年8月,清军抵达喀什噶尔,平定了支持阿睦尔撒纳作乱的大和卓波罗尼都和
小和卓霍集占兄弟的叛乱。这年秋天,天山南路完全平定,结束了西北地区长期以来的
分裂局面。
清政府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消除了西部边疆的分裂割据状况,加强了对西部边疆
地区的管理,进一步促进了全国的统一。平叛之后,废除了准噶尔游牧封建贵族所实行
的农奴制统治,促进了西部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清政府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的胜
利,对侵略成性的沙俄也是一个沉重打击,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积
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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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清代各族人民起义
清王朝统治的强烈震荡
在清朝,各族人民的起义从乾隆中叶开始已经陆续不断地发生,如乾隆三十九年
(1774年)有山东王伦的起义,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及四十八年(1783年)先后有
甘肃苏四十三和田五领导的回族、撒拉族人民的起义,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有台湾
林爽文的起义,但这些起义都很快地被镇压了。
在这以后,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则爆发了规模较大的波及湖南、贵州、四川
三省的苗民起义。这次起义发生,是由于苗族地区在“改土归流”之后,汉族官僚地主
及商人即所谓“客民”,不断侵占苗族人民的土地,将“苗地”化为“民地”。如湖南
永绥厅(今花垣县)“环城外寸地皆苗,不数十年,尽占为民地”。又由于清朝所派官
吏对苗族人民“盗行鱼肉,以致苗民不堪”。因此,乾隆六十年正月,贵州松桃苗民石
柳邓被迫首先发动起义,湖南永绥苗民石三保及乾城苗民吴八月也相继起而响应。起义
的苗民领袖提出了“逐客民,复故地”的口号,得到苗族人民的普遍支持。这次起义继
续了12年之久,直到嘉庆十一年(1806年),才在清兵的镇压下失败。
在苗民起义的同时,湖北又发生白莲教起义。白莲教是民间的秘密结社组织,农民
经常假借它号召起义。白莲教的教义,长期以来宣传弥勒佛降生,人民可以得救。这时
又提出“教中人先纳税若干,将来按税授田”。农民向往得到土地,因而纷纷入教。
这次农民发难,以“官逼民反”为号召。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襄阳姚之富和
女英雄王聪儿等举起起义大旗,即以襄阳为中心,不到两月,便有众数万人。同时,四
川达州徐天德和王三槐、冷天禄等也相继而起。第二年,嘉庆二年(1797年),湖北的
起义军由姚之富、王聪儿率领分路进攻河南,又由河南发展到陕西。嘉庆三年(1798
年),王聪儿率众指向西安,作战失利转移湖北,在郧西被地主武装乡勇所扼,清军围
攻,王聪儿、姚之富一同牺牲。此后四川的徐天德、王三槐、罗其清、冉文俦等仍继续
斗争。清军利用乡勇罗思举及号称清官的四川知县刘清,施展狡猾的手段瓦解农民军,
罗思举假冒王三槐的旗号骗杀农民军,刘清更诳骗王三槐至清营,结果王三槐被擒。这
次起义到嘉庆九年(1804年)被镇压下去,首尾历时9年,席卷湖北、四川、河南、陕
西、甘肃5省,消耗清朝军费1亿之多,给予清朝以极大打击。
嘉庆十八年(1813年),又爆发了天理教起义。天理教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又名
八卦教。当时信徒很多,遍布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省。河南滑县李文成和北京林
清是主要教首,他们宣传入教者先输纳“种福钱”,又称“根基钱”,事成之后,“凡
输百钱者,得地一项”。农民渴望土地,因此纷纷入教。李文成和林清预定嘉庆十八年
九月十五日同时发动起义,但因李文成行动暴露,被滑县知县逮捕入狱,群众遂提前举
义,救出李文成,占据滑县城,号召四方。而林清则按期行事,在京南黄村组织武装,
以200人潜入城内,在入教太监的导引下,分由东西华门攻进清宫,与清兵战于隆宗门
外,但因寡不敌众,攻打清宫失败,最后林清在黄村被捕牺牲。李文成在滑县声势很大,
旗帜上大书“大明天顺李真主”七字。后来清兵包围了滑县,李文成出走辉县山中。结
果被清军追逼自焚而死。最后滑县被攻破,李文成妻张氏决不逃避,挥刀巷战,击杀数
十人,阖门自缢。
这次天理教起义,特别是林清攻打清宫的行动,使清廷大为震惊,嘉庆皇帝哀叹说:
“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
上述农民起义虽然都失败了,却大大消耗和削弱了清朝的实力,给了清朝沉重的打
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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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禁烟运动与虎门销烟
近代中国反对外国侵略的第一页
19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在与外国的贸易中始终处于出超地位。以中英贸易为例,
1827年以前,英国输入中国的主要是棉毛织品和金属制品(如刀和钟表),由中国输往
英国的则以茶叶为大宗,其次是生丝、土布、陶瓷、糖、樟脑、大黄、水银等。由于中
国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
来的商品有一种顽强的抵抗力,所以英国的纺织品在中国不能畅销。而英国却必须购买
中国著名的茶叶、生丝和陶瓷。这样,中国对英贸易每年都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
优势。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英国资产阶级出于其掠夺本性,竟用鸦片来冲击中国的贸易
市场,获取一本万利的不义之财。
英国资产阶级先把纺织品输往印度,然后再把印度的鸦片输往中国,再从中国把茶
叶、生丝等输往英国,英国人在这种三角贸易中大获其利。除了英国大量向中国输入鸦
片外,美国也从土耳其向中国输入鸦片,俄国则从中亚向中国北方输入鸦片。
由于鸦片输入的急剧增加,使中英两国的贸易地位完全改变。英国由原来的入超变
为出超,中国却相反,造成白银大量外流。据统计,1820—1840年间,中国外流白银约
在1亿两左右,相当于银币流通量的1C5。由鸦片大量输入而引起的白银不断外流,已开
始扰乱清王朝的国库和货币的流通,使清朝的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
更为严重的是鸦片的泛滥极大地摧残了吸食者的身心健康,如任其发展下去,必将
使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
鸦片泛滥,受害最深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
因此,他们对鸦片走私极为愤慨,要求禁烟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有爱国心的士大
夫也要求禁烟。从1836年起,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一场禁烟与弛禁的激烈争论。
弛禁派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为代表,他们竭力反对禁烟。
弛禁派的吹鼓手、太常寺卿许乃济甚至在1836年6月10日上奏道光皇帝,鼓吹鸦片无害
论,说如果要禁也只须禁“文武员弁士子兵丁”,民间贩卖、吸食可以“一概勿论”。
在清廷官员中,首先上书驳斥许乃济弛禁论的,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和兵科给事
中许球,他们主张对贩卖和吸食鸦片者要严刑。
1838年6月2日,力倡禁烟的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皇帝上疏,提出一个“重治吸食”
的严禁方案,主张吸鸦片的人,必须在1年内戒绝,过期不戒者,普通百姓则处以死刑,
官吏则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
澍等支持黄爵滋的主张。林则徐从1838年7月至9月,3次复奏道光皇帝,赞成黄爵滋的
主张。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不切实禁烟,长此下去,几十年后,军队就会衰弱,国库就
会空虚,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国家无可以充饷之银。
兵和饷是清朝统治集团的命根子。林则徐的话击中了要害。道光皇帝从维护封建统
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从以前的不置可否暂时倾向于禁烟,决定采纳黄爵滋、林则徐严禁
鸦片的主张,于1838年10月25日颁布谕旨,要各省“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紧查拿,
毋得稍行松劲”。同一天,道光皇帝将抽鸦片的庄亲王革去王爵,辅国公革去爵位,各
罚应得养赡钱粮2年。过了3天,又将两年前提出弛禁论的许乃济降职惩儆。接着,召林
则徐进京,商讨禁烟事宜。
1838年12月29日,林则徐奉旨从湖广总督任上来到北京。道光皇帝在8天之中连续
召见林则徐八次,听取他对禁烟的具体意见和措施,并赏赐林则徐在紫禁城内骑马、乘
肩舆,还授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加兵部尚书衔,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厉行禁烟。
林则徐于1839年1月8日在北风呼啸的严冬离开京城,踏上南下征途。3月10日到达
禁烟斗争的最前哨广州。
林则徐到达广州后,立即与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合作,一面加紧暗访密查,严拿烟贩;
一面同外国鸦片贩子展开坚决斗争。3月18日,即林则徐到达广州后的第八天,就毅然
发出收缴外商鸦片的命令。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和广东巡抚怡良,在钦差行辕越
华书院传讯十三行洋商,当众表示:
“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并将缴
烟谕帖交行商总头目伍绍荣转给外国烟贩,限3天之内将其趸船上所有鸦片全部交出,
到期不缴,则封舱封港。还要他们出具甘结(保证书),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
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
广州的广大人民群众看到林则徐有禁烟的决心和魄力,都积极行动起来,支持林则
徐的缴烟命令。在商馆外面,昼夜都有群众巡视;渔民们也主动协助水师官兵,监视零
丁洋上的鸦片趸船。
英国鸦片贩子不愿交出鸦片。他们操纵在广州的外商商会,破坏禁烟。3月22日,
林则徐下令逮捕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这一断然决定,震动了躲在澳门的英国政府代表、
驻华商务监督义律。24日,义律乘快船从澳门赶到广州,到商馆亲自指挥抗拒缴烟,并
在珠江口外布置一艘军舰,进行战争恫吓。这天晚上,义律又指使颠地化装逃走,被商
馆内的中国工人截回。
为了敦促洋商交出鸦片,林则徐下令停止中英贸易,并派兵严守商馆,断绝商馆与
澳门的交通,撤退中国在商馆中的雇员,终于迫使义律同意缴烟。
林则徐、邓廷桢率领文武官员,勒令停泊在零丁洋的洋趸船上的英、美烟贩缴烟,
从4月12日到5月21日,收缴了2万多箱鸦片(其中1540箱属于美国烟贩),共计237.6
万多斤。这在清代禁烟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一胜利,像惊雷般地轰击了珠江口外
零丁洋上的敌船,那些贩运鸦片的敌船纷纷逃窜。
1839年6月3日,这是值得中国人民纪念的日子。虎门搭起了一座礼台,挂起麒麟帐,
铺着红色的氈毯。礼台前面,挂着一面黄绫长幡,上书“钦差大臣奉旨查办广东海口事
务大臣节制水陆各营总督部堂林”,威武雄壮,迎风飘扬。这一天,雨后天晴,骄阳高
挂,从四面八方来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午后2时,留吉长髯、神情刚毅的林则徐,
在广东巡抚怡良等人的陪同下登上礼台。林则徐遥望南天,心潮澎湃,在人声鼎沸的虎
门,他庄严下令销烟。顿时,隆隆的礼炮声威震海空,站在两个销烟池(每个15丈见方,
池底用石条铺平,四边栏桩钉板,前面设一涵洞,后面通一水沟)旁的绿营兵丁们忙碌
起来了。先是从后面水沟里把水引入销烟池内,撒入食盐,使池水成为盐卤,然后把一
箱箱的鸦片运到池边,打开箱盖,将鸦片切开捣碎,投入池中,浸泡了一些时候,再撒
下石灰。顷刻间,盐卤沸腾起来,浓烟滚滚,升入天际。兵丁们站在跳板上,手拿铁锄、
木耙来回翻搅,使鸦片完全销溶,等到海水退潮时,打开销烟池前面的涵洞,使销溶后
的鸦片随着浪花冲入大海。在涵洞上还装着网筛,防止未销溶的大块鸦片流出。全部鸦
片销溶后,还用清水刷涤池底,不留涓滴烟灰。看到这一扬眉吐气的情景,人群中爆发
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屹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第一幅浮雕就是“虎门销烟”
的情景,人们瞻仰这一雄伟场面,不能不想起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位民族英雄、伟大的
爱国主义者林则徐。
为了让外国人“共见共闻”,6月13日,林则徐发出告示,准许外国人到销烟现场
参观。一些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参观后,惊叹销烟工作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乎
他们的“臆想”。从6月3日到25日,除留下8箱作为样品送往京城外,200多万斤鸦片全
部销毁了。
林则徐主持下的震惊世界的虎门销烟壮举,像海水冲刷烟膏那样,洗去了腐败无能
的清政府强加给中华民族的耻辱,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决心禁烟和反抗外国侵略的
坚强意志,谱写了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光辉篇章的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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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三元里抗英斗争
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反侵略斗争
鸦片战争期间,广州城郊人民自发的武装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1841年5月下旬
(清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上旬),奕山与英国侵略者订立屈辱的《广州和约》。广州人民
目睹英国的侵略暴行和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和卖国,自发地起来抗击侵略,保卫国土。
三元里位于广州城北2.5公里,贴近泥城、四方炮台,是一个有几百户居民的村落。
1841年5月27日,义律和陆军司令卧乌古纵容英国侵略军,带着武器在这一带行凶作恶。
他们到处奸淫虏掠,杀人放火,又抢粮食,又宰猪牛,甚至盗掘坟墓,从棺材里劫取殉
葬品。当地人民深受其害。其中泥城、西村、三元里、萧冈一带村落受害最深。于是各
乡绅民便利用旧有的社学形式自动组织起来,“集众公盟”,联合保卫身家田园,开展
打击英军骚扰的正义斗争。
鸦片战争前,广州附近原有不少“社学”。社学起源于明初,它原是封建士大夫的
教育、集合场所,清朝中叶以后逐渐演变为由地主士绅所控制,由当地农民为乡勇的武
装机构。
它的职能是维护地方封建秩序,对封建政府的军队起着某种辅助作用。但它不是官
办的,而是民间的机构。在广州城北一带,就存在着十几个这样的社学,其范围包括了
80余乡。
英军的侵略暴行,不但使劳动人民蒙受了深重的灾难,也给地主士绅带来损害,因
此,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士绅对英国侵略者同仇敌忾,郁积了强烈义愤。
5月29日,一小股英军又窜到三元里村抢劫奸淫,村民奋起搏斗,打死英兵数名。
为了坚决打击敌人日后的报复骚扰,群众决心联合起来,立即行动。萧冈乡“举人何玉
成,即柬传东北南海、番禺、增城、连路诸村,各备丁壮出护。”
(《夷氛闻记》第3卷第75页)何玉成“柬传”各乡的联系渠道,就是旧有的社学。
由于各乡已有了“集众公盟”的基础,所以附近103乡的农民、渔民、手工工人等闻风
而到,迅速集结。城郊东北6个社学的客家群众及打石工人,也在监生王韶光带领下赶
来参加战斗。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人民抗英武装迅速形成。有人提议“吹螺壳打鼓进
兵,打锣收兵”;并决定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到三元里以北丘陵起伏的牛栏冈进行伏
击战。
5月30日清晨,三元里及各乡群众数千人,手持锄头、铁锹、木棍、刀矛、石锤、
鸟枪,向英军盘踞的四方炮台挺进佯攻。英军司令卧乌古率领侵略军负隅顽抗。在战斗
中,敌军少校毕霞紧张恐惧过度,加以天气炎热,昏倒在地,“几分钟内死去了”。敌
军乱放枪炮、火箭,群众按原订计划且战且退。据参与此次战役的英军记载说:“我们
(英军自称)的火箭炮继续对着他们的队伍一行一行的推过去,他们仍然没有什么畏惧
的表现”,摇动着旗帜和盾牌,挑引我们向前进”。卧乌古气急败坏,命令英军追击。
农民群众牵着骄横愚蠢的敌军的鼻子到达牛栏冈附近,忽然螺壳、战鼓齐响,埋伏四周
的七八千武装农民猛冲出来,将敌人团团围困。此时施旗蔽野,杀声震天,妇女儿童也
上阵助威,为各乡的农民战士送饭,以林福样为首的水勇500余名也闻声赶来,参加战
斗。各乡群众愈来愈多,“不转眼间,来会者众数万”。英军急忙开枪射击,但挡不住
武装群众的洪流。卧乌古指挥部下分两路突围,武装群众当即从两翼包围英军后队,并
趁他们渡河和单列行进的有利时机,冲上前去肉搏。
下午一时,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雨倾盆而下。三元里人民精神抖擞,愈战愈勇。
侵略军因火药受潮而枪炮失灵,士气低落,胆战心惊。田间小路又被暴雨淹没,稻田一
片汪洋。穿着皮靴的侵略军,在泥泞中寸步难行。三元里人民以长矛猛烈刺杀英军,英
军妄图以刺刀抵挡,然而他们不能不哀叹:“刺刀之于中国人的长矛,只不过是一种可
怜的防御物罢了。”这时,没有上阵的妇女,自动把饭做好,送上前方。
将近下午4时,卧乌古才把自己的部下重新集结起来。他发现37团第三连“失踪”
了,只得调两连水兵再到战地搜索。
天黑雨大,一直折腾到晚上9时,水兵们才和找到的第三连共同返回四方炮台。原
来,第三连在撤退时和来复枪联队失散,被三元里人民截住了。为了逃命,他们一个挨
一个结成方阵,一步步向后撤退。但他们仍然受到三元里人民的惩罚,有一名士兵被打
死,一名军官和14名士兵受重伤。
三元里一仗,打死打伤英军近50名,缴获大量战利品。
人们热情赞颂:“自从航海屡交锋,数万官军无此绩”。
战斗仍在缮续。5月31日上午10时,广州附近佛山、番禺、南海、增城、花县等县
400余乡义勇数万人,赶来与三元里人民在一起,将四方炮台层层包围。旌旗招展,刀
矛如林,杀声震天。英军则龟缩在炮台里,等待援救。正在紧张时刻,8000多名全副武
装的清军,僵旗息鼓,从城里撤向《广州和约》规定的金山地区。他们经过四方炮台时,
卧乌古又添一番虚惊,是否“意中有诈”?但清军却对这里发生的火热斗争熟视无睹。
这一天,义律赶来后也被包围。他们立即派奸细混出重围,带信给广州知府余保纯说,
义勇必须立即散开,否则英军将解除和约,继续攻城,烧掉附近每个村镇。
奕山吓坏了,马上派余保纯带领南海、番禺县令,出城为英军解围。
余保纯打躬作揖,央求群众撤围。可是群众恨透了他,骂他“通夷卖国”。余保纯
无所施其伎,就威胁地主、士绅们说,“如果乡民不退,将来万一有事,要由你们负
责”。士绅们害怕了,经不起余保纯的一吓一压,有的丢下群众溜走,有的帮助“劝散”
群众。斗争被卖国的清朝官员和动摇的地主士绅破坏了。余保纯在人民的哗笑声中,护
着义律和侵略军狼狈撤走。
英国侵略军遭此沉重打击,事后义律竟无耻地贴出告示说:“百姓此次刁抗,蒙大
英官宪宽容,后毋示犯。”人民群众马上贴出《广东义民告英人说帖》、《三元里等乡
痛詈鬼子词》(即《三元里等乡衿耆说帖》)等文告,揭露英国的侵略,痛驳义律的谬
论:“其时我们义民,约齐数百乡村,同时奋勇,灭尽尔等畜类。尔如果有能,就不该
转求广府,苦劝我们义民使之罢战。今各乡义民既饶尔等之命,尔又妄自尊大,出此不
通告示。……尔妄言宽容,试思谁宽容谁?”并明确表示:
“我等义民……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杀尽尔等猪狗,方消我各乡惨毒
之恨也!”(《鸦片战争》第4册第20页)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它对英国侵
略者的沉重打击,有力地证明了人民群众是反侵略的主力军。三元里人民反英斗争具有
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能够在斗争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
三元里抗英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同西方资本主义强
盗拼搏的斗争勇气。它像一面鲜艳的战旗,激励着英雄的中国人民再接再厉,把反侵略
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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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南京条约》的签订
“炮口威逼下而订立的”条约
《南京条约》即中英《江宁条约》,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侵
略者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19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政府
代表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臻鼎查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汉华丽”号
(又译作“臬华丽”或“康华丽”)上签订。
它宣告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马克思指出:这个条约“是在炮口的威逼下订立
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00页)。《南京条约》签订后,由于英国的要
求,中英双方在广州和香港继续商谈,1843年7月22日(清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和10月8日(八月十五日)又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附海关税则)》和《五口通商附
粘善后条款》(又被称为《虎门条约》,《五口通商章程》也被视为虎门条约中的一部
分)作为对南京条约的补充,这二者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通商口岸贸易的具体章程。这
些章程中涉及的事项本来应该是中国作为主权国家自己决定的,现在却都按照侵略者的
利益而作出了规定。这两个条约包含着一些在南京条约没有的重要内容。
通过《南京条约》及其补充条约,英国侵略者从中国获取了许多特权,主要内容有:
一、强占香港。英国早就想在中国沿海占领岛屿一处。鸦片战争爆发前,查顿向帕
麦斯顿献策,认为可以占香港。香港拥有非常安全、广阔的停泊港,给水充足,并且易
于防守。
《穿鼻草约》订立不久,英国即已霸占香港。《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将香港割
让英国,“任便立法治理。”从此,香港建立起英国的殖民统治,成为侵略中国的重要
基地。
二、勒索巨款。中国赔偿英国鸦片烟价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军费1200万元,共
2100万元(广州“赎城费”600万元不包括在内),分4年付清。这笔巨款,相当于那时
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约1C3。
三、五口通商。《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
岸。英国在五口有权驻领事等官员,商人可以自由通商,不受只准清政府指定的“行商”
进行贸易的限制。从此,中国东南沿海各省门户大开,资本主义商品汹涌而来。《虎门
条约》还准许英国人在五口租地建屋,永久居住。之后,外国侵略者利用这一点,恣意
引伸,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直接管理的租界,并以租界为据点,在
政治上、经济上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
四、控制关税。所谓协定关税,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
