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图兰朵》只能算是席勒的改编剧，非其原创。但由于诗人执着地追寻东方的诗意表述，反倒使得此剧成为了中德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可圈可点的事件。席勒对中国当然不了解，甚至很欠缺基本的常识，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中国心生向往，其实，早在1791年时，他就与穆尔（Christoph Gottlieb von Murr,1733-1811）相识， 此后颇有联系。1794年7月8日，穆尔向席勒寄赠其德译《好逑传》（但此译本早在1766年即完成）。1795年3月5日，席勒复函致谢。同年，席勒创作了《孔夫子的箴言》（Spruch des Konfuzius）。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这位中国的至圣先师在异族的知识精英笔下，竟是何等的形象？ 时间的步伐有三种不同， 姗姗来迟的乃是未来， 急如飞矢的乃是现在， 过去却永远静止不动。 它在缓步时，任怎样性急， 不能使它的步子加速。 它在飞逝时，恐惧和犹疑 不能阻挡它的去路。 任何懊悔，任何咒语， 不能使静止者移动寸步。 你要做幸福、聪明的人， 走完你的生命的旅程， 要听从迟来者的教诲， 不要做你的行动的傀儡。 别把飞逝者选作朋友， 别把静止者当作对头。 这显然是对孔子“现代德国”的阐释，虽然在中国人眼里未免过于“陌生化”，但却也并非“信口开河”，他主要的依据，很可能是《好逑传》中所呈现的孔子之像。有论者曾批评过歌德中国文化观的不足，陈铨说：“我们很可惜的就是歌德所读过的三本小说《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的作者，都是代表孔子的人生观的，所以歌德所看见的也只是孔子的世界，至于中国文化里面道教佛教的成分，歌德没有机会接触。”至少，席勒的中国文化观，尤其是他的孔子观主要是建立在中国小说，主要是《好逑传》基础上的。正如陈铨所揭示的那样：“照孔子的学说，一个人理想的生活，就是一种安居乐业光明清楚的生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彼此间的责任都是明明白白地定出来了的。一个人用不着疑难地思想，只须照圣人定下来的规律去身体力行，并且只有从身体力行上用工夫，一个人才能够达到人生最高的目的，就是道德的完成。这一种人生观里边没有激烈的感情，没有无穷的渴想，没有梦幻的境界，没有神秘的性质。你也可以相信鬼神，相信身后魂魄的存在，但是你一切的责任，却在目前实际的人生。” 不错，这正是孔子注重现世生活的基本观念，你可以说他毫无浪漫，但它却是中国人生观的基础，所谓“未知生，焉知死”大致可以反映其执着于生命本身的“入世精神”。从这首诗来看，席勒显然很敏锐地把握了孔子思想的精义，即既不看重过去，亦不冀望来世，而是把握住“急如飞矢的”现在，因为走完“生命的旅程”者，才是“幸福、聪明的人”。 有的时候，阅读与求知是凭借一定的机缘而达致的，譬如说席勒对中国文化的接触，一方面启蒙时代的大背景不可能没有影响；另一方面偶然的机缘，譬如说与汉语著作的德译者的结识，恰恰可能促进这种关联。更有意思的是，穆尔并非是个简单的翻译者，他对中国文化似乎颇感兴趣并试图加以介绍，这表现在德译本《好逑传》中加入了一章很特别的东西，即“中国格言和深刻的道德表述”。虽然，从整体情况来看，1796年歌德对《好逑传》的认识还很难算高明，到了晚年他又重读此书并评价颇高，但至少在当时，歌德、席勒对中国文学都已有所接触，而且不仅如此，他们对中国文化、思想也有所探讨。 1797年12月6日，歌德从魏玛图书馆借到了一本《外国历史、艺术和风俗新鉴》（Neupolierter Geschichts-,Kunst-und Sittenspiegel auslandische Volker），此书中虚构了一名中国学者与耶稣会士的对话。