公议定则例”。从此,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只要英国不同意,中国就不能增减海关
税率。
《五口通商章程》更规定“值百抽五”的低税率,摧毁了关税壁垒应起的保护作用,
从而大大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
五、领事裁判权。《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凡是英国人与中国人发生“交涉词讼”,
或在中国领土上犯罪,其如何定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即领事官)
照办”,中国官员无权依据中国法律进行判处。这种“领事裁判权”制度,严重破坏了
中国司法主权,开创了外国人在中国犯罪而不受中国法律管束的恶例。
六、片面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应该是缔约国双方的对等权利。但在中英不平等
条约里,却只规定了缔约外国能够片面享受最惠国待遇。《虎门条约》规定:中国将来
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就是说,以后不管中国给予其他国家任
何特权,英国都应该同样享受。后来,中美、中法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也都有同样规
定。这样,各国侵略者利害相关,结成了共同侵华的伙伴关系。
鸦片问题在条约上虽然只字未提,但实际上达成了允许免税大量输入的默契。对于
曾经为英国鸦片贸易和军事侵略效劳的一小撮民族败类,《南京条约》规定,中国政府
必须“誊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如被监禁,也必须“加恩释放”。这样做,不但粗
暴地干涉了中国内政,而且保护和豢养了一批卖国求荣的外国代理人。
《南京条约》为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打开了大门,从此各国侵略者接踵而至。
美国在鸦片战争中和英国狼狈为奸。鸦片战争一结束,又趁火打劫,捞取许多侵略
利益。1839年林则徐收缴的两万多箱鸦片中,有1540箱就属于美国鸦片贩子的。5月间
义律不准英商具结,禁止英船进黄埔贸易时,又是美国人为英国人把货物运进运出,甚
至在英国船上插美国旗,运货进口销售。
鸦片战争期间,美国又在“中立”的伪装下,派军舰到中国领海,为英国侵略军助
威壮胆,充当帮凶。英、美是鸦片战争前从海道入侵中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它
们之间有利害冲突,但在掠夺中国这一点上,又有共同利益。
中英《南京条约》的订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后,美国迅速派遣大鸦片贩子家族出身的
顾盛为专使,率舰队于1844年2月到达澳门。盛既以“面见皇帝”相要挟,又以武力相
威吓,胁迫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于7月3日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
厦条约》。在这个条约中,美国不仅获得了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搜取的一切特权,而
且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进一步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由英国的所谓“秉公议
定”到须经美国领事官“议允”,规定美国兵船可以任意闯入中国沿海各港口“巡查贸
易”,以及允许美国在五口建立教堂、医院等。条约的最末一款,还规定12年后修约,
为日后向中国勒索新的侵略特权,预埋了伏笔。《望厦条约》的这些条款,是对《南京
条约》的扩展,因而也就更加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独立。《望厦条约》订立后,顾盛趾
高气扬地报告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南京条
约》,开放了中国门户。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必须感谢美国,因为它把这门户开放
得更宽阔了。
《望厦条约》订立后,法国也派舰队到东方来,强迫清政府于1844年10月签订《黄
埔条约》,除取得中英、中美各约的全部特权外,又特别规定了天主教的传教特权,中
国不能“触犯毁坏”教堂等条款。不久,又强迫清政府取消100多年以来的天主教禁令。
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
麦等,也纷至沓来,要求“共同分享”侵略权益。清政府抱定“一视同仁”的政策,统
统给予满足。1849年,葡萄牙赶走中国在澳门的官吏,停付租金,公然强占了澳门。
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订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战前,中国是
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国家;战后,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
立地位。
战前,中国是一个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封建国家;战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
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日益解体,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正如毛
泽东所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
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
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此后,帝国主义
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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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火烧圆明园
近代中国的最大灾难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第一批不平等
条约,从中国攫取了赔款、协定关税、开放五口通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
许多特权。英国资产阶级以为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就可以把大量的商品倾销到中国。但
事实并非如此,据有关资料记载,1850年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比1844年还少了75万英镑。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顽强抵制着外国商品的侵入;二是
英国增加鸦片贸易与发展合法贸易存在着矛盾。由于鸦片战争后英国等殖民主义者大量
对华输入鸦片,中国的白银继续外流,使中国出口茶叶、生丝收入的大半被其抵消,无
力再多购买英国的工业品,这当然对英国是很不利的。英国资产阶级是既要维护给它带
来巨大利益的鸦片贸易,又要扩大对华的工业品销售。这样,它就要迫使清朝政府开放
更多的商埠,进一步控制中国海关,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
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便以修约为名,企图压迫清政府
给其新的侵略权益。1853年5月,英国首先向中国提出要求修改已订的《南京条约》的
有关条款,美国和法国也接踵而来,均遭到清政府的拒绝。英、美、法等殖民主义者掀
起的“修约”交涉未能得逞,就恼羞成怒,决定用发动新的侵华战争来实现其无理要求。
1856年10月8日上午,停泊在广州海珠炮台附近码头的1艘“亚罗”号划艇正作启航
准备。这时,有1艘清军的巡逻船急驶而来,广东水师官兵登上划艇,把全船14名水手
挨个盘问身份,并把其中12人加以扣留,押到巡逻船上,带回广州。
“亚罗”号原是中国人苏亚成的一艘载重100吨的划艇,后来被海盗抢走,辗转属
于中国方亚明所有,成了走私船。为了走私的便利,曾在香港当局领过执照,但已过期
失效。中国水师搜查走私船,捕走中国水手,纯属中国内政。但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
却借口该船曾在香港注册,领有执照,硬说是英国船。他还无中生有的捏造说,中国水
师上船后曾扯下船上的英国旗,侮辱了英国。因此,他向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强硬照会,
无理要求立即送回被扣的全部人犯,还要向英国道歉和赔偿。
10月23日,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里率领英国军舰突入省河,向广州进攻,挑起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
大敌当前,两广总督叶名琛一味妥协,下令不许还击。10月29日,英军攻入广州城,
叶名琛慌忙逃命。
1857年春,“亚罗”号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大资产阶级掀起战争叫嚣,英国
议会通过了扩大侵华战争的提案。3月,英国政府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专使,
率领一支陆海军来中国;同时向法、美、俄等国发出照会,提议联合出兵,迫使清政府
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10月,法国拿破仑第三(即路易·波拿巴)也借口“马神甫事件”
(即“西林教案”)任命葛罗为全权公使,率领一支侵略军,打着为“保卫圣教而战”
的幌子,继英军之后开到中国。美国和俄国也同意英国的提议,积极支持英、法发动新
的侵华战争。这样,四个野心勃勃的侵略者,基于共同的利益,暂时结成了联合侵华阵
线,进一步扩大由英国首先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10月,额尔金和葛罗先后率领舰队到达香港。美国全权公使列卫廉和俄国公使普提
雅廷纷纷赶到香港,与英、法合谋,研究侵华策略。
12月,英、法组成联军,共5600多人。12月12日,英、法代表分别向两广总督叶名
琛发出照会,要求进入广州城谈判“修约”、“赔偿损失”,并限10天内答复,不然,
则向广州进攻。
叶名琛既不理睬英、法照会,也不作任何战守准备。
12月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城,叶名琛逃跑,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和广东巡抚柏贵
无耻投降。30日,广州又一次被英法联军占领。
占领广州并不是侵略者的最终目的。1858年4月,英、法、美、俄等国军舰陆续北
上来到大沽。5月20日上午8时,英法联军照会清政府,限令清军在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
台。清政府不予理会。两小时后,英法联军悍然以数十只小汽轮和舢板闯进大沽口,向
大沽炮台发动猛烈攻击。守炮台的爱国官兵奋起反抗,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但终因防
御薄弱,力量相差悬殊,大沽当天被占。26日,英法联军到达天津城外,清政府急忙于
29日派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纱纳到天津,与英、法等国代表谈判,并于6月26日和
27日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
英、法等国得寸进尺,又以到北京换约为名,准备扩大侵华战争。1860年春,英、
法军舰陆续开到中国,并于7月底再次集结大沽口外。8月1日,英法联军攻占北塘,14
日攻占塘沽,21日又攻占大沽,24日进入天津。清政府急忙派桂良和恒福到天津求和。
但侵略者存心要攻占北京,在谈判中漫天要价,不断节外生枝,使谈判失败,英法联军
逼近北京。9月18日,英法联军攻陷张家湾和通州,21日攻下八里桥。咸丰皇帝吓破了
胆,派他六弟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留守北京,主持和议。22日清晨,咸丰皇帝带着
后妃、皇子、亲王和一批大臣,慌忙逃到热河行宫(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
10月5日,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根据俄国外交官伊格纳提耶夫提供的情报:清
朝守军集中在东城,北城是最薄弱的地方,应先攻取;并听说中国清朝皇帝正在西北郊
的圆明园。于是,英法联军绕抄安定门、德胜门,进犯圆明园,并将圆明园洗劫一空,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火烧圆明园”事件。
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郊,建于明朝。1709年,清朝康熙帝把该园赐给四子胤祯(后
来的雍正帝),并赐名圆明园。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位皇帝150多年的
经营,集中了大批物力,役使了无数能工巧匠,倾注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血汗,把它精
心营造成一座规模宏伟、景色秀丽的离宫。
清朝皇帝每到盛夏就来到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军政事务,因此也称“夏宫”。
圆明园周围连绵10公里,由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组成,而以圆明园最大,故统
称圆明园(亦称圆明三园)。此外,还有许多属园,分布在圆明园的东、西、南三面,
其中有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园、清漪园(后来的颐和园就是在此基础上建造起
来的)等,全园面积合计5000多亩。
圆明园不仅汇集了江南若干名园胜景,还创造性地移植了西方园林建筑,集当时古
今中外造园艺术之大成。园中有宏伟的宫殿,有轻巧玲珑的楼阁亭台;有象征热闹街市
的“买卖街”,有象征农村景色的“山庄”;有仿照杭州西湖的平湖秋月、雷峰夕照,
有仿照苏州狮子林的风景名胜;还有仿照古代诗人、画家的诗情画意建造的,如蓬莱瑶
台、武陵春色等。可以说,圆明园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也是中国人民建
筑艺术和文化的典范。不仅如此,圆明园内还珍藏了无数的各种式样的无价之宝,极为
罕见的历史典籍和丰富珍贵的历史文物,如历代书画、金银珠宝、宋元瓷器等,堪称人
类文化的宝库之一,也可以这样说,它是世界上一座最大的博物馆。
10月6日,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立即疯狂地进行抢劫。
首先闯入圆明园的是法国侵略军,他们见物就抢,每个法国士兵口袋里装进的珍品,
价值三四万法郎。他们空手而进,满载而归。在法国军营里,堆积着珍奇的钟表、五光
十色的绫罗绸缎,以及珍贵的艺术品,价值达3000万法郎。
英国侵略军虽然来迟了一步,但金银财宝也装满口袋。更可恶的是,对那些搬不走
的大瓷器和珐琅瓶,他们打得粉碎。
英法侵略军把圆明园抢劫一空之后,为了消赃灭迹,掩盖罪行,英国全权大臣额尔
金在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支持下,竟下令烧毁圆明园。大规模的焚烧共两次,第一次是
10月7日至9日,主要焚烧圆明园,大火连烧3昼夜,使这座世界名园化为一片焦土。这
场浩劫,正如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所描绘和抨击的那样: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夏宫,
一个进行抢劫,另一个放火焚烧。胜利原来可以成为强盗。
10月13日,英法侵略军攻占了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
10月18日和19日,这伙强盗抢劫了万寿山、玉泉山和香山等几处属园中所藏的珍贵
文物,并进行第二次大焚烧,烧毁了上述几处属园的殿阁建筑。
这时,逃到热河的咸丰皇帝竟下谕“只可委曲将就,以期保全大局”。奕秉承此
旨意,全盘接受英、法提出的条件,于10月24日和25日分别与额尔金和葛罗在礼部大堂
交换了《天津条约》,并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11月14日又同俄国签订了中
俄《北京条约》。这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半殖民地程度进一步加深,也
使中国人民的灾难更为深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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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太平天国运动
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
太平天国革命是19世纪中叶爆发的反封建反侵略的伟大的农民战争。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战时军费7千万元和对外赔款2千多万元,
全部都加到了广大农民和其他生产者身上。又由于各级官吏的层层盘剥和地主阶级转嫁
摊派,农民的实际负担数倍于明文规定的提税。再加上银价上涨及连年水旱灾害,大批
人民衣食无着,陷于极端悲惨的境地。因之农民的反抗风起云涌,遍及全国,其中尤以
两广和湖南斗争最为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爆发了。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领2万多名群众在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
国”,军队称作“太平军”,洪秀全被拥立为“天王”。9月,太平军攻克永安(今蒙
山县),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
开为翼王,确定了纪律,整顿了队伍,改阴历为天历,初步建立了革命政府。
金田起义一爆发,清政府立即派来军队镇压,清军包围了永安。太平军在永安待了
半年,就突围而出,于1852年4月离开广西进入湖南。当时湖南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太
平军发布了《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谕救一切天生天养》
等文告,明确提出了推翻清王朝的战斗号召,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投营报效者
“日以千计”,太平军兵力大增。9月攻长沙,81天未下,主动撤围北上。在益阳、岳
州一带,获得了大批船只炮械,建立了水师。大军沿长沙水陆并进,势如破竹。1853年
1月克武昌,3月占领南京,把南京改为“天京”,作为都城。为了巩固天京,又发兵攻
占了附近的镇江、扬州和浦口。太平军建都后,即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封建
的土地所有制,平均分配土地,还实行了男女平等的政策,禁止买卖妇女和女婢。对外
则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否认不平等条约,禁止贩卖鸦片,反对外来侵略。这些措施,
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
随后,从1853年5月开始,太平军进行了北伐和西征,各地天地会和捻党也先后发
动武装起义与之相呼应。但北伐由于偏师北进,孤军深入,援师不继而失败。西征则先
遇小挫,后由石达开指挥,大败曾国藩湘军。在天京附近,太平军又大破清军江北、江
南两大营。到1856年夏,上至武汉,下至镇江连成一片,尽在太平军控制下,是为太平
天国军事上全盛时期。但就在这大好形势下,却发生了自相残杀的“天京事变”。9月2
日,杨秀清被暗杀,杨秀清的部下也有5000余人中计被杀害,后洪秀全又下令诏书,由
石达开回京辅政。次年5月,石达开被逼走,更造成了人心冷淡,锐气减半的局面。
“天京事变”给太平天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而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
“北京政变”后,公然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人民革命,使得太平军从此进
入了十分困难的战略防御阶段。
洪秀全为了克服危机,提拔了陈玉成、李秀成以及洪仁等一批将领,重新组建了
领导核心。1858年8月,李秀成约集各路将领大会于枞阳,陈玉成也赶来参加。会上大
家“各誓一心,订约会战”。会后,陈、李联合作战。九月,攻破清军重建的江北大营,
10月,大战三河镇,全歼湘军主力李续宾部。1859年,颁布了洪仁的《资政新篇》。
1860年5月,攻破清军重建的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的围困,并乘胜东进占领苏、杭,
开辟了苏浙根据地,革命一度出现了重新振兴的局面。西北战场则在陈玉成的指挥下进
行了英勇的安庆保卫战。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1861年9月安庆失守,天京危急。李秀
成率军回援天京,与湘军大战40余天,未能破围。值得一提的是,在后来险恶的情况下,
1862年,太平军还在上海、宁波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1864年6月3日,洪秀全病逝。
7月19日,天京陷落,太平天国失败。
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由于农民群众分散的落后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散漫性、狭隘性、保守性以及
私有观念、政治浅见等缺陷。他们面对的却是满洲贵族、汉族地主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
来的强大凶恶的敌人,因此,失败就很难避免了。
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初期,它既是单纯的农民战争,又带有旧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它颁布的
《天朝田亩制度》,把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发展到了顶峰。从形式上看,清王朝的统治还
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但在这半个世纪中,人民受到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一直
没有停止过对封建王朝的斗争,半个世纪后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
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从1851年起共坚持了14年,势力
扩展到17省,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外国的侵略,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
阻止了中国殖民化的进程,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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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捻军起义
中国人的英勇顽强之精神
捻军起义是爆发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北方的农民起义。
捻军是19世纪初开始活动于皖、鲁、豫一带的农民秘密组织。所谓“捻”,即农村
迎神赛会时要搓捻子燃油,因此得名。他们活动分散,每一股称为一捻,少则几人、几
十人;多者不过二三百人。越是荒年,人数越多,“居者为民,出者为捻”,多是一些
生路艰难的农民群众。清政府虽然一直严禁结捻,但是由于捻党是分散零星的武装活动,
所以还没有把它视为大患。
1853年太平军北伐时,淮河两岸的捻党纷纷响应。可惜太平军没有很好地发动和组
织他们,捻党仍然是半农半兵、各自活动的战斗力量。1855年黄河大决口(开封以东铜
瓦厢),下游改道北流,入大清河。鲁西南以及皖北、苏北灾害十分严重,农民更加饥
寒交迫。同年,捻党首领们在安徽雉河集(涡阳)会盟,推举张洛行(张乐行)为盟主,
号“大汉盟主”,有几十万捻党承认他是领袖。从此,张洛行统一指挥下的捻军,成为
太平天国在北方的友军。捻军的活动使清朝十分忧虑,因为他们的活动地区不是太平军
的长江沿岸,更不是天地会的南方各省,而是活跃在淮河南北,直至山东、河南,迫近
清朝心脏地区。因此清朝常把捻军和太平军并列,称之为“发捻”。但捻军在各方面的
水平都远不如太平军:第一,仍然分散,各自为战,很难统一指挥;第二,以骑兵为主,
流动作战,很少和清军打硬仗、大仗;第三,缺乏明确的奋斗目标和纲领,连曾国藩都
说:“捻匪之人多志大远不如粤匪”;
第四,领导成份复杂。尽管这样,太平军以捻军为友军,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战绩。
1862年,太平天国封张洛行为沃王、征北主将。1863年,张洛行牺牲,他的侄子张宗禹
收复雉河集,继续斗争。
1866年秋,捻军在河南许州(许昌)分成两支:东捻和西捻。东捻军由赖文光、任
化邦领导,转战于中原地区;西捻军由张宗禹领导,进军陕西,同东捻军呼应。
曾国藩和后来的李鸿章看出了捻军的弱点,改变了尾随追打的方法,改为“画河圈
地”的新战术,即利用河流等自然地形,紧缩防线,将农民军挤堵到难以驰骋的狭窄区
域,使之发挥不出流动奔袭的特长。东捻军就是这样被逼到山东半岛登州(蓬莱)、莱
州(掖县)一带狭小的地区。此时的捻军已是孤军作战;捻军的敌人又是中外反动派的
联合势力。1867年底,东捻军战败,在转向苏州时,任化邦先被部将(潘贵升)杀害;
赖文光又在扬州被俘(1868年1月)牺牲。
西捻军的主要对手是左宗棠。他们粉碎了左宗棠的包围,回援东捻军,进入山西,
打到直隶,兵锋直指北京。清廷震动,下令京师戒严。西捻军这时(1868年2月)更是
孤军作战。他们在冀、鲁、豫三省平原的作战,削弱了力量。他们的敌人又是李鸿章、
左宗棠以及英法侵略者的联军,力量对比悬殊。1868年8月,西捻军被围困在黄河、运
河、徒骇河之间,结果全军覆没,张宗禹投徒骇河而死。
捻军的斗争自1853年开始,坚持了16年的英勇斗争,在北方大地沉重打击了清朝腐
朽统治,体现了中国人民英勇战斗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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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辛酉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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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从此走向屈辱的渊薮
辛酉政变又称“北京政变”,是发生在1861年的一起重大政治事件。
1860年9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京城震动。咸丰皇帝急忙带着他的宠妃那拉氏(就
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和一班亲信,逃亡到热河去,由恭亲王奕(咸丰的弟弟)留下来
向侵略者求和。奕对侵略者有求必应,最后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因此得到侵
略者的欢心。当时清政府的实权并不掌握在奕手里,而是掌握在跟随咸丰逃往热河的
载垣、端华、肃顺等一班人手里,这些人对侵略者还有顾忌,因此被侵略者看作讨厌的
障碍。
1861年8月咸丰在热河病死,由他6岁的儿子载淳即位。遗命端华、载垣、肃顺等8
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年幼的皇太子载淳。载淳的母亲那位氏,这时才26岁,
被尊为慈禧太后。慈禧是个阴险、贪权的女人。她很快就和留在北京的奕勾结起来,
并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企图趁儿子年幼,篡夺最高统治权。
慈禧先让人建议,由她“垂帘听政”,实际上是由她掌握实权。但是载垣等一班老
臣,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的理由加以反对,使她的阴谋未能得逞。10月,奕和
英国侵略者密谋后,借“奔丧”的名义赶到热河,和慈禧商议回北京去发动政变。奕
回到北京后,笼络驻扎在京、津一带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作好了政变的准备。
在从承德回北京时,慈禧让肃顺护送咸丰的梓宫走大路;
她和载垣、端华由小路提前4天到北京。11月1日刚到北京,第二天一早就发动了政
变,宣布解除了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并派人去路上逮捕肃顺。不
久(8日),慈禧发布上谕,否认咸丰遗诏,下令将肃顺斩首;让载垣、端华自尽;另
外五大臣则被革职或充军。八大臣的第一个重要罪状就是“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
于各国”,也等于向侵略者表示,她是“尽心和议”的卖国贼。接着(11日)宣布废除
八大臣原拟的祺祥年号,改明年(1862年)为“同治”元年,表示东、西二太后共同治
理朝政。慈禧之号也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这一年正好是辛酉年,故又称“辛酉政变”。
而发生此事的地点又在北京,故又称“北京政变”。
从此,慈禧作为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产物和他们的代表,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了
47年的罪恶统治。她上台的第一桩罪行,就是“借师助剿”,和外国侵略者共同血腥镇
压了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中国历史上许多不平等条约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
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都是在她统治时期与外国签
订的。她的篡政和统治,使近代中国蒙受了无穷无尽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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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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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的过程,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的过程
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1860年后,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
程中,清朝封建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买办性的官僚军阀。他们在与外国资本主义
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
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而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
封建统治的目的。这部分人就是当时清政府内当权的洋务派,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至90
年代所从事的洋务,史称洋务运动。
所谓“洋务”,是指诸如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
照“洋法”操练军队、学习外洋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等对外关系与外洋往来的事
物有关的一切事情。
主持和提倡办洋务的洋务派,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外国侵略者扶植
下发展起来的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派别。起初人数不多,但他们的势力与日俱增。在
朝廷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
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其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
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影响较大。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
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
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其中,江
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
余人,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军用品,同时还制造轮船,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
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
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
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
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留学生学习技术。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
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
于是,洋务派在“富国”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
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
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
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
坞和威海卫军港。
洋务派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是以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为前提的。所办企业,具有
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因此,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
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因
而也就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洋务派也就加速了自身的买办
化。这样的企业不仅无法避免自身遭到破产的命运,而且严重地阻碍和压制了中国近代
民族工业的发展。办“洋务”30年间,中国被迫开辟的通商口岸,由1860年前的7个增
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激增为1894年的1亿6千
余万两。进口货物中,80年代前鸦片占首位,80年代后棉织品跃居第一,鸦片退居第二,
但绝对数仍一直上升。出口的货物,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80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
增长。中国被迫加速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
地。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就是中外反动派进一步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的
过程,也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虽然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同一
个过程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这主要是受中国近代经济规律制约的结果,对洋务派来说
是事与愿违的。但是,洋务运动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随着近代工业的兴
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
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
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客观上对中国资
本主义发展起了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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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边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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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的警钟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日本和
德国的崛起,扩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队伍。日本经过1868年的“明治维新”,迅速走上
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德国于1870—1871年的对法战争获胜,国内也实现了统一。日、
德两国很快就扮演着与英、法、俄、美并驾齐驱的资本主义强国的角色。在此期间,资
本主义列强为了扩大市场、倾销商品和争夺原料产地,加紧对外侵略扩张,开始了在全
球范围内掀起夺取殖民地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愈演愈烈,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
远东地区是资本主义列强角逐的焦点。中国及其邻国是西方列强攫取的主要对象。
西方列强在缮续对外侵略扩张的过程中,对中国的周边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它们在
把中国周围的邻国逐个攫取为殖民地或保护国之后,便明目张胆地向中国边疆地区大举
进犯。日、美出兵侵略台湾,俄、英争夺新疆,英国窥视云南、西藏,造成了中国边疆
地区的新危机,使中国的边疆烽火连天,危机四伏。
这次边疆危机,首先燃起报警烽火的是东南海疆,来犯者则是东邻日本。
随着日本向外侵略扩张野心的表面化,中国东南海疆的危机也日渐逼近,首当其冲
的是我国的宝岛台湾。而要实现侵占台湾,又必须吞并琉球。1872年9月,日本便迫使
早与中国有“宗藩”关系的琉球国王接受“藩王”的封号。
自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英、美等国的侵略分子都曾妄图侵占台湾。1847年和
1849年,美国海军曾两次派舰艇驶往台湾,勘察矿藏。1867年,美国政府借口它的失事
船只“罗佛”号的7名水手在台湾遇害,公然派出海军上将培尔率领的军舰两艘、陆战
队181人,在台湾岛南部琅硚(今恒春)登陆,向当地的高山族人民进攻;美国驻厦门
领事李仙得又以与高山族领袖谈判为名,亲赴台湾进行刺探情报,他先后对台湾岛的海
岸、港口以及岛内政治、经济情况等搜集了大量资料。由于遭到台湾人民的有力抗击,
美舰才不得不中止对台湾的侵略,李仙得也离开了台湾。
从19世纪70年代起,日本成了侵略台湾的最危险的敌人。它当时有强烈的向外侵略
扩张的要求,目标是朝鲜和中国的台湾。日本在强迫琉球国王接受其“藩王”封号后,
便于1873年3月利用1871年琉球船民几十人因船失事漂流到台湾琅硚地方遇难一事,派
外务卿副岛种臣到北京,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交涉。1874年初,日本决定向台湾进兵。
4月,日本设立“台湾藩地事务局”,任命大隈重信为局长,在长崎设立侵台的军事基
地;又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藩地事务都督”,负责指挥侵台军事。1875年,日
本出动陆、海军3000余人,在西乡从道率领下,悍然进攻台湾。5月,日军在琅硚登陆。
日本的这一军事行动,是得到美国支持的。1872年,美国驻日公使德隆就曾怂恿日
本侵略台湾,并推荐曾担任过美国驻厦门领事,1867年美国侵犯台湾时参与其事的李仙
得充当日本外务省顾问,成为日本侵台的有力谋士。美国支持日本侵台,目的是企图从
中渔利。
日本侵略军于1875年5月在琅硚登陆后,遭到当地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抗击,并先后
打死打伤日军五六百人,迫使日军退踞龟山。
清政府得知日军侵台的消息后,一面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一面派福建船政大臣沈
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要他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
名,前往台湾察看,又命福建布政使潘霨帮同办理。
在高山族人民的坚决抗击下,侵台日军伤亡不断增多,日军已经吃不消了。现在清
军增援部队又开到台湾,日本要以武力霸占台湾更难以得逞。于是,日本便进行外交讹
诈。日本政府在发动侵台战争后不久,便派柳原前光为驻华公使,随后又任命大久保利
通为特使,来华交涉。英、美驻华公使也乘机出面“调停”,一起压迫中国。清政府主
持外交事务的李鸿章也力主与日本议和。10月,清政府由奕、李鸿章等为代表,与日
本特使大久保利通在北京举行谈判。10月31日,中日订立《台事专约》(又称《北京专
约》)3款,规定中国给日本“抚恤”、“偿银”50万两,作为日本从台湾撤军的条件;
专约还承认台湾高山族人民“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军侵台是“保民义
举”。后来,日本以此为依据,硬说中国已承认琉球为日本的属国,乃于1879年正式吞
并琉球,废除其国王,将琉球改为冲绳县。
正当日本在中国东南沿海点燃侵略台湾的战火时,英国又在中国的西南边疆挑起了
衅端。1876年,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口“马嘉理事件”对清政府大肆讹诈。
马嘉理事件发生于1875年初的云南边境上,它有多年的历史背景,而根源在于英、
法都想从边境外抢先侵入中国云南。1868年,英国第一次派出所谓“探险队”从缅甸的
八莫出发,闯入中国边境,妄图从腾越(今腾冲)进入大理,由于遭到控制这一地区的
杜文秀回民起义军的阻挡,未能达到目的。法国不甘落后,1866年组成探测队,从越南
的西贡出发,探测从湄公河(澜沧江下游)通往中国的可能性,结果发现该河上游不能
通航,于是把注意力移到北越,想从这里取得进入云南的通路。
1874年,英国又成立一支由193人组成的武装“探路队”,由上校军官柏郎率领,
从缅甸的曼德勒出发,北上探测滇缅陆路交通。英国驻华使馆向清政府谎称这是少数人
的“探路队”,是来华“游历”的,还特地选派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翻译官马嘉理前往
云南接应。1875年2月,马嘉理带柏郎的武装“探路队”擅自越境,闯入云南的蛮允附
近。2月21日,马嘉理被当地人民盘问,他态度蛮横,并开枪行凶,愤怒的群众把他打
死。柏郎被迫退回缅甸。
马嘉理事件的是非曲直,明明白白,它是英国蓄谋侵犯中国边境引起的。英国驻华
公使威妥玛却向清政府提出以断绝外交关系,增派军舰来华相威胁。1876年2月,英国
派出4艘军舰,由印度来华,为威妥玛的外交讹诈助威。在英国的多方威胁下,9月23日
李鸿章与威妥玛在烟台订立了中英《烟台条约》16款,规定中国赔偿白银20万两,派专
使赴英赔礼道歉。另外,还议定了英国人入藏“探路”专条,规定英国可派“探路队”
从北京出发,经甘肃、青海,或者由四川进入西藏,转赴印度;也可派员由印度进入西
藏。英国侵略者通过中英《烟台条约》和“另议专条”,除攫取更大的通商、领事裁判
权外,着重注视着中国的西南边疆,尤其是对西藏更是虎视耽耽。
在西北边疆,野心勃勃的沙俄把魔爪伸入中国新疆。1864年10月,沙俄强迫清政府
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西部4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此后,沙俄妄
图鲸吞整个新疆,进而南下与英国争霸南亚地区。
1864年,新疆回民在陕甘回民反清斗争的影响下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举事。这些武
装暴动一开始就被反动封建主窃取了领导权,他们实行封建割据,有的甚至进行通敌叛
国的罪恶活动。喀什噶尔的封建主金相印为了攻下汉城,竟向浩罕汗国乞师。浩罕的统
治者派部将阿古柏于1865年乘机自中亚进入南疆,1867年阿古柏宣布成立“哲德沙尔国”
(意即七城国),自立为汗。1870年,阿古柏控制了南疆全部和北疆的一部分。阿古柏
虽力图同时勾结英国和沙皇俄国。但俄国为了防止阿古柏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并乘机侵
略中国,竟借口“安定边境秩序”,于1871年7月悍然出兵强占中国新疆的伊犁地区,
美其名曰代为收复,实际上却设官分治,占地垦植,对当地中国居民征收重税,把伊犁
地区置于阿拉木图的沙俄行政长官管辖之下。
英国见沙俄侵入新疆,也不甘落后,梦想以印度为基地,侵占西藏,插足新疆,以
排挤沙俄侵略势力。1874年,英国同阿古柏签订正式条约,承认阿古柏政权,并以提供
枪支弹药为条件,取得了在阿古柏统治区通商、驻使、设领事馆等特权。所以,中国西
北边疆的危机,归根结蒂是英、俄两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扩张活动及其相互矛盾所造
成的。
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加紧侵略扩张,对中国的边境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中国的
边疆地区普遍受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压力,危机几乎同时出现,标志着中国边疆普遍
危机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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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马关条约》的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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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一步加深
《马关条约》是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关于结束中日甲午战争的不平等条约。这次
战争发生在1894年7月(清光绪二十年六月)到1895年3月(二十一年二月),历时8个
月。1894年是农历甲午年,所以称为甲午战争。
掌握朝廷大权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其实从战争一开始就不打算使战争继续下去,但
他们找不到办法使日本同意停战。
在战争进行了两个月的时候,慈禧太后重新起用她在10年前罢免了的恭亲王奕主
持总理衙门,以代替庆亲王奕。当时有些朝廷大臣因为感到奕贪庸无能,所以坚决
主张起用奕。这个富有“洋务”经验的亲王,一上台后,立即同李鸿章一起分别向英
国和俄国的驻华公使联络,希望他们再来进行“调停”。英国、俄国各有自己的打算,
并不急于使日本停战。英国这时曾向美、俄、法、德提出由各国共同进行调解的建议。
这个建议特别受到美国的反对,英国也就罢手了。
美国之所以反对这建议,因为它的政策就是让日本得到充分的胜利后,由它来独家
经理中日间的和议。
恭亲王看出了美国同日本关系最为密切,在10月初就经过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呼吁美
国政府来调停。田贝和美国驻日本公使谭恩根据美国政府训令开始在中日间做了一些联
系传话的活动。由于急于求和,李鸿章在恭亲王同意下派遣了一个德国人,担任天津税
务司的德璀琳作为自己的代表到日本去探商和议的条件。为了使这个德国人有正式的身
份,还给了他以头品顶戴。正在日本军队攻下旅顺口的时候,这个德国人携带了李鸿章
求和的亲笔信来到日本,日本政府拒绝同他谈判,但同时又通过美国人要清朝政府派出
“具有正式资格的全权委员”。
战争经过了8个月,当时日本侵略者已经认识到如果战争再延续下去,对自己是不
利的。第一,日军已深入中国内地,中国人民自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将来很可能陷
自己于不拔的境地;第二,日本“国内的海陆军备不仅几成空虚”,而且“人员、军需
等均告疲劳缺乏”;第三,日本向中国内地进军,业已引起其他列强的强烈反响。正如