1798年1月3日歌德将此书推荐给席勒说：“您随后会收到我寄去的副本，这是由一位中国学者与耶稣会士的古老对话，一方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一方则是完全的莱因霍尔德派。这一发现对我来说实在非常有吸引力，并对我关于中国人智慧的认知以很好的启发。”随即，在1月6日歌德致信席勒又谈到此书：“我将上次谈到的哲学对话随信寄去。如果中国人能抓住焦点问题（热锅），并对他的对手说：‘对，我创造了它，你拿去用吧！’这会让我感到更好。我想知道，耶稣会士将会对此做何回答。” 席勒不久复信歌德说：“传教士与中国人的形而上学对话使我很觉得有趣，用哥特式语言尤其显得合适。我只是不太明白，在这些情况下有时究竟会怎样，在中国人的理性之后隐藏的究竟是智慧还是平庸？您究竟是从哪里发现了这些美丽的篇章？如果能将它和我们最新的哲学加以细微的联系后再印出来，将会非常有趣。” 毫无疑问，与居于典范位置的“古典希腊”，甚至其它重要文化资源，如英国、法国相比，中国的地位不会太重要。甚至即便与同为东方的阿拉伯、印度相比，中国也未必能优出一等。但对文化资源的选择、汲取和创化的过程是非常奇妙的，它固然主要取决于受者本身的趣味、取向与策略，也会受制于更大的背景如语境、潮流与需求；但同时还有一层潜移默化的因素，即资源（授者）本身的引力、契（合）性与作用。中国文化对歌德、席勒之发生作用，恰恰证明了后者的可能。席勒曾考虑过改编《好逑传》，1796年1月12日与歌德谈及此书。1800-1801年间，席勒曾与该书的出版商翁格尔（J.F.Unger）联系，磋商改编出版事宜，但最终席勒并未践约；好在他的中国兴趣通过另一部中国剧本的改编而实现，这就是《图兰朵》。 席勒当然不懂中文，所以他之接触中国，只能通过译本与中转介绍。所谓中国公主图兰朵的故事，最初见于17世纪波斯的著名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意大利诗人谷齐（Gozzi,1720-1806）于1762年将其改编成剧本。但席勒颇不以为然，认为该作“在布局上表现出了极大的才思，但就诗剧的生命来说，还不够完美。人物像牵线的傀儡，一种拘谨的生硬性贯穿着全剧”，因此他之所以见猎心喜，要一试身手，其初衷在于“但望通过诗意方面的润饰，使这剧在演出时有较高的价值”。席勒所接触到的各种文本肯定很多，当然会有别的原因驱使才会使之“见猎心喜”乃至要“跃跃欲试”，其中国情结的愈益深重，很可能是由于背后的驱动之力。这其中，固然有对《好逑传》未能落实为实际行动的补偿，也同样有对孔子思想认识的加深，1799年时，席勒又作了第二首《孔夫子的箴言》（Spruch des Konfuzius）： 空间的测量有三种不同。 它的长度绵延无穷， 永无间断；它的宽度辽阔广远，没有尽处；它的深度深陷无底。 它们给你一种象征： 你要进入完美之境， 须努力向前，永不停息， 孜孜不倦，永不停止； 你要看清世界的全面， 你要向着广处发展； 你要认清事物的本质， 必须向深处挖掘到底。 只有坚持才达到目的， 只有充实才使人清楚， 真理藏在深渊的底部。
总体来看，这两首诗的“诗艺”水平不高，在席勒诗歌中亦不占多高地位。但其思想史价值却值得充分关注，因为其表达出其时席勒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孔子思想的认知。从1801年10月底开始改编此剧，12月27日即完成，速度不可谓不快。席勒对《图兰朵》的理解，其实不外乎是亲近中国的另一种方式，以及更多自家主观色彩的“诗意误读”，有论者即认为：“席勒改编本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把戏中人物的心理描写更加深刻，第二他极力去点染上中国的色彩。”前者没有问题，作为一个文字高手与大诗人，席勒驾御文本和塑造人物的能力毋庸置疑，可后者则值得追加问号，当一个对中国本无深刻认知却又兴趣盎然的异国人来“极力点染中国色彩”时，究竟会形成怎样一幅图景？《图兰朵》给我们奉献的，正是一段异国文化因缘的最佳版本。 |