陆奥宗光所顾虑的:外交上“已经逐渐露出不稳定的情景”,日本尽量不使第三国干涉
的方针。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日本政府经伊藤博文的极力坚持,放弃了进攻山海关以内
的计划,决定接受和谈。2月17日,即在接到清政府通知的头一天,就把一份包括赔款、
割地等条件的媾和大纲通知了清政府。至此,中日双方都作出了进行谈判的决定。
1895年1月底,清政府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并聘请前
美国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赴日求和。但是日本抱定要消灭北洋海军,迫使清政府接受
它的全部侵略要求的狂妄野心,正在集中力量进攻威海卫,因此借口张、邵二人“全权
不足”,拒绝谈判,并以强迫手段把中国政府的代表驱逐出境。与此同时,日本又私下
指名要恭亲王奕或李鸿章,来担当议和使臣。
3月中旬,日军已击败了清军在东北战场上的主力,占领辽东半岛和威海卫,清政
府被迫按日本侵略者的旨意,改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本求和。3月14日,李鸿
章由他儿子李经方和美国顾问科士达等人随同,前往日本马关(今下关)议和。谈判过
程中,李鸿章乞求为清朝“稍留体面”,而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则动辄以战争再起相要
挟,肆意勒索。
24日,暴徒小山丰太郎还以李鸿章为他们勒索的重要障碍,竟枪击李鸿章于回旅馆
途中,伤其左眼下角。按照国际惯例,日本当局对作为外交代表的李鸿章受到伤害,负
有严重责任。
一些国家纷纷谴责日本政府。日本统治者很担心由此横生枝节,而使日本对中国的
勒索“将陷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陆奥宗光:《蹇蹇录》,第137—139页。)然
而,李鸿章等人却依旧卑躬屈节。据陆奥宗光回忆,当他来到李鸿章病榻前探望时,看
到李鸿章尽管包扎伤口的纱布蒙住了一只眼睛,还眯起另一只眼睛,流露出十分高兴的
神情与他攀谈,一再感谢日本方面的“厚待”,乞求尽早举行条约谈判。
4月1日起,谈判继续进行。截止4月17日,谈判的过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
阶段是从4月1日到10日。日本妄图先以漫天要价的手段迫使李鸿章就范,故在提出的媾
*和草案中,所列举的内容远比日本的实际要求要多得多。不仅如此,伊藤等对李鸿章
父子还百般恫吓,态度极为蛮横。而李鸿章父子只是低头哈腰地还价,不敢据理力争,
故会谈一直未解决任何问题。4月10日,日本代表才提出了实价,即所谓的“尽头条
款”,谈判遂进入第二阶段。当时伊藤通知李鸿章说:“此次日本国家索款实为尽头一
著,所宜复者,惟有允否二字耳。”(引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
第291页)摆出了一副战胜者的架子,盛气凌人,丝毫不允许修改。李鸿章虽然在某些
问题上也同日本代表进行过争辩,但也仅仅是低声下气地哀求。他此时的主要注意力,
与其说是放在了对付日本代表上,还不如说是用来对付清政府。因为他既看到日本要坚
决割地,又担心清政府不允许,故在同总理衙门的往返电报中,常常用日本的恫吓之词
来恫吓清政府。4月13日他致电总理衙门说:“伊藤谓广岛已派运兵船三十余艘出口,
赴大连湾,小松亲王等明日督队继进。”(《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20,第38—39页)
虽然李鸿章明明知道这全是谎言,但仍然不加解释地转告清政府,显然是为了迫使清政
府让步。李鸿章的目的达到了。15日他再次奉旨:“如竟无可商议,即遵前旨与之定
约。”(《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20,第39页)。17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于马
关春帆楼正式签字。
《马关条约》正约十一款,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
其主要内容有:(1)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实质是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
制);(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3)赔偿日
本军费两万万两,分8次在7年内交清。在交清第一次赔款后,余款按年加每百抽五的利
息;(4)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船可以没内河驶入上述各口搭
客装货,日本可以在通商口岸任意设立工厂,其产品得免征各项杂税,日本货物均可设
栈寄存。
《马关条约》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过程中的一个严
重步骤。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日本控制朝鲜,使日本终于实现了二十多年梦寐以求的扩
张目标,并把朝鲜变成入侵中国的桥头堡。条约规定了巨额战争赔款,加上后来“赎还”
辽东半岛的款项,总共2亿3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3倍。清政府除了进
一步搜括人民外,只得大借外债,而列强通过附有苛刻政治条件的贷款,进一步加强了
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条约允许日本在华直接设厂,西方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特权,
同样享有这项权利。甲午战争后,列强便争先恐后地到中国开设工矿企业或修筑铁路,
直接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劳动力,沉重打击了尚未成长的中国民族工商业,阻碍中国生产
力的发展。四个新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内河航行特权的攫取,使各国得以深入长江流域广
阔地区,直接掠夺那里丰富的资源和倾销商品,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条约的
割地规定,不但使中国失去大片战略要地,而且使中国数百万台湾同胞,长期处于日本
殖民统治的深重灾难之中。在帝国主义正在形成的19世纪末,这件大事成了中国被列强
瓜分的危险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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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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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像一块巨石,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死水塘中
戊戌变法又称戊戌维新,是发生在1898年(农历戊戌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
运动。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首的维
新派,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开明绅士的政治要求走上历史舞台,主张在不动摇封
建阶级统治的前提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
富强。
1895年4月,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奋,正在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联合全国18省在京
举人,聚集达智桥松筠庵,讨论上书请愿。会后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提出拒绝《马关
条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建议,联络1300多举人签名,呈递都察院,都察院拒
绝代呈。
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它是维新变法运动的起点。此后,康有为接连向光绪
帝上书,陈述受法主张。
从1895年夏到1898年春,维新派积极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开办学堂,为维新运动
制造舆论、培养人才。1895年8月,在康有为、梁启超奔走推动下,由翰林院侍读学士
文廷式出面组织了强学会,这是维新派创立的第一个政治团体,该学会每10天集会一次,
每次都有人演讲“中国自强之学”。11月,上海成立强学分会,但强学会遭到封建顽固
派的攻击、诽谤,不久被查封。1896年8月,黄遵宪、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
邀请梁启超担任主笔。1897年10月,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两报热情宣传西方资
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抨击封建专制统治,提倡民权,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有力地推动
了维新运动的发展。1897年至1898年,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梁启超等汇集湖南,
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出版《湘学报》(初名《湘学新报》)、《湘报》,创办
时务学堂,组织南学会,使湖南维新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
1897年全国共有学会、学堂、报馆等共300余个,出版30多种报刊,表明维新运动具有
一定的群众性。
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变法声浪日高。康有为迅速从广
东赶到北京上书,提出速行变法的具体建议。1898年1月,康有为应诏上《统筹全局
折》,建议仿效日本,全面变法。4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京创立以“保国保种保教”
为宗旨的保国会。同时,保滇会、保川会、保浙会等也先后成立。士大夫经常集会,讨
论时政,变法空气日浓。康有为乘时鼓动帝党官员上书,敦促变法。6月11日,光绪帝
接受变法建议,发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开始变法。在此后到慈禧太后于9月21日发
动政变的103天中,光绪帝发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变法诏令,罢黜一批顽固大臣,擢拔
了一批维新分子,一时“欢声雷动”,维新运动达到高潮,史称“百日维新”。当时光
绪帝发布的这些诏令,属于政治方面的主要有: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不许任何人
阻挠;撤除闲散衙门和重叠机构,裁减冗员;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属于经济方面的主要
有:设立农工商局,提倡实业,奖励发明;
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务;裁减驿站,设立邮政局;创办国家银行,
编制国家预决算。属于文化教育方面的主要有: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将各省书院和
过多的祠庙改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堂,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
学和西学;允许自由创办学会、报馆;设立译书局,编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游历、留
学。属于军事方面的主要有: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练兵,添设海军,实行保
甲。
变法运动一开始就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抵制和反对,随着运动的开展,维新派与顽固
派的矛盾和斗争迅速加剧。1898年9月21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派发动政变,慈禧
重新“训政”,光绪帝被幽禁,谭嗣同等6位维新志士惨遭杀害(这6位志士为谭嗣同、
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逃亡
日本,新政全部被推翻,变法运动彻底失败。
戊戌变法是一次进步意义的救亡运动,也是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
的失败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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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义和团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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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农民用鲜血写成的反帝宣言
义和团运动是1900年发生在中国北方的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
19世纪未,各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边疆和邻近国家,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的危
机。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在政治上则强占“租借地”
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在文化上他们通过教会深入中国城市和
乡村进行侵略活动,使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终于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运动首先爆发于山东。1899年,朱红灯率领义和拳在山东西部和西北部进行
反洋教斗争,附近各县纷纷响应。
义和团的反帝烈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烧起来的。“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
地红”,后迅速发展到直隶(今河北)、河南、山西、内蒙、东三省等地。尤以京津一
带声势浩大。义和团是由分布在山东各地的义和拳、梅花拳和大刀会等发展起来的,
1899年下半年后逐渐形成统一的名称。义和团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组织和统一的领导机构,
参加者以青少年为多,但他们纪律性强,“传单一出,千人立聚”。有很强的战斗力。
义和团的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最初,他们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屡
遭清政府的镇压。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义和团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提出了
“扶清灭洋”的口号。
1900年6月,义和团在得到慈禧太后的招抚和默许后,大量涌入北京。他们在北京
习拳练武,赶制武器,烧毁教堂,惩罚贪官污吏,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灭洋、反帝”活
动。6月10日,英、俄、日、法、德、美、意、奥八国联军共2000余人,从天津向北京
进犯。侵略军在廊坊附近遭到义和团以及爱国官兵的阻击,于26日败退回天津“租界”。
但是,另一批侵略军却在6月17日攻占了大沽炮台,然后大举进犯天津。义和团在天津
与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战斗,部分清军也在义和团影响下参加了天津保卫战。7月14日,
天津失陷。但是,义和团歼灭侵略者1000多名,给予侵略者沉重的打击。
8月4日,八国联军2万人再次向北京进攻,8月14日攻陷北京。到年底,八国联军出
动十几万兵力,侵占了保定、正定、井陉,最后侵占了东三省。侵略军所到之处,焚杀
淫掠,无恶不作。尤其是沙俄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海兰泡
位于瑷珲县对岸,7月16日,3000多中国人被沙俄侵略军杀害在这里。江东六十四屯位
于黑龙江东岸精奇里江(即结雅河)以南。7月17日,7000余名中国人被沙俄侵略军杀
害。
在义和团运动的强大压力和八国联军的炮火威逼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
了躲开义和团运动打击锋芒,被迫采取假宣战,真投降的欺骗手法,对外投降帝国主义,
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使义和团处于内外夹攻的境地。
但是,1900年8月以后,撤退至京、津郊区和广大直隶农村的义和团战士,坚持反
帝斗争,仍以各种形式不断袭击侵略者,表现了中国人民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
概。
这时,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抱着只要帝国主义愿意维持清朝统治,任何苛
刻条件都可以接受的卖国方针,一再令奕、李鸿章不惜一切代价求和,不能拖延时间,
以免危及清朝统治。12月底,帝国主义方面抛出了所谓“议和大纲”12条,西太后忙下
令“应即照允”。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英、法、日、俄、德、美、意、奥、西、比、
荷11国的代表,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因这一年是辛丑年故名)。《辛丑条约》
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签订的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是空前辱国的卖国条约。从此,清朝统治
者完全投入了帝国主义怀抱,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忠实走狗,中国完全陷入了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
义和团运动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在国内外敌人的夹击下
遭到了失败。但是,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继续扩大侵略的过程中,义和团始终坚持战斗,
高举“扫清灭洋”的旗帜,继续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统治者进行斗争直到1902年。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无比巨大的革命力量,沉重地打击了清朝
统治者,促进了人民的觉醒,推动了革命的发展,加速了腐朽的清王朝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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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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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国家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拼命掠夺
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不断反抗,终于在1900
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这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的爱国
武装斗争运动,它首先从山东兴起,很快就发展到直隶(今河北)、天津、北京、山西、
东北以及全国许多地方。义和团英雄们高举反帝斗争大旗,手持大刀长矛,到处焚毁教
堂,驱逐侵略者。
帝国主义各国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一方面感到惊恐不安,一方面却认为这是入侵中
国的极好机会。于是,西方列强纷纷制造出兵镇压义和团和瓜分中国的舆论。为了镇压
中国人民的这场反帝斗争,德、日、俄、法、英、美、意、奥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
侵华联军,直接进行武装干涉。
1900年4月6日,英、法、美、德四国驻华公使联合发出通牒,以出兵“平乱”胁迫
清政府,限令在两个月内“剿除”义和团,不然就派出水陆各军代为“剿平”。为了进
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英、法等八国于5月28日一致决定,以“保护使馆”为名,派
兵进入北京。西方列强还分别照会清政府,“不论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各外国公使已
决定调兵来北京”。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慈禧太后竟下谕同意洋兵进京。
第一批侵华联军440余人于5月31日和6月2日分乘清政府提供的火车从天津开进北京。
各国军舰也纷纷开到大沽口外示威。
6月9日,帝国主义各国驻华公使又开会决定调遣大队侵略军进京。10日,由英国海
军司令西摩尔率领联军2000多人从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由于受到京津铁路沿线义和
团和清军爱国官兵的有力阻击,这支侵略军不得不从廊坊折回天津,还付出了死伤近
400人的代价。西摩尔也承认,如果义和团使用的是西式枪炮,那么,我所统率的联军
则必将全军覆灭。
当西摩尔率联军向北京进犯时,各国军舰20艘也已云集大沽口外,准备进攻大沽炮
台。6月15日,各国海军司令密谋夺取大沽炮台,以控制津沽通道,并于当晚派日军300
人登陆。6月16日下午,英、德等国的小分队也相继登陆,配合先期登陆的日军,完成
了占领塘沽车站和包抄、进攻大沽炮台的准备。16日傍晚,俄军中尉巴赫麦季耶夫把八
国联军的最后通牒送交天津镇总兵、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以“暂借”炮台为名,限定
17日凌晨2时以前交出炮台,否则即开炮轰击,用武力夺取。罗荣光义正辞严地拒绝了
八国联军的侵略要求,并下令各炮台将士严阵以待,痛击来犯之敌。17日凌晨,在俄国
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的指挥下,八国联军的兵舰10余艘悍然从海面和炮台后侧同时向
大沽炮台发起猛烈攻击。罗荣光率领守卫炮台的官兵奋勇抵抗,开炮还击。
双方激战了6小时,毙伤侵略军130多人,击伤敌舰6艘。但因后无援兵,弹药用尽,
大沽炮台终于陷入八国联军手中。
大沽炮台失陷后,八国联军纷纷从大沽登陆,并向天津进犯。
天津是华北地区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一大基地。帝国主义国
家在天津旧城东南的紫竹林一带建立了租界,海河两岸有他们的教堂、洋行、银行、码
头和工厂。这里住着外国的领事、商人、传教士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
6月17日晚,八国联军从大沽乘火车开到天津,进入紫竹林租界。
6月23日,俄、英两国侵略军600余人分别从军粮城和紫竹林租界进攻清军的军工厂
东局子,没有成功。27日,八国联军2800多人再次从三面围攻东局子,经过激战,最后
占领了东局子。
7月9日,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城南的八里台,受到聂士成军的有力抗击。最后因力量
相差悬殊,聂士成英勇殉国,爱国官兵也损失很大,八国联军终于占领了八里台。
7月12日,八国联军的各路增兵均已到达天津,约1.4万人。沙俄远东军司令官阿
列克谢耶夫也在这时抵达天津,他自任总理联军军务之责,召集各国侵略军司令官开会,
研究并制定了总攻天津城垣计划。八国联军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于13日凌晨分两路向
天津旧城发动总攻。一路由俄、德为主的5000人进攻东城和东北角三岔河阵地;一路以
日、美、英、法等国为主的5000人进攻南门。其余兵力驻扎在紫竹林租界和老龙头火车
站,作为后援。八国联军进攻天津,虽然遭到义和团和一部分清军爱国官兵的英勇抵抗,
还是在14日攻占了天津。
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立即分区占领,实行殖民统治。联军在天津成立了殖民统治
机构——都统衙门,由俄、英、日三国军官充当头子,统治天津、静海和宁河等广大地
区。
八国联军攻占了天津,各国继续增兵向天津集结,准备大举进攻北京。
8月2日,八国联军拼凑了4万兵力,正式成立了联军司令部,经过一番争夺,最后
决定由德国元帅瓦德西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
8月3日,八国联军各首领开会,决定进攻北京。4日,八国联军出动1.8万多人从
天津沿北运河向北京进发。5日,联军攻占北仓,6日攻占杨村,9日攻占河西务,13日
攻占通州。八国联军在占领通州后,原来商定先休息一天,然后再研究如何进攻北京城。
但俄国侵略军为了抢攻占北京的“首功”,背约在14日凌晨首先进攻东便门。经过激战,
于凌晨2时攻占了东便门。接着,俄军又进攻建国门。日军见到俄军已发起攻城,也于
14日进攻齐化门(今朝阳门)。美、英各军也相继开始攻城,并先后攻入城内。
8月15日晨,八国联军进攻皇城东华门。慈禧太后急忙带着光绪皇帝、皇后和一批
王公大臣仓皇从西华门至德胜门,转经西直门逃出北京城。八国联军终于占领了北京。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后,公开抢劫3天。颐和园的文物古玩,侵略者括其所有;安
放在大殿前面的那些存水防火用的鎏金大铜缸,因过于笨重,搬不走,洋兵们就用刺刀
把表面的金子刮走。侵略者把颐和园的珍宝、文物,用骆驼运往天津。
9月中旬,八国联军达10万人。瓦德西分兵四出攻掠,东占山海关,南犯保定,北
侵张家日,西扰娘子关。八国联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京津一带的许多地方变成了瓦
砾场。
慈禧太后在逃往西安的途中,于8月24日颁布上谕,催促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立即
从上海赶回北京,会同庆亲王奕迅速办理“和局”。9月7日,慈禧太后又颁布“剿匪”
上谕,正式宣布“痛剿”义和团。9月25日,又宣布惩处放任义和团的载漪、载勋、刚
毅和赵舒翘等亲贵重臣,并且加派亲英、日的刘坤一、张之洞参与和谈。至此,在各国
列强的枪炮与清政府腐败退让下,中国进一步成为帝国主义瓜分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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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辛丑条约》的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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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辛丑条约》即《辛丑议定书》或《辛丑各国和约》。
1901年9月7日(清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英、
俄、德、法、美、日、意、西、荷、比、奥11国公使,在最后议定书上签字。1901年是
夏历辛丑年,所以最后议定书又称为《辛丑条约》。
早在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以前,慈禧太后为了勾结帝国主义以对付义
和团,便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从广东进京与列强谈判。8月24日发布上谕,允
准李鸿章便宜行事,会同庆亲王奕迅速办理“和局”。慈禧太后为求得帝国主义列强
对她的“宽恕”,9月7日发布“剿匪”上谕,正式“痛剿”义和团。9月25日又宣布惩
处放任义和团的载漪、载勋、刚毅、赵舒翘等亲贵重臣,并加派亲英国和日本的刘坤一、
张之洞,参与谈判。12月24日,11个国家(除武装入侵的八国外,还有比利时、西班牙、
荷兰)联合提出《议和大纲》12条。逃亡在西安的慈禧太后,见“大纲”并未把自己当
作“祸首”惩办,喜出望外,马上表示:
“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慈禧太后这一系列作为,就是向帝国主义列强表
示“悔过”,帝国主义各国终于决定,仍然让她继续维持这个“懦弱”的政府。
实际上,议和谈判活动不是在奕、李鸿章等与列强代表之间,而是在帝国主义列
强之间进行。在“惩凶”、赔款等问题上,他们争吵为时近一年,直到基本上满足了各
自利益要求之后,1901年9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和李鸿章才代
表清政府,与英、法、日、俄、德、美、意、奥、西、比、荷等11国的代表,在最后议
定协定书上签字。
《辛丑条约》,共有12款19个附件,是一个性质空前的奴役性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1)清政府向各国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加上年息4厘,分39年付清,本利共达9
亿8千多万两,还有各省地方赔款2000多万两,总数超过了10亿两。
(2)各国在北京东交民巷单独设立使馆区,可在使馆区内驻兵,中国人不准在此
区域内居住。
(3)将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的沿线炮台“一律削平”。在天津周围10公里内,
不准驻扎中国军队;准许各国派兵驻扎在京榆铁路沿线的山海关、秦皇岛、昌黎、滦州、
唐山、芦台、塘沽、军粮城、天津、杨村、廊坊、黄村等12个战略要地。禁止军火和制
造军火的原料运入中国,为期2年,还可延长禁运期。
(4)清政府惩办“首祸诸臣将”;在外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
考试五年”。今后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违者皆斩”。清政府
地方官吏所属境内“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
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5)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办理对外事宜。又规定“变通诸
国钦差大臣觐见礼节”。
(6)德国公使克林德、日本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在义和团运动中被击毙。条约
规定为克林德建立牌坊,对杉山彬“用优荣之典”,并派王大臣赴德、日“谢罪”。
从上述条款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用反革命暴力强加在中
国人民身上的沉重的的殖民枷锁,也是维系中外反动派勾结的清王朝的空前的卖身契。
通过这个条约,列强得以大大加强其在华的统治势力,进行野蛮的军事监督、政治奴役
和经济掠夺,使中国完全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首先,清政府为了“结与国之欢心”,出卖国家民族主权,成了列强共同监督的
“守土长官”。
列强在北京强行划定的“使馆区”,是一个“国中之国”,在所划地界内,强拆民
宅,大面积霸占公私地亩,厚筑高墙,又设炮位,建筑了俄、美、法、德、英、日、意
等7国兵营,墙外各辟空地,作为操场,并树立了“保卫界内、禁止穿行”的木牌。以
武力为后盾的公使团成了清朝的太上政府,严重地侵犯和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是对中
华民族的莫大侮辱。
平毁大沽炮台,在京榆铁路沿线驻扎外国军队,解除了京畿战略要地的警备,使北
京的大门洞开,让帝国主义强盗自由进出,中国无权过问。在2年内(或更长一些时间)
不准中国输入军火或生产军火的材料,这是要把本来就极为落后的中国军事装备和军火
生产能力,削弱到更低的水平,使之有国无防,任从列强宰割欺凌。
清政府按照条约的规定,派亲王、重臣赴德、日两国赔礼认罪,为克林德树立牌坊,
为被毁坟茔建立碑碣,一批批地公布惩凶名单,这些做法,严重损害了中国国家民族的
尊严,打击了反帝爱国群众运动的正气,等于承认帝国主义侵华活动有理、合法,助长
了帝国主义者、外国传教士、不法教民的反动气焰,使他们有恃无恐,更加去肆虐横行。
在义和团活动过的地区停止5年文武考试,目的是为了警告那些日后有可能成为官吏的
各类知识分子,一切仇恨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都将受到惩罚。严禁组织或加入反帝
结社,违者处斩,以及对一切镇压人民反帝斗争不力的各级地方官员严惩不贷,是把中
国人民当作不容反抗的奴隶,各级官吏则是受列强支配的奴隶总管(西太后集团)的鹰
犬。在帝国主义看来,总理衙门办事不力,为了便于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强令清政府将
它改为外务部,使之成为能在公使团指挥下迅速贯彻各国旨意的卖国机构。至于改革使
臣的觐见礼节,则是为了消除中外反动派之间的隔阂,便于列强对清朝最高统治集团施
加压力和影响。条约的政治实质,即在于此。
再者,帝国主义贪婪的勒索,使中国的经济陷于崩溃状态。
《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称为“大赔款”或“庚子赔款”),按当时全国人口计
算,是每人1两。这种对中国人民的勒索,确是“旷古罕闻”的。但是实际支付的数目
还不止此。赔款是从1902年起开付,中国应支付赔款自1901年7月1日到12月31日的利息
900万两;这笔利息从1902年起,3年内清还,4厘息,又需支付利息100万海关两。条约
规定赔款用银支付,即以海关银两市价易成金款支付,均具全国货币比值;但帝国主义
蛮不讲理,提出所谓镑亏,即赔款补充债款问题。当时金价日涨,银价日落,各国强令
中国承认将赔款改作以金计算,大大超过原赔款的金额。
按照条约,中国将海关的绝大部分税收(约7C10)都用以偿还借款本息。当时海关
税收每年约2000多万两,为清朝政府主要的一项财政收入。控制海关就基本上能够左右
中国财政,并保证对中国资本输出的安全。更为重要的是,控制海关可以垄断中国进出
口贸易,保证帝国主义以低税率输入商品和输出原料,从根本上取消了中国实行关税保
护制度的可能性。
对于这样一个空前屈辱的条约,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却全盘接受了。她在《罪
己诏》中竟厚颜无耻地宣称:“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
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还保证今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
心”。这是愿意做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忠实奴才的表白,从此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
1901年10月6日,慈禧太后随带行李车3000辆,离开西安,回返京城,沿途修路设宫,
远近征调,勒索供应。1902年1月7日,回到紫禁城。后来又大修颐和园,日费万金。从
此,帝国主义与清政府完全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共同奴役中国人民。
《辛丑条约》记录的是近代中国一段屈辱的历史,它激起了中华民族的旧恨新仇,
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实践中,进一步觉醒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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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清末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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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端倪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在人
民革命斗争面前,外国侵略者要求清政府不仅要成为俯首贴耳的奴仆,而且要成为统治
中国人民的有力工具。于是,帝国主义列强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改变当时的无能
状态。而清朝统治者也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已发生动摇,国家机器——政府和军队已不
能完全应付当时的局势,财政也成千疮百孔之势。因此,修补国家机器已成为清王朝本
身生存的重要课题。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慈禧太后不得不从1901年起宣布实行“新
政”。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
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4月21日,又下令成立了以庆亲
王奕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任李鸿章、荣禄、
崑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加袁世凯)为参予政
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
从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主要内容有:
第一,筹饷练兵。编练“新军”是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清政府对此投
入了巨大财力,花费了很大力气。
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下谕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两
江筹建武备学堂;9月12日下谕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编练“新军”的
工作在全国铺开。
为了在全国推行编练“新军”计划,清政府于1903年12月4日设立练兵处,任庆亲
王奕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练兵处的实权为袁世凯
所掌握。清政府还令各省设立督练公所,为各省领导编练“新军”的机构。1904年9月,
练兵处、兵部奏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颁布了《陆军学堂办法》。1906年11月7
日,清政府改兵部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并入其中,铁良为尚书,统一指挥全国“新军”。
1907年8月,陆军部制定了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庞大计划,拟于2—5年内,除近畿4
镇、四川3镇外,其他各省各编练1—2镇。但直至清朝覆亡,只编成14镇和18个混成协
又4标及禁卫军1镇,约16万人。
清政府推行“新政”,编练“新军”。而练兵需要巨额款项,因而筹饷就成为清末
统治者的又一“要政”。
为了筹饷,清政府不惜巧立名目,多方搜刮。从1902年起,在通商口岸征收印花税,
在湖广征收房捐、铺捐;1903年在吉林征收烧窑捐、车辆捐;在其他地方征收牛捐、马
捐、盐商捐、绅富捐,还有户口税、丁税等。同时,还乱提税率,有由户部决定在全国
公开加收的,也有由各地任意增加税率的,并允许地方官自筹税收。如此“筹饷”,使
财税紊乱,贪污横行,给广大劳动人民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第二,振兴商务,奖励实业。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
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
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
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
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第三,废科举,育才兴学。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废科举,办学
堂,派留学。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
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2月5日,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
堂毕业生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1902年2月13日公布推广学堂办法。8月
15日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又颁布《重订学堂章程》,详细规定了各
级学堂章程及管理体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国推行。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
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在学制上自成系统,一套完整的学校制度随之建立。
1905年9月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的折子,下
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使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最终废除,科
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脱钩。12月6日,清廷下谕设立学部,为专管全国学堂
事务的机构。清政府在推行“新政”过程中,把“奖游学”与“改学堂,停科举”并提,
要求各省筹集经费选派学生出洋学习,讲求专门学业。对毕业留学生,分别赏给进士、
举人等出身。对自备旅费出洋留学的,与派出学生同等对待。为统一管理留学生工作,
清政府分别在1902年10月31日和1906年10月2日派出总监督赴东洋和欧洲。
第四,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改革官制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包
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改变。1901年7月24日,
清政府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
1902年2月24日裁河东河道总督,其事务改归河南巡抚兼办。3月6日裁詹事府及通
司。1903年9月7日设商部。1904年12月12日裁云南、湖北两省巡抚,由云贵总督、湖广
总督兼管。1905年9月4日裁奉天府尹,由巡抚兼管;裁奉天府丞,改为东三省学政。10
月8日设巡警部。12月6日设学部,裁国子监。
除裁并增设行政机构外,清政府还下令“停捐纳”、“裁陋规”、“定公费”。
1901年9月19日,清政府宣布停止报捐实官。1905年7月18日宣布停止捐纳武职。
清政府推行“新政”,原想缓和国内矛盾,维持和巩固其封建统治,适应帝国主义
的侵略要求,拉拢上层资产阶级分子。但实行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首先,由于举办“新
政”,清政府允许地方自行筹款,每年要向各省摊派2300万两,这些都以捐税的名目直
接或间接转嫁到广大人民群众身上,人民不胜负担,自发斗争更为广泛。有的地方由
“抗洋捐”、“反赔款”发展到武装起义,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其次,“新政”虽然
裁撤了一些中央和地方的衙门,裁汰了一些冗吏,但又出现了新旧机构重迭,如军机处
和督办政务处、户部和财政处并存等。1905年7月的上谕也承认,实施新政“数年以来,
规模虽俱,而实效未彰”。(《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364页)再次,由于“新政”
的目的与施行后出现的新生力量的发展要求背道而驰,引起了新旧势力之间以及旧势力
内部对待新势力不同态度的派系之间的种种纷争。这就加剧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
间的矛盲、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各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在“新政”推行期间,袁世凯
抓住“练兵”、“筹饷”两项要政,奏请拨款100万两,编成北洋六镇。同时,还担任
参预政务、督办关内铁路等要职,羽翼遍布朝廷内外,死党分据要津,成为声势显赫,
左右朝政,继曾国藩、李鸿章而起的又一权臣。
但清末“新政”在政治上增设了一些适应近代化的机构,修改了《大清刑律》,废
除酷刑峻法,注入了一些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原则;在经济上,允许和奖励私人资本主
义的自由发展,承担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责任,提高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地位;
在文化教育上,给西学以合法地位,允许学习和传播资本主义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
社会政治学说;在军事上,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建军理论和原则,使古老的封建专制制度
发生了一些变革,促进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
总的来看,清末“新政”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当时民主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
而清末“新政”的某些措施客观上有利于民主革命思想和文化的传播(如兴学堂),或
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资本的发展(如奖励工商),因而也有利于辛亥革命的到来,加速了
清王朝的最终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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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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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
中国同盟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简称同盟会。由孙中山倡导,以兴中会和
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及中国留日学生,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
1904年,华兴会、光复会策划长沙起义败露,迫使很多革命志士流亡到日本。他们
深感各革命团体的分散活动不利于革命运动的展开。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
本,受到各革命团体、革命留学生和爱国华侨的热烈欢迎。在孙中山以及黄兴的倡导下,
决定将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又在光复会、科学补习所中多数人的赞同下,召开了筹组
革命政党的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并接受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革命宗旨。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有国内17省的代表100多人
出席。大会通过了同盟会章程,会议以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黄兴担任执行部庶务,协
助总理主持本部工作。同盟会总部设在东京,下设国内上海、重庆、香港、烟台、汉口
五个支部,海外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同盟会的会员主要来自于农、工、
商各界,以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居多。同盟会成立后发展很快,不到一年会员便扩
展到一万人以上。正如孙中山所说:“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里,其进度之速,有出人意
表者矣!”
同年11月,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在东京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词中对“驱除鞑
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作了进一步阐述,提出了“民族、民权、
民生”三大主义的完整纲领,鲜明地揭起了三民主义的旗帜,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
派进行的斗争是一场争取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革命。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称赞孙中山的
思想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
此后,同盟会以《民报》为阵地,与君主立宪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就要不要革命,
要不要民主共和制度,要不要改革土地制度等问题驳倒了立宪派,宣传了革命主张,使
许多知识分子摆脱了改良主义的影响,站到了革命立场上来。
同时,还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反清武装起义。如1906年的萍乡、浏阳、醴陵的矿工、
会党和士兵大起义;1907年到1910年的潮州黄岗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钦州防城之役、
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云南河口之役以及广州新军之役等。
1911年4月27日,更爆发了英勇壮烈的黄花岗之役。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政
治上和精神上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给革命人民以动员和鼓舞,为颠覆清朝统治创造了
条件。
由于同盟会实际上是一个松懈的反满联盟,所以参加同盟会的组织和个人,并不都
完全同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平均地权”则更表现出较大分歧。政治上、思想
上的分歧最终导致了组织上的涣散和分裂。先是出现章炳麟等对孙中山进行的莫须有的
人身攻击,后来在1908年,陶成章公然在南洋恢复光复会的名义,与同盟会相对立。但
他们的分裂活动激起了有正义感的党人的义愤。黄兴、刘揆一等人起来支持孙中山的领
袖地位,维护了革命团结。
1911年夏天,为反对清政府把川汉、粤汉铁路出卖给帝国主义,四川等省人民掀起
了保路运动。同盟会员龙鸣剑等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为首
的荣县军政府。这是在武昌起交之前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地方革命政权。
10月10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敲响了清政府的丧钟。武昌起义是由文学
社、共进会领导的。文学社是受到孙中山和同盟会革命思想影响的革命团体,他们中的
一些人是同盟会员,而且在武昌起义后,文学社全体加入了同盟会。而共进会,则是同
盟会中一部分和会党有密切联系的会员组织起来的。11月,总部由日本东京移至上海。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同盟会总部由上海移至南京。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
内阁9名阁员中,虽然只有3人是同盟会员(陆军总长兼参谋长黄兴、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部长蔡元培),但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和各部次长都是同盟会员。所以,当时
中央政府的实权是掌握在同盟会手中的。
但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便遇到了危机:
帝国主义拒不承认革命政府,他们曾一度企图进行武装干涉。
后来,当他们看到清政府已无力回天时,便选择了新的走狗袁世凯。袁世凯乘机迫
使清政府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取得了军政实权。他一方面与帝国主义合谋,另一方
面利用混入革命阵营的旧官僚和君主立宪派,迫使革命政权与他谈判。
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孙中山最后不得不同意对袁妥协。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袁世凯窃据了总统职务。孙中山在辞去大
总统后,就不大过问同盟会的活动,而同盟会的实际负责人宋教仁醉心于“政党政治”,
为了争取国会中的多数,未征得孙中山的同意,拉拢一些小党派与同盟会合并组成国民
党,于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成立大会。国民党把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精神放弃
殆尽,倒退成一个具有浓厚改良主义色彩的政治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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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保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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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前奏曲
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渐增长,收
回铁路主权的呼声日益高涨。
早在1903年9月,清政府为了推行“新政”,允谁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铁路、矿务、
工艺、农务等项公司。此后,各省的铁路公司陆续成立,商办铁路开始兴建。1903年,
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在四川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奏请自办川汉铁路,并于次年成
立了“川汉铁路公司”。随着各省铁路公司的成立,收回路权的斗争也开展起来了。
湖南、湖北、广东3省绅商要求收回粤汉铁路主权的斗争,是全国收回路权斗争的
发端。粤汉铁路收回以后,又展开了一场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是由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和清政府卖国求荣而引起的。帝国主义为了扩
大对中国的侵略,十分注意夺取铁路修筑权。因为一旦窃取了铁路,不仅可以利用它调
运军队,镇压人民的反抗,而且可以直接控制铁路沿线的城镇乡村和矿产资源。清政府
本来就是靠帝国主义的刺刀来维持的反动政权,当然不敢得罪帝国主义。
1911年春,清王朝搬弄立宪骗局,成立所谓“责任内阁”。这个皇族内阁一出场,
就在5月9日颁发“上谕”,实行所谓“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各省原已准交商办的铁路
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准备以“国有”为名,出卖全国铁路主权。5月18日,清政
府任命满族贵族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要他去强行接收湖南、湖北、广
东、四川4省的商办铁路公司。5月20日,皇族内阁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同英、美、德、
法四国银行团签订600万英镑的《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
合同》,把湖北、湖南、广东3省人民在1905年收回路权运动中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赎回
的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又重新出卖给帝国主义。它不仅侵害了广大人民、特
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因此,清政府的这种卖国政策,
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愤慨。与粤汉、川汉两干线相关的湖南、湖北、广东、四川4省大
举展开了保路斗争。
湖南的保路运动发起早、行动快。早在1908年冬,湖南全省就掀起了“拒债”、
“集股”为中心的保路热潮。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公布后,湖南全省人民奔走呼号,
抗议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1911年5月13日,湖南绅、商、学界各团体发出传单,抨击
清政府的卖国行径。14日,长沙举行了各阶层人士参加的万人大会,决议拒外债、保路
权。16日,长沙、株洲1万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倡议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人民抗租
税。18日,湖南各界人士聚集在巡抚衙门前,抗议卖国的“铁路国有”政策。
在湖北,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后,各界人士奋起争路。宜昌到万县的铁路
本已动工修筑,清政府迫令停工,筑路工人和商人立即聚集起来与之抗争。清政府调兵
前来镇压,数千筑路工人抡起铁锤,挥动棍棒,同前来镇压的清军展开激烈搏斗,当场
打死清军20多人。
在广东,6月10日,广东粤汉铁路股东召开万人大会,一致抗议清政府的“铁路国
有”政策,提出“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并致电湖南、湖北、四川各省,谓“铁
路国有,失信天下。粤路于十日议决,一致反对”。
在很短的时间内,湖南、湖北、广东的保路风潮连成一片,声势浩大。全国各地以
及海外侨胞、留学生,也纷纷集会,并通电、写信予以声援。
在两湖和广东的保路斗争迅速发展时,四川的保路斗争也在广泛持久深入的进行。
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铁路股东代表大会,会场群情激昂,大骂盛宣怀卖
路卖国,决心为争回路权奋斗到底。会上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推举咨议局议长蒲
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
大会还发表宣言,确定了“破约保路”宗旨,并通电全国,痛斥清政府的卖国政策。
会后还派人到全省各地进行广泛宣传,通知各州县成立分会。
四川省人民对“铁路国有”的卖路卖国的实质是很清楚而深恶痛绝的。所以,当时
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保路同志会的会
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万人。
反动媚外的清政府对保路运动采取严厉的高压政策,责令各省官吏对参加保路运动
的人“严行惩办”;各省派到北京请愿的代表,也被“押解回籍”。清政府的高压政策,
加剧了人民对它的仇恨,而且从和平保路转向了武装斗争。
这时,四川同盟会会员龙鸣剑与王天杰等认为革命时机已到。8月4日,他们邀请哥
老会首领秦载赓、罗梓舟、胡重义、孙泽沛和张达三等在资州(今资中)罗泉井召开秘
密会议,决定武装起义。他们把“保路同志会”改称为“保路同志军”,在新津和华阴
设立总部,并推定秦载赓和张达三分别负责川东南与川西北的起义工作。
这样,四川的保路运动比之两湖和广东更为激烈,群众基础更为广泛。在四川的农
民群众中,哥老会有相当大的势力。在同盟会会员的宣传、组织下,使这场保路运动转
向反清的武装斗争,而且形势锐不可挡。
9月7日,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以及保路同志会
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消息传开,数万群众前来请愿,要求放人。赵尔丰竟下令军警
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当晚,曹笃
和朱国琛等人裁截木板数百块,上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
自救”字样,然后将木板涂上桐油,投入江中,顺流而下,这些被人称为“水电报”的
木板把消息传遍川南、川东各地,更进一步掀起了各地群众揭竿而起的革命形势。
9月8日,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附近州县群起响应,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军,数日之
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人,形成了群众大起义的局面。同志军围攻成都十几天,由于缺
乏统一的组织指挥和作战经验,武器装备又不足,没能攻下成都,他们就分散进入地方
各州县。
在四川的各州县中,荣县的群众基础较好,同盟会会员王天杰就在这里从事革命的
联络和组织工作,并组织民团1000余人。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
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
的中心。
继川西的同志军起义后,川东地区的群众也纷起响应,占领大足县城。这时,西昌
地区的彝族和川西北的藏族与羌族群众,也都加入同志军的行列,同清军作战。到10月
上旬,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
清政府获知成都被围和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消息后,吓得手忙脚乱,在不到半个
月的时间里先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端方带兵到四川资州时被新军斩
首),并命令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还从湖南、
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但是,湖北新军被调入川,却
造成了武汉空虚,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保路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在中国的
统治,极大地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斗志,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为中国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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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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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大革命把中国推向一个全新的社会
1911年10月10日,在中国大地爆发了一次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
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冲垮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起资产阶
级共和国。由于这一年按中国传统的纪年方法是“辛亥”年,历史上就把这次震惊中外
的革命运动称为“辛亥革命”。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各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中国沦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加剧;腐败的清朝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
对内横征暴敛,促使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各地群众奋起反抗,斗争风起云涌。但是这些
斗争都是自发的,缺少组织和领导。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理论,组
织革命政党,先后发动过10次武装起义,虽然这些起义都失败,但每次起义都起到了宣
传革命、振奋人心的作用,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推动了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鼓舞
了各地群众运动蓬勃高涨。
湖北位居长江腹地,武汉素称“九省通衢”,是水陆交通中心。帝国主义各国早就
根据不平等条约在这里辟租界,开商埠,办工厂,掠夺原料,倾销商品,把侵略的魔爪
伸向城乡各个角落。这就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促使农村经济破产,人民被迫走上
革命道路。1904年7月,武昌出现了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随后又陆续成立
了日知会、文学社、共进会等秘密革命组织。湖北革命党人深入新军,宣传革命,在士
兵中发展革命组织,进行长期艰苦的工作,逐渐控制了新军的领导权,到武昌起义前夕,
新军中已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参加了革命组织,成为武昌起义的主力军。1911年4月,广
州黄花岗起义失改后,同盟会领导人决定把革命的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在同盟会总部
的推动下,实现了湖北地区革命组织的大联合。同年夏天爆发了四川保路运动,预示着
全国革命风暴的到来。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统治者在武汉的武力减弱,武昌起义的
条件已经成熟。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共同组织了起义的领导机
构——临时总司令部,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推文学社领袖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共进
会领袖孙武为参谋长,制订了起义计划。原定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起
义,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10天(即10月16日)。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
宝善里革命总机关赶制炸弹时不慎爆炸。俄国巡捕循声而至,搜去旗帜、符号、印信、
文告等物,并转交清政府,机关暴露。
蒋翊武得知此消息,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当晚起义。但这命令还没有传达到基
层,清政府已将起义总部及其他机关破坏,起义领导人大批被捕、个别逃走。当晚,湖
广总督瑞澂杀害了被捕的起义领袖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3人,同时下令紧闭城门,
按名册继续搜捕革命党人,形势十分严重。
在这紧急关头,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动联络,决心奋起反抗,死里求生。10日晚7
时过后,武昌城内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党的总代表、后队正目(相当班长)熊秉坤领导
该营首先发难,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他率领10多名革命士兵直奔楚望台军械库,
守库的本营左队士兵鸣枪配合,顺利地占领了楚望台。各处闻声响应的起义士兵一齐拥
向楚望台,当即决定进攻督署,捕杀瑞激。但这时起义规模不断扩大,熊秉坤指挥不了,
于是找了工程营左队队长(相当连长)吴兆麟担任临时总指挥。在吴兆麟的指挥下,当
天夜里11时左右,革命军以工程营为主力,分三路向督署发起猛攻。督署守兵1000余人
虽然以强大的火力阻击各路大军的进攻,但均未得手。午夜时分,革命军发起了第二次
进攻,瑞澂听见炮声吓得惊魂丧胆,从督署后墙打开一个洞逃跑。11日晨2时,革命军
再次发动进攻,终于在黎明前攻下督署,并于当天攻占武昌全城,武昌起义胜利了。
10月11日晚到12日凌晨,革命军先后占领汉阳、汉口,武汉三镇完全光复。这是以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起义以来第一次取得胜利。消息传出,全国和全世界
都为之震动。
武昌起义胜利后,湖北军政府即于10月11日在武昌宣告成立。由于革命党人公认的
领袖孙中山尚在美国,黄兴又在香港,这次起义前推举的领导人或被捕、被杀、受伤,
或逃匿,群龙无首;加上革命党人没有认识到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只有社会
上有“名望”的人才能号召组织政府。于是,由吴兆麟等提议,把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
统(相当旅长)黎元洪找来当湖北军政府都督,把原来湖北咨议局议长、立宪派首领汤
化龙找来当总参议。黎元洪料想革命不会成功,便推托不肯上任。革命党人只好组织谋
略处,担负起军政府的领导责任。5天后,黎元洪再也拖不下去了,他见清王朝大势已
去,才宣誓就职。他上台后,谋略处即被撤销,军政府被改组,立宪派公子及反动官绅
纷纷挤进军政府。革命党人虽然与之进行反复斗争,终究未能扭转以黎元洪为首的旧官
僚、立宪党人控制湖北军政府的局面。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公
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第一次
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此外,湖北军政府发布各种文告,号召各省起义,促进了革命的
继续发展。在外交政策方面,湖北军政府宣布所有清政府与各国缔结的条约继续有效,
赔款、外债照旧按期偿付,各国在华既得利益“一体保护”,表示革命“并无丝毫排外
性质”,这是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表现。
武昌起义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极大震惊和恐慌。帝国主义各国迫于
革命形势,不得不宣布“严守中立”,同时又派军舰集结在武汉江面,作武装干涉的准
备。清政府则于10月12日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新军两镇南下进攻革命军,14日再度起
用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委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袁世凯想趁机攫取更大更
高的权位,以“足疾未愈”为理由假意拒绝出任,直到清政府委他为钦差大臣,给他统
率水陆各军的大权,他才从河南彰德老家“出山”南下。10月17日,清军不断向刘家庙
增兵,于是爆发了阳(汉阳)夏(夏口,今汉口)战争。湖北革命军奋起保卫武汉,群
众踊跃参军,几天之内,军政府扩军达4万人。
新兵奋勇投入战斗,工农群众手持刀矛助战。10月19日,革命军大败清军于刘家庙,
首战告捷,汉口全市张灯结彩庆祝。
10月27日,袁世凯命第一军冯国璋部反攻,刘家庙复陷敌手。28日,革命军又退大
智门。清军纵火劫市,大火延烧3昼夜,汉口繁华之区化为焦土。11月2日汉口失陷。3
日,由上海赶来武昌不久的同盟会领袖黄兴受命为战时总司令。16日,黄兴率部偷渡汉
水,反攻汉口,未克,17日退守汉阳。21日,清军进攻汉阳,黄兴率革命军英勇抵抗,
终因寡不敌众,27日汉阳又告陷落。历时40天的阳夏战争结束。革命军维持住与清军隔
长江对峙的局面。
武汉地区的军事遭到挫折,但武昌起义造成的革命形势是反动力量无法扭转的。武
昌起义后,短短1个多月,全国24个省中就有14个先后宣告独立,成立了军政府。革命
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最后终于推倒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
建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是震惊中外的一次伟大的政治事件,它在中国的土地上第一次树起民主共
和国的旗帜,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的创举,也是整个东方文明史上的创举,在中国
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时,辛亥革命作为一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
迫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爆发立即在亚洲和世界激起巨大反响,它迎来了20世纪世
界各国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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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中华民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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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诞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从10月10日到11月27日的1个多
月里,先后有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
福建、广东、四川等14个省和上海、重庆两市宣布独立,占当时全国24个省的半数以上。
武昌起义的胜利和14个省的相继独立,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就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
1911年11月,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和以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为代表的
上海集团,同时展开了争夺筹组中央政府的活动。11月9日,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都督
的名义,向独立各省发出通电,要求速派代表到武昌开会,商组中央政府事宜。这一通
电遭到上海、江苏、浙江军政府和上海资产阶级的抵制,他们要求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
总机关,并提出有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开议。11月11日,江苏、浙江、上海的3个
都督电邀各省派代表到上海开会。11月15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地代表在上海
开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但武昌集团不肯退让,仍坚持会议要移到武昌召开。因为武
昌是首义之区,多数省的代表已抵达武汉,同盟会主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也在武汉。
最后,上海方面让步,议决各省代表赴武汉商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但每省仍须留1人
以上在上海,为通信联络机关。11月27日,汉阳失守,武昌城处于清军的炮火之中。11
月30日,各省代表不得不在汉口英租界举行会议,讨论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央政权。会议
除制定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外,还确定临时政府为总统制共和政府。
12月2日,革命军江浙联军攻下南京。黄兴、宋教仁也从武昌到了上海,使上海成
为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12月4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出于维护同盟会革命领导权的目
的,组织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开会,以投票的方式选举黄兴为革命军政府大元帅,黎元
洪为副元帅,并由大元帅主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对此,黄兴一再推辞,黎元洪却不甘
居于黄兴之下而反对。14日,武汉、上海两地的代表齐集南京开会,决定根据《临时政
府组织大纲》选举总统,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15日,会议获悉袁世凯的议和代表
唐绍仪已抵汉口,袁世凯有赞成共和之意,立即决定暂缓选举总统,虚位待袁。
而由大元帅暂行大总统的职权,并选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当时黎元
洪在武昌,由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这时,黄兴接到孙中山即将
回国的确切消息,留在上海等候孙中山的归来。
12月25日,长期在国外领导反清革命的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孙中山从美国经英国伦
敦、法国马赛回到上海。全国各界一致要求选举孙中山为总统。由于他的崇高威望,12
月29日,17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从上海乘专列到南京赴任,下午抵达南京,一时欢呼声
震天,军乐齐奏,长江江面的军舰鸣礼炮21响。傍晚,孙中山到达总统府(设在过去的
两江总督衙门,即太平天国时的天王府)。晚上11时,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
成立,孙中山在誓词中说:“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
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
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孙中山全
集》第2卷第1页)同时发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告全国同胞书》,规
定对内方针是实现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政统一、财政统一、“合汉满蒙
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奠定中华民国的牢固基础;对外方
针是洗清政府“辱国之举措”。1月2日,孙中山通告各省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年,
1912年即为中华民国元年。1月3日,各省代表会议又选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并通过了
孙中山提出的临时政府各部总长、次长名单,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
次长蒋作宾;海军总长黄钟瑛,次长汤芗铭;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宸组;司法总长
伍廷芳,次长吕志伊;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教
育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实业总长张謇,次长马君武;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
任。以胡汉民为总统府秘书长。1月28日,改各省代表会议为临时参议院,由各省代表
会议的代表充任参议员,推林森为议长。具有历史意义的南京临时政府经过曲折的斗争
终于诞生了。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
颁布了许多有利于发展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的法令。
在政治方面,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效力相当于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开宗
明义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它
仿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规定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统
治权,确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它根据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
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宣布中华民国公民一律平等,公民享有人身、家宅、保有财产、言
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有请愿、陈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
利,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通令保护华侨,禁止买卖华工,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
买卖契约和一切主奴身份,承认受歧视的“疍户”(即水上居民)等所谓“贱民”在政
治上和其他人民享有同等的权利。为了保护人民权利,命令官厅焚毁刑具,禁止刑讯、
体罚,整顿警察,维持治安,并整顿吏治,严禁违法乱纪。临时政府还改革了一些封建
的陈规陋习,限期剪除辫子,禁止缠足,禁止种植、吸食和贩卖鸦片,禁止蓄娼,反对
封建迷信。
在经济方面,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些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法令,鼓励人民兴办实
业,从事农垦,废除清代的一些苛捐杂税,欢迎华侨在国内投资,并协助维持了一些有
实际困难的企业继续开办下去。2月5日,实业部通知各省迅速成立实业司,立即开办实
业。财政部统一管理外国借款和在国内发行的公债。
在文化教育方面,南京临时政府提出了一些进步的主张和采取了一些革命措施。如
提倡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主要内容的公民道德教育;提倡男女同校,奖励女校;规定各级
学堂一律改称学校,监督、堂长改称校长;废止读经、禁用清政府颁行的教科书;新编
教科书必须合于“共和民国宗旨”;新办了一些工业科技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和蒙回藏
师范学校。
在对外政策方面,南京临时政府主张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但为了换取各国
对中华民国的承认,避免列强干涉,又继续承认清政府与各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
承担偿还清政府所借的一切外债和赔款。
中华民国成立后,遭到了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帝国主义各国在外交上拒绝承
认,在经济上实行封锁扼杀,在军事上进行威胁恫吓。反动势力头子袁世凯在帝国主义
支持下,采取软硬兼施的反革命两手,篡夺革命果实。孙中山在内外压力之下,被迫妥
协,于4月1日正式解职,让位于袁世凯。其他一些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也相继下野,新
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仅仅存在3个月即被扼杀。政权落到袁世凯手里,开始了北洋军
阀的独裁统治,中华民国只是一块招牌,中国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夭折了,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统治中国
260多年的清王朝的灭亡和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从此,共和政体深得人心,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主觉悟。
任何违反民主的潮流,要在中国恢复帝制和建立独裁统治都不能不遭到人民的反对而归
于失败。无论是袁世凯自己想当皇帝,还是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帝制,都遭到人民的
唾弃,很快就垮台了。
历史也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一个软弱的阶级,它既不能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
来彻底进行民主革命,又不敢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决裂,所以它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
革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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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清帝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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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封建君主制度的最后一幕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打破了北京紫禁城往日的宁静。为了对付武昌起
义,在武汉三镇被起义军攻占的第二天,清政府即命令陆军大臣荫昌率领由部分北洋新
军组成的第一军,日夜兼程地南下镇压武昌起义;另一部分北洋新军组成第二军,在军
咨府正使冯国璋统领下,作为预备队,听候调遣。这些北洋新军都是袁世凯一手编练的,
当然不会听从荫昌的指挥,所以军队的行动非常迟缓。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和协理大臣那
桐、徐世昌感到形势的严重,一再上奏清廷,要求再起用袁世凯。帝国主义列强也竭力
催促清政府重用袁世凯。在这内外一片“非袁莫属”的叫嚷声中,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在
10月14日颁布谕旨,授予袁世凯湖广总督,兼督办“剿抚”事宜,负责指挥湖北全省的
军队和各路援军。老奸巨猾的袁世凯认为湖广总督的职权太小,便以“足疾未愈,难肩
重任”为借口,拒绝了清政府的这一任命。
袁世凯不出山,北洋新军当然不肯卖力。起义军的不断进攻和北洋新军的溃退,给
袁世凯抓到与清政府讨价的好机会。清朝的达官贵人,川流不息地进出河南彰德洹上村
袁府。
荫昌由于指挥不动冯国璋等人统率的北洋新军,也特地跑到袁府去“促驾”。冯国
璋专程去彰德晋见老上司,袁世凯要他慢慢走,等等看,不宜立即采取军事行动。10月
20日,皇族内阁的协理大臣徐世昌奉命到袁府探听价码,袁世凯提出六条要求,其中最
重要的就是组织责任内阁、授予他指挥水陆各军及军队编制的全权和供给充足的军费。
袁世凯还让徐世昌转告清廷当权者,当年说我袁某人有“足疾”,把我赶下台。
现在,不答应这些条件,就别想我袁某的“足疾”会好起来。
袁世凯稳坐钓鱼台漫天要价,帝国主义列强连忙帮腔,它们抱怨清政府不该只给袁
世凯一个总督职位,而应让他出来组织内阁。在内外的压力下,清政府于10月27日发出
“上谕”,授予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前线水、陆各军的权力。
袁世凯本想要足了价钱再出山,但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使他也不安起来了。于
是,他表示接受钦差大臣的任命。
10月30日,他从彰德老家赶到信阳,立即指令冯国璋加速进攻。11月2日,北洋军
攻下汉口,革命军被迫退守汉阳。
11月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改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要求袁尽快回京
筹组所谓“责任内阁”。袁世凯于11月13日到达北京,16日组织了新内阁。不久,袁世
凯又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迫令摄政王载沣辞职,退居藩邸。
就这样,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全部落到了袁世凯手中。
袁世凯在同清政府讨价的同时,又积极拉拢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提议双方停战,
“和平了结”。11月2日,清军攻占汉口后,袁世凯又提出立即进行和谈。头两次谈判,
因袁世凯一方坚持君主立宪而破裂。11月27日,清军攻陷汉阳,威胁武昌。在英国驻华
公使朱尔典的调停下,南北双方同意和议。南方代表伍廷芳和北方代表唐绍仪从12月18
日到31日在上海举行了五次会谈。主要问题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在这个问题
上,袁世凯本无成见,他的目的只是窍取政权。所以,当他12月27日接到在上海的谈判
代表唐绍仪关于“不承认共和,即无法开议”的电报时,喜出望外,当天就要求清廷召
集宗室王公,对国体问题表态。在28日的御前会议上,清廷被迫同意召开国会讨论国体
问题。31日,南北双方决定1912年1月8日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至此,议和谈判似乎即
将告成,袁世凯深表满意,准备爬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了。
就在这时,南方各省代表决定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使
袁世凯受到猛烈的一击。在“南北议和”的策略受挫后,袁世凯又使出了“抢夺临时大
总统”的策略。帝国主义列强也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
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战争叫嚣和鼓噪,孙中山无法顶住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也
无力冲破革命阵营内部妥协势力的包围,被迫于1912年1月15日致电和谈代表伍廷芳,
要他转告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
布解职”。
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见大总统的宝座可以抢到手,便马上转手利用革命的威势向清廷
“逼宫”。1月16日,袁世凯率全体阁员上奏,要求皇太后和皇上召集皇族密开会议,
统筹全局,速定方针。隆裕太后接到奏折后,即于17日和18日连开皇族御前会议讨论。
在会上,只有奕劻和溥伦等少数人赞成共和,良弼、铁良、载沣等多数人极力反对,争
吵不休。袁世凯得此消息,一面上奏折进行威吓和引诱,说革命军势力很大,如长此拖
延,皇室指日可灭;如不赶快赞成共和,则优待皇室的条件就不一定有保证了;一面派
赵秉钧、胡惟德和梁士诒为代表,列席隆裕太后19日召开的第三次御前会议,在会上进
行威逼和诱骗。赵秉钧秉承袁世凯的意旨,提出了一个方案,主张同时取消南京临时政
府和北京君主政府,在天津另组一个统一政府。袁世凯本想以这种方法达到既迫清帝退
位,又推倒南京临时政府的目的,由他独掌大权。袁世凯这个一箭双雕的把戏,结果弄
巧成绌,清朝的王公贵族几乎一致反对,连溥伦也站到了反对共和的王公贵族一边。良
弼等“宗社党”分子在会后积极活动,准备组织新内阁,取代袁世凯。
南京临时政府也反对袁世凯一伙提出的在天津组阁的方案,立即打电报给袁世凯,
提出四项条件:一、清帝退位,放弃一切主权;二、清帝不得干预临时政府组织事宜;
三、临时政府地点须在南京;四、孙总统须俟列国承认临时政府,国内改革成功,和平
确立,方行辞职;袁世凯在孙总统解职以前,不得干预临时政府一切之事。1月22日,
孙中山又发表声明:“文前此所云于清帝退位时,即辞临时大总统之职者,以袁世凯断
绝清政府一切关系,而为中华民国之国民,斯时乃可举袁为总统也。”并且把南北议和
的真相公诸全国。贵族少壮派看到孙中山的声明后,对袁世凯更加愤恨,指责袁世凯欺
负孤(指宣统皇帝)寡(指隆裕太后),甘当王莽后裔。
阴险狡诈的袁世凯没想到竟两面受挫,十分狼狈。他为摆脱窘境,立即在暗中加紧,
“逼宫”的步伐。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不少省督和驻外官员纷纷电奏,要求清廷实行共
和。1月26日,良弼在回家途中又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更使王公贵族惶惶不安。1月
29日和30日,清廷连开御前会议,决定“逊位”以取得优待条件。隆裕太后在无可奈何
的情况下,于2月3日授予袁世凯全权,要他同南京临时政府磋商退位条件。袁世凯于当
天打电报催伍廷芳将优待清室条例速定下来。
2月5日,南京参议院通过优待条例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
经过南北双方的多次磋商,于2月9日确定了“优待条件”八项,规定清帝退位后,
其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退位后的清帝费用每年400万元,
由中华民国拨给;清帝暂住紫禁城,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员照常留用;其宗庙陵寝,
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由中华民国支付;
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负责保护等。隆裕太后接受了这些“优待条件”,于2月12
日(清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颁发《清帝退位诏书》,宣布清帝逊位。
清帝逊位,宣告了在中国大地实行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但由于帝国主义
列强的支持和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妥协退让,使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
凯的篡权活动得到初步实现。2月14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
职(4月1日正式解职)。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职),执掌了全国大权,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
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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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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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奸讨逆再造共和”
二次革命是1913年孙中山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维护共和体制的斗争。因为这次
战争发生在1913年,旧历癸丑年,而主要地区又在江西和南京,故亦称癸丑赣宁之役。
袁世凯篡夺国家政权初期,南方还有七八个省和十几万军队仍在革命党人手中。同
时革命党人在袁世凯窃取国家权力后,也想了种种办法来限制他们的权力。1912年3月,
孙中山公布《临时约法》,革命党人还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几个会党组成了国民党,
开展议会斗争。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杀,惊醒了革命党人。这一年的年初,国会选举结果,国
民党在参、众两院取得多数席位。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国民党将以多数党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代理理
事长宋教仁准备出任内阁总理。因而宋成为袁世凯专权的最大政敌。是年3月20日晚,
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伤重致死。后来,大量证据证明此案的主使人是袁世凯。宋案
真相大白,袁氏遂遭到全国舆论谴责。孙中山首先觉悟,力主武力讨袁。他在日本得悉
宋教仁被刺的噩耗后,立即于3月26日返回上海,当晚便在黄兴寓所召开紧急会议,商
讨对策。孙中山在会上坚决主张武力解决,先发制人,推翻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并反复
说服黄兴等人放弃“法律解决”的错误主张。
宋案发生后,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6月26日,宋教仁公葬于上海,送葬者达
万人之多。各地报刊抨击袁世凯为“全国人民之公敌”,呼吁国民奋起“诛奸讨逆”,
发动“二次革命”。
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大大增强了孙中山等人的信心,于是毅然重新举起民主革命
旗帜,发动武力讨袁。而袁世凯则加紧反革命部署,积极准备内战。帝国主义为了扶植
袁世凯,五国银行团同袁世凯政府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借款2500万英镑,作为袁世
凯发动内战的经费。4月7日,袁世凯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电会山东北洋军进行军事动
员,开始部署对南方的用兵。5月1日,任命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代国务总理。
确立“战时内阁”体制。5月6日,袁世凯召开军事秘密会议,制定对湘、赣、皖、
苏四省用兵的军事部署:一路主攻江西,一路主攻上海、南京,一路控制湖南,一路为
预备队,决心发动全面内战。5月中旬,北洋军大举南下。5月21日,袁世凯对国民党人
发出最后通牒。6月9日,袁世凯罢免李烈钧江西都督职;14日,罢免胡汉民广东都督职;
30日,罢免柏文蔚安徽都督职,悍然剥夺国民党所掌握的几省军政大权。
国民党在强兵压境的情况下,只好起而仓卒应战。7月12日,李烈钧接受孙中山的
指令,从上海回到江西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发表
讨袁檄文。檄文历数袁世凯“乘机窃柄,帝制自为,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值巨款”
等罪行,宣布这次起兵的目的是“保卫共和,驱除民贼”。7月15日,黄兴在南京组织
江苏讨袁军。
宣布江苏独立。黄兴正式宣告:“法律解决,既经无效,仍不得不诉之武力,作最
后之解决”,表示要“努力驰驱,不除袁贼,誓不生还”。以后,安徽、广东、福建、
湖南、四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但是,由于袁军实力超过国民党,独立各省之间在军事
上又缺乏统一指挥,不及两月,各地讨袁军相继失败,长江各省被袁控制。江西方面,
在北洋军水陆夹攻下,7月25日湖口失陷。8月18日南昌陷落,江西讨袁军瓦解,李烈钧
败走云南。江苏方面,黄兴因军事失利于7月28日出走。9月1日,张勋辫子军攻占南京,
江苏讨袁军失败。其他各省更是孤军难支,相继取消独立。至此,“二次革命”失败。
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先后逃亡日本。袁世凯通过残酷的暴力镇压,终于完成反
革命的武力“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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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袁世凯复辟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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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倒行逆施者必自食其果
袁世凯复辟帝制是1915年12月12日发生,结束于1916年2月25日的一场闹剧。
袁世凯(1859——1916年),字慰亭,别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是淮系军阀袁甲三
的侄孙,是个绔绔子弟,曾两次参加乡试都落榜,1882年(清光绪八年),随吴长庆督
兵赴朝鲜。
1885年(光绪十一年),经李鸿章保荐继任驻朝鲜商务委员,后以道员升调,留驻
朝鲜全权交涉通商事宜。甲午中日战争前夕,其见局势严重,便请调回国。战后,袁以
浙江温处道留京听候差委。他命幕友译撰《兵法》12卷,因缘层递荣禄,受到赏识。甲
午战后,清政府以湘淮军不足恃,有意改练新军,袁遂受到慈禧太后亲信荣禄的推荐,
于1895年12月被派到天津小站接管“定武军”十营。袁以此为基础,并增募人员,编练
“新建陆军”7000余人。1897年,清廷以袁练兵有功,提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
事宜。1898年9月,维新变法运动在光绪帝支持下达到高潮。慈禧太后、荣禄为首的顽
固派密谋发动政变进行镇压。维新派鉴于袁参加过强学会,懂外交,掌握军队,清光绪
帝于9月16日召见他,特赏兵部侍郎,专办练兵事务。当局势危急之际,维新派要他
“杀荣禄、除旧党”以助新政,他满口答应。但他回天津后,竟立即向荣禄告密,出卖
维新派,从而把维新派投入血泊之中。为此,袁深得慈禧太后的信赖,并从此官运亨通,
飞黄腾达。1899年6月,袁被提升为工部右侍郎,12月署理山东巡抚,率军在山东残酷
镇压义和团。1901年11月,卖国贼李鸿章病死,袁署理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实
授)。1902年初,袁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并在保定创立北洋军政司
(后改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且抓住了清
朝京畿的警权。此后他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职。1905年,袁拼
凑成北洋军六镇,实额共6万多人,除第一镇外,其余五镇全是他的嫡系。至此,以袁
氏为首的北洋军阀反动集团的基本武力大体建成,成为清廷镇压人民的主要工具。袁的
权势急剧膨胀引起了满清贵族的猜忌,终于在1907年被清廷以明升暗降的办法调任为军
机大臣兼外务部大臣,剥夺了他对北洋军的直接指挥权。1908年11月,光绪帝、慈禧太
后相继死去,宣统帝继位,由摄政王载沣监国,借口袁有“足疾”将其赶回老家“养
病”,从他手中夺回了大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不得不重新起用袁。1912年2
月,袁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采用军事威胁和谈判相结合的反革命两手,窃取了中华民国
临时大总统职务。1913年3月,袁派人在上海暗杀宋教仁,又向帝国主义乞求借款,发
动反革命内战,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镇压了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袁在镇压
“二次革命”后,一方面竭力破坏辛亥革命的民主成果,加紧专制独裁统治的建立;另
一方面大肆出卖国家的主权,极力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为复辟帝制积极作准备。袁世
凯强迫国会改变先订宪法、后选总统的立法程序,1913年10月6日先进行正式大总统的
选举。当天,被袁世凯所收买的便衣军警、地痞流氓数千人,打着“公民团”的旗帜包
围了国会,高喊“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你们就休想出院”,在会场外面捣乱。
议员们从早上8时到晚上10时,忍饥挨饿,连选三次,最后屈服于袁世凯的武力,将袁
世凯捧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11月4日,袁世凯过河拆桥,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438名
国民党议员的证书、证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而名存实亡。1914年1月10日,
正式下令解散了国会。2月,袁世凯授意成立的“约法会议”,草草炮制出一个“字字
皆袁氏手定”的所谓《中华民国约法》,于5月1日公布施行,以取代《临时约法》。新
《约法》规定,“大总统总揽统治权”,凡一切内政、外交、军事、制定宪法和官制、
任免大权,统由袁世凯独揽。12月,“约法会议”通过《总统选举法》修正案,规定大
总统无限期连任,大总统的继承人由大总统推荐。这样,袁世凯不仅可以终身独揽统治
权,而且还可以传之子孙。袁世凯的头上除了剩下一块“中华民国”的空招牌以外,其
他一切已和专制皇帝没有区别。为了去掉“民国”这一牌号,袁世凯对外积极投靠帝国
主义,大肆出卖国家主权。据不完全统计,在袁世凯当权的几年里,和帝国主义侵略者
先后签订过100多个不平等的合同、协定和条约。
特别严重的是1915年5月9日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经过长期准备,
袁世凯认为条件已经成熟,遂即着手帝制复辟活动。1915年8月,首先由袁世凯的外国
顾问古德诺(美)和有贺长雄(日)出面,先后发表《新约法论》、《共和与君主论》
等,鼓吹“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公开叫嚷让袁世凯当皇帝。袁世凯又指
使杨度(袁死后转变,参加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纠合立宪党人和革命派的叛徒
在北京成立“筹安会”,公开策划复辟活动。为了盗用“民意”,袁世凯又授意梁士诒
等于9月19日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两次请愿尽快决定国体。10月到11月,在袁世
凯的统一指挥下,在各省长官监督下,各省选出国民代表1993人,进行国体投票,结果
全部拥护君主制,并于2月11日一致上“推戴书”:“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
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装腔作势表示推让,当天下午再上“推戴书”,袁世凯
遂于12月12日发表接受帝位申令,高唱“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滥调,正式接受推戴。
13日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封黎元洪等128人爵位,成立“帝制大典筹备处”,下令
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并在元旦登极。经过3年的精心策划,袁世凯终于抛掉“民
国”的招牌,把封建皇帝的皇冠戴到了自己的头上。
袁世凯卖国称帝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12月25日云南首先宣布独立,接
着,贵州、广西也响应,组成“护国军”进行讨袁战争。北洋军阀内部也发生了分化,
袁世凯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对帝制都抱消极态度,冯国璋甚至暗中和护国
军联络。
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不得不在1916年2月25日下令缓办帝制,撤销大典筹备处,3
月22日又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仍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袁世凯
从称帝到取消帝制,总共经历了83天。
可是,护国军仍不肯罢休,坚持要袁世凯下台;孙中山也继续发动武装反袁斗争;
全国各地纷纷发表宣言、通电,要求惩办袁世凯。冯国璋接连发电报,催促袁世凯退位。
袁世凯在南方的爪牙,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也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在内外夹攻的情
况下,感到焦头烂额,头晕目眩,从此一病不起。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万人唾骂声
中狼狈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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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护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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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除帝制,恢复共和
1915年,袁世凯倒行逆施,大做“皇帝梦”,加紧推行帝制复辟活动,激起了全国
人民的坚决反对。一场反帝制、反复辟、反卖国的运动席卷全国。
孙中山自“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高举反袁斗争大旗。1914年7月在日本东
京组织中华革命党,自任总理,号召革命党人“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决心推翻
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黄兴和一部分未参加中华革命党而另组欧洲研究会的革命党人,自袁世凯帝制活动
公开化以后,也放弃“停止革命”的错误主张,重新举起反袁旗帜。
原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和他的学生蔡锷在饱尝自己酿造的袁世凯专制统治的苦酒之后,
为了不致落为“牛后”,也反戈一击,走上了反袁道路。
1915年8月24日,蔡锷从北京赶到天津,与梁启超密商重返云南,起兵讨袁计划。
梁启超提出由他作篇文章,表明反对帝制的态度;但蔡锷需要伪装拥护帝制,麻痹袁世
凯,以便逃出北京。此后,师生两人依计而行。梁启超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
文,驳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杨度等筹安会的种种谬论,指出袁世凯不宜
称帝,希望不要逼到非动干戈不可。梁启超不顾袁世凯的利诱和威胁,毅然于9月3日将
洋洋万言的文章在京津各大报发表,对袁世凯及其洋顾问古德诺进行揭露和讽刺。梁启
超的这篇文章,给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当头一棒,揭开了护国运动的序幕。
蔡锷从天津回到北京不久,即邀集袁世凯的心腹孙武、唐在礼等军界要人在自己家
里举行赞成帝制的签名活动。他亲书“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签名于后”题款一行,
并率先签了名。之后,又故意与京中名妓筱凤仙打得火热,佯装不问政治。但暗地里一
面密电云南将军唐继尧、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等速作反袁准备;一面派专人送信给黄兴,
报告准备回云南发难,请黄兴予以协助。与此同时,蔡锷去天津与梁启超、汤觉顿以及
刚从贵州来的戴戡、王伯群等人最后议定:
袁世凯一旦下令称帝,云南立即宣布独立,贵州越一月后响应,广西越两月后响应;
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三四个月后,会师湖北,底定中原。会后,
王伯群带着蔡锷的密信奔赴云南,梁启超在天津准备起义文告,蔡锷回京打发家眷南归,
作好出走准备。
11月17日,蔡锷以治病为名,微服出京,再住天津同仁医院。19日凌晨,他到梁启
超家与老师告别。两人互相约定:
成功,什么地位也不要,回头继续作自己的学问;失败,宁可死也不跑租界,不跑
外国,反映了蔡锷为争国格、人格、维护进步的共和制而发动反袁起义的真诚动机。天
色微明,蔡锷身着日本和服,由梁启超密派周善培和殷承瓛陪同,登上日本商船山东丸,
经上海东渡日本。在瞒住袁世凯以后,巧妙躲过密探的监视,从日本横滨经香港、河内,
于12月19日回到昆明,同唐继尧以及早两天到达这里的李烈钧等胜利会合。
当时的云南犹如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早在蔡锷入滇之前,云南人民反对帝制就已
不是什么秘密了。报纸公开发表社论,号召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滇军中下级军官日以
促唐继尧起兵讨袁为事。在云南人民和滇军中下级军官的推动下,唐继尧对讨袁军事也
有所部署。蔡锷回到昆明,大大加快了起义步伐。
12月22日,唐继尧召开军事会议,蔡锷主张立即兴师讨袁,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
同。23日,以唐继尧、任可澄名义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取消帝制,惩办元凶,
并限于25日上午10时以前答复。
12月25日,袁世凯对唐继尧等的要求拒不答复。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通电全国,
宣布云南独立。同时,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19条罪状,并宣布成立护国军政府和
护国军。按照中华民国元年旧制恢复都督制,推唐继尧为都督。护国军编成三个军,第
一军主力由蔡锷率领,罗佩金任参谋长,下设三梯团六个支队,出四川,得手后进取武
汉;第二军为偏师,李烈钧率领,下设两梯团三个支队,出两广,相机进取湖南、江西,
得手后与第一军在武汉会师;第三军由唐继尧率领,下设五梯团十一个支队,负责补给
和警卫后方。
另有挺进军司令黄毓成、第一纵队司令杨杰、第二纵队司令叶成林所率部队相机接
应。又委熊克武为四川义勇队总司令,程潜为湖南招讨使,开辟敌后战场。
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当时非常悬殊,护国军总兵力两师一混成旅,共2.1万多人,
入川部队有六七千人。袁世凯总兵力13个师,17个混成旅,总计38万多人,在前线的是
4个师3万多人。
护国战争的主要战场在川南。12月27日,护国军第一军先头部队刘云峰第一梯团首
先出发,次年1月21日攻克叙州(今四川宜宾市)。1916年1月16日,蔡锷亲率护国军第
一军主力赵又新第二梯团、顾品珍第三梯团挥戈继进,直指川南重镇沪州。2月6日攻占
沪州。2月中旬,护国军在纳溪一带屡挫曹锟、张敬尧的气焰。3月17日,护国军重创张
敬尧的第七师,使北洋军不敢再进攻护国军。
护国军还在湘西和滇东南两个战场上同时给北洋军以沉重打击。
2月21日,李烈钧率护国军第二军向广西前进,迎击奉袁世凯之命进犯云南的粤军
龙觐光部。3月中旬,李烈钧部张开儒支队与挺进军黄毓成部,护国军第三军赵钟奇支
队、桂军马济部围攻百色,龙觐光缴械投降,通电赞成共和。3月15日,陆荣廷乘机在
柳州宣布广西独立,粉碎了袁世凯从后路进攻护国军的阴谋。李烈钧进军广东,护国战
争进入高潮。
袁世凯见大势已去,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命四川将军陈宦与蔡锷谈判议
和,妄图退保总统地位。但护国军没有受骗,坚持袁世凯不退位,就无调停可言。蔡锷
同意自3月31日起停战一周(以后又两次各延长一月),目的在于争取时间,筹划军备,
以图大举。陆荣廷一面北攻湖南,威胁袁世凯的心腹汤芗铭;一面配合李烈钧进攻广东,
迫使龙济光于4月6日宣布独立。
5月8日,独立各省在广东肇庆成立以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
为政务委员长,蔡锷、李烈钧、龙济光等为抚军的军务院,宣布指挥全国军政,与袁世
凯政权相对立。
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发表宣言,表示“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
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孙中山选集》第
114页)并命令各地中华革命军务必与讨袁各派协同作战。
在护国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斗争下,袁世凯集团内部分崩离析。浙江、陕西、
四川、湖南等省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真正成了孤家寡人,1916年6月6日,他忧愤交加,
一命呜呼,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6月29日,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参加护国运动的各派
政治力量以为大功告成。7月14日,唐继尧宣布撤销军务院。接着,中华革命党也宣布
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护国战争至此结束。
反袁的护国运动,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取得了粉碎袁世凯
复辟帝制的胜利。蔡锷主动发难,善于联合各派反袁力量,功不可没。
护国运动挫败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达到了铲除帝制,恢复共和制的目的。因
此,护国运动仍然具有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性质。但它打倒的仅仅是一个袁世凯,代
之而起的段祺瑞,仍是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封建军阀专制独裁。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
命整个过程来看,护国运动仍然没有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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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护法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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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之大患,莫过于武人之争权”
护法运动是1917年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反对段祺瑞独裁统治的斗争。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任总理,重新掌握北京政
府实权。段祺瑞一上台就把毁灭约法和武力统一作为施政重点,公开宣布“一不要约法,
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力求专制统一。孙中山号召拥护《临时约法》,恢复国
会,得到了西南军阀某种程度的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除了对付革命派以外,
也直接危及到西南军阀的地盘,因此他们想借助孙中山的声望,以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
一和扩大自己的实力。海军总长程璧光反对段祺瑞蹂躏约法、破坏民国,率第一舰队脱
离北洋政府,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率领两艘军舰到达广州,
正式揭起护法旗帜。在到达广州的当日晚,他就发表演说,明确提出护法的宗旨是打倒
假共和,建设新共和,并呼吁各界奋起为护法而斗争。22日,程壁光率第一舰队从上海
到广州,壮大了护法的声势。多数国会议员不满于段祺瑞的毁法专擅,纷纷南下。8月
中旬,南下议员已达150多人,由于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召开正式会议,便根据孙中山
的提议决定召开非常国会。8月25日,非常国会开幕,决定组织护法军政府。9月1日,
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云南督军唐继尧、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为元帅,护
法军政府成立。9月10日,孙中山宣督就职,宣布段祺瑞等为叛逆,并出师北伐。护法
战争正式开始。当时两广和云南、贵州相继脱离北洋政府,西南四川连成一片,成为护
法中心。
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国会议员纷纷南下参加护法。护法战争先在湖南开始。还在护
法军成立前,段祺瑞为实现武力统一计划,即派其心腹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并源源不断
地将北洋军开入湖南,引起湖南各界强烈不满。9月18日,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与驻衡阳
的湘军旅长林修梅联衔通电,宣告湖南自主。10月6日,组成护法军湘军指挥部,推举
程潜为总司令。同日,湘南护法军与北洋军在湘潭西倪铺接战,护法战争正式爆发。此
后,湘南护法军和两广护法联军与北洋军在衡山、宝山一带相持近一月,战况十分激烈。
11月,南军开始取得优势,接连攻克宝庆、永丰、湘乡、衡山、湘潭等地。18日,湘南
护法军占领长沙。此时,各省护法势力也纷纷起来响应。12月初,滇、黔、川护法联军
赶走了段祺瑞派到四川的查办使吴光新,攻占了重庆。同月黎天才等人在襄阳通电宣告
自主,组成“湖北靖国军”;郭坚等人在凤翔宣告独立,组成“陕西护法军”。此外,
河南、山东等省也有靖国军相继起事。总之,护法军一度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在湖南这
个主要战场上,护法军连战连捷,迫使北洋军多次易帅。其他如四川、福建、湖北等战
场,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在短短的三四个月内,护法运动就遍及到十几个省份。北洋
政府内部直系和皖系各自从本系的利益出发,在对西南用兵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直系为了牵制皖系的力量,增强与皖系争权的实力,所以高喊“和平统一”,竭力要求
保持西南各省的势力。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暂占上风,段祺瑞于11月16日被迫辞职。冯
国璋劝说西南军阀放弃武力,“和平解决”。西南军阀本来就不是真心护法,现在自己
的地盘和实力得到了巩固,于是就与直系军阀勾结,反过来破坏护法运动。12月,陆荣
廷、唐继尧未经孙中山同意,自行在湖南、四川两条战线宣布单方面停战。1918年1月,
西南军阀于军政府之外另组“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以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加
紧谋求与北洋军阀妥协。孙中山坚决反对妥协。为了把孙中山排挤出护法运动,西南军
阀又进一步收买了非常国会。3月,段祺瑞重新上台,组织北洋军大举南攻,护法军在
湖南占领的地盘很快大部丢失。4月10日,非常国会秉承西南军阀的意旨,通过《中华
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改组军政府,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孙中山
坚决反对这一荒谬决定。次日,他即向国会指出擅行改组军政府是非法的,并坚决表示:
“即于改组后有欲以为总裁者,亦决不就之。”
5月4日,孙中山愤而向非常国会提出辞职,通电揭露西南军阀破坏护法运动的种种
罪行,向国民沉痛宣告:“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5
月20日,非常国会不顾孙中山的警告,改组军政府,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
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和岑春煊等7人为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废除大元帅制。
至此,护法军政府完全被西南军阀所控制。5月21日,孙中山在绝望之余,离开广州,
前往上海。护法运动失败。
护法运动的失败表明,有帝国主义作后台的中国军阀势力,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
力量强大得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本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无力担当领导中国革命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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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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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坚实思想基础
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文化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在进行帝制复辟活动的同时,还大力提倡尊孔读经。他刚登上
总统宝座,就大搞尊孔祭天。1913年6月亲自发表“尊孔令”,鼓吹了“孔学博大”。
1914年又发布《祭圣告令》,通告全国举行“祀孔典礼”。为支持袁世凯帝制复辟活动,
中外反动派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1912年起,他们在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孔教
会”、“尊孔会”、“孔道会”等,出版《不忍杂志》和《孔教会杂志》等。康有为还
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宣扬“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势无中国矣”。面对这股反动
逆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和封建势力同流合污;有的偃旗息鼓;许
多人则感到彷徨苦闷,找不到出路。但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
者却发动了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封建尊孔
复古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个运动是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开
始的。陈独秀任主编,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并参与编辑工作。陈独秀是一名激进民主主
义者,他仇视当时的封建军阀统治,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他批判了封建社会制度和伦
理思想,认为要实现民主制度,必须消灭封建宗法制度和道德规范。李大钊则反对复古
尊孔,要求思想自由,号召青年不要留恋将死的社会,要努力创造青春的中国。该杂志
于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时,迁往北京并改名为《新青年》。进步知识分子团结
在《新青年》周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
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进行猛烈的冲击。他们集中打击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思
想基础的孔子学说,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他们还主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
1917年起他们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
对旧文学。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青年》实际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导中心。
1916年初,袁世凯称帝,在此之前,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杨度发表
了《君宪救国论》等文章,散布中国宜于实行君主制,没有君主便要“灭亡”的谬论。
《新青年》针对这种情况,发表了陈独秀《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李大
钊的《民彝与政治》、《青春》等主要论文,揭露了君主专制的危害。《新青年》从
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一些新诗,这对
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
和革命家鲁迅,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
《狂人日记》,对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指出隐藏在封建仁义道德后面的全
是“吃人”二字,那些吃人的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治
的历史就是这吃人的历史,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这篇小说奠定了
新文化运动的基石。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一些进步刊物改用白话文。这又影响到全
国用文言文的报纸,开始出现用白话文的副刊,随后短评、通迅、社论也都采用白话文
和新式标点。所有这些文学改革,使全国报纸面貌为之一新。
1917年爆发了伟大的俄国十月社公主义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
道路。《新青年》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大量篇幅发表了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
和社会主义理论文章。1918年11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同志写的《庶民的胜利》、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论文,热烈欢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
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宣传了西方的进步文化。以后,又传播了社会主
义思想,反映了新型的革命阶级的要求,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这一运动的深入发展,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学生集合在反帝反封建的旗
帜下,为迎接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作好了思想准备。
这次运动的主要缺点是其领导人没有把运动普及到群众中去,只是局限在知识分子
圈子里,他们除了一般的政治口号外,没有提出实现民主政治的具体办法。同时他们形
式主义地看问题,不能正确地对待中国文化遗产。但这个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了封
建主义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在思想界形成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潮流,为五四运动
奠定了思想基础。当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的时候,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
化,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转变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列主义的运动,《新青年》也
逐渐变成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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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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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进行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运动。
1917年11月7日,俄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
用暴力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
家。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同时也受到了极
大的鼓舞,激发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热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处理战后世界问题,1919年1月,战胜国在巴黎召开
所谓和平会议,中国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向会议提出三项要求:1、取消帝国主义在中
国的特权;2、取消日本同袁世凯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3、归还大战期
间被日本抢去的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各种权利。中国人民对和会曾抱有希望和幻想,以为
“公理”可以战胜“强权”,中国的要求可能会得到满足。但是,巴黎和会在英、法、
美等国操纵下,对前两项要求根本不予讨论,说什么不在和会的讨论范围之内,关于第
三项要求,日本态度蛮横,以北京政府在1917年9月曾以换文的形式表示“欣然同意”
为理由拒绝归还。和会竟然同意日本的要求,把转让山东权利给日本写入对德和约中。
而且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幻想破灭了,“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
平,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于是,长久以来蕴藏在人民心里的怒火就像火山一样爆
发出来了。
5月4日下午,北京的十三所大中学校的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帝国
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府的卖国。他们发表宣言,散发传单,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
贼”、“誓死收回青岛”、“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反对巴黎和约,要求惩办卖国贼
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并举行了游行。游行队伍先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抗议,但刚
走到西口就被军警阻止不许通过。愤怒的学生于是决定找卖国贼曹汝霖算帐。他们经富
贵街、东户部街、东三座门大街跨过御河桥,顺东长安街穿过东单牌楼,经米市大街、
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来到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曹宅大门紧闭,几名学生从临街的
窗洞跳进去打开大门,学生一拥而入。曹汝霖躲藏起来,愤怒的学生放火烧了赵家楼,
痛打了从曹家跑出来的章宗祥。学生们的爱国行动,遭到了军阀政府的镇压,当场逮捕
学生30多人。第二天,北京全市学生总罢课,表示强烈抗议,并通电全国。第三天,北
京中等以上学校成立学生联合会,呼吁全国人民起来斗争。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反动
政府的压力下宣布辞职。李大钊等代表教职员,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学生,要求挽留蔡校
长,向反动政府当局进行了斗争。7日,天津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同日,济南中等以上
学校学生也举行了游行示威。26日,上海学生举行罢课。与此同时,武汉、长沙、广州
等城市的学生也都纷纷起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
东、周恩来等,分别在北京、长沙、天津指导了这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学生点
燃起的爱国火焰,迅速地燃遍了全国各大、中城市。
6月3日以后,爱国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无产阶级参加了斗争。上海工人
首先起来罢工,接着商人罢市。唐山、长辛店、九江等地工人也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
从此,爱国运动突破知识分子的范围,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共同参加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爱国运动的中心也由北京转移上海,无产阶级成为运
动的主力,显示了伟大的力量。
声势浩大的群众爱国运动,很快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在广大群众,
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强大压力下,6月10日,北洋军阀政府终于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罢
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6月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
在国内舆论的压力和旅法华工、学生的包围下,没有出席会议,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
至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政治斗争目标基本上实现了。
五四运动是一个广大群众参加的爱国政治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无产阶级、城市小
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逐步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革命阵营。十月革命后涌现出的大
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发起者,鼓动者和组织者。数十万
具有高度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充当了爱国运动的先锋。觉悟了的中国无产阶级,第一
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显示了无比强大的威力,成为争取这次斗争
胜利的决定性力量。这一切表明,五四运动较之辛亥革命具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是
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它标志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发展到新民主主义
革命阶段。因此,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同时也是一个彻底地反帝反封
建的思想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中国共产
党的建立作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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